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论文

摘要：当代世界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的核心是两个正义原则，这两个正义原则是建构社会基本制度的所必须遵循的准则。只有建立在两个正义原则基础上的社会制度才是正义的。第一个原则被称为“平等的自由原则”，第二个原则分成两部分，一是“差别原则”，二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差别原则是罗尔斯正义理论核心和灵魂的两个原则的重要内容之一。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论文 篇1：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践探索及未来展望

[摘  要]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经历了传统体制阶段、社会统筹试点阶段、“统账结合”探索阶段和深化改革阶段。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演进始终秉承着满足人民需求的原则，强调对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普惠”，体现了公平、正义、共享的特征。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延长退休年龄，促进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完善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内部机制，推进生存公平和劳动公平：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未来中远期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关键词]基本养老保险;历程;成就;展望

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社会政策要兜住兜牢民生底线。要统筹推进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1]作为一项由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实行的劳动保险制度，基本养老保险保障了劳动者年老丧失劳动能力后的基本生活待遇和养老权益，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筑牢民生底线的重要保障。从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的信号看，基本养老保险要加强全国统筹调剂资金管理，确保基金安全、调拨顺畅，进一步增强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回顾梳理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历程，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明确养老保险的发展成就及未来探索方向，明确民生领域的关键着力点。

从我国的发展历史来看，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虽然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也存在诸如赈灾、救济、减赋等形式的临时保障行为，但并没有形成固定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建立的。自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出台，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开始建立并不断改革完善，为解决劳动者养老福利分配以及代内和代际收入再分配作出了重要贡献。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历史变迁来看，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从“碎片化”到逐步整合，养老保险制度体系不断完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并轨”改革;降费、费改税等政策为未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进一步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黨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完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养老制度保证和福利分配机制。

一、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践探索

按照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探索历程，可以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分为传统体制、社会统筹试点、“统账结合”探索和深化改革四个阶段。

（一）传统体制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确保劳动者丧失劳动能力后基本的养老权益得到保障，我国开始探索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制度。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规定养老保险体系的资金运行模式采用现收现付制。1953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修订[2]22-23，至此，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初步建立。传统体制阶段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政策文件及主要内容见表1。

这一阶段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为解决贫困问题、养老问题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证。在劳动保障制度的覆盖和保障层面上，全国人民劳动权利得到了基本保障，保障了人民的基本生活，国民福利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但在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逐步转为以集体保障为主体的“企业保险”，使得改革开放后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时企业负担沉重，社会保险基金消耗殆尽，并累积了巨额的隐性债务，这让之后的基本养老保险事业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二）社会统筹试点阶段

为了解决“文化大革命”之后基本养老保险模式退化为“单位保险模式”的问题，我国开始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探索恢复基本养老保险的社会统筹调剂功能。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基本养老保险模式也开始改革，逐渐从“企业保障”走向“国家保障”模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探索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由此，企业改革全面展开。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成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经济体。[3]105在这场改革中，原有的养老保险制度已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传统的养老保险体制中，养老保险缴费责任由企业承担，使得企业负担过重;劳动者个人不参与缴纳养老保险费，缺乏劳动者激励机制。而且劳动者的退休费用直接与企业的生产效益相挂钩，这种模式无论对于企业自身的发展还是对于劳动者退休后的生活保障以及社会公平来说，都是不利的。从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角度来看，由于养老保险制度保障对象范围狭窄且保障标准不统一，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与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要求相悖。这些问题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养老保险制度发展造成了不良的影响。由此，我国开始了基本养老保险的社会统筹试点改革。1982年，国家劳动部确定在辽宁兴城等4个县开展集体企业养老保险费用社会统筹，辽宁省劳动局印发了《对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劳动保险基金统筹管理的试行意见》，指导兴城开展试点，这是全国第一个对养老保险基金统筹进行试点的地区。1984年，劳动人事部与人民保险公司发文《关于城镇集体企业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原则和管理问题的函》，规定由人民保险公司经办集体企业养老保险费用社会统筹业务。1986年，国务院公布改革劳动制度的四项暂行规定，要求企业用工实行劳动合同制改革同时实行养老保险制度。到1987年末，各省基本同步实现了统筹层次的社会化发展，过渡形式主要是由点到面、由集体统筹向全民统筹、由系统统筹向社会统筹过渡。在统筹区域内的企业按“以支定收、略有节余”的原则确定养老保险费的征收比例，由政府指定的部门负责养老金的统一收缴、发放。

这一阶段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探索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区域间、领域间、企业间养老负担不均衡的问题，对保障企业退休人员基本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不仅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在遭遇年迈、失业、疾病等社会风险时提供了一定的经济保障，而且对劳动力市场健康发育起到了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这可以使劳动者在劳动期间免除后顾之忧，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进而保证劳动力的供给。通过制度改革，避免了拖欠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现象的出现，保障了退休人员的基本权益，维护了社会稳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社会统筹改革，促进了劳动力资源的合理流动，有助于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基本养老保险为全体劳动者提供了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制度保障，为保证和促进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提供了一定条件。但由于社会各方面的认识有所局限，社会统筹仍延续现收现付的模式，社会统筹实际上仍是公有制企业间的间接转移支付，部分退休职工少的企业拒绝参加社会统筹，恶意拒缴、拖欠养老保险费现象时有发生。同时，由于个人不承担缴费义务，职工普遍存在社会保障意识淡薄现象。

（三）“统账结合”探索阶段

面对退休费用社会统筹实施过程中的种种弊端，我国逐步开展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理论探讨和政策研究工作，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打开了新思路。1991年，我国开始探索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4]86-88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明确提出，要“依法扩大养老保险实施范围，继续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5]。国务院经过摸底调查、制定方案和宣传发动等一系列精心准备，批准辽宁省于2001年7月开始实施社会保障体系试点工作。[6]33-35在总结“辽宁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广到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并最终推广到全国。这一阶段具体改革进程如表2。

到21世纪初，我国已初步形成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的部分积累制模式实现了企业养老保障模式向社会化保障模式的转变。[7]75-78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统账结合”模式，采取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分担筹资责任的原则，建立职工个人账户。基本养老保险的“统账结合”是一项养老保险制度领域的创新，在制度设计上通过个人分担筹资责任的形式建立个人账户，个人承担养老职责，在现收现付制和完全积累制中间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这些制度和措施不仅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基本物质生活，而且在维护社会公正、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制度设计、管理体制、基金运营、社会化管理等方面，形成了规范的制度体系。2010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支架的作用，致力于改善民生和保障公民参与享受社会保险的权益，对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四）深化改革阶段

为解决基本养老保险碎片化、养老保险费率差异问题，我国开展了基本养老保险“并轨”“降费”等一系列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从碎片化到逐步整合，制度体系不断完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合并是养老金“双轨制”的重要改革，“并轨”改变了养老保险碎片化模式，实现了对养老保险制度进一步整合，有利于进一步建立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8]“降费”在降低企业缴费负担的同时，进一步统一费率，便于消除养老保险模式的地区差异。这一阶段的探索改变了传统的企业包揽职工养老保险费用的模式，降低了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水平和缴费费率，从而有助于减轻企业负担，提高企业效率，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在劳动力市场领域，改善了劳动力供求关系，促进了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对就业再就业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推动了劳动力市场健康发育。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养老保险各项目参保人群不断增多，有效地缩小了居民收入差距，减缓了人口老龄化对基本养老保险的巨大冲击，促进了和谐社会建设与社会稳定发展。这一阶段的改革内容如表3。

迄今为止，我国已初步构建了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的三支柱体系，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改革中逐步確立了多元化筹资渠道、计发办法、“统账结合”模型并建立了完善的管理结构。各级政府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多渠道筹集和积累养老保险基金，并为此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大胆探索。最突出的成就是，养老保险各项目参保人群不断增多，覆盖面不断扩大。特别是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之后，开始考虑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制度，同样明确采用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基本养老保险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作为养老保险制度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养老保险制度对国民的全覆盖，为人人享有养老保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发展未来展望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演进始终秉承着满足人民需求的原则，强调对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普惠”，体现了现代养老保障制度的核心价值理念中公平、正义、共享的特征。[9]135-137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通过各种保险费用的筹集与给付，既有效解除劳动者在养老方面的后顾之忧，还起到缓减劳资矛盾、预防贫困发生、增进劳动福利的作用。在未来，推进我国基本养老保险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应将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延长退休年龄、完善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内部机制等作为重要着力点。

（一）尽快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历史变迁来看，回溯统筹层次提升的发展史，从提出省级统筹理念（1987年）到实现省级统筹（2020年），历经了33年的时间。与省级统筹相比，全国统筹遇到的阻力和问题更为复杂，实施难度更加增大。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推进与实现是一项动态的系统工程，在实施过程中既要立足当前又要着眼长远，尽快推动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从中央调剂金、分段计费、试点状态走向定型发展，分阶段完善省级统筹制度整合、中期分段计费、全国统筹试点、长期国民一元化基础养老金体系，同时建立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管理运行的长效机制，逐步提升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福利水平。

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可有重点地率先推进基于收入再分配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层次，尽快实现全国统筹。基于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发展现实条件、发展目标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变迁预测等因素综合判断，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实施宜采取“整合、渐进与统一”三步骤发展战略来推进，逐步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层次。第一，制度整合层面，重点在于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整合统一，减少制度碎片化和城乡差距，需要对现有的制度进行优化改革，逐步降低省际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差异、筹资与给付差异，为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奠定制度基础。第二，在中期对接层面，基本养老保险由省级统筹模式过渡到全国统筹模式，将会在全国范围内互济余缺，基金支撑能力将大大增强。为了实现基本养老保险跨区域顺利流转，使得转移接续更加顺畅，可以渐进式地增强不同人群、不同区域间的基本养老保险收入再分配调节功能，逐步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第三，在“全国统一”发展阶段，重点在于坚持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国民一致性、公平性和养老金福利待遇等方面的一元化，使得养老金给付待遇的福利属性和普惠性质显著增强，社会公平与可持续运行机制更加顺畅。国民养老金一元化侧重体现生存条件的平等保障，是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最终目标。

（二）延长退休年龄，促进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

按照国际标准，我国1999年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传统养老金体系是单一的现收现付制，难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危机。人口老龄化对基本养老保险的冲击主要表现为养老保险支付压力。在现代社会中，人口老龄化对退休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退休者增加导致退休金支出的快速膨胀上。一般来说，在人口老龄化时代，老年人口比重提高的过程也就是退休人员快速增加的过程，这样就使养老金支出快速提高，当期劳动者负担增大，财政负担壓力较大。为了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问题，我国进行了一系列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这些改革不但符合当前世界养老保险制度发展趋势，也对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制度和措施切实保障了劳动者退休后的基本物质生活，使得其养老生活更加便捷舒适，安全感和幸福感得到有效提升，全方位多角度的养老保险综合体系正在不断得到巩固和提高，在维护社会公正、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延长退休年龄成为提高劳动供给和促进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的基本要求。延迟退休政策方案设定需要综合考虑现行退休年龄政策、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及延迟退休政策实施影响等多方面因素，建立推进政策联动的辅助机制。可尝试设计弹性退休制度或者完善退休老年人再就业的民生保障机制。同时，以延迟退休政策实施效果仿真模拟测算为基本标准，通过对延迟退休政策实施对劳动力市场供需平衡效应、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效应等进行模拟测算，为确定合理的延迟退休政策方案提供理论依据。

（三）完善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内部机制，推进生存公平与劳动公平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围绕着改善民生和实现共同富裕展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也将持续推进生存公平与劳动公平。生存公平为所有的劳动者提供了一种底线福利、底线公平。生存公平是基本养老金公平分配中的底线标准。[10]按照财富分配满足生存公平的要求，为全体国民提供基本退休后的生存安全保障网。基本养老保险通过财政、税收、缴费、给付等手段，通过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途径，利用政府的力量使收入分配向中低收入阶层倾斜，从而缩小各阶层的收入差距，成为降低收入差距的重要政策工具。同时，基本养老保险要考虑到劳动公平，采用根据劳动贡献获得对应的养老金待遇的激励机制。基本养老保险将担负起退休人员最低层次生活保障的责任，重点解决在生存公平条件下的收入不均等问题，消除低水平下的贫困和收入差距。同时，应逐步建立和完善基本养老保险项目的最低水平线，注重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的生存需求，建立待遇水平动态调整机制。进一步健全基本养老保险体系，满足退休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障需求，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N].人民日报，2021-12-11（1）.

[2]邵雷，陈向东.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1.

[3]李亚敏.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构建与政策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4]林羿.美国的私有退休金体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01（12）：16-38.

[6]穆怀中，柳清瑞，等.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关键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6.

[7]吕学静.各国社会保障制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8]董登新，周亚娇.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层次变迁研究[J].改革与战略，2017，33（2）：116-119.

[9]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M].郑秉文，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0]穆怀中.社会保障的生存公平与劳动公平——“保障适度”的两维度标准[J].社会保障评论，2019，3（2）：3-13.

责任编辑  魏亚男

作者：闫琳琳

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论文 篇2：

弱势群体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摘要：当代世界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的核心是两个正义原则，这两个正义原则是建构社会基本制度的所必须遵循的准则。只有建立在两个正义原则基础上的社会制度才是正义的。第一个原则被称为“平等的自由原则”，第二个原则分成两部分，一是“差别原则”，二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差别原则是罗尔斯正义理论核心和灵魂的两个原则的重要内容之一。基于差别原则的社会最低保障制度要“适合最不利者”即社会弱势群体的“最大利益”，而且要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而变化，这样才是正义的。当前社会保障制度要强化对农民、农民工、失地农民、城市无业人员以及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保护力度。

关键词：弱势群体；社会保障；差别原则

文献标识码：A

一、罗尔斯基于差别原则的社会最低保障思想

当代世界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罗尔斯（John　Rawis）在《正义论》中提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他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和，废除。”这表明，罗尔斯所讨论的正义是一种制度德性。这是因为在罗尔斯那里社会是一种公平合作体系。社会基本制度往往决定着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的划分，更直接地说是确定着人们的权利和责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前景，“它的影响十分深刻并自始至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尔斯强调正义在社会建制中比“效率”、“稳定”具有更根本的优先地位，是“首要价值”。因此，可以说，罗尔斯研究的正义是一种社会正义。在这种社会正义理论中，包含着社会最低保障的观念，没有最低社会保障的社会正义是不可想象的，或者说社会最低保障具有维护社会正义的重要功能。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社会保障。而在于支持社会最低保障的根据究竟是什么，或者说支持社会最低保障的根据怎样才是正义的，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制度。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的核心是两个正义原则，这两个正义原则是建构社会基本制度的所必须遵循的准则。在他看来，只有建立在两个正义原则基础上的社会制度才是正义的。第一个原则被称为“平等的自由原则”，第二个原则分成两部分，一是“差别原则”，二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这两个原则不是用来直接分配福利的，而是通过体现这两个正义原则的“背景制度”来实现的。也就是说。“背景制度”只要符合兩个正义原则，那么福利的分配就应该是正义的。

在罗尔斯看来，正义总意味着平等，所有的基本善都应该加以平等分配。他说：“所有的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以及自尊的社会基础——都应当加以平等的分配”。但事实上有些基本善是无法平等分配的，例如收入和财富。从现存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条件来看，完全意义上的平等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属于微观经济行为，政府无法直接干预，而政府的作用仅限于再分配，但是再分配无法消除初次分配的巨大不平等的；另一方面，完全平等的分配会降低效率，进而影响公民的生活水平，效率对平等形成了约束。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变成了“在什么情况下一种不平等的分配能够被称为正义的”。对此，罗尔斯接着说：“除非对所有这些价值或任何一种价值的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每一个人”。这就是罗尔斯“差别原则”要解决的问题。“差别原则”规定，一种不平等的社会安排只有符合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才能够是正义的。

差别原则提出，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拥有最少的机会和权力、收入和财富，社会不平等突出地体现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是“最不利者”。差别原则是以最不利者为标准来安排社会经济制度的，也就是说，一个正义的制度应该通过社会制度安排改善最不利者的处境，缩小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分配差距，使其具有更好的社会前景。差别原则允许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但是，如果一种社会制度安排不得不产生不平等，那么它只有最大限度地增加最不利者的利益才是正义的。差别原则作为一种原则得以实现的“制度背景”就是社会最低保障。

传统的观点认为，建构社会最低保障制度的根据是基本需要，不同观点的差别在于如何定义基本需要？有的学者把基本需要定义为生物学意义上的基本需要，也就是衣食住行等等，这种定义排除了人的社会性需要，把人类以及人类生活简单化了。由于这种解释的狭隘性，大多数学者使用“体面的生活”来定义基本需要。那么什么是“体面的生活”呢？米勒认为：“存在着对人类而言什么可以算作是最低限度的体面生活的共享的社会规范，通过援引这些规范，我们就能把那些防止人们滑落到这种最低限度之下的东西定义为需要。”按照这种说法，“体面的生活”依赖于共同的社会规范。但是这种共同社会规范是否存在还是一个问题，因此罗尔斯反对把最低社会保障建立这种基本需要之上，他说：“这种最低保障的概念是不清楚的，它所提出的指导方针并不能规定出一种非常明确的最低保障，相反，这种最低保障任何情况下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社会福利水平。”

实际上，罗尔斯并不是一般地反对把需要作为社会最低保障的根据。相反，罗尔斯认为政府中的“转让部门（负责社会最低保障）”应该高度重视需要的要求，保障某种必要的福利水平。这里的关键是，基于需要的社会最低保障是固定的，无论社会财富如何变化；基于正义的社会最低保障是变动的，其数额会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而增加。也就是说，对于罗尔斯的“社会最低保障制度”，关键因素不是测量人们的福利水平以确定某种最低保障基准，而是不同群体之间的福利差距，它所关心的东西是不同群体之间的人际比较，而不是底层群体的福利水平。显然这种社会最低保障制度是一种较高的保障水平。总的说来，罗尔斯的社会最低保障制度的根据主要是差别原则。

罗尔斯基于差别原则的社会最低保障制度与传统上基于需要的社会保障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建基于需要之上的社会保障的目的在于确定一种基准，这种基准不会随着社会财富增加而变化，建基于差别原则之上的社会最低保障是变动的，会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而增加，以保证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存在过大的福利差距。这意味着差别原则基础上的社会最低保障是有弹性的，既有利于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也立足于长远的发展，使社会保障制度切实发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共享国民财富的作用。

二、关注我国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诉求

弱势群体是欧美学者和社会工作者在关注和研究弱势群体社会公平问题时最早使用的概念，是指丧失劳动能力和缺乏独立生活能力的人群，主要包括儿童、孤儿、老年人、残疾人、精神病人、长期患病者。就我国的情况而言，学术界对弱势群体的界定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但从弱势群体的基本构成来看，多数学者赞同根据国际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界的传统将我国弱势群体划分为生理性弱势群体和社会性弱势群体两大类。本文所说的弱势群体也是指这两类群体，其中生理性弱势群体主要包括残疾人、老年人和儿童；社会性弱势群体包括农民、农民工、失地农民、城市无业人员等。这两类人群所构成的弱势群体收入最低，工作最不稳定。拥有最少的社会保障，生活非常贫困；在各级各类政府机构中。他们缺少自己的代表；在各种媒体和舆论平台上，也少有他們的利益代表。就此而言，他们就是罗尔斯所说的“最不利者”，社会不公平严重地体现在他们身上。因此，健全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首要就是要关注、回应和解决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诉求。

（一）当前我国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现状

2010年，温家宝总理撰文指出：“总体上看，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主要问题是：城乡社会保障发展不平衡，广大农村地区严重滞后；一些基本保障制度覆盖面比较窄，基金统筹层次低，保障水平不高。尤其是农民、农民工、被征地农民、城市无业人员和城乡残疾人等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比较突出。”这表明，一方面国家已经关注到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弱势群体社会保障问题的严重性。

首先，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层次差异大。最低生活保障是国家和社会对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标准的人口提供帮助的制度安排，它在各项社会救助制度中处于核心和基础地位。当前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分为城市和农村两个部分。根据中央政策研究室的研究，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存在着总体救助标准偏低和保障待遇差距较大等突出问题。在总体救助标准方面，2010年、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月均支付标准为251.2元，相当于当年城镇居民人均每月可支配收入1592.4元的15.7％；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月均支付标准为117元，相当于当年农民人均每月纯收入493.2元的23.7％。在保障待遇差距方面，2010年，城市251.2元／人·月，农村117元／人·月，相差1.14倍。另外，根据褚福灵的研究，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覆盖范围有待拓宽，2009年，城市贫困保障覆盖率为26.05％，处于较差水平；农村贫困保障覆盖率为30.09％，处于一般水平。

其次，农民、农民工的社会保险覆盖面有待拓宽。在养老保险方面，2009年城乡养老保险参保率仅为32.08％，其中参加农村养老保险人数为7277.3万人，领取养老金农民人数仅有1335.1万人。2010年，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只有3048万人，占农民工群体的12.9％。在医疗保险方面，总体覆盖面比较高，2009年城乡医疗保险参保率达到92.60％，其中农民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人数达到了83308.6万人。但是由于新型合作医疗保险的属地原则，极大地限制了农民工参与新型合作医疗保险，2010年，全国只有4544万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占农民工群体的19.3％。在失业保险方面，2010年，全国共有1838万农民工参加失业保险，只占农民工群体的7.8％。在工伤保险方面，2010年，全国共有6050万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只占农民工群体的25％。综上可以看出，农民和农民工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等社会主要险种的参保率不高，这些主要的社会保障还没有完全覆盖到他们。

再次。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比较突出。失地农民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数量庞大的弱势群体。据专家测算，目前我国失地农民累计不少于4000万人，仅“十一五”期间每年新增失地农民约200万人。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提要》，到2030年，我国占用的耕地将超过5450万亩，失地或部分失地的农民将超过7800万。相比于数量庞大的失地农民及其扩大化趋势，目前，失地农民除了受惠于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基本解决了看病问题外，他们的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还没很好地解决。据国家统计局对2942个失地农户抽样调查，得到征地安置的失业农民仅占2.7％，外出务工、从事农业生产和失业占97.3％。在抽样调查中，有60％失地农民生活困难，没因失地影响基本生活的只占30％；有81％的失地农民对未来生活担忧，其中担忧养老占72.8％、经济来源占63％、医疗占52.6％。农民失去土地，就失去了最宝贵的家庭财富，失去了安身立命、生存发展的就业岗位，失去了上能养老、下能抚幼的长期生活保障资源。要使农民得到广泛、持久、可靠的保障，必须建立政府主导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

最后，面向城乡残疾人的社会保障不足。我国是世界上残疾人口最多的国家，大约有8300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6％，他们是典型的弱势群体。残疾人的社会保障水平从某种意义上标志着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总体状况和社会的文明程度。根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公布的《2010年度中国残疾人状况及小康进程监测报告》，当前，面向城乡残疾人社会保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残疾人总体生活水平与社会平均水平差距较大。2009年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程度已达77.1％，比2010年残疾人小康实现程度57.4高出19.7个百分点。虽然两套指标体系不完全相同，但也能反映出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距。（2）残疾人社会保险覆盖率低。2010年，全国城镇残疾人参加养老、医疗两大基本社会保险的覆盖率为60.9％，比全国的67.8％（估算）低6.9个百分点，与实现95％覆盖率的小康目标仍有较大差距。问题更为严重的是，2010年仍有23.9％的城镇残疾人没有参加任何一种社会保险。（3）医疗救助和生活救助需求迫切。2010年，城镇54.3％、农村63.5％的残疾人有医疗救助需求，城镇48.7％、农村66.2％的残疾人有生活救助需求。

（二）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缺失可能引发的社会后果

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的缺失或者弱势群体得不到有效的社会保障，不仅违背了社会公平正义，而且影响社会和谐，甚至可能引发消极的社会后果。

首先，弱势群体问题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纵观世界各国，凡是和谐的社会都必然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是社会各方面经济利益的协调，而社会保障制度是协调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利益关系的重要制度。弱势群体的大量存在是经济利益关系失调的重要表现，国家必须完善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从社会整体层面回应和解决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形成弱势群体与社会其他群体较为融洽的利益关系，唯有如此，构建和谐社会才有坚实的社会基础，构建和谐社会才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突出强调了共同富裕的大原则，他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其次，弱势群体问题直接危及社会政治稳定。弱势群体的经济承受力低、风险抵御力弱、相对剥夺感强，极易因“水桶效应”而成为社会动荡的“火药桶”。美国学者伊莎贝拉指出：“假如越来越多的人被排斥在能够创造财富的、有报酬的就业机会之外，那么，社会将分崩离析，而我们从进步中获得的成果将付诸东流。”例如，部分拉美国家贫富差距过大，两极群体的优势和劣势不断积累，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群体由于缺乏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而遭到主导群体的排斥，社会的安全运行长时期得不到保证。弱势群体作为社会合作体系中的成员，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稳定的重要支撑，是“载舟之水”，是我们一切事业的基础。弱势群体问题如若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则势必影响我国的社会政治稳定。

吴鹏森还使用了“社会报复”的概念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认为，由于社会的忽视和不公正，导致弱势群体无法生存或应得利益严重受损，从而使它们通过另外一些社会机制给整个社会的秩序和发展带来严重的破坏因素或消极影响。使得社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价。其中犯罪、暴乱、政治反抗甚至发动革命就是“社会报复”的一种类型。

三、强化社会保障制度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力度

以差别原则为基础的社会最低保障制度建构必须以符合社会最不利者——弱势群体的最大利益才是正义的。并且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弱势群体的保障水平也要随着财富的增加而提高，以保证弱势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不产生过大的福利差距。这也是我国提倡的包容性增长的理念是相容的。包容性增长理念基本的含义就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就此而言，政府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强化社会保障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力度。

（一）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城乡困难群众生活质量

一是强化政府财政对最低生活保障事业的投入责任。目前由于我国采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级负担资金投入方式。因此，要进一步建立稳定的低保资金投入保障机制，将低保资金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实现与财政收入的同步增长，逐步提高低保资金占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支出的比例；要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低保资金投入方面的责任分担比重，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解决财政困难地区的低保资金短缺问题。二是建立科学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制定机制，综合考虑国际经验和我国的实际情况，采用国际贫困线法，适时对现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定机制作出改革和完善，比例可适当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水平。通过这种新机制，逐步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更好地保障现有低保对象的基本生活，同时也能够将本应得到救助的低保边缘家庭纳入低保覆盖范围。三是完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机制。为使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不受市场价格波动的强烈冲击，同时能够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需要根据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物价上涨等方面对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及时作出调整。要以年度为单位，按照当地当年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居民收入、居民消费等指标的增长幅度，确定下一年度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提升比例。

（二）完善主要社会保险制度，保障农民、农民工社会权益

一是积极探索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按照“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的要求，加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试点工作，及时总结经验，逐步推开。加大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对新农保建设的支持力度，切实增加补贴投入，调动参保农民持续缴费的积极性。二是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养老保险制度。按照“低费率、广覆盖、可转移、能衔接”的要求，制定实施适合农民工收入低、流动性强等特点的参加养老保险办法，着力提高农民工的参保率，切实维护他们的社会保障权益。签订劳动合同并与企业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农民工，要按照国家规定明确用人单位缴费责任，将其纳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三是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打破以家庭为单位参保的限制，对于那些在外地务工的农民工，可以允许参加单位所在地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四是扩大失业保险范围。要突破城乡二元分割的障碍，改变“只保城镇不保农村”的不合时宜做法，使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展到城乡全体居民，实现应保尽保。五是实施和完善由企业负担的工伤保险政策。农民工所在的企业必须根据企业所处行业风险的大小为农民工缴纳工伤保险费用，一旦漏保，企业应负全部责任。

（三）逐步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

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是从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险和就业入手，实现最基本的保障。在此基础上，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保障方式。确保失地农民生活水平随着经济发展而提高。一是把失地农民纳入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的覆盖范围。失地农民的大部分都居住在城镇，应该把他们纳入城镇社保范围之中，使他们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二是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要分清对象。对于已经就业的，归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对尚未就业的应建立有别于城镇的统账结合养老保险模式。由于单靠国家财政拨款或农民自行负担的办法行不通，必须通过多渠道的资金筹集方式来解决问题。资金的来源：政府承担部分可在每年年度财政或从土地出让金中按比例列支；村集体承担部分可从土地补偿费中开支；个人承担部分可从安置补助费中列支。此外，还应从土地出让金中提取部分资金用于建立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风险准备金。三是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就业机制。适当实施保护性就业措施，如企业招用失地农民，并签订一定期限劳动力合同的可以享受一定补贴；政府要积极创造就业岗位。优先安排失地农民；在征地时，可同征地单位协商，在同等条件下尽可能优先考虑被征地农民；对吸纳失地农民达到一定数量的二、三产业应给予必要的政策优惠等。

（四）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险政策，保障残疾人基本生活

政府要进一步完善城乡残疾人参加社会养老、医疗等保险的优惠措施，提高社会保障在残疾人群体中的覆盖率和保障水平。一是全面提高残疾人社会保险的覆盖水平。贯彻落实相关的政策法规，切实保障就业残疾人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通过鼓励、推动和扶持残疾人就业，提高残疾人群体的参保率；对贫困残疾人参加社会保险，政府要给予相应的补贴，提高他们参加社会保险的能力；通过大力发展社会化的保险事业，鼓励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分享社会保险的利益。二是推动各地区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的均衡发展。国家在社会保险政策、资金方面应当有意识地向广大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后发地区倾斜，促进该地区残疾人社会保险覆盖水平的尽快提高。三是完善分类救助，提高对无劳动能力的重度残疾人的救助标准。残疾人分类救助包括两层含义：首先，残疾人与其他弱势群体相比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因而需要获得一些特殊服务，如医疗救助、康复等；其次，殘疾人群体内部也需要根据残疾等级、残疾类型、职业特征等因素实施不同的救助标准。

责任编辑　王友海

作者：何大海　赵春玲

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论文 篇3：

如何全面深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党中央把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建立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是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确保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目标的重大举措。为确保以上目标的完成，我们应坚持四项原则，以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为主要目标，全面深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应坚持的四项原则

我国在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下，建立了覆盖全体就业人员的中国特色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为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个人账户制度，健全多缴多得激励机制，确保参保人权益，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坚持精算平衡原则。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上述表述为深化改革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指明了方向。结合以上内容，改革和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应坚持以下四项原则：

一是坚持公平和效率相结合原则。我国建立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始终坚持公平原则。首先是坚持权利公平，职工均应享有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权利。其次是坚持机会公平，对不稳定就业人员创造条件纳入覆盖范围。再次是坚持规则公平，在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区内实现“六统一”，即统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政策、统一缴费基数和比例、统一养老金计发办法和统筹项目、统一管理和调度使用基金、统一编制和实施基金预算、统一经办业务规程。最后是坚持分配公平，通过实行社会统筹制度确保统筹部分分配公平正义，合法、合理分配统筹资金，力求退休人员待遇调整方法公平、科学。

在建设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时，应结合效率原则。养老保险制度既要体现社会公平，又要体现个体之间的差别，在维护社会公平的同时，要强调养老保险对于促进效率的作用。使养老金水平与缴费标准挂钩，重点建立“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繳费激励约束机制。一方面，在缴费端通过建立个人账户制度，将职工个人缴费及权益显现化。多缴费、长缴费的人员，个人账户存储额会多于少缴费、短缴费人员，以此激励职工足额缴费、监督单位按时缴费。另一方面，在领取待遇端，以个人账户存储额作为个人账户养老金的计发基础，以缴费基数作为计算缴费指数，以及每多缴一年基础养老金增加1%等制度设计，也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机制的具体体现。

二是坚持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实行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要求参保人员只有履行规定的义务，才能按规定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参保人员的义务主要包括：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依法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等。参保人员的权利包括：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权利。当缴费个人依法履行了缴费义务且达到规定的缴费年限时，其退休后可以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的各项待遇。参保人员还享受知情权、监督举报权，以及申请仲裁、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除此之外，权利与义务的对等还体现在待遇水平与缴费的强关联上，即强化激励约束机制的制度设计，使得多缴费、长缴费的参保人员能领取相对较高的养老金。

三是坚持保障基本生活、共享发展成果原则。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应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基金和财政等各方面承受能力，坚持基本保障水平合理，兼顾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在职人员工资水平、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统筹提高保障标准，使人民群众切实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基本养老保险的目的是对劳动者退出劳动领域后的基本生活予以保障。职工基本养老金保障水平以目前执行的《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号）（以下简称决定）为例，其设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目标替代率为59.2%，即以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缴纳35年男性退休第一年本人替代率（退休第一年待遇水平占本人最后一年缴费工资的比）为59.2%，作为基本养老保险，保障总体水平是较合理和充足的。低收入群体退休时，如果同样达到35年，其本人替代率还高于该水平。同时，为保障退休人员生活水平，使其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根据在岗职工工资变化情况、物价水平及基金收支情况适当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自2005年至今已连续调整13次，目前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2373元，基本达到了制度设计目标，保障了退休人员基本生活，确保其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四是坚持精算平衡原则。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也进入了新的时期，基本养老保险理论也有了新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精算平衡原则，首次将坚持精算平衡原则列入对制度建设的要求中。精算平衡具体有两个层次体现：一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要精算平衡。在制度设计、政策制定和完善、基金运行和预警等方面，通过精算技术，统筹考虑人口结构、预期寿命、经济发展、制度覆盖、缴费情况、待遇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对基金收支情况进行精算评估预测，并根据预测结果提前调整政策、完善制度，确保基金收支平衡、基金资产负债能够匹配。二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要精算平衡。在制度建设时，基于参保在职人员的缴费水平和缴费能力，并考虑财政可承受的负担，精算设计待遇水平和费率，结合预期寿命变化和投资收益水平，统筹考虑缴费周期和领取待遇周期的资产负债匹配，并在推进中重点关注制度内抚养比变化，确保参保在职人员与退休人员的比例、提供的待遇水平、缴费费率及缴费情况的精算平衡关系。

总的来说，精算平衡必须要参考社会平均工资的增长水平、投资收益率、期望寿命、人口增长率、老龄化速度，定期调整缴费率、给付率、最低的缴费年限和退休年龄，并健全多缴多得的激励机制，实现在全国统一基础上可持续的代际平衡。

二、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发展面临的形势

2016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35058 亿元，比上年增长19.5%，其中征缴收入26768 亿元，比上年增长16.3%。各级财政补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6511亿元。全年基金总支出31854亿元，比上年增长23.4%。年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38580 亿元。截至2016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37930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569 万人。其中，参保职工27826 万人，参保离退休人员10103 万人，分别比上年末增加1607 万人和962万人。总体来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参保在职和退休人数仍处于增长状态，但也面临着新的形势：

1.未来人口老龄化程度严重，基金储备要未雨绸缪。根据民政部《2016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2016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6.7%，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0.8%。基于现有人口结构，并适当考虑二胎政策，我们预测到2050年左右60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1/3，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1/4，我国在本世纪中叶将成为深度老龄化国家，老龄化趋势比想象中的更加严峻。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保障方式主要通过现收现付制的代际供养和个人账户积累制的代内供养等方式实现，通过对在职人员征收基本养老保险费，记录缴费权益，将其中相当一部分以基础养老金形式发放给退休人员，并积累一部分（譬如：统筹基金结余、部分做实个人账户基金以及财政补助资金等）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或代为投资运营的形式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储备基金，而到本世纪中叶，在深度老龄化程度下，通过现收现付制，按照现有费率和待遇水平，无法确保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与支出的平衡，这时就需要动用储备基金，而储备基金是否充足，是否能满足更长发展周期的需求，这些都是我们面对新形势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2.经济增速处于换档期，基金收支应适应新常态。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到了中高速经济增长的新常态，这种新常态有着明显的结构性调整。过去的人口红利、廉价劳动力、低成本土地等生产要素规模发展以及低环保成本等畸形市场环境已成为过去式，产业政策下的工业化发展、全球大繁荣带来的需求等积极因素逐步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以经济结构调整、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区域间协调发展等基于生产效率和人力质量的提升成为新一轮发展的引擎。经济结构性的调整引起增速放慢，与经济增速紧密相连并涉及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有参保和缴费人数、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缴费工资增長率、基金征缴率、累计缴费年限等因素。这些因素直接影响基金的征收情况，如何在经济增速处于换档期的情况下做好基金征收和管理工作，是我们当前面对的主要问题。

3.基金支付压力越来越大，需防范部分地区基金风险。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越来越大。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 2016》，2016年企业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28693亿元，比上年增加2079亿元，增长7.8%；比2011年增加13208亿元，年平均增长13.1%。基金总支出25865亿元，比上年增加2724亿元，增长11.8%；比2011年增加14439亿元，年平均增长17.8%。累计结余36970亿元，比上年增加2855亿元，增长8.4%；比2011年增加18362亿元，年平均增长14.7%。基金收入增速即低于6年平均增速5.3%，也低于基金支出增速4.0%，基金收入增幅明显放缓，基金收支差距拉大，基金支付压力越来越大。从区域分布看，2016年企业养老保险当期收不抵支的有7个省份，这些省份对应的基金支撑能力也弱。由此可见，部分基金当期收不抵支省份应重点防范其出现基金风险。

4.制度保险属性有待加强，减少出现制度设计风险。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拥有保险属性，应坚持精算平衡，遵循大数法则。大数法则是分摊风险的最佳方法，基本养老保险在支付段最大的风险为长寿风险，大数法则在长寿风险最直接的体现是编制生命表，评估预期寿命。根据预期寿命合理设置待遇水平和领取待遇年限，在政府适当投入的前提下，在可预期的时间内既能确保基本养老金水平，又能确保基金总体平衡。

三、完善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议

针对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目前形势，建议按照四项原则和《决定》制定的发展方向，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制度：

一是依据保障基本生活原则，应对人口老龄化压力。依据基金运行情况阶段性动态调整费率、结合延迟退休政策调整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合理确定退休人员待遇水平；划拨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制定积极投资战略努力提高基金收益；做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权责发生制的资产、负债及准备金的评估工作。

二是坚持公平和效率相结合原则，完善和落实政策以适应经济新常态。持续推进完善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政策，确保区域间转移有序、区域内征收和管理体制顺畅。另外，在基金收入方面应加强基金征收，开展形式多样的征收方法，加强稽核和审计力度，努力夯实缴费基数，确保应保尽保。对困难企业通过签订缓缴协议留出缓缴时间，确保其按期缴费，做到颗粒归仓。在基金支出方面重点关注待遇调整，应建立正常待遇调整机制，结合经济增速变化、物价指数变化、基金收支情况合理确定调整水平。

三是按照精算平衡原则，实施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逐步提高统筹层次，通过基金调剂方式均衡基金收支情况，防范基金风险。加快评估全国及各省基金收支情况，依据各地结余及缺口，合理调动基金，加强基金预警，未雨绸缪，开展划拨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合理划分基本养老保险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事权，建立有效的多级财政补贴投入机制，逐步降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隐性负债，确保基金可持续。

四是坚持精算平衡原则和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强化制度保险属性。根据人口结构、制度内供养比、缴费费率、缴费水平、财力投入、投资收益等因素的预期，合理设计退休待遇水平。并根据预期寿命和利率变化适时动态调整个人账户计发月数。坚持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坚持公平和效率相结合，强化激励约束机制，依靠建立制度调动参保人的积极性，强化单位和个人责任，建立在合理的政府投入下实现精算平衡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作者：河南省社会保障局精算处副处长；北京市通州区卫生计生委党工委书记）

责任编辑：狄英娜

作者：秦森 白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