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四大经验

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四大经验（共8篇）

篇1：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四大经验

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四大经验

房宁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植根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历史环境、现实国情，为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提供了起点和基础;而满足当代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则是推动和塑造当代中国民主的决定性因素。

当今世界各国实行民主政治的历史原因是有差别的，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英国民主政治最早起源于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因此权利保护成为英国民主的起点和重点。法国民主政治起源于社会内部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出现在上下层阶级革命斗争之中。因此争取自由成为法国式民主的主题与鲜明特色。美国民主诞生于反抗外来压迫的独立战争，由于历史和地理条件等特殊原因，美国独立建国时较之欧洲国家有较大的制度选择和建构空间，即实行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双重开放。

中国民主政治的起点是外来殖民主义侵略引发的民族生存危机，救亡图存是中国近现代一切政治建设的历史起点和逻辑原点。在挽救民族危亡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产生了民主政治的诉求，出现了最初民主实践。在新中国建立后，寻求国家的快速工业化，建立富强的新国家，成为新的历史任务。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主题，也由此从救亡图存转变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

在长期和反复的探索中，中国民主建设取得了自己的重要经验。根据笔者多年的观察、思考与比较，民主的中国经验中有四条尤为重要和值得人们关注。

第一，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把保障人民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统一起来。

从18世纪欧美工业化时代，到日本19世纪的明治维新，再到20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人类工业化时代民主政治的实践经验共同验证了，保障人民权利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发展动力。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自由，权利的开放和保障，激发了亿万中国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中国经济出现了历史性的飞跃。这是中国民主政治产生的巨大社会推动力的结果。

然而，权利保障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集中国家权力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最具特色之处。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是国家权力集中的制度体现。西方舆论将中国模式称为“威权主义”，即经济自由与政治专制的结合。但中国模式与威权主义有根本不同：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并非以一人、一党、一集团的一己之私为目的之体制，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是用以集中资源，统筹安排，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战略性发展之体制。

第二，在工业化阶段，选择协商民主为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方向和重点。

工业化是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和转型的时期。经验证明，在该阶段实行竞争性的选举，开放社会参与的权力通道，会导致“分配性参与”，其结果是社会的阶级与群体斗争的加剧，通常会导致社会冲突和动荡。

中国重点发展协商民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选举民主给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增加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一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扩大社会共识。协商的本质是寻求利益交集，寻求最大“公约数”。二有利于提高民主质量，让各种意见充分发出，通过交流讨论使各种意见取长补短，避免片面性;也有助于把“服从多数”和“尊重少数”统一起来。三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降低政治成本。

第三，随着经济社会进步，循序渐进不断扩大和发展人民权利。

民主的本意是实现多数人的统治，为什么推行和扩大民主会在一些国家导致混乱？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权利的扩大超过了政治制度和体制的承载能力，形成了权利超速现象。权利实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西方的权利观，或认为权利与生俱来，即所谓“天赋人权”;还有认为，权利是法律赋予的，法定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但西方的历史经验也证明，权利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社会进程，宪法和法律本身就是一部权利实现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的权利观认为，权利不是观念的产物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权利是伴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扩大和增长的。人们只有在具备了条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享有相应的权利。中国主张要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进步，逐步地发展和扩大人民的权利，逐步提高人民享有各种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质量。

第四，在民主建设和政治改革中，采取问题推动和试点推进的策略。

从比较理想的状态设想，民主政治和体制改革应预先进行准备和计划，然后付诸实行。这也被称为“顶层设计”。这在历史上亦有先例，如：法国大革命后的《人权法案》，美国独立建国后创制的美国宪政体制，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代表的新中国的一系列政治制度等。这些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历史机遇，这就是社会革命开辟的历史新起点和发展新空间。而改革与革命不同，不是“推倒重来”。形象地说，革命好似“新区开发”，而改革好似“旧城改造”。改革时代的“顶层设计”是罕见和困难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策略被形象地称为“摸着石头过河”，即从实践中的问题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是通过实验分散进行而不是轻易采取“一揽子”方案。所谓从问题出发，是将改革的起点设定于具体问题，从现象入手。在尚未认识事物本质的情况下，圈定本质的范围，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进行改革的尝试，通过部分地解决问题，从量的积累到质的改变。

通过实验、试点逐步推广，也是中国改革和民主建设的成功策略。任何改革都必然要面对风险，但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冒没有退路的风险。政治体制改革一旦遭遇重大挫折甚至全面失败，国家和人民就要承受不可弥补的损失，几代人的生活就有可能被毁坏。前苏联的改革与崩溃亦可谓殷鉴不远。因此，改革试点可以规避整体风险，可以规避颠覆性风险，本身就是退回机制的一部分。改革难免失误，只要在一定范围内则可以承受。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此文摘编自新著《民主的中国经验》。)

2014-01-09环球时报

篇2：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四大经验

高亚洲

提出对村委会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实施有效监督，一举将“难点村”转变为“零上访村”，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闯出了一条新路

近年来，陕西省委省政府着力推行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在村务公开、民主管理、“难点村”治理和民主监督等方面迈出坚实步伐，取得明显成效。通过建机制、抓重点、破难点等得力措施，加强了以财务公开为重点的村务公开，多数村做到决策民主、公开重点、程序规范、群众满意，维护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村务公开：让“后进”变“先进”

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因很多，但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是由于村务不公开、管理不民主、监督不得力而导致不少村级领导班子涣散、干群关系紧张、各种矛盾突出，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变成“后进村”、“难点村”，成为困扰各级党委、政府的一块“心病”。陕西省按照中央部署，从1998年以来在全省推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制定了全省《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办法》，从公开内容、公开程序和公开形式三方面予以规范，经过多年努力，此项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为促进全省各村改革发展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不少后进村通过推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发生了较大变化。

西安市东韩村是中国农民画乡——户县“第一画庄”，就是这个文化底蕴深厚蜚声中外的村庄曾走过一段不堪回首的弯路。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村务不公开，管理不民主，经济不透明，村干部无人监督，导致干群关系紧张，部分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到镇、县、市、省上访不断，成了有名的“上访村”。2008年12月，吃尽村务不公开苦头的东韩村，在镇党委、政府的领导帮助下，采取“两推一选”和村民直选的办法，果断选举产生了作风民主、办事公道、敢于创新的两委班子。新班子上任第一件事便是总结反思过去村务不公开、财务不清、事务不明、管理不力的沉痛教训，建立了严格的村务管理制度，村干部以身作则严格执行，东韩村一改往日后进面貌，群众高兴地夸奖两委会成了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火车头”。集中整治“难点村”：基础牢则大局稳

陕西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经过十年时间的推进，虽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到2009年全省仍有400多个行政村，工作进展缓慢、干群关系紧张、经济发展滞后，成为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工作中的“难点村”，这些村多数仍存在村务不公开、假公开，公开不及时，内容不全等重形式、轻实效的问题，在个别地方“村民自治”演化成了“村委会自治”，甚至变为“村官自治”。这部分“难点村”虽占比重不是很大，但关系全局，影响很大，从民生角度讲，如果没有这部分村子的小康，就不会有全省的小康;从政治大局讲，没有这部分村子的和谐稳定，就不可能有全省大局的和谐稳定。

能否从根本上建立起治理此类“难点村”的长效机制，提上省委、省政府的议事日程。通过规范管理，实行“一村一策”、“一事一议”的治理办法和县乡村组四级联动的工作机制，解决了一批“难点村”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开展“升级晋档、科学发展”争先创优活动，将全省村级组织按工作现状分为四类，采取量化分值考核评比方式，有效地促进了全省村级组织“难点村”的治理。全省“四类村”由16812个减少到7332个，减少了56.4%。户县草堂镇李家岩村是西安市有着得天独厚旅游资源的名村，但2006年前十年多时间里村干部没给群众办一件像样的事，成了本县有名的“难点村”。群众对村干部由气愤、动怒到寒心、失望。2006年4月，在全县集中治理“难点村”工作中，下决心重新选举产生了新的两委会班子，面对这个烂摊子，两委会亮出了三招，一是做出“群众的事，群众说了算”的庄重承诺;二是健全严格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制度;三是由村民代表选出民主理财小组成员，实行财务报销双签制，杜绝审批“一支笔”。并组成理财小组对近十年财务进行清查，追回几任村干部拖欠、挪用公款40多万元;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对15户低保户重新确认，更换了5户不符合条件的所谓低保户，赢得群众信任;与万业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环山旅游第一村项目，组织村组干部、村民代表外出考察学习开办农家乐的经验以及拆旧村建新村发展旅游业等举措，由于村务公开，全程有村民监督委员会监督，项目建成后没有一封举报信，没有一例群众上访。

民主监督：“金钥匙”开启“锈锁”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首要问题，也是实现现代化不可回避的问题。在农村，千千万万个行政村，农民如何才能作主，如何来监督村委会，这一直是一个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难题。

2006年9月，在渭南市澄城县杨家陇村，一个渭北高原普普通通的小村庄，敲锣打鼓建起全省第一个村民监督委员会，村监会在党支部领导下、与村委会成为村级组织中的三驾马车之一。杨家陇村监会虽然是村干部主动要求群众监督、在党支部领导下选举产生的，看起来是个特例，但实际上是多数地方长期以来由于对村干部缺乏有效监督，各种矛盾多发的必然结果。杨家陇村监会从建立到运行形成了一套规范、完整的制度，而且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了这项制度。

陕西省委常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郭永平在渭南下乡调研时，发现了杨家陇建立村民监督委员会这一典型，他立即敏锐地觉察到这是基层民主管理机制的一大创新，是村务公开民主管理、治理“难点村”的一种有效形式，是一把能打开“锈锁”的“金钥匙”。他及时向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汇报后得到高度重视并同意立即在渭南市开展全面试点，经过近两年的实践完善，2009年初取得成功经验后省委、省政府下发了《关于在全省开展村民监督委员会试点工作的意见》，在省纪委三次全会上作了全面安排部署，并多次召开工作推进会，经验交流会和现场观摩会。对全省107个县纪委书记、1705个乡镇党委书记、2.5万名村支部和村委会主任，1.9万余名村监会成员进行培训。这一制度迅速在全省推开，已建村民监督委员会27030个，占行政村总数的98.7%。两年多以来村监会作用初步显现，全省“薄弱

村”由7332个减少到2900个，减少了56.4%，“难点村”由447个减少到207个，占全省行政村总数的0.75%，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实践证明，村民监督委员会已成为整治“难点村”，深化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的有效抓手，这一制度的诞生和推广将大大推进中国农村民主监督制度改革的历史进程。

首先，村民监督委员会的建立，完善了村民自治机制，提升了村民监督的主体地位。形成了以村党组织为领导核心，村民委员会或村民代表会议决策、村委会执行和村民监督委员会监督的“三位一体”的村级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破解了对村级事务缺乏有效监督的难题;其次，这一制度使村务公开找到了监督平台和有力的抓手，确保了村务公开的全面落实、及时准确、规范有效;其三，这一制度的建立真正落实了村级事务民主管理的要求，实现了村务管理三个转变，即思想观念由“为民作主”转向“让民作主”，工作方式由“干部包办”转向“群众自治”，工作作风由“发号施令”转向“依靠群众”;其四，这一制度的建立促进了农村和谐稳定，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陕西省全面推行村民监督委员会制度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随着监委会制度的不断深化完善，陕西省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将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为陕西建设西部强省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单位：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警示训诫室)

典型案例

江西瑞金：“五行拳”破解“难点村”

2009年以来，瑞金市通过开展基层党组织评星定级，将全市26个农村党组织建设“难点村”列为重点管理对象，并将“难点村”分为“组织涣散型”、“管理混乱型”、“宗派

复杂型”、“经济滞后型”、“监督弱化型”等五种类型，实行一村一策，各个突破，用“五行拳法”确保实效。

浙江杭州：实现村务财务的透明化

篇3：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四大经验

1 基层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石

基层民主可以说是民主的“大学校”和“实验场”。作为中国民主改革的实验区, 基层民主即使失败了也不会造成太大的政治影响, 不像上层政治体制改革那样“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 当前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应当首先从基层做起, 在探索中稳步推向前进, 充分地利用群众、相信群众。

1.1 民主政治建设应当首先从基层做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大亮点就是基层民主的兴起。扩大基层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 也是我国民主改革的新生长点和重要突破口。近些年来, 我国城乡基层民主的广泛实践, 尤其是村民自治等基层直接民主的实践, 很好地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起步选择上的科学定位问题。

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做起, 积极推进基层社会的群众自治和直接民主, 具有以下优势:第一, 广大基层群众可以在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基层社会生活中切实地感受到社会主义民主赋予他们的实实在在的民主权利, 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 使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性要求与可操作性内在统一, 提高基层群众和手握一定权力的领导干部的民主责任意识;第二, 在基层社会, 人民群众通过村民自治和直接选举等民主实践逐渐将政治参与的规则意识、法律意识培养起来, 不断积累有序政治参与的经验和技巧, 从而建立起自身的现代公民意识, 提高民主化政治参与的意识和水平;第三, 扩大基层民主有利于党和政府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中, 防止“左”和“右”的偏差, 实现民主政治建设中方向性和发展性的统一;第四, 推进基层民主, 畅通人民群众运用民主的办法, 理性地、平等地与政府协商和沟通, 表达和协调各方利益的渠道, 有利于理顺政府与基层群众的利益关系, 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2 农村基层民主在探索中稳步推进

我国的农村基层民主始于二十世纪80年代初, 广西部分农村自发地组建了农村村民委员会, 自选产生了村委会的领导成员, 并由村委会来承担本村的治安管理、民间调解等职能, 并随后不断扩展, 自治事务也越来越多。1982年修改后的新宪法对由农民首创的村民委员会给予了充分肯定, 并将村民自治制度载入宪法, 标志着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基层民主改革拉开序幕。1987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并颁布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试行) 》, 对村委会的性质、产生、职能、与乡镇政府的关系等做了明确的规定。1998年,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终于结束了长达十年的试行而正式出台, 村民自治由此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在乡镇政府、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与村民的四方博弈中, 广大基层群众获得了法律赋予的各项民主权利, 在保障切身利益方面取得了成功。

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 亿万群众依据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直接选举产生了自己的村委会领导班子。一批素质高、能力强的农村精英通过竞选当选, 而那些水平低、能力差的干部则被逐渐淘汰出局, 形成了基层组织建设上“能者上庸者下”的良好局面。在实践中农村选举方式也不断得到创新, 变得日益多样化起来。吉林省梨树县首次使用“海选”的模式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 由村民直接投票推荐初步候选人, 以获得提名票较多者作为下一届村委会领导班子的正式候选人, 最后再由村民在选举大会中直接选举产生。海选模式充分体现了民主原则的彻底性、选举过程的公正性、选民参与的广泛性和对选民民主意志的尊重。安徽省岳西县还尝试“组合竞选制”选举产生村委会领导班子, 即竞选村委会主任的候选人各自组合副主任、委员等组合人选, 在正式选举时, 主任候选人得票多者当选, 而当选的村委会主任所提名的组合人选也整体当选。除此之外, 还有函投、电视竞选等选举方式被人民群众创造出来, 不同程度地得到推广。以民主选举为前提与基础的村民自治制度让广大村民在政治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利, 对促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意义重大。

在乡镇组织层面的基层民主主要也体现在选举民主上。随着村民自治的深入发展, 乡镇政权建设上的基层民主便成为了民主政治发展的自然延伸与扩展。作为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的逻辑延伸, 一些地方的乡镇政府也开始了乡镇长选举上的改革试点, 变间接选举为直接选举, 如1998年四川步云、南城的乡长直选。在乡镇领导班子选举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乡镇党委书记的“公推直选”, 其过程一般包括发布公告, 公开报名, 资格审查与实地调研, 公开推荐, 组织考察、确定与公布正式候选人, 直接选举与批准等环节。例如四川昌平乡、成都新都区、重庆渝北区、陕西南郑县等地的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这些民主实践扩大党内的基层民主, 保障了基层党员的民主权利, 有助于实现领导干部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内在统一, 也必将对深化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 促进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当然, 基层民主的范围绝不仅仅局限于选举民主这一个层面。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 村两委联席会议、村务公决等形式的决策活动大大激发了村民的参政热情。民主测评、民主评议村委会的工作报告, 村务公开等民主形式大大提高了村民的民主管理水平。在民主监督方面, 浙江省部分县建立了“村民监督委员会”, 湖北省建立了村务公开民主管理观察员制度, 其他地方也开始了形式各异的民主实践, 有力地预防了基层腐败, 促进了基层廉政建设。上述实践随着实践发展也不断引入到乡镇组织建设当中, 一些乡镇也顺应时代潮流开始了民主评议和政务党务公开的试点。

1.3 基层民主实践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随着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入推进, 我国的基层民主逐步完善, 显示出了极大的活力和生命力, 成为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新的生长点。但是, 我国国内政治体制改革所牵涉的关系极其复杂, 各方利益交织, 在实践中自然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并进一步加以分析将对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1.3.1 村民自治的实践如何向乡镇扩展。

当前正在进行的包括干部选拔制度和选举制度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要建立廉洁高效的领导干部队伍, 预防和解决现实中出现的领导干部渎职失职、贪污腐化等问题。但是, 如果政治体制改革的节奏过快、过急, 则往往会适得其反, 造成社会政治的动荡。基层自治与直接选举固然是我国基层民主的发展方向, 但是目前村民自治和村委会直接选举的机制和办法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加之乡镇政府毕竟不同于农村自治组织, 两者在管理职能和职责上有着巨大差异, 所以还不宜贸然向全国的乡镇全面推广。村民自治焕发出来的民主精神的确对乡镇组织建设有一定的辐射作用。但是作为一级政权的乡镇政府在目标定位、运行规则、管理职能等许多方面有别于村民组织, 因此村民自治的经验对乡镇政府来说, 其示范效应还是有限的。我国宪法和政府组织法规定乡镇政权是一级行政机关, 因此将乡镇政府改变为基层自治组织会直接涉及到宪法和政府组织法的修改, 在实际操作上难度也相当大。一味地强调村民自治的成功经验, 用村民自治的经验来指导乡镇组织建设, 无视二者的区别, 必然会给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带来灾难。另一方面, 在当前农村社会矛盾复杂多变的形势下, 若将乡镇政府弱化为自治组织必然导致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直接利益冲突上移至县级政府, 加大县 (区) 政府面临的压力。因而乡镇政府作为一级政府其职能不仅不能弱化, 相反应当进一步强化。最后, 村民自治其自身蕴含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农民政治素质和参与意识不高, 农民自身的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不强等。在农村选举当中出现的贿选和拉票等违法违规行为就是例证。因此, 村民自治也还需要乡镇政府依法加以规范和监督。需要指出的是, 乡镇自治虽然暂时还不宜作为基层政治改革的方向, 但是将村民自治中的有益做法引入到乡镇政权建设中加以实验和探索还是很有必要的。比如“两票制”、“公推直选”乡镇领导干部的选举改革和效仿村务公开而推行的乡镇党务政务公开、民主评议乡镇干部等实践都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1.3.2 村民委员会与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的关系如何理顺。

农村基层自治机构主要是由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委员会组成。但是在实践当中村委会实际上包揽了议事、决策、执行乃至监督的各种事项, 事实上架空了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的权力。由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外出打工的农民日益增多, 召集全体村民参加村民会议几乎很难实现。因此, 进一步完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 充分发挥村民代表会议的议事、决策等自治职能, 由村委会来执行将是不错的选择。河北青县的村代会 (村民代表会议) 常任制的实践为理顺村委会、村民会议、村代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具有启发意义。一方面, 经过村民会议的授权, 村代会成为了农村自治活动中的权力中枢, 使得村民依法行使自己的自治权有了有效可靠的载体。同时, 通过引入制约机制, 形成了村民代表会议代表全体村民行使决策权, 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代表会议的执行机关的运行机制, 从而确保了基层群众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能够得到切实地贯彻落实。

1.3.3 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两委”关系矛盾如何化解。

党的领导权与村民的自治权的矛盾直接表现为两委矛盾, 即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的矛盾。有些村委会主任认为, 自己是全村人民推选出来的, 因此自己有村民的拥护, 民意基础远远大于村支书, 所以和村支书对着干。也有些村支书认为,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 不管是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还是村民委员会都应当接受村党支部的领导, 其一切行动都应当服从于党支部的决定。由此造成了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权力博弈, 两委关系日益紧张。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的村务大事村民公决制度是解决两委矛盾的有益实践, 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当两委在处理村务过程中意见不统一时, 交由全体村民投票表决或许是个有效的解决办法。这样做就可以使党的领导、乡镇政府的指导与基层自治有机结合起来, 有效化解村民、村党委与乡镇政府三方的分歧。此外, 村委会与村支书“一肩挑”的方法也是可行的做法, 即由村支书通过参加村民选举兼任村主任或者新当选的村主任如果是党员就兼任村支书。这样一来两委矛盾便会自然消除。

2 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复合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助推器

实现党内民主与基层民主的对接, 发挥两种民主形式的合力, 不仅有利于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的健康发展, 而且将会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产生直接的影响。扩大党内基层民主, 探索发展党内基层民主的实践, 完善基层党内民主选举制度的改革, 实现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良性互动, 对当前我国的基层党内民主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2.1 扩大党内基层民主有何意义

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 进而推动整个政治文明建设, 是党内民主的合理延伸, 也是党内民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发展党内民主是发展人民民主的动力, 而发展人民民主又是发展党内的基础。扩大党内民主, 实现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良性互动, 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特色和基本经验, 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优势。

在基层社会, 党内民主主要表现为在基层党组织范围内充分发扬民主精神, 保障广大基层党员的民主权利, 主要表现在党内民主选举和党内民主决策两个方面, 而与村民自治和直接选举相联系就主要体现在村党支部与乡镇党委的民主选举上。目前村委会的直接选举已经成熟起来, 但是农村党支部和乡镇党委领导成员的直选, 由于与坚持党的领导的基本原则的冲突有待进一步调和, 而仍然处于探索阶段。所以, 如何探索农村党内民主选举吸引了众多国内学者的关注。“两票制”选举村党支部书记和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就很具有代表性。这些扩大党内基层民主的实践, 代表了有力发挥党内民主与基层民主合力作用的实现途径之一。

2.2 发展党内基层民主的实践探索

村党支部是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 是全村各项工作的有力领导核心。其主要职责就是贯彻执行党在基层的路线方针政策, 乡镇党委和全村党员大会的各项决议, 以及讨论决定本村经济和社会建设的重大议题。受到村委会领导班子自由竞选的影响, 村党支部书记的选举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一些地方开始尝试村党支部书记的竞争性直接选举。其中深圳市龙岗区、宝安区和湖北省广水市实行的党支部“两票制”推选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谓“两票制”选举村党支部书记, 就是首先要看初步入选人在群众中的公认程度如何, 由群众在民意测评中投赞成票;第二步就是在正式选举中党员投出选举票, 最终产生村党支部书记。这一做法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上级组织和基层群众各自意志的协调, 营造出群众满意, 组织同意的“双赢”局面。不但拓展了党内基层干部的选拔渠道, 建立了有效的竞争机制, 密切了干群关系, 而且有利于发挥农村党支部的核心作用和党支部开展工作, 最后还将有利于维护和实现广大村民的切身利益。

随着村委会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竞争性选举的普遍开展, 乡镇党委书记的竞争性选举也逐渐开始试点, 四川昌平县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的案例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2001年, 四川昌平县在灵山乡进行了公推直选党委领导班子的试点并且取得了成功。其具体做法被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准备阶段, 包括成立乡镇党委领导班子公推直选的领导小组, 制定实施方案, 宣传发动和其他一些准备工作;接着是实施阶段, 包括公开报名、资格审查、公推候选人和党员大会直选四个重要环节;最后是后续阶段, 主要是将选举结果及相关文件上报县委审批和备案。这一做法至少可以带来如下好处:第一, 扩大了党内基层民主, 切实保障了党员的主体地位, 落实了党员的各项民主权利;第二, 有利于激发当选干部的责任意识, 使基层组织中的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第三, 既保证了党管干部的组织原则, 又密切了党群关系, 实现了党的领导与群众路线的统一。

2.3 基层党内民主选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基层党内民主选举虽然经过了一些地方的试点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积累了一些经验, 但是相对于村民委员会的民主选举来说, 仍然还不够成熟, 加上在广大基层地区群众的民主意识还较为薄弱, 使得农村党组织领导成员的选举中出现了一些疏漏和不足之处, 有待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推进我国基层民主的发展。

2.3.1 我国基层党内民主选举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实践中来看, 我国基层党内民主选举主要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 没有建立起党组织书记权力的约束机制。无论是“两票制”选举村党支部书记还是“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 都仅仅是从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层面来确保选人用人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但是, 这只不过是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的一个环节而已, 是对领导干部渎职失职和贪污腐败的提前预防。而在当选之后如何加强对领导干部进行督促, 保证领导干部兑现承诺, 依法履行公职以及当选干部在发生渎职甚至犯罪行为时是由上级机关对其进行撤职还是由党员大会提出罢免, 仍然缺乏相应的机制。其次, 普通党员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基层选举委员会往往会给参加选举的广大党员和候选人设定众多的苛刻条件, 实际是给“不民主的选举”披上了一层“民主的外衣”。这对许多基层普通党员来说是不公平的。再次, 对候选人的调研不够深入。在一些地方对候选人调研的时间太短, 候选人与广大党员的沟通交流较少, 这必然会影响基层群众对候选人的正确认识, 那么在投票的时候只能依据自己的主观感觉, 而不是候选人的工作实绩。最后, 贿选、拉票等腐败现象时有发生。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 个别地方出现了贿选现象。一些能力不强或者是有问题的干部想方设法地利用非法手段破坏选举, 极力上位或保住自己的位置。他们除了使用金钱换取选票之外, 还会在当选之后沦为集团实力的代理人, 而全然不顾基层群众的利益。这种现象具有极大的危害性, 我们必须严肃对待。

2.3.2 完善基层党内民主选举的主要对策。

针对基层党内民主选举出现的这些问题, 应采取以下对策:第一, 加快建立党员弹劾和罢免书记或领导班子成员的制度, 对不称职甚至违法的党组织成员进行惩戒。这样不仅有利于预防和惩治党员干部的渎职违法行为, 而且可以构建一种对基层党员干部的激励机制, 促使掌握一定公共权力的党员依法办事, 切实地为基层群众办实事;第二, 健全党内选举制度, 深化选举制度改革。一是切实保障普通党员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把提名权真正地交给广大基层党员。二是规范选举规则, 适当延长候选人的调研时间, 使基层党员对候选人尽可能地有广泛深入的了解;第三, 建立预防和惩治选举腐败的机制。一是要加大对“贿选”行为的惩治力度, 对参与“贿选”者, 一经查实, 坚决严肃处理, 绝不手软。二是要建立观察监督机制, 除了内设机构的监督之外, 还可以加入记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基层群众等相关人员成立一个社会监督团对整个选举过程进行监督。

3结束语

要使村级民主的成功经验的积极作用发挥出来, 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如何将村级民主的有益实践向乡镇转接, 使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向纵深推进。在此过程中, 不能将村民自治和直接选举的办法直接向乡镇“移植”, 全然不顾农村社区与乡镇政权的区别。基层民主的步调应该要稳, 既要坚定不移, 又须循序渐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战略应当及早筹划、通盘考虑, 明确长远目标和阶段性目标, 并依此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战略与策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 从基层做起, 党内率先垂范, 以完善基层民主选举制度改革为重点稳步加以推进。

摘要：简要论述了发展基层民主的意义和作用, 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层民主的简要发展历程, 并分析了基层民主实践中的主要问题及对策。从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关系层面分析了发展基层党内民主的现实意义, 以“两票制”选举村党支部书记和乡镇党委“公推直选”为例, 阐述了发展基层党内民主的主要实践, 并分析了基层党内民主选举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完善策略。

关键词：民主政治建设,基层民主,党内民主,民主选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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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冶英.乡镇基层民主选举的制度创新及其完善[J].青岛行政学报, 2004 (6) :80-83.

篇4：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四大经验

一. 党内民主的健康发展是确保党的事业成功之关键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遵义会议召开之前，还处于幼年时期，党的路线发生了几次“左”倾错误倾向。由于党内民主发展不够成熟和完善，“左”倾思想弥漫党内，使党内民主生活受到严重窒息，正确意见不能得到及时反映和采纳，从而使党的事业遭受严重损失。

从1935年遵义会议的召开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由于党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党内民主生活也进入比较正常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时期，党的领导人对党内民主的重要性有了更充分的认识。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武器。”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党内民主作了建党以来最为全面系统的阐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再次强调党内民主原则。他在《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我们国家，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如果不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集中制。这些论述表明，我们党对党内民主的认识达到一定的程度。

在实践上，党内民主建设也有许多进展。延安整风丰富和发展了党内民主生活的实践形态，创造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形式。七大党章第一次规定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使党员有了行使民主权利的法规保障。党的八大决定对党的全国、省一级和县一级的代表大會实行年会制和常任制，而且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

正如邓小平所说：“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基本形成了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造成这种正常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党在这一阶段政治路线的正确。反过来，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又为正确路线的制定和执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实践证明，什么时期党内民主坚持和发扬得好，党的事业就充满生机，蒸蒸日上，即使犯了错误也能及时纠正；什么时候党内民主受到削弱和破坏，党的路线就会出现偏差，党的事业就会遭受严重挫折。

二. 充分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是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基础

党内民主是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中，依照党章规定一律平等地享有直接或间接决定党内事务的最终权利。尊重党员主体地位是发展党内民主的本质要求，党内民主的核心是党员的民主权利。党内民主的目的是确保广大党员民主意愿的实现，充分调动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它的本质是使党员成为党内事务的主人。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只有抓住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这个基础工程，才能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积极性，才能为党内民主健康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在扩大党员民主权利问题上，我们党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中共七大前后，党的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反复提到发挥党员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问题。毛泽东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讲到，发挥和解放党员个性就如同民族解放，如果没有党员个性或者党内没有畅所欲言的氛围，党员就丧失了独立性，党内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党内民主的实现，就是要发扬党员的自觉性与积极性，提高党员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发动党员或党员代表在党章规定的范围内尽量发表意见，以积极参加党对于人民事业的领导工作，并以此来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这些论述在后来的党章中都得到确认。邓小平谈到党内民主时也特别强调要根据党章的规定，切实保障党员行使民主权利。2005年中共中央正式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对党员权利的范围、权利的行使和保障都作了适当的规定。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有关党员权利的最全面最系统的规定，在实践上大大推动了党内民主的进程。

三. 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必须坚持全面加强制度建设

党内民主制度化的进程，始于1938年10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但是，这一正确的发展方向不仅未能在此后的40年间成为主流，而且在1957年至1976年间还被中断近20年之久。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内民主制度化才走上持续稳定的发展之路。正因如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成为党内民主建设成果最丰硕的时期。党内民主制度化水平低的一个消极后果，就是党内民主容易遭受破坏。在这一点上，我们党有着深刻的教训。对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能说党内没有察觉、没有斗争。但是，这种察觉和斗争难以发挥作用，往往因领导人一句话便前功尽弃，其根源在于党内集体领导没有形成严格的制度，原则性的规定多于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定，从而难以通过合法的程序来防止和纠正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

我们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因忽视民主的制度化建设，使我们很多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完善的制度和法规，造成民主制度化程度极低，常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成为我们过去发生各种错误的主要根源。如党的八大正确路线的改变、庐山会议的转向及“文化大革命”的发动等，无不与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错误导致改变集体的正确意见，这与党内的有关规定又未能阻止主要领导人的错误密切相关。

针对这些缺陷，自1980年8月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以来，中国共产党就把制度建设当作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环节来抓。中央反复强调制度建设问题，提出要着重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充分证明，只有把制度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才能保持党内政治生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才能为党内民主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证，在增强党的创新活力中不断巩固党的团结统一。

篇5：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读后感

班号2012117107姓名：杨宏玉 学号 2012111508

2005年10月19日,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白皮书从符合国情的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和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十个方面介绍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阅读这本白皮书，让我对民主的概念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也更加充分的认识到了中国民主政治的优越性。

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成果和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也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重要目标。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在中国这样一个比较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中国政府和人民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探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和人民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注入了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中国的民主政治既坚持了民主的普遍价值和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的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议会民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实践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

中国的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民主。在中国，除中国共产党外，还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八个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其显著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中国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八个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友党和参政党，而不是反对党或在野党。这项制度能比较好地实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的广泛的政治参与，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避免一党执政缺乏监督的弊端，又可避免多党纷争、互相倾轧造成的政治混乱和社会动荡。

发展民主必须牢牢抓住并始终坚持民主的实质。民主的定义可以有很多种，我认为，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政府要遵循人民的意志，按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和要求办事。这是民主的实质。中国民主建设的最大特点和优势，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致力于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民的最大愿望和要求是摆脱贫穷落后，实现民富国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人民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现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大幅改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使中国人民的百年梦想正在一步一步地变为现实，因而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拥护。

人类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互联网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和政府管理方式，既为各国人民实现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也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都提出了严峻挑战。信息化时代呼唤民主概念和制度的创新，呼唤各国加强合作、共谋政治发展。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加强交流和合作，互相学习，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携手并进，共同为探索和推动信息化时代民主政治的新发展，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出不懈的努力。

篇6：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四大经验

概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史实，阐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认识我国民主政治的特色。

【教材分析】

本课主要叙述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民主制度建立的背景与民主制度框架的构建，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内涵及体现的特点。理解建国之初的政治建设为中国民主政治奠定基础。

【学情分析】

知识储备：学生在初中历史课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史实，在政治、地理课知道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的相关基础知识。

认知水平：在初中历史政治学习的基础上，高一学生通过前期历史学习，已具备初步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方法：高一学生具备初步的归纳、比较分析问题的方法。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

了解新中国建立及意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过程，掌握概括与分析能力。

2、过程与方法

通过研习史料、观察图片、从材料中提取有效信息的方法;为学生提供问题情景，掌握感悟历史的方法。

3、情感态度价值观

再现新中国成立、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等场面，提供各项制度建立时不同阶层人民的心情与感受，学生认识中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广泛性，感悟理解新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特点，人民当家作主的喜悦心情。

【教学重点】

三大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过程

【教学难点】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民主政治特色

【教学方法】

“阅读──讨论──讲授”结合

【媒体使用】

PPT课件

【教学过程】

【导入】

师：出示陈逸飞的油画《占领总统府》

这幅画有什么寓意?

生：“青天白日”旗被扔在地上，总统削去了，意味着国民党垮台了，统治中国22年的南京国民政府覆灭了，一个旧政权被推翻了。即将升起的红旗，意味着新政权即将诞生了。

【探索新知】

师：新政权到底“新”在哪里?这得从新中国的筹建开始说起。早在1948年4月30日，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共中央就发出了“五一”号召，号召各党派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迅速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大计，筹建新中国。出示毛泽东给宋庆龄的亲笔信、毛泽东在火车站接宋庆龄、毛泽东在西苑机场迎接各界人士照片。

生：观看图片

师：出示新政协开会的照片，及《共同纲领》的引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代表们一致同意把这个新国家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的性质是：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阶级不仅包括工人、农民阶级，还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性质做出了具体规定，所以它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

生：观看图片，阅读引文。

师：大会还决定五星红旗为新中国的国旗。出示五星红旗。五星红旗的含义是什么?

生：红色代表革命，五星中的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周围的四颗小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大阶级，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

师：毛泽东后来解释说，五星代表中国人民的大团结。大会还决定将北平定为新中国的首都，并改名为北京。《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还选举了新中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出示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名单。出示政务院构成人员名单。

EMBED PowerPoint.Slide.8

生：阅读，分析

师：以上材料体现出新政权有何特点?

生：体现了新政权是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它具有广泛的人民性。

师：这次大会不仅规定了新中国的政权性质，还对新政权的组织形式做了具体规定。出示《共同纲领》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

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生：阅读引文材料

师：《共同纲领》的这项规定，反映新中国创建了怎样的政治制度?

生：人民代表大会制。

师：有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们先观看一段视频。播放视频。

生：观看视频。

师：出示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三章规定。出示英美选民资格的规定与正在投票的中国女工邮票和选民证图片，引导学生阅读图文，进行简单对比。思考它们体现中国民主政治有何特点?

生：广泛性、平等性

师：出示人民代表大会制示意图。(一边演示，一边讲解)人民代表大会制具有什么特点?

生：“双重委托”“双重监督”

师：出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材料

生：分析材料

师：出示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机构图，这种“议行合一”的动作机制有何特点?

生：高效快捷，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

生：高效快捷

师：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我国一项根本政治制度。新中国还有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那就是新中国的政党制度。出示新政协的662名代表构成图。你从代表构成图中看到了些什么?从而你能得出什么结论?

生：读图，回答。

篇7：中国近现代民主政治建设

必修一涉及到中国近现代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容主要是第四和第六单元，一个是中国人探求民主道路的探索，一个是新中国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发展。

在日常的教学中我发现更多的学生对视频材料比较认可，从中获取的知识也较多，因此选择了一些与教材相关的视频资料作为课堂的补充，既能够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更能很好的让学生对教材上死板的知识有更好的理解和认识。

在处理第四单元的时候，选择《虎门销烟》、《19世纪中期的中西方》、《辛亥革命》片段等融入课件中。第六单元，选择了《开国大典》烘托课堂气氛，感受新中国的成立。

民主是一种发展的趋势，旧中国从专制里走出来，新中国建立真正的人民当家做主，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同样是民主政治，第六单元可以和第四单元进行比较。中西方的民主制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探究问题）可以让学生充分理解民主的内涵。体会政治文明的多样性。

篇8：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四大经验

一、制定颁布一系列指导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及条例

全面抗战开始以后，为了动员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中共中央在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发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改革政治机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内容，把抗日同实现民主、改善民生紧密结合在一起，对全国人民进行抗战的总动员。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民主政治，保障各民族的经济、政治权利，团结全边区人民与党派共同抗日。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即《五一施政纲领》，对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规定，尤其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又前进了一大步，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规定在政权建设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人士、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这不仅是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举措，同时也表明共产党摒弃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的决心；二是保障抗日各阶层的民主权利，即“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三是加强廉政建设，严惩公务人员的贪腐行为。《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纲领性文件，是陕甘宁边区实行民主政治和其他方针政策的最根本、最重要的依据和准则，对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939年1月17日至2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会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和《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以及扩大地方武装和统一战线，清匪、除奸，发展经济、教育等12件重要提案。在陕甘宁边区一系列纲领性文件的指导下，各抗日根据地都分别制定了各自的施政纲领和地方性法律，包括参议会组织条例、人权条例、选举法、政权组织法等各项法规文件，对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规范作用。

二、根据“三三制”原则建立各级民主政权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政权，既不同于国民党政权，也不同于土地革命时期在苏区建立的工农民主政权，而是一种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政权。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了由毛泽东起草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明确指出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政权，“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2]742。“三三制”政权从1940年开始试行，到1941年各抗日根据地普遍推行, 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拥护和响应，许多地主豪绅消除了对共产党的敌对和惧怕心理，积极踊跃地参加选举。各抗日根据地把共产党员的候选人数和当选人数严格控制在三分之一之内，积极创造条件让党外人士参与到政权中来，如在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的选举中，共产党员多出1名，徐特立主动要求退出，把名额让给了党外人士，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党外人士看到了共产党摒弃专断独裁、联合治政的诚意和决心，积极参与到根据地建设中来，大胆地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如党外的11位参议员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受到边区政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并被迅速采纳，随后各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大规模的精兵简政运动，大大减少了根据地的执政成本和群众负担，提高了机关的工作效率，从而进一步提升了政府的威望。

“三三制”的实行，消除了根据地各级机关原来清一色共产党员的现象，充分调动了各抗日阶层参与根据地建设和团结抗战的积极性，为抗日根据地吸纳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同时也为共产党广泛地接受党外人士监督、防止自身腐化和决策失误起到了保障作用，正如谢觉哉指出的“三三制是共产党约束自己的一个制度……。为甚么要这样?因要革命须要有坚强的领导的党，而处于优势的领导的党，很容易走到把持包办。把持包办，不但广大人民不满意于当政的党，党的本身，也很不利。党得不到群众的拥护，其党必归于失败。”[3]26

三、建立参议会制度

为了对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督，各抗日根据地纷纷参照国民政府公布的《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建立了各级参议会、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参议会一般分为边区、县、乡三级（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根据地县级不称参议会而称议会，基层的称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参议员均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在特殊情况下，如边区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聘请一些勤劳国事的有威望的社会人士作为参议员，但不得超过参议员总数的十分之一。在参议会休会期间，除了乡级参议会不设常驻议员外，边区和县级参议会都设有常驻议员。1939年2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明确规定了参议会的职权，即选举和罢免同级政府组成人员；制定本级行政区域的大政方针，制定和通过各项法令、法规；监察及弹劾同级政府的工作人员，监督同级政府对参议会决议的执行等。由此可见，各级参议会不仅仅是最高监督机关，同时也是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立法机关。各根据地推行“三三制”政权建制以后，参议会制度也采用了“三三制”原则，如陕甘宁边区在1940年4月发布的《关于新区行政工作的决定》中明确要求：“各级参议会与政府委员，必须包括各阶级各抗日党派与无党派之成分”，“无论任何一政党之党员所占议员或委员之总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按照“三三制”原则合理确定各阶层代表在参议员中的比例，使参议会的各项职能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参议会制度更加民主和完善。

抗日根据地的参议会与中外历史上的其他议会有着本质的不同，参议会是包括各阶级在内的边区全体人民的民意代表机关，不仅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也可以由人民撤换，可以真正代表人民监督政府、检查政府的工作、撤换和罢免人民不满意的公务人员，如陕甘宁边区子长县的一个乡长杨洪林和指导员史志才，由于独断专行、瞒上欺下、不尊重民意，就被当地的村民大会罢免了。各日根据地的参议会制度尽管由于条件所限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法规制度不完备，个别参议会未能充分履行职责等，但切实保障了边区各界抗日民众的政治民主权利，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为新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四、建立、完善选举制度

保障人民群众享有充分的选举权、罢免权和监督权，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党在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中，不断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创新选举方式方法，赋予广大人民群众普遍的无差别的民主选举权利，极大地调动了各阶层民众的参政热情，堪称古今中外历史上民主选举的典范。

1937年5月，陕甘宁边区通过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了“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投票选举制及选举方法。在选举人资格方面，规定除少数汉奸、被剥夺公民权的犯罪分子和精神病人以外，“凡居住在陕甘宁边区区域的人民, 在选举之日年满16岁的, 无论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 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此后，各抗日根据地都参照《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制定出本地区的选举条例，如《晋察冀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凡在边区境内年满18岁之中华民国人民，不分性别、职业、民族、阶级、党派、信仰、文化程度、居住年限，经选举委员会登记后，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除沦陷区以外，“边区参议员、县议员、村民代表均由选民用直接平等普选制无记名投票法选举之。”各抗日根据地都先后通过普选运动建立健全各级民主政权，如陕甘宁边区从1937年到1945年，经过三次全边区的普选建立健全了乡、县、边区三级民主政权。以1941年的第二次大规模直接选举为例，“仅据曲子县的统计，全县选民共25175人，参加选举的为20223人，占80.4%；另据吴堡第六区的统计，全区选民3505人，参加选举的为2961人，占84.5%；总计全边区参加选举的选民占选民总数的80%以上”[4]243。为了使选举工作更加科学化，一些根据地还实行了差额选举的办法，使正式候选人的名额远远多于应选人，苏北抗日根据地甚至将候选人名额加倍，使选民有了较大的选择余地，充分调动了广大民众的参选积极性。除了普选制以外，各根据地还实行竞选制。《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明确规定：“各抗日政党及各职业团体，可提出候选名单，进行竞选活动，在不妨害选举秩序下，选举委员会不得加以干涉或阻止。”而且规定边区和县一级的候选人可以通过集会和舆论宣传为自己拉选票，而乡村一级的候选人也可以到台上发表“竞选演说”，宣传自己的主张，争取选民的支持。针对边区大多数民众文化程度不高的实际情况，各根据地创造性地制定出了各种投票选举办法，如对于识字多的选民采用票选法，对于识字不多或完全不识字的选民采用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投豆法、烧洞法等，积极创造条件使广大选民尤其是农民参与到选举工作中来。边区各阶层民众根据选举条例不仅可以选出自己满意的人，而且可以随时罢免那些自己认为不称职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广大民众在享有选举权、罢免权的同时，也充分享有了监督权。

此外，党还通过加强法制建设、改善民生、提高党员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等举措来保障和提高政治民主化的水平。党在抗日根据地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系列探索和尝试，尽管受时代和条件的局限有很多不尽完善的地方，但为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和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为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于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实践，仍然是有借鉴意义的。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3]谢觉哉.三三制的理论与实践[N].解放日报, 19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