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分社会阶层的主要因素分析

划分社会阶层的主要因素分析（共8篇）

篇1：划分社会阶层的主要因素分析

划分社会阶层的主要因素分析

社会阶层是具有相同或类似社会地位的社会成员组成的相对持久的群体。即社会按一种或多种因素判定的一个人相对于他人所处的地位。社会阶层是依据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多种社会因素所划分的相对稳定的社会集团和同类人群。社会阶层还不同于社会阶级，其划分测量的标准不仅仅是经济因素，还有其他各种社会因素，如议会分工、知识水平、职务、权力、声望等。

划分社会阶层因素的方法很多，一般有客观法和主观法两类。客观法主要考虑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和经济收入等方面，主观法主要考虑个体的个人感受和认同层次。本文试采用客观法分析划分社会阶层的主要因素，并对所熟悉的社会阶层所具有的消费行为与消费心理进行具体分析。

1、教育程度。文化技术资源在现今社会仍然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其拥有者相对于非拥有者来说，具有一种类似于资本的排他性优势。个体对知识和技能的拥有以及社会的认可，除了可能有极小部分的先天性因素发挥作用之外，其根本还是取决于个体在社会中所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在我国，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外的中高层次教育还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况且在庞大的人口基数下，个体对中高层次教育资源的占有程度千差万别，这就直接导致了个体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不同位臵。

2、职业因素。职业因素对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力与非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扩大，二是管理者与非管理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扩大，这两个方面的表现都是工业社会的技术进步和阶层组织发展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3、智力因素。人在社会中所获得的地位和财富将越来越取决于他的智慧。智商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智慧，但不等于智慧。在我们这个时代，智力——准确地说是认知能力——越来越成为划分社会阶层的重要因素。在美国，一个人的智商越高，他的收入和地位就越高，智力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出身、性别、族群和信仰等传统的阶层分界线。聪明人吸收知识的能力强，从事技术工作也更出色，所以他们会在教育和工作体系中脱颖而出，形成统治整个社会的高智商阶层。

4、收入因素。不同的收入指标决定了不同的消费心理和实际消费能力。但个人的收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大部分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会逐渐提高，同时也会有一部分人因为收入和生活水平相对下降而落入社会低层；另外，在过渡时期还会出现阶层位臵不确定的边缘性群体。

根据这种分层原则，我初步勾画出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形态，由十个社会阶层组成：

●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大学生阶层●城乡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以大学生这一社会阶层为例，大学生年龄多处于 18-23 岁间，年轻，充满理想，正处于接受高等教育的阶段，有自己足够的判断力和追求。多数没有全职的职业，收入主要是父母供给，同时自由支配的时间众多。这一群体具有明显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他们愿意花大量时间追求自己喜欢东西，接受新鲜事物的好奇心理强，同时也有“认同心理”，但是由于自身没有收入，所以多数不能承受高消费。基于这样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将大学生视为潜在顾客或市场细分群体的品牌就应该 “对症下药”。一句广告语的成功与否，症结往往是是否符合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和行为模式。因此广告语的策划应该符合大学生消费者追求自我、追求理想的定位，让消费者和品牌有了共同的诉求，为产品贴上年轻、自主的标签，自然会取得成功。

篇2：划分社会阶层的主要因素分析

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中，我们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我们的阶层划分之所以要以职业分类为基础，既是出于操作便利的考虑，也是基于理论研究结果。在当代社会，职业身份的分类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性区分，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在收入、声望、教育、权力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因而职业的分类与社会分化紧密相关。同时，在调查资料收集和分析方面，个人职业信息较易获得，也易于加以分类处理。因此，许多社会分层研究都以职业分类为基础而展开。本课题组提出的阶层划分，也是以职业分类为基础。

在职业分类的基础上，我们又以人们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来刻画各社会阶层的基本特征。组织资源也可称为权力资源，主要指依据国家政权组织和执政党组织系统而拥有的支配社会资源（包括人和物）的能力；经济资源主要是指生产资料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文化资源是指对社会以证书或资格加以认可的知识和技能的拥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学历文凭。我们认为，在当代中国社会，这三种资源的拥有状况是各社会群体及其成员在阶层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个人的综合社会经济地位的标志。如果说，职业类别是我们划分中国社会阶层类别的基础，那么，这些资源的占有情况则是我们确定各社会阶层的社会等级差别的依据。这一结论是基于课题组数年的社会调查得出的。在对大量个案访谈资料所做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人们凭借其社会经验和主观感觉对人群进行的分类，主要依据三个方面的标准：即是否有钱（收入高低或拥有财产多少）、是否有权（在政府或企事业组织中担任的职位高低）、是否有文化（学历文凭高低）。如果用学术语言来加以归纳，可以这么说：“人们一般倾向于依据经济资源、组织(权力)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拥有量来评价个人或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实际上，社会学者也常常采用这三类指标来研究当代社会的阶级阶层划分。本课题组通过对现有的理论和经验研究结果进行分析，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量决定着人们的综合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着他人对某一个人的社会性评价，同时也决定着个人对自己的社会性评价。我们认为，依据这三种资源的占有量来研究和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社会经济差别，有助于深入理解目前的社会经济分化现象，把握资源配置的基本特征。三种资源拥有量在人群中的分布差异，是社会经济分化的结果，是社会经济分化的表层现象。然而，阶级阶层理论家们最关注的问题，并不是资源配置的表层现象，而是导致资源分配差异的原因以及这种差异可能产生的社会政治后果。同样，我们进行阶层划分的目的，也并不仅仅是显示什么人的收入更高或更低，什么人的权力更大或更小，什么人掌握了文化资源，而是要深入了解，有哪些社会结构性因素使得人们拥有不同类型或不同数量的资源。我们认为，正是人们在社会（关系）结构中所处的不同位置，决定着他们是否拥有某种资源或拥有多少这样的资源，从而导致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状态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影响人们的社会政治态度及行为取向，而这种状况也就是所谓的社会阶层分化。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试图从社会关系结构中去寻求导致阶层分化的根本原因（即分化机制），只有把握了这些分化机制，我们才能解释资源分配的差异性以及可能产生的社会政治后果。因此，我们划分出十大社会阶层的目的，就是为了反映三种资源在人群中的分配形态（要与人们的主观感觉相一致）。不过，我们确定社会阶层分类指标的依据，则是我们对当前社会结构的理论分析。我们所选择的阶层划分指标，区分了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不同位置，这些不同的社会位置决定着人们拥有不同类型或不同数量的资源。

二 社会阶层划分的理论：动力、机制与结果

我们分析当前中国阶层分化过程的理论解释框架，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阶层分化的动力、阶层分化的机制与阶层分化的结果（即资源配置格局），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概括了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基本过程。

首先，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不是在一个相对稳定或静态的环境下发生的，而是随着二十多年的急剧社会经济变迁而不断演进的。二十多年前，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形态和机制与当今社会不同，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差距较小，可以明显区分出差异的社会经济群体较为单一（如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等），群体内部的同质性很高，导致人们的社会经济状态差异的主要因素是政治身份（如家庭成分和个人政治表现）和制度身份（如户口身份——城市人或农村人,档案身份——干部或工人）的不同。而当今社会的阶层分化现象则十分突出，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不断扩大，导致分化的机制也与二十多年前根本不同。那么，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促成当前社会阶层结构演变的推动力是什么？这是我们进行阶层分析时首先要解答的问题。我们认为，这种原因和推动力，就是工业化和市场化，以及社会学界常说的“双重转变”或“双重转型”：即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和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后果：一是劳动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二是科层组织在数量和规模上的扩张。这两方面的变化对社会经济分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劳动分工不断细化和专业化导致了一套系统的以技术等级或专业化程度为基础的职业分化体系，它几乎成为所有工业化社会阶层分化的一个基础。大量的实证研究都证实，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社会，一个人所从事的职业与他的经济地位（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社会声望）高度相关，因而，许多社会学家都依据职业分类或职业声望的评分来划分阶级或阶层。1978年以前，中国人的职业与其社会经济地位之间没什么太大的联系。但近十年以来，随着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因职业分化而导致的社会经济差异现象日益突出，专业化程度高的职业往往获得越来越高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声望，而技术层次较低的体力劳动从业者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则相对下降。职业分化日益鲜明，是近十年来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一个主要趋势。与此同时,工业化带来了各种科层化的经济社会组织大规模发展，组织规模不断膨胀，管理层次逐日增多，尤其重要的是，出现了所有权与管理权（或经营权）的分离。所有这些，都对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现代工业社会，一个人要对物或他人产生控制权和影响力，既不像在传统社会那样主要依靠身份等级（如贵族与平民、地主与佃农），也不像在早期资本主义时期那样主要依赖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资本家与工人），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依据于个人在组织系统中占有的等级职位。在现代工业社会，最重要和最大量的资源（包括人和物）往往是由组织控制而不由个人拥有，因此，组织中的管理者实际上拥有了对所属资源的控制权和支配权，从而出现了管理者与非管理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分化。在中国，近十几年来，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和与世界经济体系的接轨，大型企业组织和政府机构的管理者的权威和对资源的直接支配权力不断被强化，同一单位中管理者与非管理者在收入水平和社会声望等方面的差距逐渐拉大，这也成为近十几年来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重要趋势之一。

市场化所带来的两个后果也对社会阶层分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一个后果是私有产权的出现，另一个后果是在原来国有部门之外新生出非国有部门。私有产权的出现给我们社会带来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即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与他们所雇用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随着市场化的推进，私有资本的积累，私有生产资料规模的扩大，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其所雇用的劳动者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差异不断拉大，因而，生产资料所有权成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市场化推进的过程中，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共存，这是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导致了一种制度分割局面。一系列的制度设置，对资源的分配流向产生着影响，制度屏障区隔了不同的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在制度分割的不同领域，人们获得资源的机会和规则有所不同。在国有部门（体制内），行政权威是分化的最重要的机制；在非国有部门，生产资料所有权是最重要的分化机制。在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最重要和最大量的资源仍由国家所控制，越接近国家组织系统的核心部位，越可能在资源分配中居于优势位置。因此，个人在制度分割中所处的位置——体制内或体制外、体制内的核心或体制内的边缘，影响着他所拥有的资源的种类和数量。三 社会阶层划分的标准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最主要的机制是劳动分工、权威等级、生产关系和制度分割。劳动分工指的是职业的技术等级分化，如体力劳动者与非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分化，体力劳动者有技术型、半技术型与非技术型之分，非体力劳动者的技术层次也有高级、中级与低级之别，等等。权威等级指的是科层组织中的管理等级的分化，如管理与被管理、高层管理与中低层管理等。生产关系指的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雇主、自雇）与受雇用者（雇员、雇工）之间的分化。制度分割指的是体制内人员与体制外人员、体制内核心部门人员与体制内边缘部门人员之间的分化。这四种分化机制形成了当前中国社会的几种最主要的社会关系，人们在这些社会关系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基本社会经济地位状况，即是否拥有或拥有多少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如上所述，接受我们访谈的人一般都认为，这三种资源是目前社会最重要的也是人人都想获得的资源。

篇3：划分社会阶层的主要因素分析

一、自然地理条件

研究西域文化史的日本学者羽田亨曾经指出:“凡是某一民族的文化发展与衰退, 在多数场合下要视其与其它民族有无接触, 这已成为一般的原则。”[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位于中国西北边疆, 地处亚欧大陆腹地, 周边与蒙古、俄罗斯等8国接壤, 是中国边境线最长、接壤国家最多的省区, 同时也是距离海洋最远的内陆省份。其地貌的基本轮廓为三山夹两盆, 即昆仑山、天山和阿尔泰山环抱着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 戈壁、沙漠和绿洲构成新疆地貌的主要特征。这种分散、孤立的地理格局以及远离现代文明中心的区位特点客观上十分不利于社会主义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此外, “各民族封闭性、分散性的居住环境仍在时空上延缓现代文明在新疆的传播与交流, 制约着现代性文化因子在新疆的推展。”[1]近代西方地理学派的代表人物孟德斯鸠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人的性格, 人们的气质型性格又决定了他们采用何种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地理环境对人们的意识形态、行为和制度等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 封闭与孤立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居住格局以及不便的交通成为制约社会主义文化在新疆传播与发展的客观因子。

二、民族文化

民族是文化的共同体, 一般来说,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 所谓民族的差异实质上指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 而且这种差异是一个民族得以成为这个民族的根本原因。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截止目前, 新疆共同生活着55个民族, 其中有13个是世居民族。南疆以维吾尔族为主, 北疆以汉族和哈萨克族为主, 柯尔克孜、锡伯、塔吉克、达斡尔等民族分布比较集中, 其他民族大多为杂居。[2]多元的民族成分决定了多元的民族文化。一方面, 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 这种富有特色的多元的民族文化丰富与充实了中华民族文化, 使中华民族文化充满旺盛的生命力与活力。另一方面, 在现代化进程中, 民族文化表现出了“物质特征弱化与精神特征强化的并存的状态”。[1]即各民族在物质生活模式化的趋向越来越明显, 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衣食住行等民族文化的显性层面趋向于一致化。而在观念、语言文字、民族意识等民族文化隐形层面异质性却越来越明显。民族间利益矛盾冲突, 利益纠纷增多, 新疆各民族表现出对文化民族性的强烈愿望和要求。多元的民族文化一般具有双重功能, 既可以发挥文化的维系与聚合正能量作用, 又可以发挥排斥与分离的负能量。

在我国, “民族”这个概念比较特殊, 它或指中华民族, 或指少数民族。与这两个民族概念相对应的必然会产生两种民族文化, 即中华民族文化与各民族的民族文化。这两种民族文化的具体关系是“多元一体”。各民族的文化是多元的, 但都统一于中华民族文化这一整体中。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 如果多元的民族文化异质性过于强大与旺盛, 就会削弱和收缩中华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聚合力, 扩大民族文化中的离散效应。在新疆, 自近代以来, 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性就一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与考验。尤其是在中华民族濒临危机的时期, 西方帝国主义与新疆境内的民族分裂主义相互勾结, 以“民族”、“宗教”为旗帜, 人为的制造和强化新疆各民族在文化上的差异, 并将这种差异进一步转化成为导致民族冲突的因素, 以此来制造民族矛盾与隔阂。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当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负面效应被刻意的放大和强化, 必然会影响与解构中华民族文化中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流地位。进而对新疆民族关系、社会稳定和祖国的安全与统一产生威胁。

三、宗教信仰

新疆在历史上就是多宗教并存的地区。到目前, 新疆仍然保持着多种宗教并存的基本格局。“现有宗教为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和道教。其中伊斯兰教是新疆地区信仰民族和人口最多、分布地域最广、社会影响最大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有维吾尔、哈萨克、回、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吉克、塔塔尔、东乡、撒拉、保安等10个民族, 总人口1000多万, 占全疆总人口的50%以上。”[2]由此可见, 在新疆, 宗教依然是少数民族的普遍信仰, 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宗教是一种内聚力很强的实体, 宗教信仰能够把社会上不同的价值观、利益观整合为社会共识, 不同的社会阶级和社会集团在共同的社会信仰下能产生一种共同的宗教意识, 并形成一种宗教认同感。宗教信仰又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民族性, 因为任何宗教, 从其历史渊源来看, 都必然根植于某一特定民族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生活环境之中, 从而具有民族的特点。基于这一现实, 共同宗教的宗教认同与信仰往往在一定条件成为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纽带, 从而加强该民族的民族认同。在民族国家内, 国家认同居于核心地位, 如果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过于强化, 在一定程度上到国家认同。因此, 所有的民族国家都积极致力于主流政治文化的建设与维护, 以进一步加强国家认同, 从而避免发生认同危机, 威胁到民族国家的完整性。除此之外, 在新疆地区, 受国际大气候的影响, 加之“三股势力”的推波助澜, 宗教极端势力在新疆的活动也十分猖獗。

四、世界性的民族问题

民族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一大现实难题, 它不仅对各国各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也是影响整个国际和平与发展的危险因素。与历史上的民族问题相比较, 世界民族问题民族分裂活动更加突出, 导致民族冲突的原因更加复杂。与冷战之前相比, 当今世界的民族问题“政治化倾向更加明显, 国际化取向日益突出, 暴力色彩愈加浓厚, 宗教性因素日益突出。”[3]

对新疆社会主义文化影响最大的世界民族问题主要是以分离为主导的民族问题、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指导的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民族问题和以泛民族主义兴起为标志的民族问题。民族分离是当代世界民族问题中最主要也是破坏力最强的力量。20世纪80年代初, 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为开端, 民族分离运动发展至高潮, 至今余波未息。民族分离运动对新疆境内的民族分裂活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世纪以来, 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动逐渐演变为一股危害性极大的社会势力和反动的社会思潮, 不仅确立了一套理论纲领和口号, 而且形成了民族分裂主义的思想体系。妄图把新疆从祖国的版图中分离出去, 实现“新疆独立”。20世纪30年代“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就是这一理论的实践产物。虽然它是是短命的, 但是它给新疆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和危害。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指导的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民族问题多存在于穆斯林的国家和地区, 奉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激进民族主义者打着宗教的旗号, 企图通过暴力手段推翻本国的世俗政权, 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神权政治。在新疆表现突出的就是伊斯兰极端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极力鼓吹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和主张, 试图建立伊斯兰教法统治的“伊斯兰哈里发国家”以及“伊斯兰制度”。其不断的煽动宗教狂热, 制造动乱、暴乱和骚乱事件, 制造不同民族之间的仇视和对立, 对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破坏。泛民族主义往往具有跨国、跨地区的性质, 它以共同的种族、民族和宗教为基础, 企图把散布在各国、各地区的属于同一种族、民族和宗教的人们统一在一个国家。在国际上比较有影响力的是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20世纪30、40年代, 在双泛主义的影响和国外势力的支持下, 新疆出现了一批民族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 通过各种方式大力宣传双泛思想, 进行分裂破坏活动。如20世纪30年代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40年代的三区革命、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新疆反分裂斗争、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疆反分裂斗争, 都存在着“双泛”的影响及其危害。双泛主义已经成为新疆民族分裂主义的根源与祸首。

参考文献

[1]贺萍.西北大开发与新疆多元民族文化关系研究[D].兰州:西北大学, 2006:103.

[2]马品彦.新疆宗教知识读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9;107.

篇4：划分社会阶层的主要因素分析

［关键词］社会交往　大学生　地方高校

［中图分类号］　G44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2）08-0070-02

为了了解地方高校大学生在社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笔者任教的陕西理工学院于2012年5月7日至11日先后在经济学专业2010级和2011级、法学专业2010级和2011级以及国贸专业2009级共计11个班发放调查问卷300多份，收回有效问卷232份。调查问卷结果表明，目前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着“社交焦虑”、“不自信”、“沉溺于网络社交”等问题。那么影响大学生社交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我们又应该采取哪些切实可行的措施呢？本文着重就这些问题进行探析。

一、地方高校大学生社会交往的主要影响因素

（一）学校因素

应试教育体制弱化了学生的社交能力。在应试教育体制下，不管是学校还是学生家长,只重视学生的学习成绩,而不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学生从小学到中学只知道学习，没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与人交往。长此以往，学生的社交能力弱化了。

学校课程设置的缺失。本次调查问卷中，在问到“学校是否开设了专门针对提高大学生人际交往、社会适应能力方面的课程”时，有42%的学生回答“否”，有34%的回答“不知道”。另外，在问到“学校是否开设了与人际交往，社会适应能力有关的课程”时，其中33%的学生回答“否”，40%的学生回答“不知道”。可见，学校的课程设置是有缺失的。

社团活动流于形式。目前，虽然学校有不少社团活动， 但是，由于这些活动的宣传力度不够或是活动不吸引人，一般同学很少参加，参加社团活动的主要是学生干部和一些有体育、文艺等特长的同学。另外，由于这些活动缺少专业人员的咨询和指导，学生对于应该参与什么样的社团活动，以及怎样利用这些社团活动来培养自己的能力不清楚。

（二）家庭因素

一部分同学的父母没有意识到从小培养孩子社交能力的重要性。这一点从调查问卷中同学们对“在你成长期间，你的父母是否对你强调与人交往的重要性并教给你一些交往的技巧”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看出来，有62%的同学回答“否”，只有38%的同学回答“是”，可见大部分家长没有意识到从小培养孩子社交能力的重要性，他们关心的是孩子学习、考试和升学等问题，放松甚至是放弃了孩子家庭礼仪教育这一重要环节，致使今天的部分大学生礼仪道德修养在家庭教育环节上欠债太多，甚至形成盲区。[1]

贫困制约了农村大学生的社会交往。从调查问卷来看，陕西理工学院的大学生有25%来自城市，75%来自农村；家庭经济条件一般的占63%，条件差的占37%。总的来说，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同学在社交中往往不自信，甚至自卑。这些同学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处境，不愿意积极主动地与人交往，生活相当封闭，以表面上的自强，甚至自负来掩盖内心的自卑。[2]

（三）社会因素

社会不良因素的消极影响。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出现了文化失范和价值多元化现象。同时，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的增大也使在校大学生在社交方面更加现实与功利。有些学生认为交往就是相互利用，甚至还有个别学生人情世故过于“练达”,看见领导、老师甜言蜜语,点头哈腰，对父母有钱、有地位的同学阿谀奉承、曲意讨好。虽然这部分学生为数不多,但其不良影响不容忽视。[3]

社会交往环境的不良影响。由于诚信的缺失，人们之间变得越来越不信任，无论是学校还是家长，在人际交往中，都为学生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担忧，春游、夏令营等活动因为怕出现安全事故，也变得越来越少。

网络虚拟交往的负面影响。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网络虚拟交往越来越受到在校大学生的青睐。然而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为在校大学生提供一种全新交往模式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比如容易导致他们责任意识缺失，造成交往角色错位，产生虚空心理，甚至有的学生沉溺于网络，脱离现实。

（四）学生自身因素

虽然大部分学生认为处理好人际关系很重要，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交知识与技巧，他们不懂得如何与人交往，比如有的说话不分场合，无所顾忌，脏话连篇；有的自卑、怯懦、猜疑、冷漠；有的自以为是，夜郎自大等，这些都影响了他们社交的广度与深度。

二、提高地方高校大学生社会交往能力的对策措施

（一）学校方面

开设相关社交知识和社交礼仪的课程或举办讲座。通过对大学生进行礼仪知识的普及，使他们掌握基本的礼仪规范，养成礼仪习惯，逐步完善自我行为，把内在的道德修养和外在的礼仪形式有机结合起来，以彰显自我良好气质，提高自我综合素质。[4]

教师应该率先垂范，为人师表。每位教师都应先于学生自觉地学习、应用礼仪和交往知识，并将自己掌握的知识，通过教育、教学工作言传身教给学生，起到率先垂范、为人师表的作用。[5]

加强心理辅导。对个别有自卑、怯懦、猜疑、冷漠等不良心理问题的学生进行心理辅导。要有专职的心理辅导教师，通过开设心理咨询室、心理信箱、心理热线等丰富多彩的咨询形式，了解学生的心声，准确把握他们的心态，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辅导，以使他们能更好更快地融入集体、融入社会。

增强社团活动的实效性。传统的社团活动，是社团的干部策划、组织实施，普通社团成员只是被动地参与。而且由于活动的内容大多为展现特长、发展兴趣型的，不能保证每个成员都有收获。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可以开展一些人人都能参与和受益的社团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来达到积累经验、解决问题、锻炼和强化学生社交能力的目的。

（二）社会方面

改变对人才的评价标准。目前，社会对人才的评价标准基本还是“唯学历论”，这也是造成学生社交能力差的原因之一。因此，应该改变这种单一、片面的人才评价标准，使学生在求学阶段不光注重书本知识的学习，还应该注重各种能力的培养，使他们最终能成为社会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倡导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团结友爱，相互关心，相互帮助，举止文明，以礼相待。自觉杜绝说脏话、随便猜疑、欺骗他人等恶习。

设置学校社会工作岗位。在这方面可以借鉴西方国家或者香港、台湾等地区关于学校社会工作的设置。学校社会工作者的职责就是致力于帮助学生提高适应学习和生活的能力，以克服其成长中的困难，实现个人社会化和学校教育的目标。

（三）家庭方面

发挥父母的榜样作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启蒙教师，也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他们的言谈举止会潜移默化影响到孩子的成长。[7]

教给孩子一些社交的基本技能。第一，教会孩子一些正确的交往方法。第二，为孩子提供交往的机会，并鼓励孩子与同龄或不同年龄层次的朋友交往。第三，培养孩子文明礼貌、善良宽容的良好品质和行为习惯。第四，肯定和表扬孩子在交往中的每一点进步。

（四）学生自身方面

学生不仅要认识到社交的重要性，而且要付诸行动。在校大学生应该积极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可以利用课余或假期做家教、促销、发传单等短期的或长期的兼职工作，通过这些活动来认识社会规范、领悟社会关系、锻炼言谈举止、掌握沟通技巧，培养和提高其社交能力。

培养良好的交往品质。在社会交往中要做到真诚、信任、克制、自信和热情，只有具备了这些良好的交往品质，才能成为一个善于与人交往并且受别人欢迎的人。

正确处理新媒体社交与传统社交的关系。新媒体社交有灵活便捷、交友面广的特点，传统社交有真实深入的特点。大学生应该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利用它们来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部分沉溺于新媒体社交的大学生，应该与他们进行耐心深入的交流，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社交观念，让他们把交往重心放在现实的人际交往上，这样才能使他们成长为人格完整、个性完善的社会人。[8]

［　参　考　文　献　］

［1］［5］　刘小溪.大学生社交礼仪教育的思考［J］. 科技信息，375-376.

［2］　王琼.当前大学生社会交往问题及优化途径探析［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1，23（4）：102-103.

［3］　朱敏芳，何君丽.职校生社会交往的主要特点、存在问题及成因分析［J］.继续教育研究，2008，（10）：107-109.

［4］　刘娅凤.大学生礼仪教育内涵厘定［J］.文教资料，2011,（8）:228-229.

［６］　冯柏燕.大学生社交路在何方［J］.国际英才，2011，（5）：76-77.

［７］　李荔.论新媒体对大学生社交的影响［J］.赤峰学院学报（社科版），2011，32（12）：235-236.

篇5：划分社会阶层的主要因素分析

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 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两种倾向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陈独秀也好，张国焘也好就其本质不是不想把中国引向共产主义。但是他们的错误就是过分的依赖于自己的主观意向，片面的强调某一个方面正确。

毛泽东在这个关键时刻通过正确的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明确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是相当及时和正确的。

通过对中国社会各个阶级分析得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在革命时期，最贫穷的最有战斗力的就是工人阶级，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

半自耕农，其生活苦于自耕农，因其食粮每年大约有一半不够，须租别人田地，或者出卖一部分劳动力，或经营小商，以资弥补。春夏之间，青黄不接，高利向别人借债，重价向别人籴粮，较之自耕农的无求于人，自然景遇要苦，但是优于贫农。因为贫农无土地，每年耕种只得收获之一半或不足一半；半自耕农则租于别人的部分虽只收获一半或不足一半，然自有的部分却可全得。故半自耕农的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贫农。贫农是农村中的佃农，受地主的剥削。其经济地位又分两部分。一部分贫农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和相当数量的资金。此种农民，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得一半。不足部分，可以种杂粮、捞鱼虾、饲鸡豕，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勉强维持生活，于艰难竭蹶之中，存聊以卒岁之想。故其生活苦于半自耕农，然较另一部分贫农为优。其革命性，则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另一部分贫农。所谓另一部分贫农，则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更需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

经济地位决定革命态度，反映出一个人或是一帮人，一群人的应变趋向。贫穷到了生存受到威胁时，反抗自然达到顶点。而集中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则最具有强大的革命力。他们的革命决心最大。同样，半无产阶级的贫民则更具有革命的决心，因为他们的生存受到多种环境的左右，他们的艰辛劳动很少能够满足自己及家庭的生存需求。就是因为他们分散，不集中，很少能够达到组织起来反抗的目的。只能以逃生，乞讨，流浪作为消极的对抗。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结盟中产阶级形成一个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因此中国革命胜利了。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革命的先锋，是具有先进思想的一帮人，一群人。他们的革命不单纯的是把无产阶级的命运推向有产，更重要的是创造一个新世界，新历史，新中国。正是在这个宗旨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能够以自身的表率，模范的引导，大公无私的气概把不同的阶级、政党紧密的团结在自己的身边，共同完成一个事业。就是实现共产主义事业。

中国共产党成功的领导广大的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由过去的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革命党与执政党的区别，一个是领导无产阶级推翻推翻剥削阶级统治，一个使劳动人民群众走上幸福，和平，美满的生活。前者最贫穷的，革命性最强的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正是后者最需要改善的，及待解决的最重要问题。解决大多数人劳动问题，提高大多数人生活水平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的那一天起就是首要的任务。

怎样才能够使广大的才脱离剥削阶级压迫的劳动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并不是嘴上说一说的事。也不是单纯的依靠无产阶级专政能够解决的问题。在解放以后到改革开放的二十年间，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段时间也是人们经济生活水平差别最小的时期。也是公共利益发展最快的时期。表现在社会福利事业达到了这样一个水平：娱乐场所基本免费，公共事业发展很快，医疗卫生深入到农村边远地区，义务教育普及。人们虽然生活水平很低但是人们对实现幸福的信念很足。在这段时间，人们放开生孩子，每户家庭多的七八个，少的四五个，家庭生活负担几乎就靠一个人工资满足。生活条件低下，但是中国社会人口激增。虽然各种条件很差，但是社会上很少各种犯罪现象存在。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私有经济的合法化，市场经济便成为社会的主流经济体制。随着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到户，个体企业，集体企业，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及各种形式的商业，商贩，金融等所有可以赚钱的行业都出现在人们面前。不同等级的收入构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差别存在。也呈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繁荣景象。差别，尤其是生活差别存在，出现了满足不同层次需要的生产和服务。差别尤其是生活差别存在，人们的发财欲望便大大的提高。差别尤其是生活差别的存在，人们便不在相信任何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真情。因此，生活水平差距随着收入水平的差距，随着不同经营者，获利者的收入不同一性，便又出现了阶级属性——社会阶层。这就是新时期的经济特征和政治倾向。

在目前中国依据怎样获得生存需求满足方式来区分中国社会阶层有四个层次：

一、打工者：依靠出卖劳动力获得收入满足生存需求方式。属于这个阶层的是工人，也就是打工者。所有打工者收入并不相同，脑力劳动者，收入高。属于知识打工。体力劳动者，收入低，属于体力打工。

给外资企业打工，工资收入要高于国有，国有要高于个体。给国家政府打工者，稳定，属于公务员； 给企业打工者，不稳定，属于暂时。这个阶层逐渐增大，竞争力也越来越强。人们都争先恐后的要寻找高收入，高待遇的职业。

智力打工者越来越趋向高学历竞争。打工者要想生活的更好就必须依靠自己的能力。八级工依靠技术，独有的技术最值钱，有技术一方面靠学习，一方面靠钻研。博士生靠学识，博士生比研究生高，高在知识面宽，研究项目新，效益好。

在市场经济中，能力越来越受到青睐。收入与能力成为正比。但是市场经济又是排他经济，能力越强，竞争也就越强。收入差别存在越悬殊，竞争力越大。因此，差别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动力。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向城市集中，劳动力价格越来越低。依靠体力打工者，月薪达到300元以上，不是很多。一个社会脑力劳动者越多，技术能力越强，需要的劳动者越少。因此，随着生产技术，自动化程度提高，大部分人员又被裁减下来。造成劳动力剩余。因此，剩余的农村劳动力集中在城市，裁减下来的富裕劳动力增加，收入来源减少，造成高低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两极分化将越来越严重。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并不比农村好过。

二、依靠直接生产收入获得生存需求满足方式。属于这个阶层的是农民。

我们国家农民生产在固定的面积之上。土地承包是按照人均面积分配。在有限的土地上搞市场经济作物生产，市场信息对于收入有着重要的关系。如果生产的作物大丰收，而市场价格高，收入就好，如果生产的作物大丰收，而市场价格低，收入就不好。缺和补缺是种植型生产获得经济收入不可小视的条件。依靠直接生产收入满足生存需求方式，实现了生产直接满足需求这个目的。满足自己的吃用要比出卖劳动力获得生存需求满足方式要稳定的多。只要这个承包制度不变，只要农民不懒，只要不遇到大荒大灾之年，依靠土地生存就不会出现民不聊生的现象。现在农民已经不是过去的农民，计划生育使每户农民人口降低到最低限度。吃穿用不次于城市一般收入家庭。随着农业生产的进步，闲置时间越来越多。如果科学技术能够在有限的土地上多增些劳动产品种类合理的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增加收入，过剩的生产力就成为不过剩，甚至不足。因此，依靠直接生产收入获得生存需求满足方式是一个稳定的，富足的，没有压力的生存方式。大富很难，小富却不难。

三、依靠利润获得生存需求满足方式。这个阶层就是企业承包者，个体企业老板，炒股大户，及依靠雇工获得生产增加的土地生产者。

这个阶层逐渐增加。依靠利润获得生存需求满足方式，生产就是为交换而生产。企业就属于他们自己。他们雇佣打工者，靠付给打工者固定工资，获得产品销售利润。他们的收入依据自己的经商经验而不同。有的大富大贵，有的则小打小闹。但是，他们的生存需求满足要远远的高于前两种方式。随着个体经营迈上轨道，大富者将越来越富，成为财大气粗富豪。小打小闹者随着经验积累，剩余增加，投资增大有可能成为大富者，也有可能成为贫民。但是在我们国家，我们放宽了就业经商者的限制。减免了一些税收，可以说，建立企业，商家都不是困难的事。关键在于经营。在于怎样站稳市场经济这个位子。

四、依靠灰色收入满足生存需求方式。这个阶层属于不合法收入者阶层。逃税，权钱交易等等。

这个阶层之大，几乎可以涉及到任何和层次。这个阶层社会地位上显赫，网络关系强大，灰色收入究竟有多少一般人不可能知道。社会风气败坏大多数来自于这个阶层。权钱交易使社会越来越不公正。不公正的社会则造就越来越多的腐败，灰色收入成为这个阶层优越于任何层次者的经济来源。是国家有法难依，有法不依的重要绊脚石。也是造成经济收入两极分化，社会阶层矛盾加深的重要原因。

我们依据怎样获得生存需求满足方式把中国社会分成四个阶层。可以看到，前两个阶层是社会最基本阶层。尽管出卖劳动力获得收入差别很大，而且凡是高收入者都有充当靠利润获得生存需求满足阶层的欲望，但还不是大多数人能够实现的。因此，这两个阶层就是劳动阶层。关心他们不是怎样致富，而是怎样才能满足。因为组成这个阶层的大部分是弱势群体。

第三个阶层是富有阶层，他们大部分都具有自己的实力和财力。他们追求的是利润，就必须按照利润规律来经营生产企业。让他们自由自在的放开经营就是对他们的最大支持。任何阻碍都只能减少他们的利润获得。而利润的产生则是雇佣工人。因此，在保证工人合法收入和尊严的条件下，促使生产向高科技和技术迈进就是把这个阶层推向一个进步的境地。

第四个阶层是腐败阶层，必须加大力度严格控制。这个阶层越小，社会公正就越强。想尽一切办法消除这个阶层存在就是政绩。而这个阶层消失则必须建立一个第三者存在的监督机制。这个阶层隐蔽性最强，具有白天是人，晚上是鬼的伎俩。下什么大力气制止这个阶层存在只要能够问一下其他阶层的人就可以知道。

这样分析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知道谁应该保护，谁应该支持，谁应该反对。对我们建立政治制度，制定法律法规才有意义。

篇6：中国社会各阶层矛盾分析

改革开放虽然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问题。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发生了深刻变化。阶层的分化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产生了阶层分化中的社会焦虑现象，人民的不安全感比改革开放前大得多。

当前公民的心理焦虑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不公平感。这是对阶层分化在起点、规则和结果各方面不平等现象的自然反映。二是相对剥夺感。由于阶层分化受到行业、部门、单位界限的限制，对于体制内的人来说，社会地位的流动，往往不是取决于个人之间的公平竞争，而是取决于行业、部门、单位的性质。有一个好单位，就拥有了别人怎样努力也无法获取的种种利益。体制外的人以及缺乏单位优势的人尽管也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使社会地位获得改善，但与那些坐享其成的人相比，总是存在一种相对剥夺感。三是受挫感。一些社会地位相对下降或社会地位一直很低的人，在心理失落中，会产生强烈的无力改变现实的挫折感。四是危机感。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困阶层，在市场经济和阶层分化的大潮面前，产生了朝不保夕、前途暗淡的危机感。这些社会焦虑问题极大地抑制阶层分化本身可能产生的社会激励效应，使人们丧失激励自我奋斗、勤劳致富的精神，甚至对现实社会产生抵触情绪。

亨廷顿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矛盾和问题。从矛盾性质上来说，这些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如果对各阶层间的矛盾处理不好，也会产生对抗性矛盾，产生许多消极的问题，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过程中，虽然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各阶层之间的具体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不同的社会阶层都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在利益分化的格局下，人们对利益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改变，人们迫切地想表达并实现其利益诉求。各种利益主体在市场经济中平等竞争，受市场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影响，围绕利益的争夺就不可避免，阶层间甚至还会出现利益摩擦和冲突，这种摩擦和冲突有时还很激烈，发展为重大社会事件—群体性事件。对近年来发生的阶层矛盾冲突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当前中国的阶层矛盾，具体来讲主要有：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其中，当前表现最为突出的矛盾有三种：贫富矛盾、劳资矛盾和干群矛盾。

（1）贫富矛盾

贫富矛盾，主要是指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尤其是其中通过非法途径获取巨额财富的成员)、掌握大量社会经济资源的私营企业主以及部分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等富裕阶层成员与社会其他低收入阶层成员之间的矛盾。

中国的收入差距已经非常严重。中国的收入鸿沟有逐渐扩大的趋势，虽然各研究机构测试出的基尼系数结果不尽相同，低的在0.43左右，高的在2011年甚至达到0.5（这一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2》），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基尼系数居高不下，并且呈上升的态势。中国收入鸿沟表现在多方面：城乡分化达到历史最高期，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居民收入分化严重，不同区域居民收入分化严重，最高收入行业与一般行业收入差距明显。

如果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社会成员手中，那么就说明社会发展的成果只是为少数社会群体、少数人所享用。这样的发展不可能是真正的发展，而只能是畸形化的发展，容易造成社会结构的紧张。即便是这样，却并不意味着社会矛盾就一定会激化或爆发，但是，如果结构紧张的客观环境导致很多人或社会公众将贫富差别归因于“社会不公”，即形成“公正失衡”的舆论环境，在这种舆论环境下，社会矛盾自然会频繁发生，社会就会越加不稳定、越加动荡，甚至存在着很大的倾覆的可能性。在当前社会中，“宝马撞人案”、“拆迁事件”等等，都是“公正失衡”舆论环境下，由贫富矛盾引起的。

（2）劳资矛盾

劳资矛盾是任何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必须面对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劳资矛盾实质是劳动者与资本之间的矛盾，主要反映了工人(主要包括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以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中的部分成员等)与私营企业主及经理人员阶层之间矛盾。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发展转型期，劳资矛盾日益凸显和加剧，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等非公有制企业中劳动争议的易发和多发，成为影响劳动关系和谐和社会安定有序的一大隐患。

近年来，劳资矛盾呈现“高位运行”趋势。由于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职工利益诉求与现行分配制度矛盾加剧、劳动监察不够全面到位，2000年至2010年的11年间，全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增长约35%，而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由13.5万件上升至60.3万件，不仅如此，劳资冲突严重时甚至会发展为重大的社会事件—群体性事件，并且劳资矛盾引发的冲突事件攀升已经成为不容回避的事实。如：2011年11月4日，外资企业百事中国瓶装厂员工因担心公司易主后自己的权益问题而发生大规模罢工事件，停工潮遍布重庆、成都、福州等10多个省份；2012年1月3日下午，武汉富士康150名员工因不满转岗计划登上楼顶，意图集体跳楼自杀等等。回顾发达国家曾经发生的工运风潮，环视一些国家正在经历的劳资冲突困境，众多教训和经验告诉中国，应对劳资矛盾，既要审慎决策，更要积极而作为。

(3)干群矛盾

干群矛盾主要指党政干部(主要指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与其他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目前，党政干部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矛盾冲突，干群关系紧张，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造成干群矛盾的原因是复杂的，主要的原因如下: 第一，近些年出现了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部分成员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生活作风腐化堕落等消极腐败现象的蔓延，而且政府及相关部门乱收费、司法不公正（如瓮安事件、石首事件等）、执法行为粗暴、被征地拆迁人员得不到合理补偿、下岗失业人员得不到妥善安置等侵害普通群众权益的现象也经常发生。这些消极腐败现象的出现给党政干部的形象造成了很大的不良影响，严重伤害了人民的利益，伤害了人民的感情。这一切导致因干群矛盾引发的群体上访和群体突发事件的增多。

当下中国，“搞定”这个词汇已经成了大多数人心中处理问题的第一选择，“搞定”一词的潜在含义就是依靠“关系”来颠倒黑白。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当正义通过正规途径无法得到伸张时，那么暴力就成了表达公正的重要途径。当法律、道德成为“关系”的附庸，没有“关系”的人就会抓狂，而抓狂的人往往“情绪不稳定”，于是一有风吹草动，不稳定的“情绪”就会演化成社会飓风。因此，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是化解社会各阶层矛盾的重要途径。

第二，在改革和发展中，党政干部和普通群众所得的利益悬殊太大。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拥有社会组织资源最多，他们属于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享有很多特权和利益。2008年社科院公布的《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研究报告》显示，在调查各社会阶层对近十年来获益最多的群体的排序中，69.84%的人认为国家干部是近年来收益最多的群体。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冲突还是很尖锐的，之所以没有像西方那样频繁爆发群体性事件，一方面是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能忍的吃苦耐劳的民族，人民群众刻意压制了自己的不满焦虑情绪；另一方面是因为缺少一个导火索。虽然，真正绝对的和谐是不存在的，一定程度的矛盾冲突是难以避免的，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冲突，社会主义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存在矛盾冲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能正视它的存在。人民内部的矛盾其实并不难解决，因为它是非对抗性的。中国政府应该在矛盾冲突尚未扩大化之前积极地正视、分析、解决矛盾，化冲突的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控制社会冲突的强度和烈度以保证社会的相对和谐，否则群体性社会矛盾冲突的爆发将不可避免。

社会学研究表明，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应该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结构。历史经验表明，如果一个社会的中间阶层规模很小，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那么这个社会很难保持稳定，甚至会发生社会动荡；相反，在社会中间层规模大的社会，社会资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较合理，经济社会资源分配差距比较小，它意味着大多数社会成员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受益，享受着安定的生活和较好的社会经济地位，这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坚实力量。

篇7：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矛盾分析

社会是由矛盾组成的，矛盾的存在是客观的，是无处不在的。尖锐复杂的敌我矛盾虽然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存在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广泛的人民内部矛盾仍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力量。只有科学揭示这些矛盾，努力消除和化解这些矛盾，才能使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更大的胜利。新时期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农民阶层正在迅速地分化瓦解。许多人已经长期从事工业、商业和他非农产业，许多农民已经成为企业家、科技工作者、城市个体劳动者和依靠出卖一技之长的专业劳动者。无论农民怎样演化，工人队伍怎样扩大或缩小，存在于工人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传统意义的工农矛盾在政治上主要表现在参政程度的矛盾；在经济上主要表现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所反映的利益的矛盾；在文化教育上主要表现在教育程度和精神产品的享有和消费水平的差异；公共社会设施水平和生活质量的主要差别主要表现在城乡建设速度不一致的矛盾。工农之间的差别主要反映在城乡之间的差别上。(一)工人和农民之间矛盾的主要表现1.政治上，由于城乡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不同步，农民居住分散，管理上的困难，干部的素质参差不齐，造成了一些新的矛盾。(1)农民日益强烈的平等要求与某些党政机关和干部中的～作风形成尖锐矛盾。有些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以权谋私、欺压百姓，农民对这些～现象切齿痛恨；(2)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民主意识和政策观念普遍增强，可是有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严重，不倾听群众意见，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3)农民安居乐业的要求与社会治安严重失控之间的矛盾。近几年农村社会治安秩序混乱，使农民失去稳定安全感，他们既痛恨犯罪分子横行，又深怪国家惩治不力。2.经济上，党的三中全会以后，首先考虑到在农村解放生产力，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和经营权到农户的大包干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最大限度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存在?quot;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化结构，农村占比重大，城市占比重小，用城市的工业去背农村的手工劳动和八亿农民，是难以承受的。现实的选择只能是先发展城市，先富裕工人，然后逐步带动农村，逐步促进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尽管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必然选择。但其具有很大的不公正性是显然的。由于农产品价格与工业品价格的比例长期在一个极不合理的水平上，对农民利益的损害是严重的。据国家统计局测算，从1990年到1998年，粮食价格上涨1.2倍，而工业价格却上涨了3.5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4倍。国家给予农民的利益眉鄹癫罡窒恕Ｗ?990年到1998年，农产品与工业品的剪刀差无偿剥夺农民总价值在12000亿元以上。在用电、用水和税赋政策上，对农民也实行了不平等待遇。城市道路都是由国家出钱修造的，而农村修路多数由农民集资修建；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几乎是零。大型水利建设也考虑到城市防洪、工业用水和居民用水等。据有关资料显示，国家用于农业的投入逐年减少。六五期间占全部投资额的10％，七五下降为5％，八五期间下降为1.9％。农业投资总额仅相当于国有单位房地产投资额的14％左右，这说明国家重视农业发展的问题没有落到实处。相差的决不是一星半点。3.在公民应享受的基本待遇上，工人与农民也有很大的差别。尽管我国宪法规定，全部公民享有共同的教育权益。实际存在很大的差异。现如今在落后的农村，九年义务教育达标率远远低于城市。人均拥有的教师、医生相差3倍以上。在农村，不但教学条件差、学习条件艰苦，而且考大学也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同样的高考分数，农村学生可能难以达到建档分数线，而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却能上很好的大学。例如1999年北京地区高考录取比例已高达82％，而在四川、安徽、河南、甘肃农村，高考入学率仅有5％。许多很好的农村学生，分数很高也上不了大学。还有许多考生经过艰苦努力考上了大学，也因家庭交不起学费而辍学。这就是农村与城市在教育上的不平等。4.工人与农民的负担不同。中央一再强调，农民负担不得超过上年人均收入的5％。事实上，自从这一政策出台至今，多数地区农民负担一直高达10％以上，甚至20％。农民负担重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匀皇桥┟穹从匙钋苛业奈侍庵唬行┑胤交瓜嗟毖现亍Ｓ行┑胤胶筒棵徘闪⒚浚蚺┟衤沂辗选⒙曳？睢⒙壹省⒙姨伞⒙艺羌郏挥行┑胤叫楸ㄅ┟袷杖耄薅钐崛〈逄崃簟⑾缤吵锓眩科扰┟褚宰蚀停簧偈愀刹孔鞣绱直课薹停踊簟⑶滞碳搴团┟竦淖什疲踔燎啃邢蚺┟袷涨瘴铩Ｕ庑┒佳现氐厍址噶伺┟竦暮戏ㄈㄒ妫焐肆伺┟竦纳裕撕α伺┟穸缘车母星椋岩鹆伺┟袢褐诘那苛也宦?br>坑农、害农事件屡屡发生。部分地区基层领导没有认真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他们随意挪用农业资金，或用于工业等开发项目，或耗巨资等盖办公楼、买豪华轿车，给农民的劳动报酬却是打白条，挤农、挖农、坑农等恶性事件大量发生，国家供给农民的粮棉“挂钩”平价化肥和柴油被截留倒卖等问题反复出现；一些基层领导干部忘记了自己的人民公仆的身份，不关心群众疾苦，只知道运用行政手段强迫农民交纳各种税款，等等。由于工业、城市的发展忽视了环境保护问题，也给农村、农民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据农业部调查：目前，全国被污染的农田达1000万公顷，每年损失粮食120亿公斤；江河湖泊的82％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2800多公里河段的鱼虾基本绝迹，265万公里的河流水质污染超过渔业水质标准，全国每年因污染造成突发性鱼、虾、贝类大批死亡达20万吨。由于一些企业领导管理不善，没有严把质量关，生产的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等质量不合格，甚至故意以劣充优，以次充好，把一些假冒伪劣产品卖给农民，结果给农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些都引发了农民对工业及工人的矛盾。5.工人与农民在流动上自由程度不同。在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由于我国长期城乡分割，限制人口自由流动，当开放程度扩大和人口自由流动增大后，城市设施不能适应需要，上百万外地流动大军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徘徊，不仅增加了社会成本，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使一些地方政府极容易采取带有浓厚地方保护主义色彩的措施。他们过分夸大外地劳动力流入带来的问题，采取一些轰、堵、罚的政策，如在就业问题上采取“先城市、后农村，先本地、后外地，先本省、后外省”的“三先”政策，以保护城市和地方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引起农村流动人口对城市的不满情绪。由于法制不健全和管理上的疏忽，民工们的利益得不到可靠的保障。如：一些企业为压低农村劳动力工资，经常以招学徒或新招工的名义招工，发低工资，三个月试工期后绝大部分都不被录用，又新招学徒工或新工人；企业要求民工加班加点的事经常不断；农村劳动者的安全卫生、医疗保障等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尤其是安全卫生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一些企业还采取缓发工资、扣工资等手段控制工人；民工的人身安全在一些企业成了问题。同时，也应该看到，流动人口急剧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给治安管理造成了困难。由于劳动力流动带有一些盲目性和无序性，外地人口进入发达地区的城市后，在其就业需求得不到满足、没有可靠的收入来源的情况下，易产生犯罪动机。据1999年北京市调查，北京市外来人口达450万，在所有该年犯罪案件中，由外来人口作案的占56％，在外来人口聚居地所发生的案件中，外来人口作案的占70.8％，而在浙江村更高达91％。另据《光明日报》报道：外来人口犯罪案件在全部刑事案件中的比例，上海占53％，深圳达97％。城乡矛盾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是很复杂的。历史的因素和现代的因素都可引发我国的城乡矛盾。解决好我国城乡矛盾，对我国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工农联盟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持政治稳定的力量源泉和可靠保证。在社会进入全面转型的新时期，由于在新旧体制的转换过程中，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明朗化，物质利益成为人们行为的主要驱动力，使工农、城乡之间出现了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影响到我国的政权巩固、社会稳定。正确地对待、分析这些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出路，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二)工农矛盾、城乡矛盾的原因分析1.这是转型期二元社会结构分化的必然表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开始进入了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进一步加快了我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传统二元经济结构的典型特征是：一极是以大工业为主体的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经济；另一极则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经济。这种利益差别最直观地表现为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和对立。工农产品的剪刀差是城乡差别的首要表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问题更显得严峻。近年来，在农产品价格下降的同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却不断上涨，导致了农民增产不增收这样一种结果。工农产业竞争力的强弱直接表现在工农产品的价格高低上，进而表现在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上。如果在城镇居民收入中加上各种补贴和劳保福利，农民纯收入中扣除各种不合理摊派和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费用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更大。在经济差距不断拉大的同时，其它方面如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劳动保护、环境治理、娱乐设施及其它社会公共福利措施等方面差距更大。农民们的社会地位大大降低，工农矛盾加大，工农联盟日益松散。2.这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无序所引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市场运行规则、市场机制不健全，由于人们对市场经济认识上的偏差，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无序经济行为，进一步激化了工农、城乡矛盾。首先，农业生产对气候、土壤、地形、森林等自然生态环境以及水利、交通、仓储等基础设施的依赖性都很强，而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和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改造投资大、涉及面广，个别生产者和个别单位无力承担或不愿承担。其次，在市场经济利益机制的作用下，农业作为比较效益低的产业，不但吸引不了外部资金的投入，在农业内部也难以阻止资源向非农产业转移。第三，由于市场体系发育不健全，宏观引导和市场信息服务滞后，农户的微观经济活动与大市场的对接还存在一定难度。由于广大农民的文化素质较低，他们中的大多人并不了解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往往只能被动地适应市场，盲目性较大，常常被市场无序状态所误导，这势必造成农民经济利益受损，造成农业生产的滑坡。于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的收入与收成并不成正比，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农产品增加时，往往农民收入反而下降；农业减收时，农民的收入反而增加。这种收入和收成的逆向运动，只有靠政府建立有效的宏观调控机制来解决。第四，农业基础地位不稳，国家政策失控、地方政策失当。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问题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战略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农业的比较效益偏低，因此，容易出现忽视农业的现象，使农业的基础地位受到冲击。从领导层来看，领导农业的力量削弱，从党政领导到一般干部，都忙于跑资金、找技术、上项目，把注意力放在见效快、收益大的产业，普遍忽视农业生产；从投入角度来看，对农业投入的资金减少，农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最薄弱的环节，用于发展农业和收购农产品的资金被占，打白条现象屡禁不止；从粮食播种面积来看，1997年减少1700多万亩，1998年减少2400多万亩，1999年减少了3000多万亩，有的地方乱占耕地、弃山撂荒现象严重；从农民的劳动成果来看，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过猛、农产品价格相对较低，再加上各种不合理的集资摊派，农民劳动一年，所剩无几，这就大大影响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上述现象的产生，与国家政策失控、地方政策失当有很大关系。首先，农村经济政策缺乏约束，落实与否全都一样，甚至还会出现谁认真落实谁吃亏的现象。近几年，虽然党中央特别强调重视农业，特别是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对农业改革又专门作出了决议，延长农村土地承包30年不变。但是农业的现代化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要靠大量的资金投入，要靠农民比较效益的提高，要靠广大农民积极性的提高才能解决的问题。解决中国工农之间的矛盾，必须加大政策的力度，必须有新的思想解放，必须认识到中国农村问题的严重性。(三)解决工农矛盾的政策思路1.必须加大调整农民利益的政策力度。农村，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农民收入太低，特别是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必须让农民的收入水平逐步得到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人均年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1998年的2162元，增长了4.5倍（按不变价格计算），而城镇居民人均由1978年的343元增长到1998年的5425元，增长了3.3倍（按不变价格计算）。但是绝对额相差很大。1978年仅相差210元，到1998年相差3300元，相差的绝对数1998年是1978年的15倍。农民的比较利益下降惊人。2.根据中国的实际大幅度提高粮食价格。现在粮食价格与生产资料价格之比严重失调。尽管我国粮食价格同外国粮食价格已经接近，但是我国属人多地少的落后手工作业方式，决定了粮食的基本人工成本是刚性的。中国粮食价格成本是由中国的人口与土地比例及农民务农收入的唯一性现实所决定的，决不能简单与国际的粮价相比较。任何国家均对农业生产有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农副产品的国际贸易竞争是十分激烈的。我国农产品的价格相对于自身的成本，相对于工业品的价格，相对于农产品的生产资料价格，总体来说仍然偏低。种粮无利可图，种粮不赚钱的现象仍然存在。适当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国家的粮食政策应该有新的重大改革，大幅度提高收购价格，提高存贮能力，加大补贴力度，严格管理粮食是当前的重要政策。3.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步伐。我们欢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国八亿农民找到了解决温饱的出路。但是如何让8亿农民富裕起来，这道难题将是全世界21世纪的第一号难题。中国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承受如此大的人口压力。这么庞大的低素质人口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怎么可能走向富裕、走向农业现代化呢?这一点必须有充分的估计。我们从乡镇企业发展规律和趋势可以看出，人口的教育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决定了包括乡镇企业在内全部产业的命运。而全面提高8亿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需要二代人的艰苦努力。这是决定中华民族未来兴衰的大事情，这一点中央的政策仍需要加大落实的力度。4.国家财政应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投资力度。农民一方面收益能力低，一方面负担重。除了千方百计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之外，另一个有效的办法是尽可能减轻农民的负担。中央财政可从这样几方面让利于农民。第一、加大农村、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水利、公路、灌溉系统全由政府投资，不要让百姓摊钱。这一点应该像城市一样，水、电、气、通讯应该享受同等的待遇。特别是电价应该合理的收取，甚至应该让利于农民，比城市用电、工业用电还要低很多才对。对农村兴办的各种符合环保条件的工业，应该加大优惠的力度，给予免征各种税收的政策。第二，在农村应该真正实行全部的义务教育，让每个青少年不支出任何费用均能享受良好的教育。国家应专项作出农村教育经费预算，甚至学生的生活像和文具基本消费应由国家全部承担。这样能形成一种农村比城市更优越的政策环境，让全部适龄儿童都能受到很好的教育。第三、彻底免除农民的一切不合理负担。所有乡村干部、教师、公安和全部管理人员的经费均应来自上级财政，不向农民伸手要一分钱。这一点完全能够做到。每天喊减轻农民负担，每天都在向农民身上“揩油”。xx规定不得超过5％的提留款，一些乡村干部巧立名目，变换手法地向农民勒索，让农民痛恨不已。若真心为农民着想，就应该全力支持农民尽快致富，让农民觉得在农村照样生活得很好。这样一方面可以减轻城市的压力，另一方面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发展问题。当然我们国家今天的财力是否允许这是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首先国家每年应该有这方面的财政预算，可以逐年逐步实施。这同扶贫计划还有区别。农村的整体机制，应该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出发，先予后取，扶植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一些政策可以先从贫困的山区试点开始。总之，中国的现代化，最终的标志应该看农业是否能实现现代化。农村、农民问题解决好了，中国的现代化才算真正实现了。我们的政策方向应该着眼于农民这个大群体，应该切记农民的利益，这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先富阶层与贫困阶层的矛盾邓小平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论断就是：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合法的劳动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然后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富民政策的确造就了一大批中国新富翁。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1998年，中国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富裕家庭约有500万户。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项调查估算，中国目前家庭资产超过百万元的约有1000万户。据国家统计局对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分析得出：1998年末银行居民储蓄余额53407.5亿元中，其中81.5％的余额是由19.6％的富人存入的。最高的浙江省的温州地区人均储蓄额为7万元，与最低的贵州的黔西南地区为210元相差350倍以上。中国有个先富者阶层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些学者对先富者阶层分?quot;暴富和先富两个群体。对暴富者要采取打击的手段。合法富者应给予鼓励。(一)先富阶层的心理分析通常人们所说的富裕阶层大致分这样几种先富群体：1.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他们中许多人已成为名符其实的企业家，其资产高的已达几亿元。例如，东方集团张宏伟、希望集团刘永好、长沙远大集团张跃等。2.部分各类企业的承包者。企业经营者阶层。前些年他们利用租赁、承包和承销等手段，得到了很多的丰厚收入。现在许多承包者已成为老板，拥有了自己的企业。3.外商企业、三资企业的管理阶层或白领员工。他们的经理层平均年收入在5～15万之间，高的达50～100万元，一般员工平均年收入在3万元左右。4.部分影视名星、歌星、小品和剧创作者及演艺圈里的穴头，他们收入通常是普通工人的几倍或几十倍。5.部分获得发明专利，技术转让、遗产、馈赠等特殊富有者。有海外关系的一些人士，一些华侨家庭收入靠外界供给者。6.一些有权势、有关系、有门路的能人，他们依仗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依靠炒批文、炒贷款、炒股票、炒房地产、炒外汇、炒产权而获得暴利者。他们的资产是巨大的。有专家仅就全国银行信贷利差分析，每年国家将损失2000亿元以上。大约每年国家银行的信贷规模在5万亿元笥遥冶曜祭⒃嘉?0％～

地区小了很多，但是其增长速度比东部地区仍高出2至3个百分点。这充分说明国家利用财政转移支付手段，正在逐步培育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点，使中西部的资源优势逐步转化为经济优势，在未来的发展事业中，实现全国经济的均衡发展。脑力劳动者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行业的工作岗位已不再有严格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分，知识分子的界线越来越难分清，但是广大人民群众依然是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和创造者。邓小平把科技称为第一生产力，正说明科技在我国乃至在整个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如何在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的同时发挥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主力军作用，是我党历来处理各种主要矛盾的一个焦点问题。目前知识分子群体和其他社会群体仍然存在差别和矛盾。脑力劳动收入和体力劳动收入倒挂是这一矛盾的主要表现。脑力劳动是知识分子阶层区分其他社会阶层的标志。脑力劳动是复杂劳动和高效益劳动。为了取得这种能力和机会，脑力劳动者本人及家庭不断地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对此，社会应当予以补偿。但在事实上，现在体力劳动者的收入比一般脑力劳动者的收入高，有的甚至高出好几倍。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报酬的倒挂，表明了分配关系倒挂。分配关系的扭曲，其结果直接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导致脑力劳动者急功近利，忽视甚至放弃本职工作，造成人才往国外流动和人才内耗；同时造成“读书无用”再度泛滥，影响新一代的脑力劳动者的成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收入倒挂在目前是很严重的。1952年前后，知识分子与工人收入是大体平均略有差别。教授最高工资是机械工人最高工资的2．4倍，一般知识分子比同龄工人的工资高出10％左右。1957年以后，脑体工资逐渐拉平。1977年以后，工资几次调整，知识分子的平均工资有所提高，但由于体力劳动者有活工资，包括奖金、计件超额工资、各种津贴和加班费，收入增长幅度更大些，脑力劳动者收入相对下降。尽管有资料显示，高学历者相对收入已有所提高，但就全国而言，这种状况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脑体劳动收入倒挂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加深了知识分子阶层与其他社会群体的矛盾。目前，由于脑力劳动者收入水平太低，教育战线出现了“老年的要退，中青年要走，大学生不愿意来”的现象。科研人员要求调离科研单位，机关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也普遍受到影响。有学历、有学位、有才华、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大出国，学成不归，高级人才大量流失。知识分子工资待遇下降，意味着知识贬值。过去的“读书无用论”是因为有人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新的“读书无用论”是因为群众从收入对比中感到“读书越多越吃亏”。适龄儿童不愿入学而去当童工，新文盲人数大量增加，有的地方高达30％。中小学生流失、辍学的人数剧增，大学生厌学相当普遍，研究生退学从商屡见不鲜。社会需要知识分子，但又不给他们适当的报酬，是不行的。在谈到知识分子阶层同社会其他阶层的矛盾的时候，还不能不指出知识分子阶层同干部阶层的矛盾。这两个阶层部属于有较高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的阶层。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各种因素的制约，干部阶层的处境和实惠要比知识分子好一些，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干部阶层相对于知识分子阶层的优越感。但是，面对着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面对着干部“四化”的新要求，干部阶层中的不少人开始动摇，而知识分子中的不少人跃跃欲试。但我们没有像一些国家那样，在这两个阶层之间建立起联系，以便使他们之间便于流动。中国知识分子历来的理想是关心政治，“学而优则仕”，因而在事实上对干部阶层的地位威胁最大的是知识阶层。这就使双方的阶层矛盾在所难免。今天我们也欣慰地看到许多像王选教授、柳传志教授等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率先走出院所，用科技赢得市场、赢得成功。现在中国第三代先富阶层中，依靠技术、管理、经营而成为亿万富翁者已不在少数。知识经济的时代，标志着知识分子将成为21世纪经济发展中的一支主力军。知识分子依靠其高智能的劳动赢得更实际的高收入已成为新的趋势。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与其他阶层的矛盾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是两个在劳动方式等方面区别于工农两个基本阶层的独立阶层。他们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实现社会闲置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的结合从而形成社会生产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他们本身的不成熟，也由于毕竟他们多少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所以与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其他阶层难免会发生矛盾。就目前而言，这些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社会对个体及私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缺乏正确的认识。传统观点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把资产变成社会成员的共同财富，社会实行直接的劳动交换，不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这样个体和私营经济也就不复存在。但历史的发展充分证明，在公有制占主体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商品经济不但不能取消，还必须充分地发展。但是，有些人现在还对发展个体经济及私营经济难以理解，以至在实际工作中，有关个体私营经济的许多政策和规定，在一些地方、部门得不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例如，歧视、排斥、刁难、打击个体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现象还时有发生。一些个体劳动者思想上仍有顾虑：怕露富，怕政策多变，怕生老病死无保障，怕经营不下去重新就业困难，等等。这就难免使他们产生对其他阶层，特别是享有“国家人”身份的干部阶层、工人阶层的抵触心理，从而引发为阶层矛盾。个体劳动者及私营企业主的素质相对而言不是很整齐。从社会来源看，构成我国城市居民主体的是国有、集体企事业单位的工人、专业技术员、干部、管理人员、办事员、商业服务人员等。在以往的时期，他们一般有较稳定的工薪收入、劳保福利、公费医疗条件以及根据连续工龄计算而获得的住房、退休金等有利条件，因而，脱离这个群体而做个体经营的人数比例一直不高。构成个体及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主体是待业人员、退休人员、社会闲散人员等，甚至包括大量“两劳”人员。素质过低导致他们在与其他阶层交换劳动、交换商品的过程中，比较容易出现非规范行为，如强买强卖、缺斤短两、欺行霸市。他们与其他阶层的矛盾，往往是由这些矛盾引发的。税收政策不当等因素造成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收入过高。尽管个体户及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来源及教育地位决定了他们素质较低，但没影响他们获得高收入。他们的高收入、高消费给其他阶层的成员造成了强大的心理压力，强烈地刺激着其他社会阶层，激发了其他阶层的不满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社会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受保守观念影响和阶层、个人利益因素的制约，其他各阶层对个体、私营者的高收入也有不能正确对待的问题。不少人对个体私营经济的高风险低保障等因素认识不足，而总是从自己的身份优势出发去看待他们的收入优势，难免造成心理不平衡，从而加剧阶层矛盾。干部阶层与其他各阶层的矛盾在整个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体系之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干部与群众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表现。正如刘少奇所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是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社会利益分配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要通过管理与被管理的矛盾体现出来。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组织功能很强的社会制度，在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关系上，各级官员往往成为利益分配工作的操作者。这样，各级领导就处在许多矛盾的焦点上。由于改革是对原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结构的重新调整，难免要触动一些社会群体的利益，而各项改革政策都需要各级领导来贯彻，因而这一矛盾就显得更加突出。例如，我国原有的价格体系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价格体系改革势在必行。而这体系的每一次调整，又都会影响相当一部分群众的利益，这样，社会情绪就会直接指向政府，而政府的政策、法律、制度的执行者又是领导者。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一部分领导干部严重的～行为，又加剧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官僚主义者以及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的严重违法乱纪等～分子，虽然为数不多，但严重危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对。由～现象导致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在相当一些地区和部门日益激化，其主要表现有两方面：权力～现象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导致党和政府威信的下降。首先应当肯定，我们的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分子只是极少数。但是同时应该承认，由于面临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考验，与我们党和国家以往的历史时期，特别是50年代、60年代相比，人际关系日益出现金钱化趋向，商品交换原则已经比较显著地侵入党内政治生活和国家公务活动中。因此，程度不同的以权谋私的～现象相当普遍。其中触犯党纪政纪，进而触犯国法的尽管是少数，但他们的行政级别、人数、大案、要案均有逐年上升的势头。这些党政干部虽然是少数，但却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相当一部分干部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致使干群关系紧张。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的权力～盛行，严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是毒害我党肌体的大敌。如原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在大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5年之间受贿66万元)的同时，为了继续往上爬，以获得更大权力，大搞浮夸虚报、哗众取宠的一套骗术。1994年泰安市村及村以下产值实际是40多亿元，他却报出260多亿元；财政收入5亿多元，他吹成12个亿。下级上报的数字他不满意，就指示再去好好算算，看能不能算出新的数字来，其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作风多么令人吃惊!更为普遍的事情是，许多领导干部、领导机关只顾为自己子女、家属、亲友和小团体谋福利，而很少想到基层广大的老百姓，特别是那些还处于贫困状态的老百姓。正如有的群众批评他们坐的车子越来越豪华，通讯手段越来越发达，但却距离老百姓越来越远了，了解老百姓的疾苦越来越少了。他们主要靠听汇报指导工作，而汇报的水份又往往非常大。即使坐车子下去，也是走马观花，根本无法了解实情。总之，过去我们党的干部和群众之间的那种亲密鱼水关系，在相当一些地方和部门已经变成了若即若离的油水关系，这是我们不能不正视的事实。端正党风，密切群众的联系，牢记我党的宗旨，深入进?quot;三讲教育，是当前我党的一项中心任务。今后，随着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各种阶层矛盾仍会存在，并且有可能形成一定范围内的阶层冲突。因此，在这种矛盾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如何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就成为更加重要的问题。

篇8：浅析元代经商者的身份与阶层划分

元代, 无论帝、王、将、相, 不讳营商, 不忌为贾。由此, 参与商贸活动包括国内贩销、海外博易的人, 分布极其广泛, 遍及各个阶层。早在铁木真合罕时代, 彭大雅、徐霆所著的《黑鞑事略》便有记载:“其贾贩, 则自鞑主以至伪诸王、伪太子、伪公主等皆付回回以银, 或市百货而懋迁, 或托夜偷而责偿于民。”就是在忽必烈以后, 情况也没有太大变化。其中:有后妃经商, 《元史》卷38《顺帝纪》:“元统中, 中书省臣请发两艘船为皇后 (答纳失里) 营利。”有诸王经商, 宋濂《宋文宪集》卷34《星吉神道碑》:“至正中, 封藩见在湖广行省武昌路的威顺王宽彻不花, 起广乐园, 多萃名倡、巨贾以网利, 有司莫敢问。”有公主经商, 郑麟趾《高丽史》卷89《忽都鲁揭里迷失传》:“至元中, 下嫁高丽忠烈王王昛的元世祖女儿忽都鲁揭里迷失, 尝以松子、人参送江南[发卖], 获厚利。后分遣宦官求之, 虽不产之地无不征纳, 民甚苦之。”

各级官吏, 不管莅职在任还是退闲告假, 兼以坐贾、行商者不胜枚举。而在这些官吏中:有行省丞相、参政等,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5《朱张》:“江浙行省参政朱清, 田园、宅馆遍天下, 库藏、仓庾相望, 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有转运使、按察使, 《元史》卷11《世祖纪》:“两淮转运使阿剌瓦丁, 朝廷宣命格而弗颁, 又以官员所佩符, 擅与家奴往来贸易。”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4《平章鲁国文贞公》:“河东山西按察使某, 贷母钱天府, 约岁输羊为角如千千, 马为蹄如千百;至则悉赋所部州、县而抑其估。”

负有专责的“使臣”, 不管是在海外, 还是在国内, 也常不失时机地从事物货贩运活动。《元代法律资料辑存》《成宪纲要》:延佑二年二月, 宣政院呈文中提到:“但凡西番地面里, 不拣甚么勾当里去的使臣, 从京兆、临洮府将青碧甸子、铜器、碗碟、靴只等物, 铺马上做买卖, 多要铺马, 冗滥行有。”至于在禁的船户、军官, 私做买卖的更不在少数。《通制条格》卷14《仓库部粮》:“至元二十七年十月, 尚书省、御史台奏章中见涉:在河船户, 写讫伏定文字, 关讫定钱, 多日不赴河仓装粮, 或有装讫官粮, 支讫柒分脚价, 却将粮斛沿河寄囤, 就用脚钱作本, 驾船别做买卖, 经隔数月, 不行运到交纳处所。如此奸弊多端, 乞禁约事。准奏, 仰遍行诸路, 依上严切禁约施行。”

不用说以农、工为业的人兼涉商贸, 就是代代相传的儒生世家, 也常因生计所迫操劳为贾。胡祗遹《紫山集》卷1《登历下文庙郁文堂》:“至元中, 教官窘生理, 日求糊口粮。后学岂不繁, 儒名行工商。”

2 元代经商者的阶层划分

元代以商贾为主要职业的人, 按照其拥有的资产来划分, 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拥有以亿、万计的巨商大贾:元大德年间, 程文海《雪楼集》卷7《姚仲实碑》:“大都路人姚仲实, 以为京师天下之都会也, 东至于海, 西逾于昆仑, 南极交、广, 北抵穷发, 舟车所遇, 货宝毕来, 可废居以为富。行之十年, 资累巨万。”在巨商大贾的行列中:以人种而言, 多色目人。周密《癸辛杂识》卷续下《佛莲家资》:“至元中, 泉南 (泉州路) 有巨贾南番回回佛连者, 蒲氏之婿也, 其家富甚。凡发番舶八十艘。殂, 女少无子, 官没其家资, 见在珍珠一百三十石, 他物称是;省中有榜许人告首隐寄债负等。”第二类是拥有一定数量资产、过着“康乐”生活的中、小商人:《南村辍耕录》卷22《项节妇》:“燕山 (大都路) 项氏, 其夫某江南人, 行贾燕、蓟间, 聘项与居。未几, 夫死;项时年二十, 奉柩回江南, 誓以夫余资养姑以自终。”特别是在“土瘠民贫”的区域, 被称为“上户”者, 也多属于所称的中、小商人。《至顺镇江 (路) 志》卷2:“至顺间, 润 (镇江路) 土瘠民贫, 无甲第巨室、富商大贾。其称上户者, 不过逐什一之利以肥其家耳, 初匪实产也。”第三类则是“小经纪者”。这些人中, 有的既是货物生产者, 又是推销者。杨瑀《山居新话》:“有一卖菜人, 早往市中卖菜, 半途忽拾禾一束, 内有五贯者。乃取一张买肉, 二贯买米, 三贯置之担中, 不复卖菜而归。”

从事商贸者, 特别是属于商贩和中、小商人阶层的“行贾”“海客”, 维持“康乐”的生活往往要付出甘冒艰险危厄的代价, 《南村辍耕录》卷12《浙江候潮》:“浙江一名钱塘江, 一名罗刹江。江心有石, 即秦望山脚, 横截波涛中。商旅船到此, 多值风涛所用而倾覆, 遂呼云。”困弊于路途者也不在少数, 《揭文安集》卷3《赵孝子》:“吉安路庐陵县赵孝子, 四岁时, 父行贾, 一去三十年, 家惟大母。母言汝父死处, 滨州利津县。”

除了营生过程中的辛劳苦楚外, 商贩和中、小商人, 甚至相当数量堪称“富实”的“行贾”“海客”, 却因资财不足或其他原因未能结交官吏、权豪而备受欺凌、横受冤屈。被诬逃税者有之, 《宋文宪集》卷24《李约墓志》:“吉安路庐陵县人欧阳某, 商番禺 (广州路) 而道出于赣 (赣州路) , 必假馆于杨氏。杨逋其泉久弗偿, 欧阳与绝, 杨衔之。欧阳还赣, 值滩险覆舟, 杨诬其诈不输税于官, 官下欧阳于狱。”被诬犯禁者有之, 王逢《梧溪集》卷5《寄题俞达敦义轩》:“江阴州人俞达, 兄某牵车服贾数千里, 他贾犯盐禁, 坐连。时悯兄孱弱必客死, 毅然代庸于濠州, 凡三载。”被诬货毒者有之, 《元史》卷170《王利用传》:“大德中, 兴元路有妇毒杀其夫, 问药所从来, 吏教妇指为富商某所货, 狱上, [王]利用曰:家富而货毒药, 岂人情哉!讯之, 果冤也。”被诬谋杀者有之, 《道园录》卷15《马煦墓碑》:“至大中, 湖州路有富商佣舟师他郡者溺死, 或唆使舟师妻讼商杀其夫, 冀得贿。商不与, 有不贿吏;吏诬商成狱。”

更多的是被诬作盗, 一旦遭到这种陷害:轻者丧钱沦财, 辛劳空自;重者受刑困狱、饱受苦楚。刘岳申《申斋集》卷9《姚思恭墓表》:“初, 广东富商有被强盗而诬服, 其仇者因贿成之, 宣慰有入其语者, 所连三十人, 冤死狱者已十一人, 余皆诬服, 然终无赃仗。会岁终, 改隶敬甫 (姚思恭, 广东宣慰司经历) , 得其冤状以闻。于时, 广东论囚不俟报, 宣慰命十九人皆置诸辟, 敬甫廷诤, 安有赃仗不具而人可杀者?即死不敢奉命。宣慰大怒, 愈益急, 则抱牍逾垣, 走匿僧舍。后五日, 梅州械正贼, 赃仗俱备。敬甫引十九人, 破械而廷释之。”

对于中小商贾:普通的交易争执可能酿成横祸, 而缘继夺财产引起的骨肉阋争更会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南村辍耕录》卷7《义奴》:“扬州路富商曹氏濒死, 以孤托之 (刘信甫) 。孤渐长, 孤之叔利孤财, 妄诉于府曰:某家资产未尝分析, 今悉为侄所据。郡守刘某察其诈, 直之。叔之子以父不讼, 惭且愤, 毒父死, 而复诉于府曰:弟挟怨杀吾父。”

大商人多与官吏、勋贵勾结, 以遂其私欲。有元一带官吏贪污的情况十分普遍, 而其中不乏接受他们行贿的。尤其到了至治以后, 富豪巴结权势几乎已成风尚。《吏学指南》附张养浩《为政忠告》《风宪忠告》:“泰定中, 近年南北富民, 多起宅以居势要, 因济己私。”《山居新话》:“至正中, 平江路有新官来任者, 巨室须远接, 以拜见钱与之。”还有人借此作为圈套, 诱害清廉。赵孟《松雪斋集》卷7《不忽木神道碑》:“至元中, 桑哥使西域贾人诈为讼冤者, 遗公 (不忽木) 美珠一箧;公却之, 已而知其谋出于桑哥, 因谢病免。”

规避赋役、逃漏税榷的事例, 于大商人几乎不胜枚举。前者, 《通知条格》卷4《户令均当差役》:至元末, 桑哥大都的富户每家自己隐藏着, 和买、检钞时分, 不拣甚么差发不教着, 却教穷百姓生受来。”后者, 《元史》卷163《张雄飞传》、卷173《崔彧传》:“至元中, 澧州路、扬州路, 有巨商二人, 犯匿税及殴人事, 僚佐受赂, 欲宽其罪。[张]雄飞 (安抚使) 绳之益急。”“盐运司受财, 多付商贾盐, 计直该钞臣二万二千八百锭。 (御史中丞崔彧) 等以谓追征足日, 课以归省, 赃以归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