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危机经济哲学论文

摘要：金融资本成为当代资本的主导形态和世界的最高主宰，对当下中国的冲击亦日益凸显。金融资本需要哲学的探讨，哲学也需要研究金融资本。国内哲学界对金融资本的研究，在思想梳理、理论建构和现实解剖等方面已取得若干重要成果，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但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亟待从研究课题、研究方式和功能作用等向度进一步加以强化。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生态危机经济哲学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生态危机经济哲学论文 篇1：

经济哲学视域下的生态危机根源与解决途径

［摘要］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究其原因多种多样，但生态危机所关注的焦点最终应集中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态危机成为了人类自身范畴的问题。生态破坏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必然结果，生态环境的走向，取决于人类整体在生态破坏与生态改善之间所作出的集体决策，生态危机的解决途径在于共同富裕。

［关键词］经济哲学；生态；危机；共同富裕

［

从字面意思上讲，生态危机与生态破坏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日常生活，甚至是学术研究中，这两个概念经常被不加区别地使用。其结果就是在对生态危机根源探讨中出现了明显的偏差。因而厘清生态破坏与生态危机的区别，是理解生态危机的根源并找出其解决途径的重要前提。

生态破坏属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范畴。当人类作为相对独立于自然的存在出现时，生态破坏就已经开始。自然是一个动态平衡的生态系统，至少在人类出现的几百万年前到近代之前，从自动调节的角度看生态系统是基本平衡的。只有在人出现后，生态破坏才开始出现，是伴随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而且，只有当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足以改变生态系统时，才会形成生态破坏。换言之，自然生态具有自我调节能力，而这种能力也有一定的限度，在这个限度之内，人类活动只能影响而不能破坏生态平衡，当人类的力量超过了这个限度并持续强大时，对自然的持续改造就可能使自然生态系统偏离原来的平衡状态，从而造成生态破坏。

虽然生态破坏是贬义词，但其与中性的生态改造、甚至褒义的生态改善在本质上并无不同，都是在原有的自我调节的生态平衡之上，增加了人类的行为，从而导致生态系统的失衡。当然，从平衡到失衡，再从失衡到再平衡，这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调整过程。喜欢这一动态平衡调整结果的，就称之为生态改善，厌恶这一调整结果的，就称之为生态破坏。

即便我们不考虑那些因人们态度的不同，而对其究竟是生态改善还是生态破坏而有所争论的情况，即使是显而易见的生态破坏，也并不必然地对人类有害。由于生态破坏的本质是人的行为参与了生态系统的动态调整，那么这种人的行为就应该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符合人的意愿，并且对人是有利的。

例如一个湖泊的生态系统。人类如果只是钓鱼，那么就是在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限度之内，就没有破坏原有的生态平衡。如果人类在湖中大规模养殖鱼类且超过了自然生态的调节能力，原有的生态平衡被打破，原有的生物种群数量就会减少，甚至原有的一些鱼类就可能会灭绝。这种将物种丰富的湖泊变成物种单一的养鱼池是明显的生态破坏。但是这种生态破坏的行为却为人类提供了更多的食物来源，也使从事养殖的渔民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收入。

然而，如果不仅在湖中养鱼，还在岸边设立工厂，向湖中排放污水，那么，就有可能毒害水中生物，使大量物种消亡，或者使湖水产生富养化而出现蓝藻等的泛滥，湖水变质、变臭、无法饮用等。这就不仅是打破了原有的生态平衡，而且使新的生态平衡难以建立，或者对人类的生存产生了威胁。这种生态破坏，就达到了生态危机的程度。

生态危机并非简单的生态破坏、生态失调、环境恶化，而是指由于人的活动所引起的以环境质量下降、生态秩序紊乱为表征的生态系统乃至整个生物圈的结构与功能严重失调，以至生命维持系统濒临瓦解，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象。

生态危机是严重的生态破坏，其严重性在两方面体现出与普通的生态破坏存在质的差异，从生态破坏到生态危机已经不仅仅是量变，二者已经有了质的不同。生态危机的严重性一方面是新的生态平衡难以建立，因而生态系统处于长期的失衡状态，或言之，对生态的破坏是持续性的，也正是因为破坏的持续性，才导致了失衡的长期性。严重性的另一方面是生态危机对人类有害而且足以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并不像生态破坏那样在很多情况下对人类有利。

那么，既然生态危机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什么人类还要持续性地破坏生态呢？对这一问题的追问，就可发现生态危机与生态破坏在更深层次的本质差异。

生态破坏是人的行为参与了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调节过程，因而，生态破坏需要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属于人与自然的范畴。而生态危机要解决的是人类在意识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已经受到威胁的条件下，依然持续地破坏生态的问题。显然，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作出这样的非理性选择，而只能归罪于集体的谬误，是人与人在互动过程中，由于合作机制的失灵而产生的集体非理性决策。因此，生态危机所关注的焦点，应该脱离人与自然的关系，而集中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态危机成为了人类自身范畴的问题。

二、对现行生态危机理论的批判

现行与生态危机有关的理论，主要从技术、意识形态、经济基础三个方面寻找生态危机的根源。然而，这些理论，或混淆概念，或以偏概全，均尚未找出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

面对生态危机，最早最直接的反应是将其归因于技术的进步。若无技术的进步，人类的力量不可能强大到破坏自然生态，形成生态危机的程度。在没有形成人类力量的自我约束机制的情况下，期望于技术的进一步进步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这种思维方式在当代仍然流行，例如期望第三次工业革命、生产技术的绿色革命等实现环境生态的改善。

但是早在１００多年前，杰文斯就已经有力地批判了这种观点，其在《煤炭问题》［１］中论证说，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例如煤炭，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对这种资源的需求，这是由于效率的改进会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反而扩大了对资源的需求。这后来被称为“杰文斯悖论”。杰文斯悖论在现代社会同样存在，例如电脑是可以节约纸张的，无纸化办公曾经是很多人的梦想，然而现实却是电脑方便了文档的修改和打印，反而大大增加了纸张的消耗。

当然，我们并不能因为杰文斯悖论的存在而否定节约资源消耗的技术进步的存在性，有些技术进步的确可以在更好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降低或减少资源的消耗。问题在于人类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某些节约资源的技术进步无法影响其他存在杰文斯悖论的技术进步，而只要这样的技术进步存在，就不可能通过技术进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

实际上，技术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范畴，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技术，提高技术固然就是提高人类对自然生态的改造能力，也有可能在局部实现由生态破坏向生态改善的转变。但是在总体上，技术和属于人与人关系范畴的生态危机并无太大关系。对生态危机起决定作用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技术。生态危机问题并不在于技术本身对资源的投入产出关系，而在于人类在整体上形成对技术应用的理性决策。

对生态危机根源的另一种认识是观念与文化。即认为只要改变了人们的错误认识与社会文化，生态危机就可以得到解决。当前不仅存在着“将生态价值与文化融为一体的道德革命”、“绿色思维革命”等呼吁，在学术领域也有很多相关研究。例如罗马俱乐部创造人Ａ·佩切伊认为：“人类创造了技术圈，入侵生物圈，进行过多的榨取，从而破坏了人类自己明天的生活基础。因此人类如果想自救的话，只有进行文化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革命。［２］”再如国内的任永堂认为从文化与生态关系角度可以对文化的生态功能概括为：原始文明时代的文化属于“生态无为型”文化；农业文明时代的文化属于“生态改造型”文化；工业文明时代的文化属于“生态掠夺型”文化。现时代应该建构“生态协调型”文化［３］。

诚然，最初的生态破坏的确有观念与文化上的问题，改变观念与文化的确有助于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在这一认识中产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也有力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但是，从根本上说，观念与文化决不是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观念与文化，是简单地将集体理性混同于个体理性的认识，也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认识。首先，将生态危机归结为观念与文化无法解释在多元文化存在的当代社会，生态危机的全球普遍性。也无法解释在西方发达国家环境保护意识普遍觉醒的时代，环境污染和破坏只是从发达国家转移到落后国家，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并未得到解决的客观现实。其次，人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的进步同样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伴随着人类力量的日益强大与生态破坏的日益加剧，对生态危机的恐惧必然产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省，形成普遍的环境保护意识。再次，普遍的绿色思维、尊重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与文化并不必然地形成可以导致生态危机逆转的人类行为。当然，没有这种观念与文化，生态危机只能无限恶化，但是这种观念与文化只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即便是普遍的绿色思维，也依然属于个人与自然的关系范畴。在所有人都希望改善生态环境的条件下，缺少合理的决策机制，也未必能形成集体一致的改善生态环境的决策。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观念与文化，与将其归结为技术一样是犯了混淆生态破坏与生态危机概念的错误。

与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观念与文化类似，还有一种生态政治的观点。该观点认为生态危机离开政治的参与，不被组织在政治框架内，问题本身难以得到根本的解决，因此需要把生态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辩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这一观点促成了把生态危机问题纳入到全球战略规划、政府决策、法制法规、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等呼吁和努力。

从生态危机的解决离不开政治参与的角度，这一观点并无不妥，并且在现实中也促成了各国环境保护法律的颁行和国际环保的合作等。而且这一观点与之前的观点相比，没有混淆生态危机与生态破坏的概念，属于在人与人的关系范畴内的讨论。但是，如果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政治因素则显然忽视了生态危机自身发展的规律，依靠政治力量解决生态危机不仅在现实中难以完全实现，在逻辑上也陷入了外因决定论的窠臼。政府只是生态危机众多利益相关者中的一员，政治力量只是影响环境力量中的一种，而且政治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政治可以改善或恶化生态环境，生态环境也会影响政治力量的走向。而且，政治力量只是生态环境的利益相关者之一。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的生态环境问题上，政治力量更多地是扮演着破坏生态环境的资源利用者与期望生态环境改善的民众之间的协调人的角色。抛开另外两种更重要的生态环境利益相关者而只谈政治力量，显然有失偏颇。

在全球范围，即便有《京都议定书》之类的国际环境保护公约，其对各国的约束显然不足。国际的政策协调需要各国利益导向的支撑，缺乏各国一致性的利益支撑，不仅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的协议难以达成，已经达成的协议也难以落实。这也就不难理解《京都议定书》执行的意义和效果为何并不显著，而且即使《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各项目标能够实现，与稳定气候变化的最终目标仍相距甚远。在中国，１９８４年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此后先后制定了《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环境法律，确定环境影响评价、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污染物总量控制等环境管理制度。然而中国的环境恶化依然难以扭转，最近的雾霾更引起了全球关注。究其原因，政治力量制定法律是一回事，而法律的贯彻实施则是另一回事。任何法律的实施都是人来完成的，因此法律只有符合利益相关人的诉求才会被认真地贯彻实施。显然，在破坏环境可以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条件下，环保的法律被认真贯彻实施是不可想象的。

说到底，生态危机是生态环境的恶化威胁到了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在从技术层面与意识形态层面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之后，从经济层面寻求生态危机的根源成为当前最流行的研究方向。在这一方向的研究观点并不统一，甚至是截然对立的，崇尚市场力量的观点认为包含生态环境的资本化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严厉地批判了资本化，认为资本逻辑才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

生态危机理论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最核心组成部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使用的一种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他们将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应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的互相作用中，认为正是资本、资本逻辑、资本制度导致了生态危机。

生态危机理论从资本的本质属性出发，认为资本的效用原则属性是把一切都变成有用的体系，这当然也包括把自然生态环境也当成有用的工具；资本的增殖原则属性则使资本对无限增殖的追求，导致资本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利用是无限制无止境的。因此在资本逻辑下，生态危机成为一个必然的过程。生态危机理论从四个方面分析了资本导致生态危机的过程。其中对技术使用方面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析与其他理论相比并无新意，而对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方面的分析则极大地深化了对生态危机本质的认识。高兹认为，在追求利润这一动机的支配下，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着一种“成本外在化”的趋势，因此，资本家不可能牺牲企业利润去保护环境。把降低生产成本看得比生态平衡更重要，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４］。阿格尔在给出异化消费概念“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５］”的同时，指出为解决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力图诱使人们把追求消费作为最大的需要和真正的满足。这种异化消费的无限扩大导致了对资源的无限索取，这是资本主义的“消费逻辑”。更进一步，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不会使其发展道路发生逆转的，就是说它不会改变工业和资本积累的发展结构，而这种发展模式从长远的角度看（许多方面从短期看也是如此）对环境将产生灾难性的影响。［６］”

生态危机理论揭示了产生生态危机的一个方面，但不是全部，而且由于其逻辑上的缺陷也使得其结论显得不切实际。首先，自然生态环境的有用性本身就应该可以限制生态危机的产生。既然资本将自然生态环境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那么生态破坏达到生态危机的程度，自然生态环境就丧失了其有用性，这同样不符合资本的本质属性。因此资本内在地存在着一种避免生态过度破坏到生态危机程度的自我限制机制。其次，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也不是主导一切的力量，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对资本逻辑的限制力量。政府、公众、社会团体，乃至法律、社会舆论都可以形成对资本破坏生态环境的限制。第三，资本逻辑并非惟一破坏生态环境的因素。资本逻辑只是社会生产组织方式中的一种。实际上，只要存在着人类通过生产改造自然的过程，生态破坏甚至生态危机就有可能发生。玛雅文明、楼兰古国等等一些古代文明的陨落就是由于其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的生态系统崩溃［７］。第四，当代社会现实并未展现生态危机与资本制度之间的关系。生态危机并非只出现于资本主义国家。相反地，生态危机体现出与各国发达程度的高度相关：发达国家包括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生态环境都普遍较好，而发展中国家则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其生态问题的形势都更为严峻。尤其是那些生态环境破坏最为严重的国家或者生态环境破坏最为严重的时期，经济都正处于迅速腾飞的阶段。

支持市场化观点的理论来源于科斯定理。认为通过更彻底的市场化与资本化可以解决生态危机的观点泛化了科斯定理的使用。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了科斯定理，并用一个污染企业的例子加以说明。科斯定理认为：产权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清晰的产权可以达成市场的最优化结果。当然，生态问题并不是科斯研究的重点，其所谓的由产权界定而达成的市场化最优结果也并未包含生态环境的改善。在这方面科斯有明确的表述：“如果我们确定污染的有害后果是鱼类的死亡，要决定的问题则是：鱼类损失的价值究竟大于还是小于可能污染河流的产品的价值。”［８］他们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与产权界定不清晰，从而导致对包含生态环境的社会成本的滥用，而只要界定清楚了排污权的归属，通过市场交易，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就必然由无约束的社会成本转化为有约束的私人成本，从而限制污染的排放、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正是在这一逻辑的基础上，一些环境学家与经济学家大力呼吁要赋予自然以经济价值并更加充分地把生态环境纳入市场体系之中，以此来解决所有的生态环境问题。其最著名的口号就是“把自然市场化、资本化”，“将地球纳入资产负债表”。

就这一逻辑本身而言，一些生态危机理论对其的批评并不成立。例如福斯特将市场化、资本化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逻辑，称为“建立在环境能够并应当成为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这一信念基础之上的乌托邦神话”。市场体系具有自我调节机制是公认的事实，而科斯定理也展现了包含生态环境的市场自我调节机制的运行机理。福斯特的批评过于武断。而其他大多数对市场化与资本化观点的批驳更停留于技术与价值层面，即认为技术上难以用货币量化生态环境的价值，或强调生态环境的道德价值远高于企业产品，或认为污染的扩散效应导致污染权的界定根本无法进行。然而即便是这样的批评也禁不住推敲，在产权界定清晰的基础上，市场具有价格发现的功能，生态环境的货币价值是不需要技术去量化的，而市场所形成的最终结果即便包括了对环境的破坏，其破坏程度也是所有利益相关者通过市场所共同确定的，在道德上并无不妥。

实际上，通过市场化与资本化解决生态危机的观点的确过于理想化。例如将地球纳入资产负债表即便在理论上可行，在现实中也无法操作。更重要的是，产权界定清晰的市场虽然要比产权界定不清晰的市场更能约束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但是，这种市场约束的力量一定可以强大到避免生态危机的发生吗？对这一疑问，该观点并未能给出任何解释。

三、生态危机的解决途径在于共同富裕

生态破坏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必然结果。虽然也存在着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善，但是从总体上讲，人类改造自然是一个先生态破坏，再生态改善的过程。生态破坏是不可避免的，是人类行为参与生态系统动态平衡调节的必然过程。但生态破坏并不必然导致生态危机。生态环境的走向，取决于人类整体在生态破坏与生态改善之间所作出的集体决策。

然而，一般来讲，破坏生态环境往往会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否则不会有人愿意去破坏生态环境），而改善生态环境则往往会消耗经济资源（如果改善生态环境可以普遍地产生经济价值，生态危机就不会出现）。在现代社会，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几乎不会有人认为生态危机是无关紧要的，不会有人认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在持续地破坏生态环境可以产生巨大经济价值的条件下，人类在整体上面临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选择时，却大多会形成非理性的集体决策，选择经济价值而放弃生态价值，最终导致生态危机。这才是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所在。而生态危机的现实存在，也反证了人类集体决策的非理性。

进一步分析这种集体决策非理性的深层次根源，在于人类集体决策机制中，缺乏对生态破坏的有力约束，因而无法形成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集体的理性决策。

在集体理性与如何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问题上，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以奥尔森为代表，他认为“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去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９］。唯一可以不受这一集体行动困境限制的情况是集团的规模足够小：小到即使单个成员购买全部的公共物品，也能使个人收益大于成本；小到“搭便车”行为可以被很容易地察觉并受到谴责。

另一种观点以帕特南为代表，他引入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认为社会资本的本质要素是集体行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而这种信任关系有利于集体形成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行为。正是因此，他认为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捷径就是“大力发展社会资本”［１０］。

本文无意去分析这两种观点的分歧与对立，无论是规模的限制还是社会资本的制约，二者在逻辑实质上是一致的，即均认为只有建立了集团内部对个体行为的激励约束机制，才可能实现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一致性行为。这种逻辑在实质上与科斯定理的产权界定也是一致的。因此，上述理论都表明，缺乏有力的约束机制，就不可能形成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集体的理性决策。

究其实质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就在于缺乏有力的约束机制而导致的个体理性无法转化为集体理性的集体行动。然而，借助集体决策理论的分析逻辑虽然可以找到生态危机的根源，这些理论却并未给出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以奥尔森为代表的集团规模限制、以帕特南为代表的社会资本、以科斯为代表的产权界定等莫不如此。

首先，作为普遍性社会问题的生态危机，其利益相关者必然是大量的人群，因此奥尔森的对集体规模的限制并不适用。其次，按照社会资本的观点，社会资本的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发展出民主政治，并由此解决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不一致的矛盾。但从历史与现实看各国生态危机的严重程度与其是否为民主政治并无相关关系。因此，虽然社会资本的发展的确有利于形成集体一致的行为，但还不足以形成阻止生态危机的足够约束。最后，生态环境的产权界定只是形成集体决策中对生态危机约束的一个必要条件。虽然产权界定有利于强化资本的自我约束机制，但是这种约束机制是不充分的，不足以形成对生态危机的足够约束。

资本的本质属性揭示了资本既会将自然生态环境作为有用的工具，也会在自然生态环境面临危机而变成无用甚至有害时转变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甚至改善。然而这一自我约束机制的前提就是自然生态环境的资本化，即通过清晰的产权界定，将自然生态环境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为私人成本。从这一意义上说，自然生态环境的产权界定是避免生态危机的一个必要条件。

然而与社会资本类似，通过界定产权而进行更彻底的市场化与资本化虽然有利于集体一致性行为的产生，但同样其约束力度不足以阻止生态危机的产生。自然生态环境的资本化必然导自然生态环境价值的市场化，也即通俗意义上的排污权交易。也正是排污权的交易过程形成了对资本逻辑的外在约束。那么只有排污权的定价足够高，才可能阻止生态危机的发生（生态破坏与生态改善都可能同时存在）。而生态危机之所以会产生，就在于这种外在约束的无力。也正是这种外在约束的无力导致了污染企业与被污染公众的个体理性无法形成一致性的集体理性，经济价值被过度重视，而自然生态环境价值则被过度忽视。因此，对排污权的定价偏低，才是导致资本逻辑的外在约束难以与内在约束共同发生作用，难以阻止产生生态危机的关键。

为寻求生态危机的解决途径，有必要对前述讨论作以梳理。生态危机的原因在于无法形成与个体理性相一致集体理性决策，而深层次根源则是集体决策机制中缺乏对生态危机足够有力的约束。

要解决生态危机，就要在实现个体理性的前提下实现集体理性。具体来说，第一就是要实现个体理性，即形成生态环境价值的普遍共识，这已经基本得到解决；第二就是要对生态环境进行清晰的产权界定，这是形成集体决策机制中约束机制的一个前提，这正在逐步地变为现实；第三就应该使排污权的市场定价足够高，这才能形成对生态危机的约束足够有力，这目前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这一分析框架中，有两个层次的集体决策：第一个层次是排污企业、被污染公众、政治力量与社会团体所形成的集体决策。其中对生态环境价值的宣传主要由社会团体完成，对生态环境的产权界定主要由政治力量进行，而排污权的价格则是在污染企业与被污染公众的市场博弈中产生。第二个层次则是被污染公众的集体决策。这一层次集体决策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问题会随着国家法制、公共管理、社会团体的发展与产权界定的进行而自然得到解决。下面着重分析第一层次的集体决策。

在个体理性与产权界定得到解决的条件下，生态环境的市场化价格的扭曲成为第一个层次集体决策的关键。而定价的扭曲在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扭曲导致的不同群体的价值诉求不同。产权的界定形成了人与人在法律意义上的平等，但是财富的过大差距依然导致了人与人在事实意义上的不平等，从而导致了在价值诉求上的差异。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污染企业，其诉求完全是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只是在产权界定清晰的条件下作为成本计入经济价值。而作为博弈另一方的被污染公众，则同时具备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两种诉求，即一方面希望增加收入，这包括工资收入、财产性收入以及排污权交易所得，另一方面也期望生态环境的改善。

生态环境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总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的改变、就业机会的增加、工资与经济福利水平的提高等经济价值相关联。而生态危机则正是由于对经济价值的过度重视而导致的对生态环境无节制的破坏。形成自然生态环境的市场定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污染企业与每一个被污染公众分别协商定价，另一种是所有被污染公众形成一致性意见后与污染企业进行协商定价。无论哪种定价方式，都需要被污染公众具备强烈的生态环境诉求，即被污染公众对生态环境的诉求必须要强于对经济利益的诉求，自然生态环境的定价才有可能达到阻止生态危机产生的价格水平。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人首先要吃。生存权是人的第一诉求，只有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其他需求才会得以突显。虽然舍生取义在个体行为上是可能的，在现实中也的确存在少数在经济条件不好时依然强烈要求保护生态环境的个人。但是对于人类群体，这种行为则是不可想象的。

资本外在约束机制中的被污染公众恰恰是人所形成的群体，因此在经济基础薄弱的条件下，经济利益必然成为被污染公众的首要诉求。即便在自然生态环境的产权被清晰界定的条件下，污染企业与被污染公众在财富上的过大差距也导致了自然生态环境价值与经济价值市场交换的扭曲。污染企业可以用较小的代价换取污染的权力，生态危机难以避免。而只有在被污染公众的基本经济诉求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也即实现了共同富裕的前提下，被污染公众才会将生态价值置于经济价值之上，在生态环境的市场化定价中要求的价格才会足以阻止污染企业无节制的生态破坏，避免生态危机。而且在已经出现生态危机的情况下，也可以达成共同承担环境改善成本的集体一致性决策。

上述分析虽然是以资本逻辑对生态的破坏为例进行的，但是适用于任何人类的生产组织形式。因为只要存在着对自然改造的人类生产，就存在着生态被破坏地区的公众对生产过程的制约，这一诉求的强度取决于公众对生态环境诉求的强度，而这又进一步取决于公众的经济基础状况。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生态环境问题最严重的国家往往处于经济迅速发展的阶段。因为只有在这一阶段，贫富差距才最为显著。而一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实现了贫富差距的缓解，被污染公众的财富积累使得其不再将经济利益作为其首要的诉求，生态环境就会得到改善。

这同样可以解释当前有关环境问题的国际合作。正是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过大，发展中国家才愿意接受发达国家污染产业的国际转移，才难以实现污染排放的减少。只有当发展中国家也实现了经济上的富裕，生态环境的改善才会成为这些国家的政策导向，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才会得以避免。

参考文献：

［１］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煤炭问题．

［２］余谋昌，王兴成．全球研究及其哲学思考——“地球村工程”［Ｍ］．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５．

［３］任永堂．人类文化的绿色革命［Ｍ］．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１．

［４］Ａｎｄｒｅ Ｇｏｒｚ．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Ｊ］．Ｓｏｕｔｈ Ｅｎｄ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０，（５）．

［５］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

［６］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Ｍ］．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６．

［７］于冰沁，王向荣．浅析古文明的兴衰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Ｊ］．辽宁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８，（９）

［８］科斯．社会成本问题［Ｊ］．法律与经济学杂志，１９６０，（３）．

［９］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１０］伯特·Ｄ·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Ｍ］，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责任编辑 姚黎君彭坤

作者：侯东岳

生态危机经济哲学论文 篇2：

金融资本的哲学澄明

摘要：金融资本成为当代资本的主导形态和世界的最高主宰，对当下中国的冲击亦日益凸显。金融资本需要哲学的探讨，哲学也需要研究金融资本。国内哲学界对金融资本的研究，在思想梳理、理论建构和现实解剖等方面已取得若干重要成果，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但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亟待从研究课题、研究方式和功能作用等向度进一步加以强化。深化对金融资本的哲学澄明，实现从资本一般到金融资本的范式转换，使金融资本哲学构成资本哲学的当代形态，是新时代中国资本哲学发展的迫切要求和关键路径。

关键词：金融资本;资本哲学;范式转换;发展路径

DOI：10.12186/2021.05.002

金融資本业已取代产业资本，成为资本的主导形态和世界的最高主宰，当代资本主义本质上就是众多学者所指认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金融资本越来越强力地座架人类的生存模式与发展方式，也愈加强劲地冲击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希法亭强调：“不了解金融资本的规律和作用，就不可能明察当今的经济发展趋势，更不可能对经济和政策有任何科学的认识。”[1]但不止如此。离开对金融资本的澄明，不从金融资本的高度和角度出发，就无法全面、深刻地理解整个当代世界，也无以全面、深刻地把握当下中国。尽管哲学理当成为黎明报晓的“高卢雄鸡”，但它作为“密纳发的猫头鹰”等黄昏时再起飞也是有必要的。不过，哲学的反思本身也需要再反思。在国内金融资本哲学研究兴起十余年之际，对其加以反思、总结经验教训有助于未来的探索。总体而言，哲学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金融资本的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有进一步深化的广阔空间。

一、金融资本研究的哲学视角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苏轼《题西林壁》）视角规约人们的所见所思。每一种视角都具有各自的意义和限度。从不同视角出发研究同样的问题，结果大有差别。更为重要的是，有些问题只有从恰当的视角出发，才能生成较为深刻的认识，甚至才能发现和正确地提出。这是问题的切入方式或打开方式。作为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的显学，经济学常常不自觉乃至自觉地认为只有自己的研究方式才是真正科学的，在金融资本这种所谓“纯经济”问题上更是当仁不让。任何学科都不可避免地具有自身的局限，经济学的探讨当然有其独到之处，但也不例外地存在源于其学科范式的偏狭。西方经济学囿于自己特定的理论框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难以完全越出本学科的眼界。反过来说，其他学科都可以从自己的层面和角度展开关于金融资本的讨论。哲学对金融资本的探究也无可置疑地拥有独立的价值，是一种剖析金融资本的不可替代的视角。

金融资本需要从哲学上进行研究。对金融资本的驾驭与超越，是当代人类自我觉解和自我提升的基本途径与方式，而哲学是“人类生存自我觉解、自我提升的方式和途径，是永无尽头的人类自我攀登的阶梯”[2]。因此，哲学的本性同人对金融资本的认知与应对根本一致。各门科学对金融资本的探讨存在各自的侧重点。哲学对金融资本的审视，具有其他学科所没有的特质与优势，能够为它们提供有益补充，进而一定程度地提升这些具体研究。作为一种总体性的存在与力量，金融资本关涉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个领域，内在地同人类的生存发生本质性的关联。哲学能够从人与世界发展的高度，总体地、根本地、前提性地省思金融资本及其相关问题，洞察其关键性的规定与规律性的联系，使之更为清晰地显露出来。有理由认为，对金融资本的研究，如果缺失哲学的视域、情怀与方式，亦即缺失哲学的方法论，是无法达到深刻的。在金融资本越来越关涉当代人类和中华民族生存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哲学在经济学等学科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对金融资本做出睿智而清晰的解剖与呈现。人类生存条件的改善和人类世界的优化，既要有对于金融资本的科学分析，也必须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透视。虽然经济学等学科对金融资本的研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哲学思考，但毕竟是不自觉、零散和有限的，还需要专门的系统性的哲学探讨。

但同样确定的事实是，哲学也需要研究金融资本，或许这个方面在当前表现得更为突出。马克思主义作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3]，以认识和改变现实的人与人的现实为己任。在当代，金融资本对世界的型塑，是人类发展最核心的现实。要想为人所接受和喜爱，哲学就得实现人对自己的希望，从根本上抓住人，因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4]。金融资本支配人是当代“人本身”的“根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紧紧抓住这个现实和根本，深入“历史的本质性一度中”[5]。人渴望解放、自由和幸福，但这些都基于对束缚与奴役的超越。唯有从金融资本造成的枷锁中挣脱出来，人才能通达相对而言的解放、自由和幸福。引领这种挣脱，是哲学的责任。可是，哲学从前对金融资本关注得很不够，甚至有些望而却步。毋庸置疑，对金融资本及其相关问题展开深入的哲学解剖，能够改变这种既不利于人也不利于哲学的局面，生成并确证哲学的“真理性”——“现实性和力量”[6]58。相反，如果没有为人类把捉和超越金融资本付出应有努力，作出应有贡献，哲学可能同当代人类的生存和心灵渐行渐远，也无法获得本可实现的发展。

质言之，在金融资本越来越有力地掌控和同化人的现时代，人应该把哲学作为认识与应对金融资本的思想指南，哲学也需要把对金融资本的理解与剖析作为实现自我的行动方向。思想的光芒一旦照耀这块亟须耕耘的广袤土地，人和哲学就踏上了自我完善的“康庄大道”。不过，在批评“经济学帝国主义”及其对金融资本研究的科学性“垄断”的同时，哲学也必须谨记这样的事实而不僭越，即自己的省思同样并非“全知、全能、全善”。无论经济学还是哲学抑或其他学科，在金融资本乃至所有问题的研究上，明智的作法应是在“各美其美”的基础上达到“美人之美”，进而“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而不是走向“独断论”“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等。

二、金融资本哲学研究的进展与局限

在金融资本不断崛起的过程中，思想家和学者们给予了其日益增加的关注与重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学等社会科学乃至一些自然科学，都从各自视角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特别是经济学作了较为充分的研究，获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这似乎让一些人产生错觉，以为只有经济学才有能力和资格研究金融资本。相比之下，哲学对金融资本的思索虽然并不短暂，但可以说明显失色，尽管以斯威奇、福斯特和哈维等为代表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提出了富有价值的洞见。当然，对金融资本的哲学沉思往往同其他学科特别是经济学交叉在一起，无法甚至也无需截然分隔开来，“家族相似”现象在这里同样存在。不过，整体而言，在对金融资本的解剖上，哲学还是相形见绌，国内的状况尤甚。在很长时间内，关于金融资本的探讨也主要是在经济学范围内进行的。经济学界持续数十年关注金融资本，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应该承认，较之其他学科特别是经济学，国内哲学界关于金融资本的研究在很长时间内并不突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理论界掀起了研究金融资本的热潮。在译介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各门学科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见解。然而，随着金融危机效应的“日常化”或者说热度的降低，2012年后，其他学科对于金融资本的研究逐渐从高潮中平复下来。虽然研究也一直处于推进之中，持续有较高数量和质量的成果问世，但已经不再像2012年之前那样大规模地研究金融资本问题。哲学界对金融资本的探讨也主要在此次金融危机后起步。虽然介入较晚，但是，一旦哲学智慧发现了这一当代统治力量，就没有也不可能让它离开自己的视野。哲学很快意识到，在这个问题域中，蕴藏着诸多关涉当代人类和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关键课题，从而，哲学思索金融资本的热情并没有像其他学科一样消减，而是持续升温。以张雄、鲁品越、任平和王庆丰等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对金融资本相关问题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思考。应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金融资本问题的研究進展相当迅速，以金融资本为主题的论著加速问世，并逐渐受到重视。近年来，多项同金融资本相关的课题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等机构形成了实力雄厚的研究金融资本的团队。整体而言，主要形成了思想研究（对重要金融资本思想的研究）、理论研究（对金融资本理论的建构）和现实研究（以金融资本理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三种路向。同这三种研究路向相一致，目前取得的成果主要有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其一，梳理了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思想。在上述三种研究路向中，第一种路向最为明晰，其研究的焦点是对马克思、希法亭、列宁、斯威齐、福斯特和哈维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金融资本（批判）思想的梳理。越来越多的学者将金融资本批判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关键内容，认作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范式和观照现实的基本路径。可以说，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当代学者金融资本思想尤其是哲学思想的梳理，对其思想资源与前提的发掘和勘定，是当前中国金融资本哲学研究最重要的进展。还有一些学者考察和借鉴了罗伯特·席勒、乔治·阿克洛夫等西方经济学家关于金融资本的思想。当然，在研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和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也作了不同程度的阐释与升华。

其二，形成了若干金融资本哲学理论。学者们从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思想，尤其是马克思、列宁金融资本批判思想出发，立足金融资本的现实及其当代变化，考察了金融资本的发展历程、内在矛盾、作用机理、社会效应、总体地位和历史趋向等基础性问题，分析了人与世界的金融化及其机制等难题，阐释了金融资本的本体论、价值论、伦理观和历史观等向度的意义，提出了“金融资本批判”[7]“生存世界的金融化”[8-9]“金融化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二律背反”[10]等重要命题，特别是探索了金融资本对于当代人类和中华民族生存的型塑与侵蚀，初步构建了既依据基本原理又开拓创新并具有时代特征与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哲学，将金融资本哲学乃至整个资本哲学都向前推进了一步。

其三，以金融资本为锁钥解决了若干重要现实问题。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金融资本有力宰制着当代世界，是诸多当代性问题产生和衍变的根源，主张并实际地从金融资本角度分析和解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个领域的问题。学者们既从金融资本的视角出发探究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自由平等正义、精神生活金融化、战争与和平、生态危机和人的物化等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也审视了同金融资本相关的信用、预期、投机和财富等普遍性问题，又考察了金融寡头治理、金融风险防范和新兴产业发展等较为具体的问题，还特别注意联系金融资本分析经济发展、国家安全、文化建设、民族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当前中国的特殊问题。这些研究对于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显然，对金融资本的哲学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总体上，我们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距离应有的水准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各种研究路向，无论是思想梳理、理论建构还是现实分析，都仍然需要进一步强化和推进;目前问世的主要是论文，专著比较鲜见。这一定程度地说明我们的研究尚不够系统，还未形成体系性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研究状况透露出，我们还需要更多地借助他人的思想理论来生成自己的见解，而不是确立自己的思想理论并以之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中国学术要有“自我主张”。“独立之思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须臾不可懈怠的奋斗方向。但在这个领域中，还有诸多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需要研究和回答，众多核心的理念与思想有待澄清和生成，许多关键的原则与方法仍需探索和确立。最为重要的是，目前的金融资本探讨还没有让金融资本得到足够自觉而充分的重视和关注，还没有让国内资本哲学研究的整体视域和重心离开以工业资本为主导形态的资本一般，更遑论实现从资本一般到金融资本的研究范式的根本转换[11]。

三、深化金融资本哲学研究的向度

从当前金融资本衍变的态势和金融资本哲学研究的局限看，进一步推进金融资本哲学研究，首先必须确立金融资本作为当代资本主导形态的基本理念，强化金融资本的范式自觉，从金融资本出发透视全部资本和资本世界，实现资本研究视域和重心从以工业资本为典型的资本一般到金融资本的转换。没有这种转换，仍停留于资本一般范式，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透彻理解与全面呈现金融资本和金融时代的。因此，未来还需要着力从研究课题、研究方式和功能作用等向度进一步深化对金融资本的哲学澄明。

在研究课题上，直面关键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是金融资本哲学研究的基本要求。首先，必须更为深刻地洞察金融资本的本性，对其形成系统深入的理论把握。目前，现实剖析是金融资本哲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但没有基础理论的现实问题研究是无根的。在研究之初，基本理论而非现实问题的探讨应作为主要工作。金融资本的含义、逻辑、规定和效应等基础问题必须先行得到最大程度的透彻解析，不应继续含混地使用金融资本概念。而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能拘泥于列宁和希法亭等对于金融资本的界定，也不能直接搬用经济学的定义，而应以哲学理性作出既依据其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又最有益于学术研究和实践超越的规定。金融资本运作的逻辑及其同资本一般和产业资本逻辑“本质的差别”[12]，对于理解金融资本乃至当代资本具有核心意义，应该像探究资本逻辑那样热切地探索金融资本的逻辑。金融资本在运动中所呈现出的矛盾、性质和特征等规定性，以及它对当代资本逻辑和人类生存模式的形构也必须加以深入反思。我们需要在这些关键问题上生发出自己的、新的见解，进一步建构和完善金融资本哲学。

在求解基本理论问题的同时，探索金融资本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同样重要。未加反思的方法论前提可能将我们引向迷途弯路，自觉的方法论则是金融资本哲学进一步发展的有力保障，甚至就是这种发展的内在表征。在此基础上，应强化对金融资本驾驭与超越之道的探讨。相对而言，哲学在基础理论层面的反思和批判能力较强，而面向实践的建构和超越作用略弱。目前整个资本哲学研究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对驾驭和超越资本的路径与方式解析不够深入，难以为人们获取较具体的行动指南提供足够帮助，导致人们在大量理论研究之后仍然在实践面前不知所措。毫无疑问，我们不只需要关于金融资本本性与逻辑的基础理论理解，而且也需要建基于此的驾驭和超越之道的应用理论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使金融资本研究切实有助于解决金融资本所引发的重要问题，帮助人们实际地驾驭和超越金融资本，真正有益于人们良性的生存与发展，是更为关键的维度。探讨当代人类和中华民族驾驭和超越金融资本之道，这是哲学通向现实的桥梁。

在研究方式上，应更加自觉地以哲学的原则和方法探索同金融资本相关的重要问题。单纯思辨的哲学研究是空疏的。对金融资本的哲学反思，离不开经济学等各门实证科学的相关成果，它们是哲学思考的重要源泉。这要求哲学更加有机地同这些学科相结合，更为有效地吸收其研究成果，特别是提升阅读和借鉴经济学成果的能力，同经济学展开有足够深度的对话，为补充和超越经济学研究创造条件。应该承认，目前的哲学较为欠缺这种能力，这甚至是哲学对金融资本望而生畏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这些皆以哲学依据自己的本性探究金融资本作为保障。我们的研究必须足够自觉地从哲学的立场出发，以哲学的方式展开，而不能外在地以哲学话语乃至词句进行点缀，更不能在实证科学后面“邯郸学步”。我们必须以哲学的智慧和精神使其机理绽露出来，令“隐形者显形”，内在地生发出有穿透力的思想。唯有如此，哲学才能彰显自己的价值。最为关键的是，应始终以辩证的、历史的眼光审视金融资本及其所有相关问题，包括其效应与趋势。这是哲学的优势。马克思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但相对而言，目前研究者们更习惯也更集中于对金融资本加以批判，而对其历史进步性和可能的积极意义重视不足，这需要调整。

从本体论、价值观、伦理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发展哲学以至宗教哲学等众多具体视角都可以分析金融资本，但最为重要的是从同现实的人的生存和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人学、生存论、历史观的层面加以研究。对金融资本的解剖不能只是停留在经济哲学的层面，而必须将其进一步提升至人学、生存论和历史观的高度。从一般的经济哲学层面考察金融资本当然是有意义的，但从人学、生存论、历史观视角透视，具有更高的思想高度。马克思对资本的剖析从来都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从社会历史演进的视野展开的。对金融资本的当代审视，也必须站在人的存在及其历史发展的高度展开。换言之，对金融資本的经济哲学探索必须达到人学、生存论和历史观的层面。当然，真正深刻的经济哲学也就是人学、生存论与历史观。不仅如此，在持续研究、取得进展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始终自觉地优化研究方式，完善理论范式，使金融资本的哲学研究不断跃升至新的境界。

从功能作用上看，在理论反思与建构的基础上，应更充分地发挥批判、超越现实和引领、塑造未来的功能。建构金融资本哲学基本理论在研究之初是迫切的，但依据基本理论批判和超越现实则是理论形成后的主要任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57较之理论的探索与构建，对现实进行科学的批判与超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哲学研究更核心的使命。这要求更好地发掘、求索和解答金融资本所生发的各种现实课题，最大限度地提示和促动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当代人类体察自己受金融资本支配的“实情”，进而更为合理地应对和改变这一根本性的生存状态，有力地驾驭和超越金融资本，实际地创生和维护更高文明形态。当然，基础理论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完全可以在良性互动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在金融资本问题上，哲学目前更多表现出的是“猫头鹰”的形象，还应积极地使自己成为“啄木鸟”“高卢雄鸡”乃至普罗米修斯之火。这既有助于现实的发展，也有益于哲学的发展。思想引领时代，行动构筑未来。反思是重要的，但引领同样重要。事实上，在洞悉金融资本的本性与逻辑的基础上，哲学有能力预测进而引领金融资本和社会历史的未来，创造更加美好的前景。而且，人类也需要哲学对于现实的这种预测与引领。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自信。黑格尔说得好：“对于优秀的东西，我们必须抱有这样的成见，相信它会使它自己有用并为人所喜爱。”[13]哲学对未来的引领，既包括对现实未来的引领，也包括对理论未来的引领。哲学必须主动地反思、批判和优化包括自身在内的各门科学对于金融资本的研究，使之走上更为良性和有益的道路，更好地促进人们理解金融资本以及驾驭和超越金融资本。

四、结语

进一步强化和提升对金融资本的哲学解剖，澄明金融资本的本性与逻辑，以金融资本透析和阐释整個资本与资本世界，实现由工业资本和资本一般向金融资本的视域转变、重心转移和范式转换，使金融资本哲学真正成为资本哲学的当代形态，是新时代中国资本哲学发展的迫切要求和有效路径。理论道路的开拓离不开对现实高峰的攀登。金融资本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高峰。更为自觉地从历史演进和理论发展的广阔视野出发，对金融资本展开有原则高度的反思与超越，促进当代人类和中华民族通达更高的解放和自由之境，是中国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时代责任与思想担当。

参考文献：

[1] 希法亭.金融资本[M].李琼，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1.

[2] 张曙光.生存哲学：走向本真的存在[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68.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47.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07.

[5]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卷[M].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383.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王庆丰.金融资本批判：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当代效应及其逻辑理路[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5）：84.

[8] 宁殿霞.资本与生存世界金融化：《21世纪资本论》的经济哲学解读[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25.

[9] 张以哲.生活世界金融化的深层逻辑：从经济领域到人的精神世界[J].湖北社会科学，2016（5）：98.

[10]张雄.金融化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二律背反[J].中国社会科学，2016（1）：4.

[11]刘志洪.从资本一般到金融资本：资本哲学的范式转换[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6）：71.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

[13]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1.

作者：刘志洪　逯叶红

生态危机经济哲学论文 篇3：

浅析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摘  要：随着近年来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人类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体验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人类在创造出高科技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向自然界攫取资源。资源的过度使用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使自然灾害频发，反过来又给人类社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有很多生态问题亟待解决。我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来治理的国家，所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现代生态治理互相结合能更高效的解决我国的生态问题，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生态文明建设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发展和基本内容

（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形成就如同植物生长，主要经历了萌芽、形成和发展三个阶段，而人与自然的关系贯通于马克思整个生态思想体系中。

在马克思求学的时候，他受到了当时经济环境和哲学研究的影响，自这个时候开始，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想已经开始出现。马克思认为人类可以主动的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可是动植物却只能生活在某些狭窄的环境中。他反对人与自然的互相对立，支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是马克思在学生时代一开始对待生态环境所提出来的想法。

马克思对于生态思想的理解随着年龄和阅历而不断增长。在这个阶段，马克思运用辩证法基本原理对《1844 年经济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作中的环境保护以及生态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这使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正式具有其存在形态。在生态观的具体形态形成阶段马克思意识到了人对于自然的依赖性。马克思认为，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无可替代，自然界承载了人的所有物质和精神活动。同时，马克思还提出了异化论，他认为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异化劳动产生了人和自然界异化的结果。并提到共产主义是最终解决人和自然界之间异化关系的根本途径，可以使人和自然界真正到达和谐统一的境界。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是随着马克思的经验和阅历来不断修正完善，进而走向成熟定型为止。在这一阶段马克思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手法，更加全面具体、逻辑缜密的分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和定位，涉及到了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与自然文明、生态危机等等方面，为我们将来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本内容

1.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的主心轴。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具体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在脱离了人类后反而能够更好地存在，但是人类却不能离开自然的支持，人类更好的生存环境、科技产物的制造都离不开自然产物，所以人类只有依靠自然才能够更好的生存和发展。人类脱离自然无法独立生存，人与自然命运共存。人类可以顺从自然的安排更好的改造自然，但是却不能随便的破坏生态环境。

2.人与人的和谐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深刻剖析，我们可以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的终极问题。同时其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焦点问题。人类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中心轴的作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需要身处在这个社会中的所有人共同奋斗。和则使社会繁荣进步，分则使社会衰落退步。马克思始终对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青睐有加，因为抵达共产主义彼岸的前提条件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要条件又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故只有顺应自然的规则，才可以真正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发展的目标。

3.人与社会的和谐

社会能作为一个承载平台，使人类自身能够在其中生存。社会发展的同时就能带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样的，人与社会的和谐能够促使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是社会集体的成员，其中人类个体由于各种共同利益而团结在一起。要想真正实现人类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就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前提下进行发展于创造。同时，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作为现在发展的目标，有良好的人与社会的关系，就可以使其更好地开展和实行，进而促进生态文明的建设。

二、当代的生态思想以及我国生态环境中存在的问题

（一）当代生态思想

1.保护和发展生态环境

当前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所以保護和发展生态环境必须要协调好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必须要改变每个人的思想观念，摒弃以人为中心的思想，要将保护生态环境，保持生态平衡作为重要内容。经济社会的真正发展并不是要以破坏环境为主，只有保护好生态平衡，才能使生产力真正的得到解放和发展。

2.建立了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依法保护生态环境

人类之所以无止境的开采自然，是因为人类受到利益的驱使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曾经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所以必须要在社会上宣扬生态法治观，让所有的人类意识到破坏生态文明是违法的事情，是需要自身付出代价的。除此之外还需要加强对环境保护法规的建设，对法规进行完善，填补漏洞，对所有蓄意破坏生态环境的人施加惩罚。

（二）我国生态环境中存在的问题

1.对于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不足，环保意识低

环境问题的出现，各种天灾的出现全都是因为民众自身意识不到自然的重要性。很多人只知道无穷无尽的追求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并且认为保护生态环境会制约经济的发展。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只有少部分人用自身的行动保护环境，但是却赶不上多数人破坏环境。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半数以上，农村的滥用农药化肥，焚烧秸秆，乱丢垃圾，城市人口乱丢垃圾等等都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因此目前对生态环境保护必须要让所有人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2.环保法律体系不完善，执行力度不够

近年来，国家已经意识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的，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且逐步完善环保法律体系。但是现今制定的环保法律法规并没有制定的很详细，对于具体的破坏环境的行为并没有做出具体的惩罚措施。除此之外许多执法地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对于人民群众反映的环境问题采取模式敷衍的态度，对于那些污染严重但是和上层有关系的企业不敢进行执法，甚至阻挠执法。这样的问题层出不穷，也就导致了当今生态环境保护起不到明显的效果。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时代意义

马克思所在的十九世纪已经产生了很多生态环境问题，但是其影响范围较小，造成的后果也不严重，同时也只是在个别地区展现，未影响到其他地区也未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如今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如同一把利刃逼在了所有人的脖子上，所以人们必须充分的对其重视起来。马克思的生态观对于人的全面发展起着促进作用，有利于解决人与人之间因为各种情况而产生的矛盾鸿沟，也有利于人和社会以及自然的和谐共处。所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可以作为桥梁和媒介来联系人、自然、社会和发展。

当代的生态思想只有通过具体的问题，具体的自然与人类发展的问题才能够对当代生态问题进行回答和解决。对比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思想，当代的生态思想更多的倾向于实践。而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理论的存在则是支持当代生态思想实践的积极动力和强大后盾。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不存在自然和历史的对立，所以当今生态思想的实践是人与自然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当代生态思想能够始终立足于“社会现实”之上的稳固出发点。

参考文献

[1]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 赵成，于萍.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3] 刘思华.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4] 威廉·赖斯著.自然的控制[M].岳长玲，李建华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作者：朱香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