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阶层分化制度基础论文

摘要：社会分层形成社会结构张力，它能激发社会活力、优化社会结构，对社会和谐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当前我国社会阶层分化所体现的急剧性、不成熟性以及利益格局的深层次调整，也产生了不利于社会和谐的若干因素。政治系统主导着社会阶层分化的方向以及性质，能否在社会分层过程中实现社会和谐，是关键所在。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社会阶层分化制度基础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社会阶层分化制度基础论文 篇1：

西部山区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条件下村党组织构建的研究

【摘要】村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在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条件下，村党组织的构建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采用文献资料分析的方法，以新时期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为背景，以大方县为例研究西部山区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现状以及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条件下村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新问题。

【关键词】农村社会阶层分化党组织构建大方县

1.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农村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变动，农民的社会流动加快，相互之间那种高度同化的状况已经不复存在，农民已经分化为从事不同职业，具有不同利益，不同社会地位的多个阶层。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农村党组织建设面临各种新情况、新问题，这就使村级党组织的构建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将从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理论、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条件下村党组织构建的关键问题解析和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条件下村级党组织如何构建的几个方面入手，对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条件下村党组织的构建进行研究，以期望在村党组织的构建方面对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做出贡献。

2.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理论回顾

在社会分层理论方面，现代社会分层理论主要为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和帕累托精英理论。其中韦伯主张从经济标准、政治标准和社会标准这三个方面综合起来进行社会分层。而帕累托则认为社会成员在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地位是变化的，社会成员归属于哪个社会层次取决于他们的能力和才干。那些具有特殊才能，在某一方面和某一活动领域具有杰出能力的成员，是精英人物。精英阶级的构成及地位不是永恒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中个人的升迁或沦落都可能发生，而社会的平衡状态则会在这种变动中得以维持稳定。

但以上理论都一致认为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以说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条件下村级党组织的构建就显得尤为重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有利于社会效率化和组织化，对社会的发展起着显著的作用。

3.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条件下村党组织构建的关键问题解析——以大方县为例

3.1.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条件下党组织的建设环境变化的解析

大方县自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生产经营主体有了相对的独立性，群众的生产方式、活动方式有了明显的流动性、分散性，农村基层党组织旧有的活动方式、工作机制，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人民群众迫切要求致富的利益追求不相适应的情况。

3.2.农村阶层分化条件下村党组织面临新问题

社会阶层的分化，是社会转轨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使各种社会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农村党组织建设面临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农村社会阶层的利益冲突，对党组织的工作方式提出了新要求。改革开放以前，村级党组织直接管理具体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事务，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民主进程得到了很大进步，农村管理者、农业劳动者等阶层的矛盾日益突显，这些都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4.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条件下村级党组织的架构

4.1村级党组织构建的指导思想

根据分层理论，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加强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探索让干部经常受教育、使农民长期得实惠的有效途径。”从大方县的实际出发，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必须以十六大精神为指导，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完善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村级组织管理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建立以村党支部为核心、村民自治组织为基础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体系，把村级组织工作逐步纳人制度化、程序化、科学化、法制化轨道，建立让干部经常受教育、使农民长期得实惠的长效机制，提高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整体水平，把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

4.2村级党组织构建的原则

要坚持党管农村工作原则，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管农村工作是我们党的一个传统和重大原则，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保证。要按照中央提出的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目标要求，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以新的理念和思路破解农村发展的难题。

4.3村级党组织构建的程序

从当前农村基层民主发展情况看，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应着重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强化服务职能，改进领导方式，二是完善民主评议党员制度，三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务和村务的关系。

农村党员干部与群众联系最广，接触面最长，长年累月都在与群众打交道，他们素质高低直接影响到农村党群干群关系和农村的稳定和发展。首先要提高干部的文化素质，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提高他们协调各种利益矛盾的能力；其次要树立为群众服务的宗旨；最后要依法依纪依制度办事，防止出现借公为私、滥用权力、违法违纪等现象。

大方县在实施党的基层组织先进性建设工程中，切实加强对农村党员队伍的教育管理，继续保持党的先进性，关系党执政能力的提高和执政地位的巩固。对此，要以巩固党的执政之基为主线，深入持久的抓好党的先进性建设。

5.结束语

总之，新形势下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不仅不能削弱，而且必须进一步加强。发挥它们特有的社会作用，探索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的新路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本文以大方县为例来研究西部山区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条件下村党组织的构建，在相关问题的分析和提出的对策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面对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给农村村级党组织构建带来的挑战时，国家和地方还必须加大力度，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提高思想认识，立足实际，全面加强农村村级党组织的建设，改进农村党组织的工作方法，不断增强农村党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只要把农村党建工作基础夯实了，把党组织班子配强了，把党员队伍建设好了，农村社会阶层分化带来的影响和矛盾就能迎刃而解，新农村建设就有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参考文献：

[1]嵇美珍.农民阶层分化与扩大党在农村的群众基础[J].党干部论坛,2005,第23卷(4)：36—40.

[2]李鸿，吕文敏.当前农村社会分层的现状、问题及调整[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8，第24卷（1）：105—107.

[3]黄志伟.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J].农村.农业.农民（A版），2008，（7）：18—19.

[4]王红艳.农村阶层分化对农村社会的政治影响[J].农村.农业.农民.(A版),2005,(1)：12—13.

[5]陈冬生.建设新农村要重视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合理化[J].理论前沿，2007，（7）：38—39.

[6]杨继绳.阶层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根本[J].求实，2004，（4）：17—21. [7]长子中.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民分化与整合[J].中国发展观察，2008，（8）：48—51.

[8]翟红芳.村级党组织队伍干部建设问题研究[J].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3）：38—40.

[9]郑航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17—247

[10]李鸿，陆斌.加强贫困后进村党组织建设的思考[J].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05，第7卷（3）：5—7.

[11]刘灿江.新形势下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性[J].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04，（2）：33—34.

[12]王维.村级党组织面临的困难对策级思考[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8）：6—7.

作者：杨银

社会阶层分化制度基础论文 篇2：

论社会阶层分化中实现社会和谐的政治对策

摘要：社会分层形成社会结构张力，它能激发社会活力、优化社会结构，对社会和谐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当前我国社会阶层分化所体现的急剧性、不成熟性以及利益格局的深层次调整，也产生了不利于社会和谐的若干因素。政治系统主导着社会阶层分化的方向以及性质，能否在社会分层过程中实现社会和谐，是关键所在。为在阶层分化过程中保持社会和谐，应充分发挥国家在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的理性引导优势，积极剔除阶层分化“路径依赖”中的不良因素；应逐步将“基础性”与“一般性”公共物品区别开来，重点提高政府对“基础性公共物品”的供给能力；应增强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汲取能力，充分发挥它对社会资源的再配置作用；应积极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提高政治系统的容纳能力和协调能力。

关键词：阶层分化；社会和谐；政治对策

文献标识码：A

只要存在着社会分工、存在着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需求之间的矛盾，社会阶层分化现象就必然存在。就中国而言，相对于改革前以权力安排为手段、以出身和政治身份为标准、以僵化和封闭为特征的社会分层体系来讲，经济体制转轨以来所形成的以效率调节为手段、以能力和贡献为标准、以流动和开放为特征的新的社会分层机制和结构，更能引导社会形成利益多元化基础上的差序格局，用制度化的方式激发社会活力，产生社会结构张力，推动社会结构系统的优化和社会一体化的加强，因而对社会和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正如李强先生所说，“我国社会的利益分化是多元化的，群体相当复杂，这样的多元利益分化，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但是，当前我国社会阶层分化本身所具有的急剧性、不成熟性以及由其引起的利益格局的深层次调整，也会引发各种社会矛盾，产生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各种因素。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分化瓦解了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各种社会协调机制，使社会和谐面临着新的挑战。能否在阶层分化过程中实现社会和谐，并不取决于分层本身，而是取决于社会自身的承受能力和政治系统在改革中对社会分层的把握和调控能力。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自身的承受能力属于历史的客观因素，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决定性；而政治系统的把握、调控能力属于历史的主观因素，体现了历史发展的选择性、能动性。如果说，政治系统主导着社会阶层分化的方向以及性质，那么能否在社会分层过程中实现社会和谐，则是关键所在。就社会阶层分化来说，我国提出由“梯度”发展战略向“和谐社会”发展战略转变的实质就在于：在肯定和扩展社会分化所带来的社会活力的前提下，以积极的政治措施纠正目前社会分层过程中存在的不合理因素，从而形成更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和社会阶层结构，提高社会对各种矛盾的容纳、承受和协调能力，保证政治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本文将对社会分化过程中实现社会和谐的政治对策展开初步探讨。

国家应积极剔除阶层分化中“路径依赖”的不良因素

诺斯认为：“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在社会发展中，普遍存在一种自我强化的倾向和发展的惯性，即路径依赖性。路径依赖“由所获得的知识和信息、规模经济和与现存组织相联系的范围、合作的失败以及分配问题而引发”，它意味着“一旦一个国家或地区沿着一种轨迹开始发展，改变发展轨迹的成本将非常高。尽管存在着其他道路选择，但已建立的制度会阻碍对初始选择的改变”。换句话说，社会发展存在着某种自我强化的机制，社会发展一旦确定在某个方向上，其自我强化的作用就会使社会在既定的方向上持续进行。

作为社会变迁重要内容的社会阶层分化，当然也存在着路径依赖现象。当分化最初的路径选择是正确的，那么，沿着既定的路径，社会阶层分化可能进入良性的轨道；反之，则可能顺着最初所选择的错误路径走下去，并造成阶层分化被锁定在不良状态之中。笔者认为，我国阶层分化中亦有不良状态被锁定。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在阶层分化初始过程中，各种政策不公正因素长期得不到实质性纠正，甚至被固化为一种制度框架。现有阶层分化虽然瓦解了封闭性的社会结构、克服了先赋性身份决定社会地位的不公正现象，但在阶层分化初始过程中实行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战略所产生的各种“不均衡”发展政策，却又使社会公正原则面临新的挑战，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的“后赋性”原则没有硬性的保障。虽然这些“不均衡”政策带有过渡性的“权宜之计”特点，但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也可能固化为一种稳定的社会制度。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的制度纠正，下层阶层对既有的社会资源分配方式或者说社会流动机制的合理性乃至对社会上层的正当性就会产生怀疑；他们在试图改变自己的地位时，也就更有可能不遵循现有体制所认可的合法手段。第二，利益垂直性分化过渡伸展，有被强化为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利益分化可分为水平性和垂直性两种类型。水平性分化使不同利益要求呈现“网状”，阶层合作往往大于对立，社会政策亦能够兼顾各种合理的利益要求，不会威胁社会的整体性；而垂直性分化则使利益要求呈现“阶梯状”，甚至出现了时代的错位，不同阶层之间形成了“跷跷板”式的利益对立关系。这种对立会导致人们对改革的速度、重点和方式等难以达成共识。理论界曾在“国有企业改制”上所形成的巨大分歧和争论，就是这种对立的反映。

路径依赖形成的直接原因是制度惯性，而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利益驱动。一种阶层分化趋势形成以后，现存制度中的某些既得利益团体也会随之形成。这些团体对这种分化制度或路径有着强烈的需求和依赖，他们往往会借助于已有优势，力求巩固和强化现有的分层标准，增强已有制度的历史惯性，阻碍进一步的改革和纠正，哪怕是新的制度安排比现存制度更公正，更有效。因此，从本质上说，路径依赖中的“不良”状态被锁定，恰恰是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利益博弈的产物。孙立平教授指出的在改革中形成的拥有总体性资本的“不落空阶级”能够充分证明这一观点。强势群体能够运用已有的强大社会资源，影响政策选择偏好、加固原初阶层分化所产生的不合理因素；相反，由于弱势群体社会影响力的弱小以及组织化程度较低，从而无力改变现实。如果没有其他力量的矫正和干预，任由这种社会局面自然发展，就会形成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恶性循环。因此，要及时剔除阶层分化路径依赖中的不良因素，必须发挥代表公共利益的国家在阶层分化中的调节作用，由国家来主导阶层分化的方向，特别要重点关切弱势群体的利益需求，拒绝强势阶层对社会分化造成的负面影响。这种作用表现为：(1)发挥国家公共理性优势，保持国家在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中的自主性，实现抑强、促中和扶弱的公正原则，确保阶层分化制度安排的公共性，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的制度格局；(2)发挥国家强制性优势，规范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行为，瓦解其不正当的利益结盟，推动社会分层进入良性循环；(3)发挥国家规模

经济优势，降低制度变迁成本，提高制度创新收益，消除社会分层中的自我强化惯性；(4)发挥国家自觉性优势，获取更多的社会信息，不断修改在信息不完全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制度安排，不断根据社会整体持续发展需要制定各项新的政策，并通过主动的政治体制改革，调整政治结构，健全政治制度，增强政治体系的活力，不断提高政治效能；(5)发挥国家权威优势，整合各种利益要求，保证国家政治的一体化和凝聚力，巩固和扩大政治领导的社会基础。

发挥国家汲取能力对阶层分化的调控作用

对社会财富的合理汲取，是国家以政策形式二次分配社会资源、介入社会阶层分化的重要手段，是国家管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汲取能力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从汲取量看，体现了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提取幅度，充足的汲取量是国家介入社会分层的经济前提；第二，从汲取来源的构成(结构)看，体现了国家调节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的能力。汲取的区别对待，是国家介入社会分层所遵循的根本原则。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处于高速发展中。但是，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汲取总量，并没有随着我国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成比例提高。这已经成为国家主导阶层分化能力发展、保障不同阶层公民基本社会权利的瓶颈。王绍光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政府公开公布的资料显示，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近31％跌至不到11％，下降20多个百分点。政府开支与GDP之比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但跌幅要小一些。结果预算赤字持续增加。更为严重的是，目前各级政府的资金都严重短缺。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尤其如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地方和中央政府都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困难”。胡鞍钢以横向比较的方式提醒人们注意，1980年中国中央财政支出占世界总数比重仅1.84％，不足美国的1/10；1995年下降至1.03，不足印度和俄罗斯的一半；1997年仅为世界总数的1.15％，大大低于中国其他各项资源指标占世界的比重。毋庸质疑，汲取恰当份额的社会资源，是国家发挥调配作用的前提。国家的财政收入和经济发展速度的不平衡，不仅会束缚政治系统的运行，而且会限制其公共产品特别是基础性公共物品的供给能力，这本身就是政治系统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表征。

同时，我国目前对社会资源的汲取来源构成(结构)也存在着不合理的因素，汲取行为本身应该起到的调节收入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以个人所得税为例：收入非常高的阶层并没有成为主要纳税人，税收未能起到明显降低他们收入的作用；广大的工薪阶层由于收入比较规范、明朗，反而成为纳税主体。税收是国家履行社会平衡职能的重要工具。部分发达国家通过税收直接调节收入分配的经验，对我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例如美国，仅累进税一项，就使最低收入者群体和最高收入者群体之间的差距，税后比税前缩小了好几倍：作为单身纳税人，最高收入者的税前收入是最低收入者税前收入的11倍；在经过累进所得税的调节以后，二者之比下降为7.8倍。再比如英国，1994—1995年，英国全部家庭的年收入按五等划分，最上层20％家庭的平均初始年收入与最下层的20％家庭相比，二者的收入差距是19.8倍；但在加上家庭的货币收入后，二者的税前毛收入的差距缩小到6.2倍；再减去收入税、国家保险税等以后，二者的收入差距缩小到5.4倍；最后再加上教育、医疗、住房等各种实物津贴和补助以后，二者的收入差距最终缩小到3.7倍。与这些国家相比，当前我国税收的功能还主要表现在增加财政收入上，并没有在制度和政策上充分体现对社会财富进行有力平衡调节的政治设计。尽快转变税收观念，完善税收制度和收入调节机制，已经成为实现我国社会和谐发展不可缺少的改革步骤。

提高政府对社会基础性公共物品的供给能力

提供公共物品，是对公众普遍需要的服务。从社会分化角度来看，它既包括社会资源初次分配的秩序，也包括国家对其所汲取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的顺序，因而成为阶层分化机制中的重要内容。公共物品所具有的利益“相溶性”和“非排他性”，决定其只能由政府提供。所以，提供公共物品成为政府的基本职能。一般来讲，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基础性的公共物品。1997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指出，政府必须“集中精力”提供的基础性物品主要包括以下五种：一是为产权提供法律保护，确保其免受包括政府在内的任何主体的侵害；二是保持宽松、稳定、“非扭曲性”的政策环境，促进自由贸易和投资自由；三是科学合理地从事医疗卫生、教育和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活动；四是保护承受力差的阶层；五是保护自然环境。另一类是一般性的公共物品，比如文化、娱乐、体育、中档的市政建设等。

“基础性公共物品”既包含了民众平等参与社会分化的必需品，也包含了民众在社会分化中不至于被边缘化的生活保障，即下层民众生活的底线。充足的基础性公共物品，是降低社会分化所产生的社会冲击力的“减震阀”，是维系社会有序流动与稳定的基本保障。因此，相对于“一般性公共物品”，基础性公共物品具有优先性。政府必须能通过各种制度的安排和政策的设计，来实现基础性公共物品的优先供给。一方面，政府应当加强对市场的规范，强化市场竞争规则中的公平原则，积极弥补“市场失灵”所形成的社会漏洞。健康的市场经济有着公正平等竞争的规则和环境；但市场经济本身却没有能力自动生成这些规则和环境，更没有抗拒权力侵蚀和强大垄断资本扭曲的先天免疫能力，这需要借助于政府的政治作用。如果政府没有对市场参与者和管理者进行法律的、行政的规范和有效管理，就不可能形成公正的社会分化市场筛选机制。我国是一个法治传统不强的国家，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人们对既得利益的本能保护和强烈的求利心理，使其既对市场规则有需求，又对市场规则有破坏和否定；如果政府在规范市场经济体制的能力上跟不上，“囚徒困境”就会在市场竞争中大量出现，社会分化体系也无法健康地形成。另一方面，政府应当加强平衡社会的能力，把公共投入的重心定位在基本民生方面，改变我国目前社会再分配力度偏弱的情况，建立公平而有效的社会平衡机制，缩小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政治哲学家罗尔斯认为，公正不仅意味着制度秩序的公平，而且意味着社会价值分配的相对平等；仅有形式上的平等是不够的，社会公正是所有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政府在建立社会平衡机制的过程中，必须具有对不同阶层的人进行分类对待的能力。应充分利用“再分配”机制对社会分层的平衡作用，借助于公共权力，加快社会基本保障体系建设的步伐，缩小全社会的贫富差距，为下级阶层提供基本的民生保障，确保弱势群体不被社会分层边缘化。为达到这一目的，政府可采取下列政策工具：一是消除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提高社会就业率，尤其要提高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水平；二是鼓励创建为穷人所拥有的资产，实现动态再分配；

三是进一步加强教育，提高识字率和技术水准，通过投资于穷人改善财富分配状况；四是政府有计划向穷人提供消费品，如基本食品等；五是对商品市场进行干预，以帮助贫困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六是开发有助于低收入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新技术。通过这些政策的系统化和规范化，就可能形成体现一定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关系的社会安全体系。

政府为提升公共物品的供给能力，首先，必须完善基础性公共物品供给方面的决策体制，在政府与利益相关人之间建立制度化的沟通渠道，保证决策透明和信息反馈。其中，政府与社会弱势群体的沟通尤其重要。一般情况下，作为基础性公共物品主要供给对象的弱势群体，往往更缺乏利益表达的机会和渠道；如果不能从制度上扶持其政治输入、加强其自身利益直接维护能力，那么，基础性公共物品就极有可能或明或暗地被强势的“精英集团”占据。其次，改革公共管理机构。按照“一般性公共物品”和“基础性公共物品”的区分，将相应的供给机构划分为“一般性公共物品供给部门”和“基础性公共物品供给部门”。对于前者，应实施公司化运作，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在政府的监管下，允许民营机构甚至私人的介入；对于后者，则应强化政府垄断，以此保障分配以及分配的均衡。最后，严格规范基础性公共物品“供给权”的运作。必须建立并实施有效的选举、参与、监督、咨询、决策和实施制度，坚决制止权力寻租，遏制腐败行为。增强政治系统对不同阶层的容纳能力和协调能力

就政治系统而言，只有适应社会转型所引起的社会环境变化，才能保持其自身的连续性和有序性。就阶层分化而言，这种适应能力应当满足以下政治要求：新生阶层力量的政治确认，阶层分化中不利阶层和弱势阶层的基本政治权利的保障，各个阶层利益要求的制度化政治输入与转化，阶层之间利益矛盾的协调与化解。为满足上述政治要求、实现政治和谐，唯一途径是发展民主政治。民主是容纳社会利益差异、解决利益矛盾和争端的最佳机制。资本主义民主的建立和完善，在一定时期内使阶级矛盾得到了缓和，使资本主义获得了长期稳定和发展的社会环境；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本性，使其不可能消灭雇佣劳动和剥削制度，因此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消除。我国社会主义虽然处于初级阶段，但阶级矛盾已不再是主要矛盾，社会分化带来的阶层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而非根本对立矛盾。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从法律上清除了引发激烈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源，从而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

社会主义民主的社会，能够认可、容忍和调节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既要能够为不同阶层提供公开、公平的政治表述机制，适应因阶层分化而广泛动员的社会现实，又要能够提供和平的、公正的、开放的矛盾化解机制，保证阶层分化不至于走向社会的对立。为此，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实现竞争性民主和协商性民主的同时发展。竞争性民主，一般指在一定的政治系统中特定的主体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基本原则，通过选举、投票公决等竞争性的方式及机制参与政治的一种民主类型。这种民主能够适应市场经济中形成的相互竞争的利益关系，满足阶层分化所形成的多元利益诉求的表达需要，实现权利的平等分配，有利于不同阶层特别是新型阶层自由、平等、公平地参与政治生活，并积累民主参与的实践经验。协商性民主，是指在一定的政治共同体中，特定主体通过对话、讨论、商谈、妥协、交易沟通和审议等协商方式参与政治的一种民主类型。协商性民主更能有利于促进参与者的沟通互动与合作认同，有助于引导良好意见的表达、提高公共政策的民意支持、降低民主的社会成本并避免社会暴力冲突等。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竞争性民主政治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然存在着一些未能很好解决的关键性问题。比如，不同阶层参与政治选举的意识、经验、能力发展不平衡；部分党员领导干部的民主执政意识还不够强，驾驭竞争性选举的民主执政能力和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公民对竞争性民主日益增强的政治诉求与竞争性民主制度化水平之间不一致等。因此，应适时对公民的竞争性民主需求予以积极回应，提高我国政治体制的社会适应性和有效性，尽可能将民间的参政需求和民主冲动纳入到现行体制框架内来有序释放，进而提高政治系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但在我国现有历史条件下，制度化的社会主义竞争性民主政治毕竟不可能一蹴而就，竞争性民主发展滞后于我国急剧阶层分化的进程，将可能成为我们必须长期面对的事实。更为重要的是，竞争性民主无论是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并内生着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其对社会和谐甚至具有潜在的负面影响。因此，在我国发展协商性民主就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我国现行政治形态在政党关系、制度体系、程序设计及运作方式等多方面，已经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协商性特质，并且已经为不同历史时期各种阶层力量之间的协商合作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是我国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色所在。但现行的政治协商是一种“党派民主”和“国家民主”，与作为一种“社会民主”而存在的协商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而且我国现行民主协商政治体制尚不十分健全，民众对其认知程度和运用意识还不很高，同时存在着公共协商精神文化缺失的现象。协商民主政治还未能充分发挥其在容纳多元社会主体、协调阶层矛盾的应有作用。这不仅意味着我国发展协商性民主尚具有广阔的空间，而且意味着向前发展的紧迫性已经显现。

责任编辑：行　健

作者：蒋俊明

社会阶层分化制度基础论文 篇3：

新常态下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现象的经济分析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改革迈入新常态时期，各种非均衡的社会现象凸显，其主要表现为全球经济一体化所产生的社会阶层分化。社会阶层分化不仅有碍国家下一步经济改革策略的实施，也为当前中国收入差距问题的解决埋下隐患。阶层分化现象的核心是人才的单向流动，如何围绕国家的共同富裕目标加强人才的双向流动性，是新形势下我们的思考核心。在此背景下，文章旨在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社会阶层分化现象进行理论分析，并为新形势下国家对策、措施的运筹把握提供思路方向，从而为新常态下国家整体政治经济战略的实施保驾护航。

关键词：新常态；包容性增长；阶层分化；收入差距

一、 导言

2013年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新著《21世纪资本论》一问世，便引起了国内外经济学界的广泛争论。皮凯蒂认为，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最终结果必然是社会阶层分化、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并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合理性远远超过了马克思所设想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协调所导致的社会关系再构。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市场化改革到今天，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商品交易的市场化改革，大国转型在经济方面已基本完成，这就意味着中国已逐渐从权力型社会转向权利型社会。这种转变虽然导致了资源本身的流动性增加，却在个体层面束缚了群体内部人力资本的流动，反而导致社会阶层分化加重，人力资本的流动方式从纵向转为横向，表现出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差、个体上升渠道不畅，其结果是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差异拉大。为此，新一届政府提出了“新常态”的发展理念，希望从社会的本质内核来解决这种人力资本困境。与其一致的“中国梦”理念，看似是社会资本的全面发展，其本质上是“人的梦”——人力资本的自由发展，只有人力资本的自由发展才能导致社会资本的全面自由发展。在此要求下，我国新一届政府提出未来“新常态”的经济发展模式，要求一方面不能再以GDP论英雄，另一方面务必要寻找出经济包容性增长的新模式，而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如何缓和社会阶层分化问题。

二、 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现象的原因分析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市场化改革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方面实现了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本的定向流动，另一方面，对始终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我们，社会阶层分化现象日益严重，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中国的土地制度是社会阶层分化现象的首要原因。众所周知，我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始终秉行私有土地制度，并且农民（或地主）直接与国家签订土地合约。而在建国后所实行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土地改革”政策打破了原先的私有土地所有关系，土地收回国有，农民只拥有土地使用权和部分收益享受权。加之大跃进时期国家为了迅速工业化，采取了城市与农村不同的资源分配制度，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使农村的市场交易效率严重损失。对农民而言一方面失去土地所有权，另一方面无法享有充分的市场交易效率，从而形成了中国社会典型的城市与农村阶层的分化。

与其相对应的台湾，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却没有出现社会阶层分化，其重要原因是台湾的土地改革政策。台湾的土地改革与国内不同，它强调国家与地主结盟，允许地主成为土地的所有者，并且政府发行债券允许地主购买。与此同时，又将土地借贷给农民。这样的土地改革政策顾及了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并且各阶层之间保有顺畅的上升通道。

我们知道，20世纪80年代的土地承包制改革的核心是打破原有的土地产权关系，将土地的使用权与收入享受权赋予人民，唯一保留的是土地所有权利。这种土地所有权的保护在改革初期并没有影响所有的经济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阶层分化的程度，但却被另一些其它原因所侵蚀。

2. 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直接原因。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资源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以价格为基本准则的自由市场流动，这是一个优美的理论愿景。的确资源有自由流动的可能，但在现实约束下这种自由流动未必能最终实现，尤其是在社会阶层分化的前提下。也就是说，如果阶层分化存在，经济全球化不但不会降低阶层分化程度，反而会增加分化的可能。这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并没有强大而稳定的中产阶层，富人阶层占据了大比重的国民财富，而中国的中产阶层只有20%左右。这里强调的中产阶层更有稳定性的中产阶层，它不能用年收入来衡量，而是一个综合指标体系。比如即使在大城市奋斗的年薪10万的农村青年依然不能算中产，因为一旦他遇到大病，或者家人遇到大病，他会立刻沦落为城市底层，甚至连一半的农村收入都达不到。我们知道，中产阶层是社会底层向社会高层跃迁的重要途径，中国中产阶层相对较低的占比，正是国家阶层分化的重要表现。

另一方面，资源的全球自由流动对中产与高产阶层才有意义。比如中国大量的农业劳动力由于其教育水平低下，即使能够去诸如北京、深圳、上海之类的大城市打工，但最终的归宿依然是回到家乡，或者距离家乡较近的县城去工作生活，他们并不能算作是享受到了全球化所带来的人员流动。这也不仅仅是城乡户籍制度的问题，即使开放户籍，农民进城的首要障碍还是教育。我们知道，要想在中国一、二线城市立足，高中教育是必须的。这是因为城市与农村相比而言，其环境所蕴含的社会信息量更大，信息的更新速度更快，教育最大的作用是适应这种信息更新速度，尤其是因社会信息变化所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对城市内的低教育者影响最大，与其相对应的中产阶层与高产阶层的高等教育者则实现了人力资本的自由流动，对中產阶层的定义本身就内含着教育水平的要求。

3. 经济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经济转型在大多数领域中已经完成，但依旧存在一些非常领域，这些领域部门成为社会阶层分化的重要诱因。首先，国有垄断部门与产业部门依旧存在。国有垄断部门主要指那些经营维系国民经济命脉的产业部门，但随着市场规则的深化，许多原本垄断的行业其实依然可以放开。将这些资源进行国有配置，在市场改革之初确实具有一定的规模效应，但随着资源消耗量的增加、民间资本存量的上升，对这些不可再生资源不仅仅是开采这么简单，还需要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开采率，此时如果还采取全盘国有化就显得有损经济效率了。又如公共道路交通。美国纽约的城市交通密集度远远高于中国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但他们为什么没有出现我们如此的交通拥堵呢？是因为美国的高速路也实行了市场化改革，即对不同的消费者按照道路拥堵情况进行梯级定价。高峰期拥堵道路收低价甚至不收费，而对畅通的高速路进行高收费。其次，社会中在市场监督之外的个人收入，主要指个体除了劳动与资本所得之外的权力转让所得成为另一诱因。此时我们不仅要问，权力寻租到底有没有效率？经济理论认为，资源的市场配置效率最高、交易费用最低，其它的资源配置方式与市场相比较都会有效率损失，当然这种损失是从整体的角度来看的。那么，监督外收入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损害了城市底层、农民阶层的利益，这就会从另一面继续加深社会阶层的分化。

4. 中国户籍制度的限制。户籍制度是中国阶层分化的最后一层堡垒，其原因是，即使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对中国的人力资本而言，他们受到教育、医疗、住房等一系列的外在限制，这使城市底层与农民阶层无法真正实现自由流动。虽然国家对城镇职工医疗和子女住房提供了许多优惠条件，但对于大城市而言，外来务工人员的医疗报销比例远远没有其户口所在地的报销比例高，而且大城市不但医疗水平高，医疗消费也很高。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更是问题，即使允许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入学，但大中型城市却无法提供如此多的教育资源。如今，住房成为每一位想安居他地的外乡人最为深重的经济负担。一方面，在新常态经济体中，国家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与发展路径。另一方面，保障房建设虽然如火如荼，但依然供不应求，尤其在国内的诸多一线城市中，保障房、公租房对城市底层与农民阶层来说极难获得。如果说农民阶层可以“用脚投票”，当自己无法在城市定居或打工结束之后能够返乡生活，那么对城市的底层人民而言，依靠政府最低限度的保障抚恤金生活，他们及他们的后代则陷入阶层困境，要实现此困境的突破难上加难。尤其对于当代的农民阶层而言，以往农民阶层实现阶层流动的途径主要有两条，读书与当兵。如今，教育成本上升，看似公平的高考制度其实内嵌着诸多的行为约束。而当兵也并不是一个好选择。首先，随着国家军队的信息化建设，对军队的要求不仅仅是体力要求，更重要是科技强军。之所以习近平主席能够在今年的反法西斯胜利七十周年的阅兵典礼上提出裁军30万的口号，是因为当今的军队早已不再是以数量取胜的冷兵器时代，取而代之的是以高精尖武器决胜的军事竞赛时代。在对农民阶层而言，大多数农民子女由于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如若适应现代化军队的作战要求，需要付出的知识技能成本太高。其次，农民子女在义务服役期满之后大多需要二次择业，只有少数人能够进入军队的指挥行列。这就导致了现代社会中农民底层的阶层分化现象。

三、 社会阶层分化的问题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中国根据其自有禀赋，始终无法形成欧美发达社会的“橄榄型”社会层级结构，即社会中高收入、低收入者比例较小，而中间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较大。并且从社会整体来看，由社会中等收入者所组成的中产阶层始终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不仅承担着本国的主要消费购买力，而且也是社会发展、创新的核心力量。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始终处于较低阶段，这就导致了本应在高速经济发展过程中分化的中产阶层无法承担新一轮经济发展的重任。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医疗、教育和住房三大类。

我国城镇职工医疗保障制度的核心是分担城镇在职员工的医疗负担，可这对于出身农村、通过教育等途径在城市工作的青年来说，他们往往是正当壮年时期来城，身体康健，但如果留守在乡村的亲友生病，则立即由中产转贫，有些甚至只能将多年积累的各种资源变卖，回到乡村安度余生。另一方面，城镇医疗保险对于基本的常见病做到了基本覆盖，可对重疾、尤其对各种高消费、医保外用药的报销比例太低，只能依靠商业医疗保险做补充。但对城市底层、农村人口而言，购买商业保险的意识依然很低。另外，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的医生总体数量太低，2011年我国每千人的一生数量只有1.82人，远远低于西方国家的医患比例。综合这三个方面，即使存在对全国居民全覆盖的医疗体系，对当前我国而言，“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依旧存在。

我国长期实行的九年义务教育制度虽然做到了全覆盖，但事实上这样的知识信息储备远远无法满足当前信息爆炸的时代。个体只能延长青春期之后的学习时间，才能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获得职业选择的权利，九年义务教育最多只能算适应现代国家的零基础知识。要想取得义务教育之后的高中、大学及研究生教育，则需要支付高昂费用，这是底层人民很难负担得起的。尤其对城市中从农民阶层脱颖而出的八零后而言，他们在面对住房、医疗两座大山之下，还需要为后代节约日后的教育费用。

住房是当代社会低产阶层晋升中产的第三座大山。随着中央分权改革的贯彻与实施，土地财政逐步成为地方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这直接导致了各地房屋成本上升、房价居高不下。城市中的大批低水平劳动者因无法支付高房价，在城市奋斗多年以后又要回到自己出生之地，这种阶层内部的演化圆周率实在无法突破。城市住房的另一个问题是，部分暂且从收入视角称作为中产者并非全款买房，而是通过贷款按揭。贷款的确能够解决当前大多数人的房屋需求问题，可这也说明了他们依旧存在着由中产转贫的风险，随着中国未来经济结构的调整，尤其是对那些教育水平较低的劳动者而言，他们的还贷风险也会迅速升高。即使贷款按揭了房屋，依然有迅速转贫的可能。

中产阶层在医疗、教育与住房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时刻面临着转贫的风险，因此与西方相比，我们的中产阶层并不稳定、没有分化，反而是贫困阶层与高收入者阶层的分化现象严重，这就导致了我们始终无法建立“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因此，我们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贫富差距继续拉大。传统消费理论认为，社会消费应该由中产者承担，但我国的中产者比例较少，因此这种阶层分化现象的直接经济影响是国内消费低，而由消费所带来一系列乘数效应也就无法体现。而另一方面，由于中产者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往往又会出现资本与人才同时外流的情况。原本的构想是利用先富带动后富，但许多先富者却开始用脚投票，这不仅仅是资本的属性、人力资本的属性，也是社会经济规律的现实表现。

四、 政策建议

针对我国现阶段所倡导的“新常态”发展理念与现实经济发展状况，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社會阶层分化的问题，这样才能真正释放改革发展动力，培养各个社会发展阶层的活力，最终将改革红利惠及大多数人，实现中国梦的经济发展要求。

1. 应当继续完善社会保障。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主要应当借鉴西方市场经济的改革经验，从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三个方面来完善市场机制的顺利运行，继续加大社会保障建设。医疗方面改革的核心是继续引入市场机制，在开放药品市场价格的同时，从国家政策层面扶持商业医疗保险发展，这样通过商业医疗保险来弥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漏洞与不足，弥补居民医疗保障疾病的覆盖不足问题。教育方面，在高考制度之外提高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因为我国始终是制造业大国，所以制造业的发展也应从这个基本点开始，而制造业的核心是培养大批量的高素质技术型人才，这依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现实是，一方面每年有大批的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另一面对技术工人的需求供不应求。虽然我国现阶段有力拓展职业教育的覆盖面并降低准入门槛，但依然乏力。笔者认为，职业教育是农村阶层及其后代进入城市中产的重要渠道，不可荒废。对于公共住房方面，一方面拓展新的经济增长点，地方政府务必进行深入而切腹之改革，发挥地区优势迅速转变财政收入渠道，从土地财政的困境中走出来。另一方面，继续推行房产税政策，尤其是二、三套房的税收政策，利用经济手段遏制房价的继续上涨。在此之外，还需对城区内的土地进行再次规划，整合各种低效率的土地配置模式。

2. 逐步培育以知识创新为核心的大学教育。与西方相比较，我国的大学教育一方面知识水平落后，课堂教育远远落后于时代。例如理工科的课堂教育往往是就理论讲理论，这些理论在现实基本无用，学生毕业之后必须重新学习。另一方面，从理念来说大学教育本应培育学生的知识创造力，事实上却着力打造一批“技术工人”。例如经济学专业毕业的本科生到大二、大三开始着急，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银行柜员，而这些在过去都由各地银行职业学校来完成，如今却由国内大部分经管类高等院校来实施。这两方面共同造成了本科教育的困境，这当然与上世纪末高校扩张有关，而高校扩张的结果是在学科的建设方面进行低成本投资，大量招收文科教师。与理工科发展相比较，文科发展的门槛低、投入成本小，这就导致大量的文科毕业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或者做着完全不需要大学知识储备的重复性工作，导致了人才的丧失。但另一方面，这些学生在企业中创新能力较差，其根源在于大学四年的读书时间并没有培养这方面的能力。因此，大学教育与职业教育必须相互区分，大学教育的核心是理论创新能力的培养，而职业教育的核心是职业技术的教授与实践。

3. 实施包容性改革策略，让改革红利惠及大多数人。我们知道，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改革结果是让大多数人的经济状况都有了明显改善，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改革至今的结果是，将大部分改革红利凝聚在了少数人手上。他们人口占比少，却拥有了大部分改革成果，这才是“中国梦”提出的真实背景。我们知道，经济效率的重要评价标准是帕累托改进，改革的本质也应该是帕累托改进，让大多数人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而不是将社会大部分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这是不符合经济改革初衷与最终目标的。

参考文献：

[1] 托马斯·皮凯蒂，著.巴曙松，等译.21世纪资本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2] 郑永年.不确定的未来[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3] 张五常.《经济解释》第四卷《制度的选择》[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城镇化进程中郊区城市化与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研究”（项目号：13BZZ038）。

作者简介：何易（1986-），男，汉族，陕西省西安市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理论经济学。

收稿日期：2015-11-12。

作者：何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