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犯罪防控体系研究管理论文

2022-04-30

摘要：维和行动是联合国的一大创举，已发展为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手段。联合国警务行动的主要职责是维护任务区社会治安、监督指导当地警察执法、协助东道国选举等。社区警务是维和警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警务情报收集、维护社区治安稳定、预防和制止犯罪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社区犯罪防控体系研究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社区犯罪防控体系研究管理论文篇1：

转型时期流动人口犯罪社区治理研究

摘要：社区多元化共治是在进一步完善社区警务基础之上的以社区为中心展开的群防群治，其目的是实现流动人口本身对于社区犯罪治理的积极参与。对流动人口犯罪的社区治理应提倡“社区多元化共治”。在微观层面，从环境设计和防卫空间的意义上看，应修复社区中的“破窗”，倡导邻里守望；在宏观层面，应促进社会整合，改善社会认同局面，实现文化融合。

关键词：流动人口犯罪；社区治理；破窗理论

收稿日期：2016-03-05

作者简介：韩玲（1977—），女，辽宁辽阳人，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刑法学、犯罪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东北财经大学2015年校级科研一般项目“辽宁省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预防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DUFE2015Y21。

社区是以同质人口为主体，按照一定的制度组织起来的，具有一定的地域和认同感的相对独立的地区性社会。[1]社区是社会的单元，社区建设是社会自身完善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为预防犯罪提供基础性保障。当前，我国的社区建设还不够成熟，真正意义上的成熟社区在全国范围内还比较少，部分基层地区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社区工作难以有效开展。因此，加快基层社会建设，发挥社区在流动人口犯罪治理中的作用，迫在眉睫。

一、微观层面：“破窗理论”在流动

人口犯罪社区治理中的应用

（一）“破窗理论”的主要观点

“破窗”理论对于社区犯罪的预防在西方国家已经取得了实效。20世纪80年代美国犯罪学家威尔逊和凯林首次提出了“破窗理论”，阐明了社区里无序的环境和犯罪之间的关系。其基本含义是指，一栋建筑物的窗户损坏之后如果没有及时得到修缮，很快该建筑物的其他设施也会被毁坏。因为坏的窗户表明了该建筑物无人值守和管护，因而毁坏更多的设施也不会招致任何不利的后果。核心观点可分为四个层次：无序的社会环境——一般人对犯罪的恐惧——社会管控的失灵——犯罪的发生。一定区域内的不良社会环境就如同“破窗”一样，如果不能及时进行“修葺”，则必然会导致这种无序与混乱的进一步蔓延，使得该区域内的人们对这种无序和混乱呈现出恐惧，逐渐削弱社会的管控能力，最终形成犯罪的泛滥。威尔逊和凯林认为，无序的社会环境与犯罪滋生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无序的社会环境诱发犯罪的可能性极大。“破窗理论”得到了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并且应用到了警务实践中。美国的城市和地区基于“破窗理论”开展的警务活动，大多强调以社区为导向，主要借助社区警务活动来实现。在社区警务中，居民才是关键，而并非警察。社区居民协助警察维护社区秩序，建立符合社区居民要求的环境安全标准以强化社区的控制力。“开展社区导向警务，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美国传统警务范式的转变，更加注重和突出警务活动在犯罪预防方面的功能。”[2]

（二）“破窗理论”在防控社区犯罪中的优势

由于大多数犯罪都是在社区内发生的，因此，加强对于犯罪的社区治理至关重要。从当前我国犯罪态势来看，社区违法犯罪活动比照其他犯罪尤为常见、多发，其社会危害性也日益严重。因此，在犯罪的社区防控体系建构的过程中，社区建设至关重要。

社区的外部空间环境对于防控犯罪非常关键。环境设计与防卫空间的理念早已为西方犯罪学家接受和认同。特定的空间环境对于预防和减少犯罪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流动人口的居住方式主要是以租住为主，居住地以城乡结合部和某些“城市死角”为主。城乡结合部与“城市死角”都具有空间狭窄、基础设施简陋、脏乱差现象较为突出等特点。物理空间上的无序带有强烈的破坏性气息，对人的越轨乃至于犯罪行为具有强烈的暗示。潜在的犯罪者会认为该地区管理松懈、秩序失控，使得已经摆脱了熟人社会的流动人口更加容易走向犯罪。

有研究表明，人口流动性每提高1%，犯罪率就会上升3.6%。[3]流动人口聚居的社区又有其自身特点，人口流动性大带来的必然是社会控制力的减弱，流动人口的经济环境也决定了其不可能居住在环境和物业管理较好的所谓“高尚”社区。这样，一方面，社区外的潜在犯罪人根据环境判断该社区社会控制力薄弱，是对自己有利的犯罪场所，进而选取该社区作为犯罪目标实施侵财等犯罪行为；另一方面，在该社区居住的居民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如果实施了犯罪行为之后，也将该社区作为于己有利的藏匿之所。因此，从环境设计与防卫空间的意义上，对于城乡结合部与“城市死角”应进行适当治理，将这类地区纳入城市规划，完善基础设施，延伸公共服务，改善生活环境。例如：对于照明不足的区域应加装路灯，安装监控设施，补强易引发犯罪的弱势情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2016年2月6日）提出，我国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促进土地节约利用。很多人担心将来的建筑空间布局会给社会综合治理带来更大压力。实际上，社区化管理与封闭式管理并不是同一概念。封闭式管理重点强调的是物理空间上的封闭，并不影响在街区制的框架下开展社区化管理。如美国芝加哥等大城市的市区基本上采用的都是街区制，这并没有阻碍以社区为导向的犯罪治理模式的展开。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环境背景下，必须通过加强对社区的多元化共治来达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目的。

法律对于犯罪的惩治不仅仅在于施用刑罚来打击犯罪，同样在于通过执法等过程向公众传达“社会控制力良好”的信号，使得公民一方面自觉遵守法律，另一方面相信其他人也会遵守法律，弥补“破窗”，形成张弛有度的社会控制，有效防止犯罪行为的发生。

（三）“破窗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倡导邻里守望，

当然，所谓的“破窗”并不仅仅意味着物理空间上的无序。因背井离乡来到流入地，流动人口大多对其居住的社区没有归属感和所有权意识。一旦社区内发生违法犯罪行为，他们大多认为“事不关己”，进而“高高挂起”。非正式的社会监督在流动人口聚居区处于缺失状态。邻里守望因非正式社会监督的缺失而无法落到实处。邻里守望在西方国家一直被视为社区警务的有益补充，邻里之间形成团结协作的群体意识，相互之间守望相助，对于社区物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有具体的了解，将社区之事作为自家之事来对待，将社区作为家外的“大家”，遇有违法犯罪嫌疑情况及时报告，能够有效增强社区对于犯罪的自我控制能力，提高社区居民的防范意识，将犯罪消灭于萌芽。西方国家对于邻里守望已经进行了很多实践，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相比之下我国在流动人口聚居区域倡导邻里守望还存在很大的障碍。笔者认为，如何增强地域归属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流动人口聚居社区往往具有“血缘”或“地缘”关系的特点，即社区居住的流动人口往往相互之间具有亲戚关系或来自同一地域，因此，应充分发挥血缘性和同地域性的优势，建立相互之间的互望互助关系。同时，流动人口应当超越以血缘、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传统型社交圈，在流入地建立起以“业缘”关系为主的社交圈，将社交圈从封闭型向开放型逐渐转变。一方面，由各地政府组织各种行业的职业培训，流动人口可以通过培训结识同业人员，拓展社交群体；另一方面，在这一过程中流动人口又普遍提升了技术水平，能够有效地充实到技术工人队伍中，打破以前因文化水平低、缺乏专业技术而只能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僵局。

二、宏观层面：社会整合

——改善社会认同局面

预防流动人口犯罪主要是通过社会整合来实现的。社会整合包括结构整合和价值整合两个部分：一方面应通过社会制度改革，缓解现实中存在的矛盾和压力，从政策上减少易导致矛盾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应促进社会成员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共同遵守法律和价值规范。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社会各阶层间的生活条件差距增大，促使某些社会成员相对剥夺感油然而生。在社会转型期，这种差距更加明显，并且通过人口流动这一过程使得矛盾进一步浮现出来。当通过正常手段难以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或者希冀追求更高水平的物质或精神生活的时候，实施越轨甚至犯罪行为似乎成为了他们无可奈何的选择。对弱势群体的长期忽视必然会导致社会的动荡不安乃至严重影响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在这个环节，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至关重要。

2014年7月24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适应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落实放宽户口迁移政策。统筹户籍制度改革和相关经济社会领域改革，合理引导农业人口有序向城镇转移，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而现有户籍制度实际上已经成为流动人口融入城市、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障碍。受限于户籍制度壁垒，加之在户籍制度上附着着各种差别性社会福利，为城市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流动人口没有充分享受到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因此，必须改变户籍制度作为社会公共福利制度载体的地位，才能真正取消城乡人口之间在享受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差别。当前户籍制度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取消暂住证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国务院颁布的《居住证暂行条例》也已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居住证制度的核心是在不改变户籍制度的前提下，使一些虽然在城市常住却没有户籍的人享受和当地户籍居民一样的待遇。目的是让常住居民享有应有的待遇，让流动人口融入城市，实现社会融合。“经由居住证制度，逐步缩小户籍和非户籍人口的权益差距。在一定阶段保留户籍制度的‘体制内’和‘体制外’共存的‘双轨制’特征，在维持现有户籍居民的规模及福利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增加和改善对居住证持有者的公共资源与福利的供给水平，这样可以有效避免户口突然无条件放开可能引发的财政供给和城市承载力问题。”[4]

形成统一的社区文化对于实现社会整合具有重大作用。社区文化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城乡之间存在的文化冲突以及流动人口无法融入主流文化进而形成了亚文化形式，这些都成为流动人口实施犯罪的文化原因。消灭流动人口犯罪的文化原因，是预防流动人口犯罪的关键一环。形成统一的社区文化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一般而言，流动人口早出晚归忙于生计，很少有闲暇时间进行休闲娱乐活动，对于所居住社区开展的文体活动等更是无暇顾及。针对这样的现状，有必要发挥基层工会组织的巨大作用，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丰富员工的业余生活，为流动人口参加文化生活提供方便，提高业余文化生活质量。社区要提供必要的设施和活动场所，让流动人口在其所居住社区有地方可去，有事情可做。社区中邻里之间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传统习俗和文化模式都对流动人口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印象，使得身处其中的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被同化。因此，应当以净化社区休闲娱乐场所为重点，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和综合环境整治。

美国犯罪学家埃德温·萨瑟兰认为，“犯罪的原因主要存在于当地社区内的个人群体中。犯罪行为主要是因为与犯罪行为模式的接触超过了与反犯罪行为模式的接触。对犯罪的控制应存在于当地社区之中，当地社区是减少本地犯罪的重要机构。……在人口流动性强的社区建立这种反犯罪的公共舆论，显然是困难的，这些地区主要由与主流社会联系较少的人组成。因此，我们必须要将这些地区变成主流社会。”[5]萨瑟兰的论断毫无疑问是建立在“社区必须是由具有相同价值观念的同质的人所构成”这一前提之下的。这些人必须赞同守法行为，形成赞同守法行为的公共舆论，这一点在非同质的人组成的群体中是很难实现的。因此，萨瑟兰的观点实则是将问题又引入了“社会整合”这一视角。只有实现社会整合，将流动人口同化为“同质的人”，将其纳入主流社会，预防和减少犯罪才可能真正实现。

三、流动人口居住社区治理的总体

构想：社区多元化共治

笔者提出的流动人口犯罪社区治理的总体构想是构建以社区、基层以及公民个人为主体的“社区多元化共治”犯罪治理模式，实现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其目的在于减少促成犯罪的各种条件。

（一）提倡以社区为中心的基层群防群治

长久以来，我国的犯罪预防都是以国家为本位的。近年来，公民个人参与犯罪预防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提倡。在很多场合，犯罪预防都强调基层组织的参与。社区是社会的细胞，是公民日常活动的场所，社区环境的改善有利于提高预防犯罪的水平，增加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加强基层治理也能够有效改善社会风气，促进核心价值观的形成。这样一来，促成犯罪的各种犯罪情境会随着社区外部空间环境和内部人文环境的改善而得以消除。与国家本位的犯罪预防模式相伴随的是以常住人口为中心的城市社会治安管理体制。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常住人口为中心的城市治安管理模式必须做出适时的变革。《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也提到，要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进社区居民依法民主管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加快公共服务向社区延伸，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志愿者参与社区服务和管理。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以社区为中心的基层群防群治在一些人口流动性大的特大型城市已经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实践。如北京市的“朝阳群众”“西城大妈”“海淀网友”“丰台劝导队”等都是警方会同相关部门推出的、为网友广泛认知的首都群防群治的品牌，不仅开创了城市综合治理的新模式，也是对建立具有首都特点的城市治理体系的有效探索。首都警方也曾多次以“朝阳群众”的字样向社会通报案情，有意识强调“朝阳群众”的重要作用。警力有限，民力无穷。犯罪控制作为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仅仅依靠公安司法机关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广泛依靠社会力量，培养和提升社会公众对违法犯罪行为的防控意识。转型时期的犯罪治理模式必须适时地从国家主导模式向国家与社会相结合的治理模式转变。强调公权力在治理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固然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自身在维护个体安全和推动公共管理方面无所作为。社会本身所具有的自我维护和独立解决问题的功能是不可忽视的。充分发挥这一功能，不仅能够有效节省公共资源，维护社会治安，甚至还具有针对犯罪防患于未然等巨大优势。因此，应该鼓励社会成员在社区之内开展互助协作，提高社区对各种风险的自我监测和防控能力。

国家主导的犯罪治理模式以维护社会稳定作为基础，具有强制性和自上而下的管理特点，基本是将城市中的流动人口作为被管理者，被管理者的地位不利于发挥流动人口在犯罪治理中的能动作用，缺乏管理的长期性和有效性。国家与社会相结合的参与式犯罪治理模式能够有效克服单纯采用国家主导的犯罪治理模式的弊端。因为国家治理模式在实践中更多地表现出被动性，刑罚预防体现为对已经发生的犯罪施用刑罚以实现刑法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目的，但此时犯罪已经发生，法益已经遭到侵害，即便动用刑罚也不可能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恢复到未被侵害时的状态；社会预防并非针对预防犯罪所采用的专门性措施，其针对性和有效性尚待实践检验，但国家与社会相结合的参与式犯罪治理模式的最大优势在于将犯罪迹象和可能引发犯罪的各种问题都纳入到犯罪控制的视野之中，注重对于社会环境和社会秩序的维持和巩固，往往在犯罪行为发生之前即将其消灭于萌芽之中。

（二）鼓励流动人口参与其社区犯罪的治理

流动人口本身也要参与其社区犯罪治理，这样一方面能够提高流动人口适应城市的能力，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也能够消除不同群体之间的隔阂，使得流动人口在此过程中产生归属感。通过参与的过程，能够转变流入地居民对于流动人口的不良观感，在不同群体间形成一致判断，相互之间由不相干甚至对立的关系转变成相互合作的融洽的伙伴关系。流动人口可以在参与其社区犯罪治理的过程中熟悉所居住的社区环境，学习城市社区生活的各种规范，培养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改变“过客”心理，变被动接受管理为主动参与，增强社会认同感，变外在的强制管理为内在的自我约束，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完善社区警务

强调社会治安群防群治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社区警务的作用。“根据这种以社区为基础的预防犯罪的思想，社区警务活动的主要职责，就是支持社区自身非正式的自我控制，但这种警务又不能代替社区在安全上的自我非正式的控制，……基于社区安全的警务活动，就是要通过警察的权威性强化共同体防御犯罪的能力。”[6]基层公安机关仍应发挥其作为打击犯罪中坚力量的重要作用，为多元化共治的其他主体提供技术支持和业务帮助，并进行必要的引导、协调和监督。这样既体现出基层公安机关在流动人口犯罪社区多元化共治模式中的主导地位，也强调了其他主体对于群防群治的主动参与。尤其是在将来对居民小区的规划采用街区制的背景之下，开展社区导向的警务巡逻是很有必要的。除了能够高效率地惩罚违法犯罪，也向人们直观地传递了执法力量无处不在的信息，给公众形成社会秩序良好的整体印象，进而使得欲实施犯罪的人即时打消了犯罪欲念，也使得更多的公众敢于站出来谴责越矩者，起到控制犯罪的作用。

众所周知，我国的刑法体系是以违法性本质的“结果无价值论”为中心构建起来的，采用的是以结果为取向的犯罪认定模式。这从形式上似乎符合了刑法的谦抑性，但在人口加速流动、犯罪率一路攀升的态势下不利于发挥刑法的行为规制功能，不利于实现刑法的防卫社会的目的。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刑法修正案（九）》中均体现出了很多刑法干预的早期化的意味，如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犯罪，对恐怖主义犯罪增加抽象危险犯的规定等等，但也局限于个别容易发生危险的领域。因而，必须倡导对于犯罪的积极预防，即“防患于未然”。针对流动人口这个犯罪原因多样化的群体，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犯罪原因归咎于犯罪人个人，而应该更多地从社会人文关怀的视角去审视流动人口的生存发展现状，提出积极的预防措施，防止其实施犯罪行为。

【参考文献】

[1]董士昙.犯罪学教程[M].中国检察出版社，2013.339.

[2][6]李本森.破窗理论与美国的犯罪控制[J].中国社会科学，2010，（05）.

[3]陈刚，李树，陈屹立.人口流动对犯罪率的影响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9，（04）.

[4]许传玺，张真理.北京市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法律问题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68.

[5][美]埃德温·萨瑟兰，唐纳德·克雷西.犯罪学原理（第11版）[M].（美）戴维·卢肯比尔，吴宗宪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690-692.

（责任编辑：徐虹）

作者：韩玲

社区犯罪防控体系研究管理论文篇2：

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社区警务工作面临的挑战及应对

摘要：维和行动是联合国的一大创举，已发展为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手段。联合国警务行动的主要职责是维护任务区社会治安、监督指导当地警察执法、协助东道国选举等。社区警务是维和警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警务情报收集、维护社区治安稳定、预防和制止犯罪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目前维和行动社区警务活动还处于初创阶段，面临许多挑战和困难，需要维和警察积极探索不同任务区社区警务的发展模式，为实现任务区安全稳定、社区群众满意而努力。

关键词：维和行动社区警务社区治安定预防和制止犯罪

一、维和行动社区警务活动的概念

维和行动社区警务活动是指以社区地理区域为基础，以警民联手为手段，以重建民众对当地政府的信心和服务当地民众为宗旨，维和警察通过蹲点驻守、沟通交流的方式，与社区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获取民众信任，动员和鼓励民众以多种形式参与到维和警务行动当中，形成行动协调、信息共享、共同研究，解决社区中的治安问题，形成警民联动的社会治安防控网络和有效的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的警务机制。

社区警务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警务改革的基本方向，它是一种以预防为主、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警务运行模式。其核心内容是公安机关专门工作与群众支持相结合，通过建立和谐的警民关系，广泛动员、组织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共同预防犯罪、维护治安，充分体现了警察和社区民众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社区警务的工作重点和方向就是以人民群众需求为导向，突出强调以人为本的原则。

社区警务中的警民联动防控体系，是指在开展社区警务工作中，为维护社区秩序，建设平安社区，提高社区民众生活质量，维和警察与民众充分互动、交流、合作、共赢，用较小的投入获得最优社会效益的一种社会治安防控體系。警民联动防控体系的主体是维和警察与社区民众，目的是预防犯罪，维护社区秩序，提高社区民众生活质量，建设平安社区。建立警民联动防控体系，实现维和警察与社区民众之间长期、稳定的合作，是社区警务工作的十分重要的内容。

二、维和行动社区警务活动的特点

（一）社区警务活动的复杂性

联合国维和行动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在取得新成就的同时，维和行动压力上升、问题增多。尤其是许多冲突的产生是内部各政党、武装派别、各部落因为不同的宗教、种族、不同的利益诉求产生。虽然许多任务区社会已经保持基本稳定，但各方的利益纠葛仍然难舍难分，各方迫于国际压力达成短暂的停火协议，甚至各派只是利用停火协议，为准备战争赢得更多的时间和获得更多的战争资源，一纸和平协议随时可能被撕碎。所以维和任务区复杂的局势给维和警务行动的实施带来很大挑战。以南苏丹为例，由于许多反对派武装人员放下武器，化装成平民逃离到联合国维和军警保护下的难民营避难，于是政府军借口联合国维和行动保护反对派武装人员，对联合国实施维和行动百般刁难，甚至袭击维和人员，这加剧了维和行动的复杂性。在非洲维和任务区，许多部落酋长拥有最高权力，酋长能够根据个人的意志裁决社区纠纷和社区犯罪，在这里推动警务司法改革，鼓励社区民众用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利触动了部落酋长的利益，容易遭到部落酋长的抵触。所以在维和行动复杂变化的大背景下，社区警务活动也具有复杂性的特点。

（二）社区警务活动的互动性

在社区警务活动开展过程中，由维和警察引导，社区民众参与，双方共同解决社区当中涉及到社会治安、社会矛盾、违法犯罪等问题。社区民众可以向维和警察提供相关的犯罪信息和线索，遇到困难和治安问题可以向维和警察反映。维和警察也可以将社区最新的治安状况向社区民众通报，提醒社区民众做好犯罪预防工作。因此，社区警务活动的开展不是单方面，而是维和警察和社区民众双向互动的结果。如果任何一方对开展社区警务活动积极性不高，或者存在抵触心理，都会影响社区警务活动开展的效果。所以，社区警务活动具有双向互动性的特点。

（三）社区警务活动的长期性

社区警务活动作为维和警察联系民众最紧密的触角，在处理社区矛盾，维护社区公共安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区警务活动需要维和警察与社区民众密切互动，社区民众在维和警察的引导下，公共参与到解决社区警务问题的过程中，这个过程必须赢得民众的充分信任，民众才能与维和民警共享社区信息和情报。但与民众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需要维和警察与社区民众长期进行沟通交流，彼此建立信任关系。这样，民众遇到需要解决的社区治安问题，才能向维和警察求助，维和警察也可以向社区民众了解到有价值的治安信息，双方合力解决社区治安问题。因此，社区警务具有长期性特点。

三、深化维和行动社区警务活动的重要性

（一）是维护当地社会治安秩序的重要保障

在维和任务区，由于民族矛盾、宗教矛盾、部落冲突导致的常年内战，社会矛盾突出，社会治安秩序混乱，违法犯罪活动频繁。维和行动能够预防和制止犯罪、保护联合国人员和财产、保护平民、重建战后秩序维护社会稳定。社区警务作为确保一方平安的重要举措，既是维和警务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社区平安建设的重要内容。社区警务起点是社区，落脚点也是社区。维和警察深入到社区当中，通过警务协作和社区工作，民众将亟需解决的治安问题向维和警察反映，警民共同承担社区治安管理义务，完善社区治安防控体系，共同遏制犯罪，改善社会治安状况，解决治安问题，实现社区治安稳定，达到民众满意的结果。所以，开展社区警务活动是维和当地治安秩序的重要保障。

（二）是增强民众对当地政府和法治部门信心的重要因素

在维和任务区，由于经历过战火，法律制度和司法体系不健全，法制部门无法解决民众迫切解决的法律问题。同时，由于经济凋敝，政府往往无法及时向法制部门发放福利或薪金，这就导致执法办案部门向报案人索贿现象非常普遍，造成了许多犯罪嫌疑人通过受贿逃避法律的制裁，继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影响民众对法制部门和政府的信任，许多民众渐渐放弃了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维和警察通过开展社区警务活动，以公正、正直、专业的精神解决社区的治安问题，和民众一起共同化解社会矛盾、预防犯罪。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相互沟通，通力合作，达成一定程度的默契。因此，从对维和警察的信任开始，慢慢对当地政府和法制部门产生信任，构建双方互相信任的良性循环。所以说开展社区警务活动是增强民众对当地政府和法治部门信赖的重要环节。

（三）能够提高维和警察信息收集能力

在开展社区警务的过程中，当地民众在与维和警察沟通交流时，往往会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情报，维和警察可以根据其所提供的信息和情报，对当地的治安状况进行分析研判，并及时将有关情况向社区民众通报。任务区提倡通过高新技术提高维和警察的信息收集和研判能力。社区警务作为一项警务基础工作，往往能够低成本的获取最新和最有价值的情报和信息，维和警察可以根据了解到的情报和治安信息采取有效的措施预防和控制手段，达到预防犯罪和制止犯罪的目的。因此，开展社区警务活动，通过警民相互协作，相互支持，形成警民信息共享的良性循环。

（四）有利于维和警力下沉、警务工作前移

在传统的维和任务区，“专业化警务”是一种“后发式、反应型警务”模式，在警情或者犯罪已经发生后维和警察才开始被动的接处警，这对犯罪的预防与制止极为不利。通过开展社区警务行动，维和警察深入到社区，从“被动型维和警务”向“主动性维和警务”转变，维和警察在社区民众的帮助下将犯罪消除在萌芽状态，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社区警务被称为一场新的“警务革命”。开展好社区警务工作，需要大量的维和警察下沉到基层一线收集大量的基础信息，了解社区民众亟需解决的困难和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机关的警务人员从官僚化的警察管理体制中解脱出来，将警务阵地向社区转移，实现警务工作前移。

四、开展社区警务活动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困境

（一）实施社区警务的前提条件不充分，警民良性互动不理想

对于一个健康的社会而言，良好的治理取决于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依赖于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的协调配合。维和任务区大部分是饱受战乱或者战乱后需要重建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当地政府机构不健全，法治不完善，经济发展不充分，社会自治十分不成熟。一些民众需要接受联合国人道主义救援，大部分民众经济上无法独立，国家与社会无法形成双向互动。从社区警务的定义来看，社区警务是公安机关的专门工作与群众支持相结合，通过与民众进行双向互动，共同预防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但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社区民众没有参与社区警务意识，民众参与意愿不高，维和警察与社区居民也无法形成双向互动，社区警务工作开展效果不理想或者无法正常开展。

（二）维和任务区人文环境复杂面临的自然环境恶劣

许多维和任务区，由于国家间各种族、宗教、风俗习惯、意识形态各不相同，许多维和警察在开展社区警务工作的时候，容易触碰文化风俗禁忌，引起社区民众反感。维和警察还会遇到语言障碍，任务区当地语言并不是维和警察的母语或者通用语言，即使是英语也存在较重的口音，因此維和警察和当地民众在沟通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任务区各部族、各派别利益关系纷繁复杂，许多维和警察难以在短时间内对当地复杂情况进行充分地了解，甚至容易遭受敌视，这不仅给警察的人身安全带来很大的风险，也对维和警察开展社区警务活动带来挑战。

在维和任务区大多数自然条件恶劣。大多数非洲的任务区有雨季和旱季之分，在雨季到来时，往往由于大雨破坏原本脆弱的道路基础设施，维和警察无法到达社区开展警务工作。到旱季，则酷暑难耐，严重影响维和警察的身体健康和工作效率。恶劣的自然环境往往伴随着自然灾害和疾病，自然灾害包括飓风、地震、暴雨及其次生灾害，包括洪水和泥石流等。维和任务区的高温潮湿再加上国家缺乏基本的疾病防控能力，疟疾、登革热、黄热病、非洲锥虫被、血吸虫等各种热带疾病肆虐，不仅影响维和警务工作的开展，同样也威胁维和警察的生命安全。

（三）开展社区警务警力和资金投入严重不足

由于联合国维和体制机制所限制，维和警察的派遣一般都是联合国与各成员国互相协商，由于任务区战后重建困难重重，安全风险高，派遣国一般不愿意将大量本国警察人员派驻到任务区执行维和警务任务。同时，由于维和行动的扩张与任务的增多使得维和警察警力严重不足，大部分维和警察被派遣到参与传统的维和任务。如保护联合国人员和财产、保护平民和对东道国警察进行业务指导，所以维和警察在开展社区警务活动的过程中面临警力投入严重不足的严峻挑战。

长期以来，联合国维和行动面临很多难题，维和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当前，由于联合国开始以更加负责任的态度发挥自身作用，国际社会也对维和行动抱有很高的期望。联合国维和行动已经突破了传统定义和形式，不仅数量上大幅增加、规模不断扩展，而且其所承担的任务也更加广泛。从传统的监督停火等单一维和行动转变为多维维和行动。但是由于联合国有限的经费本已在保证军事装备、军需供给等传统维和领域方面捉襟见肘，现在还要分配给社区警务等新增职能，所以经费问题显得更加突出。维和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导致维和行动社区警务活动缺乏必备的相关电子信息装备，维和警察由于缺乏专业化的软硬件装备，严重制约着维和警察开展社区警务工作的效率。

（四）制度上的缺陷给开展社区警务工作造成困难

当前，联合国作为世界级的国际组织并没有大量的军警处于待命状态随时可供派遣，并且根据以往惯例，维和人员在任务区执行任务期限较短，许多维和警察开展社区警务工作不久，对社区还不甚了解就要面临被派遣回国的尴尬境地。同时，对在任务区表现较好的、工作能力强的维和警察又没有采取相应的政策挽留或者延长派遣期，造成了人才的流失。此外，由于社区警务作为联合国维和警察的一项新职能，联合国的培训大纲和教材并未涉及到社区警务，派遣前培训和甄选忽视社区警务的重要性也导致许多维和警察缺乏对社区警务工作必要的学习。目前出警国大多是发展中国家，许多维和警察在本国内并未积累相应开展社区警务的工作经验，因此，开展社区警务工作具有很强的局限性。

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大、代表性最广的国际性组织，其本身具有一定的政治性，复杂庞大的官僚体制严重影响了维和行动的效率。在联合国系统内部，有时为了寻求政治上的平衡，不得不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最明显的是在任务区申领必要的营房修建物资，程序不仅繁杂还需要很长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个全球最广泛的官僚系统所产生的制度性缺陷影响了维和行动的效率。

五、优化维和任务区社区警务工作的方法及策略

（一）破除沟通障碍，拓宽社区沟通渠道

沟通上的障碍阻碍了社区警务工作的顺利开展，维和警察应该把握主动性，积极拓展多主体的社会治理交流协商途径，倾听不同群体、不同组织的利益诉求，增强多主体间良性互动。

与此同时，还应创新社区警务信息共享机制。维和警察可以在社区定期召开治安信息共享会，定期将社区的治安问题通报给社区骨干人员，骨干人员也可通过会议将近期了解掌握的治安信息向维和警察反馈。此种方法不仅能增强双方的互动沟通，还能通过社区民众监督和督促社区民警解决治安问题。在创新社区警务信息共享机制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提高社会主体在社区警务中的参与度，把纠纷调解、社区防范等任务部分让渡给社区组织，鼓励社区民众参与到社区警务活动中，发挥自身作用，保护自身权益，维护社区稳定。

维和警察还应该加强自身的外语学习，至少熟练掌握一两门任务区通用的外语应该成为维和警察派遣的必要条件，熟练掌握当地通用语言的维和警察应该优先派遣，解决维和警察的语言沟通障碍问题。

（二）加大对社区警务活动资金支持

众所周知，由于资金投入不足，社区警务工作的开展面临尴尬的境地，尤其是许多软硬件设施无法满足要求。尤其在任务区，许多东道国社区警察在大树下办案，条件稍好州地区警务室也残破不堪，甚至东道国政府连警察的薪金都发不出，更别谈对开展社区警务活动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因此，联合国应该鼓励更多的会员国加大对维和行动资金上的支持，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更应该加大对维和行动的投入。联合国在拥有了充足的经费和资源后，还需要对资金进行合理分配和整合，将经费用到维和行动中最需要的地方，实现经费和资源的有效利用。

（三）重视运用信息技术驱动社区警务工作

没有信息技术手段的介入，社区警务信息化工作只能纸上谈兵，因此，通过信息技术驱动维和警务是联合国一直在推崇和鼓励的。社区警务信息的采集、录入离不开指纹采集器、执法记录仪、办公电脑以及搭建网络使用的路由器、交换机等硬件设备，还包括数据库、办公软件、音频和图像处理软件等软件设备。通过运用信息技术创建警务信息工作平台，充分发挥高科技产品在社区警务活动中的技术优势。

另外，信息化设备的运用离不开高科技人才。从目前的情况看，任务区的出警国和出兵国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由于在警务行动中信息技术使用率较低，因此被派出的维和警察并不掌握使用信息技术驱动维和警务的相关技术能力。所以，提高信息技术方面的人才储备对社区警务的开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四）创新维和警务派遣培训机制，转变传统警务工作模式

在现有的联合国维和警察考核培训大纲的框架下，考核与培训存在不完善的缺点，甚至出兵国和出警国并未按照联合国培训大纲进行考核培训，许多专业素质不高，警务技能不强的维和警察也被部署到任务区。因此，特别需要联合国培训考核部门根据不断变化的任务区形势更新培训内容，同时在派遣前甄选评估增加对社区警务技能的考核。这一方面能促使即将派遣到任务区的维和警察通过培训对任务区如何開展社区警务活动有预先了解，也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维和警察传统的警务思路和警务理念，为维和警察到达任务区开展社区警务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人员方面，由于联合国没有自己的部队，这就需要联合国与出警国和出兵国加强沟通和协调，鼓励各成员国派遣更多优秀、业务精通的警务技术骨干赴维和任务区开展维和工作，同时适当延长维和警察在国外执行任务的期限。最大限度的确保社区警务行动顺利开展。

（五）在总部和任务区成立相应的社区警务领导小组

在总部的架构下，可在警务部门指导下的警察战略规划处增设一个社区警务领导小组办公室或者由专人负责社区警务管理工作。同时，也可在警察总监指导下的警务部门增设社区警务领导小组统筹、协调、推广任务区社区警务工作，要是增设专门的社区警务领导小组有困难，也可指定专人负责统筹社区警务工作。将社区警务工作统筹后，基层一线维和警察在开展社区警务工作时将获得更大的政治上和战略上的支持，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也能够及时解决，其工作的开展将更加得心应手。

（六）在维和任务区建立监督巡查体制，健全评价机制

良好的监督巡查机制是社区警务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维和警察在任务区开展社区警务工作，这就需要一个监督考核标准，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依靠原有的联合国监督评估系统。同时也可以利用社会监督的手段对社区警务活动的开展进行监督，警务部门可以根据社区民众的满意度和社区治安状况的改善等情况对社区警务工作的开展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价。必要时，也可公布投诉举报热线，让社区民众参与对维和警察开展社区警务工作进行监督。通过社会监督，促使维和警察有效履行社区民警的相关职能。维和警察在开展社区警务活动的过程中，也可以对积极参与社区警务活动的个人进行表扬，甚至给予奖励，调动社区民众投身社区警务活动的积极性。

除了必要的监督体系外，评价机制也是至关重要，对于治安状况良好，民众满意的社区警务警察，联合国和任务区有关部门可以适当给予奖励，提高维和警察工作的积极性，形成示范效应，推动任务区社区警务工作的顺利开展。对于敷衍了事，工作积极性不高的维和警察，也可给予适当的惩戒，以督促其尽心认真履职。

冷战结束后，国家间的冲突转变为国内冲突，维和行动也由单一的维和行动向多维的维和行动发展，维和行动社区警务活动是当前维和警务行动中一场重要的“变革”，也是为了适应任务区多维维和行动的发展需要。在维和任务区开展社区警务活动时，应该根据维和任务区的具体情况和地域特点，建立相应的社区警务工作模式。文化差异、环境差异、地域差异等，都决定了维和任务区社区警务模式与国内的普通社区警务模式不同，而且各个任务区的社区警务模式也由于安理会对维和行动授权的不同而不同。所以，未来的维和工作，联合国总部和任务区领导层应该对社区警务活动有清晰的战略规划，一线维和警察理解政策，坚持“走访调查、宣传发动、巡逻守护、实地检查、警情通报”等多种工作方式相结合，因地制宜创造性的探索社区警务工作方法;应不断丰富社区警务的内涵，实现维和行动社区警务活动的跨越式发展，为圆满遂行完成维和任务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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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超，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公安部常备维和警队防暴二队指挥中心。余红升，福建警察学院战术系）

作者：林志超余红升

社区犯罪防控体系研究管理论文篇3：

中观视角下的社会治理场域热点警务研究

【摘要】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宏观条件如政治经济环境、执政党、国际形势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公民对自身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要求的不断提高，是我国社会治理层面的重要挑战，也是我国公安机关必须攻克的难关。衡量社会治理好坏的标准就是违法犯罪现象是否泛滥。我们已经知道，违法犯罪现象不是均匀分布的，但是其分布与时、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机理，由是产生了犯罪热点和热点警务的相关讨论与研究。本文分析了国内外热点警务相关研究和进展，从中观的视角，即从社区治理的角度（社区是众多微觀地点如街道、小区的集合），探讨热点警务与社区警务相结合的必要性，并提出了结合后社区治理的主要方法，最后分析了其利弊，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犯罪热点;热点警务;社区警务;中观视角;必要性;启示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逐渐加快，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加之疫情等天灾人祸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对身体健康、生命安全、财产保护等相关方面的意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讲，中国公民这样的诉求不仅仅是对我国社区警务工作的巨大挑战，也是给警务人员执法司法的科学性、现代性、预测性、及时性、准确性以及强度等诸多方面提出的要求。而中观层面的相关热点警务问题，更是中国社会治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集中力量解决之，才能适应经济、社会矛盾带来的日益复杂多变的警务工作，才能在中国社会治理改革的道路上不断披荆斩棘。

“犯罪不是均匀分布的”是犯罪学研究的基本发现之一。美国犯罪学家Wolfgang针对犯罪事件的聚集现象进行了定义并划分为三类问题，即重复犯罪人问题、重复受害者问题和重复犯罪地点问题。而其中，中外学者们对重复犯罪地点问题的关注和研究程度是最高的，并且已经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以Sherman为首的美国犯罪学研究者们针对此问题，研究发现了犯罪的地理聚集规律和时间维度规律的关联性，并提出了“犯罪热点”和“热点警务”的相关概念并付诸实践。因此，加强犯罪防控力度，建立和谐稳定的社区，不仅仅要加快创新健全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更要对犯罪现象发生的时空规律进行研究和把控，从而对犯罪现象发生的时空进行预测和对犯罪人员进行威慑。

（1）犯罪热点定义。犯罪问题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发生的犯罪现象在社区之中更不是均匀分布的。但是，犯罪行为人的知识水平、财产情况等特征以及综合实行犯罪时对风险性和收益性的考虑导致犯罪发生的时间、地点总是表现出一种分布特征，这就是犯罪热点产生的前提。

犯罪热点对应的英文表述为“hot spots of crime”，而热点警务作为犯罪热点的对立，其英文表述为“hot spots policing”。Eck J，Chainey S，Cameron J对犯罪热点的表述为：“犯罪热点是指犯罪数量高于平均犯罪数量的区域，或者是人们成为受害者的风险高于平均受害风险的区域。”

学者们普遍同意的将犯罪热点概述为四个类别：①热点地区，即某个地区发生犯罪的频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如拥挤的公交站台或地铁站人员流动相对频繁，则更容易发生扒窃等侵财性的犯罪;②热点时间，即某个时间段发生犯罪的频率明显高于其他时间段，如夏天的深夜，天气燥热，人们的情绪易于波动，容易发生打架斗殴，寻衅滋事等犯罪事件;③热点类型，即某种类型的犯罪发生的频率明显高于其他类别的犯罪，如偷窃和诈骗;④热点目标，即经常遭受或易于遭受犯罪的对象，如深夜独身一人的女子。

（1）中观角度热点警务研究的必要性。经研究，犯罪热点具有较为显著的几个特征，具体为：时间性、空间性、聚集性、层级性、相对稳定性与动态性。从宏观的角度上来看，犯罪现象与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情况、意识形态情况、公共管理水平等宏观因素相挂钩。但是在这中国从“新时期”向“新时代”迈进的过程中，我国政治经济、公共管理水平、文化等宏观因素已经达成了相对稳定的态势，这并非警察可控。我们发现。犯罪热点的范围正不断经历一个“微缩化”的过程。从宏观向中、微观的层面逐渐过渡的犯罪热点研究，体现了公安机关致力于从社区的角度，统筹街区、路段、建筑等微观地域警务工作的的更具实践意义的目标。

犯罪热点分析作为犯罪行为分析的一种重要手段，积极、准确识别犯罪热点，有利于公安机关辨别犯罪现象与人、时空之间的内在关系，及时把握诱发犯罪现象的诸多因素;有利于警务工作、打击犯罪的精准性与及时性;有利于为犯罪预警的相关工作提供信息来源，从而加强公民的防范意识;也有利于警方对巡逻路线、巡逻盘查时间等防范控制活动提供参考与选择。

1.国内外热点警务背景

1.1美国热点警务模式相关

上世纪最后三十年，是美国警务理念和相关研究蓬勃发展的三十年，相关学者不仅围绕传统警务模式进行了相关实验和批判，还积极推动警务创新，形成了社区警务、问题导向警务、第三方警务和热点警务等一系列创新的警务模式，有效地提高了警务工作的效率，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公众的安全感和对公安机关的信任度。

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区分了传统的警务运转方式，着眼于犯罪现象相对频发的中观、微观地点，进行了指引性犯罪干预，定义了热点警务（hot spots policing）的相关概念，并积极进行科学设计的警务实证研究。美国的警务研究者和实践者们意识到，随机的机动巡逻无法促进警察和市民形成良性互动，只有采用具有时空针对性的指导性巡逻和专门性巡逻，才能提升实名的安全感和对警察的信任，才能有效警示有犯罪倾向之人。

现代环境犯罪学和空间统计学的发展为热点警务相关概念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美国犯罪学家Cohen和Felson提出的日常活动理论以及Cornish和Clarke提出的理性选择了理论也为热点警务的有效性提供了必要的依据。

有关犯罪热点和热点警务的相关实验研究也层出不穷，比较著名的是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的重复报案地点研究，研究表明：该市百分之五十的报警电话来自于该市那固定的百分之三的街道。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理想的情况下，如若明尼阿波利斯的警方能够加强那百分之三的街道的巡逻并对保证该地区的绝对安全，该市将会立即减少百分之五十的报警和犯罪。诸如此类的众多相关研究催生了美国加强在犯罪易生地（Criminogenic Places）的警力资源投放的实践宗旨。

总得来说，从热点警务在美国的应用来看，总体上是有效的，但也不是完美的。热点警务的重点在于预防犯罪热点发生犯罪现象，成功的犯罪干預多为多阶段的预防，做到“多管齐下”，即在监管、计划、实施、宣传、维护等层面多维度干预犯罪。然而犯罪预防效果缺失的现象也大有所在，主要是警察能见度较低，干预期间较短，干预程度不够导致的干预项目的“余威”丢失较快。

1.2中国热点警务模式相关

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从新时期向新时代迈进，从“十三五”规划向“十四五”规划迈进的大环境导致的相应社会矛盾必然存在。精准扶贫、全面小康的政策使得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城市犯罪的压力虽较建国初期、改革开放时期有所缓和，但因人们家庭环境、受教育水平等方面的不同，其对我国警务工作的挑战仍然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相关的警务模式创新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美国犯罪学以及热点警务相关的研究是依托大量数据以及数理统计，结合其他学科的有关知识进行实证研究。而中国的相关警务研究大多局限于政策、法学，热点警务的研究更是由地理学科的学者主导，研究方向主要是进行空间分析，与犯罪学相关知识的结合显得比较有限。

热点警务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硬性指标之一的就是其科技性，不光是其在研究过程中对科技的要求较高，在实践中，也对许多硬件有着相关要求。2003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发改委批复了《“金盾”工程初步设计方案和资金概算》，并在2006年5月完成了“金盾”工程的建设。我国公安机关积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建设“金盾工程”，有效促进我国警务工作对犯罪干预和社区治理动态管理，利于实现科技强警目标。2009年，我国公安部以“三个统一”为思路，即统一标准，统一平台，统一软件，提出了警用地理信息系统（PGIS）的相关概念并着手研发并最终投入使用。PGIS对热点警务的实践是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的，该软件使用了密度分析、聚类分析等空间统计学分析工具，能够遵循设定，形成所要求的类型的犯罪热点分布图。不仅如此，PGIS还可以使用逐帧回放的功能，对犯罪热点的转移情况进行适时准确的监控，为我国公安机关热点警务的相关实践提供了巨大的便利。除了这些硬性科技对我国热点警务研究实践的支持，一些“软”的政策，也为相关研究实践提供了政治基础。如：党在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以信息化委支撑加快建设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和“最大限度将警力摆上街面”等重要政策性指导，皆助推了中国的热点警务研究和实践工作。

2.我国社区警务与热点警务结合的必要性

近年来，为响应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城市规划建议，各大、中、小型城市纷纷推广街、区制管理，取消了封闭式的小区、街道管理，为社区治安带来了挑战，社区警务应运而生。

社区是由街道、小区组成的，从街道和小区的视角来看，街道警务或者小区警务形成的单位过多，又由于犯罪现象不会是均匀分布的，这个小区或街道发生的犯罪事件比较多，那另一个小区或街道发生的犯罪事件可能就会相应减少。因此，确定社区警务的相关概念并投入实践，有利于公安机关对警务工作进行统筹规划，针对比较和平的区域，可以适当减少警力部署，将空闲的警力分配到犯罪事件频发的区域去，这实际上是一种警力资源的有效利用。

社区中的犯罪具有较为稳定的地理和人文环境，犯罪行为人的身份构成主要是社区居民，其次是流动人口。在现代社区中，邻里纠纷导致的治安问题和相关案件层出不穷。究其原因，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传统的礼俗社会不复存在，居民间逐渐缺失了亲属关系，传统文化无法再禁锢居民们的思想，不再起到约束居民行为的作用。换言之，社区居民的个体行为不再受道德规范，共同利益，小群体规则的限制。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社会地位社会阶级的人混住在同一个社区内，加之现代精致利己思潮的影响，导致社区居民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有的甚至激化为治安事件乃至于刑事案件，导致社区原居民犯罪数量有所增加。此外，经统计，流动人口犯罪数量也有所增加。所谓流动人口，主要指的是在社区租住的居民。这类居民主要由农村务工人员、集体租房人员构成。此类人员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主要收入低，文化水平低，生活习惯差，拉帮结派多。他们常常因一些琐碎小事大打出手，引起寻衅滋事犯罪。甚至有一些年轻气盛的文化水平不高的居民，抵制不住诱惑，落入黄、赌、毒的犯罪中去，不免令人嗟叹。

在社区警务形式如此不容乐观的情况下，将热点警务融合到社区场域治理中去，对社区警务工作的帮助是巨大的。上文已经说到，热点警务和社区警务都可以促成警力的有效分配。热点警务即通过对历史数据和经验的分析，运用GPS，PGIS等相关技术，在确定犯罪热点区域或犯罪热点人群后，对某个区域或者点进行犯罪干预，如巡逻、盘查等。此外，研究表明，热点警务不但可以降低热点区域的犯罪率，还会对周边区域起到辐射作用;不但可以警示潜在犯罪者，还会对其周围人起到辐射的警示效果。

3.社区犯罪热点的治理方法

做好社区犯罪的防控，增强社区居民的安全感和对公安机关的信心，打击违法犯罪潜在人员的犯罪欲望，就要采取积极合理的治理手段。现代热点警务工作对犯罪热点地区、热点人群的关注，主要体现在制定并实践了大量的犯罪干预手段和机制。犯罪干预是热点警务的主要手段，也是解决犯罪热点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但仅仅着眼于犯罪干预，显然已不能满足现阶段日益繁杂、多元的犯罪现象和社区治理工作。必须抓住次要方面，发展次要方面，拓宽思维，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实现社区犯罪的科学有效防控。

（1）警务工作理念需转变。上文我们已经说到，社区犯罪现象的增加来自于几类人群，其中的重要人群之一就是原住居民，而原住居民违法犯罪频率增高的原因又来自于传统观念，传统礼教等理念层面的东西不再能够对人们的行为起到规范和约束作用，现代居民的行为主要受“精致利己”“过度自由”等开放性理念的影响（我们无意抨击这些理念，仅针对其“双刃剑”不利的一面）。因此，为适应居民理念的转变，警务工作的理念也应当进行适当的转变或者说进化。警务工作的视角不应只着眼于宏观或者微观，而应在确定了宏观的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集合一定数量的微观而成中观，从中观视角下统筹警务工作，统筹社区治理。此外，社区居民永远是社区的主体，消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的群众路线观点，社区治安也应当“从社区居民中来，到社区居民中去”，积极推进居民自治，将警务工作与居民自治相结合，实现警察与居民的互利共赢。

（2）促进社区警民合作，拓宽信息来源。上文谈到，应当转变警察与居民“各管各”的思想，促进警务工作与居民自治相结合。其中，一个重要且有效的举措就是增强信息流动，搭建信息共享网络。通过构建信息共享网络，公安机关可以及时获得居民对犯罪现象的举报、对潜在犯罪热点地区的担忧，及时掌握社区的发展和安全状况等;社区居民可以及时获得热点警务的相关公告，及时掌握社区治理与犯罪防控情况，增强警务工作透明度，提升居民获得感与安全感;潜在犯罪人员以居民的身份生活在社区中时，在接收相关警务信息后，犯罪冲动可能被打压与浇灭。发展社区警务信息源，应当充分重视线上线下的信息整合，利用“互联网+”时代便捷，将线下真实的居民生活的社区转变为线上的虚拟社区。这样做，一方面有利于警察及时把控居民心理和行为的变化趋势，另一方面有利于居民之间的互相交流，也有利于与警察直接沟通自己的担忧和感受等。不仅如此，公安机关也应针对组成社区的各个小区、街道，发展社区服务志愿者，社区治安志愿者，并集中培训，形成以警员为主，志愿者为辅的多层次的社会治安防控队伍。总而言之，发展社区警务信息源，促进线上线下社区相结合，形成多层次治安防控队伍，能够促进民警与居民的合作，增强警民凝聚力，增进警民互信，加快信息更新速度，及时掌控犯罪热点的转移，更能够有效树立警察的良好形象，最终实现社会社区的和谐稳定健康。

（3）以现代技术为导向，发挥信息技术的作用。完善社区治安，形成科学的犯罪防控体系，就必须积极运用现代的先进技术。根据犯罪热点的相关定义，我们认为，如果要对犯罪热点的分布进行可视化和精确的记录和把控，就必须采用“3S”技术，即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和遥感（GS）技术。他们分别可以实现犯罪热点的可视化和分布研究，犯罪热点的精准定位，和犯罪热点以及社区各组成部分的动态变化，有利于警务指挥部直观地了解犯罪现场的环境信息并作出相关部署决策。此外，上文提到的实现警民合作，搭建虚拟社区、构建专业的警民沟通平台的观点，也需要技术层面的相关支持。

4.热点警务工作对社区治理的影响与启示

4.1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

（1）为精确打击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决策依据。我们已经知道，通过使用现代警务工具如GPS，PGIS等，可以对犯罪热点进行分析，公安机关的警务工作人员可以结合经验和历史数据及时、准确地把握犯罪高发地点和潜在犯罪人群，可以为社区警官精确及时打击犯罪提供决策依据。根据热点警务的相关工作以及相应的分析，社区警务指挥机关还可以适当增加这些区域的警力资源，加强巡逻和盘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将热点警务运用到实际中，可以有效避免巡逻和盘查的盲目性，实现打击犯罪的精确性和高效性，能够实现警力的科学合理部署。最后，从意识层面的影响来看，热点警务的成功实施，有利于降低犯罪现象发生的频率，能够提高居民生活幸福感和安全感，提高居民对警务工作的认可度和对社区公安机关的信任度，能够起到威慑潜在犯罪人员的作用。

（2）从国内外的情况对比来看，国外对热点警务的相关研究和实验是较为系统化的，包含设计实验、实施实验、实验效果评估、反馈改进，并依托专门的学术机构在理论、方法论和模型上都比较成熟。而在国内，我国对热点警务的研究主要着眼于理论层面的分析，对相关模型的构建和使用稍显不足，可能导致“纸上谈兵”现象的出现。此外，国内针对不同犯罪类型和不同时空关系的层面上付出的研究和进行的思考较少，加之国内情况与国外宏观条件的差异较大，照搬国外研究，盲目运用至国内，甚至会对我国热点警务实践产生与理想相反的效果。

4.2启示

为了更好地促进热点警务工作与社会场域治理的结合，我国公安部、研究犯罪学的学者们应在诸多犯罪理论、空间制图理论、统计学的相关研究中付出力量。还应当提供科学的相关学科的模型，推动热点警务的相关实验实践，并科学评价，扩大优势，弥补不足，做出改进。此外，社区警务、情报主导警务仍然是现代警务模式的主要形态。如果要发挥热点警务合理分配警力资源、精准预防犯罪的积极效果，就必须整合精细的犯罪地理环境等数据信息，必须增强犯罪分析技术和空间分析技术，更必须要其他警务模式与热点警务模式的严密配合，还需要科学的实验支持和理论、政策支持。由此，中国的社会治理与热点警务相结合之路还道阻且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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