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

2022-10-29

第一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

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矛盾分析

社会是由矛盾组成的,矛盾的存在是客观的,是无处不在的。尖锐复杂的敌我矛盾虽然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存在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广泛的人民内部矛盾仍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力量。只有科学揭示这些矛盾,努力消除和化解这些矛盾,才能使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更大的胜利。新时期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农民阶层正在迅速地分化瓦解。许多人已经长期从事工业、商业和他非农产业,许多农民已经成为企业家、科技工作者、城市个体劳动者和依靠出卖一技之长的专业劳动者。无论农民怎样演化,工人队伍怎样扩大或缩小,存在于工人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传统意义的工农矛盾在政治上主要表现在参政程度的矛盾;在经济上主要表现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所反映的利益的矛盾;在文化教育上主要表现在教育程度和精神产品的享有和消费水平的差异;公

不仅增加了社会成本,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使一些地方政府极容易采取带有浓厚地方保护主义色彩的措施。他们过分夸大外地劳动力流入带来的问题,采取一些轰、堵、罚的政策,如在就业问题上采取“先城市、后农村,先本地、后外地,先本省、后外省”的“三先”政策,以保护城市和地方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引起农村流动人口对城市的不满情绪。由于法制不健全和管理上的疏忽,民工们的利益得不到可靠的保障。如:一些企业为压低农村劳动力工资,经常以招学徒或新招工的名义招工,发低工资,三个月试工期后绝大部分都不被录用,又新招学徒工或新工人;企业要求民工加班加点的事经常不断;农村劳动者的安全卫生、医疗保障等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尤其是安全卫生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一些企业还采取缓发工资、扣工资等手段控制工人;民工的人身安全在一些企业成了问题。同时,也应该看到,流动人口急剧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给治安管理造成了困难。由于劳动力流动带有一些盲目性和无序性,外地人口进入发达地区的城市后,在其就业需求得不到满足、没有可靠的收入来源的情况下,易产生犯罪动机。据1999年北京市调查,北京市外来人口达450万,在所有该年犯罪案件中,由外来人口作案的占56%,在外来人口聚居地所发生的案件中,外来人口作案的占70.8%,而在浙江村更高达91%。另据《光明日报》报道:外来人口犯罪案件在全部刑事案件中的比例,上海占53%,深圳达97%。城乡矛盾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是很复杂的。历史的因素和现代的因素都可引发我国的城乡矛盾。解决好我国城乡矛盾,对我国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工农联盟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持政治稳定的力量源泉和可靠保证。在社会进入全面转型的新时期,由于在新旧体制的转换过程中,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明朗化,物质利益成为人们行为的主要驱动力,使工农、城乡之间出现了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影响到我国的政权巩固、社会稳定。正确地对待、分析这些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出路,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二)工农矛盾、城乡矛盾的原因分析1.这是转型期二元社会结构分化的必然表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开始进入了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进一步加快了我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传统二元经济结构的典型特征是:一极是以大工业为主体的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经济;另一极则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经济。这种利益差别最直观地表现为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和对立。工农产品的剪刀差是城乡差别的首要表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问题更显得严峻。近年来,在农产品价格下降的同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却不断上涨,导致了农民增产不增收这样一种结果。工农产业竞争力的强弱直接表现在工农产品的价格高低上,进而表现在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上。如果在城镇居民收入中加上各种补贴和劳保福利,农民纯收入中扣除各种不合理摊派和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费用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更大。在经济差距不断拉大的同时,其它方面如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劳动保护、环境治理、娱乐设施及其它社会公共福利措施等方面差距更大。农民们的社会地位大大降低,工农矛盾加大,工农联盟日益松散。2.这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无序所引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市场运行规则、市场机制不健全,由于人们对市场经济认识上的偏差,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无序经济行为,进一步激化了工农、城乡矛盾。首先,农业生产对气候、土壤、地形、森林等自然生态环境以及水利、交通、仓储等基础设施的依赖性都很强,而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和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改造投资大、涉及面广,个别生产者和个别单位无力承担或不愿承担。其次,在市场经济利益机制的作用下,农业作为比较效益低的产业,不但吸引不了外部资金的投入,在农业内部也难以阻止资源向非农产业转移。第三,由于市场体系发育不健全,宏观引导和市场信息服务滞后,农户的微观经济活动与大市场的对接还存在一定难度。由于广大农民的文化素质较低,他们中的大多人并不了解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往往只能被动地适应市场,盲目性较大,常常被市场无序状态所误导,这势必造成农民经济利益受损,造成农业生产的滑坡。于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的收入与收成并不成正比,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农产品增加时,往往农民收入反而下降;农业减收时,农民的收入反而增加。这种收入和收成的逆向运动,只有靠政府建立有效的宏观调控机制来解决。第四,农业基础地位不稳,国家政策失控、地方政策失当。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问题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战略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农业的比较效益偏低,因此,容易出现忽视农业的现象,使农业的基础地位受到冲击。从领导层来看,领导农业的力量削弱,从党政领导到一般干部,都忙于跑资金、找技术、上项目,把注意力放在见效快、收益大的产业,普遍忽视农业生产;从投入角度来看,对农业投入的资金减少,农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最薄弱的环节,用于发展农业和收购农产品的资金被占,打白条现象屡禁不止;从粮食播种面积来看,1997年减少1700多万亩,1998年减少2400多万亩,1999年减少了3000多万亩,有的地方乱占耕地、弃山撂荒现象严重;从农民的劳动成果来看,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过猛、农产品价格相对较低,再加上各种不合理的集资摊派,农民劳动一年,所剩无几,这就大大影响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上述现象的产生,与国家政策失控、地方政策失当有很大关系。首先,农村经济政策缺乏约束,落实与否全都一样,甚至还会出现谁认真落实谁吃亏的现象。近几年,虽然党中央特别强调重视农业,特别是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对农业改革又专门作出了决议,延长农村土地承包30年不变。但是农业的现代化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要靠大量的资金投入,要靠农民比较效益的提高,要靠广大农民积极性的提高才能解决的问题。解决中国工农之间的矛盾,必须加大政策的力度,必须有新的思想解放,必须认识到中国农村问题的严重性。(三)解决工农矛盾的政策思路1.必须加大调整农民利益的

政策力度。农村,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农民收入太低,特别是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必须让农民的收入水平逐步得到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人均年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1998年的2162元,增长了4.5倍(按不变价格计算),而城镇居民人均由1978年的343元增长到1998年的5425元,增长了3.3倍(按不变价格计算)。但是绝对额相差很大。1978年仅相差210元,到1998年相差3300元,相差的绝对数1998年是1978年的15倍。农民的比较利益下降惊人。2.根据中国的实际大幅度提高粮食价格。现在粮食价格与生产资料价格之比严重失调。尽管我国粮食价格同外国粮食价格已经接近,但是我国属人多地少的落后手工作业方式,决定了粮食的基本人工成本是刚性的。中国粮食价格成本是由中国的人口与土地比例及农民务农收入的唯一性现实所决定的,决不能简单与国际的粮价相比较。任何国家均对农业生产有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农副产品的国际贸易竞争是十分激烈的。我国农产品的价格相对于自身的成本,相对于工业品的价格,相对于农产品的生产资料价格,总体来说仍然偏低。种粮无利可图,种粮不赚钱的现象仍然存在。适当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国家的粮食政策应该有新的重大改革,大幅度提高收购价格,提高存贮能力,加大补贴力度,严格管理粮食是当前的重要政策。3.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步伐。我们欢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国八亿农民找到了解决温饱的出路。但是如何让8亿农民富裕起来,这道难题将是全世界21世纪的第一号难题。中国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承受如此大的人口压力。这么庞大的低素质人口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怎么可能走向富裕、走向农业现代化呢?这一点必须有充分的估计。我们从乡镇企业发展规律和趋势可以看出,人口的教育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决定了包括乡镇企业在内全部产业的命运。而全面提高8亿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需要二代人的艰苦努力。这是决定中华民族未来兴衰的大事情,这一点中央的政策仍需要加大落实的力度。4.国家财政应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投资力度。农民一方面收益能力低,一方面负担重。除了千方百计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之外,另一个有效的办法是尽可能减轻农民的负担。中央财政可从这样几方面让利于农民。第

一、加大农村、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水利、公路、灌溉系统全由政府投资,不要让百姓摊钱。这一点应该像城市一样,水、电、气、通讯应该享受同等的待遇。特别是电价应该合理的收取,甚至应该让利于农民,比城市用电、工业用电还要低很多才对。对农村兴办的各种符合环保条件的工业,应该加大优惠的力度,给予免征各种税收的政策。第二,在农村应该真正实行全部的义务教育,让每个青少年不支出任何费用均能享受良好的教育。国家应专项作出农村教育经费预算,甚至学生的生活像和文具基本消费应由国家全部承担。这样能形成一种农村比城市更优越的政策环境,让全部适龄儿童都能受到很好的教育。第

三、彻底免除农民的一切不合理负担。所有乡村干部、教师、公安和全部管理人员的经费均应来自上级财政,不向农民伸手要一分钱。这一点完全能够做到。每天喊减轻农民负担,每天都在向农民身上“揩油”。xx规定不得超过5%的提留款,一些乡村干部巧立名目,变换手法地向农民勒索,让农民痛恨不已。若真心为农民着想,就应该全力支持农民尽快致富,让农民觉得在农村照样生活得很好。这样一方面可以减轻城市的压力,另一方面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发展问题。当然我们国家今天的财力是否允许这是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首先国家每年应该有这方面的财政预算,可以逐年逐步实施。这同扶贫计划还有区别。农村的整体机制,应该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出发,先予后取,扶植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一些政策可以先从贫困的山区试点开始。总之,中国的现代化,最终的标志应该看农业是否能实现现代化。农村、农民问题解决好了,中国的现代化才算真正实现了。我们的政策方向应该着眼于农民这个大群体,应该切记农民的利益,这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先富阶层与贫困阶层的矛盾邓小平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论断就是: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合法的劳动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然后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富民政策的确造就了一大批中国新富翁。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1998年,中国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富裕家庭约有500万户。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项调查估算,中国目前家庭资产超过百万元的约有1000万户。据国家统计局对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分析得出:1998年末银行居民储蓄余额53407.5亿元中,其中81.5%的余额是由19.6%的富人存入的。最高的浙江省的温州地区人均储蓄额为7万元,与最低的贵州的黔西南地区为210元相差350倍以上。中国有个先富者阶层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些学者对先富者阶层分?quot;暴富和先富两个群体。对暴富者要采取打击的手段。合法富者应给予鼓励。(一)先富阶层的心理分析通常人们所说的富裕阶层大致分这样几种先富群体:1.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他们中许多人已成为名符其实的企业家,其资产高的已达几亿元。例如,东方集团张宏伟、希望集团刘永好、长沙远大集团张跃等。2.部分各类企业的承包者。企业经营者阶层。前些年他们利用租赁、承包和承销等手段,得到了很多的丰厚收入。现在许多承包者已成为老板,拥有了自己的企业。3.外商企业、三资企业的管理阶层或白领员工。他们的经理层平均年收入在5~15万之间,高的达50~100万元,一般员工平均年收入在3万元左右。4.部分影视名星、歌星、小品和剧创作者及演艺圈里的穴头,他们收入通常是普通工人的几倍或几十倍。5.部分获得发明专利,技术转让、遗产、馈赠等特殊富有者。有海外关系的一些人士,一些华侨家庭收入靠外界供给者。6.一些有权势、有关系、有门路的能人,他们依仗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依靠炒批文、炒贷款、炒股票、炒房地产、炒外汇、炒产权而获得暴利者。他们的资产是巨大的。有专家仅就全国银行信贷利差分析,每年国家将损失2000亿元以上。大约每年国家银行的信贷规模在5万亿元笥遥冶曜祭⒃嘉?0%~

地区小了很多,但是其增长速度比东部地区仍高出2至3个百分点。这充分说明国家利用财政转移支付手段,正在逐步培育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点,使中西部的资源优势逐步转化为经济优势,在未来的发展事业中,实现全国经济的均衡发展。脑力劳动者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行业的工作岗位已不再有严格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分,知识分子的界线越来越难分清,但是广大人民群众依然是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和创造者。邓小平把科技称为第一生产力,正说明科技在我国乃至在整个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如何在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的同时发挥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主力军作用,是我党历来处理各种主要矛盾的一个焦点问题。目前知识分子群体和其他社会群体仍然存在差别和矛盾。脑力劳动收入和体力劳动收入倒挂是这一矛盾的主要表现。脑力劳动是知识分子阶层区分其他社会阶层的标志。脑力劳动是复杂劳动和高效益劳动。为了取得这种能力和机会,脑力劳动者本人及家庭不断地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对此,社会应当予以补偿。但在事实上,现在体力劳动者的收入比一般脑力劳动者的收入高,有的甚至高出好几倍。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报酬的倒挂,表明了分配关系倒挂。分配关系的扭曲,其结果直接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导致脑力劳动者急功近利,忽视甚至放弃本职工作,造成人才往国外流动和人才内耗;同时造成“读书无用”再度泛滥,影响新一代的脑力劳动者的成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收入倒挂在目前是很严重的。1952年前后,知识分子与工人收入是大体平均略有差别。教授最高工资是机械工人最高工资的2.4倍,一般知识分子比同龄工人的工资高出10%左右。1957年以后,脑体工资逐渐拉平。1977年以后,工资几次调整,知识分子的平均工资有所提高,但由于体力劳动者有活工资,包括奖金、计件超额工资、各种津贴和加班费,收入增长幅度更大些,脑力劳动者收入相对下降。尽管有资料显示,高学历者相对收入已有所提高,但就全国而言,这种状况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脑体劳动收入倒挂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加深了知识分子阶层与其他社会群体的矛盾。目前,由于脑力劳动者收入水平太低,教育战线出现了“老年的要退,中青年要走,大学生不愿意来”的现象。科研人员要求调离科研单位,机关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也普遍受到影响。有学历、有学位、有才华、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大出国,学成不归,高级人才大量流失。知识分子工资待遇下降,意味着知识贬值。过去的“读书无用论”是因为有人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新的“读书无用论”是因为群众从收入对比中感到“读书越多越吃亏”。适龄儿童不愿入学而去当童工,新文盲人数大量增加,有的地方高达30%。中小学生流失、辍学的人数剧增,大学生厌学相当普遍,研究生退学从商屡见不鲜。社会需要知识分子,但又不给他们适当的报酬,是不行的。在谈到知识分子阶层同社会其他阶层的矛盾的时候,还不能不指出知识分子阶层同干部阶层的矛盾。这两个阶层部属于有较高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的阶层。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各种因素的制约,干部阶层的处境和实惠要比知识分子好一些,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干部阶层相对于知识分子阶层的优越感。但是,面对着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面对着干部“四化”的新要求,干部阶层中的不少人开始动摇,而知识分子中的不少人跃跃欲试。但我们没有像一些国家那样,在这两个阶层之间建立起联系,以便使他们之间便于流动。中国知识分子历来的理想是关心政治,“学而优则仕”,因而在事实上对干部阶层的地位威胁最大的是知识阶层。这就使双方的阶层矛盾在所难免。今天我们也欣慰地看到许多像王选教授、柳传志教授等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率先走出院所,用科技赢得市场、赢得成功。现在中国第三代先富阶层中,依靠技术、管理、经营而成为亿万富翁者已不在少数。知识经济的时代,标志着知识分子将成为21世纪经济发展中的一支主力军。知识分子依靠其高智能的劳动赢得更实际的高收入已成为新的趋势。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与其他阶层的矛盾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是两个在劳动方式等方面区别于工农两个基本阶层的独立阶层。他们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实现社会闲置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的结合从而形成社会生产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他们本身的不成熟,也由于毕竟他们多少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所以与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其他阶层难免会发生矛盾。就目前而言,这些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社会对个体及私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缺乏正确的认识。传统观点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把资产变成社会成员的共同财富,社会实行直接的劳动交换,不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这样个体和私营经济也就不复存在。但历史的发展充分证明,在公有制占主体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商品经济不但不能取消,还必须充分地发展。但是,有些人现在还对发展个体经济及私营经济难以理解,以至在实际工作中,有关个体私营经济的许多政策和规定,在一些地方、部门得不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例如,歧视、排斥、刁难、打击个体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现象还时有发生。一些个体劳动者思想上仍有顾虑:怕露富,怕政策多变,怕生老病死无保障,怕经营不下去重新就业困难,等等。这就难免使他们产生对其他阶层,特别是享有“国家人”身份的干部阶层、工人阶层的抵触心理,从而引发为阶层矛盾。个体劳动者及私营企业主的素质相对而言不是很整齐。从社会来源看,构成我国城市居民主体的是国有、集体企事业单位的工人、专业技术员、干部、管理人员、办事员、商业服务人员等。在以往的时期,他们一般有较稳定的工薪收入、劳保福利、公费医疗条件以及根据连续工龄计算而获得的住房、退休金等有利条件,因而,脱离这个群体而做个体经营的人数比例一直不高。构成个体及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主体是待业人员、退休人员、社会闲散人员等,甚至包括大量“两劳”人员。素质过低导致他们在与其他阶层交换劳动、交换商品的过程中,比较容易出现非规范行为,如强买强卖、缺斤短两、欺行霸市。他们与其他阶层的矛盾

,往往是由这些矛盾引发的。税收政策不当等因素造成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收入过高。尽管个体户及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来源及教育地位决定了他们素质较低,但没影响他们获得高收入。他们的高收入、高消费给其他阶层的成员造成了强大的心理压力,强烈地刺激着其他社会阶层,激发了其他阶层的不满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社会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受保守观念影响和阶层、个人利益因素的制约,其他各阶层对个体、私营者的高收入也有不能正确对待的问题。不少人对个体私营经济的高风险低保障等因素认识不足,而总是从自己的身份优势出发去看待他们的收入优势,难免造成心理不平衡,从而加剧阶层矛盾。干部阶层与其他各阶层的矛盾在整个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体系之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干部与群众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表现。正如刘少奇所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是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社会利益分配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要通过管理与被管理的矛盾体现出来。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组织功能很强的社会制度,在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关系上,各级官员往往成为利益分配工作的操作者。这样,各级领导就处在许多矛盾的焦点上。由于改革是对原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结构的重新调整,难免要触动一些社会群体的利益,而各项改革政策都需要各级领导来贯彻,因而这一矛盾就显得更加突出。例如,我国原有的价格体系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价格体系改革势在必行。而这体系的每一次调整,又都会影响相当一部分群众的利益,这样,社会情绪就会直接指向政府,而政府的政策、法律、制度的执行者又是领导者。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一部分领导干部严重的~行为,又加剧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官僚主义者以及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的严重违法乱纪等~分子,虽然为数不多,但严重危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对。由~现象导致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在相当一些地区和部门日益激化,其主要表现有两方面:权力~现象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导致党和政府威信的下降。首先应当肯定,我们的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分子只是极少数。但是同时应该承认,由于面临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考验,与我们党和国家以往的历史时期,特别是50年代、60年代相比,人际关系日益出现金钱化趋向,商品交换原则已经比较显著地侵入党内政治生活和国家公务活动中。因此,程度不同的以权谋私的~现象相当普遍。其中触犯党纪政纪,进而触犯国法的尽管是少数,但他们的行政级别、人数、大案、要案均有逐年上升的势头。这些党政干部虽然是少数,但却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相当一部分干部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致使干群关系紧张。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的权力~盛行,严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是毒害我党肌体的大敌。如原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在大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5年之间受贿66万元)的同时,为了继续往上爬,以获得更大权力,大搞浮夸虚报、哗众取宠的一套骗术。1994年泰安市村及村以下产值实际是40多亿元,他却报出260多亿元;财政收入5亿多元,他吹成12个亿。下级上报的数字他不满意,就指示再去好好算算,看能不能算出新的数字来,其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作风多么令人吃惊!更为普遍的事情是,许多领导干部、领导机关只顾为自己子女、家属、亲友和小团体谋福利,而很少想到基层广大的老百姓,特别是那些还处于贫困状态的老百姓。正如有的群众批评他们坐的车子越来越豪华,通讯手段越来越发达,但却距离老百姓越来越远了,了解老百姓的疾苦越来越少了。他们主要靠听汇报指导工作,而汇报的水份又往往非常大。即使坐车子下去,也是走马观花,根本无法了解实情。总之,过去我们党的干部和群众之间的那种亲密鱼水关系,在相当一些地方和部门已经变成了若即若离的油水关系,这是我们不能不正视的事实。端正党风,密切群众的联系,牢记我党的宗旨,深入进?quot;三讲教育,是当前我党的一项中心任务。今后,随着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各种阶层矛盾仍会存在,并且有可能形成一定范围内的阶层冲突。因此,在这种矛盾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如何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就成为更加重要的问题。

第二篇:中国当代社会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的分析

关键词:管理者阶层

精英

腐败

体制

摘要:所谓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是指在党政、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中行使实际的行政管理职权的领导干部。在当代中国,这个阶层是由社会的精英分子组成,社会的主导阶层,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他也有其显著的特征。它也是广受关注和争议的一个阶层,腐败问题是制约其发展的毒瘤。然而总体来说,它发挥了作为精英阶层应发挥的作用,可谓功大于过。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体制的不断健全,它会拥有更好的明天。

1、中国社会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拥有哪些特征?

2、本阶层易发腐败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3、管理阶层腐败是社会化的恶果吗?

4.其他阶层多与本阶层矛盾严重的原因是什么?

一、什么是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

在对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进行分析之前,首先让我们来明确一下本阶层的划分标准及其范围。所谓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是指在党政、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中行使实际的行政管理职权的领导干部。具体包括:中央政府各部委和直辖市中具有实际行政管理职权的处级及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各省、市、地区中具有实际行政管理职权的乡科级及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目前,这一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约为2.1%;在城市中的比例为1%-5%;在城乡合一的县行政区域中比例大约为0.5%。

本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的管理者,是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导性阶层,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及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这一阶层的社会态度、利益及行动取向和品质特性,对于正在发生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将要形成的社会阶层结构的主要特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他们也是国家政治和决策的直接参与者,并在其中发挥着其他阶层无法比拟的作用。总之作为整个社会的大脑,它影响着社会的整体发展。

二、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的特征

1、精英性

作为国家与社会的主要管理者,该阶层的人员综合素质和能力都很突出。古代有“学而优则仕”的明证,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是社会中的佼佼者。他们是社会结构金字塔上的尖端,他们是社会稳定的真正执行者。

2、较强的流动性及后成性

由于是社会的精英阶层,所以该阶层的准入门槛就自然比较高,该阶层中的人员大多是通过自身能力的提高而流动进入的。而当他们的能力不适应这个阶层时就会被淘汰进入其他阶层,所以,该阶层相对于其他阶层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其次,除了极少数的富二代官二代拥有先天优势外,该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通过后天努力而进入该阶层的。因此本阶层的人员具有后天形成性。

3、与其他阶层的矛盾较大

另外,由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是执政党和政府意志的代表和体现,所以,各社会阶层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之间的关系——与他们的合作或冲突,经常转而表现为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支持或不满。所以该阶层与其他阶层的矛盾较大。

4、内部成员的突变性

主要是指本阶层人员的腐败问题和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突变虽然在进入该阶层之前或刚进入不久时他们是胸怀壮志道德高尚的人,然而在不久后就会出现同一个问题——腐败,他们的性格品质志向发生了巨变。

三、该阶层易发腐败的原因

作为当时的有志青年,和社会的精英阶层,为什么会忘记当时的志向发生突变滋生腐败呢?

1.当代中国政治高于法律的现状

虽然在古代就有“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然而事实上却是“刑不上士大夫”,即使到了当今中国,法律对副省级以上的较高级干部也无太大的约束力。由于缺乏法律约束,腐败就自然滋生了。而上梁不正下梁歪,在高层这张保护伞的庇护下,下层官员也就变得肆无忌惮起来。 2.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官僚思想影响 虽然也是二十一世界,但几千年的官僚主义还是给当代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受其影响该阶层大多数人员认为腐败已由问题变成了天经地义的事。

3.当代中国政治与法律体制不够完善 虽然改革开放已三十多年,但中国的政治与法律体制还是不完善。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轨期,各种与市场经济配套的制度建设还很不完善,尚有许多制度空白地带。旧的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现实,而新的制度又不完善,从而形成了“制度的真空”,缺乏对权力的有效监督。 4.人类贪婪的本性

人的本性就是贪婪。相对于先进国家来说,中国缺乏约束统治阶层的铁笼。所以人的贪婪本性就暴露无遗。加致富动机过于强烈,从而引发腐败。

5.总体风气已成,腐败势力巨大,即使有少数清廉者想反腐倡廉也无力改变现状,为免受迫害打击更多的是选择了同流合污。

6.中国的人情社会形态给以权谋私以普遍化的条件,加之社会风气影响和不法分子诱惑,管理者难以抗拒诱惑。政商不分问题严重。 7.社会化的反面影响

四、管理阶层腐败是社会化的恶果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大多数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是社会化的好处,却忽略了它的负面影响。打一个比方,社会化就是一个将各式各样的原料打磨成社会默许的统一的形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一些个性被打磨掉了。而这些被打磨掉的才是个人最根本的,在社会化的过程中,社会上的一些恶习也影响并改变了个人的价值观。所以说管理阶层腐败就是他们在管理阶层这个小规模的社会中社会化的恶果。

五、各阶层多对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持批判意见的原因

1、该阶层在社会权力体系中、社会经济与文化资源中占有优势

他们是社会发展的较大收益者,他们享有其他阶层所没有的特权,所以造成了其他人心理上的不平衡,在合作之余,各阶层对管理阶层更多的还是仇视。

2、管理阶层的腐败行为加剧了各阶层的不满

由于管理阶层的腐败问题日益严重,更是加剧了其他阶层的不满。同时也加剧了他们的不平衡感,加剧了矛盾。

3、吃不到葡萄鲜葡萄酸的心理

管理阶层的腐败香味刺激了其他阶层的贪婪欲

这使管理阶层因腐败而得来的巨大收益与自己无法获得收益形成了鲜明对比。加剧了各阶层对管理阶层的不满。

4、中国国民的反权威的叛逆心理

由于在封建社会长期被压迫,再重新获得了一些权力之后自然就对权威产生了叛逆心理,所以反对权威成为了他们喜欢的事。

5、部分人借批判管理阶层来迎合大众增长人气

为了迎合大众增长人气,他们往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去批判管理者,造成盲目批判。也有些人为了彰显个性也会盲目批判以标新立异。

6、没有正视管理阶层的功劳,片面的批判他们的错误,无法全面的看待问题。

7、近几年,我国人均收入已进入1000~3000美元的社会矛盾多发期。社会矛盾尖锐,而大多数人会把这归罪于管理阶层的管理不力。

虽然,现阶段的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但我们不能一丑掩大德,他们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他们应有的作用,并带领我国取得了较大的建设成就。所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家体制的不断健全,我国的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该阶层也会去的完善。

参考文献:1.《中国社会的阶层分析》 李新章 2003年

2.《当代中国社会十大阶层》 《市场报》 2002年

3.《中国腐败问题原因剖析》

邝泽倩

2003年

第三篇:中国当代社会阶层透视

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讲话中,集中全 党的智慧,系统、全面、深刻地阐述了三个代表思想,体现了与时俱 进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由中国社科院完 成的、日前正式公开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从专家视角, 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变动状况进行了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学习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加深对三个代表的理解。12月11日,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正式公开出 版,该报告对中国社会阶层的分析富于时代感,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课题组组长、社科院社会学所专家陆学艺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据介绍 ,这项研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社科院院长李铁映直接布置的;199 9年初,数十位专家就开始进行调查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李铁映同志多次 听取汇报,作出指示。这

要由两大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所谓老社 会中间阶层,包括中小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富裕的自耕农;另一部分 是所谓新社会中间层,主要包括大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行政与管 理人员、办事员、商业服务人员和技术工人等。报告说,197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中间层规模有了非常快的扩张, 可以说是各阶层中扩张最快的。在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的过程中,对每个人 来说,社会流动日益取决于公平竞争,能力主义准则逐步取代身份主义原则 。 结构还只是洋葱头型尽管中国已形成了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但按照陆学艺的说法 ,还只是一个洋葱头型,并没有形成成熟的橄榄型。他说,可以认 为,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并不是合理的,这可以概括为两句话: 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据统计,1999年在 全部劳动人口中农民所占比例仍然高达44%左右。而1992年,农业就 业比重在英国为2%,在德国和美国为3%,在日本为7%,在韩国也仅为 17%。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中间阶层规模过小,目前能够纳入中间阶层的就业 人口所占比例仅为15%左右。报告称,这直接意味着社会资源分配较为不 平等。对造成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育滞后的深层原因,报告认为是呈自发性状 态,制度安排和社会政策滞后和缺位。报告分析说,根据国际经验,如果说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政策 追求的是效率,那么为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所需要的社会政策,就 应当以公平为目标。这需要国家不仅关注经济增长,也要注意制定相应的适 于培育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社会政策,因为经济政策不能替代社会政策,也 不能自发产生社会政策所需要的结果。目前中国收入分配的现实是,阶层差距和区域差距都在扩大。而资料显 示,1996年,占城乡居民个人储蓄总额40%的富有阶层所纳税额占全 国个人所得税总额的比例,还不到10%。报告据此认为,在社会阶层分化 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政策还没有起到应有的调节作用。社会制度创新明显滞后,也阻碍了阶层之间的相对自由的流动。其中最 突出的是户籍制度,它使广大农民陷入结构性的机会不公平状态。报告指出,目前,有关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以及其他各阶层在现代化 的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位置、地位,各自利益的表达和保障,以及相互利益的 调节和协调等问题,还没有得到清晰、具体且符合公正原则和现代化社会阶 层结构需要的说明。归根到底,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还没有真正弄清楚, 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发展的基本格局究竟应当是怎样的, 究竟应该形成一个怎样的社会阶层结构,以及如何培育这样一种阶层结构。 这样一种基本思路的欠缺,不仅难以真正澄清社会上广为流行的各种思想认 识,也导致了一些制度创新的方向不明,导致了社会政策的摇摆不定和严重 滞后。陆学艺强调,听认自发性不行,国家这只有形的手必须发挥作用, 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应该成为今后社会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的核心 ,藉此建构一个较为完整的社会制度与社会政策体系。 各阶层共赢报告认为中国现在社会各阶层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敌我关系,因为 作为阶层而存在的各社会集团,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都是社会主义现 代化事业的建设者。报告指出:现阶段研究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目的, 与革命时代不同:已经不是为了斗争的需要去分清敌我友,而是为了实现 各阶层共赢。为此,有4个重大现实问题被认为需要认真回答:一是关于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谁是主导阶层的问题。报告认为,现代社 会阶层结构的主导阶层应该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阶层、私营 企业主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二是关于社会中间阶层在社会稳定和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三是关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理解产业工人的主人翁地位的问题;四是关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理解工农联盟的问题。报告认为, 对于工农联盟这个概念,应当根据新时代的社会阶层结构特征加以扩展 或发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来说,现在和将来所需要的 ,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工农联盟,而是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合作和 联盟。陆学艺说,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是稳定的、开放的、有活力的,各阶层 可以通过广泛妥协和合作来实现共同利益,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 共赢。

第四篇:中国当代阶层结构总体分析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结构模型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还在变动之中。有些社会阶层还没有成型,有些社会阶层还在分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做出一个比较成型的模型,不过,比较粗略一点的模型还是可以做出来的。有的学者完全按职业划分阶层,把职业的分析当作阶层分析。这比较实际,但阶层和职业毕竟是两回事。也有的学者把社会阶层分为五个等级:上,中上,中,中下,下。这是一种比较简明的办法,不过,我觉得如果舍去各阶层的具体内容,抽象地分为五等级,那只是一个符号系统。这样分出的阶层看不出一个社会的特点。任何社会都可以分成这样的五个等级。所以,我吸收上述五等级简明的优点,考虑各个阶层的职业内容,以财富(收入)为基础,再参照权力、声望因素,将当前中国社会分为以下几个阶层:1。上等阶层。政府高级官员、国

3、中等阶层。专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律师、大中学教师、一般文艺工作者、一般新闻工作者(全国知识分子约3000多万人)、一般机关干部(约1100万人)、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1997年全国约有3000多万人)、中小型私有企业主、个体工商业者中的上层(按收入排序,取其最高的五分之一,1997年从业者为1100万人),他们的收入、权力、声望或者三者的综合,处于高层、中上层之下,而又在其它阶层之上,他们的社会地位处于中等。他们都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只要努力,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可以进入中上阶层。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他们也有向下流动的可能,但比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要小。所以,他们有比较安定的心理状态和积极向上的精神。中等阶层比较重视子女教育。只要子女愿意读书,他们都希望孩子有大学毕业或更高的学历文凭。为了子女上学,他们不惜拿出终身的积蓄。中等阶层应当有较大的比重。但中国当前这个阶层总人数大约8200万人,占从业者总人数的11.8%左右。4。中下阶层。农民阶层(稳定劳动阶层,1997年33095万人);城乡两栖阶层(不稳定劳动阶层,全国最多8000万人,但其中多数统计在农民之列,估计在工农之间有3000万左右);工人阶层(稳定劳动阶层,约1.2亿人)。这是一个从事体力劳动的阶层。他们的收入地位、声望地位处于中下水平。权力地位更是低下。这个阶层总共约有4.8亿人,占全国从业人数的69%左右。这里的农民阶层是农村以种植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者。城乡两栖阶层是指农民流动工。工人阶层是指职业上的工人,不是指广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近年来把知识分子、干部都纳入了工人阶级之中),工人阶层除了工业、建筑业的操作工以外,还包括商业、服务业的基层工

比例过大,社会消费能力也受到限制,实际市场容量和12.5亿人口不相称。每当经济不景气时,启动消费十分困难。中间阶层是现代社会的主流,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引导和规范现代社会价值观的主要力量。更为重要的是,中间阶层是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之间的缓冲层,在缓和社会阶层冲突中有着重要作用。中间阶层太小无疑会对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有诸多不利。中间阶层太小是与中国的现代化程度有关,但中间阶层发展过于缓慢与上等阶层垄断过多的社会资源有关。上等阶层中的不少人财富和权力的获得渠道不透明 高级官员,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事业单位负责人,大公司经理,大中型私有企业主。他们的财富、声望、权力,都处于中国社会的顶端。他们是全社会所关注的,但不一定都是全社会所敬重的。他们中的有些人的人格甚至受到社会怀疑。这是因为他们财富和权力的获得渠道不透明。由于目前干部选拔制度中的种种弊端,中国的选官有时不是选优,而是选劣。这样,有些取得了高位的人不仅得不到尊重,反而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疑。再加上官场~问题的严重,有些处于高位的人的形象就蒙上一层灰色的阴影。官员成为社会上流传的各种顺口溜的批评和嘲弄对象。位居社会上层的国有大型企业经理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他们的权力缺乏监督,他们很容易拿到大笔不该拿的钱,被揭露后成为罪犯(被揭露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激励机制,他们该拿的钱也没有拿到。有的人为企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退休后社会地位大大跌落。所以,他们中间有的人在退休前大捞一把。经理阶层还没有市场化(进入新世纪肖有时展)。他们的功过主要不是靠市场评价,还是靠行政部门评价。大中型私有企业主是人们羡慕和猜疑的对象。人们羡慕他们的财富,猜疑他们财富的来源。对善于抓住机遇、奋力拼搏的成功者,人们是佩服的。对于权钱交易、官商勾结而发财的私有企业主,人们视之为社会公害。由于有些大中型私有企业主是利用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经营机遇、政策漏洞、权钱交易等种种不同的情况发财的,他们的财富是在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同时得到的。所以,人们对这个阶层有一种异样的心态。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私有企业主就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迟早是要消灭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政策还是法律,中国共产党都没有明确放弃消灭资产阶级的主张。所以,私有企业主总觉得头上有一把悬剑。说不定这把悬剑什么时候会掉到他的头上。他们担心他的财产可能一个早上化为乌有。对私有企业的法律定位过于迟缓,私有企业主长期心神不定。他们中有些人把资产转,向国外,为自己开一个“太平门”。1999年九届二次全国人大修宪才正式确定了私有经济和和国有经济的同等地位。这使他们的情绪才稳定下来。江泽民2001年的“七一”讲话使他们心里更加踏实。但是,他们遗憾没有在宪法中确立“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内容。总之,在众目睽睽中的上等阶层并不都是众望所归,心态稳定、实至名归,这个阶层虽然处于社会上层,但社会并不是全然认同他们。由于上等阶层垄断着社会资源且多有~传闻,被有些学者称为“垄断精英”而倍受指责。各阶层和受教育程度不完全对应 一般说来,每个人的社会地位与其受教育的情况是正相关的。以美国为例,资本家阶层和名牌大学教育相对应,上中阶层和学院毕业相对应,中等阶层与中学毕业和大学毕业相对应,工人阶层和中学教育相对应,下等阶层和小学文化相对应。(约瑟夫.A.卡尔:《美国阶级结构》,彭华明译第97页)但是,中国当前不是这样。有些上等阶层的人受教育程度不是很高。这种现象在财富地位上最为明显。例如,在大中型私有企业主中,受过大学教育的不是很多,有的是当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的是当年因政治原因得不到上大学的机会。相反,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人,在财富地位上多数处于中等甚至中下层次。这种现象与转轨时期财富的流动无序有关。近年来发财不仅仅是靠知识文化水平,而是靠机遇(这中间有很多偶然因素),靠大胆和务实,靠社会关系。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一定有这些条件。在权力地位和声望地位方面,过去不讲学历,改革开放以来,学历越来越重要。在省部级以上的干部当中,绝大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当然,学历只是给人们一个初始定位,受什么样的教育,就可以分配到什么工作岗位。在他定位以后的地位升迁中,学历虽然还有一定的作用,但主要看工作业绩和人际关系。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各阶层之间,在财富、声望、权力方面,有整体发展错位现象。如知识分子的声望地位高,而财富地位低,私有企业主财富地位高,而声望地位低。这种错位说明现有的社会分层并不是很稳定的。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权力地位高、财富地位低的人期望得到财富,和权力地位低、财富地位高的人期望得到权力,他们之间有时互通有无,成为权钱交换的渠道由些而通。阶层冲突与社会安全中国目前的社会阶层还没有完全形成阶级意识,没有成为自为的阶级。从这个意义上说,现有阶层之间也就不可能有自觉的阶级斗争。但是,各阶层之间利益并是不完全一致的。阶层间还会有一些利益摩擦和利益冲突。这种摩擦和冲突有时是很激烈的。不过,目前这种冲突和摩擦是自发的,不是自觉的,是个别的,不是全局的,是经济的,不是政治的。这些摩擦和冲突不能认为是阶级斗争。然而,对阶层间利益冲突如果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发展下去,也会危及社会安全。从前面介绍的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可以看出,中国社会是一个高风险社会。当前,有几个容易触发的危险点,只要我们对这个危险点高度注意,积极化解,事先防范,就可能缓和阶层冲突,保证社会安全。第一个危险点:工人利益受到侵害引发劳资冲突 劳资冲突较多地发生在私营企业和小型外商投资企业之中。不少私有企业劳动条件恶劣,工人在缺乏基本劳动保护的环境中劳动。在不少私有企业里的外来民工的处境非常恶劣。在这类企业里,劳资矛盾十分尖锐。恶性案件时有发生。在东南沿海一些小型外商投资企业里,工人的状况和有些私营企业差不多。工人的利益和安全得不到保障。雇工劳动权益被侵害的事情并非个别。这些企业里的雇工大多是单个或小群体的外来农民,面对很不充分的劳动力市场信息

来是有组织的。如果激怒了他们,其后果可想而知。前面已经指出,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中,中间阶层十分薄弱,低层社会的意愿也缺乏足够的表达空间。在这种社会结构中,高层社会和低层社会之间缺乏缓冲的中间地带,很容易形成低层社会和上层社会的二元对峙。社会秩序完全依赖于国家的控制力度。社会缺乏自组织能力。这是一种比较危险的社会结构。近两年来,工人和农民上访比较多,集体上访也呈上升之势,也有人开始运用法律武器来保卫自己的利益。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却把减少上访人数作为考核下一级政府官员的指标。其本意可能是督促下级努力化解矛盾。但是,有些乡镇出于对自己政绩的考虑,在出村路口站岗设哨,层层堵截上访人员,甚至对上访人员进行~,这样做将会使矛盾激化。要知道,群众上访,说明他们还相信政府,群众告状,说明他们还相信法律。一旦他们觉得政府不能解决问题,觉得法律失效,他们就不上访、不告状了。这时,真正的麻烦就来了。第四个危险点:金融危机引发全面的社会危机。到2001年末,居民储蓄已超7万亿。当然其中分布极不平等,20%的人拥有储蓄80%以上。虽然80%的人拥有不足20%的储蓄,但这是他们家庭医疗、教育、住房的保险基金。现在四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超过了四分之一。到2002年,国家实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已经是第五个年头。国债依存度(当年发行的国债额/当年财政支出/*100%)、国债还债率(当年国债还本付息额/当年财政收入*100%)、国债负担(综国债累计金额/GDp*100%)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一旦财政危机引发金融危机,居民的储蓄安全受到威胁,经济危机就会变成全面社会危机。中国阶层结构的发展趋势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和各阶层的利益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上面描述的当代阶层模型也仅仅是一种过渡状态,必将发生新的变化。一些社会群体的地位将会下降,一些社会群体的地位将会上升,有的社会阶层的比重会逐渐缩小,有的社会阶层比重会逐渐扩大。21 世纪中国的社会阶层会发生什么样的的变化呢?从对各个社会群体和具体分析中,可以判断其大体趋势。中下阶层的比重会逐渐缩小,中间阶层比重会逐渐扩大。目前中下阶层和下等阶层的比重达80%以上。到21世纪,这个阶层的比重将逐渐缩小。与此相应的是,中间阶层的比重将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随着新技术革命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农民和操作工人的比重会逐渐缩小。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重将会从现在50%以上逐步下降到30%,20%,最终下降到10%左右。蓝领工人比重将减小,白领员工比重将增加。在第一产业中就业的人数减少,城乡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将会上升。在工厂里科技人员的比重会提高。那些从农民和蓝领工人分化出来的人,有一部分将进入中间阶层,那些不占有生产资料,靠出卖智力劳动为生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和体力劳动者一样,都是雇佣劳动者。但是,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待遇又明显优于体力劳动者,他们的政治态度、生活习惯、文化教养和价值观念也不同于体力劳动者。这样的人将成为中间阶层的主要部分。中国稳定社会的目标应当逐渐形成“小康大众”,它包括知识分子、普通公务员、个体经营者、企业里的白领人员。由于“小康大众”的形成,中间阶层的比重将由现在的11.8%左右扩大到20-30%,或者更高一些。不过,中间阶层的扩大速度取决于上层社会对垄断资源的放弃程度。一些社会群体的地位下降,有一些社会群体的地位上升 新时代产生新阶级,新阶级创造新时代。在信息社会,将出现智力(科技、金融、管理)中产阶级:他们拥有知识、发明,他们是高级”打工仔”,但他们比投资者风险小,生活更安定。那些掌握高新技术最新成果的人,虽然不拥有生产资料,但是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会上升,其个人地位也会上升。他们会得到年薪20万元以上的收入,有自己的住宅,开着私家车上班,过着现代化生活。他们是中间阶层的上流。在新世纪,企业家的地位将会上升,他们不再由政府官员的任命,不由政府考核其业绩和决定升迁。企业家将市场化。靠市场的力量来评价他们的经营业绩,靠市场的力量对他们的业绩作出回报。他们的年薪可以很高,除了年薪以外,还可能持有企业的期权。如果股价和他上任时持平,他的期权就没有差价收入。这就激励他努力使企业资产升值。他的利益就在升值之中。他得到的回报是企业资量增量的一小部分。增量的大部分归股东所有。企业家将依个人的成就不同分属于社会的上等阶层和中上阶层。大型私有企业将逐渐变成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私人资本将会社会化,在资本社会化的过程中,国有资本、法人资本、外国资本、私人资本将混合于一个企业之中,这样的企业再不属于少数个人所有。以后新产生的私有企业或私人合伙企业多是中小企业。中小私有企业主还将属于中间阶层或中上阶层。今后,中小型私有企业可能如群星满天。政府权力缩小,社会权力加大,社会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地位将上升。 在新世纪,政府机构和政府功能将会缩小,政府将集中精力从事社会管理、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直接插手经济活动的情况会大大减少。庞大的官员队伍将变为精干的公务员群体。由于各种“审批”减少,“寻租”机会也大大减少,将还官员以清白。公务员是依法从事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专门职业。公务员将成为一支职能专门化、身份职业化的队伍。最高层次的官员由选举产生,一届一届地更换人选,但公务员中多数人不随政府人选的更替而变动。公务员将属中上阶层。随着政府职能的缩小,那些既非政府机构,也非单纯盈利机构的中介组织的地位将会上升。如金融、基金会,传播媒体,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等,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将会增强。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的地位会有所提高。社会中介机构的发展,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分离,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由于政治权力具有先天的扩张性,它很容易侵蚀个~利。在政治权力面前,脆弱的个人是无能为力的。只有用社会权力来制衡政治权力才有效果。而市民社会的存在,国家、社会二元化,才可能形成制约政治权力的社会权力。所以,市民社会是民主的基础,是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长期以来,政治强权扼杀了脆弱的个~利,市民社会完全被政治国家所吞噬。经过20年

的改革,中国几千年形成的高度统一的僵化模式正在松动。传统的国家社会合二为一的结构正在解体。正在向国家、社会二元结构过渡。一个现代意义的中国市民社会正在成长之中。私有经济的发展,中间阶层的壮大,政府功能的缩小,社会中介机构的发展,是市民社会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第五篇:0573《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课程作业

第一题:名词解释(共4小题,每小题4分,共16分)

1、 社会不平等

就是社会差别,指个人或群体间的任何差异。

2.阶级

是指依据社会资源的不同占有状况及其相互关系组成的群体。

2、 多元分层(韦伯)

经济秩序、法律秩序和社会秩序。

3、 剥削

原指搜刮侵夺,现只是用{一个人的}劳动力而不给予公平的或相当的报酬。

第二题:简答(共2小题,每小题7分,共14分)

1、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的主要变化?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出现重大变化,出现的新社会阶层主要有: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

(2)我国新社会阶层的出现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具体原因包括:

①基本经济制度的变化,使他们有了从事非公有制经济的机会;

②经济体制的变化,使他们进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各个环节;

③产业结构的变化,使他们被分流出来纷纷转移到第

二、第三产业;

④分配制度的变化,使他们率先进入“先富者”的行列。

2、简述社会分层中“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两个概念的含义

“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两个方面对主体差异活动与差异结果进行分析。根据社会角色所占据的社会地位是否基于角色扮演者的努力,人们将角色划分为先赋性角色和自致性角色。所谓先赋性角色,是指个人与生俱来的、建立在血缘、遗传等先天的或生理的因素基础上的社会角色,或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自然而然获得的角色。一般来讲,先赋性角色包括三种情况:一种是由遗传、血缘功能因素决定的角色,如性别角色;一种是个体在生命过程中由必经的某一阶段所决定的角色,如儿童、少年角色;一种是个人出生时由社会预先规定好了的角色,这是一种制度性的先赋性角色,主要是指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由社会制度因素所决定的社会角色,如阶级角色。自致角色指主要通过个人的活动与努力而获得的社会角色。现代社会中的学校角色和职业角色,绝大多数是自致角色。个体自致角色的获得离不开必要的主客观条件:一是个人的主观努力,二是社会的需要,三是需要单位对个人努力给予承认,确认这一个体具有担当这一角色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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