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各阶层分析读后感

社会各阶层分析读后感（共6篇）

篇1：社会各阶层分析读后感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读后感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选集》中的第一篇文章，1925年，年仅32岁的毛泽东针对中国革命存在的两种倾向写下了这篇不朽的惊世之作，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提供了指导和帮助。主席文章深入浅出的风格却是让后来的“XX理论”“XX重要思想”的长篇累牍望尘莫及。

文章的开篇指出，分清敌友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而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呢？要根据对革命所持的态度而定，反对革命的人或者阶层是敌人，而支持革命的人或者阶层自然也就是朋友了；在社会中经济地位高，享有特权的人或者阶层当然愿意维持现状，不愿意自己所拥有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受到革命的影响，从而反对革命，而那些经济地位低下，解决不了温饱的人自然也就是革命的忠实拥戴者，处于两者之间的阶层也会向革命的阶层或者与革命对立的阶层游移。不同阶层的经济地位基本决定了他们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

文中作者将当时的中国社会划分为地主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等多个阶级。并通过言简意赅的语言将各个阶级在当时社会上的处境生动形象地描述出来，也对各个阶层在中国革命中所持有的态度进行了分析和界定。得出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 分清了敌友，坚定了立场，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打击反革命势力，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新中国，取得了中国革命阶段性的胜利。而新政权的建立并不能使阶级和阶级矛盾彻底消除，缩小和消除阶级差异，让人民都处于共同富裕的平等地位，才是以主席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毕生所追求的目标。主席逝世后多年来，我们已经很难在政府官方的汇报文件中听到关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方面的内容，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贫富悬殊逐渐扩大，新的阶级分化和固化导致了大多数社会底层群体和上层群体之间对立情绪，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的爆发预示着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矛盾不断被激化，而且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与此同时，各类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也随势而起，此起彼伏，虽然如今的国内形势和社会环境已不能和1925年时的中国同日而语，但如何缓解和消除国内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已经成为了目前中国社会最主要的问题。内忧不除，外患不断，处于动荡前夜的中国又将何去何从？

针对目前中国社会的形势，运用阶级分析法来看待国内各种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毛主席当年所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仍是帮助我们透过事物表象看清本质的一把钥匙。

2010081315陈阳

篇2：社会各阶层分析读后感

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 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两种倾向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陈独秀也好，张国焘也好就其本质不是不想把中国引向共产主义。但是他们的错误就是过分的依赖于自己的主观意向，片面的强调某一个方面正确。

毛泽东在这个关键时刻通过正确的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明确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是相当及时和正确的。

通过对中国社会各个阶级分析得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在革命时期，最贫穷的最有战斗力的就是工人阶级，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

半自耕农，其生活苦于自耕农，因其食粮每年大约有一半不够，须租别人田地，或者出卖一部分劳动力，或经营小商，以资弥补。春夏之间，青黄不接，高利向别人借债，重价向别人籴粮，较之自耕农的无求于人，自然景遇要苦，但是优于贫农。因为贫农无土地，每年耕种只得收获之一半或不足一半；半自耕农则租于别人的部分虽只收获一半或不足一半，然自有的部分却可全得。故半自耕农的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贫农。贫农是农村中的佃农，受地主的剥削。其经济地位又分两部分。一部分贫农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和相当数量的资金。此种农民，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得一半。不足部分，可以种杂粮、捞鱼虾、饲鸡豕，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勉强维持生活，于艰难竭蹶之中，存聊以卒岁之想。故其生活苦于半自耕农，然较另一部分贫农为优。其革命性，则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另一部分贫农。所谓另一部分贫农，则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更需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

经济地位决定革命态度，反映出一个人或是一帮人，一群人的应变趋向。贫穷到了生存受到威胁时，反抗自然达到顶点。而集中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则最具有强大的革命力。他们的革命决心最大。同样，半无产阶级的贫民则更具有革命的决心，因为他们的生存受到多种环境的左右，他们的艰辛劳动很少能够满足自己及家庭的生存需求。就是因为他们分散，不集中，很少能够达到组织起来反抗的目的。只能以逃生，乞讨，流浪作为消极的对抗。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结盟中产阶级形成一个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因此中国革命胜利了。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革命的先锋，是具有先进思想的一帮人，一群人。他们的革命不单纯的是把无产阶级的命运推向有产，更重要的是创造一个新世界，新历史，新中国。正是在这个宗旨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能够以自身的表率，模范的引导，大公无私的气概把不同的阶级、政党紧密的团结在自己的身边，共同完成一个事业。就是实现共产主义事业。

中国共产党成功的领导广大的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由过去的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革命党与执政党的区别，一个是领导无产阶级推翻推翻剥削阶级统治，一个使劳动人民群众走上幸福，和平，美满的生活。前者最贫穷的，革命性最强的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正是后者最需要改善的，及待解决的最重要问题。解决大多数人劳动问题，提高大多数人生活水平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的那一天起就是首要的任务。

怎样才能够使广大的才脱离剥削阶级压迫的劳动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并不是嘴上说一说的事。也不是单纯的依靠无产阶级专政能够解决的问题。在解放以后到改革开放的二十年间，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段时间也是人们经济生活水平差别最小的时期。也是公共利益发展最快的时期。表现在社会福利事业达到了这样一个水平：娱乐场所基本免费，公共事业发展很快，医疗卫生深入到农村边远地区，义务教育普及。人们虽然生活水平很低但是人们对实现幸福的信念很足。在这段时间，人们放开生孩子，每户家庭多的七八个，少的四五个，家庭生活负担几乎就靠一个人工资满足。生活条件低下，但是中国社会人口激增。虽然各种条件很差，但是社会上很少各种犯罪现象存在。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私有经济的合法化，市场经济便成为社会的主流经济体制。随着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到户，个体企业，集体企业，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及各种形式的商业，商贩，金融等所有可以赚钱的行业都出现在人们面前。不同等级的收入构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差别存在。也呈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繁荣景象。差别，尤其是生活差别存在，出现了满足不同层次需要的生产和服务。差别尤其是生活差别存在，人们的发财欲望便大大的提高。差别尤其是生活差别的存在，人们便不在相信任何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真情。因此，生活水平差距随着收入水平的差距，随着不同经营者，获利者的收入不同一性，便又出现了阶级属性——社会阶层。这就是新时期的经济特征和政治倾向。

在目前中国依据怎样获得生存需求满足方式来区分中国社会阶层有四个层次：

一、打工者：依靠出卖劳动力获得收入满足生存需求方式。属于这个阶层的是工人，也就是打工者。所有打工者收入并不相同，脑力劳动者，收入高。属于知识打工。体力劳动者，收入低，属于体力打工。

给外资企业打工，工资收入要高于国有，国有要高于个体。给国家政府打工者，稳定，属于公务员； 给企业打工者，不稳定，属于暂时。这个阶层逐渐增大，竞争力也越来越强。人们都争先恐后的要寻找高收入，高待遇的职业。

智力打工者越来越趋向高学历竞争。打工者要想生活的更好就必须依靠自己的能力。八级工依靠技术，独有的技术最值钱，有技术一方面靠学习，一方面靠钻研。博士生靠学识，博士生比研究生高，高在知识面宽，研究项目新，效益好。

在市场经济中，能力越来越受到青睐。收入与能力成为正比。但是市场经济又是排他经济，能力越强，竞争也就越强。收入差别存在越悬殊，竞争力越大。因此，差别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动力。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向城市集中，劳动力价格越来越低。依靠体力打工者，月薪达到300元以上，不是很多。一个社会脑力劳动者越多，技术能力越强，需要的劳动者越少。因此，随着生产技术，自动化程度提高，大部分人员又被裁减下来。造成劳动力剩余。因此，剩余的农村劳动力集中在城市，裁减下来的富裕劳动力增加，收入来源减少，造成高低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两极分化将越来越严重。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并不比农村好过。

二、依靠直接生产收入获得生存需求满足方式。属于这个阶层的是农民。

我们国家农民生产在固定的面积之上。土地承包是按照人均面积分配。在有限的土地上搞市场经济作物生产，市场信息对于收入有着重要的关系。如果生产的作物大丰收，而市场价格高，收入就好，如果生产的作物大丰收，而市场价格低，收入就不好。缺和补缺是种植型生产获得经济收入不可小视的条件。依靠直接生产收入满足生存需求方式，实现了生产直接满足需求这个目的。满足自己的吃用要比出卖劳动力获得生存需求满足方式要稳定的多。只要这个承包制度不变，只要农民不懒，只要不遇到大荒大灾之年，依靠土地生存就不会出现民不聊生的现象。现在农民已经不是过去的农民，计划生育使每户农民人口降低到最低限度。吃穿用不次于城市一般收入家庭。随着农业生产的进步，闲置时间越来越多。如果科学技术能够在有限的土地上多增些劳动产品种类合理的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增加收入，过剩的生产力就成为不过剩，甚至不足。因此，依靠直接生产收入获得生存需求满足方式是一个稳定的，富足的，没有压力的生存方式。大富很难，小富却不难。

三、依靠利润获得生存需求满足方式。这个阶层就是企业承包者，个体企业老板，炒股大户，及依靠雇工获得生产增加的土地生产者。

这个阶层逐渐增加。依靠利润获得生存需求满足方式，生产就是为交换而生产。企业就属于他们自己。他们雇佣打工者，靠付给打工者固定工资，获得产品销售利润。他们的收入依据自己的经商经验而不同。有的大富大贵，有的则小打小闹。但是，他们的生存需求满足要远远的高于前两种方式。随着个体经营迈上轨道，大富者将越来越富，成为财大气粗富豪。小打小闹者随着经验积累，剩余增加，投资增大有可能成为大富者，也有可能成为贫民。但是在我们国家，我们放宽了就业经商者的限制。减免了一些税收，可以说，建立企业，商家都不是困难的事。关键在于经营。在于怎样站稳市场经济这个位子。

四、依靠灰色收入满足生存需求方式。这个阶层属于不合法收入者阶层。逃税，权钱交易等等。

这个阶层之大，几乎可以涉及到任何和层次。这个阶层社会地位上显赫，网络关系强大，灰色收入究竟有多少一般人不可能知道。社会风气败坏大多数来自于这个阶层。权钱交易使社会越来越不公正。不公正的社会则造就越来越多的腐败，灰色收入成为这个阶层优越于任何层次者的经济来源。是国家有法难依，有法不依的重要绊脚石。也是造成经济收入两极分化，社会阶层矛盾加深的重要原因。

我们依据怎样获得生存需求满足方式把中国社会分成四个阶层。可以看到，前两个阶层是社会最基本阶层。尽管出卖劳动力获得收入差别很大，而且凡是高收入者都有充当靠利润获得生存需求满足阶层的欲望，但还不是大多数人能够实现的。因此，这两个阶层就是劳动阶层。关心他们不是怎样致富，而是怎样才能满足。因为组成这个阶层的大部分是弱势群体。

第三个阶层是富有阶层，他们大部分都具有自己的实力和财力。他们追求的是利润，就必须按照利润规律来经营生产企业。让他们自由自在的放开经营就是对他们的最大支持。任何阻碍都只能减少他们的利润获得。而利润的产生则是雇佣工人。因此，在保证工人合法收入和尊严的条件下，促使生产向高科技和技术迈进就是把这个阶层推向一个进步的境地。

第四个阶层是腐败阶层，必须加大力度严格控制。这个阶层越小，社会公正就越强。想尽一切办法消除这个阶层存在就是政绩。而这个阶层消失则必须建立一个第三者存在的监督机制。这个阶层隐蔽性最强，具有白天是人，晚上是鬼的伎俩。下什么大力气制止这个阶层存在只要能够问一下其他阶层的人就可以知道。

这样分析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知道谁应该保护，谁应该支持，谁应该反对。对我们建立政治制度，制定法律法规才有意义。

篇3：社会资源分配与秦末各阶层暴动

社会稳定运作的基础是具体的时期、具体的地区内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所认可的社会资源分配程度, 中国古代帝国的稳定统治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可以说, 反秦战争起源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对社会资源分配的要求与现实社会资源分配之间的矛盾。

综观秦汉之交的整段历史,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秦帝国的统治正是被陈胜吴广起事反秦行为所引发的秦末反对秦帝国统治的战争推翻的。如果我们单就陈胜吴广和他们所率领的九百名戍役者起事反秦的出发点而论, 他们所面临的情形应当是:一方面是他们对自己生命及其价值的重视, 另一方面是秦廷苛刻的法令对逾期者进行斩杀带给他们失去生命的威胁。这两方面情形引发的矛盾迫使他们必须作出抉择:要么继续赶往渔阳, 在那里因为误期而被政府斩杀;要么起事反抗秦廷对他们生命的威胁。通过对比, 他们认为纵使在反抗中战死, 也算死得其所, 比毫无反抗地丢掉性命有价值。

这样看来, 他们应当非常清楚秦廷法令的残酷性, 以及对这些刑罚执行的严格性, 由此, 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 这种秦廷冷酷、秦法残忍的行为表现和民众对之抵触与反抗的情绪在秦帝国统治下的关东地区有着相当的普遍性, 否则的话, 陈胜吴广在谋划反秦的时候就不会说出“天下苦秦久矣”的话。虽然他们认为假借公子扶苏、楚将项燕的名声来倡导天下起事反秦应该会得到更多民众的响应, 但实际上, 秦帝国所推行的法令及对这些法令严格的实施所造成的关东地区民众的痛苦, 就足以促使他们响应陈胜吴广起事反秦了。

这里出现了问题:为什么帮助秦国强大, 并最终建立起秦帝国的具有很强约束性的国家法令观念, 到了秦末却成了引起反抗最直接的原因呢?也就是说, 一种在秦国经过很长时间才培养起来的, 且对秦国强大成为霸主乃至最终建立帝国有极大帮助的国家法令观念, 却被帝国统治的关东地区的民众认为是让他们痛苦的苛暴源泉, 并最终引发了这一地区民众的强烈反抗呢?这里面又有着什么样的原因呢?

陈胜吴广及他们率领的九百名戍役者作为当时秦帝国统治的社会下层小人物, 没有贵族血统和政治背景, 他们从事着最基本、最基层的社会性生产, 承担着国家规定的甚至是强行指派的戍役任务, 他们有着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在通常情况下, 即使对国家要求的租赋和戍役任务有不满的情绪, 他们也不会“敢为天下先”。问题是, 他们的行为活动因触犯了国家法令而面临着国家对他们的处罚甚至斩杀。无奈之下, 他们选择了举事反秦的道路;但幸运的是他们的活动得到了民众的响应, 这些地方的民众竭力攻杀秦帝国的郡守县令, 原因应是他们把秦之地方长吏视为最为直观、具体的秦暴政化身。

在此形势的鼓舞下, 陈胜在陈召集了有三老和豪杰参加的军事会议, 并在这些人的拥护下建权称王, 定国号为张楚。这里有一个问题, 即并无任何政治遗产可以凭借的陈胜何以能够称王?认为这应该与当时社会上颇为流行的“功德论”有关, 陈胜有起义反秦的首事之功和恢复楚国的复国之德, 怪不得推举陈胜为王的三老豪杰皆说:“将军身被坚执锐, 伐无道, 诛暴秦, 复立楚国之社稷, 功宜为王。”

同时, 我们有理由认为“楚地称王”是陈胜着手建立军事行政集团的开始, 也有理由相信陈胜试图构建真正意义上的个人权威。但是,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陈胜的这种努力并没有成功, 基本原因是响应反秦者大都与陈胜吴广等人所属的社会群体不同。《史记·陈涉世家》对当时响应陈胜反秦者有说明:一部分是直接参军的张耳、陈余、周文、蔡赐、武臣等人, 一部分是在陈地参加议事的三老、豪杰, 他们或是六国旧吏, 或是关东旧贵, 或是在某地区有一定背景和影响力者, 或是与以上三种人士有某种联系的人。他们与陈胜吴广等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思想文化观念上的差异。在当时之所以出现反秦目标上的一呼百应, 应缘于秦帝国对关东地区各阶层的统治有着相似的压迫, 压迫下的他们聚集起来, 形成了反秦的力量集团。但这个集团从形成之初就存在着很大的离心力。

陈胜在从起事反秦到被手下杀害的六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建立起真正属于自己的集团, 更没有留下任何对于未来社会构建的思考。至于会有什么样的思考, 我们不得而知, 或许是以他们的“皇权思想观念”为基础, 结合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建立起一个新的统治秩序;或许陈胜根本就没有时间、机会甚至是能力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然而这不仅没有对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构成威胁, 相反, 这些结论还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认识:陈胜吴广只是引起了战争, 但并没有通过战争形成自己的能力和实力来对这场战争在当时社会造成的结果负责, 而自己所开创的“平民王政”局面也很快地销声匿迹了。

陈胜起事反秦所造成的关东混乱局面并没有因为他的死亡而回复到先前的秩序中, 而关东地区起事反秦的直接目标———推翻秦廷的统治———也并没有被完成。艰巨的任务被一群实际上各自为政的由关东六国旧贵故吏、盗匪流民组合而成的反秦军事力量联合体承担了。当然, 即便是在秦帝国还有军事能力对他们这些人的反抗斗争进行镇压的时候, 组成这个松散联合体的每一部分应该都存在着这样的思考:推翻秦王朝之后应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资源分配秩序。通过分析和思考《史记》对当时情况的记载, 我认为, 这些人当时的认识中一方面存在着对推翻秦帝国的信心, 另一方面存在着对秦帝国军事进攻的恐惧。他们的信心来自于关东地区普遍存在着的因社会文化观念上的差异而对秦帝国强制推行的法令政策坚决抵制的力量和勇气;他们的恐惧存在于他们对自己力量不足以对抗秦帝国的担心和对其他诸侯能够支援自己的怀疑。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需要一位能够使他们团结起来﹙哪怕是暂时地团结也行﹚的核心人物。

篇4：法国社会各阶层节俭度日等二则

这份题为“压力下的中产阶层”的报告指出，属于中产阶层的家庭的数量比上世纪80年代增多，其购买力不断提高。然而，他们的预算当中(房租、水电、煤气等)“强迫性”支出部分的增幅大于收入的增幅。去年，这笔支出占预算的比例从1979年的21％升至38％，主要原因是住房开支增加。

如果一个人的平均预算是1467欧元，他要将其中的80％用于强迫性支出以及(食品、交通、医疗和教育等)必不可少的支出。最终，此人每月剩余294欧元用于娱乐、度假、置装、家居设备和储蓄。

2008年，法国1/2中等收入者没有外出度假，37％没有看电影，34％没有汽车，50％家中不可以上网，40％不持有现金储蓄账户。

去年，在平均月收入在1750～2600欧元的中高层家庭当中，有59％限制消费。这个比例在2000年是57％。在月平均收入在1120～1750欧元的中低层家庭当中，有72％表示总是需要限制消费。这个比例到2000年占68％。

在月收入不足780欧元的贫困家庭当中，2008年有75％省吃俭用，这个比例在生活宽裕的家庭(平均月收入在2600～3010欧元)当中占44％，在富足家庭(平均月收入超过3010欧元)当中的占29％。在10％最贫穷的家庭当中，其月收入625欧元当中剩余80欧元用于非必要支出。但是，CREDOC中心还强调，法国人平均生活的水平从1970年以来上升了83％。

中心认为，“目前中产阶层出现幻灭”，可能是因为目前的经济增长没有前几代人那时候强劲。

据《欧洲时报》

责任编辑唐馨

丹麦猪午放屁也要缴税

丹麦财政委员会准备向农民和农场主征收“气候税”，这是一项针对奶牛和猪放屁时产生的甲烷气体而征收的费用。

据西班牙《数码报》报道，委员会称，仅一头奶牛每年就可以向大气释放大约4吨的二氧化碳，远远超过了一辆汽车。如果汽车要为此缴税的话，那么奶牛和猪也没有理由不缴税。

没有人能说清该如何掌握每头奶牛和猪放屁的确切数量，但是丹麦政府将因此继续成为世界上税收名目最多的国家。

篇5：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经典语句

1.当年我忧虑的并不是富人本身，而是造成咄咄逼人的贫富悬殊的种种“体制”问题

2.我们自认为自己强大，举一个例子，一百个人为一个群体，人数少的以自己优越的统治

地位认为自己强大，人数多的以为自己赤手空拳足够强大

3.人类社会由阶级化向阶层化发展，社会的布局由粗略化向精细化发展，人们从一个阶层

跨越到另一个阶层相对容易，这对缓和社会矛盾起到了重大作用

4.成年之后，在这腐败盛行的时代，我才感觉到法之于国的重要性

5.中国官员的腐败，正在以塌方的方式接连不断地呈现着。与其他法制国家相比，这实在是另中国汗颜的事情

6.在商业时代，没有资产阶级，没有买办阶级这事匪夷所思的，就好比海里没得鲨鱼和鲸

鱼，动物园没得老虎和狮子。但是资产阶级和买办阶级不能以官僚为母体，其对于权力的腐蚀和对于商业原则的破坏性是巨大的。

7.中国的“集体”，不过是个别人的小“集体”

8.中国共产当执政的前几十年里，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血缘原则”

9.权利信息资源的便利化，只有在中国他们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10.有的人或是一折历史的主角，但最后也不过是一个冷眼旁观者，他们经历过寻常人不曾

经历的事，也看到过寻常人看不到的真相，体味也是千般不同的，于是所有的人都习惯了体面的安全。

11.有的人对于别人悲催的命运和家庭的毁灭毫无同情之心。但是对于自己家族权利的陨落

和收到的迫害至今仍旧耿耿于怀。

12.我不敢妄谈一个政党的生命有多长时间，我只是想说一个政党的生命周期必定和其腐败

程度存在必然的联系

13.人在贫困的时候对钱的欲望是最真实的。很多人都是钱的孙子，梦想着成为钱的爷爷。

14.其实机遇并不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而是属于那些命定与他有缘的人

15.人的成功不是来自交好运什么的，而是来自和命运抗争的结果

16.一批穷人的命运得到改变永远比几个富人的产生更值得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欣慰。

17.如果富人们像穷人想的那样幸福，那么他们就是真的幸福了

18.在中国，某些地方的所见所闻，让我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的原始积累”从理性认识上

升到了感性认识

19.不知道你那份天真与纯真是因为女人善于演戏，还是因你的实际学识所限

20.为什么中国的知识份子先天胆小？这不是一个唯“官”为高的时代，也不是“万般

皆底下，唯有读书高”的时代

21.大多数人的命境称不上“置之死地而后生”，而是在不太称心的日子里得过且过，所以

我们的人生也谈不上“奋斗”二字，“奋斗”二字被我们说过太多次，视乎失去了它原有沉甸甸的分量。

22.中国最富有的阶层，引出了中国“贫富矛盾”这个问题，而他们又是中国最淡漠社会问

题的阶层，他们奉行的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对于政治的积极，不过是本能对“安定”的渴望。

23.体制内的蛋糕从来都没有分配过，而富裕起来的不过靠的就是体制内蛋糕的流通环节

24.让权力成为金钱的种子比让知识成为金钱的种子，容易何止百倍。从这一事实出发，我们很容易理解，权钱交易的手，轻而易举的伸入到每个老百姓的裤兜里。

篇6：社会各阶层分析读后感

社会是由矛盾组成的，矛盾的存在是客观的，是无处不在的。尖锐复杂的敌我矛盾虽然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存在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广泛的人民内部矛盾仍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力量。只有科学揭示这些矛盾，努力消除和化解这些矛盾，才能使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更大的胜利。新时期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农民阶层正在迅速地分化瓦解。许多人

已经长期从事工业、商业和他非农产业，许多农民已经成为企业家、科技工作者、城市个体劳动者和依靠出卖一技之长的专业劳动者。无论农民怎样演化，工人队伍怎样扩大或缩小，存在于工人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传统意义的工农矛盾在政治上主要表现在参政程度的矛盾；在经济上主要表现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所反映的利益的矛盾；在文化教育上主要表现在教育程度和精神产品的享有和消费水平的差异；公共社会设施水平和生活质量的主要差别主要表现在城乡建设速度不一致的矛盾。工农之间的差别主要反映在城乡之间的差别上。(一)工人和农民之间矛盾的主要表现1.政治上，由于城乡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不同步，农民居住分散，管理上的困难，干部的素质参差不齐，造成了一些新的矛盾。(1)农民日益强烈的平等要求与某些党政机关和干部中的腐败作风形成尖锐矛盾。有些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以权谋私、欺压百姓，农民对这些腐败现象切齿痛恨；(2)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民主意识和政策观念普遍增强，可是有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严重，不倾听群众意见，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3)农民安居乐业的要求与社会治安严重失控之间的矛盾。近几年农村社会治安秩序混乱，使农民失去稳定安全感，他们既痛恨犯罪分子横行，又深怪国家惩治不力。2.经济上，党的三中全会以后，首先考虑到在农村解放生产力，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和经营权到农户的大包干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最大限度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存在?quot;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化结构，农村占比重大，城市占比重小，用城市的工业去背农村的手工劳动和八亿农民，是难以承受的。现实的选择只能是先发展城市，先富裕工人，然后逐步带动农村，逐步促进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尽管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必然选择。但其具有很大的不公正性是显然的。由于农产品价格与工业品价格的比例长期在一个极不合理的水平上，对农民利益的损害是严重的。据国家统计局测算，从1990年到1998年，粮食价格上涨1.2倍，而工业价格却上涨了3.5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4倍。国家给予农民的利益眉鄹癫罡窒恕Ｗ?990年到1998年，农产品与工业品的剪刀差无偿剥夺农民总价值在12000亿元以上。在用电、用水和税赋政策上，对农民也实行了不平等待遇。城市道路都是由国家出钱修造的，而农村修路多数由农民集资修建；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几乎是零。大型水利建设也考虑到城市防洪、工业用水和居民用水等。据有关资料显示，国家用于农业的投入逐年减少。六五期间占全部投资额的10％，七五下降为5％，八五期间下降为1.9％。农业投资总额仅相当于国有单位房地产投资额的14％左右，这说明国家重视农业发展的问题没有落到实处。相差的决不是一星半点。3.在公民应享受的基本待遇上，工人与农民也有很大的差别。尽管我国宪法规定，全部公民享有共同的教育权益。实际存在很大的差异。现如今在落后的农村，九年义务教育达标率远远低于城市。人均拥有的教师、医生相差3倍以上。在农村，不但教学条件差、学习条件艰苦，而且考大学也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同样的高考分数，农村学生可能难以达到建档分数线，而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却能上很好的大学。例如1999年北京地区高考录取比例已高达82％，而在四川、安徽、河南、甘肃农村，高考入学率仅有5％。许多很好的农村学生，分数很高也上不了大学。还有许多考生经过艰苦努力考上了大学，也因家庭交不起学费而辍学。这就是农村与城市在教育上的不平等。4.工人与农民的负担不同。中央一再强调，农民负担不得超过上年人均收入的5％。事实上，自从这一政策出台至今，多数地区农民负担一直高达10％以上，甚至20％。农民负担重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匀皇桥┟穹从匙钋苛业奈侍庵唬行┑胤交瓜嗟毖现亍Ｓ行┑胤胶筒棵徘闪⒚浚蚺┟衤沂辗选⒙曳？睢⒙壹省⒙姨伞⒙艺羌郏挥行┑胤叫楸ㄅ┟袷杖耄薅钐崛〈逄崃簟⑾缤吵锓眩科扰┟褚宰蚀停簧偈愀刹孔鞣绱直课薹停踊簟⑶滞碳搴团┟竦淖什疲踔燎啃邢蚺┟袷涨瘴铩Ｕ庑┒佳现氐厍址噶伺┟竦暮戏ㄈㄒ妫焐肆伺┟竦纳裕撕α伺┟穸缘车母星椋岩鹆伺┟袢褐诘那苛也宦?br>坑农、害农事件屡屡发生。部分地区基层领导没有认真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他们随意挪用农业资金，或用于工业等开发项目，或耗巨资等盖办公楼、买豪华轿车，给农民的劳动报酬却是打白条，挤农、挖农、坑农等恶性事件大量发生，国家供给农民的粮棉“挂钩”平价化肥和柴油被截留倒卖等问题反复出现；一些基层领导干部忘记了自己的人民公仆的身份，不关心群众疾苦，只知道运用行政手段强迫农民交纳各种税款，等等。由于工业、城市的发展忽视了环境保护问题，也给农村、农民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据农业部调查：目前，全国被污染的农田达1000万公顷，每年损失粮食120亿公斤；江河湖泊的82％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2800多公里河段的鱼虾基本绝迹，265万公里的河流水质污染超过渔业水质标准，全国每年因污染造成突发性鱼、虾、贝类大批死亡达20万吨。由于一些企业领导管理不善，没有严把质量关，生产的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等质量不合格，甚至故意以劣充优，以次充好，把一些假冒伪劣产品卖给农民，结果给农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些都引发了农民对工业及工人的矛盾。5.工人与农民在流动上自由程度不同。在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由于我国长期城乡分割，限制人口自由流动，当开放程度扩大和人口自由流动增大后，城市设施不能适应需要，上百万外地流动大军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徘徊，不仅增加了社会成本，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使一些地方政府极容易采取带有浓厚地方保护主义色彩的措施。他们过分夸大外地劳动力流入带来的问题，采取一些轰、堵、罚的政策，如在就业问题上采取“先城市、后农村，先本地、后外地，先本省、后外省”的“三先”政策，以保护城市和地方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引起农村流动人口对城市的不满情绪。由于法制不健全和管理上的疏忽，民工们的利益得不到可靠的保障。如：一些企业为压低农村劳动力工资，经常以招学徒或新招工的名义招工，发低工资，三个月试工期后绝大部分都不被录用，又新招学徒工或新工人；企业要求民工加班加点的事经常不断；农村劳动者的安全卫生、医疗保障等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尤其是安全卫生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一些企业还采取缓发工资、扣工资等手段控制工人；民工的人身安全在一些企业成了问题。同时，也应该看到，流动人口急剧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给治安管理造成了困难。由于劳动力流动带有一些盲目性和无序性，外地人口进入发达地区的城市后，在其就业需求得不到满足、没有可靠的收入来源的情况下，易产生犯罪动机。据1999年北京市调查，北京市外来人口达450万，在所有该年犯罪案件中，由外来人口作案的占56％，在外来人口聚居地所发生的案件中，外来人口作案的占70.8％，而在浙江村更高达91％。另据《光明日报》报道：外来人口犯罪案件在全部刑事案件中的比例，上海占53％，深圳达97％。城乡矛盾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是很复杂的。历史的因素和现代的因素都可引发我国的城乡矛盾。解决好我国城乡矛盾，对我国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工农联盟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持政治稳定的力量源泉和可靠保证。在社会进入全面转型的新时期，由于在新旧体制的转换过程中，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明朗化，物质利益成为人们行为的主要驱动力，使工农、城乡之间出现了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影响到我国的政权巩固、社会稳定。正确地对待、分析这些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出路，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二)工农矛盾、城乡矛盾的原因分析1.这是转型期二元社会结构分化的必然表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开始进入了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进一步加快了我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传统二元经济结构的典型特征是：一极是以大工业为主体的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经济；另一极则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经济。这种利益差别最直观地表现为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和对立。工农产品的剪刀差是城乡差别的首要表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问题更显得严峻。近年来，在农产品价格下降的同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却不断上涨，导致了农民增产不增收这样一种结果。工农产业竞争力的强弱直接表现在工农产品的价格高低上，进而表现在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上。如果在城镇居民收入中加上各种补贴和劳保福利，农民纯收入中扣除各种不合理摊派和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费用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更大。在经济差距不断拉大的同时，其它方面如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劳动保护、环境治理、娱乐设施及其它社会公共福利措施等方面差距更大。农民们的社会地位大大降低，工农矛盾加大，工农联盟日益松散。2.这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无序所引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市场运行规则、市场机制不健全，由于人们对市场经济认识上的偏差，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无序经济行为，进一步激化了工农、城乡矛盾。首先，农业生产对气候、土壤、地形、森林等自然生态环境以及水利、交通、仓储等基础设施的依赖性都很强，而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和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改造投资大、涉及面广，个别生产者和个别单位无力承担或不愿承担。其次，在市场经济利益机制的作用下，农业作为比较效益低的产业，不但吸引不了外部资金的投入，在农业内部也难以阻止资源向非农产业转移。第三，由于市场体系发育不健全，宏观引导和市场信息服务滞后，农户的微观经济活动与大市场的对接还存在一定难度。由于广大农民的文化素质较低，他们中的大多人并不了解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往往只能被动地适应市场，盲目性较大，常常被市场无序状态所误导，这势必造成农民经济利益受损，造成农业生产的滑坡。于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的收入与收成并不成正比，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农产品增加时，往往农民收入反而下降；农业减收时，农民的收入反而增加。这种收入和收成的逆向运动，只有靠政府建立有效的宏观调控机制来解决。第四，农业基础地位不稳，国家政策失控、地方政策失当。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问题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战略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农业的比较效益偏低，因此，容易出现忽视农业的现象，使农业的基础地位受到冲击。从领导层来看，领导农业的力量削弱，从党政领导到一般干部，都忙于跑资金、找技术、上项目，把注意力放在见效快、收益大的产业，普遍忽视农业生产；从投入角度来看，对农业投入的资金减少，农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最薄弱的环节，用于发展农业和收购农产品的资金被占，打白条现象屡禁不止；从粮食播种面积来看，1997年减少1700多万亩，1998年减少2400多万亩，1999年减少了3000多万亩，有的地方乱占耕地、弃山撂荒现象严重；从农民的劳动成果来看，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过猛、农产品价格相对较低，再加上各种不合理的集资摊派，农民劳动一年，所剩无几，这就大大影响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上述现象的产生，与国家政策失控、地方政策失当有很大关系。首先，农村经济政策缺乏约束，落实与否全都一样，甚至还会出现谁认真落实谁吃亏的现象。近几年，虽然党中央特别强调重视农业，特别是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对农业改革又专门作出了决议，延长农村土地承包30年不变。但是农业的现代化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要靠大量的资金投入，要靠农民比较效益的提高，要靠广大农民积极性的提高才能解决的问题。解决中国工农之间的矛盾，必须加大政策的力度，必须有新的思想解放，必须认识到中国农村问题的严重性。(三)解决工农矛盾的政策思路1.必须加大调整农民利益的政策力度。农村，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农民收入太低，特别是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必须让农民的收入水平逐步得到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人均年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1998年的2162元，增长了4.5倍（按不变价格计算），而城镇居民人均由1978年的343元增长到1998年的5425元，增长了3.3倍（按不变价格计算）。但是绝对额相差很大。1978年仅相差210元，到1998年相差3300元，相差的绝对数1998年是1978年的15倍。农民的比较利益下降惊人。2.根据中国的实际大幅度提高粮食价格。现在粮食价格与生产资料价格之比严重失调。尽管我国粮食价格同外国粮食价格已经接近，但是我国属人多地少的落后手工作业方式，决定了粮食的基本人工成本是刚性的。中国粮食价格成本是由中国的人口与土地比例及农民务农收入的唯一性现实所决定的，决不能简单与国际的粮价相比较。任何国家均对农业生产有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农副产品的国际贸易竞争是十分激烈的。我国农产品的价格相对于自身的成本，相对于工业品的价格，相对于农产品的生产资料价格，总体来说仍然偏低。种粮无利可图，种粮不赚钱的现象仍然存在。适当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国家的粮食政策应该有新的重大改革，大幅度提高收购价格，提高存贮能力，加大补贴力度，严格管理粮食是当前的重要政策。3.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步伐。我们欢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国八亿农民找到了解决温饱的出路。但是如何让8亿农民富裕起来，这道难题将是全世界21世纪的第一号难题。中国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承受如此大的人口压力。这么庞大的低素质人口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怎么可能走向富裕、走向农业现代化呢?这一点必须有充分的估计。我们从乡镇企业发展规律和趋势可以看出，人口的教育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决定了包括乡镇企业在内全部产业的命运。而全面提高8亿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需要二代人的艰苦努力。这是决定中华民族未来兴衰的大事情，这一点中央的政策仍需要加大落实的力度。4.国家财政应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投资力度。农民一方面收益能力低，一方面负担重。除了千方百计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之外，另一个有效的办法是尽可能减轻农民的负担。中央财政可从这样几方面让利于农民。第一、加大农村、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水利、公路、灌溉系统全由政府投资，不要让百姓摊钱。这一点应该像城市一样，水、电、气、通讯应该享受同等的待遇。特别是电价应该合理的收取，甚至应该让利于农民，比城市用电、工业用电还要低很多才对。对农村兴办的各种符合环保条件的工业，应该加大优惠的力度，给予免征各种税收的政策。第二，在农村应该真正实行全部的义务教育，让每个青少年不支出任何费用均能享受良好的教育。国家应专项作出农村教育经费预算，甚至学生的生活像和文具基本消费应由国家全部承担。这样能形成一种农村比城市更优越的政策环境，让全部适龄儿童都能受到很好的教育。第三、彻底免除农民的一切不合理负担。所有乡村干部、教师、公安和全部管理人员的经费均应来自上级财政，不向农民伸手要一分钱。这一点完全能够做到。每天喊减轻农民负担，每天都在向农民身上“揩油”。国务院规定不得超过5％的提留款，一些乡村干部巧立名目，变换手法地向农民勒索，让农民痛恨不已。若真心为农民着想，就应该全力支持农民尽快致富，让农民觉得在农村照样生活得很好。这样一方面可以减轻城市的压力，另一方面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发展问题。当然我们国家今天的财力是否允许这是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首先国家每年应该有这方面的财政预算，可以逐年逐步实施。这同扶贫计划还有区别。农村的整体机制，应该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出发，先予后取，扶植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一些政策可以先从贫困的山区试点开始。总之，中国的现代化，最终的标志应该看农业是否能实现现代化。农村、农民问题解决好了，中国的现代化才算真正实现了。我们的政策方向应该着眼于农民这个大群体，应该切记农民的利益，这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先富阶层与贫困阶层的矛盾邓小平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论断就是：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合法的劳动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然后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富民政策的确造就了一大批中国新富翁。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1998年，中国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富裕家庭约有500万户。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项调查估算，中国目前家庭资产超过百万元的约有1000万户。据国家统计局对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分析得出：1998年末银行居民储蓄余额53407.5亿元中，其中81.5％的余额是由19.6％的富人存入的。最高的浙江省的温州地区人均储蓄额为7万元，与最低的贵州的黔西南地区为210元相差350倍以上。中国有个先富者阶层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些学者对先富者阶层分?quot;暴富和先富两个群体。对暴富者要采取打击的手段。合法富者应给予鼓励。(一)先富阶层的心理分析通常人们所说的富裕阶层大致分这样几种先富群体：1.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他们中许多人已成为名符其实的企业家，其资产高的已达几亿元。例如，东方集团张宏伟、希望集团刘永好、长沙远大集团张跃等。2.部分各类企业的承包者。企业经营者阶层。前些年他们利用租赁、承包和承销等手段，得到了很多的丰厚收入。现在许多承包者已成为老板，拥有了自己的企业。3.外商企业、三资企业的管理阶层或白领员工。他们的经理层平均年收入在5～15万之间，高的达50～100万元，一般员工平均年收入在3万元左右。4.部分影视名星、歌星、小品和剧创作者及演艺圈里的穴头，他们收入通常是普通工人的几倍或几十倍。5.部分获得发明专利，技术转让、遗产、馈赠等特殊富有者。有海外关系的一些人士，一些华侨家庭收入靠外界供给者。6.一些有权势、有关系、有门路的能人，他们依仗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依靠炒批文、炒贷款、炒股票、炒房地产、炒外汇、炒产权而获得暴利者。他们的资产是巨大的。有专家仅就全国银行信贷利差分析，每年国家将损失2000亿元以上。大约每年国家银行的信贷规模在5万亿元笥遥冶曜祭⒃嘉?0％～15％，也就是5000亿～6000亿元。以往企业要付出比国家法定利息高出1倍的价格才能得到贷款，也就是实际企业所付利息约在1万亿左右。国家入库的利息仅有5000亿～6000亿元上下。银行多收的5000亿～6000亿元利息，大约是三分之一用于银行自身建设和投资，另三分之一用于大家的福利和小金库开销，剩下的三分之一将以各种各样的名目和手段注入到个人的腰包。约2000亿元的资产要养出上万名先富者。这里有银行系统的贪官，据不完全统计，10年间共有1100名各级行长被捕入狱，也有各级领导干部被法律制裁。近期查处的浙江宁波市委书记、中央候补委员许运鸿案件，实质也是一起金融案件，包括宁波市常务副市长谢建邦因在金融管理上利用职权大肆受贿，重用坏人，使国家蒙受巨额损失。金融、证券业的腐败最为严重，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巨大无比。7.利用国家体制变革时期的管理漏洞，大搞走私贩私、贪污受贿、偷税欺诈。特别利用价格双轨制的漏洞，转手倒买倒卖，有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亲朋好友及夫人子女谋私利。林林总总，先富者阶层有一些是利用诚实的劳动而致富的，有一些是国家税收政策的特殊照顾故意放宽而产生的致富者。许多个体经营者或私营企业若按照正常的税收政策，其私人财富积累不会达到如此快的程度。在怎样对待“先富阶层”的问题上，社会上有两种截然对立的态度。有人认为先富者绝大多数是靠合法致富渠道成功的。现在过严地去追究怎样致富，将会影响党的富民政策的贯彻，不如正确引导致富者合法把资金用于投资社会生产，扩大社会就业，创造新的社会财弧Ｒ灿胁糠盅д呷衔雀徽咧杏邢嗟币徊糠质强糠欠ㄊ侄沃赂坏模遣徽５摹氨└弧闭呷禾澹鞘巧缁岬摹岸玖觥保怯Ω贸沟浊逅愫统迷绮摹６杂诰蠖嗍傩绽此担杂谝匀彼健⑻拔凼芑摺⑼邓奥┧啊⒆咚椒匪健⒌孤襞摹⑻踊闫愕姆欠ū└蝗禾逵凶沤仙畹某鹗雍偷幸狻６杂诳坷投赂坏娜禾澹灿芯磁搴脱瞿降某煞帧?国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必须要营造一个让富人荣耀的社会环境。对先富者不能一概而论全都扣上“暴发户”和“非法暴富”的帽子。但也不能让依靠非法致富者逍遥法外。劳动人民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让一些不劳而获的贪赃枉法者任意践踏，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所不能允许的，也是劳动人民所不能答应的。有人简单地把“暴富”群体的出现怪罪为党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决定，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允许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剥削和雇佣工人的现象。这是宪法和法律允许的，但这同“违法致富”不是一个概念。私有制的存在，靠资本的增值赚钱，靠投资的分红、靠股票的股息和银行利息致富，这就是允许剥削现象的存在，这就是政策所允许的“不劳而获”。从客观上讲，社会主义在转型时期，由于整个经济秩序要大调整，社会关系要大变革，经济结构也要大重组，出现一些违背规律的现象也是意料之中的。关键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政策去规范、去取缔、去惩治。在分析我国的先富群体时，一定要认真研究体制转型时期，在哪些政策领域容易被暴富者钻空子。我们只有不断完善市场机制手段，逐步取消经济运行中的双轨制，制止和杜绝权力进入市场，完善各种经济法律法规，才能有效制止各种犯罪行为。决不能因为产生了暴富者群体这个消极的东西，就怀疑我们市场化改革，怀疑我们的多元化所有制结构，这是不正确的。对先富者群体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躺在财产簿上贪图享乐，只消耗财富，不再创造新的财富。其心理状态是，有钱就花掉，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应该尽情地享受玩乐。有些人怕政策变或怕自己的钱被没收，把财产转移到国外去，带着孩子老婆到国外享受去。还有些先富者干脆把钱存在银行吃利息。这类靠吃利息生活的先富者，给社会带来的财富仅仅是自己的“消费支出”和“银行存款”。另一类先富者，把财富作为自己大展宏图的一个条件，作为资本金再投入到社会，其主观上是为了赚取更大的资本，但客观上已经为社会创造了新财富，提供了就业机会，创造了新的国家税收。这种投资我们应该给予积极鼓励。存在于先富阶层中的财产转移现象很值得重视，许多先富的老板以到国外办厂的名义，把资产转移到国外。这种情况的出现反映出两个重要问题：一是部分私营企业出资者担心国家的政策有变，认为转移到国外更为保险；另一部分人的资产来源确有不合法的因素，担心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现在当务之急是引导先富者阶层把积累的财富拿出来为全社会所用，增加社会就业，创造新的财富。对于一些违法犯罪分子，应该依照国家的法律给予严肃惩处。对于转移资产到国外的私人企业主应该有两方面的分析：第一、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创办企业应该认为是一件好事。他们在国际竞争领域更能使企业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无论从技术、管理和经营能力多方面将会学到许多先进的东西，促进企业的成长，提高企业经营者的素质。但是也有可能受到国外高手的竞争，生产经营陷入新的困境，甚至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会被淘汰出局，被迫破产。第二、部分先富者本身就不想再有大的作为，到国外纯粹是为了贪图享乐。他们羡慕资本主义社会的灯红酒绿，利用前半生的“劳动成果”好好去享受一番。无论哪种情况，在世界经济逐步走到一体化的今天，出国办企业都是允许的，也是应该鼓励的。若要留住部分企业把资金投向国内，有效的办法是让投资者感到中国的政策最适合企业的发展，最适合资本的增值，最适合企业家能力的发挥。事实上，自90年代以来，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具有吸引力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市场是一个发展型的市场，中国经济已连续20年保持了9.7％的增长率，居全世界第一位，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由于实行了市场化的改革，使经济发展充满了巨大的活力，社会经济一片繁荣。现今全世界500家最大的企业，70％的已进入中国市场，许多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已达到相当的规模。美国通用、IBM、摩托罗拉，德国的大众、奔驰和日本的三菱、三井等著名的跨国公司都在中国建立了工厂，投资上亿美元甚至几十亿美元。许多跨国银行的总部也搬到了中国。中国无疑成为世界上最后一个巨大的市场。因此，企业发展最为有利的地点之一就是中国大陆。吸引国内外投资者最大的政策应该是对全部企业实行平等一致的国民待遇。这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性措施。(二)消除先富者与贫困者矛盾的政策思考自从先富者阶层的出现，社会相对贫困者的“仇富”心态日趋激烈。不断恶化的社会治安，也有“仇富”者心态失衡因素的影响。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正确认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重要意义。也有一部分人对于“平均主义”、“大锅饭”仍然有些津津乐道。他们看到自己的收入与一部分人的收入相差如此悬殊，心态极不平衡。特别是前些年出现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现象出现，“富了许多不该富的人”，“穷了一些有知识、有文化、有能力、有水平的人”。这些现象更是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更进一步激化了民众对“先富者”的仇视情绪。科学制定一套合理的分配政策是正确贯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关键一步。1.严格规范国家的税收政策纵观“先富者”的财富积累，许多一夜之间产生的暴富者，除了有政策漏洞之外，很重要一点是我国税法不健全造成的。在发达国家，每个人的收入明细表是极为清楚的。每一笔收入均有政府监督下的透明帐目。依据每笔收入，国家首先审定其收入的合法性，然后依法征缴应交的所得税。如果我国每个公民都按照国家税法所规定的所得税依法纳税，那些亿万元富翁、千万元富翁是不可能产生的。因为国家所得税法规定，万元以上的收入要按45％的税率上交所得税。那些年收入几十万元至上百万元的高收入者和私营企业主，他们按期交纳所得税之后，所积累的财产将成倍减少，资产积累的速度也会急骤下降，不可能产生出那么多的百万富翁和千万、亿万富翁。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快速的形成和快速的发展，也不是个人资产的快速增加，而是随自己的公司财产日益扩大，是自己控股的企业资本的壮大，而不是自己的个人收入增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除个别有特别技术专利型的智力公司如：比尔盖茨之外，许多公司的资产并不是属于某一个人。公司董事长和总裁也是年薪制，他们也将交纳数额很大的个人所得税。其收入与公司的增长并不成比例，相差的很远。而在我国，许多私营企业、承包型企业、假集体企业、有限公司往往把公司的全部盈利都算在一个人身上，说他自己拥有多少亿资产。其实法人财产同个人的实际财产所有权并不是一回事。这需要另行分析和核定，并不是企业法人代表一个人完全所有的。许多依靠钻国家政策的空子而获得的巨额收入，例如靠金融诈骗、土地转卖、倒卖国家批文、走私贩私、非法经营而获得的收入，也属于逃避国家税收的问题。因为国家对于个人收入的监督不到位，资金的流向不明确，个人的消费不加强管理，使许多公款私用，公款报销，公款私存，许多问题普遍存在。高收入者的来源问题不查不问，使许多非法暴富者长年逍遥法外，并且继续以非法手段肆无忌惮地侵吞国家的财产，践踏劳动人民的辛勤成果。严格税法，特别是依法完善“个人所得税法”是制止暴富者阶层产生的重要途径之一。2.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健全各项经济法规制度当前我国立法制度和立法程序已比较规范和完善，相继出台了许多经济法规。但是，现今仍然存在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有法不依的问题比较严重。各地执法的水平和政法队伍的素质都存在很大差距。另一个问题是法律的配套体系和全方位的改革需要抓紧解决。出现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来自于经济体制问题。由于政策上的偏差和政策法律体系的不配套、不完善或者部分领域出现了“真空”，就有许多不法分子利用各种机会大肆侵吞国家财产。例如：金融信贷政策问题，药品和各种建筑承包、发包回扣问题，土地批租问题，设备和物资进出口问题等都需要法律的配套完善和严格执法，才能使不法收入者无机可乘。3.坚决杜绝权力进入市场中国经济出现混乱的主要根源在于：权力进入市场，这是极其可怕和危险的。在我国权力腐败是人民群众切齿痛恨的，也是同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的。权力腐败是掌权者拿人民赋予的权力在地下搞钱权交易，运用人民的信任搞损害国家、损害人民的丑恶勾当。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这样几个出路：第一、完善和严肃党纪和法纪。对于践踏党的纪律，损害党的形象的各种腐败分子，无论职务有多高，无论过去功劳有多大，都应该像处理建国初期刘青山、张子善案子一样，一点不能手软，坚决果断地给予严厉惩处。第二，要建立和完善党和政府的约束监督制度。这一点至关重要。仅有现在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行政监察部门还远远不够。要有独立的监督机构，让人民群众和新闻界介入监督序列。不要怕执政者出丑，不要怕出了几个败类而损害自身的形象，越是从严治党、治军、治政，广大人民群众越拥护。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灵魂，如果我们能坚持有错必纠，有恶必办，人民群众就会内心佩服，就会从根本上支持我们的各项事业。第三，加快产权制度改革，提高经济立法执法水平。为了让资源尽可能通过市场去配置，必须加强产权法人人格化的改革。国有企业实行产权主体、资产增值、受益分配多方面的全面改革，使权力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逐步弱化。政府采购彻底去掉其神秘的面纱，增加透明度，真正实行公正、公开的招标竞争方法进行。特别应对金融、证券、建筑工程、行政执法部门和部分权力部门实行严格的监督管理。对于各种侵吞国家财产，以各种名义浪费和践踏国有财产的现象和行为实行更加严厉的制裁惩治办法。这样才能保障国家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才能使市场经济切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重要的基础作用。4.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现今所形成的贫富差距，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区差异而引起的。由于受自然条件和历史的影响，我国东西部差距自改革开放以来正逐步扩大。据199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上海已达到28400元，而贵州省仅为2424元，相差12倍。若按小地区计算，差得更远。我国的深圳、温州等发达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0万元以上，而相对贫困的陕西省的商洛地区、贵州的毕节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有1500元左右。相差50倍以上。因此解决地区差距问题至关重要。中央政府已经在近些年把财政投资方向逐步转移到向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八五以来，国家财政的基础性投资，中西部的投资总额尽管比东部地区小了很多，但是其增长速度比东部地区仍高出2至3个百分点。这充分说明国家利用财政转移支付手段，正在逐步培育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点，使中西部的资源优势逐步转化为经济优势，在未来的发展事业中，实现全国经济的均衡发展。脑力劳动者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行业的工作岗位已不再有严格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分，知识分子的界线越来越难分清，但是广大人民群众依然是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和创造者。邓小平把科技称为第一生产力，正说明科技在我国乃至在整个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如何在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的同时发挥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主力军作用，是我党历来处理各种主要矛盾的一个焦点问题。目前知识分子群体和其他社会群体仍然存在差别和矛盾。脑力劳动收入和体力劳动收入倒挂是这一矛盾的主要表现。脑力劳动是知识分子阶层区分其他社会阶层的标志。脑力劳动是复杂劳动和高效益劳动。为了取得这种能力和机会，脑力劳动者本人及家庭不断地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对此，社会应当予以补偿。但在事实上，现在体力劳动者的收入比一般脑力劳动者的收入高，有的甚至高出好几倍。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报酬的倒挂，表明了分配关系倒挂。分配关系的扭曲，其结果直接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导致脑力劳动者急功近利，忽视甚至放弃本职工作，造成人才往国外流动和人才内耗；同时造成“读书无用”再度泛滥，影响新一代的脑力劳动者的成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收入倒挂在目前是很严重的。1952年前后，知识分子与工人收入是大体平均略有差别。教授最高工资是机械工人最高工资的2．4倍，一般知识分子比同龄工人的工资高出10％左右。1957年以后，脑体工资逐渐拉平。1977年以后，工资几次调整，知识分子的平均工资有所提高，但由于体力劳动者有活工资，包括奖金、计件超额工资、各种津贴和加班费，收入增长幅度更大些，脑力劳动者收入相对下降。尽管有资料显示，高学历者相对收入已有所提高，但就全国而言，这种状况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脑体劳动收入倒挂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加深了知识分子阶层与其他社会群体的矛盾。目前，由于脑力劳动者收入水平太低，教育战线出现了“老年的要退，中青年要走，大学生不愿意来”的现象。科研人员要求调离科研单位，机关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也普遍受到影响。有学历、有学位、有才华、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大出国，学成不归，高级人才大量流失。知识分子工资待遇下降，意味着知识贬值。过去的“读书无用论”是因为有人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新的“读书无用论”是因为群众从收入对比中感到“读书越多越吃亏”。适龄儿童不愿入学而去当童工，新文盲人数大量增加，有的地方高达30％。中小学生流失、辍学的人数剧增，大学生厌学相当普遍，研究生退学从商屡见不鲜。社会需要知识分子，但又不给他们适当的报酬，是不行的。在谈到知识分子阶层同社会其他阶层的矛盾的时候，还不能不指出知识分子阶层同干部阶层的矛盾。这两个阶层部属于有较高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的阶层。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各种因素的制约，干部阶层的处境和实惠要比知识分子好一些，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干部阶层相对于知识分子阶层的优越感。但是，面对着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面对着干部“四化”的新要求，干部阶层中的不少人开始动摇，而知识分子中的不少人跃跃欲试。但我们没有像一些国家那样，在这两个阶层之间建立起联系，以便使他们之间便于流动。中国知识分子历来的理想是关心政治，“学而优则仕”，因而在事实上对干部阶层的地位威胁最大的是知识阶层。这就使双方的阶层矛盾在所难免。今天我们也欣慰地看到许多像王选教授、柳传志教授等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率先走出院所，用科技赢得市场、赢得成功。现在中国第三代先富阶层中，依靠技术、管理、经营而成为亿万富翁者已不在少数。知识经济的时代，标志着知识分子将成为21世纪经济发展中的一支主力军。知识分子依靠其高智能的劳动赢得更实际的高收入已成为新的趋势。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与其他阶层的矛盾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是两个在劳动方式等方面区别于工农两个基本阶层的独立阶层。他们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实现社会闲置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的结合从而形成社会生产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他们本身的不成熟，也由于毕竟他们多少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所以与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其他阶层难免会发生矛盾。就目前而言，这些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社会对个体及私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缺乏正确的认识。传统观点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把资产变成社会成员的共同财富，社会实行直接的劳动交换，不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这样个体和私营经济也就不复存在。但历史的发展充分证明，在公有制占主体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商品经济不但不能取消，还必须充分地发展。但是，有些人现在还对发展个体经济及私营经济难以理解，以至在实际工作中，有关个体私营经济的许多政策和规定，在一些地方、部门得不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例如，歧视、排斥、刁难、打击个体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现象还时有发生。一些个体劳动者思想上仍有顾虑：怕露富，怕政策多变，怕生老病死无保障，怕经营不下去重新就业困难，等等。这就难免使他们产生对其他阶层，特别是享有“国家人”身份的干部阶层、工人阶层的抵触心理，从而引发为阶层矛盾。个体劳动者及私营企业主的素质相对而言不是很整齐。从社会来源看，构成我国城市居民主体的是国有、集体企事业单位的工人、专业技术员、干部、管理人员、办事员、商业服务人员等。在以往的时期，他们一般有较稳定的工薪收入、劳保福利、公费医疗条件以及根据连续工龄计算而获得的住房、退休金等有利条件，因而，脱离这个群体而做个体经营的人数比例一直不高。构成个体及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主体是待业人员、退休人员、社会闲散人员等，甚至包括大量“两劳”人员。素质过低导致他们在与其他阶层交换劳动、交换商品的过程中，比较容易出现非规范行为，如强买强卖、缺斤短两、欺行霸市。他们与其他阶层的矛盾，往往是由这些矛盾引发的。税收政策不当等因素造成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收入过高。尽管个体户及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来源及教育地位决定了他们素质较低，但没影响他们获得高收入。他们的高收入、高消费给其他阶层的成员造成了强大的心理压力，强烈地刺激着其他社会阶层，激发了其他阶层的不满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社会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受保守观念影响和阶层、个人利益因素的制约，其他各阶层对个体、私营者的高收入也有不能正确对待的问题。不少人对个体私营经济的高风险低保障等因素认识不足，而总是从自己的身份优势出发去看待他们的收入优势，难免造成心理不平衡，从而加剧阶层矛盾。干部阶层与其他各阶层的矛盾在整个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体系之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干部与群众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表现。正如刘少奇所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是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社会利益分配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要通过管理与被管理的矛盾体现出来。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组织功能很强的社会制度，在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关系上，各级官员往往成为利益分配工作的操作者。这样，各级领导就处在许多矛盾的焦点上。由于改革是对原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结构的重新调整，难免要触动一些社会群体的利益，而各项改革政策都需要各级领导来贯彻，因而这一矛盾就显得更加突出。例如，我国原有的价格体系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价格体系改革势在必行。而这体系的每一次调整，又都会影响相当一部分群众的利益，这样，社会情绪就会直接指向政府，而政府的政策、法律、制度的执行者又是领导者。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一部分领导干部严重的腐败行为，又加剧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官僚主义者以及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的严重违法乱纪等腐败分子，虽然为数不多，但严重危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对。由腐败现象导致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在相当一些地区和部门日益激化，其主要表现有两方面：权力腐败现象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导致党和政府威信的下降。首先应当肯定，我们的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腐败分子只是极少数。但是同时应该承认，由于面临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考验，与我们党和国家以往的历史时期，特别是50年代、60年代相比，人际关系日益出现金钱化趋向，商品交换原则已经比较显著地侵入党内政治生活和国家公务活动中。因此，程度不同的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相当普遍。其中触犯党纪政纪，进而触犯国法的尽管是少数，但他们的行政级别、人数、大案、要案均有逐年上升的势头。这些党政干部虽然是少数，但却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相当一部分干部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致使干群关系紧张。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的权力腐败盛行，严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腐败作风是毒害我党肌体的大敌。如原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在大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5年之间受贿66万元)的同时，为了继续往上爬，以获得更大权力，大搞浮夸虚报、哗众取宠的一套骗术。1994年泰安市村及村以下产值实际是40多亿元，他却报出260多亿元；财政收入5亿多元，他吹成12个亿。下级上报的数字他不满意，就指示再去好好算算，看能不能算出新的数字来，其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腐败作风多么令人吃惊!更为普遍的事情是，许多领导干部、领导机关只顾为自己子女、家属、亲友和小团体谋福利，而很少想到基层广大的老百姓，特别是那些还处于贫困状态的老百姓。正如有的群众批评他们坐的车子越来越豪华，通讯手段越来越发达，但却距离老百姓越来越远了，了解老百姓的疾苦越来越少了。他们主要靠听汇报指导工作，而汇报的水份又往往非常大。即使坐车子下去，也是走马观花，根本无法了解实情。总之，过去我们党的干部和群众之间的那种亲密鱼水关系，在相当一些地方和部门已经变成了若即若离的油水关系，这是我们不能不正视的事实。端正党风，密切群众的联系，牢记我党的宗旨，深入进?quot;三讲教育，是当前我党的一项中心任务。今后，随着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各种阶层矛盾仍会存在，并且有可能形成一定范围内的阶层冲突。因此，在这种矛盾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如何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就成为更加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