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创新教育的启示

第一篇：美国创新教育的启示

美国社区学院职业教育对我国高职教育的启示

摘要：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国家，也是发展高职教育最早的国家。社区学院在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同时也为其他国家的高职教育大众化做出了表率。分析美国社区学院的现状、问题及其发展趋势，探讨美国社区学院职业教育对我国高职教育的启示，可以使我国的高职教育不断向前发展。

关键词：美国;社区学院;高职教育;启示

美国的社区学院(community college)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是一种以颁发副学士学位为最高学位的地区性高等院校，学制一般为两年，其中有社区学院、技术学院及独立设置的初级学院等不同的类型。社区学院是美国高职教育的主要办学机构，也是美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学院有许多职能，如职业教育职能、普通教育职能和大学转学教育职能等，其中职业教育职能是最主要的职能。

社区学院的使命

美国现有1151所可授予学位的两年制社区学院，在校学生1040多万，占美国在校大学生总数的44%。社区学院的使命是为大众提供大专教育课程与服务。

首先，通过公开入学的渠道公平与平等地对待所有学生，为社会上的每个阶层服务。这种公平不仅体现在公开招生、大部分居民可以在自己的社区学院内上学并挑选自己喜爱的专业，而且学生一旦入学，学校就会提供支援服务，包括辅导、学业指导和经济援助等，保证每一位学生都有就业的机会。

其次，社区学院一般开设三种课程：学士学位转学课程、证书课程和跨学科课程。学习学士学位转学课程的学生不多，只占30%左右，两年后转入大三继续深造。证书课程也就是生计教育课程，学生以通过职业培训获得证书、学成就业为目的，约占50%。跨学科课程的开设是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跨学科课程至少由两名来自不同的系科、专业或者不同研究领域的教师任教，这样学生能够更新知识，使各方面的能力得到提高，人数约占20%。再次，社区学院把教学与学习当作首要任务。美国的社区学院一向重视实际知识和实际技能教学，对师资质量把关很严，教师除了要有政府颁发的教师证书，还要具备职业技术教师的实践经验。所以教师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发展自己的能力，根据学生的状况调整自己的教学形式，这也是社区学院教师最自豪的地方。社区学院教师有一个特点，就是兼职教师多于专职教师。

最后，社区学院鼓励终身学习。无限的学分课程、教学活动以及课程计划等丰富了社区人民的生活。这些学生基本上是成年人，他们重返课堂的目的是学习新的工作技能及提高现有的技术水平。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完成硕士课程和其他高等学位的课程学习后，会重返社区学院继续进修。

社区学院的办学特色

美国社区学院的办学特色可以用“开放性”三个字来概括，开放性办学使美国社区学院百余年来逐步发展，依靠社会，立足社会，服务社会，从而造福社会。社区学院的开放性是指在培养目标、服务对象、学校管理等方面的多元化、多层次、社会化、重实效的办学理念和管理方法。

一是学校职能具有很强的开放性。转学职能的开放性体现在可为学生提供大学转学课程。通过了这些课程的学生，不但可以完成大学前两年的课程学习，而且可以获得副学士学位。美国教育部的研究证实，从社区学院转到四年制大学的学生，其学业成绩完全比得上那些一开始便在四年制大学学习的学生。职业技术培训职能是社区学院的重要职能，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占多数，一方面使学生掌握多种专门知识和技能，为毕业后工作做准备;另一方面为工业、商业及其他行业培养人才。普通教育职能、社区教育职能、启发教育职能则帮助公民完善各类学科学习，学习某项专门技能和知识，目的是培养良好的公民，赋予其生活中的知识，提高全民的人文素质。

二是学生的来源最复杂、最丰富。职业教育面向全体国民招生，招生从不进行严格挑选，凡年满18周岁的公民都可入学，无须进行入学考试。实行开放式招生，所以学生年龄跨度大，入学时文化程度差别也大，学生来源的区域也不断扩大，甚至国外来的学生人数也在不断递增。

三是师资队伍的组成和管理灵活多样。美国社区学院的师资队伍中兼职教师占65%，专职教师占35%，兼职教师每学期只教一门课，专职教师则每学期教五门课。专职教师一般具有博士或硕士学位，主要从事理论性较强的课程的教学，而兼职教师则由于实际工作经验丰富，主要讲授应用性、针对性较强的课程。

四是社区学院的经费投入渠道各不相同。一般而言，社区学院的经费来源有两种：政府拨款与自行筹集资金。有些社区学院可从当地获得大部分办学资金，有些可获得小部分办学资金，有的则不能。另外，有些社区学院注重学校与企业的合作职业培训，所以工商业界每年要投入440亿美元用于岗位培训，其中400亿美元用于就业后培训。有些社区学院甚至可以从私人机构募集到资金，当然，并不是所有社区学院都能得到这部分经费。

社区学院发展中的问题及改革趋势

美国是职业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社区学院是美国实施高职教育的主要场所，加速了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成为世界各国学习的楷模。但是，西瓜再圆也有籽不成熟的时候。首先，社区学院的教育质量是存在缺陷的，这是追求教育机会平等所带来的后果。“从学校到工作”曾经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职业教育改革的主题，进入21世纪以后，逐渐被“从学校到生涯”的主题所取代，着眼于以人为本及个体职业生涯的终身发展。尽管如此，职业教育也未能走出“分散、低效、落后”的困境。美国社区学院的两年制职业教育与四年制技术教育的衔接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困难。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招生的选择性差，学生水平参差不齐，教师授课质量低、随意性较大以及各州对社区学院缺乏统一的要求等等。对此，美国采取的补救措施是推行“技术准备计划”，这使社区学院的升学功能有所增强。“2+2”、“2+2+2”、“4+2”、“4+2+2”等一系列从低到高的模式可以使学生习得某一职业领域的初步技术与技能，甚至可以获得学位，由此给学生提供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对学生采取入学测试，通过考试者直接跟班学习，否则就要接受补习教育。对教师则采取提高待遇、制定严格的管理措施的方法，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其次，网络教育虽然建立起来了，但力度不够。社区学院的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移民的学生越来越多，对社区学院学生的注册造成一定的冲击。美国是信息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社区学院当然离不开网络教育。有些社区学院已经开设了网络课程，美国政府也积极鼓励公民进入网络。在远程教育中，由于青少年身心不够成熟，难免被网络上的不良因素所迷惑、所利用。因此，家长、教育团体和私人机构都要求采取各种保护措施，确保青少年以及成年人正确使用网络，接受远程教育。在线学习过程中，资源的利用、课程的开发与计划的实施具有一定的障碍，这就牵涉到经费投入的问题。事实上，美国的社区学院经费投入渠道各不相同，而且还有公立社区学院与私立社区学院的区别。因此，

网络教育要求公立与私立社区学院必须联手打造网络技术开发软件和学习内容，同时还要追加政府、教育基金与私人机构经费的投入。

再次，由于美国社区学院学生的就业率不高，导致学生的流失率很高。社区学院的学生不断增加，虽然实现了学习与受教育机会的平等，但由于招生规模的扩大，教育质量存在问题，尽管所开设的课程具有多元化特征，但欠缺深度，导致学生毕业即失业，这种现象理所当然地造成学生流失率过高。针对这种情况，美国社区学院推行了STW(school-to-work，即“从学校到工作”)计划，随着学习化思潮的进展，后来改为STC(school-to-career，即“从学校到生涯”)计划，为学生个体的继续学习或更好地就业做好准备。同时，要求政府以及其他机构及时拨款，使收支平衡。如果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则说明社区学院的就业指导没有到位，不能开辟就业新途径。因此，社区学院必须形成“以市场为驱动力”的办学功能多元化格局，开展培训计划，以增强就业竞争力。

社区学院职业教育对我国高职教育的启示

现代职业教育对我国来说是个新生事物，从黄炎培提出“大职业教育观”思想到福斯特的职业教育思想，都是我国新职业教育政策的理论基础与职业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美国社区学院的办学特色——立足社会、开放办学以及社区学院的问题与发展趋势，可以从很多方面给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提供启示。

第一，要满足社区需要，发展地方经济，拓宽我国两年制高职的办学能力。美国社区学院的背景状况不同，但都能紧紧围绕地方经济，满足社区需要，开放性地展开职业教育。美国社区学院的服务工作做得非常好，一切为了社区，一切服务于社区，这是美国社区学院经久不衰并被社会所承认的根本原因。我国的高职院校由于受体制的影响，既缺乏压力，也缺乏动力，关门办学，为地方经济服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虽然口口声声说要实现产学合作，但真正合作的并不多。因此，必须建立社会广泛参与的对高职院校工作的评价管理体制，创办以市场为驱动力的高职教育，满足社区需要，为社会经济服务。

第二，要多种渠道筹集经费，减轻学生的负担，提升高职教育的地位。我国的高职教育起步晚、基础弱、投入少、社会认可度低。尽管从1999年第一次全国高职高专教学工作会议以来，有关部门陆续出台了许多有利于高职教育发展的政策，尤其是近两年来，政府的拨款也明显增加了，但学生的负担还是很重，高职院校的资金来源渠道单一，配套经费不足，在办学过程中经常遭遇歧视，学生也被视为“摔下独木桥的垃圾”。因此，根据现实情况，主管部门应加大力度制定保护性的倾斜政策，像美国政府对社区学院那样，运用经济杠杆，保证经费投入，使学生及时学到应有的技能，优化高职教育发展的内外部环境。

第三，要开设多样化课程，使办学功能多元化，建立我国两年制高职教育学位制度。美国社区学院具有转学教育、职业技术教育、补偿教育、普通教育、继续教育、社区服务、订单培训、职业资格证书培训等功能，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而我国将目光只盯在高职学历教育上，课程单一，而且重理论轻实践，必然会影响高职教育的发展。笔者认为，在办好学历教育的同时，应“重心向下”，开设成人教育、继续教育以及技术岗位培训课程，建立以“市场为驱动力”的多元化格局，真正地完善两年制学位制度，实现高职人才教育的培养目标。第四，要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大力发展高职教育，重视高职教育在我国经济建设中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的社区学院之所以能延续一百多年，得益于政府的重视与公民对职业教育的热爱。我国的高职教育虽起步晚，但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重要途径，是培养“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深受第一线欢迎的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技能型人才的必由之路。政府的高度重视是确保高职教育健康发展的前提，从教育发展史上看，凡是政府重视发展高职教育的国家，其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越高，国家的经济发展越快。高职教育可以认为是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美国的社区学院得益于职业教

育，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更应该利用、发展高职教育，在自己的国土上培养出更多的有用之才。

参考文献：

[1]刘兰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办学特色研究[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

[2]吴雪萍，蒋新峰.美国社区学院的高等职业教育管窥[J].教育与职业，2002，(2).

[3]张捷.美国社区学院与我国高等专科学校的比较[J].辽宁高等教育研究，1998，(1).

[4]肖化移.审视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与标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第二篇：媒介融合下美国新闻传播教育变革的经验与启示

郑素侠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本文以美国四所高校——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南加州大学安南伯格传播与新闻学院和西北大学梅迪尔新闻学院为研究案例，考察了它们面对媒介融合所秉持的教育理念，如培养“一专多能”记者、记者职能从采集新闻向知识生产和知识管理转变等，以及它们应对媒介融合的具体做法，如渐进式变革、将技术融进课程中、“边做边学”等。美国这四所高校在媒介融合人才培养上的理念与做法，为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应对媒介融合现实提供了经验与借鉴。 关键词：媒介融合;新闻传播教育;密苏里模式;“边做边学”

近几年来，世界各国新闻传播教育领域，纷纷探讨应对媒介融合的举措，如为了应对媒介融合的挑战，美国开设有新闻传播院类专业的高校中，有50%左右的高校都采取了某些应对措施[1]。本文选取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School of Journalism，University of Missouri)、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Columbia University)、南加州大学安南伯格传播与新闻学院(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 & Journalism，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西北大学梅迪尔新闻学院(Medill-Northwestern University)等著名新闻传播类高校为研究案例，对这些高校面对媒介融合所秉持的教育理念与具体做法等进行考察，以管窥媒介融合浪潮下美国高校的应对之道，并从中总结可资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借鉴的经验与启示。

一、 媒介融合时代人才培养的理念

1. 培养“一专多能”的记者

媒介融合的现实，要求新闻传播类人才除了掌握新闻传播类专业知识外，还应掌握科学、经济、环境、管理、艺术等领域的知识，以及熟练的多媒体操作技能。这似乎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媒介融合背景下，专门教育应让位于通识教育。事实上，关于应该将学生培养成“通才”以适应各种新媒介形态的要求，还是将学生培养成某一领域的“专才”，争论的声音从未停止过。作为美国最早开设媒介融合专业的高校、并在跨媒体人才培养方面形成自己特色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其媒介融合专业的培养目标并不主要是“全能”记者，而是能够熟练掌握一两门报道技术、同时熟悉其他报道手段、具有较强的合作精神和媒介融合意识的新闻人才[2]。正如《融合新闻导论》(Convergent Journalism: An Introduction)一书作者所认为的那样：单个的背包记者(backpack，即掌握了多种媒介技能的“全能“记者)对于报道较小规模的新闻事件或处于较小市场的地方新闻媒体是比较合适的，如果是大型的媒介集团，或者是报道规模较大的、内容比较复杂的新闻事件，就需要以多人组成的跨媒体的“超级团队”来承担融合新闻的任务[3]。 正是基于这样的教育理念，美国的这4所著名高校，其新闻传播类专业课程的设置，基本都是遵循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重、技能训练与理论课程并重的原则。如在美国西北大学的梅迪尔新闻学院，为学生提供的45门选修课程目录中，新闻传播专业课程

只有12到14门，这些课程主要讲授多媒体新闻记者所应掌握的写作、报道、编辑、生产、视觉、网络新闻技术;其余四分之三的课程都是非新闻专业的课程，如本科生需要在文理学院选修6门课程，在社会科学领域修3门课程，在艺术、宗教、历史、数学、文学、或政治学选修一门课程[4]，以此来确保学生能够为新闻专业的学习打下宽厚的基础。

2.记者职能从采集新闻向知识生产和知识管理转变

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使得信息来源和信息传播渠道更为多元化。在多媒体融合的编辑部，记者和编辑的主要工作不仅仅是采集新闻，更多的是对浩如烟海的信息进行筛选、加工和整合，并努力挖掘出这些的信息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内在意义。也就是说，媒介融合要求新闻从业者实现从采集新闻向知识生产与知识管理转变[5]。

作为美国唯一一所拥有新闻学院的常春藤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在其网站首页宣称其办学宗旨并不是通过学习让学生获得一份用以谋生的工作，而是让学生成为优秀的、专业的新闻工作者——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在有限的时间内找出事实的真相所在，并能够以一种清晰的、通俗易懂的方式将其传播给受众。在面向全球新闻从业者开设的继续教育项目中，哥伦比亚新闻研究生院既设有侧重于技能操作层面的“数字媒体训练”项目，亦设有侧重于跨领域知识传播与管理的“Punch Sulzberger新闻媒体行政领导项目”。每年1月份开始的“Punch Sulzberger新闻媒体行政领导项目”课程内容主要包括战略运用、创新思维、市场营销、人口统计、新闻工作者的价值观等[6]，以拓展新闻从业者的视野，使他们更好地适应媒介融合环境对新闻从业者职能转变的要求。 在南加州大学安南伯格传播与新闻学院，为培养学生适应媒介融合时代的技能要求，2010年学院成立了安南伯格创新实验室，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与学界专家、企业法人的合作与交流的机会。在安南伯格创新实验室，学生可以参与技术创新的研发工作，以及一系列议题的分析与探讨，如新闻与传播领域的商业模式，组织性或社会性的激励机制，制度设计，社会性网络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影响等。通过这些跨学科的训练，学生获得的不仅仅是新闻与信息采集技能，更是知识管理与知识创新技能。

二、 媒介融合的实践

(一)渐进式变革

媒介融合对美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冲击，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促使教育界就传统新闻传播课程作出调整。2003年一项对美国46所新闻传播院系的调查表明，85%的新闻传播院系开始开设与媒介融合有关的课程[7]。尽管美国各高校对媒介融合现实做出如此迅速的反应，但在接下来的步骤中，各高校多采取渐进式变革，即大体遵循“开设媒介融合课程——创办融合专业——设立媒介融合研究机构”这样一个渐进式进程。在美国各高校中，南加州大学安南伯格传播学院是较早开设媒介融合课程的院系。早在1994年，安南伯格传播学院就尝试开设供本科生和研究生选修的数字媒体课程，课程内容涉及网上冲浪的技巧、网站设计，接着又开设网络技术和网络新闻报道方面的选修课。2003年~2006年，经过4年的实践，安南伯格传播学院基本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媒介融合课程体系。现在，安南伯格传播学院开设有两个与媒介融合有关的专业，分别是广播电视与数字新闻专业(Broadcast and Digital Journalism)和纸质与数字新闻专业(print and Digital

journalism)专业。为更好地适应新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引发的新变化，自2007年以来，安南伯格传播学院相继成立了安南伯格创新实验室(Annenberg Innovation Lab，AIL)、安南伯格网络中心(Annenberg Networks Network，ANN)、数字化未来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Digital Future，CDF)、卡耐特数字媒体研究中心(Knight Digital Media Center，KDMC)共四个新媒体研究机构，致力于研究应用于大众传播的新技术，以及新技术的社会影响，并致力于促进学界与业界的合作 [8]。

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于2005年秋季开始开设媒介融合课程，接着创办媒介融合专业，并将媒介融合专业划分为五个具体的专业方向：融合图片新闻(convergence photojournalism)，融合广播报道和制作 (convergence radio reporting and producing)，融合电视报道( convergence television reporting)，新兴媒体(emerging media)和新闻产业化 (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2006年，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成立了全球数字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Digital Globe，CDiG)，致力于研究关涉全球化、电子商务和数字化的议题，并开展跨学科的研究、教学、服务工作。另外，全球数字化研究中心还开设了硕士学位课程和专业学位课程项目，参加项目的学生在学习中可以结识到本专业之外的教授和同龄人，与他们分享学术兴趣、共同完成课题。作为一家服务于密苏里州的教育与学术机构，全球数字化研究中心的所有公开演讲、座谈会、学术会议、专家报告向全体社会公众开放。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是一所研究生学院，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在理学硕士项目(M.S. Program)、文学硕士项目(M.A. Program)等中开设媒介融合课程，如网络新闻的写作、视频剪辑、flash短片的制作等。2010年创办的数字新闻中心(Tow Center for Digital Journalism)则是顺应媒介融合潮流而设置的集教学与研究为一体的机构。数字新闻中心为学生讲授引领未来数字媒体发展的知识与技能，同时作为一个新闻学研究与发展中心而存在。数字新闻中心由原英国《卫报》新闻与媒体数字内容部主任Emily Bell 担任主管，致力于探讨数字化新闻报道的技能与方法，为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服务。

对媒介融合的挑战作出渐进式反应，从开设相关课程开始，逐步过渡到设置媒介融合专业和研究中心，这种渐进式的变革或许更适合当今的媒介现实：可在不断摸索和“试错”中总结经验与教训，探索更为可行的应对策略。

(二)将技术融进具体课程中

是将技术性内容融入到一般性课程之中讲授，还是将技术性内容单列出来，作为独立的课程开设?关于这个问题，中美新闻传播教育做法似乎有所不同。在我国，几乎所有的新闻传播类院系都将网络传播、新媒体传播类课程单列出来，以独立于有关纸质媒体新闻报道或广电媒体新闻报道的课程。在美国各高校，更倾向于将技术性内容融进具体的课程中，即主张教会学生使用多媒体报道同一新闻的不同方面，而不是用不同的媒体重复报道同一新闻。

如西北大学梅迪尔新闻学院的媒介融合课程中，将“利用多媒体讲述故事”的内容有机地整合仅所有的新闻报道课程中。这一点，在南加州大学新闻学院的媒介融合课程设置中亦得到了体现。南加州大学新闻学院在进行媒介融合课程改革中，强调不能将纸质媒体、广电媒体和网络媒体“平等放置”，避免将新闻课程改革为零和游戏，而应将新媒体课程在不减损其基本功能的前提下融合进已有课程中去[9]。

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写作课程曾被限制为报纸写作，现在学习这门课程的

学生也被要求制作三个电视短片;在学期末，学生还要制作一个网页，才算完成这门课程的学习[10]。在这样的课程设置中，应用于电视媒体和网络媒体的技术以一种过渡的方式自然地穿插进新闻写作课程之中。

(三)“边做边学”

在人才培养上，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以 其特有的“密苏里模式” (The Missouri Method)而著称。“密苏里模式”的核心是“learning by doing”(“边做边学”)，通过实践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多媒体操作是其特色。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新闻课堂和网站、报社编辑部、电视台、教授办公室整合在一起，学生的专业知识学习环节与专业实践环节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现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拥有的自办媒体包括：VOX杂志、MOJO广告公司(全美最有影响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广告机构)、KOMU-TV8(美国高校中唯一一家商业电视台，同时作为NBC和CNN的附属电视台而存在)、KBIA 91.3 FM电台(全美最成功的公共广播之一)、Columbia Missourian报社(社区报纸《哥伦比亚-密苏里报》)、AdZou媒体策划公司、Global Journalist杂志社、Missouri Digital News中心共8家媒体。这8家自办媒体的主要记者、编辑人员均为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生，媒体的服务对象既有密苏里大学的学生、当地社区，也有少部分商业机构。

在南加州大学安南伯格传播与新闻学院，学生以自办媒体的方式获得了充分的实践训练。该学院学生自办媒体主要有：Annenberg Radio News(安南伯格新闻广播)、Annenberg TV News (ATVN) (安南伯格新闻电视台)、Daily Trojan(特洛伊日报)、Impact(一份电视新闻杂志)、Intersections：The South LA Report(服务于北洛杉矶社区的新闻网站)、KXSC电台、Neon Tommy新闻中心。以上学生自办媒体均创办了媒体网站，并在美国较有影响的社交网站Twitter或 Facebook上进行了推广。

西北大学梅迪尔新闻学院自办的较有影响力的两大媒体为Medill News Chicago(梅迪尔-芝加哥新闻中心)和 Medill News D.C.(梅迪尔-华盛顿新闻中心)。Medill News Chicago的新闻制作人员为梅迪尔新闻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学生们完成从调查、采访到写稿、传送的全部流程，为芝加哥及周边地区的多家网站和纸质媒体提供新闻报道。多数新闻报道既配有图片，亦配有音频、视频、幻灯片等多媒体形式。MEDILL NEWS D.C.的主要成员亦为梅迪尔新闻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主要致力于华盛顿地区公共事务、公共政策议题的报道，如公共政策的社会反响、政府官员的渎职行为等。学生们以专业的、负责任的调查报道，赢得了来自业界的一致认可，曾获得美国专业记者协会以及美国调查性报道记者与编辑基金会颁发的奖章。

三、 对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启示

(一) 人才培养的理念：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重

从目前来看，媒介融合对新闻传播人才的要求主要是体现在新闻业务技能上，但这并不意味着加强学生新闻传播专业技能训练就可以应对媒介融合的冲击。新闻报道中，新闻价值的判断、跨领域知识的把握、新闻记者职业操守与社会责任等，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了一篇新闻报道的质量和社会影响。从前面对美国4所高校教育理念的考察可以看出，尽管面对媒介融合，他们对多媒体技能有较多的强调，但同样没有忽视对学生跨学科知识的传授和跨领域能力的培养。在多媒体融合的信息时代，精通新闻传播专业的核心知识，并掌握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各学科知识的人才将成为急需人才。

(二) 培养模式的变革：加强实践教学

对于我国的新闻传播类院校来说，独特的“密苏里模式”似乎难以完全复制，但“密苏里”模式所倡导的注重实践的教育理念对我们思考媒介融合时代如何培养新闻传播人才具有启发意义。为培养和强化学生的多媒体实践能力，首先，完善课程设置。一是充实和丰富传统的新闻传播课程，如新闻采访课程与写作课程应充实有关网络采访、网络写作等内容;新闻摄影课程应充实数字摄影的内容，新闻编辑课程应充实多媒体非线性编辑的内容等，将多媒体技术渐进地、有机地融合进传统业务课程之中。二是开设有关媒介融合的技能与实践的新课程，特别是各类新媒介技术操作与运用的实践课程，如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新媒介实践课程内容主要有如何使用网页软件，如何创建、管理网站，如何使用音频及视频编辑软件等。其次，新闻传播院校可尝试与周边大中型媒体开展共建合作，将这些媒体建成学生的实践基地。最后，可尝试创办校园媒体，如面向大学生的社区网站、校园电视台、手机报、电台等。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校园媒体的采、编、播可全部由学生完成。

(三) 师资队伍建设：提升师资队伍的实践能力

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担任融合新闻传播教育的教师有9人，且全部都是来自媒体一线，有的是自由摄影记者，有的是电视台的编导，还有的是网站的数字新闻总监。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的44名教职人员几乎都曾有过媒体从业经验，并获得过各种媒体奖项。他们中有的曾是杂志社编辑，有的是畅销书作者，有的则是富有经验的新闻记者，甚至获得过普利策奖的殊荣。西北大学梅蒂新闻学院的52名教职人员中，其中至少有28名具有媒体从业经验。他们中有曾经的摄影记者、深度报道记者、杂志编辑，电视编导等。此外，依托地理位置的优势，梅蒂新闻学院有多名教职人员在《芝加哥论坛报》集团的各子媒体担任兼职[11]。

近些年来，受高等教育体制的影响，我国各新闻传播院校对教师队伍的学历要求愈来愈高，这无疑对提高师资队伍的学术水准和研究能力大有裨益。但重视师资学历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教师的媒体实践经验和能力。媒介融合背景下，要求师资队伍除了要精通新闻传播的专业知识和具有跨学科的背景知识外，更要掌握多媒体信息组合传播的技术与操作能力。但从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师资现状来看，普遍存在新闻实践经验缺乏、特别是多媒体实践经验缺乏的问题。鉴于此，本文建议在引进师资、特别是媒介融合类师资时，以应聘者是否具有媒体从业经历作为考察指标之一;其次，教育部的新闻传播教育师资培训项目中应适当加大媒介融合方面的内容;最后，各高校亦可与当地大中型媒体联合，延请业界人士为教师进行技能培训和讲座。

基金项目：2011年郑州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项目，项目名称：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类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参考文献： [1] Huang, E., Rademakers, L., Fayemiwo, M. A., & Dunlap, L. Converged Journalism and Quality: A Case Study of The Tampa Tribune News Stories. Convergence, 2004(4),.

[2] 付晓燕.媒介融合下的美国新闻业和新闻教育变革——访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媒介融合项目创始人迈克·麦金教授.新闻与写作，2009(8).

[3] 蔡雯.从“超级记者”到“超级团队”——西方媒体“融合新闻”的实践和理论.中国记者，2007(1).

[4] 参见西北大学梅迪尔新闻学院网页：http:///ojr/ stories/050224pryor

[10] Brain S Brooks著，周婵译，媒介转型时期新闻教育再思考 .国际新闻界，2006(12).

[11] 陈珺.媒介融合背景下的中美高等新闻传播教育改革比较.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本文发表于《编辑之友》2012年第9期。

第三篇：美国对学前教育的投资带给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启示

学前教育是基础教育的起始阶段，是个体一生发展的奠基阶段，它对基础教育的发展， 对国民素质的提高，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消除贫困、缩小不利人群和主流社会的差距，乃至提升综合国力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1999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会议报告中就将“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从投资中获益最多的教育阶段”作为早期教育部分的标题。这充分反映了 OECD 成员国已经意识到了在人生早期向幼儿提供教育资助的深远意义： 这是面向终身学习的第一笔投资，是为满足每个家庭更加广泛的经济及社会需要的一项意义远大的政策援助。作为当今国际公认的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美国也日益认识到学前教育对儿童个体发展、社会进步和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的重大意义。在 1994 年克林顿总统签署的《2000 年目标：美国教育法》中，第一编明确规定：“到 2000 年，所有美国儿童都能够做好入学学习的准备”，明确把发展学前教育放在全美八大教育目标之首，足见其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

美国是一个分权制国家， 教育基本上是州和地方的责任。二战后，随着美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国际间竞争的加剧，以及教育在国家政治、经济中作用的增大，美国联邦政府改变了不插手教育事务的做法，加强了对教育的干预。随着对学前教育功能的认识更加深入，美国联邦政府与国会对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越来越重视。白宫于 1970 年和 1981 年两次做出决定，把发展托幼事业作为国家最迫切的需要之一，并先后在联邦一级通过了《儿童保育法》、《儿童早期教育与发展法》、《提前开始法》、《儿童保育与发展固定拨款法》及《不让一个儿童落后法》等成文法来保障学前教育应有的地位及其发展，特别是通过上述立法明确规定并有效地保障了对学前教育事业的各项拨款，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美国联邦政府对学前教育事业的投入状况

从美国现实特点来看，联邦政府主要是通过立法拨款的刚性形式承担起对教育的投资责任。鉴于此， 本文着重对美国近些年出台的几部主要的联邦学前教育成文法中对学前教育的投入状况予以介绍。

(一)《儿童保育与发展固定拨款法》对学前教育的投入

1990 年，为促进各州和地方儿童保育服务的开展，特别是提高对低收入家庭儿童的早期看护与教育的关注程度，美国国会通过了《儿童保育与发展固定拨款法》。依照该法规定，1996～2002 每个财政联邦政府应对该法授权的儿童保育服务提供10亿美元的拨款， 获得拨款的机构要将其中不少于 4%的部分用于改进和提高儿童保育服务的质量，包括促进家长选择权的活动、为儿童及家长提供相关保育信息的服务等。

随着美国教育改革的开展，迫切需要对该法重新授权， 因此国会在 2005 年提出了 《儿童保育法案》，拨款数额明显增加：联邦政府在该法授权的儿童保育方面的拨款2006 财政为 23 亿美元，是 CCDBG 中规定的2002 年拨款数额的 130%， 此后每年增加 2 亿美元， 2010 年该项拨款额要达到 31 亿美元。

(二)《早期学习机会法》对学前教育的投入

2000 年颁布的《早期学习机会法》目的是为了提高儿童早期发展的义务性项目、服务和活动的有效性，提高父母教育的有效性，促进年幼儿童为入学做好准备等。该法批准健康与人类服务部管理该拨款的使用，计划在 200

1、200

2、2003 财政的拨款分别是 7.5 亿美元、10 亿美元和 15 亿美元，并且在2004 和 2005 两个财政分别保证有 15 亿美元的拨款。资金的使用主要是为了发展、加强义务性早期学习计划，帮助儿童的父母与照料者、儿童保育机构和教育者提高能力，以便更好地促进儿童各方面的发展。

(三)《提前开始法》对学前教育的投入

美国有许多全国性的学前儿童保育与教育项目，其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是 1965 年开始实施的提前开始项目。该项目主要针对还未达到义务教育入学年龄( 主要是 3～5 岁) 的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向其提供免费的、广泛的健康、教育、营养、社会和其他特定的服务，以使这些孩子能充分发挥其潜能， 促进其入学准备。基于人们对该项目效果的高度认可，以及项目实施、扩展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需要加以规范，1981 年出台了推动与规范该项目的《提前开始法》，此后多次对其修订和重新授权，至2005年又提出《入学准备法案》。健康与人类服务部向有资格且被指定的提前开始部门提供经济援助，用于计划、指导、实施和评价提前开始项目。国会批准的提前开始项目拨款 1965 年为 9600 万美元， 1981 年《提前开始法》规定联邦政府对提前开始项目的拨款为10.7 亿美元，以后随着多次修订和重新授权，拨款的额度也不断加大。依2003年修订案要求，2004～2008 年联邦政府应在每个财政保证对该项目有 68.7 亿美元的拨款。2005 年《入学准备法案》计划 2006 财政对该项目的拨款是 68.99亿美元，并保证 2007～2011 财政有如上数额的拨款，这比 1965 年增长 70 多倍。

(四) 《不让一个儿童落后法》对学前教育的投入

2002 年正式通过的《不让一个儿童落后法》是基于美国社会这样一种状况而制定的：即美国儿童阅读、数学、科学水平持续下降，K～12 年级教师素质亟待提高、教育质量参差不齐。小布什政府更加意识到教育， 特别是早期教育、基础教育的重要性，再次发起全国范围内的教改大潮。在对学前教育事业的投入方面，《不让一个儿童落后法》中新的“阅读优先”项目合并了原先分散在各种方案中的阅读计划， 该法第 1002 条规定2002 财政拨款 9 亿美元用于“阅读优先”项目， 即在 2001 财政 3 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增加6 亿美元，其目的在于帮助各州和学区在幼儿园至3 年级发展各种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阅读项目，从而提高儿童的阅读能力。为促进学龄前儿童早期语言、文字、前阅读能力的发展，特别是那些低收入家庭的儿童该方面能力的发展，2002 年专门用于“早期阅读优先”项目的拨款为 7500 万美元，此后连续五年( 2003～2007) 联邦政府每年对这两个项目的拨款数额均与上述额度相当。而据美国众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表明，2003 财政小布什签入“阅读优先”项目的实际资金比该法规定的还要多，达 10.75 亿美元，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为了帮助打破“贫困——不识字——贫困”的不良循环，NCLB 将早期儿童教育、成人识字或成人基础教育和家长教育整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家庭识字项目，命名为“同一起跑线”。为开展这一项目，2002 财政授权拨款数额为 2.6

亿美元， 在随后的五年内( 2003 年—2007 年) 每年各财政均保证有如上数额的财政拨款用于该项目。

此外，为提高幼儿园和小学阅读、数学、科学等教师的素质，促进阅读、数学和科学教育质量的提高，NCLB 为这些方面教师的培训和聘任提供了充裕的资金，2002 财政用于这方面的资金为 30亿美元，比前一年增加了 35%;2003 财政用于该方面的预算更是高达 40 亿美元。事实证明，有了充足的财政投入保障，使美国语言教育、数学教育和科学教育师资的培养和培训质量都有了显著的提高，进而有力地促进了美国数学、科学和语言教育质量的提高。

近几十年来， 联邦一级专门针对或涉及学前教育的成文法律越来越多， 如 1974 年《教育机会平等法》、1981 年《提前开始法》、1988年《家庭援助法》、1990 年《儿童保育和发展固定拨款法》、1993 年 《全美儿童保护法》、1994 年 《2000 年目标：美国教育法》、2000 年《早期学习机会法》、2002 年《不让一个儿童落后法》和2005 年《入学准备法案》等等。

如上文所述，美国联邦立法一般是拨款法，拨款问题是其法律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而随着学前教育立法的不断增多，针对学前教育的投入也就越来越大。在前文所述的四部成文法中， 也都可见其具体体现。如以《提前开始法》为例，从 1965 年的9600 多万美元拨款，到 1981 年规定拨款 10.7 亿美元， 以后随着多次修订和重新授权，2003 年修订案要求 2004～2008 年联邦政府在每个财政保证68.7 亿美元拨款， 2005 年《入学准备法案》计划并保证 2006- 2011 财政对该项目 68.99 亿美元的拨款， 比 1965 年增长了 70 多倍。再如，《不让一个儿童落后法》 对学前教育的投入也是相当可观的， 除了培训和聘任教师、进行科学研究外， 仅“早期阅读优先”项目一项， 在 2002 财政的投入就高达 7500 万美元; 该法规定， 此后连续五年即2003 至 2007， 联邦政府每年对该项目还要有与上述额度相当的拨款， 专用于促进学前儿童语言、前阅读能力的发展。而据美国众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的报告表明， 近年联邦政府对该项目的实际拨款数额正在逐年递增。仅 2003 财政小布什签入“阅读优先”项目的实际资金达 10.75 亿美元。

几十年对学前教育问题的密切关注与持续不断增加的财政支持， 足以看出美国联邦政府对学前教育重要作用和地位的高度重视及对其教育价值的深刻认识， 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借鉴。

中美两国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是在遵循教育规律所形成的经验方面是可以相互借鉴的。一方面，美国有较长的立法历史，在立法方面有较多有价值的可借鉴之处，如通过立法保障投入，以保证国家对学前教育发展的方向和内容等意志的落实;在立法规定的国家财政投入中体现学前教育的公平和公正等。另一方面， 对当前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需要通过相关立法以保障对学前教育事业的基本投入，从而保障学前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也有多方面的权利和利益需要保护，这些均亟待通过立法予以保证，并更好地确保国家发展学前教育意志的落实。因此，借鉴美国学前教育的立法经验，特别是其对学前教育投入的立法经验，对我们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我国是人口大国，0～6 岁的儿童多达 1.3 亿，是世界同龄儿童的五分之一。而我国学前教育经费长期以来仅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的 1.2～1.3%，这个比例是很低的，与 1.3 亿的学前儿童规模极不相称，从根本上难于支撑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学前教育规模缩减，特别是学前教育质量在不少地区出现严重下降，“十五”期间相关发展目标没有实现，“十一五”期间仍有进

一步下滑的危险。这种状况与广大人民群众接受良好学前教育的要求不相适应， 同整个教育事业发展的需求不相适应，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整体提高国民素质的要求不相适应。究其原因，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与我国幼教经费的严重短缺不无关系，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长期缺乏基本的财力保障。加大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支持和投入，不仅是应该的、必须的，而且是迫切需要实现的。

“依法治教”是美国联邦政府保障对本国学前教育投入和事业发展的一大特色，也是世界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有助于教育事业朝着规范化、法制化和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在全社会都关心、支持学前教育发展的良好态势下，我国学前教育也开始走向依法治教的轨道，教育部制定了一系列学前教育政策法规，但主要是围绕规范办园行为、促进农村学前教育发展、办园体制改革和加强对幼儿教育的管理指导等方面展开的， 如《全日制、寄宿制幼儿园编制标准》( 1987) 、《幼儿园工作规程》( 1989) 、《加强学前班工作的意见》《幼儿园办园体制改革》( 1995) 和《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 2001 年) 等。但关于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极其重要的方面——学前教育的投入， 至今还没有明确而专门的法律规定。

我国比较集中以法律条款规定有关教育财政问题的是《教育法》，这是我国教育的一部根本大法，在第七章专门规定了教育投入与条件保障问题( 第 53 条至 66 条) ，但却没有对学前教育投入的明确规定。我国的幼儿教育经费一直以来是包含在义务教育经费之中的， 没有单独的预算，长期以来中央财政没有专项经费用于学前教育，相应地，各省、市、县也少有或没有学前教育的专项经费。即使有了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学前教育事业发展需求提出的预算建议，由于没有预算单列，所以很难在政府预算中得到反映，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学前教育经费需求与供给的脱节，这在根本上使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缺乏财力保障，严重地制约了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

众所周知，法律具有强制性、规范性、确定性、公开性的特点，通过立法的形式保障学前教育经费的投入，保障其预算单列和合理使用，既是美国经验对我们的启示，也是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现实的迫切需求。

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幼儿教育财政投入具有偏向城市，偏向教办园和少数机关园，扶强而不助弱的特点;财政投入的地域之间、幼儿园之间和幼儿之间严重不公平; 教育资源分配不公。从对我国现实情况的基本分析和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发展不均衡的现象， 国家对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中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地区以及儿童中的弱势群体投入不足， 缺乏政策性的倾斜或保障， 教育资源在地域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弱势群体和正常儿童之间分配不公。如果不及时地加以规范和引导，这种不均衡将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它将影响一大批儿童平等地享受教育资源，其受教育权利的保障、学习机会的获得将受到损害，进而导致这些儿童发展水平和学习能力的低下。这显然不利于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更会影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

因此，我国在发展学前教育事业的过程中，要积极发挥政府的宏观规划、导向与调控作用， 在保证各地区、各主要方面基本财政供给的基础上，突出重点， 对中西部农村及其他贫困、欠发达地区实行政策倾斜和重点扶持，对处境不利的弱势儿童群体实施补偿性援助，保障贫困欠发达地区儿童和弱势儿童的基本的学

习机会和受教育权利，充分体现政府的意志，从而促进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均衡和健康发展。

淄博师专学前教育学院

宋青阳

第四篇：论我国师德建设可从美国教育伦理规范中获得的启示

祁东县归阳镇一中：高隽

摘要：美国是世界上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高校师德规范建设方面积累了很多先进的经验。当前我国高校师德建设正处于关键时期，本文针对目前出现的诸多问题，借鉴美国的相关成功经验，提出了不断创新和完善我国高校师德规范建设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教师评价机制，重视建立尊重与平等的师生关系，强化师德监督和激励机制，制定兼顾统一性和地方性的高校教师师德规范建设的一些思考和建议。

关键词：美国高校 师德建设 启示

前言：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培养出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是教师”[1]。而“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是人们对教师的普遍期待。从中可以看出，师德不仅仅是一个教师的品德问题，它应是一名教师所具有的职业素养的综合表现。师德建设是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合格的高校教师不仅应具有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为祖国高等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健康的心理素质，还要拥有新时代所推崇的新思想、新观念及具有时代特点的先进的道德意识。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教师的思想状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如有的教师思想政治观念淡薄，工作责任心不强，职业情感淡漠，学术作风浮躁等。因此，面对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应借鉴和学习其他发达国家的相关成功经验，探索和推行适合我国教育国情的高校师德建设规范。

当代西方社会非常重视师德研究，特别是美国的教育伦理学和教师伦理学水平较高，注意从心理学角度探索人与社会的适应性，探索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人格和行为规范。美国通过长期理论研究与实践成为世界上较早编制了具体的师德规范的国家之一。研究美国的高校师德规范建设，对当前推进师德建设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美国高校师德规范建设的特点

1、美国高校师德规范无统一规定，具有地方性和行业协会性

美国高校师德规范并非由联邦政府统一制定的，这是因为美国所具有的独特高校教育体制所造成的。美国大学有公立和私立之分，体现独立自主的办学原则。全国所有的各级各类高等院校都可以按自己所选择的方式针对社会需求办学, 每所大学，包括社区学院和其它高等院校，都拥有较大的自主权，他们会根据本校的具体情况，对老师提出相关的师德要求。

除此之外，美国还成立了各种各样有关高等教育的专业组织和行业协会。例如：全美教育协会、美国大学院校协会和美国社区学院协会等。美国高校师德规范主要就是由各州教师组织内部以行业规范的形式出现的。比如，全美教师协会是美国其中一个教师协会，在该协会的网站上公布的教师道德指引清楚列出教师和专业教育者在处理和学生、同事、工作以及家长和社区关系时所应遵循的规则。其中在师生关系上有五点指引，包括依照法律和学校政策公正对待学生，按照纪律法律和学校政策解决问题;不能有意蔑视或贬损学生;促进学生的学习健康和安全;没有法律允许时不能公开学生的个人信息;不受个人喜好影响应将不偏不倚的事实教给学生。

纵观美国各州师德规范，大致框架、原则是相同的，但是分类的粗细、条目的多寡不尽相同，表现出很强的地方性和行业协会性特点[2]。

2、美国高校师德规范以法律为准绳，具有约束力和强制性

美国社会的道德和法律并不是两个完全分离的部分。随着两百多年来的社会发展，美国社会的道德和法律日趋重合。从社会的发展进程看，道德观念法律化的程度是判断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一个社会道德和法律的重合部分越多，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托克维尔说：“美国人爱法律如爱父母”，法律已经渗透到美国人的生活，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宗教等领域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要能够道德化的，几乎都已经法律化。美国是世界上把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重合得最多的国家。美国高校师德规范的形成也是在法律的框架下提出的，绝不是局限于道德的层面要求，而以法律的力量加强了其约束力和强制性，实现了道德法律化。

首先几乎全部师德规范都是由公民权利派生出来的，是遵循宪法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来制定的，其中身份平等、尊重各类服务对象是其精神实质。在此基础上又充分考虑高校教师职业特点，这种精神充分体现在教师与学生、教师与同事的关系当中，要求教师与学生交往时体现尊重与平等的原则，在与同事交往中体现协作和尊重的原则。总之，教师自身对职业道德要求的理解和践行都是建立作为一个公民或公职人员应具备的基本道德品质和职业修养。

其次，美国民众非常热衷和依赖以法律的手段解决各类问题。由于法律赋予学生们权利来维护他们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美国高校的教师也同样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民事诉讼和法律诉讼。例如，美国大学里学生组织和社团繁多，在运作上也完全独立，可以发出学生们的声音，维护学生利益。以学生会为例，从历年选举到平时运作，都分为理事会立法会和监事会三方分权，犹如一个小型政府。若导师侵犯了学生的任何权益，或导师抄袭他人成果等做出了违背师德的行为时，这些情况学生只要向学生会反映，就会得到相应的反馈和处理，有时甚至会与导师对簿公堂，以法律武器来捍卫学生们的合法权益。除了学生会之外，学生们还会自发地组织各种维权团体，由于它们大部分在学校里已经长时间地存在和运作，一般说来，发出的声音都不容忽视。因此作为美国高校教师还存在因为不遵守师德规范而被起诉的危险，所以为了使自己在诉讼中免于成为被告的简单方法就是在任何时候，教师的行为都要符合道德和职业的标准。所以，了解和熟悉职业道德规范，对于美国高校的教师来说非常重要。这就使师德规范的作用显得更加突出而有力[3]。

3、美国高校师德规范重点要求建立尊重与平等的师生关系，具有以学生为本的特性

师生关系是高校教师工作关系中的核心。美国高校的师德规范没有提出师生关系的一般性原则，而是提出了教师如何对待自己的学生和对学生应尽的义务，体现了教师要尊重学生人格、平等公正对待学生的具体要求。美国高校教师的责任就是“相信每一个学生的价值和尊严，帮助每一个学生认识到他作为有价值的、有效的社会成员的内在潜力，培养学生的民主信念”。1975 年，《美国教育协会道德规范》明文规定，在对待学生方面教师应当做到：不得无故限制学生在求学中的独立活动;不得无故阻止学生接触各种不同的观点;不得故意隐瞒或歪曲与学生有关的材料;尽力保护学生在学习、健康和安全方面免受伤害;不得有意为难学生或贬低学生;不得根据种族、肤色、性别、国籍、婚姻状况、政治观念、家庭、社会文化背景或性别倾向，不公正地排斥任何学生参加任何课程、剥夺任何学生的任何利益、给予任何学生以任何有利的条件;不得利用与学生的职业关系谋取私利;不能透漏在职业过程中所获得的学生的个人信息，除非是基于必需的职业意图或法律的需要[4]。

除了这些规范中所体现的师生关系要求尊重与平等以外，美国高校还赋予了学生对导师进行监督的权利，这更加使得美国高校师生关系中的平等原则落到了实处。比如，在美国大学里，学生在学期末都会给授课老师无记名打分，由学生填写和收集老师和课程的优缺点，教师在打分时必须回避，统计结果直接由学生代表交给教务处。此外，因为美国高等教育是以适应学生需要为本来构建大学教学和管理体系的。美国大学课程体系主要采取选修方式，学生不仅可以选修课程，而且可以挑选教师、挑选专业甚至学校。如果哪个老师授课或者师德不能让学生满意，口碑无存的话，在新的学期就很难吸引同学选课，学生人数不够就不能开课，会直接影响教师的收入。因此，老师不但要努力修业，成为学术上的权威，同时在日常授课时做到“为人师表”，得到学生认可和尊重。这就对高校教师的学术水平、教学水平和道德修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4、美国高校师德规范重视实践效果，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美国崇尚实用主义。美国人深信：特定的品质表现为特定的行为，所以在师德规范方面主要体现为具体的行为准则，可操作性强。美国的高校教师的师德规范条目不多，表述上多采用限制性语言(不准、不得之类)，比如，1975 年，《美国教育协会道德规范》明确规定，作为一名教师对待职业应该做到：在申请教育职位时不能故意做出错误的陈述，不能制造与能力和资格相关的虚假材料;不能误传个人的职业资格和职业条件;不能协助任何在人格、教育或其他相关品质方面不合格的人成为专业教育人员;不能接受任何可能削弱或影响职业决议或行动的赠物、礼物或恩惠。可见美国高校对教师要求定调不高，但是师德规范的规定却很明确、很具体、更具有操作性，直接影响与限定教师在课堂内外的表现和教学行为[5]。

二、我国高校师德建设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高校师德的总体状况良好，但少数高校教师还存在着一些师德问题。这些问题虽非主流，但其危害性极大腐蚀着高校教师的群体道德，影响着高校教师的整体社会形象。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对学生关心不够，师生关系淡漠。当前一些高校师生关系存在着很突出问题，比如，师生之间交往方式和机会局限，多限于课堂教学活动中，除此之外双方都少有互动;师生之间交往内容和深度有限，大多为课程学习方面的交流，缺少生活、情感、思想等方面的交流与沟通;这些问题导致高校师生关系日渐疏远、趋于淡漠。此外，还有个别教师认为大学生已经成人，无需老师多管，对学生疏于管理，甚至放任自流，不闻不问等。

2、工作责任心差，不重视教书育人。少数高校教师对教学工作不够重视，特别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重要基础课程，因学生教育效果短期内不好考量，所以不愿去花费气力，不去积极认真备课，不注意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和学生思想需求对学生进行教育培养，上课照本宣科，淡然无味，学生也没了学习兴趣，把一门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关大学生成长、树立人生目标和培养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课程，变成了学生最不重视的一门课。还有部分高校教师在课堂上任意宣泄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或有意无意流露出消极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或发表违背社会主导价值观的错误言论，不能坚持以积极、正确的世界观感染和引导学生，严重扰乱了高校的教学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大学生的思想混乱和困惑。

3、学风浮躁，缺乏学术诚信。当前高校学术功利化现象比较普遍，突出地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学风浮躁。个别教师出现了急功近利、心态浮躁、不求甚解、治学不严谨等问题。如有的教师受利益驱动，不愿意从事基础研究，而追求那些见效快、经济利益明显的研究项目;有的教师不扎实研究和积累，单纯追求经济利益或其他好处。二是学术不诚信。个别教师缺乏诚信意识，在学术上表现为低水平重复、粗制滥造、泡沫学术、假冒伪劣、抄袭剽窃等行为。这些学术上的不诚信给学生们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4、师德意识淡薄，不具师表作用。当前少数高校教师尽管具有高学历高职称，但不注意自身的全面修养，师表意识淡薄，缺乏自尊自爱精神，甚至严重背离师德规范的要求，不能对学生起到表率作用。如有的高校教师严以律他，宽以待己，要求学生要尽好学生本分、好好学习，自己却对本职工作敷衍塞责、消极应付;要求学生遵守课堂纪律，自己却自由散漫、上课时随意接听电话等;要求学生用语文明、加强修养，自己却言语粗俗等等，所有这些言行不一的行为都对大学生的成长培养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美国高校师德建设经验对完善我国高校师德规范建设的启示

通过上文对美国高校师德规范建设特点的总结，并针对我国当前高校师德规范建设存在的问题，我们深切感到应借鉴美国相关成功经验，大力加强我国高校师德规范建设的步伐和力度，适应新时期对高校教师师德提出的新要求和新任务。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完善和改进我国师德规范建设工作：

1、结合我国实际教育状况，制定兼顾统一性和地方性的高校教师师德规范。在上文中明确指出，美国高校没有联邦政府统一制定和颁布的师德规范，而是给予地方更大的自主性，由各校和各州教育组织或行会制定具有地方特色的师德规范。而这与我国的高校教育情况不同，我国一般是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的师德规范。当我们论及高校师德规范时，通常是适用于全国广大教师的。但实际上我国幅员广阔，各个区域、各个省份、各个高校的情况千差万别，尤其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导致各地教育资源和现状也有很大区别，所以建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和各个高校应在统一的基础上，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结合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和教育环境的新变化，精心制定具有地方特色的高校师德规范。

2、完善高校师德规范的制度建设，建立科学、合理的教师评价机制。由于中国和美国国情不同，中国无法照搬美国道德法律化的经验，但是我们可以最大限度的完善一些相关的制度建设，建立科学、合理的教师评价机制，以制度建设影响和规范我国高校教师的思想与行为。在现行的教师评价体系中，具有一些不利于建立良好教风的因素：第一，重科研，轻教学。特别是在职称的评定中，虽然在业绩考核中有业务工作、进修学习、教学工作等方面的内容，但是最重要的，决定职称晋升的因素还是发表论文多少篇、著作多少本、多少论文被SCI收录等。过分强调科研，会误导教师片面追求科研成果的获得，而忽略了教学水平、教学效果的提高，影响教学热情，影响教学质量，影响教书育人，师生关系也愈加淡漠。第二，不重视教师职业道德的评价。在现行的高校教师评价体系中几乎没有教师职业道德的评价指标，即使有，也很笼统、空泛，大多数在评价时都没有认真对待，这样职业道德评价的作用就没有发挥出来。没有良好职业道德约束的教师当然就不能履行教师的职责。所以，在建立师德考评指标体系时，一是要特别注意指标的选取;指标的选取原则上应依据师德规范，但内容应更具层次性和可操作性，同时注意指标权重的合理分配。二是确立科学合理的师德考评方式。要根据实际情况运用多样化的考评方式对师德进行评价，要把学生评价与同行评价结合起来，注重学生评价;把平时考核与定期考核结合起来，注重平时考核;把定性考核与量化考核结合起来，注重定性分析。三是注重考评结果的运用和反馈。考评结果要作为教师奖惩和聘任选用等的重要依据，作为教师长期考核的主要内容。同时，师德考评结果应及时反馈给教师本人，使其起到实实在在的激励作用。四是注重高校教师学术道德的考核。将学术道德引入教师考评制度，确立高校教师在学术道德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培养优良的学术道德[5]。

3、重视建立尊重与平等的师生关系，强化师德监督和激励机制，使师德规范具有可操作性。目前，尽管我国许多高校都制定了有关的师德规范、条例、制度，也在规范中规定老师应关心学生，平等对待，但是这些规定普遍显得空泛、笼统、弹性大、操作难，往往只有道德理想的制约引导而没有可遵循的具体制度引导和约束。因此，我国的高校师德规范建设应该走向朴素、具有可操作性，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例如应建立学生对教师师德监督机制以及相应的激励机制可以更好的保障高校教师遵守师德规范。在处理师生关系上，强化学生对教师师德监督作用，一方面可以改善师生关系淡漠的现状，能增进教师与学生们的沟通和交流，体现师生平等的关系。同时，又可以实时反映出教师们真实的师德表现，不断督促教师们遵守相关师德规范。此外，要制定具体可行的师德奖惩标准，完善相关的奖惩制度，保障各项激励措施能落实到位。当然还要注意把保障高校教师的切身利益作为师德监督和激励的前提，不因监督过失或激励过当而造成高校教师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或积极性受到挫伤。这就要求在师德监督激励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从尊重、理解、关心、支持高校教师入手，将解决师德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以激发和保护高校教师的敬业乐业精神。

总之，在新时期下我国高校师德规范建设，应立足于本国实际教育情况，同时借鉴美国发达国家之相关经验，设立有中国特色的高校师德规范。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教师评价制度，引导教师们重视良好教风的形成，并养成自觉遵守师德规范的习惯，同时确立以学生为中心，能够体现师生平等、尊重的师德监督和激励制度等，切实从根本上规范高校教师的师德行为，形成良好的教育风气和师表模范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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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何祥林 黄吴静 徐丽.《教师为本 师德为魂》[A].《学校党建和思想教育》，2010,(10):70.

第五篇：美国幼儿教育课程标准化运动及其启示

一、美国幼儿教育课程标准化运动的由来

由布什及其一批州长们构想的面向21世纪的《美国教育目标》1990年正式颁布，而相应的“美国教育目标专门小组”也于1991年成立，以督促实现目标并监督其进展情况。在2000年之前，该专门小组于每年秋季发布报告，汇报本进展情况。克林顿上台后，将此目标由原来的六条扩展为八条(以下简称“八条”)，并通过立法写进了克林顿政府2000年目标体系里。其中的第3.4条目标提出了关于教育标准化的“构想”，其第3条是：“到2000年，美国4年级、8年级和12年级的中、小学生在其毕业时，将在英语、数学、科学、历史和地理等富于挑战性的学科课程上具有扎实的能力;全美境内的每一所学校都必须保证充分开发其学生的智能，使其将来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公民，并为其未来的深造和各种创造性的工作做好准备。”(1993，4)第4条目标则进一步强化了第3条目标：“到2000年，美利坚合众国的学生科学和数学方面的成绩将是世界一流的。”“八条”中，和学前教育密切相关的是第1条目标：“到2000年，所有儿童在上小学前就已经为学习做好了准备(ready to leam)。

“八条”颁布以后，在美国教育界与美国政坛却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潮流，前者积极响应，后者却强烈反对。在教育界，除数学外的其他学科也不甘落后，在政府基金的支持下，纷纷展开了标准制定工作。尤其是那些未被列进“八条”的学科，如视觉艺术、音乐、戏剧和舞蹈等艺术教育领域，外语、体育以及健康教育领域等，除了强烈争取其平等待遇以外，还迅速发展和制定出了“国家标准”;而另一方面，那些幸运地被“钦点”中的学科里却展开了激烈的内部竞争，有些学科甚至一下子冒出好几套“国家标准”。这样以来，美国教育界就深感有必要首先为这些“标准”制定出一套标准，以便裁定哪套“标准”才真正符合国家标准的标准。为此，专门成立了“美国教育标准及改进委员会”，该组织将根据“目标3目标4专门计划小组”在“教育标准综述”(1993)基础上制定的标准来为每门学科裁定一套“国家标准”。

而另一方面，这场“彻底的改革”在教育界开始不久，就遇到了来自共和党占多数的美国国会的挑战。虽然这场全国性的运动当初是由一位共和党总统发起的，并得到了那些急于控制公共教育基金的州长们的大力支持，但它却成了政界以及宗教界争相诡病的“活靶”。各州及地方政治领袖以及广大家长们清醒地认识到，这实质上是他们过去所摒弃掉的那种“只看结果不看过程的教育”

(outcome-based education)的“借尸还魂”，是“新瓶里装的旧酒”。而所谓的“2000年目标”及国家教育标准实质上是变相夺权，是利用“国家标准”而把教育控制权从广大家长及当地政府手中夺回到联邦官僚手中。

这样以来，原本是想提高几个重点学科教学水平的带有专业性质的“标准化运动”，由于政府基金的介入与支持，最后演变成了一场十足“政治化”的运动。

二、美国幼儿教育课程标准化的内容

1.美国幼儿教育课程标准的分类。

根据“目标3目标4专门计划小组”(1993)的意见，美国幼儿教育课程标准应该包括内容标准和执行标准等两个方面的内容。内容标准必须清楚指明“学生应该学习而且能够掌握的内容是什么”，它应包括各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问题、基本架构与相关技能等内容。这些相关技能主要是指与该学科有关的思维、工作、交流、推理和调研方法与技能。这些内容主要是为了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工作和学习习惯，以使他们能将所学知识与技能用于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问题。“目标3目标4专门计划小组”还建议分别提出两类内容标准：一类是国家标准，包括英语、数学、科学、历史、地理、外语、公民和艺术等八门学科，每门一套;另一类是各州自定的内容标准，各州要结合本地情况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标准，也是八门学科，每门一套。

对于执行标准，“目标3目标4专门计划小组”的定义是，“要明确规定出‘怎样好才算是足够好’(how good is good enough)”。它实际上是一套关于内容标准执行情况或完成程度的评估标准，详细规定了一系列用来衡量学生学习质量是否可以接受以及是否达到国家内容标准的“判断指标”。执行标准是保障内容标准得以切实执行的重要手段。至于这八门学科具体的美国国家标准，因篇幅所限，不能在此述及。

2.美国幼儿教育课程标准的标准。

为了最终核定各科教育的美国国家标准，“目标3启标4专门计划小组”提出了十条评判标准：(1)“世界级”水平。也即各学科标准必须赶超或至少接近其他发达国家现有的标准。(2)“重量级”内容。各学科标准必须列出最能代表本学科知识和技能的基本因素。(3)实用性。各学科标准必须考虑学生将来作为美国公民，以及就业和终身学习的需要。(4)广泛代表性。各学科标准必须充分吸收社会各界以及教育工作者的各种意见和建议，反映各相关领域的共

同要求;(5)平衡性。各学科标准必须在深度与广度、明确性与灵活性、专业性与适应性、理论与事实、面向未来与保留传统等五个矛盾对立面中把握好平衡。

(6)正确且准确。各学科标准必须反映本领域里最好的学术成果，不能有错误或不准确的信息。(7)清楚可用。各学科标准必须十分清楚，以便于学生、教师和家长了解和执行这些要求。(8)易于理解执行。各学科标准必须具体明确易于理解，以便学生、教师、家长、测验制定者和使用者以及社会各界参照执行。

(9)适应性。各科标准必须具备灵活性和适应性，以便各州各地政府根据当地情况和文化个体差异加以改进。(l0)发展适宜性。各科标准必须适宜于促进儿童的发展。

而对于各州制定的内容标准，“目标3目标4专门计划小组”(1993)也提出了五条评判标准：(1)必须像国家标准那样严谨可靠，如果内容有所不同，其参照标准也应与国家标准保持一致水平。(2)必须切实可行且界定清楚，以便实际工作者贯彻执行。(3)必须保证给学生以充足的知识、技能和良好行为习惯，以使他们能够在日后的工作和终身学习中取得成功。(4)必须积极发展学生跨学科综合运用知识和技能的能力。(5)必须广泛征求本州各界各方代表意见，根据各种反馈意见完善标准。

三、美国幼儿教育课程标准化的利与弊

1.幼儿教育课程标准化的有利之处。

这种全国性的教育标准对于幼儿教育工作者来讲，有两大好处;一是“灯塔效用”，即它像一座灯塔一样，指明了课程发展所必须遵循的航线，使大家按着共同的标准和方向去发展课程;二是“手电筒效应”，即它像手电筒一样，照亮了每一节课所必须前行的方向，使每一位教师和学生都知道他们应该按着共同的标准和方向往前走，而不至于迷路。

而这种全国性的标准对于幼儿教育课程发展来讲，有五大好处：(1)它为每一门学科都指明了其最重要的、最值得儿童学习的内容。而这种工作又不是平时一般教育工作者所能胜任的，故而由专家学者们制定的标准无疑免去了他们诸多烦恼。(2)它为教师、家长和幼儿在每门学科发展方面的交流和对话提供了最基本的框架。由于这种国家性标准，家长们至少知道自己的孩子应该学习什么、学到什么程度，也可以监督教师的教学工作。(3)由于国家标准内容的内在连贯性，教师在把由专家编定的各科课程内容转化成小班、中班和大班的教育活动时，也不会出现遗漏与错误。例如，幼儿数学教育标准，由于它制定得非常完美，以至于普通家长或数学不好的人，也能看得一清二楚，毫不费力。(4)它可以

统一美国各州或各地方幼儿教育的水准，使各地幼儿所受的教育不至于差异太大。而过去由于地域、文化、人口以及公立私立等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各幼儿教育机构之间教育内容和水准实际相差很大。这在凡事必讲求公平的美国社会里，实在是一件不可容忍的事。(5)无论承认与否，过去在美国各地课本编制者和教材出版商的控制下，暗中实质上存在着一套“美国课程标准”。而现在由于真正国家标准的出现，出版商为了市场占有率都或多或少要受其影响，并按照它来改进其出版物。这样，就可以逐渐消除各地方各版本课程和评估之间的巨大差距，使它们渐趋统一到国家标准上来。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颇具争议的好处，过去高标准高要求只留给少数天资聪颖出身名门的儿童。现在倒是公平了，无论资质出身，大家一律向高标准看齐。对此，幼儿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反应积极(Katz&Chard，1989，Edwards，Gandini，&Forman，1993，Metz，1995)，他们认为幼儿学习和发展潜能确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巨大得多，在高标准要求下儿童的潜能可以得到充分发挥。而政界人士对此颇有微词。2.幼儿教育课程标准化的弊端。

(1)给早已进行的综合教育改革带来了巨大挑战。综合教育改革好不容易才把各学科教育“缝”在一起，而事实上近年来种种“裂痕”已经显现，而新推出的“世界一流”的各学科标准一下子就把综合教育冲得七零八落。要达到这些高标准高要求，综合教育课程显然力有不逮，各学科就只好如鸟兽散、各自为战了。否则，就只有降低“世界一流”标准，抑或拒绝实现政府的“高要求高期望”，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2)给多年发展起来的“发现教育课程”(emergent curriculum)带来巨大挑战。“发现教育课程”和“综合教育课程”是美国所有优秀幼儿教育方案的两大精神支柱(Jone&Nimoo，1994)。所谓的“发现教育课程”就是强调根据幼儿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兴趣、需要和想法来编排课程内容，让幼儿在类似于日常生活中的自然情境下进行学习，这样取得的效果是非常理想的。可是新的“世界一流”的国家标准，却是由专家制定的，并不能考虑各地区各文化背景下儿童的日常生活特点，更不能考虑到个体需要和兴趣等各个方面的差异，因为它是标准化的东西。

(3)而潜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国家教育标准只提出了对教育最终阶段的高标准高期望(如4年级、8年级或12年级等，有时也有2年级)，并没将它分解为中间各个年龄阶段顺序实现的具体期望。而另一方面，美国幼教界一直存在

着小学课程“下放”幼儿园的传统，因此，幼教工作者颇为担心有人会把小学二年级的高期望高标准顺便也“下放”到幼儿园来。

(4)这种全国统一的高期望高要求并没有考虑到儿童社会文化、生活背景以及个体方面的差异，因此它对于一部分儿童来说，实质上是一种非常不公平的要求。

(5)目前各学科的内容标准已经出台，但相应的执行标准还在制定过程中，从已经出来的艺术教育执行标准来看，它已经超出了儿童能力范围，并对幼儿艺术教育产生消极影响。因此，人们普遍担心将来各科执行标准会违背“儿童发展适宜性”原则，而片面追求高标准高期望。这种忧虑是不无道理的。

四、美国幼儿教育课程标准化运动给我们的启示

美国幼儿教育课程标准化运动还在进行中，“是‘灵丹药’，还是‘白日梦’?”(Bredeamp，&Rosegrant，1995)，现在说起来还为时过早。但是通过对这场运动的分析评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一些启示。

1.必须尽快全面规划和科学建设我国的学前教育事业，并将其提升到提高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战略高度。美国的“2000年教育目标”，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巩固其岌岌可危的世界霸主地位。而我们要实现富国强民的目标、要实现“十五大”所规划的宏伟蓝图，也必须重新认识并大力发展学前教育事业，把它以及基础教育的发展提高到基本国策的高度，尽快使其走上科学和健康的发展之路。

2.必须处理好“课程标准”与“综合教育”改革之间的辩证关系，尽快出台新的幼儿教育课程大纲，使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我国幼教事业的发展。由于推行综合教育改革和《幼儿园工作规程》的发布，旧的《幼儿园教育纲要》已走进历史，十几年来我们一直没有制定新的统一的幼儿教育课程标准或教育大纲，而各地在开展综合教育改革时也大都各行其事，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地方性”标准。这对于条件较好的地区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使他们能够充分发展有地方特色的幼儿教育课程。但对于广大城乡地区来说，失去了统一标准之后，他们将陷入无所适从、无所参照或是胡乱参照的混乱局面：今天学北京的，明天搬上海的，后天再抄抄广州的，而事实上没有一个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于是，有些地方就只好还是拉起被废除了的、诞生已近20年的《幼儿园教育纲要》，虽然旧了但却聊胜于无。

现实在呼唤新的课程标准，广大幼教工作者也迫切需要一个反映时代进步和社会需求的新的课程标准。但是，有些人认为，制定统一的课程大纲与推行综合教育是相互矛盾的;也有的人认为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巨大，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是不切合实际的，等等。我们认为，美国也同样存在这两个问题，但是他们采用“国家标准”与“州立标准”并行的双轨制，允许各地方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地方性标准，这样就保证了课程标准的灵活性与适用性。而课程标准与综合教育之间的矛盾也并非不可调和的，事实上任何综合教育课程也都是需要一套科学的标准来作为基本的参照和约束，脱离课程标准的综合教育是毫无价值的。

3.美国发展其幼儿教育课程的做法值得我们参考，其中的利与弊也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进行任何一场幼儿教育改革或标准制定，都必须首先进行长期科学实验研究和反复推敲考证，对于课程大纲尤其要进行全面细致、谨慎小心的计划和准备，且必须认真听取各方专家和社会各界的意见，认真考虑标准所带来的各种正面和负面影响，然后权衡利弊、把握时机，适时推出合理灵活的、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方案，以充分照顾各地区不同的经济文化状况，也可以像美国那样实行“国家标准”与“省(市)级标准”并行的双轨制，先制定出国家标准，再由各地发展出相应的地方标准。

4.重新评价综合教育改革的得与失。综合教育改革在我国进行了15年之久，其功过如何?是否真的适合中国国情?它给我国幼教事业带来哪些冲击或混乱?其前景如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也到了该有个结论的时候了，对这些问题总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是不明智的。现在美国幼教界开始检讨其综合教育改革，并认识到分科教学的好处，“如果缺乏学科体系这一重要基础，所谓的‘幼儿综合教育课程’必将很快堕落为毫无意义的嬉戏与毫无价值的消遣。如何通过综合课程来促进幼儿智能的综合发展，才是我们要面临的最大挑战”(Bredekamp&Rosegrant，1995)。这恐怕也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