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矛盾认识论文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经历了两次重要转变。第一次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肯定了党的八大路线，调整了党的工作重心，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次是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论断的新时代下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历史时期的继承和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矛盾认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矛盾认识论文 篇1：

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在理论上经历了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初步形成到逐步明确，再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渐进发展过程。在工作安排上，社会建设的具体内容一直不同程度地体现在总体布局之中，越来越为党和国家所重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三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社会建设具体内容的“边缘性”和“模糊性”，客观上要求突破总体布局原有的框架。四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是应对社会变革和发展新特征的理论创新，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 三位一体 四位一体历史演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一种理论上的宏观把握和工作安排上的战略部署。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强调，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就此作出了新的部署。在这次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中，增加了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内容，将党的基本路线中的奋斗目标表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总体布局四位一体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战略目标四位一体及与此相应的全面改革，构成了有机统一的整体。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总体布局在理论上的认识和工作上的部署进行历史考察，并对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现实依据予以分析。

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体”

改革开放之初，党和政府对国家建设总体布局的思考是与四个现代化目标相联系的。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提出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是“当前最伟大的历史任务”，并且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显然，四个现代化并不等同于全部的现代化事业。1979年9月，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在这里，党和政府将改革和完善经济制度与改革和完善政治制度、建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并提出，强调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实际上是要求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主要方面总体上把握现代化建设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已经提出要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

关于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在1980年就强调：“要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行。科学技术主要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1987年6月，他在回顾历史时又指出：“从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确定了我们的根本政治路线，把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政策。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从以上引言可以看出邓小平在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上的基本思想：四个现代化主要指经济现代化，是“根本政治路线”的中心任务；改革是围绕着这一中心任务而全面展开的，包括了经济、政治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

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这次大会在确定“两个高度”(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奋斗目标和大力推进“两个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又指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由此可见，“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奋斗目标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民主的三位一体，而并非仅指两个方面。

中共中央在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第一次提出了“总体布局”的概念。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精神文明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构成了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这次大会所确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富强、民主、文明”成为经济、政治、文化现代化三位一体的战略目标。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丰富和发展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199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指出，党的基本路线和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的十二条原则，“总起来说，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以适应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从这三个方面确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是对基本路线的坚持和展开。中共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中关于建设和改革的安排都是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来布局的。十六大报告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联系、相结合，使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更加明晰而深入。

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进程中，总是反复强调要促进“社会全面进步”。这里所讲的“全面”，主要指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但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和认识的更加深入，越来越多地包含着社会发展的内容。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明确地把“社会更加和谐”同“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一起，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为提出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作了直接的理论铺垫。

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任务，对社会和谐的认识不断深化，更加明确了社会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相提并论，表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有了新的思考。2005年2月，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第一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完整概念，并对此作了重要论述：“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他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既有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又有各自的特殊领域和规律，是有机的统一体。在此基础上，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将现代化战略目标由三位一体发展为四位一体。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这是第一次按照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现代化战略目标来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基本纲领，并第一次按照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内容作了全面部署。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得以完全确定。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和国家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实践，总体布局在理论上经历了由三位一体的初步形成到逐步明确，再到四位一体的发展过程。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建设、全面改革、全面发展的思路在实践中越来越清晰明朗，但坚持总体布局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认识从来没有动摇过、偏离过。

总体布局中的社会建设内容

中共十七大报告关于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有：(1)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2)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3)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4)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5)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6)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这几个方面涉及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与民生幸福安康息息相关的问题，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现在，我们按照十七大报告关于社会建设的几个基本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的相关内容作一个粗线条的历史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从一开始就注意把经济建设与改善民生相结合。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指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是指导我国经济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人口问题是作为经济建设内容来论述的，强调了它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始终是极为重要的问题。教育方面主要是提出在1990年以前以多种形式基本实现初等教育的普及。中共十二大还在“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部分中提出从思想上到行动上一定要坚持两手：一手是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另一手是坚决打击经济领域和政治文化领域中危害社会主义的严重犯罪活动。11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六五计划”，不仅提出要发展教育、卫生事业，而且在吸收就业、改革工资制度、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改善居住条件等改善人民生活方面作了具体的规划。1983年6月，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实行综合治理以实现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1985年9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进一步提出了研究和建立适应改革开放新情况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任务，收入分配方面提出“着重克服平均主义的弊端，同时防止收入差距的过分悬殊”的方针。

1987年中共十三大确立的“三步走”现代化战略部署，从温饱、小康到比较富裕，体现了经济建设目标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有机统一。这次大会提出为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必须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对过高的个人收入，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调节；对以非法手段牟取暴利的，要依法严厉制裁。针对当时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增长过快，工资、奖金和集团消费等开支增加过多的情况，认为消费的增长持续超过生产的增长，会影响经济稳定，削弱经济发展的后劲，给改革带来严重困难，最终导致人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因而提出要长期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应当指出，在当时各项建设资金短缺、产品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这一政策无疑是正确的、及时的，也有利于实现清廉从政。

1991年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李鹏所作《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及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二〇一〇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都将“社会发展”内容单列出来。“八五计划”中的社会发展内容包括维护社会稳定及实行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等。《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二〇一〇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了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是“保持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积极促进社会公正、安全、文明、健康发展”，并从控制人口增长、提高生活质量、扩大劳动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和加强环境保护等五个方面规划了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

在中共十四大提出的关于改革和建设的十大任务中，有关社会建设的有两项，即第四项“加速科技进步，大力发展教育，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和第九项“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加强环境保护”。中共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按照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来布局建设和改革事业。其中，收入分配、改善人民生活等属于经济方面的内容，维护安定团结属于政治方面的内容，发展教育、卫生事业属于文化方面的内容。中共十六大报告坚持了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与十五大相比在提法上更加明确，内容更为充实。

通过对总体布局中有关社会建设的工作安排进行纵向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

第一，从改革开放的初期以来，社会建设的具体内容就一直不同程度地体现在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之中，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发展转变及认识的深化而得到调整、发展。

第二，从结合经济建设(发展生产)来考虑社会问题，‘到强调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再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建设越来越为党和国家所重视。

第三，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使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富裕，从一开始就是“我们党和国家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部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然而，由于在三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社会建设具体内容的“边缘性”和“模糊性”，使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容易被忽视，客观上可能使其处于非重心、不稳定的地位，导致发展的不协调，使社会建设问题长期积累下来，越来越突出，越来越紧迫，因而必然要求突破总体布局原有的框架。

将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相并列相联系的四位一体总体布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构架。这个新构架，使社会建设的战略地位更加凸现，使各方面的政策方针更加明确，使总体布局更加全面更加合理。这个新构架，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前提。正如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所指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把“社会建设”纳入总体布局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新构架，而且在于为这个新构架中具体内容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新思路。

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现实依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它把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摆在一个突出的位置，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它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协调发展，是真正可持续的发展。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作为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认识、新概括，不仅有着科学的理论依据，而且具有客观的实践基础和现实针对性。

首先，四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

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我们曾有过曲折。1956年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表述的基本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但后来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实际上偏离了这种认识，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致使现代化建设受到严重干扰甚至中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正确认识社会主要矛盾解放了思想。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这样的论断：“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0多年来，这一论断被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及修改的党章所肯定和坚持，并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中共十七大坚持了两个“没有变”的判断，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特别是中共十三大以来，就一直有人认为这一论断已经过时，但又提不出更恰当的新表述。其实，这一堪称经典的论断一直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常新的含义，关键在于如何正确理解。在这一论断中，社会主要矛盾的一方面是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人民日益增长的不仅是“需要”的数量增加，而且应包括“需要”的质量提高和结构优化。关于这种需要，中共八大的表述中用的是“经济文化需要”，而十一届六中全会的论断中用的是“物质文化需要”。“物质文化”不能理解为狭义的“经济和文化”两方面。既然人民的需要是日益增长的，那么我们的认识也应随之不断地发展。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物质文化”已成为一个反映人民日益增长的实际需要而有着具体时代内涵的特定概念。社会主要矛盾的另一方面是“落后的社会生产”。“落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只有摆脱了不发达状况，我们才可以进入高一级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不少人把“生产”理解为“生产力”，这是明显的误读。从概念的内涵来看，“生产”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从概念的外延来看，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但是并不因此就忽视精神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

改革实践在推进，经济社会在发展，人民的需要在增长。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发展：一方面，人民有着日益增长的对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需要；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还比较落后，各项制度还不够完善，人的全面发展还任重道远。那么如何解决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总的来说要靠发展，要靠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要靠全面建设和统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

其次，四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应对我国社会变革和发展新特征的理论创新。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可供参照的发展模式。在这项伟大事业的探索过程中，我们党一直非常重视认清改革发展中的社会变革问题，因为这是确定和调整工作布局、战略任务的认识前提。随着改革的全面展开，邓小平于1985年9月指出：“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这是对当时社会变革的总体认识，也是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的改革“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论断的发展。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在更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变革。2000年5月，江泽民在分析“三个代表”要求提出的历史背景时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的趋势还将进一步发展。这必然会给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带来深刻影响，给我们党执政和领导各项事业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这里，已经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全面考虑“多样化”趋势的影响了。

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迎来了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又指出，“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并就当前我国社会变革的特征作出这样的判断：“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四个深刻”的准确判断，为正确认识我国当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供了宏观轮廓。以此为基础，中共十七大报告进一步论述了新世纪新阶段

我国发展呈现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主要是八个方面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改革及其相互之间的协调、统筹问题，并分析指出，“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变革，越来越突显出从全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把握发展问题的重要性，客观上要求有新的治国理政思路。抓住改革发展中的新机遇，应对社会深刻变革所带来的新挑战，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推进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建设、先进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使之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准确把握“四个深刻”变化和我国当前发展的阶段性新特征为认识起点，提出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任务，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三位一体发展为四位一体则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其三，四位一体总体布局是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的必然要求。

发展是硬道理，但对于什么是“发展”，我们的认识也有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的过程。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基础，没有经济的数量增长，没有物质财富的积累，就谈不上发展，因此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增长不等于发展，改革实践中我们长期存在着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发展，经济指标硬、社会指标软的问题。现在，问题的积累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增长本身要求必须解决增长过程中的种种不协调问题，否则不仅经济难以长期持续增长，而且有可能陷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困境。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基尼系数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贫富差距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同时，公共服务不到位、就业难、住房贵、上学难、看病贵、社保水平低、农民失地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构成当前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党和政府及时地研究了这些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发展战略思想和方针政策，如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社会管理、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提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等等。实施这一系列新的发展战略客观上要求将社会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将总体布局由三位一体发展为四位一体，正是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

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从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出发，针对现阶段我国社会变革和发展的新特征及改革发展中的薄弱环节，突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使科学发展的思路更加清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涵更加丰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四位一体总体布局必将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新发展。

[责任编辑　李　强]

作者：侯德泉　何　芳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矛盾认识论文 篇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迁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经历了两次重要转变。第一次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肯定了党的八大路线，调整了党的工作重心，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次是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论断的新时代下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历史时期的继承和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必须从党的自身能力建设出发，提高党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能力和水平。

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迁

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要义，马克思主义矛盾观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认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具体又表现为，它是一切社会历史形态发展变化的直接动力。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做出重大政治论断，宣告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随之发生新的转变。因此，历史的、辨证的和发展地剖析这一变化的理论和社会基础，对我国社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第一次变迁

（一）时代背景的变化

1.国内环境：“以阶级斗争为纲”到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回归

第一，国民经济停滞不前，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1978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GDP）在世界排名中低至第109位，年人均GDP不到400元人民币，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3.4元，農民人均纯收入仅为133.6元，是世界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之一。历经十年文革浩劫和随后两年徘徊期的中国，经济社会陷入停滞状态，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处于低位水平。

第二，国内政治环境发展根本变化，党的领导不断完善。党中央粉碎和清查“四人帮”，大规模梳理平反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类冤假错案，在各级、各领域重新恢复和加强党的领导，恢复党内外正常的民主生活和民主氛围，在体制和制度上，为澄清错误、统一认识、推动改革铺平了道路。

第三，广泛开展聚焦于推进社会发展、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思想解放运动。党的八大路线所形成的正确认识经过反右运动、文革的反思，并通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等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重新被挖掘并统一于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认识上来。这一转变在全党全社会形成了那个时代背景下的最大公约数，实际上也就是恢复了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使得人们开始从思想的禁锢中解脱出来，从而奠定了思想上的基础。

2.国际环境：“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国际共识和时代主题

第一，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国际社会整体局势趋于缓和，区域性的大规模战争结束。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对国际局势的判断从“世界战争迫在眉睫”转向“总体和平”。欧洲、日本和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日益提升，国际格局多元化的趋势已初现端倪，和平和发展在这一时期成为国际共识，并成为延续至今的时代主题。

第二，世界经济危机的持续发酵改变了全球产业链的布局，给中国带来新的机遇。面对中国这个巨大而未开辟的市场，无论是从主观方面来看还是从客观方面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有扩展市场和进行产业转移的诉求。在这一时期，也恰契合了中国亟待发展经济、提振民生的内在需求。

（二）理论表述的变迁

1.第一次论述：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要求与落后状况之间的矛盾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得到根本上的转化。党的八大政治报告决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要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这一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是具有科学性和开创性的，同时也反映了我党对于国情、社情、民情的认识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2.第二次论述：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2]实际上，这一认识反映了党内开始重新回到八大所确立的正确路线。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这是对八大决议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所做的论断的全面回归和充分肯定。进而，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要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根本目的”，进一步补充完善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

3.第三次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

党的十三大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展到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继而，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贯穿于我国现阶段的整个过程和各方面，从根本上锚定了社会主要矛盾适用的历史阶段，指出只要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不改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内核就是确定的，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必须紧紧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

通过历时三十余年，历经三次递进发展式的论述，使得我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有了清晰准确的判断。

（三）变迁带来的影响

1.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

由于历史条件和社会实践的制约，马克思、恩格斯并未结合具体国家深入讨论社会主义的矛盾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的影响和指导下，毛泽东同志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因地制宜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完整构建了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矛盾的科学理论;邓小平及时吸取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重新确认了人民的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并与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价值目标以及党的工作重心有机结合，构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理论。

2.为新时期改革开放提供了正确航向和强大动力

为解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所确立的当时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改革大幕徐徐拉开，国民经济水平得以提升、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成功抵御了苏东剧变带来的剧烈动荡，坚定地把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旗帜下。上世纪的最后十年间，党适时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改革;跨越二十世纪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我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充分利用加入WTO的机遇，深化改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第二次变迁

（一）时代背景的变化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3]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党洞察时代潮流、顺应实践要求、体悟人民期盼而做出的新表述。“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4] “全方位”是指成就的全面性，是全领域的成就，体现在十个大方面、五十二个具体领域取得的成就;“开创性”主要是指成就的深远影响，是党带领国家和全体人民奋勇迈进“强起来”的新时代的重大意义;“深层次”主要指变革的深度，五年来的变革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国防外交、治党治国治军各个领域，而时代和实践发展所提出的新问题、反映出的深层次矛盾也均被深刻触及;“根本性”主要是指变革的力度和强度，变革所解决的问题发生了根本性的好转，产生的效果起到全局性、决定性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化党和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强军治军以及外交建设等事业方面发生根本性变革，党和国家的面貌发生巨大改变。突出强调五年来所取得成就与变革并不是否认十八大之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相反，后者是前者的基础，二者统一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

（二）理论表述的变迁

1.第一个转变：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的转变反映了人民需要的全方位提升

第一，物质消费需要层次更高。据《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发展报告》指出，我国当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6.6万亿元，增长10.2%;文化教育娱乐、保健医疗支出均明显上涨，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1.4%和7.9%;消费者的商品类投诉占比与服务类投诉占比呈现一降一升的状态;另据中国国家旅游局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游客海外支出平均达到5，565美元。上述数据均直观地反映出，在国内消费品的质量整体提高的情况下，居民的物质消费对象逐步从实体商品型向虚拟服务型转化。

第二，社会生态需要范围更广。人的需要不纯粹是个人的需要，也是一种社会需要。在满足人的需要的数量和质量的基础上，人对满足需要的方式有着广泛的要求。一方面人们追求方式的高效与安全，另一方面人们更加追求方式的公平与正义;一方面人们注重满足方式的经济成本，另一方面人们看中满足方式的生态成本。社会生态需要的满足应既是对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要求，也是社会全面进步的旨归。

第三，精神文化需要层次更丰富。丰富的精神文化食粮是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构成，据《2017年全年旅游市场及综合贡献数据报告》，国内旅游人数比上年同期增长12.8%，旅游业全年总收入增长15.1%;出境旅游的国民人数达13051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7.0%。数据从侧面反映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出现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从实物层面看，这种需要体现为人们对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及其产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期待;从非实物的层面上看，这种需要既体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次需求，也体现对国外优秀文化的广泛包容，更体现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强烈期盼;在思想价值层面，则是对伦理道德、法律法规以及核心价值等的追求。

2.第二个转变：生产力从落后向不平衡不充分的轉变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发展从量变到瓶颈的过程

一方面，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0多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78年增长33.5倍，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国经济结构出现重大变革，消费贡献率提高到58.8%，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到五成多，成为经济增长主动力。这说明我国所处的短缺经济和经济结构失衡的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有没有”的问题得到初步解决。

另一方面，“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成为制约因素。十九大报告四次提及“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两次谈主要矛盾是什么的问题，两次谈问题和解决方式。报告谈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主要是侧重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因此，针对现阶段的这一问题，我们不仅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推进经济发展，而且还要树立新的发展理念，不断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从而有效解决发展过程中所凸显的不平衡不充分这一主要矛盾。因此，理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不应该随意扩大其所指的范围，它特指经济发展层面的问题，其解决也是通过改善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来解决。

所谓不平衡，不仅指地区发展、城乡发展、产业发展等的不平衡，还指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进出口等的不平衡，也指居民收入和财富分配等的不平衡等。所谓“不充分”，主要是与世界先进水平、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比较而言的相对不充分。当下，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让我国更加深入地参与到国际产业分工与合作中去，更加充分平衡地吸引外资，扩大进口以解决供给不足对人民美好生活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三）变迁带来的影响

1.为新时代的奋斗目标和战略安排提供了基本遵循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党和国家事业要主动适应主要矛盾变化的要求，抓住重点，补齐短板;主要矛盾的转化也要求党在国家战略安排上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间点提前十五年，并适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

2.构成新时代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基本内容

坚持从纷繁复杂的矛盾体系中准确地抓住主要矛盾带动全局工作，是党一贯坚持的方法论，也是党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问题的成功经验。学习和借鉴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广大发展中国家应抓住本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在此基础上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路线和经济策略，在问题中看发展，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迁的启示

（一）正确认识、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关乎全局的核心问题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5] ，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准确与否，事关基本路线的正确确定，事关党对改革开放的方向的正确认识。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要求我们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在处理纷繁复杂的事物时，既要抓住主要矛盾，又不忽略次要矛盾;在认识某一矛盾时既要看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又不忽略矛盾的次要方面;要求我们在处理纷繁复杂的事物时要着把握主要矛盾，在处理某一阶段的某一矛盾时要着重解决矛盾的主要方面。

党的八大以后，由于党对我国社会主次矛盾关系认识出现偏差，导致了党在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模速度问题上错误判断，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致使实际工作偏离了八大所确立的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矛盾观，正确地把握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掌握了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工作方法，实事求是地调整了工作重心，正确地把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党的基本路线，推进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再一次立足中国实际，科学地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研判，丰富了基本路线的内核，为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事业提供了行动纲领。

人民群众所想便是改革开放所求。党只有正确认识、准确把握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才能不断提高科学思维能力，担负起繁重的执政使命，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党只有正确认识、准确把握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才能在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时期紧紧围绕人民群众的各方面期盼深化改革，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党只有正确认识、把握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才能在风云变幻、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现时代始终保持强大战略定力，毫不动摇地践行以人民为导向的发展，打好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战。

（二）立足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推进理论创新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社会主要矛盾是并不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因此，要全面而准确地把握住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质变，促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最终达到由表及里的效果，离不开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要顺应历史理性发展的逻辑进程，并立足这一逻辑进程谋求发展。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人民生活贫困的残酷的现状迫使中国共产党遗弃错误的思想观念，抛开主观主义的独断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彻底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不符合时代要求的思想，科学地界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深入地阐明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关理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地认识到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均出现了根本性和全局性的变化，发展缺乏平衡，发展不够充分成为阻碍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主要因素，创造性地界定了新时代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并系统地阐释了新时代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要的路径和举措。历史和实践不断表明，中国共产党要及时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并在把握主要矛盾的转化中解决重大时代课题，离不开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三）不断提高中国共产党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能力和水平

第一，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深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義的原理和方法论，提高科学思维能力，在把握和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时，既要保持战略定力，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要运用历史思维，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时俱进地研判社会主要矛盾。

第二，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提高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在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上，党既坚持生产力发展，又坚持共同富裕原则，先后从“两手抓”丰富到“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与发展方向这一问题上，党在仅仅围绕中心任务的前提下根据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来制定党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任务。在社会主义发展战略问题上，党先后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新的“三步走”战略目标以及十九大提出的“两个阶段”战略安排。

第三，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认识，尊重人的需要的发展规律。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到“以人为本”再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均表现出中国共产党积极践行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准确把握到人民群众的需要在领域和重心上已经逐步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高要求、多层次、全方位的新需要。

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历史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来成绩斐然，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也获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历史实践已经证明四十年前党在思想认识和价值判断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认识是正确的;历史也终将证明党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也是正确的。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341.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82.

[3][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9-60.

[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1.

责任编辑  牛志鹏

作者：李习文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矛盾认识论文 篇3：

“四个全面”战略的哲学释析

[摘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蕴涵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决定意识、事物永恒发展、事物普遍联系、事物矛盾运动和认识与实践辩证关系等原理，是我们科学认识“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提出及其内容的方法论基础，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解释和分析“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有利于我们对“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更好地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落实。

[关键词]四个全面辩证唯物主义科学认识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我国发展实际，总结我国发展经验，逐步提出“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彰显了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全新布局。“四个全面”战略思想蕴涵着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解释和分析“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有助于我们对“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更好地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落实。

一、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让我们认识到现实需求是“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提出的外在动因

物质和意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我们认识事物、处理事情、解决问题需要首先回答的问题。对物质和意识、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对这个问题作了科学的回答，即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意识反作用于物质，正确的意识对客观存在有促进作用，错误的意识对客观存在有阻碍作用。这一原理要求我们在现实生活和工作中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任何超越阶段和违反实际的实践和活动，不仅对现实问题起不到解决和促进的作用，相反，会走向反面，阻碍问题的解决，甚至造成失误和损失。对于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必须要立足于基本国情，以此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代中国最大的客观实际，就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进事业的客观基点，不能脱离这个基点。”[1]一方面，我国的最大国情是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所以现阶段我国的主要任务仍是发展生产力，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另一方面，随着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进步，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但现阶段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矛盾、新的挑战，党情、国情、世情都有新的变化，这成为我们制定政策、提升理论的新依据。只有在把握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制定的政策和提升的理论才能真正发挥解决问题的促进作用。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2]p11面对我国现阶段生态环境问题的挑战，经济下行的压力，贫富差距扩大，体制机制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人民群众对更美好生活的期待，现代化治理的困境，以及腐败问题这些“发展起来之后的问题”，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逐步提出并形成“四个全面”的战略构想，正是符合了我国人民大众和现实国情的需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于2015年2月11日在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喜迎新春联欢茶话会上强调的那样：“这‘四个全面’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3]

“四个全面”不是一蹴而就提出来的，而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以往的理论成果和经验总结，在紧密结合现实实践的基础上逐步提出来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最新确立的战略布局。面对我国已初步进入小康社会但发展不平衡，面对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4]p4，“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提出在理论上有效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决定意识、存在决定思维的原理，是我们认识“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提出的方法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现实需求是“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提出的外在动因。

二、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事物永恒发展的观点，让我们认识到“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提出的历史必然性

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是人们考察事物、分析问题的基本原则。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整个世界可以被看作是这个过程的集合体。如前所述，“四个全面”战略构想不是一蹴而就提出来的，不是理论从天而降，更不是机械组合，而是有其发展的逻辑和科学的演变过程，深深植根于我国历史的土壤中。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小康”这个概念，是我国人民自古以来就追寻的理想的社会状态，《诗经·大雅·民劳》中说：“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礼记·礼运》中说：“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前者是说，人民已经劳苦了，他们想要求短暂的安康。这表明诗人同情民生疾苦。后者是说，如果有人不遵行礼仪，民众就废黜他，并将其视为祸殃。这便叫做小康社会。虽然这两个“小康”同我们现在所说的“小康”内涵不尽相同，但他同样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用“小康”的概念比喻中国的现代化，提出“小康之家”“小康的国家”[5]p237、238等概念，并且确立了我国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6]p54的战略目标，这是第一次使用“小康社会”的概念。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到十八大正式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反映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理论的与时俱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都是对以往改革开放、依法治国经验和理论的总结和提升，反映了与现实实践紧密结合的特征。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要求，至此，“四个全面”以实践对理论的新要求全部提出来了。并且，2014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强调，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7]。这是首次“四个全面”并提，虽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全面依法治国”有两字之差，但从这里可以看出“四个全面”的内容已经基本形成。而“四个全面”的概念和表述的正式定型和形成，普遍认为是习近平于2015年2月2日在省部级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确使用了“四个全面”[8]的概念，“四个全面”的新提法正式形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最新结合，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印证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事物永恒发展的观点，表明了“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提出的历史必然性。

三、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事物普遍联系的观点让我们认识到“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内在逻辑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处于普遍联系之中，联系是客观的、普遍的，联系的普遍性通过联系的多样性而存在。系统是普遍联系的一种状态，系统具有相关性、整体性、有序性三个基本特征。“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有机联系、相辅相成的一个整体。作为一个整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发展是目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个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与后“三个全面”是分不开的，后“三个全面”服务和统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这样，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它的每个要素都不单独具有的功能和性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目标引领的作用，另外“三个全面”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联系。改革是动力，是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必要手段，通过改革，可以调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已经出现的某些矛盾，释放出生产力发展的巨大空间。因此，全面深化改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动力。我国是法治国家，我国的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体现人民意志的法律，是维护人民利益和诉求的根本保障，全面依法治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事关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党要明白自身的关键地位，加强自身建设时刻不能松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9]p349-350全面从严治党构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体系统。因此，“四个全面”的内容体系可以概括成目标、动力、保障、关键的关系，是一个有机结合的系统，四个方面的内容须臾不可偏废。

四、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事物矛盾运动的原理，让我们认识到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根本方法

矛盾是对立统一的，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联系的根本内容和发展的根本动力。联系的根本内容是不同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不同要素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矛盾分析法是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又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分。关于事物矛盾运动的原理是我们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根本方法。这一原理要求我们树立问题导向意识，直面事物矛盾，正确把握事物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坚持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我们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1]，是对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生动阐释。“四个全面”是总体谋划，是两点论，其中的每一个全面就是“牛鼻子”，是重点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就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首先敢于直面矛盾。“四个全面”就是直面我国现阶段的小康不是全面的小康、改革有待深化和拓展、依法治国有待健全、管党治党不严等矛盾提出来的，体现了我们党的问题导向意识和不畏艰难直面矛盾的勇气。其次认真解决矛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个普遍性的矛盾，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则是特殊矛盾，要解决普遍矛盾，也必须解决特殊矛盾，处理好共性与个性、目的与手段、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共同推进事物的发展。

五、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的原理，让我们认识到“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理论创新

实践范畴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发生的基础，是认识的来源和动力，也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认识对实践有相对的独立性，同时又有反作用。这就决定了我们的理论不是远离社会生活和人民大众的抽象的理论，而是与现实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理论，进行理论创新，又用新的理论创新的成果指导实践创新，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不断互动中推动事物向前发展。例如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的，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就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发展认识，慢慢掌握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不能脱离实践，认识的内容是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中国共产党特别注重从实践中总结科学理论，再用来源于实践的科学理论指导实践的发展。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发展也永无止境。“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正是我们党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群众伟大实践、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反过来必将以其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促进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新的实践中，必须注意理论的与时俱进，不断为“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增添更多的真理性认识，丰富和发展“四个全面”的理论内涵。○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 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本领[N].人民日报，2015-01-2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N].人民日报，2015-02-13.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习近平.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N].人民日报，2014-12-15.

[8]习近平.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带动全党全国共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N].人民日报，2015-02-03.

[9]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马永义

作者：周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