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毒体系反思研究管理论文

[摘要]社区戒毒作为《禁毒法》创设的戒毒改革新举措，是禁毒法治建设中的焦点、重点和难点，需要工作理念和具体制度的及时跟进，从而为其步入正常的运行轨道提供有力支持。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戒毒体系反思研究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戒毒体系反思研究管理论文 篇1：

中国循证矫正实践推广的困境与策略

摘 要：循证矫正在中国的引入与本土化是适合中国监狱矫正的举措。但是当前中国循证矫正面临专业力量发挥不足、实质内涵欠缺、实践模式不成熟等诸多发展困境。循证必须处理好矫正行政管理与矫正研究、循证矫正理论研究与矫正实践以及循证矫正中多方主体的关系。中国循证矫正的推进要树立科学、人本、服务理念；注重评估，遵循证据，确保矫正过程科学化；加强国外循证矫正先进经验的借鉴；多方联动，为循证矫正的推进提供支持。

关键词：中国；循证矫正；循证教育；推进策略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6.05.06

循证来源于西方英文词汇“Evidence-based”，最初它被翻译成 “求证”或“实证”，1996年复旦大学王吉耀教授正式把它译为“循证”，得到了学界广泛的认同，此后，循证作为一个中文词汇诞生了。循是指遵循，而证是证据的意思，循证就是遵循相关的证据，主要指根据或者遵循最佳的证据来处理事情、制定方案。它是一种理念和方法论。

循证最初被应用于医学领域，1970年代初期，英国流行病学家科克伦最先提出“循证”，后来加拿大学者戴维·萨克特对循证在医学的应用做了进一步的拓展和研究。1992年，盖亚特博士以及他的团队发表了《循证医学：医学实践教学的一种新方法》，首次提出了循证医学的概念。循证医学基本宗旨：谨慎、科学地选取适用当前己有的最佳研究证据，结合资深医师的工作技术与临床实践，充分顾及患者的期望，并确定治疗方案。随着循证医学影响的扩大，循证理念被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在人文科学领域。循证教育、循证心理学、循证管理、循证培训等广泛兴起，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循证运动。20世纪末，循证实践在司法界得以引入和应用，西方国家尝试、推广、运用循证矫正。在20世纪中期，西方社会面临犯罪率及再犯率双高、监狱人满为患的局面，有人批评保障就业为基础的假释制度，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做法。后来，引入康复模式，该模式把罪犯当成需要治疗的病人，认为只要对他进行治疗、矫正，就能够康复，但是，在矫正实践中发现，矫正成本高、收入甚微、高耗低效、投入高于产出，矫正工作效果饱受质疑。1999年，谢尔曼等人提出“循证警务“概念， 2000年，达拉斯·马肯泽提出“evidence-based corrections”，即以证据为本的矫正，被美国、瑞典、加拿大等国实证认为有效的囚犯矫正模式。美国有研究表明，自19世纪80、90年代采用循证矫正后，刑满释放人员再犯罪率比原先未采用循证矫正的再犯率明显降低，后推广到世界其他国家。循证矫正是指矫正工作者在矫正罪犯时，针对罪犯的具体问题，寻找并按照现有的最佳证据（方法、措施等），结合罪犯的特点和意愿实施矫正活动的总称。

循证矫正作为一个新概念，从2012年下半年起，已逐渐成为了中国犯罪学、监狱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循证矫正在中国正式推广是以江苏省宜兴市“循证矫正方法及实践与我国罪犯矫正工作研讨班”的召开为标志的。此后，中国司法部确定全国九所条件较好、理论研究基础相对扎实、罪犯改造经验较丰富的监狱为循证矫正试点机构。

一、循证矫正在中国实践与推广的困境

新形势下，社会对监狱的教育矫正与改造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仅要求控制初犯率，而且刑满释放人员的再犯罪率也日渐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指标。对罪犯的矫正从最初的重视监禁与惩罚为主转变到教育与改造为主的人道主义服务。循证矫正正是适应这种变化的新理念与新模式，它成为了现代科学精神在矫正领域的鲜明体现，也是人本主义思想的生动展现，能够为罪犯的矫正与改造带来巨大变革，同时是一种被发达国家通过实践证明的矫正技术与矫正方法，获得了世界范围的广泛认同，把循证矫正相关的理念与矫正方法引入到中国罪犯矫正的实践中，具有较大的理论创新以及实践意义，它能够帮助我们提高罪犯矫正与改造的科学性，增强矫正效益，提高改造质量，帮助降低社会犯罪率。

循证矫正是2012年引入中国的，随后全国多个监狱开始了循证矫正的试点工作，关于循证矫正的相关研究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虽然中国已实施循证矫正的试点项目，但是就目前的实践经验来看，还尚未形成一套成熟的、可供推广的实践模式，在中国当前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循证矫正在实践中面临种种困难，显露出不少技术以及观念上的缺陷。

（一）循证矫正专业力量如何发挥，矫正研究与实践如何进一步结合

循证矫正涉及四个主体，研究者、实践者、管理者及矫正对象，这四大主体彼此之间是相互配合、共同合作的统一整体。在循证矫正中，研究者代表专业力量，研究者致力于开展实验研究、准试验研究、相关研究、个案研究等，通过对案例的研究、实验为循证矫正提供相关的行动指南、标准或手册。

循证矫正在中国的推行是一个行政主导的过程，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而非专业主导的过程。循证矫正是通过司法部的整体部署，各级司法部门的高度配合而开展起来的。从2012年之后，中国出现九个行政作用下的循证矫正监狱试点，这些试点项目离不开相关政策的支持以及整个司法体制的力量，特别是司法工作人员、行政人员的贡献。在循证矫正推行的过程中，专业性的力量没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罪犯矫正与改造的相关研究人员、专家学者没能最大限度地参与到循证矫正实践中来。虽然，以行政力量进行循证矫正的推动具有一定的效率，我们不能否认行政的巨大作用，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如果长此以往，专业共同体很难形成，专业的认同以及专业自觉等将逐渐弱化，从而使循证矫正失去发展的活力。

（二）循证矫正最优证据如何形成，支持性的资源与技术平台如何建立

关键点和难点在于证据的形成。因此，如何形成证据，特别是最优证据如何形成，成为了循证矫正实践中需要首先攻克的关键性问题。循证矫正在中国的推动还停留在形式上，没有真正落实到实质方面。虽然循证矫正试点项目以循证为基本理念，进行了循证矫正具体操作程序的设计，但是从实质方面来看，过度强调形式方面的科学标准，而相对忽略了证据的信度和效度。追逐循证矫正评估工具的开发和利用、矫正流程的设计，忽略了对实践的反思，矫正实践的结果没能再回到理论中去进一步修正循证矫正的研究，存在实践与理论研究的脱节。

循证矫正支持性的资源与技术平台如何建立，直接影响到证据的形成以及最优证据的获取。由于中国在循证矫正研究及实践方面起步较晚，前期的专业知识储备、理论研究、实践水平尚有许多不成熟之处，配备的技术支撑比如数据库、资源共享平台等也十分匮乏。此外，罪犯教育矫正工作者的自身素质和能力、专业知识和技术等方面远远落后于矫正实践对其提出的要求。缺乏一支专业化的队伍，中国循证矫正很有可能在实践中浮于表面，浅尝辄止，注重形式，缺乏内涵。

罪犯的改造质量与监狱行刑效益受多种因素影响，罪犯文化素质的高低影响到循证矫正的实质内涵，对罪犯的思想改造以及行为矫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根据罪犯的具体情况分为不同的阶段，从一个阶段跨到另一个阶段的节奏和步调要根据罪犯的认知水平，文化知识素质，心理与情绪状态等。只有考虑到这些因素，才能真正地提高循证矫正的实质内涵，而不是搞形式主义，真正提高矫正的成效。

（三）合作的体制机制如何建立，多方联动如何实现

循证矫正的基本点和核心要素在于证据，矫正遵循证据，以证据为基准，最重要的四大要素分别是，研究者、实践者、实践对象、管理者。首先，循证矫正研究者必须开展大量案例的探究，从研究中为循证矫正的实践提供实施准则，矫正指南、手册、标准等有赖于研究者开展大量的实证研究；其次，循证矫正实践者根据研究者设计的行动方案，根据个人经验，结合矫正对象的具体情况开展相应的矫正实践；再次，循证矫正管理者需要做好矫正规划，统筹协调，发挥各要素的作用，为循证矫正提供服务。因此，循证矫正是一个由多要素构成的整体系统，一个涉及研究者、实践者、实践对象与相关管理者四个方面的理念体系。

循证矫正需要处理好各方面关系，使系统结构更加合理，发挥出系统的整体效应。

循证矫正主体四方“各怀鬼胎”。矫正管理部门关注的是管理，重视矫正法律法规的执行，看重上级命令、科层制管理、工作绩效；循证专家团队则关注研究工作的开展、研究成果的呈现，理想化色彩明显，很多时候还往往把矫正中的简单问题复杂化；矫正实践人员关注的是个人本职工作能否顺利完成，他们已习惯于固有的、简单的罪犯矫正和管理的方式，不希望增加工作负担，对新的矫正方法和模式进行尝试和改革的积极性不高；矫正对象关注的是个人切身利益，更多考虑的是劳动效益、个人减刑、出狱后的就业问题等，希望受到的打扰越少越好。在这样的情形下，循证矫正的多方联动如何实现，是摆在面前的一个棘手的问题。

（四）循证矫正实践模式如何本土化

循证矫正在中国的实践实质是一种矫正方式和手段的摸索，还不是一套成熟模式的运用，作为一个舶来品，它需要经过借鉴与创新的过程，不可能照抄照搬，不管是证据的搜集和建立还是评估方法的开发与设计，都进行了适应本土的创新和改良。中国循证矫正还需要不断地进行摸索和尝试，开发新的矫正方式方法，并且在实践中进行相应的检验。

在矫正过程中，对罪犯的再犯率预测不够精确，矫正出现偏差，在实践中缺乏一套完善的循证评估预测机制，对罪犯的一些心理症结认识和评估不到位，再犯风险没能得到预警，对罪犯的各方面情况掌握不足，对罪犯的了解停留在人口学的资料以及日常的谈话了解，甄别与分类不科学。不少罪犯在服刑期间，迫于法律与制度的震慑作用，从行为上表现出服从，配合改造的状态，但是对罪犯心理的变化、思想的转化这些隐蔽性的状态却很难进行监控和了解，缺乏科学的评估标准，部分罪犯出狱后，遇到特定情境可能再次走向违法犯罪之路。

二、循证矫正在中国实践与推广的策略

循证矫正当前还处于摸索阶段，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对循证矫正相关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借鉴国外循证矫正的先进经验，并且更加密切地关注中国罪犯教育矫正的实践，把矫正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创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循证矫正的成熟模式，不断地反思循证矫正实践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提炼与升华，上升为理论，从而为之后的矫正实践提供科学的指导。

（一）树立循证矫正的科学、人本、服务理念

应该来说，循证矫正从引入中国开始，相关的理论研究以及实践探索仍处于起步阶段，关于循证矫正的理论探讨还较为浅薄，实践方面也缺乏成熟的经验，尚有许多需要探索的地方。循证矫正的实施者还远远不能达到循证矫正对其提出的要求，从矫正理念到自身的综合素质和能力等方面均需要进一步提高，循证矫正的相关保障不到位，工作难以开展。循证矫正在中国监狱矫正的适用性以及有效性仍需进一步验证，如何促进循证矫正的本土化问题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课题。

循证矫正需要具备科学精神，只有树立矫正的人本位理念、增强服务观念，注重矫正立足于相关证据以及评估等，才能进一步地完善循证矫正，促进其实践的发展。矫正的目的是对罪犯的教育，罪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个体，有其基本的需求、个性特征、人格特质，对罪犯的矫正惩罚不是目的，而教育与改造才是根本的目标。此外，要坚持矫正服务理念。循证矫正包含四个主题，分别是研究者、实践者、消费者、相关管理方。研究者以及管理者要为实践者与消费者服务，实践者为消费者服务。把服务的理念落实到实处，真正地以消费者的利益为基准。最后，要重视证据在矫正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循证矫正要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以证据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对罪犯进行的教育矫正与改造要通过科学的评估，把握矫正的科学标准，搜集科学有效的证据，从而为教育矫正实践服务，使之更加科学化，提高矫正的效益。

只有坚守循证矫正的科学、人本、服务理念，才能营造出循证矫正的文化氛围。当前我们的矫正实践还处于经验氛围下，而基于证据进行实践的文化氛围还较为薄弱。传统氛围下矫正者基于自身的经验，崇尚权威，忽视证据的矫正实践发展存在诸多弊端，只有坚守好了科学、人本、服务理念，构造一个良好的适合循证矫正发展的氛围，才能更好地落实循证矫正。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促进良好循证文化的形成。

（二）注重评估，遵循证据，确保矫正过程科学化

循证，顾名思义是循证证据，因此，循证矫正要以证据为基础，研究者、实践者、对象、管理者为一定目标按照一定证据而进行实践，最终达到最佳的矫正效果。循证矫正要注重评估，而评估首要的是对循证矫正科学性和有效性的评估研究，特别是对于罪犯教育与改造质量的评估研究，力求使评估更加严谨和科学。传统的矫正不太注重对证据的搜集以及使用，而循证矫正作为一种新模式，非常强调证据的收集以及利用，遵循证据，确保矫正的科学性，根据客观真实的证据，来选择最佳的矫正方案，确保矫正实施的有效性[1]。

在罪犯矫正时，对罪犯进行综合评估必不可少，特别对罪犯的心理、职业技能、文化素养等方面的教育与改造的效果进行评估。但是，当前中国这方面的专业评估技术相对落后，改造的效果很难评定，我们必须对罪犯教育矫正进行科学评估，为循证矫正的进一步进行提供科学的依据。第一，对于参与矫正评估的工作人员要对矫正措施、矫正对象的发展变化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不带任何主观色彩。第二，对于评估的方式方法要符合科学标准，采取科学合理的统计工具，运用科学评估方法从而为矫正实践过程的评估寻找评估证据。第三，矫正评估工作人员要积极与一线的矫正人员进行沟通与合作，通过对矫正实践的真实接触，了解矫正的实施情况，搜集关于矫正对象的第一手证据，然后根据矫正对象不同阶段的不同情况，设计出科学合理的矫正方案。

开展罪犯教育与改造有效性的评估，加强对评估的研究工作，有助于为循证矫正提供科学依据。循证矫正的首要步骤就是对罪犯进行全方位的评估，搜集相关证据，对罪犯的心理状况、个人成长背景、再犯罪风险、回归社会的能力等进行测量和评估，获得初始证据，从而为矫正实践的开展提供科学、准确的根据。对罪犯的初始评估要包含这几个要素，首先是罪犯的心理健康状况评估，对罪犯的心理状态、精神情况进行检查，以此作为心理干预与矫正的依据；其次，罪犯再犯罪风险评估，对罪犯的再犯罪概率进行综合测量，作为分类教育和管理的依据；再次，回归社会能力的评估，对罪犯的社会适应能力进行评估，作为其社会化教育与引导罪犯回归社会的依据。这几大要素的评估和测量可以通过相关的调查问卷、心理量表、深度访谈等手段实现[2]。

此外，注重对罪犯的社会跟踪回访。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之后，并不意味着循证矫正的终结，要坚持有计划、分批次、多形式开展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回访工作，了解这些人出狱后的真实生活状态，进一步检验循证矫正效果，为其更好地融入社会提供支持，包括就业帮助和指导、家庭生活的辅导、职业技能培训、心理的咨询与辅导，通过跟踪帮扶和延伸教育，帮助刑满释放人员较好较快地成为一名自食其力、不再危害社会的公民。

（三）循证矫正理论研究与矫正实践

传统矫正教育模式是矫正实践与矫正研究相互分割的旧模式，理论研究与实践很难进行结合，各行其道。当前中国矫正工作还是以实践者为重，研究者在矫正实践中的作用没能得到应有的发挥，矫正研究与矫正实践实质上出现了断裂。一方面，当前罪犯矫正实践还缺少一大批经验丰富、专业技术能力过硬的工作者，实践者通常对矫正理论和矫正研究兴趣不大；另一方面，研究者进行矫正理论研究脱离了矫正的实际，关注宏观的理论架构。循证矫正强调矫正研究与矫正实践的相互配合，二者相互促进，紧密相连。研究者需要接地气，进一步地立足矫正实践，研究证据。而矫正实践者需要利用矫正理论研究成果，进行证据的实践以及检验。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关联，共同促进。矫正实践能够成为应用矫正理论研究的平台，促进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而矫正理论研究能够为矫正实践提供有效指导，通过研究证据推进矫正实践的发展。总之，我们需要终结矫正实践与矫正研究之间二元对立、分离割裂的局面，架起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桥梁，实现研究与实践之间的权重平衡，实现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的双赢。

监狱、未管所、戒毒所等矫正机构要进行相关的改革，特别是进一步改革体制机制，为循证矫正的顺利推行提供研究与实践专家。首先，在人事制度方面，要注重对矫正人员的招聘考核，吸收专业能力强、矫正理念先进、矫正经验丰富的专家进入矫正人员的队伍中；同时，加强对矫正人员的业务培训，加强对循证矫正方法和技能的训练；另外，在人员考核、晋升等方面向循证矫正倾斜，出台相关的政策性文件。通过人力资源方面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为循证矫正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激发一线的矫正工作人员积极地尝试新方法，接受、学习、创新循证矫正模式[1]。

加强矫正研究机构以及高等学校、司法行政部门的联系，发挥各方面力量，构建循证矫正服务的平台，加强循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循证矫正方案设计中，将面临如何获得最佳的矫正研究证据这一核心问题。

（四）加强国外循证矫正先进经验的借鉴

中国目前缺乏循证矫正的成熟模式，许多评估与教育改造方案尚不完善，而循证矫正在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理论和方法，对于当前中国循证矫正的摸索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引入和参考国外先进做法对当前中国循证矫正的推进是一种有益的途径。循证矫正在美国、瑞典等国家的罪犯矫正领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相关的理论研究较为成熟。英国的循证矫正实践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逐渐走向成熟，在缓刑假释以及监狱矫正中均有广泛的运用。英国循证的评估系统相对完善，引入同行评审制度，英格兰和威尔士采用“何者发挥作用”认证系统方法。美国关于循证矫正的理论研究较为丰富，并且有很多司法实践。例如，美国俄亥俄州以中途之家和社区为基础对罪犯实施循证矫正，矫正项目要求使用评估工具对风险进行严格的测量和评估，建立一套基于个人需要的服务模式。澳大利亚循证矫正遵循“能发挥作用”基本原则，注重方法的运用，从矫正研究以及评估中获得证据，关注罪犯的越轨行为背后的复杂动机，确立了矫正系统范围内的认证程序。新西兰刑事司法实践部门全面接受和实施循证矫正，有关的法律、政策文件都有所体现。循证政策在新西兰被描述为“一种制定政策的技术方法，它能确保政府官员通过运用研究中得出的最佳证据制定明智的政策、方案和项目”[3]。

而循证矫正对中国来说，仍是一个新鲜的事物，2012年起，才开始了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国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在循证矫正方法及实践与我国罪犯矫正工作研讨班开班仪式上讲话，指出中国循证矫正要积极吸收借鉴国外犯罪矫正的成功经验。因此，我们要加强对国外循证矫正相关理论的学习以及矫正经验的借鉴，翻译国外循证矫正的相关著作和论文，国外研究成果对我们的矫正实践具有较大的实际应用价值。选派专业人员到国外进行实地考察，聘请国外专家到中国进行讲学，介绍其循证矫正的经验和教训。当然，由于不同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我们在借鉴国外循证矫正的相关经验时，要避免对国外矫正理论或实践的照抄照搬，需要根据本土国情，促进循证矫正的本土化，罪犯矫正与改造需要根植于本国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契合本土实际，体现本土特色。

（五）多方联动，为循证矫正的推进提供支持

多方联动，相互合作是各方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而相互配合的一种联合行动方式，教育矫正的最终目标是帮助罪犯能够顺利回归社会。传统的单兵作战式的罪犯矫正模式显示出弊端，仅仅依靠监狱这一支力量帮助罪犯回归到复杂的社会，困难重重，因此，监狱对罪犯进行矫正的过程中，要调动以及组织社会不同力量的参与，发挥多方的作用对罪犯进行教育、矫正、改造，把社会资源有机整合，支持监狱的教育矫正工作，帮助矫正对象更好地进行思想的转化，更加顺利地回归社会，自力更生。同时，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到矫正实践中，有助于监狱更好地利用多方资源，推进罪犯矫正从封闭模式走向开放，此外，使社会了解监狱，无形中渗透普法教育，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循证矫正是系统论指导下的新型矫正方法，是一个由矫正研究者、矫正实施者、矫正实施对象、矫正管理者组合而成的一个整体系统。循证矫正效益的好与坏往往取决于这几个方面：第一，循证矫正过程中是否联合了四大主体的力量，发挥四方联动作用，矫正实施者按照循证矫正的方案和手段对矫正对象进行教育与改造，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证据，而循证矫正的实施对象也非被动接受，他们也是循证矫正的专题，要发挥其应有的能动作用，在与矫正实施者共同协商和探讨中选择最适合的方案，矫正管理者也不能置身事外，要整体调配矫正资源，使最有效的矫正方案能够获得相应的支持。第二，循证矫正的效益还与循证的整个过程息息相关，考察矫正对象的需求以及实际情况、矫正效果的好坏，每一个项目都需要通过证据来进行验证，同时循证矫正效果本身也可以成为下一步矫正工作的证据，因此，循证矫正是一个连续不间断的过程，由多个主体、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这个过程如同螺旋，循环上升。

循证矫正的框架结构不仅仅是由矫正者与矫正对象构成，而是一个由研究者、矫正者、矫正对象、管理者组成的统一整体。传统的矫正模式中，管理者与受教育者容易受忽视，而循证矫正模式把这两者纳入了体系中，这四大主体在整个系统中的地位、作用、职责需要进一步厘清。

第一，研究者提供最佳证据，循证矫正从教育矫正理论中分离出类似临床证据的应用理论，为实践者提供直接指导实践的证据。研究者对证与循进行深入研究。所谓“证”指的是证据，在循证矫正实践中，要制定矫正的相关标准以及矫正方案，从而能够为矫正实践提供最佳的证据，利用好证据，建立证据数据库以及利用其他网络共享平台，为矫正提供证据的查询检索服务，提供充分的咨询。所谓“循”是遵循，把遵循落实到矫正的整个过程，从确定循证矫正的问题到搜集矫正的相关证据，对证据进行筛选和鉴定，选出最佳证据，并把这些证据落实到实践中，这些环节无一可以离开对证据的遵循。

第二，矫正教育者应该基于证据进行教学。在循证矫正看来，任何矫正教育活动或方案，均不能单纯地基于矫正实践者的某种哲学或信念，而必须基于矫正的科学证据。矫正教育者要改变传统单兵作战的矫正模式，与系统中的其他主体相互配合，特别是矫正教育的研究者，与其结成同盟，采取集团作战方式。

第三，矫正教育对象有权参与矫正教育实践的决策。传统矫正模式由矫正者决定，矫正者主导了矫正过程，但是在循证矫正中，矫正者要考虑到矫正对象的刑期、心理、认知、个性、文化素质等多方面因素，注重对证据的利用，矫正方案也应更加人性化、个性化，遵从矫正对象的实际，最大限度地调动其改造的积极性，提高罪犯矫正的效果。

第四，管理者协调整个矫正教育与改造的过程。有了矫正证据作为支撑，管理者可以循证进行管理，把矫正的相关证据作为对罪犯减刑的依据之一，并且根据研究者、矫正者提供的矫正证据进一步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诊断监狱行刑以及罪犯改造的问题，制定出相关的干预政策，进行相应的矫正制度的改革。管理者可以通过一定的资金资助矫正改造的课题研究，注重矫正研究人员进行应用研究，此外，组织好矫正专家进行循证矫正的研究和方案设计，在循证矫正实践中，保障矫正人员以及矫正对象的合法权利，规范矫正的相关秩序，创造条件保证矫正实践的顺利开展[4]。

结语

如何提高矫正的有效性和效率，需要我们建立科学、可行、有效的矫正模式，寻求矫正的相关证据，这就需要引入循证矫正。在对犯罪人进行教育矫正的实践过程中，循证矫正能够帮助犯罪人积极主动地向矫正目标靠近，其根本目标是帮助犯罪人进行改造，帮助其回归社会，使其成为对社会有用的公民。当前，中国循证矫正仍然处于理论建构以及实践模式之中，作为矫正制度的一种新模式、新方法，其有效性、系统性需要我们进一步地探索。

参考文献：

[1] 张崇脉.当代美国循证矫正及其启示[J]. 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6）：115-122.

[2] 彭少峰.循证社会工作的本土模式、实践限度与可能价值[J].学习与实践， 2015（2）：9-106.

[3] 王平安，文霞.西方国家循证矫正的历史发展及其启示[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3（3）： 5-16.

[4] 杨文登，叶浩生. 缩短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距离：基于循证教育学的视野[J]. 教育研究与实验，2010（3） ： 11-17.

作者：杨岭

戒毒体系反思研究管理论文 篇2：

社区戒毒制度的法治困局与破解路径

[摘 要]社区戒毒作为《禁毒法》创设的戒毒改革新举措，是禁毒法治建设中的焦点、重点和难点，需要工作理念和具体制度的及时跟进，从而为其步入正常的运行轨道提供有力支持。在司法行政体制改革和《全国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规划》逐步实施的背景下，面对现行社区戒毒体系中存在的行政高权、手段单一、歧视适用、内容虚化等问题，需要在社会化原则、以人为本原则和戒毒资源整合原则的指导下来建构和优化社区戒毒制度。具体的完善路径应着眼于以下几点：平衡社会化目标与行政高权体制的冲突、明确戒毒协议中权利义务的对等关系、避免人户双重标准下的歧视性适用、科学界定适用标准和戒毒周期、提升戒毒管理专业化水平和约束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社区发育与社区戒毒制度的成长呈现倒置关系，并非先有发育成熟的社区，再发展出社区戒毒，而是社区戒毒制度构想提出在先，在制度普及的倒逼下，不断强化社区建设以适用前者需要。因此，只有强化社区创建和培育，完善社区戒毒制度的配套改革，方能为社区戒毒步入良性轨道并发挥预期价值奠定基础。

[关键词]社区戒毒；禁毒法；戒毒条例

社区戒毒作为三大戒毒措施之一，是推进戒毒社会化、注重戒毒实践效果、贯彻人本主义的体现。自《禁毒法》把“社区戒毒”由原来的辅助性手段拓展为新的独立的戒毒措施，其地位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提升。国家禁毒办、中央综治办等部门联合出台的《全国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规划》，对社区戒毒的推广提出了明确的任务目标。毋庸置疑，社区戒毒置换了行政高权的惯常性思维模式，将传统的吸毒人员封闭的“强制惩戒”转化为开放的“社会帮扶”，为尘封已久的戒毒实践开辟了崭新的路径。在社区戒毒的现实意义已经得到普遍认可的基础上，如何在制度和实践两个层面落实社区戒毒的内在价值，已然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话题和共同努力的方向。

一、平衡社会化目标与行政高权体制的冲突

戒毒工作社会化是《禁毒法》和《戒毒条例》的立法原则与目的，也是将社区戒毒提升到戒毒康复体系中基础性地位的重要原因。但是，这一目标与行政高权的现实存在较大冲突。一方面，社区戒毒的运行以公权力机关为主导，社会组织介入和公民自治的领域被压缩。社区戒毒虽冠以“社区”之名，但戒毒决定的做出、报到时限、协议签署与履行、措施执行与管理、解除与转化等均以行政机关为主导，社区仅仅作为辅助。另一方面，现有《禁毒法》《戒毒条例》以及《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尚没有明确界定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在禁毒领域的职责，对目前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的禁毒社会组织产生了较大的阻碍。例如，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受路径依赖的惯性，一些工作目标和任务仍然以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自上而下地由行政条线指派到基层街道（乡镇），并由具体主管部门下派给当地社会工作者去执行。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中特别提出，要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禁毒工作社会化格局”。2015年出台的《全国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规划（2016-2020年）》进一步将“社会化”原则落实到戒毒工作层面，突出了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工作主体的社会化、工作投入的社会化、工作内容的社会化[1]。具体而言：第一，应在社区戒毒制度构建上去行政化，修正当前禁毒工作过于依赖行政权介入这一偏向。第二，建议可在《禁毒法》第四章“戒毒措施”之外，参考2016年4月1日施行的《上海市禁毒条例》，单列第五章“禁毒工作保障 ”，明确禁毒专业社会组织的法律定位，促进医疗机构、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强制隔离戒毒工作[2]。必要时，可在总则中对于禁毒社工的定位和政策等问题进行规定。第三，加强政府购买社会戒毒服务的制度化建设。一方面，要推广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在戒毒领域的运用范围。鉴于目前各级政府购买服务《指南》中大多数没有禁毒社工的服务项目，建议省市禁毒办主动协调民政、财政部门，在《指南》中设立相应项目。另一方面，要规范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资质要求、服务质量、服务效果等。建议通过竞争立项、招投标、合约管理、监察评估等手段完善过程监管。

二、明确戒毒协议中权利义务的对等关系

戒毒协议的签订是社区戒毒制度的一大特色，并推广至自愿戒毒和社区康复的适用中，成为戒毒措施的执行载体，也是明确戒毒人员与执行主体权利和义务的法律契约。但是，《禁毒法》与《戒毒条例》关于戒毒协议的内容、性质、效力等规定尚存在一定漏洞，难以切实实现对于戒毒人员与执行部门的双向制约，以致被尖锐地批评为“纸上谈兵”[3]。一方面，《禁毒法》和《戒毒条例》虽然规定了签订社区戒毒协议的要求、主体、时间、内容、违反协议的法律责任等，但是，并未明确拒绝签订协议的法律后果。实践中，针对戒毒人员报到后拒绝签订协议的情形，由于其尚未签订协议，既难以依据关于“严重违反社区戒毒协议”的规定而转化为强制隔离戒毒，也难以直接采取治安管理处罚，导致这部分群体成为脱管人员。另一方面，戒毒协议的内容具有片面性与非对等性。我国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戒毒协议规范样本，《戒毒条例》第16条规定的戒毒协议内容仅仅涵盖了戒毒人员应承担的义务与法律责任，并未涉及相关的权利。社区戒毒协议中往往没有规定政府相关部门在戒毒人员就业、就医、职业指导等方面的帮扶义务，以及因未履行义务而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4]。

为保证社区戒毒协议从纸面上落到实处，笔者认为既要从形式上确保戒毒人员报到后及时签订戒毒协议，减少“脱失人员”的出现，也要从内容上规定戒毒主体和戒毒人员对等的权利与义务，体现戒毒协议的契约性与平等性。一方面，建议将实践中出现的“报到后拒绝签订社区戒毒协议”的情形与《禁毒法》第38条第1款的规定相衔接，即将该类情形由法律拟制为“拒绝接受社区戒毒”。鉴于《戒毒条例》第14条同时规定了另一条拟制规定，即“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报到”，因此，基于立法技术中逻辑严密和简洁精练的考量，可将上述两条予以整合，最终统一规定为“社区戒毒人员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报到或者报到后拒絕签订社区戒毒协议的，视为拒绝接受社区戒毒”。该条既可以纳入《戒毒条例》第14条，也可以与第20条中“严重违反社区戒毒协议”的列举式规定合并为一条，即“拒绝接受社区戒毒和严重违反社区戒毒协议的认定及处置”。另一方面，针对社区戒毒协议内容的片面性，建议将《戒毒条例》第18条中关于帮扶戒毒人员的义务性规定明确纳入第16条戒毒协议的内容要件中，规定社区戒毒机构、责任人、社工的权利与义务，以及需要承担的责任和相关的救济方式，使协议体现出契约性、对等性。

三、避免人户双重标准下的歧视性适用

社区戒毒存在的歧视性适用问题，肇始于《禁毒法》第33条中的“户籍”和“居住地”双重标准问题，法条中模糊地使用了“可以”一词，此举主要为了适应流动人口日趋增多所形成的“人户分离”的现象，以选择性的标准来决定戒毒者进入什么社区开展戒毒。但是，对于外地户籍的吸毒人员而言，一方面，若公安机关决定其回原籍地开展社区戒毒，依《戒毒条例》第14条的规定，戒毒者应该自行前往社区報到，但鉴于实际的报到率较低，同时各地社区戒毒开展程度存在差异，公安机关对于让吸毒者回原籍地开展社区戒毒存在谨慎态度。另一方面，戒毒人员如在本地进行社区戒毒，不仅要有固定住所，实际上还需要居住地的街道办事处或乡镇政府同意接收，相较于一般吸毒者，外来吸毒人群流动性大，监管难度更高，后者为了避免额外工作，往往会拒绝外地户籍者进入居住地开展戒毒。鉴于“户籍”和“居住地”对于外地吸毒人员均存在适用困境，在公安机关享有一定自由裁量权的前提下，无法被决定执行社区戒毒，就有可能被处以强制隔离戒毒。

针对上述现实困境，第一，为避免对于外地吸毒人员社区戒毒的歧视性适用，应将《禁毒法》第33条规定的“户籍”和“居住地”双重标准修改为“公安机关对人户分离吸毒人员要落实居住地管理，并制定具体管理办法”。或者采用“社区戒毒的执行地以现居住地为原则，户籍地为例外的原则”[5]。第二，在社区戒毒适用标准尚未通过修法统一之前，对于在现居住地没有固定住所的吸毒人员，只能返回原籍地进行社区戒毒。为了解决这种相对僵化的体制，可适度考虑在立法修订之前，先行通过出台社区戒毒人员异地管控机制等具体行政管理规定予以修正。第三，对于流动吸毒人员的网络动态管控中，应重视公民权利保障，对动态管控机制进行实效评估，在评估的基础上出台相应法规、规章、办法，规范执法程序和要求，防止其对公民权利不当侵害。

四、科学界定适用标准和戒毒周期

《禁毒法》将社区戒毒赋予新戒毒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明确其优先适用性，这并不意味着对其他戒毒措施地位与作用的贬低。《禁毒法》关于三大戒毒措施的主次定位本质上是旨在强调不同戒毒制度之间的衔接与协调。衔接意味着既不缺位也不混同，协调意味着不存在内在冲突和矛盾。即社区戒毒由于强制性较弱，只能适用于成瘾性相对较低的吸毒人员，如果将成瘾严重的人员纳入其中，势必导致与强制隔离戒毒的混同。但是，现实情况却与立法原旨相悖。首先，就适用对象而言，社区戒毒一般以“初次查获”或者“不适合强制隔离戒毒的”作为适用标准，并未区分吸食不同种类毒品的差异，这实际上使得许多吸食硬性毒品等成瘾性较大的吸毒人员在初次成瘾时就丧失了最佳的戒毒时机，也导致许多虽然复吸，但成瘾性不大的吸毒人员，流入强制隔离戒毒系统，极大地影响了其回归社会的信心。其次，就戒毒周期而言，《禁毒法》与《戒毒条例》只规定了单一性的三年期限，无提前解除或者延长期限的制度设计。这种僵化的硬性规定既难以体现戒毒期间内不同表现的吸毒人员的差别化处遇，也变相加重了吸毒成瘾程度较轻的吸毒人员的惩戒。与之不同的是，作为强制性程度更高，更加突出惩戒色彩的强制隔离戒毒制度，《禁毒法》在第47条尚且设置了诊断评估程序，针对不同的戒毒情况可以提前解除或延长期限。这种“社区戒毒严于强制性戒毒”的现象出现，显然背离制度设计的科学化要求。

厘清适用对象标准和戒毒周期，是确保不同戒毒制度之间衔接与协调的关键。一方面，要合理限定适用对象。社区戒毒无法脱离原有的社区环境，必然导致吸毒人员脱管和复吸的风险提升。因此，社区戒毒制度并不适合成瘾较重的戒毒人员，开放的社会环境和宽松的监管手段，会使其丧失最佳的戒毒时机，最终堕入反复戒毒的“旋转门”之中。因此，从合理限定社区戒毒适用对象的角度看，可以考虑不以“初次查获”作为标准，而从吸食毒品的种类角度，将社区戒毒的主要适用对象限定于吸毒成瘾性较轻者，如吸食大麻、K粉等软性毒品的人员。这既有利于及时将戒断难以程度不同的吸毒人员做出分流，也将最大限度地减轻社区戒毒中的执行难度，与其基本特征相适应。另一方面，要设计弹性化的戒毒周期。社区戒毒单一的戒毒周期源于我国对于毒品概念的界定采取了 “列举+概括”的定义方式，不同成瘾性、危害性的毒品，在法律性质上并无差异，对应的戒毒周期和具体戒毒措施也没有明确的差别化处遇[6]。因此，建议在禁毒法附录中设置毒品分级明细表，相应地，将《禁毒法》第33条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期限由“3年”修改为“1到3年”[7]。根据毒品分级表中毒品等级的差异，决定相应的戒毒周期。此外，应该参考强制隔离戒毒制度提前解除和延长期限的设计，将执行过程中的戒毒期限弹性化。

五、提升戒毒管理专业化水平和约束力

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戒毒，既是社会戒毒制度的优点，也可能是其致命的弱点。社区戒毒人员不脱离原来生活的社区环境，虽然可以避免强制性戒毒措施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也极大地提升了吸毒人员复吸率和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可能性。社区戒毒的内容虚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就执行主体而言，《禁毒法》将社区戒毒责任主体规定为乡镇、街道，并将实际执行主体落实到基层组织。对于何为基层组织，《禁毒法》没有明确，但大体可推测其主要是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即居委会和村委会[8]。但是，社会转型背景下，基层政权组织和社区控制力弱化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尚未发育成熟的社区难以有效开展戒毒执行工作。其次，就工作队伍而言，《戒毒条例》第17条在《禁毒法》第34条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乡镇、社区之下的具体戒毒实施主体，即由专职工作人员、社区民警、社工等组成社区戒毒工作小组。但是，实践中乡镇层级的禁毒专干大多是从政法岗位上退休或转岗的个别干部，工作力量不足，社区民警又疲于日常的治安管理工作，难以抽身，而承担主要任务的社工队伍又普遍存在着任务重、待遇低、流失率多、专业化低等问题，极大地制约其在社区戒毒工作中的应有作用发挥。最后，就工作手段而言，在戒毒期间，除了尿检等常规的检测之外，其他内容很少，仅仅通过一纸社区戒毒协议，加上批评、教育和转化为强制隔离戒毒的威慑，对于吸毒成瘾者难以形成约束力。

避免社区戒毒内容虚化的可行措施在于：第一，统一戒毒执行主体。《禁毒法》只是形式上统一了戒毒体系，但对于戒毒执行多头、交叉管理现状并未做出实质性变更。“据不完全统计，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至少赋予了社区 60 项工作职能。”[9]鉴于社区发育的不成熟和多元化的角色，其难以切实承担社区戒毒的繁杂任务。伴随着强制隔离戒毒移交司法行政部门负责的改革试点，基于戒毒管理一体化的考虑，社区戒毒执行主体也应由乡镇、街道和社区移交给司法行政机关，由其下属的戒毒管理局（二级局）统一承担戒毒管理工作。落实在社区戒毒层面，戒毒管理局代表司法局对县级社区戒毒工作予以指导，并统一选派区县禁毒专业干部，基层司法所具体负责街镇层面的工作任务，并设置戒毒工作小组。鉴于社区戒毒与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工作性质有一定重合，部分学者进一步主张，将因吸毒需要教育矫正的，纳入社区矫正范围[10]。第二，完善综合施策工作。社区戒毒是一种人性化的戒毒模式，工作人员应当转变以惩罚为主的思维定式，利用社会救助体系，积极帮助符合条件和吸毒成瘾人员解决困难，尤其是戒毒治疗、生活保障等基本问题。以社区帮助对应吸毒成瘾人员履行戒毒协议义务，以此提高社区戒毒的约束力[11]。第三，加强社工职业化建设。专业戒毒社工和志愿者是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工作的重要力量，必须统一制定计划，明确其工作职能，建立健全考核机制、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使专业戒毒社工规范、科学地开展工作，提高帮教的能力和水平。

六、结语

自《禁毒法》把“社区戒毒”由原来的辅助性手段拓展为新的独立的戒毒措施，其地位得到了极大程度地提升，该项制度发展至今，在彰显人文关怀和提高戒毒效果的同时也留下了部分遗憾，深入反思社區戒毒实践得失并在制度和实践两个层面及时跟进，理应成为我们前进的选择。笔者认为，社区戒毒的法治困局根据本地还是源于“社区”二字。第一，将戒毒人员放置于社区环境之中，与传统的“惩罚为主”的戒毒工作理念存在一定背离，使得戒毒管理部门与工作人员难以适应，直接影响工作力度和重视程度。第二，在开放的社区环境中戒毒，既是社会戒毒制度的优点，也可能是其致命的弱点。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容易复吸、脱管失控等风险，这是相较于强制性戒毒措施的天然漏洞。即使我们强调社区戒毒的独特价值，上述致命弱点也不可否认和抹杀，这是追求人本主义和回归社会等宏大目标过程中必须容忍的“阵痛”。第三，社区戒毒的本身不仅仅是一项戒毒措施，更是一项社会治理改革，社区戒毒有赖于社区发育的健全，才能切实对戒毒人员提供必要的监督和管控。而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基层政权组织和社区控制力弱化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如果无法孕育出成熟的社区，社区戒毒自然难以发挥实际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并非先有社区，而后发展出社区戒毒，而是先提出社区戒毒的制度构想，在制度推广的倒逼下，不断强化社区建设以适应前者需要。因此，只有转变戒毒工作理念，改变“惩罚大于矫治”的思维定式；完善社区戒毒制度设计，最大限度地降低“纸上谈兵”之风险；强化社区创建和培育，为社区戒毒落实提供成熟的土壤，才能真正为社区戒毒步入良性轨道并发挥预期价值奠定基础。

[参 考 文 献]

[1] 刘静林.社会化：社区戒毒康复的现实选择和未来趋势[N].中国禁毒报，2016-01-19（1）.

[2] 靳澜涛.从革命法制到现代法治——建国初期禁毒法制的历史审视与现实观照[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52.

[3] 姚建龙.禁毒法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4：116.

[4] 周秀银.破解社区戒毒实践中的法治困境[N].中国禁毒报，2017-05-16（3）.

[5] 靳澜涛.现行戒毒体系的运行偏差与本位回归——关于修订《禁毒法》第四章 “戒毒措施”的建议[J].公安研究，2017，（4）：91.

[6] 靳澜涛.毒品概念界定的立法模式比较与选择[J].甘肃理论学刊，2017，（3）：119.

[7] 靳澜涛.毒品合法化政策的理论争鸣与批判借鉴[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16，（5）：26.

[8] 姚建龙.禁毒法与戒毒制度改革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60.

[9] 林苇，王占洲.社区戒毒的困境及其对策研究——以贵州省为例[J].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6，（6）：85.

[10] 廖斌.废除劳教制度后违法行为矫治体系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251.

[11] 刘建宏.中国吸毒违法行为的预防及矫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443.

作者：靳澜涛

戒毒体系反思研究管理论文 篇3：

社区戒毒中社会工作者困境思考

摘要：社区戒毒是一种重要的戒毒形式，本文以江苏省首家社区戒毒服务机构——苏州自强服务总社为例，从社区戒毒中社会工作者角度出发，探讨目前他们在工作中出现的困惑和困境，并提出几点思考，以期为我国今后社区戒毒事业的更好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社区戒毒 禁毒社会工作者

2008年6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指出，把乡镇（街道、社区）政府作为基层开展禁毒、戒毒工作的主体，并确定了自愿戒毒、社区戒毒、强制戒毒几种戒毒形式，而社区戒毒将成为戒毒的主阵地。针对这一形式，苏州市于2008年7月，注册成立了江苏省首家社区戒毒服务机构——苏州市自强服务总社。提出“以社区为基础、家庭为依托，政府组织领导，禁毒部门监管，相关部门指导，禁毒社工提供服务，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禁毒工作格局。

一、社会工作实务关照下的禁毒社工

社区戒毒从人本关怀的角度，以社会工作中的“认知——行为理论”、“社会支持网络理论”为支撑，用优势视角发掘吸毒者自身的潜能，从家庭社会系统中发掘联系资源，帮助吸毒者从根本上也就是心理上戒毒，增强吸毒者适应社会的能力，达到社工助人自助的目标。而社区戒毒的主要行动者就是我们的禁毒社会工作者，根据以上的介绍，禁毒社工的定义可以概括如下：

“戒毒社工”是指具有一定禁毒和社会工作的科学知识、方法和技能，在一定时期内，对工作对象提供生活关心、戒毒康复帮助、就业指导、法律咨询服务和行为督促的非政府机关专业化人员。

二、社区戒毒中社会工作者的困境

社区戒毒是根植于自愿戒毒基础上带有监督的半强制性质的戒毒方式，此种方式将戒毒主体置于一种更加宽松的场域之内，免受场域外因素干扰和客观舆论压力的影响。社区，既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又是一个群体性的概念，为他们提供一个开放或是半开放的发展空间，他们在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协助下，不断的恢复生理和心理上的常态。笔者深入苏州自强服务社进行研究实习，在调研中了解到目前社区禁毒社工队伍存在如下困境：

1.戒毒社工队伍不理想。

第一，戒毒社工队伍缺乏专业性。苏州市自强服务总社（以下简称为服务总社）属于社会团体法人组织，在苏州各乡镇、街道设立分社，采取政府出资购买服务的方式，承担部分戒毒职能工作。机构理想的人员配置为持有社会工作者证书，具有一定专业经验的大专院校毕业生。但实际的人员配置与理想状况相去甚远，第二，戒毒社工队伍缺乏经验性。

2.戒毒社会工作者处境尴尬。

戒毒社工属性和处境非常尴尬，既像民工又像勤杂工。苏州自强服务舍名义上是一个社会团体，由政府购买服务，但在实际关系上服务社是隶属于苏州公安局缉毒大队的，总社在苏州的各个街道办设立戒毒分站，在这样的一种机制体系下，社工直属于服务总社，戒毒大队有权支配社工，街道一些繁杂的事物也会找到社工，禁毒社工的系列化工作，在政策上的表达很模糊。

3.戒毒社工也需要人文关怀。

由于禁毒工作的特殊性，禁毒社工普遍的面对着“职业倦怠”和“情绪耗尽”的问题。在工作中进而产生服务意识下降，信念滑坡，制度执行意识不强等诸多问题，所以怎么解决禁毒社工的“职业倦怠”问题也是我们所应该重视。

4.戒毒社工工作过程不甚严谨。

社区戒毒主要依靠戒毒社工对于吸毒案主的帮助而展开，社区戒毒工作者的准则是要“掌握案主的基本概况，制定个性化戒毒计划；为戒毒者提供生活上的关心和支持，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和社会交往中的突出矛盾；对戒毒者提供心理咨询和辅导；定期尿检。”可社工在工作过程中无法体现专业化，没有成熟的理论指导。这种认识的存在使案主对社工产生了一种抵触情绪。而如何建立与案主的专业关系，对禁毒社工来讲不是一个谈话技巧问题，而是需要帮助案主实现一些愿望，如协助案主解决低保问题、就业问题、孩子入学问题等等，而如果专业关系一旦建立失败，接下来专业工作更是难以开展。由于缺乏一套成熟的理论指导，社工只能通过自己不断地探索，用自己的热情和爱心去感化吸毒人员。

三、社区戒毒中社会工作者困境突围

针对已经出现的问难，笔者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希望可以起到一定的改善作用。

1.加大禁毒社工的宣传，提高禁毒社工待遇。

2.聘请专业督导，总结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层次，完善禁毒社工内部督导制度。

3.明确社区禁毒社工管理机制，定位好社区社工工作职责。

4.引导禁毒社工学会缓解压力，摆脱情绪压力，缓解“职业倦怠”。

通过聘请督导，定期组织禁毒社工开展一系列小组兴趣活动，同时，教授社工缓解情绪压力的方法，开展心理疏导。社工自身多多的培养兴趣爱好，正确地评估自己，正确定位，量力而行。

参考文献：

【1】 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教材编写组，2010. 《社会工作实务（中级）》.中国社会出版社

【2】范志海 吕伟，2005. 上海禁毒社会工作经验及其反思.《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 第5期

【3】廖荣利，1988.《社会工作理论与模式》.台北：五南图书公司

【4】张俭琛,2005. 禁毒社工在社区禁吸戒毒中的作用初探. 《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 第6期

作者：贾金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