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模式对中国MPA课程设置的启示论文

美国模式对中国MPA课程设置的启示论文（通用6篇）

篇1：美国模式对中国MPA课程设置的启示论文

美国模式对中国MPA课程设置的启示论文

一、前言

MPA(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是为适应社会公共管理科学化、现代化和专业化的要求而设立的，旨在为党政机关和其他公共管理机构培养具备现代公共管理理论和公共政策素养、掌握先进分析方法及技术、精通某具体政策领域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其中，课程设置是培养目标的具体体现，塑造着受训者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在MPA教育中极为重要。

我国于5月在第17次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议上正式批准设立MPA学位教育。从批准第一批24所高校成为MPA 培养单位起，我国MPA教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教育规模迅速扩大，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模式逐渐形成，对我国公务员队伍建设和管理水平的提高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我国MPA教育起步较晚，跨越式发展的背后，不少问题正逐渐凸显，尤其是课程设置方面，并未完全符合MPA 教育目标，未契合我国政府角色转变和经济结构转型。

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起便开始对MPA教育进行规范化并制定了统一的标准，发展至今，已成为MPA教育起步最早、发展最完善的国家。尤其在课程设置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集规范化、多样化、自主性等特点于一体。因此，积极学习美国MPA教育的先进理念和有益经验，着重分析美国MPA课程设置的特点及潜在价值倾向，对我国现阶段MPA发展极为重要。

二、中美课程设置概况

依据《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我国现行的的MPA 培养方案总体上安排了四类课程：核心课、专业方向必修课、选修课和社会实践。

从开课数量上来说，中国学校核心课处主导地位，数量在7~10门，学分占比达一半左右，专业方向必修课、选修课明显少于核心课程，社会实践所占比重最小，仅为1门课2个学分。从开课质量上来说，各学校间核心课程及必修课程名称和内容较为雷同，理论性课程多，应用实践性课程偏少，其中选修课可选范围也较少。

美国的MPA课程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必修课、选修课和实习。其核心必修课相比于中国更强调规范分析方法和理论知识的学习，美国更注重定量和经济学研究方法、管理技巧和财务知识等基本应用技能。其选修课比重远大于中国，且种类充足，内容广泛，实践性和针对性强。

三、中美课程设置比较

1、课程多样性

美国很多高校为MPA学员提供了较为广泛的专业课程及丰富的选修课程。例如，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为MPA学员开设了3000多门可选课程，华盛顿大学为MPA学员提供了5个研究方向50门选修课程，学生只需从中选修3门以上课程。此外，有的学校还开设许多政策讨论课，以增强学生对相关知识的吸收理解。多样化的课程设置，不仅让MPA学员拥有更多的专业方向选择，还能满足他们的兴趣偏好、职业需求，为培养高素质MPA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

相比之下，我国的MPA教育受教学资源、师资队伍的限制，其课程设置差异少，培养方案雷同，且开设的选修课程偏少。某调查显示，对照我国政府管理的`27个行业类别，我国高校MPA教育专业对政府管理的行业覆盖率在60%以下，且高校间课程设置和专业方向的重合度超过70%.可见，我国的MPA课程设置无法满足如今学生的多样化需求和公共管理的发展需要。

2、课程实践性

美国的MPA课程设置充分考虑到在职学员与非在职学员的区别，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注重实际应用能力和管理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随着公共管理环境的日益复杂，其课程不断调整，教学方式和课程设计不断创新，强调案例教学等实用性课程，学科交叉性课程越来越广泛，以培养学生的全方位实践能力。

与美国相比，我国的MPA培养方案中对实践性课程缺乏刚性约束，历来的教育传统导致MPA课程表现出“重理论轻实践”的特点，重视理论知识的系统学习，疏于对公共管理应用及实践问题的研究，案例教学缺乏本土化实用价值且可选范围过小。可见，我国高校MPA的课程设置并不符合其培养应用型、实务型人才的培养目标。

四、中国MPA课程设置的启示

1、促进课程设置与教学手段多样化

在完成教指委规定课程的基础上，加强专业方向的多样性和选修课数量。根据MPA管理目标和社会发展现状，根据各校培养规模、生源特点、现有师资和课程建设情况，进一步优化专业方向，增设一些前沿性和需求性较强的选修课程，促进各种相关课程的交叉互补，以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

在教学手段上不断创新，除了传统的课堂教学外，增加案例分析教学、专家讲座、专题研讨、项目调研、社会实践教学、情景教学等开放性教学方式。搜集我国公共管理实际中发生的典型案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地方特色、职业特色的案例教学库。鼓励学员相互分享、相互学习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多领域跨学科的经验交流。

2、加强课程设置实用性和实践性

应紧密围绕培养目标，优选教学内容，进行课程设置改革，突出课程的实用性和实践性，促进理论联系实际。增强核心课程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增强课程灵活性， 大量开设实务性选修课。适当减少核心课程的课时数或门数，增加应用实践性课程的比重，如“定量分析方法”、“经济分析方法”、“领导技巧”、“财务管理”等国外常见课程。

3、了解学生需求，建立反馈机制

了解政府及其他公共管理机构对学员素质的实际需求，定期调查学员对课程设置的需求。建立评价反馈机制，在课程结束后，及时搜集学生对该课程的反馈意见，从实用性、实践性等多方面对其进行评价。根据课前调研与课后反馈，及时掌握各方需求，获取有效信息，适时调整课程设置，改革教学内容，从而提高MPA 的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 MARC H，ZHANG Meng-Zhong.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Comparative Chinese/American Public Administration[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S1)：S5-S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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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周建国，陈谦. 中国MPA教育中长期发展的困境与出路[J]. 中国行政管理，(11)88-92.

[6] 裴蓓，罗英姿. 我国MPA教育的现实困境及其未来出路[J]. 中国农业教育，(01)82-86.

[7] 陈爱红. MPA教育如何适应新常态形势下的要求[J]. 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5(09)107-110.

[8] 赵永红. MPA研究生培养中的矛盾及其解决思路[J].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6(03)41-44.

篇2：美国模式对中国MPA课程设置的启示论文

作者:刘德艳，董藩教育经济与管理2005-5-18

随着会展业在全球的快速发展，会展教育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得到重视。美国的会展教育起步虽然较晚，但发展却异常迅速，已经颇具“领袖”风采。如何借鉴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经验，发展高等会展教育，已经成为中国财经教育界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美国会展教育的概况

据统计，全球有150多所大学提供与会展管理相关的教育，美国大约占了一半，而且目前该国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教育体系。在会展管理人员中，60%以上具有学士学位，其中近10%拥有硕士学位。在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师配备方面，美国也很有优势，且已成为重要的会展管理知识输出国之一。

1．多元化的教育主体

美国的会展教育主要由高校、行业协会、中介机构和咨询公司等组织承担。其中，高校处于核心位置。目前在美国开设会展专业或课程的主要院校有乔治·华盛顿大学、内华达大学、休斯敦大学、俄克拉何马州州立东北大学等75所高校。其它像行业协会、中介机构、咨询公司等也为会展从业人员提供技能性培训。高等院校的学习以学位教育为主，一般不要求具有从业经验；而行业协会、中介机构、咨询公司从事的是技能培训和在职培训，学员大多具有一定的从业经验。美国高校基本上是在旅游管理或商务管理的基础上设置大型活动或会展管理专业。美国国际展览管理协会自1975年起开设了展览管理认证证书的学习课程，以期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

2．多层次化的教育体系

美国高校已经形成了与自己专业特色相适应的从一般职业资格认证教育到学士、硕士学位教育的多层次会展教育体系。

在美国，会展管理的提法一般是“事件管理”或“特殊事件管理”。它不仅包括会议管理和展览管理，还涉及大型事件、体育事件、各种节庆甚至私人重要活动在内的事件管理。会展管理专业一般设置在宾馆管理、旅游管理、接待礼仪、体育运动、休闲娱乐、艺术门类中。在目前开设会

展教育的高校中，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会展教育规模最大、课程体系最完整，学生不仅可以攻读学士学位，还可攻读硕士学位。该校于1988年率先推出的特殊事件管理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已得到全球20多所大学的认可。还有许多大学的会展教育也取得了较好的发展，并且树立起了自己的品牌。

3．实用化的课程设置

美国会展教育的课程设置很实用。在本科教育中，由于学科重点不同，各学校提供的课程体系也有所差异。乔治·华盛顿大学开设的会展管理课程主要有：必修课4门（旅游和接待管理概论、运动和大型活动管理中的问题、运动和大型活动商业企业、运动和大型活动营销）；选修课至少1门（在国际商务概论、国际营销管理、营销研究、公共关系等12门中选择）。内华达大学开设的会展课程主要有：3门必修课（会议业概论、会议规划、贸易展览运营）；选修课2门（在会展服务管理、会展设施管理、展示管理等5门中选择）。而硕士学位教育则主要向学员提供带有研究特征的相关课程，如内华达大学主要向研究生提供会议管理战略、服务业金融分析、市场营销系统、人力资源和接待行为管理等课程。

美国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也高度重视应用性问题。如美国国际展览管理协会展览管理认证证书（CEM）的课程设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教材由专人编写，每两年更新一次。必修课包括观众组织、展位分配、场地选择等7门；选修课包括招标和采购的开发、展览开发、住宿和运输等5门，可任选2门。乔治·华盛顿大学大型活动管理资格证书(EMP)的考试课程设置则体现出初级的入门性的在职培训特点，4门必修课包括大型活动的最佳管理、大型活动协调、大型活动营销、风险管理，选修课则大型活动的礼宾、大型活动赞助、餐饮设计和协调等12门课程中任选3门。

4．多样化的教育途径

美国会展教育的时间安排有多种，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宜的方式。除了四年制的学士学位教育和两年制的硕士学位教育以外，还有一些两年制的社区学院也参与提供会展教育。在职业资格认证培训上，时间则更为灵活。以乔治·华盛顿大学大型活动管理证书培训为例，它主要是对刚进入会展行业、工作经验不多的人员进行初级入门培训，无学期要求。耗时最短的学员在6个月里学完了全部课程，耗时最长的则用了36个月。美国国际展览管理协会的展览管理认证证书课程学习要求学员在3年内学完7门必修课和2门选修课就行，耗时最短的记录是11个月，最

长的则达24个月。

美国的高校还通过专业研讨会、书刊、VCD等方式为公众提供学习会展知识的机会。此外，它们还通过远程教育向全球24个国家提供相关教育与培训。乔治·华盛顿大学“特殊事件管理职业资格”认证体系获得了西班牙、摩洛哥等国家的认可。目前全球约有20多所大学采用了该校的会展职业资格认证课程，通过远程教育对会展从业人员实行职业培训。

此外，美国高校的会展教育非常注重实践环节，许多高校在校园里建立模拟客房、餐饮设施，邀请会展业界人士为学生做讲座，并让学生实际参加会展活动，要求学生为学校的体育赛事寻求赞助商。这些实践活动对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大有益处。

二、美国会展教育对中国的启示

随着北京“申奥”和上海“申博”的成功，会展业在中国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凸现。据中国贸促会的研究报告，在未来5～15年内，中国会展业年均增速将达到15～20%，预计2010年、2020年总收入将分别超过200亿元和1000亿元。但是，中国的会展教育刚刚起步，无法满足会展经济的需要。鉴于此，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就显得很有意义。

1．科学分析需求结构，实现供给的有效对接

发展会展教育必须把握好人才需求的规模和层次，确保供给合理。目前中国有会展从业人员100多万人，基本上都是半路出家，其成长体现出典型的“师傅带徒弟”特点。与美国相比，中国会展从业人员显得层次很低。

美国把会展管理人才划分为核心人才、辅助性人才与支持性人才三类。在核心人才中，项目策划、营销和运营管理人才尤其重要。他们在行业内层次最高，专业操作能力最强。辅助性人才包括设计、搭建、运输、器材生产与销售等人才；支持性人才则包括高级翻译、旅游接待员等。从中国的客观情况来看，会展支持性人才的培养已具有相对较长的历史，许多高校开设了外语、旅游管理专业，而且教育层次、方式已经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这使得支持性人才相对充裕，而会展核心人才和会展辅助性人才缺乏。培养一批既有创新、策划能力又有现代经营理念的会展中高级管理人才，可以增强中国会展行业的国际竞争力；而培养一大批初、中级会展运营管理及操作人员，既可以满足目前会展行业对人才的迫切需要，又能缓解就业压力。

2.多层次参与，完善会展教育体系

要根据对会展管理人才需求的科学分析，完善会展教育体系。借鉴美国的经验，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应形成职业培训、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本科教育和硕士研究生教育五个层次。教育部已批准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外贸学院开设本科层次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但还不够，应考虑允许北京、广州等地的高校开设该专业。从研究生教育层次上看，只是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在研究生教育中开设了会展经济管理课程，这远远不够，应考虑先设立独立的方向，然后作为目录外专业独立招生，并应鼓励其它高校在此方面进行探索。在职业培训方面，只有上海刚刚引入了美国国际展览管理协会的展览管理认证证书考试，并开始实施“会展策划与实务”培训项目，但还处于摸索阶段。其它培训项目很少，据悉只有中国展览馆协会和北京大学举办过“中国会展业高级培训班”，上海市会展行业协会举办过“会展策划与实务培训班”，中国贸促会举办过“赴德国展览管理培训班”，还有个别企业主办过诸如“企业参展专业知识培训班”等，远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目前中等会展管理职业教育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需要开展起来培养会展管理辅助人才。

3．面向行业，探索合作会展教育模式

在构想的会展教育体系中，高校是核心，担负着学历与学位教育、科学研究、课程规划等任务，并具有管理模式输出、信息收集与加工等职能，承担着培养核心人才的任务。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主要承担操作业务培训工作，培养有实际操作技能的会展辅助性人才。但是，不论高等教育还是中等职业教育，都应象美国那样，坚持合作办学，走产学研一体化的道路。

首先，要考虑与国外高等教育机构或权威的相关行业协会合作办学，特别是应考虑加强与美国同行的合作，以充分搜集行业信息。中国要积极吸收美国面向世界的先进办学经验，同国际接轨。还要争取参加国际会展业的行业组织，如国际会议协会、国际展览管理协会和国际会议观光局协会等。

其次，要考虑与国内行业协会加强合作。美国这方面的经验也值得学习。开设会展教育的院校应与会展行业协会一起就行业发展的有关问题开展研究，交流信息与统计数据，组织召开各种研讨会，并为会展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最后，还要与会展企业合作办学，探索校企合作培养人才的途径。企业可以帮助学校担负实践经

验传授、案例教育工作。学校要经常安排学生参加大型会展活动的策划、组织、管理、接待和服务活动，培养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

4．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为人才培养提供保证

要加强会展人才的培养，必须先有一个较强的师资队伍。但是，中国高校目前专门投身于会展教育与科研的学者很少。在已经开办会展经济与管理本科专业的高校，从事该专业教学工作的教师不仅人数少，而且均是从其他专业转行过来的，专业理论积累不够，实践经验也很缺乏，会展教材找不到很合适的人撰写。在其它正在筹办该专业的高校，情况更差。由于学科历史极短，再加上认识上的偏差和学科的操作性特点，一些教师在职称评定过程中也遇到了困难，影响了师资队伍建设。在2005年初教育部通报的不具备招生资格的一批高校和专业中，就涉及有的高校的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

篇3：美国模式对中国MPA课程设置的启示论文

一、美国公共管理专业认证产生的时代背景

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在高等教育数量快速扩张和质量下滑的社会条件下，结合多元的文化传统、激烈的院校市场竞争、分权的政治体制、完善的法律制度、先进的信息技术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而产生的结果[2]。在高等教育认证制度酝酿与发展的大背景下，公共管理专业教育认证活动也得到迅猛的发展。

NASPAA的诞生与1970年前后美国公共管理教育机构数量快速发展，但其教育质量却亟待提高的背景紧密相关。1966年到1974年间，美国独立公共事物类学院数量从13所增至29所，二级商业与公共管理类学院从9所增至24所，单独举办的公共管理学位授予机构从8所增至35所，提供公共管理学位的部门从25个增至52个，而在随后的数年中，几乎所有的学校都陆续开始提供MPA学位教育。在MPA教育机构数量成倍增长的同时，MPA教育所涉及的范围却相对较窄，研究基础也相对薄弱。当时的MPA师资多来自于政治学科或其他相近学科，他们为学生提供的教育实质上是“包含有一些公共管理知识的政治学硕士教育，而并非真正专业的MPA教育”[3]。在当时美国社会已经普遍接受教育认证制度的大背景下，公共管理教育机构的快速发展及质量隐忧，促成了NASPAA的诞生，以推动MPA教育的课程教学标准，促进教育规范与质量提高。

NASPAA成立后的十年是其发展最迅速的十年。这一时期NASPAA的会员单位迅速增长，会员单位的在校生数增幅显著，从图1可见，至1975年会员单位已经超过150家，学生人数达19731人，其中非全日制学生12288人，全日制学生7443人，非全日制学生超过全日制在校生，占到总数的62.3%。在同一时期，入学的女性学生和少数民族学生数量也呈几何倍数增长，说明了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学位教育影响日益扩大，并逐渐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

二、NASPAA概况与基本运作流程

（一）NASPAA概况

NASPAA前身是隶属于美国公共行政学会（ASPA）的公共管理研究生教育委员会（the Council on Graduate Education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1970年NASPAA在普林斯顿成立，并不断发展壮大，1977年它与美国公共行政学会完全脱离并举行了第一届年会。1986年，NASPAA正式获得认证资格，开始专门负责公共事务硕士学位课程的认证工作，其在美国高等教育认证体系中所处的位置见图2。从中可以看出，联邦教育部（U.S.Department of Education,USDE）和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CHEA）分别代表政府和学术界对认证机构的资格进行审核，前者是为了更有效地实施联邦财政资助，后者是为了获得学术同行的普遍认可，美国联邦教育部审核通过的61个专业认证机构可实施专业认证活动，NASPAA即是61个专业认证机构之一，此外，院校认证也是美国认证体系的重要组成，由于侧重不同，不再展开论述。

NASPAA常设的分委员会包括三个，分别是标准委员会、同行评审和认证委员会、财务委员会。其他针对一些重要活动，如组织的年会、博士教育、国际教育、战略制定、MPA市场开发等活动，还会增设一些临时的工作委员会。执行理事会是NASPAA的领导机构，执行理事会包括执行委员会和从NSAPAA成员单位中选举出的15位委员，执行委员会由会长、副会长和前任会长共同组成。目前NASPAA共有268个会员单位，其中来自161所学校的169个会员单位的教育方案已经通过认证，占到会员单位的63%。

（二）NASPAA的职责与使命

NASPAA承诺将为其成员单位提供以下七个方面的服务，具体包括：(1)发展适当的课程教育标准；(2)展示政府和其他机构对公共事务和公共管理教育的需求；(3)鼓励课程开发与创新，提供论坛促进出版和教育实践等问题的讨论；(4)为会员单位和公众提供针对关键教育问题的调查；(5)为促进用人单位和毕业生实习、就业接洽提供会议；(6)与专业组织开展联合办学；(7)通过会议、联盟、合作项目等形式与相关研究机构和学校展开合作。

通过上述工作的开展，NASPAA认为其使命是致力于：促进课程发展与创新，提高专业化教育质量；服务于会员机构，促进成员机构之间的国内外合作；发展适当的课程教育和质量保障标准；促进政府、教育机构、教育者需求者之间的有效交流，增进公共利益；加强公共事务与管理研究；推进本领域的教育公平；鼓励公共生活中的高素质行为。

（三）NASPAA的认证流程

1. 进入程序。

美国高校的专业认证（国内也有将其译为“学科认证”）活动是一种“自愿行为”，但它确是专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NASPAA的专业认证，要符合以下基本程序：所在高校要获得院校认证机构的资格认可，相关教育项目至少运作4年以上[5]，符合参加认证的各项先决条件，由相关学院等提出申请成为NASPAA的正式会员，会员单位在认证年中提出申请，NASPAA排出认证日程，并按照日程计划开展正式认证[6][7]。如2010年9月1日最新发布的认证名册中，已经分别排出163所学校将陆续在2010年至2016年间开展认证。

2. 开展认证。

按照NASPAA发布的日程计划，提出申请的单位将陆续开始接受认证工作，以2011年开始接受认证为例，一个认证程序包含了以下步骤：2011年8月15日提交自评报告；2012年1至4月接受评估专家的实地考察；2012年6月得到认证结果。从申请机构开始准备认证、开展自评，到同行评议与认证委员会（Commission on Peer Review and Accreditation，以下简称COPRA，是NASPAA下设的专门负责认证工作的委员会）接受并分析自评报告，再到实地考察、认证成功或失败，这一认证过程至少要持续近两年时间，具体程序及标准见表1。

（四）NASPAA的认证标准

NASPAA认证标准是由其会员共同参与制定的，由COPRA把关并付诸实施。认证标准每隔一年或者数年就会进行修改和完善，目前NASPAA认证所使用的标准是2009年最新修订的，在对项目资格、公共服务价值、办学重点、课程学习等方面的基本信息进行考察，确定是否有资格参加认证的基础上，COPRA将主要围绕七个方面的标准进行深入的考察，这七个方面分别包括：项目管理战略、管理与使命匹配、教师绩效、服务学生、学生学习、资源、沟通等，具体次级评价指标和评价要点可见表2。NASPAA认证中所包含的自评、实地考察、最终报告等核心过程也都需要围绕这七个方面重点阐述或实施开展。

注：本表所列时间示例以2011—2012年接受认证为例。

1. 项目管理战略。

NASPAA期望申请认证的项目公共服务价值首屈一指，主要表现在申请机构能够清晰地界定其使命，并且为之努力追求；其次，申请机构能够依据NASPAA所推崇的公共服务价值，来组织公共事务、公共管理、公共政策方面的教育活动，并不断提高其绩效。因此，NASPAA认证程序中，将项目管理战略作为其核心。

2. 管理与使命匹配。

申请机构追求其使命需要依托一个有效的管理系统，管理的内容包含了项目政策制定、项目计划拟定、发掘学位需求、制定管理政策、实施入学管理、开设课程、实施成果管理、评估学生绩效、授予学位、遴选与任命教师、保障教师工作绩效等繁多的工作，因此一定要配备适当的行政设置和可靠的教师队伍来开展上述工作。

3. 教师绩效。

NASPAA认为教师的质量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项目的教师群体作为一个专业团体，应具备多样的观点和经验，并为学生营建出更加专业的学生场所。教师还应该能够引导学生掌握和运用最新的研究方法、推进专业发展，并影响公共管理团体。

4. 学生服务。

学生的招收和学生服务都应与申请机构的办学使命相一致，机构需要在培养的各个环节都给予学生持续的、强有力的课程指导、职业建议和学业评估。机构录取的学生应具有公共事务、管理、政策方面的专业潜质，一个阶段的培养之后，申请机构还应为学生在该领域从业提供实习、培训和引荐。

5. 学生学习。

申请机构的办学使命需要通过其课程设置体现出来，并表现出其独特性。一般来说课程的设置包含两类：一类是培养学生的基本知识与技能，类似于我国的核心课程、必修课程；另一类是辅助课程，类似于我国的选修课，这类课程根据各个机构的办学使命来设置，强化培养学生不同方面的特殊能力。课程教学的成效最终体现为学生的学习结果，即接受教育后学生不同层面能力的改变。

6. 与办学使命相对称的资源。

NASPAA认为办学机构需要不断完善并改进其所需资源，以利于机构实现其办学使命，这些资源应该包括：财政支持、信息技术、图书馆服务、资源人员、相关教学设备等。

7. 与办学使命相对称的沟通。

NASPAA认为办学机构的利益相关者之间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将促使办学机构负责、透明、真实且有效运作。因此办学机构应该向其利益相关者提供充分的信息并积极做出回馈。如通过与学生的沟通决定是否鼓励其申请和报名；通过与教师员工的沟通决定是否继续对其聘任；通过与雇员的沟通决定是否支持其进修学习；此外，还包括与管理者的沟通、与毕业校友的沟通等。

三、NASPAA认证的基本特点分析

从NASPAA(2009版）的认证标准可以看出，NASPAA近年来持续对其认证指标进行了大幅的完善和调整，如：进一步强化办学使命的地位和作用，将其作为考察机构办学实践的重要依据；以对学生能力的考察，替代以往针对课程的考察；强调沟通的地位等。此外，通过梳理NASPAA的整体认证过程，还可发现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1.自愿认证，参与踊跃。美国的公共管理专业认证活动尽管是各个培养机构的自愿行为，却异常活跃，从中可以看出培养单位、认证机构和社会公众三者对认证活动都有高度的依赖，取得认证已经成为保障办学质量、声誉、生源的重要手段。

2.组织严密，过程规范。从表1等的分析中可以看出，NASPAA的认证过程组织严密，每一步认证程序均有严密的计划，其对参与人员、参与时间、参与形式、参与要求等均有详细的文件进行描述。且几乎所有的步骤均由多个主体共同参与，形成的报告通过邮件多头抄送，过程严谨规范。

3.认证标准紧密围绕办学使命及其履行情况。在新版的七个认证指标中，前两个是对办学机构管理战略、办学使命的考察，后面五项指标均是围绕使命执行各个方面的考察，促使办学机构将其使命与行动紧密结合，而不是让使命流于口号，或办学行动根据管理者个人喜好或差异，肆意变动。

4.认证过程互动频繁。申请认证的机构在提交自评报告后，COPRA会根据自评报告内容提出新的疑议，并展开实地考察，COPRA的项目主管也会在一段时间内对提出的疑议进行全程说明，并等待申请单位解释与回复。此类互动过程可有效避免认证过程中的误解和遗漏，促进认证机构对申请单位的了解。

5.所有认证标准的设置均有详细说明。回顾NASPAA的认证标准可以看出，自该机构成立，到此后每间隔一年或者数年的认证标准的修改，都有详细的不同版本的陈述，2009版的认证标准中对为何采用这七类指标也进行了逐项说明，对提高认证的公信力具有积极作用。

四、对中国MPA教育的启示

我国自1999年设立MPA专业学位以来，MPA教育事业发展迅速，表现为：围绕迫切的社会需求，MPA教育规模迅速扩大；具有中国特色的MPA教育模式渐具雏形；MPA办学机构大力加强了能力建设；初步建立起一套政府主导与市场自律相结合的监管机制[9]。但随着MPA培养单位的扩张和办学模式的多样化，我国MPA教育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很多挑战，如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教育活动需与职业特征更有效地匹配等[10]。结合上述对NASPAA认证活动的借鉴与分析，本文认为，我国的MPA教育还可从以下方面得到启示并尝试完善。

1.办学使命是指引方向的灯塔。从美国公共管理学院学会认证的历程和最新的认证标准来看，办学使命是认证的重要指标，此外，在其他几项认证指标的表述中也可以看出，无论是机构管理、还是教师绩效、学生服务等都反复强调，应与学校的办学使命相匹配，办学机构不仅应该有明确的办学使命，更要将其付诸于发展中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值得我国MPA教育借鉴。

2.程序严谨是质量保障的基础。严谨的认证程序是保障认证活动公正、公开、公平的重要基础。从美国NASPAA的专业认证网站和历年认证材料来看，程序严谨是其认证活动得到广泛认可，获得社会公信力，办学机构积极申报认证的重要原因之一。严谨的认证程序实质上是一种内生性的质量保障程序，如同认证活动的根基，为认证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保障。

3.注重树立办学特色。NASPAA的认证活动并不是制定一套统一的标准，引导所有申请机构都按照标准模式发展建设。相反，NASPAA的认证标准将机构的办学特色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进行考察，它不仅体现在学校的办学使命中，还体现在与其匹配的管理活动、教师的多样性与包容性、学生的多样性与包容性、不同培养目标下学生特殊能力的发展等各个方面。办学机构根据符合自身特点的差异化发展战略，实现办学特色成为美国MPA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值得国内MPA教育借鉴。

4.重视课程创新，促进学生能力培养。研读NASPAA的章程以及众多历史资料可以发现，“促进课程质量”是NASPAA认证中的一项重要工作。认证机构不仅早在1974年就制定了第一套MPA专业学位教育的课程规范，还在其后的发展中反复强调课程创新的地位，通过课程和教学环节的创新实现学生不同能力的培养，以保障其适应职业发展的需要。

综上，美国公共管理学术界，从20世纪70年代高呼NASPAA狼来了[11]，到目前加入、适应、依赖NASPAA，历经40余年发展，实现了巨大转变。尽管一些批评者认为NASPAA的运作还有不完善之处，如可能会导致特殊请求或游说，致使认证过程中忽视实际成绩，而向公共关系技能倾斜[12]，但不可否认，NASPAA走过的历程和取得的经验仍值得国内MPA教育乃至专业学位教育和教育认证活动思索和学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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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Murphy T P.Who’s Afraid of the NASPAA Wolf?[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76,36(2).

篇4：美国模式对中国MPA课程设置的启示论文

美国“借贷经济”的主要特点和表现

上世纪80年代至2007年，美国充分借助金融自由化以及金融创新的优势，财富效应不断放大，刺激居民超前消费，实现了GDP年均增长2％～3％、通货膨胀率低于3％，失业率5％左右的“充分就业”下的潜在增长。然而，“借贷经济”所埋下的祸根却最终引发了20世纪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

政府，企业和居民负债过度在美国“借贷经济”模式下，政府、企业、个人均陷入五节制的负债经营中。截至2002年2季度末，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的债务4.83万亿美元，企业债务约5.03万亿美元，居民债务约8.03万亿美元：到2008年2季度末，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的债务上升到7.5万亿美元，企业债务上升到7.25万亿美元，居民债务上升到13.97万亿美元，其中80％以上是住房抵押贷款。6年中，美国各部门总负债规模从27.4万亿美元增加到45.25万亿美元，增加了17.85万亿美元，而同期美国GDP仅增加了3.37万亿美元。

财政赤字、经常账户“双赤字”自1980年以来，除在1998、1999，2000财年分别实现了379亿美元、790亿美元和1.590亿美元的财政盈余之外，美国联邦政府在其余年份都是财政赤字。1987财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为2.031亿美元；2003财年，财政赤字上升到5.298亿美元，刚刚结束的2007财年赤字达到3.450亿美元。

“借贷经济”下的政府赤字和储蓄缺口的必然结果是贸易赤字。当一个国家的消费水平超出当前的收入水平，就只能通过从国外借入资源的方式实现。表现在国际收支上，就是贸易逆差的增加。

储蓄不足，消费过度自1969年以来，美国即出现总投资大于总储蓄的现象，美国总储蓄的不断下降，主要原因是个人储蓄显著下降。1972～1992年间，美国个人储蓄率(个人可支配收入总额中储蓄的份额)在8％～10％之间，1992年之后储蓄率迅速下降，到1998年下降到2％，2005和2006年，分别下降到-0.5％和-1％。

美元和美元资产泛滥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元取代黄金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可以不受限制地根据自身的需要发行货币。美国的货币供应总量(M3)从1971年的7710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底的9B.741亿美元，增长了12.72倍，而同期GDP只增长了11.69倍。尽管2006年以来，美联储不再公布包括大额定期存款，回购协议和欧洲美元的M3，但过快增长的货币供应量及金融市场上种类纷繁、复杂的金融产品，导致了美元金融资产泛滥，金融资产总值占GDP的比例一度超过400％。

发展“借贷经济”的结果；泡沫和危机

事实表明，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成为最大债务国的策略至少在次贷危机之前是成功的。问题是美国在“借贷经济”的道路上走得太远，政府和个人债务不断膨胀，储蓄严重不足，在虚幻的“财富效应”下依赖过度消费支持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从而引发了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

金融业超前发展美国通过贸易赤字向全球输送了大量美元，如果要使美元回流并平衡国际收支，就必须要有一个高度发达，产品丰富、自由流动的金融市场作为回流的平台。在这种政策导向下，美国金融业快速发展，金融产品创新，特别是MBS、ABS、CDO、CDS等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出于对美国的信任，各国投资者对其金融创新产品的接受和认同，支持了美国金融业的发展，维持着美国政府赤字和家庭过度负债消费，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渐行渐远。

资产价格泡沫不断膨胀据统计，在1970～2000年的大部分年份中，美国房价年增长幅度仅为2％。2000年以后，美国房地产价格指数突破100点，最高升至2006年二季度的190点。此外，美国股市自1978年来持续上涨，道琼斯指数从1978的805点最高涨至2007年10月的13.930点。长达数十年虚拟经济的繁荣，导致居民和公司的虚拟“财富”急剧膨胀，极大地刺激了居民消费和投资。但在2007年次贷危机之后，房地产泡沫和股市先后随之破灭，配置到虚拟经济的无效财富随之消失。

美元贬值二战以后，美元兑主要货币名义汇率有涨有跌，但总体跌势明显。在美元贬值过程中，美国两次享受了对外债务缩水的好处，1971年宣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随之解体；在2007年以来的美国金融危机中，向全球投资者转嫁损失。

掩盖了实体经济的风险，制造了供给能够创造需求的假象美国大力发展“借贷经济”的直接结果是金融产品的风险普遍被低估。在信贷的支持下，消费者潜在的需求更容易成为当期有效需求，实现了表面上的一派繁荣。企业风险下降、风险溢价水平降低的假象，掩盖了实体经济供求严重失衡的风险。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实质上是过度借贷的回归，信贷减少将抑制消费和投资，提高储蓄，促使社会实体经济从总供求的高位均衡回到较低位置的均衡。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外患和内忧

美国金融危机证明其“借贷经济”模式已无法维继，而作为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另一面，过度依赖外需和投资的增长模式同样不可持续。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消费需求减少的情况下，中国将经受更加严峻的考验。

外部经济环境全球经济增长步入下行周期，中国外部需求显著下降。与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阿根廷金融危机等局部性危机不同，当前的金融危机发生在金融最发达的美国，并波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拖累，全球经济下行趋势已经形成。随着开放程度地不断提高，中国同样不可能独善其身。由于与对外贸

易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就业是中国GDP的主要贡献力量之一，外需下降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较大影响。

经济增长方式长期依靠投资需求和外部需求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缺乏可持续性和稳定性。随着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加深，美国金融危机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必将对中国产生较大的影响。一是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经济总量不断提高，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经济调整的难度和代价越来越大。二是长期以来中国仍然没有摆脱依靠外需和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目前，中国储蓄余额达46万亿元，其中16万亿是居民储蓄，高储蓄的另一面是消费不足。2003～2007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持续在39％左右，而投资和净出口拉动的贡献率之和一直稳定在61％，其中净出口的贡献率从2003年的1％上升到21.5％。三是美国金融危机将导致经济增长模式的重新调整，国际经济秩序、国际货币体系面临重建，这些因素都将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加速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迫切性更加突出。

宏观调控方式经济运行日趋复杂，反周期的政府调控和干预政策的难度加大。一是政策协调和统筹难度大。中国经济运行情况复杂，经济的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行业发展不平衡，部分地区，行业，领域的“冷”、“热”交替发生或同时发生。政府调控政策必须统筹考虑、兼顾全局，特别是在当前经济下行过程中，各种矛盾和利益交织，加大了调控和干预政策的制定难度。二是政策力度很难把握。长期以来，中国依靠投资和外需带动的经济增长掩盖了产能过剩的问题，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可持续较差，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较弱，通胀、通缩交替出现，这些都对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节奏、时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把握不当，很可能埋下经济更大波动的诱因。三是货币政策的局限性日益显现。信用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复杂多变的金融波动甚至危机，央行容易陷入“放松、紧缩、被迫放松、被迫紧缩”的循环之中。特别是在经济下行过程中，货币政策的作用往往难以发挥，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货币政策连续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没有显著带动投资，反而为2005～2006年的流动性过剩创造了条件。

政策建议

面临国内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以及国际经济和金融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我们应采取灵活审慎的调控政策，把握下面几个方面的原则，保持国内经济金融稳定，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好”积极稳妥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拉动消费需求，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扩大内需和刺激经济发展的关键就是要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虽然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净出口的“三架马车”中，消费的贡献度有所提高，但投资和出口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在发达国家可能调整其“借贷经济”模式、减少消费的情况下，中国必须尽早着手调整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调整外资、外贸政策，促使产业结构升级，依靠内需来解决就业和推动经济增长。但是，中国扩大内需不能重走发达国家“借贷经济”的老路，不论是消费信贷还是“财富效应”，超过收入能力而盲目、过度扩大消费的商品循环是不可持续的，是对经济增长能力的透支。

“实”提高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稳定居民消费预期。要引导和促进合理消费，就要大力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当前，中国居民储蓄有16万亿元，且保持不断增长的趋势，主要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慢和就业压力大，收入预期下降而支出预期增加。因此，为了增强居民消费信心，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就必须想方设法提高居民的现期收入和收入预期，稳定居民支出预期，一是要进一步加大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二是应择机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大对贫困、弱势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三是要想方设法增加居民特别是9亿农民的实际可支配收入。

“稳”稳定市场，稳定信心。一是本轮反周期调控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从国内来看，目前受奥运因素、季节性因素和房地产，汽车等部分下游行业需求的持续减弱，当前钢材需求明显下降，煤炭、电力、汽油、运输等行业的需求可能进一步下降，产能过剩的问题突出，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稳定下游产品市场的需求。二是稳定投资者的信心。当前，中国房地产价格和证券市场指数的下行，有泡沫破灭的因素，但持续低迷，很大程度上是投资者信心不足所致，有必要在稳定投资者信心方面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三是加大财政政策的调控力度。由于货币政策的在经济下行周期中作用不明显，可以采取税收、国债、转移支付等财政政策工具，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改变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机制的调整与体制的优化。

“活”提高人民币汇率波动的灵活性，协调稳妥地推进资本账户开放。首先，要进一步提高人民币汇率确定的灵活性，2005年人民币放弃盯住美元改为盯住一揽子货币，迈出了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第一步。目前，要借助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有利时机，进一步提高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真实实现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其次，有步骤、有计划地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使人民币在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摆脱储备货币发行国对我国的钳制和危机输出，并减少中国对外汇储备的严重依赖。

篇5：美国社会管理对中国的启示

作者：王喜梅 张桥云 时间：2013-04-22 浏览次数：0 次

当前我国既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处于社会矛盾多发期，社会秩序、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都处在深刻的调整之中。如何通过社会管理创新，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让每个公民拥有更好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生机勃勃的社会力量成为目前我国面临的重要课题。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由于自治传统较久，在社会管理领域有多年的实践，其经验对于中国社会管理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美国社会管理的理念与特点

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它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期，美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贫富分化、秩序紊乱等社会问题。在这一时期美国以“进步运动”和“新政”为代表进行改革，以反垄断、保福利推动社会建设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从关注贫困逐渐转向关注社会排斥和社会融合。它通过“社区干预”等社会工程以及较高的社会福利，向国民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解决社会矛盾。近年来，美国的社会管理把社会保障、公民幸福等因素纳入政治目标，探索善治架构下的社会管理，建立基于市场原则、公共利益以及认同之上的合作管理，使公共利益最大化。

目前，美国社会治理的理念是主要通过合作、协商的方式确立社会共识，制度的重心在于形成多元责任主体，从单独依靠政府的能力转变为借助其他主体的能力和资源实现社会管理目标，将其他主体作为治理中的伙伴。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因而美国的社会管理是一个政府力量与市场、社会力量互相适应和增权的过程：一方面，社会中分散的利益按照功能分化的原则组织起来，有序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另一方面，从这种制度化的参与中，公共决策和社会治理将更加公正，国家权力也获得了稳定的合法性。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政府大力支持，社会发展支出在公共支出中的比重大

社会保障是美国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也是美国生活方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美国政府通过合理的公共服务项目支出，建立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社会资源和财富的有效调节，从经济基础层面稳定社会和调节利益冲突。美国自“罗斯福新政”立法以来，政府担负起了保证每个美国人的最低生活标准的责任，并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和社会安全网。

目前，美国联邦财政中，各类保障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一般保持在46%—52%之间,州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用于教育的支出占总支出的34%以上；其公共福利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超过16%，最高达18.2%，这充分说明了美国财政支出的公共服务性。从1972年到2011年，医保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3.6%上升到15.6%，医疗补助从2%上升到7.6%，收入保障（包括失业补助金、补充保障收入金和其他福利金）从7.1%上升到11.2%。2011财年，联邦政府的财政支出中有45%用于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公共服务。这种财政支出结构保障了民众的生存、安全、教育和医疗等基本生活需求，保证了社会的相对稳定。

（二）注重非营利组织和私人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美国社会管理中鼓励社会组织、依靠社会组织为民众服务、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管理职能社会化。在美国，非营利组织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非营利、自律、志愿性组织，其功能十分广泛，主要包括：维护特定群体或特定地区的利益、支持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充当政府与商业部门的中间人、提供宪法禁止政府从事的服务、监督政府与市场、满足社会多元化需要等。非营利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占全部社会服务的一半。[1]

在美国社会管理过程中，将非营利组织和私人部门纳入进来，不仅使得最困难的人群得到救助，而且使得参与各方都获得一定的利益，体现了一种机制性的社会责任关系。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之间建立起了战略伙伴关系：一方面，政府通过外包、补助制度、抵用券制度等方式将一些公共服务转移给非营利组织，从包揽社会事务的重负中解脱出来，主要发挥监督者和设计者的作用，提高社会管理的水平和质量。另一方面，非营利组织可使公民广泛地参与社会经济事务，促使政府倾听民意，从而凝聚民心、安定社会。

（三）通过社区建设实现社会融合

美国是西方国家中最早开展社区建设、发展和管理研究工作的国家之一。美国的社区组织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初步形成，到60年代基本形成了政府指导监管、社区组织和民间团体主办、私人部门积极参与的运作构架。作为一个文化多元、种族复杂的国家，社区建设是美国政府满足社会需求、应对社会挑战、实现民族融合的主要方法。社区建设与管理在美国已经比较系统和成熟。政府对社区的规划呈现出明确的计划性和目标指向，每年都对社区建设制定一系列的工作计划和发展规划，包括工作内容、组织措施和目标要求等。参与社区建设的非营利组织不仅直接提供服务，还多方筹款，通过社会捐助、收取有偿服务费等方式解决社区发展方面资金不足的问题。

最初，美国的社区管理强调国家、地方和社区各种服务机构的协调和联合，社区资源和人的需求之间的平衡。20世纪后期，社区建设开始强调广泛的社区参与，强调提高社区居民的自我依赖、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能力，增强解决社区问题的能力。“社区干预”主要是对贫穷、失业、犯罪和环境污染进行干预，更好地组织社区福利服务，从而使社区具有生命力。当前，美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失业率高企，年轻人离开所在社区寻找新的工作，造成大城市拥挤、小居民点精英流失等。[2]因而，解决社区居民的就业问题成为社区管理的主要任务。

二、美国社会管理的案例分析：住房保障

安居才能乐业，安居才能安心。住房问题往往是社会矛盾的焦点，美国住房保障政策是美国社会管理的一个缩影。美国国会在1949年通过的《全国可承受住房法》中，提出了美国住房保障的总体目标是“让每个美国家庭能够承受得起一套环境适宜且体面的住房”。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美国住房保障的基本思路是：政府干预与市场力量、社会力量相结合，既遵循政府介入住房的理念，又不大包大揽；既有政府适度的社会保障，又由居民尽其所能负担住房消费。如今美国的住宅自有率高达68.8％，白人住房自有率高达75.2％，黑人、亚裔和西班牙裔等少数族群住房自有率也提升至50.9％，人均住房面积达65平方米，住房保障政策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石。

（一）政府投资建造公共住房，解决住房短缺的难题

1929—1933年大危机后，美国各大城市出现了严重的住房供给不足，贫民窟状况的恶化致使许多城市出现了社会动荡。同时，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住房短缺严重，带来大量社会问题。为此，联邦政府通过政府投资建造公共住房供低收入家庭租用。1937年，联邦政府出台了《美国住房法》，建设公共住房作为一项独立且长期的住房措施被通过，正式确立了“联邦拨款资助——地方具体实施”的公共住房计划实施方法。公共住房计划在短期内迅速地增加了城市住房存量，快速缓解了城市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供给不足问题。到1969年，公共住房总量是79万套，并在1994年达到顶峰，共计140万套。政府不仅要在建设公共住房项目上投资，还要在设施维护及配套项目上支出。1969年的联邦运营补助为1490万美元，1979年上升到7.2亿美元，1993年为25亿美元，2003年达到了35亿美元，2008年上升至45亿美元。[3]

（二）政府支持私人和非营利组织为低收入家庭建廉价房

二战以后美国城市化出现了新的现象：富裕的白人中产阶级离开城市，而贫穷的工人和少数民族涌入城市，城市的住房短缺仍比较严重。许多地方和州政府开始与非营利组织合作实施新的住房计划。1959年，联邦政府开始了第一个完全由非营利组织实施的为低收入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住房计划。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面对日益严重的财政负担，政府为私人开发商和非营利组织提供优惠政策，鼓励他们为低收入家庭开发廉价房。联邦资助有两种形式：一是提供低息贷款。私人开发商和非营利组织以低于1%的贷款利息获得贷款，与市场利息差额部分由联邦政府补贴，因而可以提供廉租房，使低收入群体以较低的租金获得住房。二是通过税收激励，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建设。比较典型的是低收入住房税收优惠证（LIHTC）计划。该计划针对供给端进行税收抵免和补贴，且直接与住房项目挂钩。运作的基本模式是：美国国内税务署每年向各州政府分配税务返还额度，向参与新建、改建低收入住房的开发商提供联邦税收优惠证。每个州要提供至少10%的份额给非营利性住房机构开发的住房。

获得税收优惠证的开发商必须有一定比例的项目单元分给低收入家庭：至少20%的单元提供给不高于当地中等收入水平50%的家庭，或者至少40%的单元提供给低于当地中等收入水平60%的家庭，且这部分住房的租金不得高于租户家庭收入的30%。项目要保持廉价期15年。随着这一税收补贴项目越来越为市场所熟悉，特别是成为国家税法的永久项目后，税收补贴在投资市场上价格上升，因而能够显著提高工程开发的权益成本，减少对其他来源的资金需求，使得住房项目可以服务于低收入家庭。

（三）政府利用灵活的补贴提高居民住房消费能力，满足多元住房需求

1974—1975年美国经济危机期间，联邦预算赤字达到战后最高水平，通货膨胀不断上升，失业率达到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住房领域的矛盾由供给不足向支付力不足转变。政府从自有住房和租赁住房两个方面，充实国民可支付住房的供给，促进公民在住房上的公平。

一是租房补贴，即政府对低收入群体给予一定的房租补贴，提高其租房支付能力。如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实施的租金证明计划。在该计划中，符合资格的租房者可以从地方住房管理机构获得租金证明，到市场上去寻找符合美国住建部规定的质量等级和租金限额的住房。地方住房管理机构限定租房者可以选择的区位，在总租金中，租户只需支付不超过家庭收入25%的租金。后来，该计划变更为租房券计划，在总租金中，租房者支付不超过自身收入30%的租金，在政府规定租金范围内的租金差额由政府发放的租房券来支付。[4]政府在市场机制的框架内，通过财政补贴的形式提高低收入阶层的住房支付能力，提高了住户的自由选择度，满足了不同的消费偏好。二是购房补贴，即政府以补贴、减税和金融政策鼓励购买自有住房。对利用抵押贷款购买、建造和大修自己房屋的家庭，在征收个人所得税时减免抵押贷款的利息支出；对拥有自己住房的家庭，还可以减免所得税和财产税。

（四）以社区为平台缓解住房引发的社会管理问题

1.通过《社区再投资法案》，减少对弱势社区和有色人种的贷款歧视

美国的住房保障政策不仅体现在通过减税刺激私人投资于低收入家庭住房，同时也体现在致力于降低限制低收入者和有色群体的住房选择范围和机会的借贷门槛。1977年的《社区再投资法案》增加了银行给弱势社区提供服务的动力。这一法案规定，若银行不为低收入地区、低收入群体提供贷款投资服务，那么它将不被允许并购、开新的支行或参与其他受限业务。因此，该法案帮助低收入或有色群体的房屋所有者和社区增加获得住房抵押贷款的渠道，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房地产市场和抵押贷款市场上对

美籍非洲裔和其他有色群体的歧视。

2.力推“希望六号计划”和“自主选择社区”项目，改善贫困集中的问题

美国公共住房经过多年发展解决了大量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如种族隔离、贫困集中、暴力犯罪严重等，一些公共住房陷入了严重衰败的境地。美国国会1993年启动了“希望六号计划”，拆除破旧的公共住房，代之以设计新颖、低密度、高质量的社区住房，并提供较好的社区和支持性服务，吸引较高收入居民入住，达到促进经济融合与贫困人口分散化的目标。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启动了“自主选择社区”项目，取代“希望六号计划”，振兴极度贫困地区，并与学校相结合，改善儿童的成长环境。

3.通过包容性分区规划和不同收入居民的融合增加社区的经济多样性

由于集中管理贫困人口的社会成本较高，美国采取了将低收入家庭分散纳入富裕社区的政策。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帮助公共住房住户和特别低收入的家庭搬进中等收入社区；二是将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安排在同一社区。包容性分区规划鼓励并要求开发商将其建造的住房中的一部分指定给中低收入家庭。截至2004年，美国已经有约600个主要城郊社区实行了一定形式的包容性分区规划。此计划在几乎不用任何公共支出的情况下，为中低收入家庭解决了住房并增加了社区的经济多样性。

三、美国社会管理和住房保障的经验教训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在社会管理和住房保障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对正处于矛盾凸显期的中国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加快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增加财政对社会发展的投入

评价一个政府是否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关键要看其财政结构。美国政府积极扩大公共财政中社会发展支出的比例，满足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服务需求，力图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的目标。如2010财年，美国联邦财政中住房保障方面预算支出为395.35亿美元，如果加上政府在金融税收方面的支持，总支出可达到9363亿美元。

从中国政府的公共支出结构看，经济建设仍然占有主导性地位，成为制约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因素。在目前的行政体制、政治体制、财税体制、干部选拔机制下，地方政府在GDP和财政收入方面展开竞赛，以经济增长代替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地方政府出于经济总量的偏好，更多财政资金投向经济建设领域，用于公共服务的预算支出严重不足。在住房保障问题上，中央政府在对提供保障性住房的财政支出责任上存在软约束，实际支出规模很小，地方政府对保障房建设和供应的积极性也不高，造成政府对住房保障建设投入不足，没有制度化的预算保证。

社会管理重在做好源头管理，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力度，切实满足人民群众的民生需求。因此，政府要加快向公共服务政府转型，以提高管理效率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为基本目标来制定政策和配置公共资源。改革现有的公共财政结构，加大社会发展投入在政府财政预算中的比重。社会公共服务财政支出要向落后地区倾斜，向社区建设领域倾斜。需要构建财权与事权相顺应、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对各级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存在重叠交叉的事权，要明确划分并形成共担方案，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同时，充分考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以及各地的财政能力，合理确定中央与地方的负担比例，引导地方政府将公共资源配置到社会管理与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加大政府对于住房保障的投入和土地供应，从而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给，缓解中低收入群体住房难的困境。

（二）注重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多元共治与协同合作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无力独自包揽全部社会管理和服务，政府需要通过与私人及非营利组织合作，建立起社会管理多元主体参与的机制。在美国，民间组织主要从事政府和市场无法顾及或不能完全做好的事业，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服务，社会公众广受其益，实现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格局。美国政府通过税收优惠、补贴等措施，将社会力量整合进了住房公共目标之中，有利于提高民众的住房消费水平。大部分非营利性住房机构都致力于无限期地保证低收入家庭有可负担的住房。非营利性住房机构常常致力于为最贫穷、最需要的家庭服务，并且除了住房以外，还提供就业咨询、小孩看管、教育等一系列支持性服务。

中国目前社会管理仍是“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社会组织弱小，社会自治力量难以激活，社会组织不足以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政府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民生服务和社会管理。社会组织也需要培育、磨合，在发展中规范，以规范促发展。

目前我国政府在保障房的提供中包揽过多，社会力量的积极性没有发挥出来。政府应转变理念，创造条件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目前相关的体制机制还没有理顺，粗线条的制度设计很难吸引社会资本进入。主要的担忧是利润难以覆盖风险、退出机制缺位、政策不确定。因此，政府应建立更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减少社会力量在融资、建设、销售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

（三）鼓励公众参与社区管理，重视保障房社区管理在社会管理中的基础作用

美国的经验表明，社区公共事务具有复杂性、分散性和多样性，针对社区中存在的问题，应当动员社区居民广泛参与解决问题，让居民从自身利益出发参与社区管理，并在此过程中实现社区的共同归属。人民自愿参与的社会管理才是真正有效的社会管理，人民自觉创造的社会稳定才是真正的社会稳定。

我国目前社会管理协同不够，社区建设和社会组织建设不够成熟。轻视社会协同，会导致政府习惯性统管一切。社会管理服务的重心在社区，我们要紧紧抓住社区这个支撑点，注重发挥社区在社会管理服务中的基础平台作用，推进社区管理主体多元化，培育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注重发动群众自我管理，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的品质生活共同体。

保障房低收入家庭多、空巢老人多、残疾人和病人多，社区管理难度更大、更特殊。保障房社区管理也是一场社会管理变革，必须把公共服务、基层社区和社会组织引入保障房小区。创造性地开展社区服务，促进不同职业、文化背景群体的和谐相处，是住房保障工作的最终目标。应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机制，引导居民主动参与社区管理，建立由社区居委会、物业服务机构、居民代表参与的社区议事协商制度，使行政机制、市场机制、自治的社会机制在社区内有机整合，发挥社会组织的协调整合、排忧解难功能，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等形式，探索建立“政府指导、小区自主、市场运作”的物业管理或准物业管理模式。

（四）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应与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

美国内战后，伴随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城市化进入鼎盛时期，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1790年的5.1%跃增至1920年的51.2%。人口激增，城市房屋无法满足需求，致使住房十分拥挤，住房短缺带来大量社会问题。美国政府通过投资建设公共住房，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住房保障，缓解社会矛盾。20世纪70年代，美国中心城市在经历了六七十年代人口和产业外迁、“产业空洞化”的阵痛后，实现了功能的转变，完成了工业经济向服务性经济的转换和升级，走上了复兴之路。部分白人中产阶级居民向中心城市回流，使房租和房价加速上涨，超出了中低收入家庭的负担能力。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向低收入者提供的金融和税收支持显著增加，以促进公民在住房上的公平。

面对城市化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还没有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近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流动人口已达到2.2亿。而在目前“户籍人口—流动人口”的二元社会管理模式下，流动人口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未享受到平等的社会福利和国民待遇，未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已经明确提出，城镇化是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城市“非正规”移民逐步转为城镇居民是推进城市化的重要任务。目前的社会管理模式强化了不同人群的社会区隔，与经济结构所要求的流动人口产业工人化、市民化不相适应。特别是这一群体的住房问题十分突出，大部分城市的住房保障只向户籍人口提供，住房难题导致这一群体的压抑感、漂泊感、焦虑感成为普遍现象。因而，中国的社会管理要与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从制度上、社会福利上、利益结构上、观念上消除对流动人口的排斥。在住房保障制度的顶层设计中，要充分考虑对流动人口的住房保障，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增强其安全感和幸福感，可以稳定劳动力供给以延缓人口红利的消失、缩小城乡差距、改善收入分配，对于我国城市化的可持续、社会公平正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五）社会管理要统筹规划，政策设计要有前瞻性

社会管理要增加政策的前瞻性、超前性，要统筹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稳定，针对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针对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最突出的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整体规划，避免引发社会矛盾和增加后续政策纠错成本。在这方面，美国有深刻的教训。在公共住房项目中，美国1937年的立法明确规定公共住房不得与私有市场上的住房竞争，项目建设有严格的资金限制。为了不超出建设预算，建设中追求成本最小化，建筑材料是次等的，施工也是粗糙的。公共住房建设的成本节约措施后来被证明是极其短视的。粗制滥造的建设常常使得后期的维护和修缮费用非常高。破败的公共住房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贫困的集中。另外，最初的立法还影响了公共住房的选址——使得公共住房多座落在低收入、通常有少数族裔居住的社区，也造成了贫困人口集聚和种族隔离，带来大量社会问题，如20世纪60年代以黑人为代表的低收入阶层不断抗议住房条件引发骚乱。贫困集中引发复杂和持续的城市社会分裂问题，还因为穷人聚居地区消费和纳税能力低下而导致该地区商业与公共物品投入匮乏，从而形成城区败落的恶性循环。糟糕的质量、管理和治安，以及用于更替磨损居住系统和进行必要维护的资金不足使得公共住房逐渐成为弱势群体和穷人的避难所，贫困度越来越集中。1950年公共住房的居民平均收入约为国民平均收入的57%，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则不足20%。[5]

目前，中国一些地方政府急于完成中央下达的保障房建设数量指标，一味强调进度，尤其是在地方建设资金不足、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下，进度冲动难免埋下质量隐患。一些地方因工期过短，保障房建设中施工、监理、建材等一系列企业招投标流程被弱化，致使建设质量监管流于形式。另外，因为没有上级的相应考核，地方政府对如何利用保障房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导致在决策中对保障房的布局没有规划统筹，项目没有经充分的科学评估和市场调研就匆匆上马。在保障房周边，包括交通、购物、教育、医疗等生活配套设施在内的居住条件并不完备。从长远来看，不重视统筹规划就会出现资源浪费、贫困集中等问题。因此，我们要从社会管理角度做好前期规划设计，同时兼顾补充住房缺口和降低贫困集中这两个目标，要注重观念的转变、要素的集成、资源的整合、方法的改进，努力破解各种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束缚和保障方面的困扰，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后续政策纠错的成本。在选址和土地供应环节上着眼城市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避免形成大规模低收入人群过度集中的地区，促进不同社会阶层的适度混合，通过公共权力调控城市空间资源的分配。学习美国，在商品房中配建保障房，降低建设、生活成本。

（六）引入市场力量时要做好制度设计，避免私人部门的道德风险损害公众利益

政府利用市场主体的体制、资金、信息等方面的优势来实现公共政策目标，而市场主体利用政府所提供的市场、政策优惠、资金等方面的优势来追求盈利目标。但市场机制被引入公共服务的提供后，仍难以摆脱市场缺陷的内在制约，特别是存在市场缺陷与政府缺陷结合的危险。在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政府在运用住房金融市场实现住房公共政策目标时，为提高效率而过度依赖市场的力量，反而影响到政府公共目标和公众利益的实现。美国政府对市场力量监督不力，在利益的驱动下，经纪人向借款人恶意推销贷款，评级机构刻意提高产品信用等级，加剧了交易信息不对称的矛盾，影响了消费者利益。联邦储备银行的两个监管机构还阻止了地方政府试图限制次级贷款创新过滥的行为。[6]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新增数百万失业者，同时政府出手救助金融机构，被批评为用纳税人的钱救助危机的制造者。美国民众打出“控制华尔街”，“99%反对1%”,“大富翁，你的末日到了”等口号反对华尔街的示威运动由纽约走向全国，引发了许多社会矛盾。

在我国的社会管理中，一方面，政府要关注社会目标实现过程中可能借助的市场机会；另一方面，也要有效监督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目前我国保障房面临融资难题，如何利用金融创新，将僵化的政府直接主导型融资方式转化为政府引导下的市场运作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推动金融创新的同时，要注重与之配套的风险管理机制建设，避免市场的逐利性影响到公共利益。

注释：

[1] 丁元竹《美国社会管理体制的特点和对中国的启示》，载于2005年12月9日《中国经济时报》。

[2] 陈爱蓓《西方国家依法推进社会管理的理念、路径及其借鉴》，载于《江海学刊》2011年第5期。

[3] 相关数据参见 R.Allen Hays，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Urban Housing，Albany，NY:Sunny Press，1995；

G.A.Byrne，K.Day & J.Stockard，“Taking Stock of Public Housing.Paper presented to the Public Housing Authority Directors Associations”,see http:///doc/FY10presidentsrequest.pdf.2009c.[4] 宋博通《从公共住房到租金优惠券——美国低收入阶层住房政策演化解析》，载于《城市规划汇刊》2002年第4期。

[5] M.K.Nenno，Ending the Stalemate：Moving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to the Mainstream of

篇6：美国企业文化对中国企业的启示

关键词：企业文化；权变管理；科学管理；团队精神；学习型企业

企业文化是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文化观念、价值观念、企业精神、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历史传统、企业制度、文化环境、企业产品等。其中，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1](p33)不 同国家的文化差异、民族文化差异、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都会影响企业文化的形成，并对企业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现代企业管理经验表明，企业经营的最高境界 是文化经营，企业最终的竞争是文化竞争。文化已经成为提升企业品牌的重要手段，也是整合企业内外部资源的最有力、最经济、最高效的“无形之手”。翻开近代 世界经济发展史，全球规模的大企业，尤其在世界 500 强 企业行列中，美国企业几乎占据了一半以上的份额。即使在当今瞬息万变的经济环境下，美国的企业还是保持着世界第一的竞争力。因此，研究美国企业文化的特 点，探讨美国企业文化与中国企业文化之间的异同，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管理理念，是摆在中国企业和企业管理者面前的一个课题。

一、美国企业文化的特点 美国文化可归属于低度关系文化，他们相信人人生来平等。[2]由于其建国历史不长，因此没有沉重的传统文化包袱，加上美国以移民为主，荟萃了世界众多的优秀人才，使其文化具有较强的融合性。美国企业文化特点，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以 人为中心的管理理念。美国社会十分重视突出个人的作用，强调尊重和信任个人，通过个人奋斗实现自我价值。美国所有的优秀企业都把信任人、尊重人、关心人作 为企业管理的出发点，把人而不是把资本或设备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源泉。对人的尊重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员工自主权的尊重。优秀的管理人员相信普通的员工都 想把工作干好，有所创造，只要给他们提供适当的环境，他们就能做到这一点。二是尊重员工尊严与提高员工地位。大多数优秀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之间建立 起了一种同伴式的平等友爱关系，管理人员把员工当作同伴来对待，上下级之间培养不拘礼仪的交往方式，彼此间直呼其名不冠头衔，也不带姓氏。2.充分授权管理。相对于中国企业而言，美国企业中上下级之间权力距离较小，权力距离是指“一个社会对组织机构中权力分配不平等的情况所能接受的程度”。[3]其 下级通常认为上级是“和我一样的人”。美国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特别强调“授权”，他们信奉最直接管理的人对问题最有发言权。高层经理通常会给下属制定一个 目标，然后就由下属来达到这个目标，高层经理只是以成果来衡量目标，至于中间过程怎样，他基本上是不会干预的。任何一个阶层的部门经理，都可以在部门的范 围之内作决策，如何把工作做好，只要不违反公司的商业道德即可。3.强 烈的社会责任意识。美国公司十分注重企业外部成员———客户、股东、政府以及其他机构的利益，把面向市场、为客户提供最佳产品和最优服务作为企业基本的价 值观，把企业视作整个社会

有机体的一分子，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企业的社会责任主要以捍卫消费者权益、员工利益和环境保护等公众利益为核心。例如，在 美国联邦快递，坚持不懈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追求企业与当地社会的和谐发展不仅是各级管理层、也是员工们的共识。这种文化的内涵是取之社会、用之社会，为 社会的和谐发展作贡献，做优秀的“企业公民”。可以说，承担社会责任已经成为联邦快递的企业文化。4.鼓 励创新，推崇变革。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任何企业可持久的竞争优势越来越少，创新以及创新的速度成为关键的竞争要素。绝大多 数的美国企业已经开始意识到变革和创新对于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创新是企业生存之路，是公司发展之本，是当前公司竞争优势之魂”，这是多数美国公司 在二十年的发展中总结出来的共同规律。目前，在美国的企业中正盛行着一种创新的氛围，鼓励员工进行大大小小的变革，而美国公司也普遍以创新与变革为最高价 值观，在创新和变化中寻求和把握机遇。例如，许多美国工厂开始要求一线工人分析和改进生产加工过程。对于产品和加工工艺进行不断改进和创新已成为美国企业 的新特点。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诸如微软、IBM、GE、朗讯等知名的美国公司都将持续性技术创新作为企业生存和赢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5.重 视法律，信守合同。美国人认为，如果没有正当的法律过程对事实的公正、客观和无情评价做出判断，就不可能有正义。处于法治氛围中的美国企业形成的与职工的 关系，就是由合同契约形式来确定的。在雇佣机制方面，奉行契约原则，对职工实行聘任制。在职工受聘时期，企业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做好自己承担的工作。在合 同之外，双方概不承担相互责任。企业根据工作需要和专业化分工原则设置工作岗位，每个岗位都规定出极明确的工作范围、内容和任务，不存在无人负责、工作重 叠或人浮于事的现象，因而具有很高的工作效率。合同或契约一经签订，就具有法律效力，不管情况发生什么变化，一切都得按原订合同办事。

二、中国企业文化的 特点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中国的企业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企业文化呈以下特点：1.用 人上论资排辈。在中国企业可以很普遍地看到一个现象，那就是企管人员的层级越高，年纪就越大。这就是对员工实行长时期考核和逐步提升，使职务和工资随个人 在企业的工龄增加而增加的“按资排辈制”。一般而言，管理层人事选拔都是阶梯式的，在经历了下一级的各个岗位实践考核后，可机会均等地获得逐步晋升，这使 每个员工都能设计和看到自己的职业生活的奋斗目标，获得充分的满足感和归宿感。所以，在中国企业中“，员工跳槽”“、人才流失”的现象是很少发生的；反而 一个员工若频繁跳槽，会被视为“不忠诚的人”而被企业拒之门外。2.管 理上不得越级。由于传统的等级制度的影响，中国企业的职工都习惯将自己置于有序的组织结构中来定位自己，上下级之间存在较大的权力距离，这种权力距离表现 为企业的管理等级秩序严格，权力较大者拥有相应的特权，下属对上级有强烈的依附心理，因而形成了中、低层管理者不善于做出决策的行为特征。这种权力距离方 面的差异还可以通过各级经理人员的薪酬结构反映出来。3.决 策上集体为主。中国的管理者通常群众观念较强，形成了群体决策、民主集中的决策风格。事实上，群体决策确有其不足之处，即权力相对分散，责任不易明确，行 动比较迟缓，有时候效率较低。但是这种群体决策又有

其无可替代的优点，即能够集思广益，使集团在知识能力结构互补的基础上，充分发挥领导的整体功能和决策 能力。管理上不仅要听取各级管理人员的意见，还要听到广大员工的声音，以及客户和消费者的声音。随着现代企业的发展，企业的经营管理目标已经不再仅仅是实 现利润的最大化，而是还要股东满意、员工满意、顾客满意、社会满意的四满意目标。在这一复杂的决策过程中，个人决策日益体现出其局限性和弊端，而群体决策 则充分体现出其在复杂情况下有助于提高决策质量，有效地防止个人或单方专断的作用，有利于保证和维护合资企业的整体利益。4.治 理上情重于法。中国企业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方面，无论是奖还是罚等，弹性较大，人为因素多，回旋或灵活的余地相对较大，讲究“管理无情人有情”，“人 治”的成分较大，法制或科学管理的成分相对较少，所以在执行时很难把握分寸，分寸或者度把握不准，就会造成管理的随意性和复杂化。中国的“人情味”很浓，人际关系复杂，这些环境因素对制度的执行带来了一定阻力。另外，中国法律、法规的某些条文弹性较大，很难做到百分之百的准确和公允。

三、中美企业文化差异 探究由于中美两国文化背景、地域差别和其所面临的不同历史环境，造成中美企业文化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的形成原因如下：1.个 性张扬与谦虚含蓄。美国人的个性表现为外倾、张扬，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自信心、荣誉感以及在获得成就后的狂喜；相反，中国文化则提倡谦虚谨慎，凡事讲究谦 让，十分注重个人的涵养，反对自吹自擂，然而中国式的自我谦虚或自我否定却常常使美国人大为不满。在取得成功得到他人的赞赏时，中国人往往倾向于将功劳推 让给他人，故意贬低自己的能力。但在美国人看来，这不仅否定了自己，还否定了赞扬者的鉴赏力。2.自 我奋斗和人文关怀。美国人的自我中心意识和独立意识很强，崇拜个人奋斗，自己对自己负责，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习惯关心他人，不过问他人的私事，不提 倡主动帮助别人或接受别人帮助，尤其在陌生的场合。中国文化推崇天人合一的终极关怀，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思想，主张“仁者爱人”，人与人之间是“善相爱、交 相利”的，提倡无私奉献，主动关心他人，给人以无微不至的体贴是一种美德。3.开 拓创新与中庸之道。美国文化鼓励人不断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做一番前人未做过的、超凡的事业，以体现个人的个性价值；而传统的中国文化则要求人们不偏不 倚、中庸之道。保持和多数人的行为和轨迹一致，否则会受到舆论谴责，自己内心会出现不安，唯恐被大家认为是叛逆者，会遭众叛亲离的下场。因此和美国人相 比，中国人能保持稳定和谐，但不善于预见未来的危险性，缺少创新发明的动力。4.个 人自由和团结协作。美国人十分珍视个人自由，喜欢随心所欲，倾向于独往独行，个人的表现欲较强，不愿受限制，遇到阻碍常常独自设法冲出束缚，实现自己的价 值；中国文化则更多地强调集体主义，主张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中国人的集体责任感强，主张同甘共苦，团结合作，步调一致，遭遇困难往往依赖于集体解决问 题。

四、改进企业文化管理的对策在我国企业文化的建设发展过程中，首先要承认相当一部分企业管理比较粗放，企业文化与科学管理的要求仍有一定的差距，企业 的经营机制不健全、不完善，经营目标模糊，经营约束软化，还不能很好适应市场竞争需要；[4]其次，应大胆引进美国先进的企业文化，吸取其优秀的成果，为我所用。1.在 中国文化的背景下，管理时应注

意从人文角度出发，缩小权力距离，适当下放权力，使所有的员工都能加入到管理中来，把企业的事当成自家的事；同时，企业应当 通过预测员工的需要和行为倾向，来引导和整合员工的目标追求，使大家明白，只有通过员工的共同努力，企业才能发展，企业发展了，员工的各种需要才能更好、更全面地满足。强调“以人为本”，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比如:营造信任和尊重人的氛围，给员工平等、友爱、自豪、安全的感觉。2.企 业内部的各项目在群体参与的基础上，借鉴美国企业的管理模式，明确权力责任，层层分解，落实到人。现代经济的瞬时性、高频性使管理的节奏加快，因事而变的 权变管理极适合此情况下的应用。权变管理是以现实为中心的管理方法，它以目标多变性为基本特点来确定具体管理方式的一定幅度，从而确定一系列基本的相关原 则。这就要求企业的管理者善于组织规划，胸怀全局，能运筹帷幄地参考借鉴各方意见，领导组织成员认清所处的情况和形式，使下属在其规定的职责范围内有相应 的自主权，增强员工自觉工作的热情。3.强 调依法管理和科学管理。学习美国企业的经营方式，首先应规范管理体制，注重管理程序，有效避免管理中的任人唯亲、近亲繁殖的弊端，以理性和科学的管理理念 来建立具体的管理体制，规范管理的程序，这有利于明确管理责任，使人际关系清晰、明朗，提高工作效率。此外，把对员工的人文关怀渗透到实际的管理中，关心 员工的生活状况，关注员工的情绪变化，以对员工的关爱来激励员工不断努力，能够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发挥其潜能。[5]4.团 队精神塑造员工激情。与我国企业相比，美国企业的优势就是其员工的团队精神。他们有一种自发的工作热情，为了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当 今世界，生存与发展是企业永恒的两大难题，而企业能否生存与发展，关键在于能否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凝聚力，能否发挥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让管 理者与员工融为一体，互相激发灵感，最大限度地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是企业成功的必要保证。5.打 造学习型企业。在美国，每位员工都可以得到训练和提升的机会，企业提供许多寓教于乐的内部培训项目，并分为各种层次：如公司企业文化培训，全面灌输企业的 经营理念；在岗技术培训，学习如何使用机器设备等；专业知识培训，如电脑培训、外语语言学习等；领导艺术和管理技巧的培训，这主要是针对有不同潜能的管理 人员而设。另外，企业还实行轮岗制，经常要求各级主管轮换工作，通过担任不同的工作，接触公司内部的各个层面，相互形成某种竞争，最终能把握公司的总体业 务，并掌握各种技能。我国企业应加强对员工的培训，提高员工的竞争力，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五、结语企业文化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一个企业的所有凝聚力不是来自于资源和技术，而是来自于企业文化。在学习美国企业文化时，要防止两种错误倾向：一是认为中国传统企业文化一无是处，一 切都是照搬抄袭，不加分析，不辨良莠，直接把美国的模式全盘端来；二是盲目自大，总认为中国传统企业文化是最好的，无需向美国等先进国家企业的经营管理理 论和经验学习，因循守旧，这种错误倾向无法识别精华和糟粕，对美国等先进国家的模式全盘否定。[6]中国企业应树立成功的信心和勇气，敢于打破旧的传统，不断超越自

己，充分发扬自己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的优势，将外来文化的精华融于国内企业文化建设之中，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

参考文献：

[1]刘光明.企业文化[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2]唐建杰.美国企业文化[J].中外企业文化，2007，（06）.[3]詹婷婷.基于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美国企业文化特点

探析[J].武汉冶金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12）.[4]牛量，冯文全，邱振平.浅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企业

文化[J].科技管理研究，2008，（12）.[5]郑克岭，张宇明，李桐.论中美企业文化管理的差异

[J].世纪桥，2006，（02）.[6]刘爱芳.浅析中美企业文化的差异[J].科技情报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