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阶层分析

第一篇：中国社会阶层分析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到当今社会，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阶层由以前的的简单到现在的多样和复杂无不体现了国家的富强和崛起。这里我就当代中国社会复杂的阶层进行简单的剖析。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发表过《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对旧中国复杂的社会结构及阶级关系作了精辟的分析和梳理，并提出了中国革命所要依靠的力量,团结的力量及打击的势力。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系列急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其中包括土地改革和对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结构及阶层关系趋向于简单化。到文革结束后的七十年代末期,中国社会阶层主要由三个群体构成:即农民、工人和干部。农民占了人口的80%,生活在城市中的工人及干部,涵盖的范围也较为广泛。当时的干部除公务员外还包括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科研人员,教师,医生及文艺工作者等。工人中还包括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当时的人们几乎无私有财产,均属工薪阶层。干部和工人之间收入差别也很小。处级干部的工资和六级技工差不多。城市99%的人月收入在30到100元之间,当时的最高工资(中央领导及一级教授)也就四百元左右。社会的贫富差距非常之小,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仅为0.16,在世界上也属非常低的国家。同时也要看到,由于生产力低下及物质财富的匮乏,生活是非常清苦的,多数食品处于凭证限量供应状态,衡量富裕程度的恩格尔系数也处于相当低下的水平,即在0.59左右,处于贫困到温饱之间。从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浪潮,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及阶层又一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财富象滚雪球般增大,各种职业及社会阶层象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当今中国社会的职业及阶层已是包罗万象,错综复杂。要想逐一分析已是相当困难的事。如果用收入及财富的拥有量作为衡量标准,那么可将中国社会的阶层分为三大群体:

(一)低收入群体:年收入在4万元以下。(在个税起征点之下)这个群体包括的阶层有:绝大多数农民及农民工,国企和民企中的大部份工人,部份技术人员及低层管理人员,企业退休职工,城市中的低保领取人员,小商小贩,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人员,部份中小学教师等。这个群体人数众多,占全国从业人员的70%左右.这里我要特别提出的是农民工和城市下岗,双解工人:农民工是个特殊群体,他们是在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涌进城市的打工者,他们干着最艰苦,最危险,最繁重的工作。他们离乡背井,收入微薄,吃住简陋,夜以继日,战斗在各条战线上,今天的中国取得如此辉煌的建设成就是他们劳动的结晶。他们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我们应感谢他们并向农民工群体表示深切的敬意。

城市下岗,双解工人在经济转型期付出了沉重代价。他们在计划经济年代,靠微薄的工资,为祖国建设作出过巨大贡献。可到了九十年代国企改革中却成了失业群体,他们得到的仅仅是几万元微薄的补偿,他们默默忍受住如此不公平的待遇，继续寻求工作,寻找出路,他们中的年龄偏大者,因找不到工作,只能靠低保度日,还得自已交纳养老保险。为了今后老有所依。今日国家之财力远非九十年代相比,政府应给这个群体多一些关怀和照顾。

(二)中产阶层群体:年收入在4万元以上,百万元以下,或拥有百万元以上资产者.这个群体包括:国企,民营,外企中的白领,公务员,教师中的大部,医务人员中的大部,企业中的高级技工和中层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中的大部,演艺人员,事业单位的中层管理人员,小

业主,自由职业者中的大部，文字工作者,离休干部,部队中的军官等。这个群体中职业门类烦多,收入差距也比较大,这个群体人数占从业人员的25%左右。

(三)富裕阶层:年收入在百万元以上,或拥有千万元以上资产者。这个群体包括:民营企业家,大型国企老总,上市公司高管,外资和合资企业高管,一线演艺人员,金融业界高管等。另外还包括一些隐形富豪群体,即政府官员中贪污受贿者,他们将财产隐藏或转移,在未被揭发查处前,仍属于这个阶层。富裕阶层的人数占从业人员5%左右。

为什么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从一个一穷二白的群体中催生出一个庞大的富裕阶层呢?这是因为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引入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束缚,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经济得到高速增长的结果，同时也是经济转型期法律,法规不建全,加之官商勾结使一些人快速致富的结果。这个群体富裕之路无外乎有下几个方面:

(1)八十年代乡镇企业遍地开花,一大批农民走上创业致富的道路,他们中的一部分在竞争中成长壮大,后来成为农民企业家。

(2)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时期,部分政府官员的子女和亲属利用权力,在价格双轨制中掏足了第一桶金,资本的积累使他们走上富裕的道路。

(3)九十年代,干部下海经商潮,也造就了一批富翁。

(4)九十年代在国有企业改制,破产,工人下岗的同时,一些企业老总及高管利用股份制改革,变相侵吞和占有国有资产,演变成民营企业家。

(5)始于九十年代末的住房商品化改革,使中国房地产业蓬勃发展,本世纪头十年房价持续飚升,造就了一大批地产富豪。

(6)从2003年起,GDP呈两位数增长所造成的能源及原材料的紧缺,使小煤窑,小矿山遍地开花,工人的血和汗使一批煤老板快速致富。(7)高新科技产业的兴起,使一批知识界精英,进入富裕阶层群体,其中尤以IT产业为典型。

(8)近十年中国股市的高速扩容和股权分置改革(全流通),在牺牲千百万中小股民利益的同时,却造就了大批亿万富翁。中国股市可称得上造富机器。

由上述分析不难发现,我国当前社会结构及财富分布仍属金字塔型,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拉大成了当前社会的特征。当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到底是多少?各种资料数据差异很大,有说是0.5的,有说达到0.7的,

也有个别经济学家认为还达不到警界线0.4。这是由于所取的样本和计算方法的差异造成。但不管怎样,基尼系数超过警界线已是不争事实。有两组数据特能说明问题:我国金字塔上端20%富人群体占有社会财富达50%,而金字塔下端20%低收入群体所占社会财富仅为4.7%。换句话说,20%的富人占有社会财富量是20%穷人的10.7倍,而这个指标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日本则仅为3.4倍.中国已排在世界前列。据国务院最新公布的扶贫标准已由过去的

1200元提升到2300元(年收入)这一提升使扶贫对象一下子扩大到1.28亿人，而2300元的年收入仅相当于每天一美元,被联合国定为赤贫标准。这让我们深深震惊,我国的扶贫攻坚是多么任重而道远啊!

在一派歌舞升平中,更应该清醒地看到,当前中国社会所存在的矛盾和危机:我国的上层建筑已不适应经济基础,急需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政府官员中的贪污腐败现象加大了民众的不信任感。国民中普遍存在的信仰缺失,急功近利和诚信危机,使我国的文明程度和软实力大打折扣,而不断增大的贫富差距,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当前兴起的怀念毛泽东热 ,实质上就是对贪污腐败和贫富差距增大的不满。我们又站在改革的十字路口.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的,那就应该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使低收入群体尽快富裕起来,使中产阶层壮大,成为社会的中坚。使社会结构呈纺锤形。中国社会才能长治久安.中国人民已尝尽社会**的苦头,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希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世界上国强民富的大国,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

献。共产党人应拿出最大的决心和勇气,带领人民走上一条文明,民主,公平,富裕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对当代中国各阶层分析作如下综述：官员阶层和知识阶层在致力于改造社会的同时要勇于进行自我改造，重塑自己和社会的关系;要加强对富豪阶层的调控和管理，尽量减少这个阶层对社会的腐蚀作用，培育这个阶层中对振兴民族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民营力量，使其进一步壮大;鼓励中产阶层的发展，不断扩大这个阶层的人数和阵容，但要同时培养这个阶层对社会的责任心，使他能够成为社会的稳压器;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援助贫困阶层，不断缩小这个阶层的规模，提升这个阶层的人员，利用好这个阶层自发追求改革的积极性;坚定不移地依靠平民阶层发展和繁荣经济，推动体制改革，淳化社会风气，再造中华民族的辉煌。

第二篇：中国社会各阶层矛盾分析

改革开放虽然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问题。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发生了深刻变化。阶层的分化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产生了阶层分化中的社会焦虑现象，人民的不安全感比改革开放前大得多。

当前公民的心理焦虑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不公平感。这是对阶层分化在起点、规则和结果各方面不平等现象的自然反映。二是相对剥夺感。由于阶层分化受到行业、部门、单位界限的限制，对于体制内的人来说，社会地位的流动，往往不是取决于个人之间的公平竞争，而是取决于行业、部门、单位的性质。有一个好单位，就拥有了别人怎样努力也无法获取的种种利益。体制外的人以及缺乏单位优势的人尽管也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使社会地位获得改善，但与那些坐享其成的人相比，总是存在一种相对剥夺感。三是受挫感。一些社会地位相对下降或社会地位一直很低的人，在心理失落中，会产生强烈的无力改变现实的挫折感。四是危机感。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困阶层，在市场经济和阶层分化的大潮面前，产生了朝不保夕、前途暗淡的危机感。这些社会焦虑问题极大地抑制阶层分化本身可能产生的社会激励效应，使人们丧失激励自我奋斗、勤劳致富的精神，甚至对现实社会产生抵触情绪。

亨廷顿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矛盾和问题。从矛盾性质上来说，这些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如果对各阶层间的矛盾处理不好，也会产生对抗性矛盾，产生许多消极的问题，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过程中，虽然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各阶层之间的具体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不同的社会阶层都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在利益分化的格局下，人们对利益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改变，人们迫切地想表达并实现其利益诉求。各种利益主体在市场经济中平等竞争，受市场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影响，围绕利益的争夺就不可避免，阶层间甚至还会出现利益摩擦和冲突，这种摩擦和冲突有时还很激烈，发展为重大社会事件—群体性事件。对近年来发生的阶层矛盾冲突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当前中国的阶层矛盾，具体来讲主要有：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其中，当前表现最为突出的矛盾有三种：贫富矛盾、劳资矛盾和干群矛盾。

(1)贫富矛盾

贫富矛盾，主要是指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尤其是其中通过非法途径获取巨额财富的成员)、掌握大量社会经济资源的私营企业主以及部分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等富裕阶层成员与社会其他低收入阶层成员之间的矛盾。

中国的收入差距已经非常严重。中国的收入鸿沟有逐渐扩大的趋势，虽然各研究机构测试出的基尼系数结果不尽相同，低的在0.43左右，高的在2011年甚至达到0.5(这一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2》)，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基尼系数居高不下，并且呈上升的态势。中国收入鸿沟表现在多方面：城乡分化达到历史最高期，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居民收入分化严重，不同区域居民收入分化严重，最高收入行业与一般行业收入差距明显。

如果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社会成员手中，那么就说明社会发展的成果只是为少数社会群体、少数人所享用。这样的发展不可能是真正的发展，而只能是畸形化的发展，容易造成社会结构的紧张。即便是这样，却并不意味着社会矛盾就一定会激化或爆发，但是，如果结构紧张的客观环境导致很多人或社会公众将贫富差别归因于“社会不公”，即形成“公正失衡”的舆论环境，在这种舆论环境下，社会矛盾自然会频繁发生，社会就会越加不稳定、越加动荡，甚至存在着很大的倾覆的可能性。在当前社会中，“宝马撞人案”、“拆迁事件”等等，都是“公正失衡”舆论环境下，由贫富矛盾引起的。

(2)劳资矛盾

劳资矛盾是任何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必须面对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劳资矛盾实质是劳动者与资本之间的矛盾，主要反映了工人(主要包括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以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中的部分成员等)与私营企业主及经理人员阶层之间矛盾。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发展转型期，劳资矛盾日益凸显和加剧，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等非公有制企业中劳动争议的易发和多发，成为影响劳动关系和谐和社会安定有序的一大隐患。

近年来，劳资矛盾呈现“高位运行”趋势。由于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职工利益诉求与现行分配制度矛盾加剧、劳动监察不够全面到位，2000年至2010年的11年间，全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增长约35%，而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由13. 5万件上升至60. 3万件，不仅如此，劳资冲突严重时甚至会发展为重大的社会事件—群体性事件，并且劳资矛盾引发的冲突事件攀升已经成为不容回避的事实。如：2011年11月4日，外资企业百事中国瓶装厂员工因担心公司易主后自己的权益问题而发生大规模罢工事件，停工潮遍布重庆、成都、福州等10多个省份;2012年1月3日下午，武汉富士康150名员工因不满转岗计划登上楼顶，意图集体跳楼自杀等等。回顾发达国家曾经发生的工运风潮，环视一些国家正在经历的劳资冲突困境，众多教训和经验告诉中国，应对劳资矛盾，既要审慎决策，更要积极而作为。

(3)干群矛盾

干群矛盾主要指党政干部(主要指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与其他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目前，党政干部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矛盾冲突，干群关系紧张，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造成干群矛盾的原因是复杂的，主要的原因如下: 第一，近些年出现了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部分成员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生活作风腐化堕落等消极腐败现象的蔓延，而且政府及相关部门乱收费、司法不公正(如瓮安事件、石首事件等)、执法行为粗暴、被征地拆迁人员得不到合理补偿、下岗失业人员得不到妥善安置等侵害普通群众权益的现象也经常发生。这些消极腐败现象的出现给党政干部的形象造成了很大的不良影响，严重伤害了人民的利益，伤害了人民的感情。这一切导致因干群矛盾引发的群体上访和群体突发事件的增多。

当下中国，“搞定”这个词汇已经成了大多数人心中处理问题的第一选择，“搞定”一词的潜在含义就是依靠“关系”来颠倒黑白。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当正义通过正规途径无法得到伸张时，那么暴力就成了表达公正的重要途径。当法律、道德成为“关系”的附庸，没有“关系”的人就会抓狂，而抓狂的人往往“情绪不稳定”，于是一有风吹草动，不稳定的“情绪”就会演化成社会飓风。因此，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是化解社会各阶层矛盾的重要途径。

第二，在改革和发展中，党政干部和普通群众所得的利益悬殊太大。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拥有社会组织资源最多，他们属于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享有很多特权和利益。2008年社科院公布的《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研究报告》显示，在调查各社会阶层对近十年来获益最多的群体的排序中，69.84%的人认为国家干部是近年来收益最多的群体。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冲突还是很尖锐的，之所以没有像西方那样频繁爆发群体性事件，一方面是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能忍的吃苦耐劳的民族，人民群众刻意压制了自己的不满焦虑情绪;另一方面是因为缺少一个导火索。虽然，真正绝对的和谐是不存在的，一定程度的矛盾冲突是难以避免的，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冲突，社会主义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存在矛盾冲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能正视它的存在。人民内部的矛盾其实并不难解决，因为它是非对抗性的。中国政府应该在矛盾冲突尚未扩大化之前积极地正视、分析、解决矛盾，化冲突的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控制社会冲突的强度和烈度以保证社会的相对和谐，否则群体性社会矛盾冲突的爆发将不可避免。

社会学研究表明，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应该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结构。 历史经验表明，如果一个社会的中间阶层规模很小，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那么这个社会很难保持稳定，甚至会发生社会动荡;相反，在社会中间层规模大的社会，社会资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较合理，经济社会资源分配差距比较小，它意味着大多数社会成员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受益，享受着安定的生活和较好的社会经济地位，这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坚实力量。

从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发展现状来看，阶层分化尚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社会阶层结构处在不断变动与重组过程中，但总体状况并不理想，该缩小的阶层并没有小下去，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社会中间层的规模过小，而像农业劳动者这样的构成社会中下层的阶层规模还过大，因而给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带来一系列的挑战和问题。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客观上要求我们对阶层分化进行合理引导，解决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以保证社会阶层分化向有利于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阶层结构的方向有序展开。

第三篇：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矛盾分析

社会是由矛盾组成的，矛盾的存在是客观的，是无处不在的。尖锐复杂的敌我矛盾虽然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存在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广泛的人民内部矛盾仍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力量。只有科学揭示这些矛盾，努力消除和化解这些矛盾，才能使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更大的胜利。新时期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农民阶层正在迅速地分化瓦解。许多人已经长期从事工业、商业和他非农产业，许多农民已经成为企业家、科技工作者、城市个体劳动者和依靠出卖一技之长的专业劳动者。无论农民怎样演化，工人队伍怎样扩大或缩小，存在于工人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传统意义的工农矛盾在政治上主要表现在参政程度的矛盾;在经济上主要表现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所反映的利益的矛盾;在文化教育上主要表现在教育程度和精神产品的享有和消费水平的差异;公

会对农业改革又专门作出了决议，延长农村土地承包30年不变。但是农业的现代化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要靠大量的资金投入，要靠农民比较效益的提高，要靠广大农民积极性的提高才能解决的问题。解决中国工农之间的矛盾，必须加大政策的力度，必须有新的思想解放，必须认识到中国农村问题的严重性。(三)解决工农矛盾的政策思路1.必须加大调整农民利益的政策力度。农村，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农民收入太低，特别是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必须让农民的收入水平逐步得到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人均年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1998年的2162元，增长了4.5倍(按不变价格计算)，而城镇居民人均由1978年的343元增长到1998年的5425元，增长了3.3倍(按不变价格计算)。但是绝对额相差很大。1978年仅相差210元，到1998年相差3300元，相差的绝对数1998年是1978年的15倍。农民的比较利益下降惊人。2.根据中国的实际大幅度提高粮食价格。现在粮食价格与生产资料价格之比严重失调。尽管我国粮食价格同外国粮食价格已经接近，但是我国属人多地少的落后手工作业方式，决定了粮食的基本人工成本是刚性的。中国粮食价格成本是由中国的人口与土地比例及农民务农收入的唯一性现实所决定的，决不能简单与国际的粮价相比较。任何国家均对农业生产有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农副产品的国际贸易竞争是十分激烈的。我国农产品的价格相对于自身的成本，相对于工业品的价格，相对于农产品的生产资料价格，总体来说仍然偏低。种粮无利可图，种粮不赚钱的现象仍然存在。适当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国家的粮食政策应该有新的重大改革，大幅度提高收购价格，提高存贮能力，加大补贴力度，严格管理粮食是当前的重要政策。3.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步伐。我们欢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国八亿农民找到了解决温饱的出路。但是如何让8亿农民富裕起来，这道难题将是全世界21世纪的第一号难题。中国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承受如此大的人口压力。这么庞大的低素质人口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怎么可能走向富裕、走向农业现代化呢?这一点必须有充分的估计。我们从乡镇企业发展规律和趋势可以看出，人口的教育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决定了包括乡镇企业在内全部产业的命运。而全面提高8亿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需要二代人的艰苦努力。这是决定中华民族未来兴衰的大事情，这一点中央的政策仍需要加大落实的力度。4.国家财政应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投资力度。农民一方面收益能力低，一方面负担重。除了千方百计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之外，另一个有效的办法是尽可能减轻农民的负担。中央财政可从这样几方面让利于农民。第

一、加大农村、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水利、公路、灌溉系统全由政府投资，不要让百姓摊钱。这一点应该像城市一样，水、电、气、通讯应该享受同等的待遇。特别是电价应该合理的收取，甚至应该让利于农民，比城市用电、工业用电还要低很多才对。对农村兴办的各种符合环保条件的工业，应该加大优惠的力度，给予免征各种税收的政策。第二，在农村应该真正实行全部的义务教育，让每个青少年不支出任何费用均能享受良好的教育。国家应专项作出农村教育经费预算，甚至学生的生活像和文具基本消费应由国家全部承担。这样能形成一种农村比城市更优越的政策环境，让全部适龄儿童都能受到很好的教育。第

三、彻底免除农民的一切不合理负担。所有乡村干部、教师、公安和全部管理人员的经费均应来自上级财政，不向农民伸手要一分钱。这一点完全能够做到。每天喊减轻农民负担，每天都在向农民身上“揩油”。国务院规定不得超过5%的提留款，一些乡村干部巧立名目，变换手法地向农民勒索，让农民痛恨不已。若真心为农民着想，就应该全力支持农民尽快致富，让农民觉得在农村照样生活得很好。这样一方面可以减轻城市的压力，另一方面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发展问题。当然我们国家今天的财力是否允许这是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首先国家每年应该有这方面的财政预算，可以逐年逐步实施。这同扶贫计划还有区别。农村的整体机制，应该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出发，先予后取，扶植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一些政策可以先从贫困的山区试点开始。总之，中国的现代化，最终的标志应该看农业是否能实现现代化。农村、农民问题解决好了，中国的现代化才算真正实现了。我们的政策方向应该着眼于农民这个大群体，应该切记农民的利益，这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先富阶层与贫困阶层的矛盾邓小平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论断就是：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合法的劳动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然后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富民政策的确造就了一大批中国新富翁。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1998年，中国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富裕家庭约有500万户。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项调查估算，中国目前家庭资产超过百万元的约有1000万户。据国家统计局对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分析得出：1998年末银行居民储蓄余额53407.5亿元中，其中81.5%的余额是由19.6%的富人存入的。最高的浙江省的温州地区人均储蓄额为7万元，与最低的贵州的黔西南地区为210元相差350倍以上。中国有个先富者阶层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些学者对先富者阶层分?quot;暴富和先富两个群体。对暴富者要采取打击的手段。合法富者应给予鼓励。(一)先富阶层的心理分析通常人们所说的富裕阶层大致分这样几种先富群体：1.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

、管理和经营能力多方面将会学到许多先进的东西，促进企业的成长，提高企业经营者的素质。但是也有可能受到国外高手的竞争，生产经营陷入新的困境，甚至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会被淘汰出局，被迫破产。第

二、部分先富者本身就不想再有大的作为，到国外纯粹是为了贪图享乐。他们羡慕资本主义社会的灯红酒绿，利用前半生的“劳动成果”好好去享受一番。无论哪种情况，在世界经济逐步走到一体化的今天，出国办企业都是允许的，也是应该鼓励的。若要留住部分企业把资金投向国内，有效的办法是让投资者感到中国的政策最适合企业的发展，最适合资本的增值，最适合企业家能力的发挥。事实上，自90年代以来，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具有吸引力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成为吸引外资最多国家之一。中国的市场是一个发展型的市场，中国经济已连续20年保持了9.7%的增长率，居全世界第一位，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由于实行了市场化的改革，使经济发展充满了巨大的活力，社会经济一片繁荣。现今全世界500家最大的企业，70%的已进入中国市场，许多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已达到相当的规模。美国通用、IBM、摩托罗拉，德国的大众、奔驰和日本的三菱、三井等著名的跨国公司都在中国建立了工厂，投资上亿美元甚至几十亿美元。许多跨国银行的总部也搬到了中国。中国无疑成为世界上最后一个巨大的市场。因此，企业发展最为有利的地点之一就是中国大陆。吸引国内外投资者最大的政策应该是对全部企业实行平等一致的国民待遇。这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性措施。(二)消除先富者与贫困者矛盾的政策思考自从先富者阶层的出现，社会相对贫困者的“仇富”心态日趋激烈。不断恶化的社会治安，也有“仇富”者心态失衡因素的影响。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正确认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重要意义。也有一部分人对于“平均主义”、“大锅饭”仍然有些津津乐道。他们看到自己的收入与一部分人的收入相差如此悬殊，心态极不平衡。特别是前些年出现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现象出现，“富了许多不该富的人”，“穷了一些有知识、有文化、有能力、有水平的人”。这些现象更是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更进一步激化了民众对“先富者”的仇视情绪。科学制定一套合理的分配政策是正确贯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关键一步。1.严格规范国家的税收政策纵观“先富者”的财富积累，许多一夜之间产生的暴富者，除了有政策漏洞之外，很重要一点是我国税法不健全造成的。在发达国家，每个人的收入明细表是极为清楚的。每一笔收入均有政府监督下的透明帐目。依据每笔收入，国家首先审定其收入的合法性，然后依法征缴应交的所得税。如果我国每个公民都按照国家税法所规定的所得税依法纳税，那些亿万元富翁、千万元富翁是不可能产生的。因为国家所得税法规定，万元以上的收入要按45%的税率上交所得税。那些年收入几十万元至上百万元的高收入者和私营企业主，他们按期交纳所得税之后，所积累的财产将成倍减少，资产积累的速度也会急骤下降，不可能产生出那么多的百万富翁和千万、亿万富翁。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快速的形成和快速的发展，也不是个人资产的快速增加，而是随自己的公司财产日益扩大，是自己控股的企业资本的壮大，而不是自己的个人收入增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除个别有特别技术专利型的智力公司如：比尔盖茨之外，许多公司的资产并不是属于某一个人。公司董事长和总裁也是年薪制，他们也将交纳数额很大的个人所得税。其收入与公司的增长并不成比例，相差的很远。而在我国，许多私营企业、承包型企业、假集体企业、有限公司往往把公司的全部盈利都算在一个人身上，说他自己拥有多少亿资产。其实法人财产同个人的实际财产所有权并不是一回事。这需要另行分析和核定，并不是企业法人代表一个人完全所有的。许多依靠钻国家政策的空子而获得的巨额收入，例如靠金融诈骗、土地转卖、倒卖国家批文、走私贩私、非法经营而获得的收入，也属于逃避国家税收的问题。因为国家对于个人收入的监督不到位，资金的流向不明确，个人的消费不加强管理，使许多公款私用，公款报销，公款私存，许多问题普遍存在。高收入者的来源问题不查不问，使许多非法暴富者长年逍遥法外，并且继续以非法手段肆无忌惮地侵吞国家的财产，践踏劳动人民的辛勤成果。严格税法，特别是依法完善“个人所得税法”是制止暴富者阶层产生的重要途径之一。2.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健全各项经济法规制度当前我国立法制度和立法程序已比较规范和完善，相继出台了许多经济法规。但是，现今仍然存在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有法不依的问题比较严重。各地执法的水平和政法队伍的素质都存在很大差距。另一个问题是法律的配套体系和全方位的改革需要抓紧解决。出现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来自于经济体制问题。由于政策上的偏差和政策法律体系的不配套、不完善或者部分领域出现了“真空”，就有许多不法分子利用各种机会大肆侵吞国家财产。例如：金融信贷政策问题，药品和各种建筑承包、发包回扣问题，土地批租问题，设备和物资进出口问题等都需要法律的配套完善和严格执法，才能使不法收入者无机可乘。3.坚决杜绝权力进入市场中国经济出现混乱的主要根源在于：权力进入市场，这是极其可怕和危险的。在我国权力腐败是人民群众切齿痛恨的，也是同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的。权力腐败是掌权者拿人民赋予的权力在地下搞钱权交易，运用人民的信任搞损害国家、损害人民的丑恶勾当。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这样几个出路：第

一、完善和严肃党纪和法纪。对于践踏党的纪律，损害党的形象的各种腐败分子，无论职务有多高，无论过去功劳有多大，都应该像处理建国初期刘青山、张子善案子一样，一点不能手软，坚决果断地给予严厉惩处。第二，要建立和完善党和政府的约束监督制度。这一点至关重要。仅有现在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行政监察部门还远远不够。要有独立的监督机构，让人民群众和新闻界介入监督序列。不要怕执政者出丑，不要怕出了几个败类而损害自身的形

象，越是从严治党、治军、治政，广大人民群众越拥护。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灵魂，如果我们能坚持有错必纠，有恶必办，人民群众就会内心佩服，就会从根本上支持我们的各项事业。第三，加快产权制度改革，提高经济立法执法水平。为了让资源尽可能通过市场去配置，必须加强产权法人人格化的改革。国有企业实行产权主体、资产增值、受益分配多方面的全面改革，使权力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逐步弱化。政府采购彻底去掉其神秘的面纱，增加透明度，真正实行公正、公开的招标竞争方法进行。特别应对金融、证券、建筑工程、行政执法部门和部分权力部门实行严格的监督管理。对于各种侵吞国家财产，以各种名义浪费和践踏国有财产的现象和行为实行更加严厉的制裁惩治办法。这样才能保障国家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才能使市场经济切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重要的基础作用。4.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现今所形成的贫富差距，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区差异而引起的。由于受自然条件和历史的影响，我国东西部差距自改革开放以来正逐步扩大。据199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上海已达到28400元，而贵州省仅为2424元，相差12倍。若按小地区计算，差得更远。我国的深圳、温州等发达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0万元以上，而相对贫困的陕西省的商洛地区、贵州的毕节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有1500元左右。相差50倍以上。因此解决地区差距问题至关重要。中央政府已经在近些年把财政投资方向逐步转移到向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八五以来，国家财政的基础性投资，中西部的投资总额尽管比东部地区小了很多，但是其增长速度比东部地区仍高出2至3个百分点。这充分说明国家利用财政转移支付手段，正在逐步培育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点，使中西部的资源优势逐步转化为经济优势，在未来的发展事业中，实现全国经济的均衡发展。脑力劳动者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行业的工作岗位已不再有严格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分，知识分子的界线越来越难分清，但是广大人民群众依然是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和创造者。邓小平把科技称为第一生产力，正说明科技在我国乃至在整个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如何在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的同时发挥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主力军作用，是我党历来处理各种主要矛盾的一个焦点问题。目前知识分子群体和其他社会群体仍然存在差别和矛盾。脑力劳动收入和体力劳动收入倒挂是这一矛盾的主要表现。脑力劳动是知识分子阶层区分其他社会阶层的标志。脑力劳动是复杂劳动和高效益劳动。为了取得这种能力和机会，脑力劳动者本人及家庭不断地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对此，社会应当予以补偿。但在事实上，现在体力劳动者的收入比一般脑力劳动者的收入高，有的甚至高出好几倍。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报酬的倒挂，表明了分配关系倒挂。分配关系的扭曲，其结果直接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导致脑力劳动者急功近利，忽视甚至放弃本职工作，造成人才往国外流动和人才内耗;同时造成“读书无用”再度泛滥，影响新一代的脑力劳动者的成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收入倒挂在目前是很严重的。1952年前后，知识分子与工人收入是大体平均略有差别。教授最高工资是机械工人最高工资的2.4倍，一般知识分子比同龄工人的工资高出10%左右。1957年以后，脑体工资逐渐拉平。1977年以后，工资几次调整，知识分子的平均工资有所提高，但由于体力劳动者有活工资，包括奖金、计件超额工资、各种津贴和加班费，收入增长幅度更大些，脑力劳动者收入相对下降。尽管有资料显示，高学历者相对收入已有所提高，但就全国而言，这种状况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脑体劳动收入倒挂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加深了知识分子阶层与其他社会群体的矛盾。目前，由于脑力劳动者收入水平太低，教育战线出现了“老年的要退，中青年要走，大学生不愿意来”的现象。科研人员要求调离科研单位，机关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也普遍受到影响。有学历、有学位、有才华、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大出国，学成不归，高级人才大量流失。知识分子工资待遇下降，意味着知识贬值。过去的“读书无用论”是因为有人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新的“读书无用论”是因为群众从收入对比中感到“读书越多越吃亏”。适龄儿童不愿入学而去当童工，新文盲人数大量增加，有的地方高达30%。中小学生流失、辍学的人数剧增，大学生厌学相当普遍，研究生退学从商屡见不鲜。社会需要知识分子，但又不给他们适当的报酬，是不行的。在谈到知识分子阶层同社会其他阶层的矛盾的时候，还不能不指出知识分子阶层同干部阶层的矛盾。这两个阶层部属于有较高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的阶层。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各种因素的制约，干部阶层的处境和实惠要比知识分子好一些，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干部阶层相对于知识分子阶层的优越感。但是，面对着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面对着干部“四化”的新要求，干部阶层中的不少人开始动摇，而知识分子中的不少人跃跃欲试。但我们没有像一些国家那样，在这两个阶层之间建立起联系，以便使他们之间便于流动。中国知识分子历来的理想是关心政治，“学而优则仕”，因而在事实上对干部阶层的地位威胁最大的是知识阶层。这就使双方的阶层矛盾在所难免。今天我们也欣慰地看到许多像王选教授、柳传志教授等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率先走出院所，用科技赢得市场、赢得成功。现在中国第三代先富阶层中，依靠技术、管理、经营而成为亿万富翁者已不在少数。知识经济的时代，标志着知识分子将成为21世纪经济发展中的一支主力军。知识分子依靠其高智能的劳动赢得更实际的高收入已成为新的趋势。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与其他阶层的矛盾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是两个在劳动方式等方面区别于工农两个基本阶层的独立阶层。他们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实现社会闲置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的结合从而形成社会生产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他们本身的不成熟，也由于毕竟他们多少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所以与以生产资

的情况下，如何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就成为更加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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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当今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分析

林聚任先生是今日山东大学社会学的统帅。向林大帅 致敬。今日中国社会学，成就辉煌，吃水不忘挖井人，专此向领导新时期中国社会学的费孝 通先生、陆学艺先生、李培林先生致敬。李培林先生就是我们山东大学的杰出校友。 很荣幸再次来到山东。八六年上过泰山，拜过曲阜，在青岛住过一个月。这几天上了孟 良崮、英雄山、千佛山，看了黄河、大明湖、趵突泉，看了山东博物馆。不由得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是秦国统一天下，而不是齐国统一天下?(此处略去五分钟。)

(不念)二十年来，对新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发展演变的研究，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 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理论研究上，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认识逐步深化， 由1979 年之前只有阶级分析，发展到否定阶级分析、只有阶层分析，直到近年来又否定了 对阶级分析的否定(仇立平，2006;仇立平，2007;冯仕政，2008)，阶级分析与阶层分析 并重。在实证研究上，更是硕果累累(李拓，2002;陆学艺，2002;郑杭生，2004;李培林， 2004;邱泽奇，2004;吴波，2004;李春玲，2005;扬继绳，2006;朱光磊，2007，李毅， 2008;李强，2010;梁晓声，2011)，对新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发展演变，或从阶级分析角 度，或从阶层分析角度，或从两者结合的角度，做了多方位的描述性研究和分析性研究，珠 联璧合，蔚为壮观。

(不念)瑕不掩瑜，美中不足的是，在众多实证研究中，很少有反映中国社会结构分层 全貌的数字化模式。仅有的两、三个数字化模式，只反映近期某个时刻的静态的状况，没有 反映历史的沿革，不能直观把握新中国六十多年社会分层结构发展演变的宏观大趋势。理论 研究和实证研究，社会结构与发展演变，最后都可以落实到数字化模式上面。在数字化模式 面前，理论观点更容易深化，实证研究更容易检验。

第五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变化分析

【内容摘要】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待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就会发现，阶层结构的变化是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最核心内容。在这三十多年中，中国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经历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这些转变最直接地体现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变迁上。 关键词：改革开放 社会阶层

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原来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分化了，产生了诸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农民工群体等新的社会阶层，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也发生了并且还在继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下面就简单的介绍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

(一)社会结构的中下层在逐步缩小

l、农业劳动者不断地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农业劳动者阶层正在逐渐缩小

农业劳动者阶层的缩小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在发达国家，农业劳动者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阶层，一般都仅占其总人口的15%以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劳动者数量在大量减少，他们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67.4%下降到2008年的34%。外出务工经商、兴办乡镇企业、接受高等教育以及城市化，是当前中国农业劳动者实现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仅仅外出务工经商就吸纳了8000多万农业劳动者，还有上亿农业劳动者被吸纳到乡镇企业，成为乡镇企业工人、企业家和管理人员。在未来的十几年中，农业劳动者的数量还将继续下降，但下降的速度要取决于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速度。

2、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产业工人阶层在分化

伴随着农业劳动者的逐年减少，整个社会结构的中下层(或底层)部分也在逐步缩小。当然，社会结构的中下层部分不仅包括农业劳动者，通常还包括传统型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商业服务业员工与产业工人。

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商业服务业劳动者的数量有所上升，近年来，一些以商业服务业为中心的城市发展迅速，小城镇的扩张运动还在持续，这些将导致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规模的继续增长，并开始出现分化，尤其是随着新兴服务行业的出现，随着服务行业的产业层次逐渐提高和日益规范化、现代化，这个阶层中的相当一部分成员将向上流动，进入社会中间层，从而对缩小社会结构中的中下层起着重要作用。

(二)社会中间层已经出现，并且正在不断壮大

按照国际学术界的分类，社会中间层主要由两大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所谓老社会中间层，包括中小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富裕的自耕农;另一部分是所谓新社会中间层，主要包括大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行政与管理人员、办事员、商业服务人员和技术工人等，他们不但在收入上处于中等及中等以上水平，而且在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声望上也处于中等和中等以上水平。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私营经济。特别是90年代以后，随着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改造以及私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出现了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经理。私营企业主和经理人数的多少跟经济发展水平是很有关系的。

三)掌握或运作经济资源的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

在中国社会结构较上层的部分或者说居于优势位置的社会阶层中，掌握或直接运作经济资源的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在这类阶层中，除了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外，还有私营企业主与经理人员。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私营企业主阶层从无到有，经理人员从干部队伍和企业主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这两个阶层在社会结构中所占比例都在逐年稳步上升，而且还将继续上升，尤其是经理人员阶层的比例将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和产权形式的发展，企业主的数量将稳定在一定水平或者相对减少，而企业经理人员的数量将会明显增加。不过，中国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规模增长还未达到顶峰，在未来几十年中，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比例还会有所上升。

但是中国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还仅仅是一个雏形，与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理想形态及其运行机制相比较，还有很大的差距，其内部还存在诸多的不合理之处，明显具有过渡性、自发性和半封闭性等特点。相应地，这个结构雏形还有许多方面与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还不相适应。

(一)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存在不合理之处，影响阶层位序等级的合法性

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资源配置机制多元化，其中既有合理合法的机制，如市场机制和国家再分配机制等，也有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机制。无论是怎样的配置机制，都将影响人们所享有的资源的份额，从而影响人们的阶层地位。然而，形形色色的不合理不合法的资源配置机制的存在，却严重地影响着人们对现有阶层位序关系的认可和认同。

(二)城市化过程滞后，不利于农业劳动者阶层缩小和社会中间层扩张

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相比较，城市化滞后是中国现代化的社会阶层成长缓慢的一个客观原因。所谓城市化滞后，是指社会总人口的城乡分布结构(以及劳动人口的就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变化尤其是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不相称。因为，在现代意义上，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际上是三位一体的过程。在中国，工业化已经取得相当进展，产业结构水平比较高，而就业结构水平却比较低。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社会中间层在不断扩大。三位一体的体系正在形成。

(三)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发育存在区域不均衡性

与经济发展一样，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的发育也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均衡现象。越是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社会阶层结构越是简单，越是具有传统社会的特点：即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中间阶层规模过小;越是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社会阶层结构越是复杂，越是具有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特点：即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越来越小，中间阶层规模越来越大。一方面，国家现代化建设不允许存在大片地区处于经济落后状况，所以急需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这样一种举措。另一方面，由于落后，这些地区不仅留不住本地专业技术人才，也难以培育出一个足以改变当地经济不发达状况的个体工商户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在这种情况下，要开发这些地区，无疑需要国家采取措施，从外部吸引专业技术人员和私营企业家等去参与当地的经济发展。但这又使中西部的大开发更多地停留在国家行为层面，缺少当地社会各阶层的有力参与，而当地社会各阶层的参与，却是开发中西部地区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