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等级体系宪法管理论文

摘要：党内法规体系化是新时代党内法规建设的重要任务，其核心是界定党内法规的性质以及体系化的标准，而体系化标准的内在要求是逻辑自洽和价值同一。党内法规体系是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应厘清其与法律体系的外部衔接；同时，其内部结构独立于法律体系，应明确其内部法规的位阶。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规范等级体系宪法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规范等级体系宪法管理论文 篇1：

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工作模式的构建

[摘 要]查志刚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工作模式是指在高校学生管理法律体系下，依靠法律法规的系统规范来实现对学生的宣传引导、制度约束、权利保障和司法救济的工作程序和方法。我们应该从树立法治观念，遵循法治精神；建立执法机构，严格执法；建立正当程序，保障实体公正；建立健全的法制监督机制与学生权利救济制度四方面构建高校学生管理的法治化工作模式。

[关键词]高校学生管理 法治化 工作模式

当前，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谐社会已成为时代主题。社会的法治化必然要求高等教育的法治化，将学生管理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是现代高校的必然要求。健全的高校学生管理法律体系的建立仅仅是法制的体现，法制是一个静态概念，表示现存法律规范的总和。构建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工作模式单纯仰仗完备的法制系统是远远不够的，而是要建立一个完善的法治系统。法治是一个动态概念，表示在法制基础上法的运行过程。“法治的主旨在于对权力行使程序的规范，程序合法是法治精义之所在”，而且“法治表现为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法的运行的统一，某一方面的实现不是法治的实现”。

一、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工作模式释义

1．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释义

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是指在高校学生管理过程中，遵循法治精神和原则，以高校学生管理法律体系为依据，规范学生管理权力行使程序，形成合理的高校学生管理权力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把法作为高校学生管理中的最高权威，体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法治化的学生工作管理模式与传统的学生工作管理模式相比，前者侧重于从法律角度对学生进行日常行为的全面指导与管理，从课堂到课外，从教室到宿舍，从校内到校外等各个方面，皆规定了明确的法律标准，提出了相应的行为责任，具有指导性强、操作性强的特点。

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是一个动态的、渐进的过程，可以从以下四方面理解。

（1）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是遵循法治精神和原则的过程，也就是在高校学生管理过程中体现法治精神和原则，将法治精神和原则贯穿学生管理的全过程。法治精神的要素至少有四种：善法、恶法价值标准的确立；法律至上地位的认同；法的统治观念的养成；权利文化人文基础的建立。由此可以将法治精神解释为正义、法律至上、法治观念和权利本位，其中法治观念是法治精神的核心。同时，现代法治包含了一系列基本的原则，主要有：权力法定、公开透明、法制统一、注重程序等，法治化就必须遵守这些原则。在这方面，高校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对学生的异议权没有给予足够的保障，这些管理法治化中存在的问题，充分说明了高校管理应强化法治观念、坚持法治原则。

（2）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是高校学生法律法规实现的过程。高校学生管理行为应该限定在法律规范的范围之内，但仅仅通过建立与完善学生管理规章制度体系，是无法真正实现法治的。只有在具体的学生管理行为中，真正实现法律法规，依法办事，依制度办事，变静态的制度为动态的管理，才能真正实现法治化。

（3）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是规范学生管理权力行使程序的过程。在具体的管理行为中，实现法治化的重中之重在于程序，甚至可以说实现了程序的法治也就实现了管理行为的法治。只有公正的程序，才具有产生公正结果的能力。正当程序是法治化中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依法治教”的重要保障。没有正当程序，受教育者在学校中的权利就难以得到保障和维护；没有正当程序，教育管理者就难以在管理过程中实现公开、公平和公正。

（4）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是形成合理的监督机制的过程。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进程，也就是建立高校学生管理法规执行监督机制的过程。“执法监督是法治化实现的保障。”建立高校学生管理法规执法监督机制，能够最大限度地纠正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中存在的无法可依、执法不严和违法难究的行为和现象，把高校学生管理法规立法宗旨转化为现实的学生管理行为。

2．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工作模式释义

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工作模式是指在高校学生管理法律体系下，依靠法律法规的系统规范来实现对学生的宣传引导、制度约束、权利保障和司法救济的工作程序和方法。简而言之，也就是在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过程中的工作程序和方法。其实质是依法管理的程序和方法，可以构成高校学生管理的法治系统。高校学生管理的法治系统，是以学生管理法律规范建设为基础，以严格执行高校学生管理法律规范为内容，提高学生管理者和学生双方守法意识，建立以人民法院司法监督为核心的高校学生管理法规执行监督机制，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会阻碍其整体功能——法治的实现。

它是引导、教育学生、管理学生的重要途径，是对大学生依法管理、促进其全面成才、维护和谐校园秩序的必要保障；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不仅需要完备的法律体系，更重要的是全民的履行和遵守，高校大学生是社会知识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行为对社会有较强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同时也是解决新形势下诸多新问题的需要，在当今社会思想多元化的影响下，部分高校大学生急功近利、行为盲从，法律意识淡泊，极易发生事故，同时也有一些学生家长对学校缺乏理解，将责任完全推给校方，无理取闹，严重影响了高校正常的教学和管理秩序。如何界定学校法人、学生个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明确个人行为的法律责任，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用法律法规来调整大学生的行为，有利于提高学生管理工作的效率与质量，减少教育管理工作者的重复劳动，也为实施素质教育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二、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工作模式构建

在高校学生管理中实现法治主要是要规范制约高校各类行政管理人员，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当前，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并没有产生明显的变化，因此，构建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工作模式，使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走向法治化道路以刻不容缓。根据上述释义，构建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工作模式应从以下方面进行。

1.树立法治观念，遵循法治精神

树立法治观念，遵循法治精神是高校学生管理者依法管理的重要前提，它可以促使管理者在依法行使自己管理职权的过程中，尊重和保护学生的法定权利，避免对学生的侵权。

要搞好学生管理工作，就必须转变观念。传统思想的影响下，都以学校和管理者为主体，以学校和管理者的意志为转移，这就势必造成对学生权利的侵害。改变过去把学生管理工作看成“管理学生”的错误认识，从以“管理”为目的到以“服务”为宗旨的转变，从“权力本位”观念向“权利本位”观念转变，倡导和强化服务职能、树立权利至上的理念，变道德教化为法律规范的教育理念，树立法治观念、摒弃传统人治观念，确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在依法治校的大环境下，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一种简单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对应的权利义务关系。对此我国《教育法》中也有明文规定。因此，我们应当将教育关系作为一种法律关系来看待，应当将尊重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作为教育者的首要义务，在行使教育管理权时，首先考虑的不应当是如何“处置”受教育者，而应当是这样处置是否合法、是否会侵犯受教育者的权利，真正将受教育者作为一个平等的法律主体来对待。这才是我们需要的一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体现现代法治意识的教育理念。

2．建立健全的高校学生管理法律体系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首先要建立反映管理规律、符合学生利益、内容和谐一致、形式完整统一、层次排列有序的学生管理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学生管理法律涉及的内容很多，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应该包括高校学生管理基础法、基本法和实施法三个层次。在许多国家，学生管理法律已成为各国宪法之下的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法律部门，有效地调整学生管理活动所涉及的各种关系，规范着国家行政机关与高校在教育管理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行为。这主要表现为：学生管理法律体系的横向结构内容丰富，覆盖面广，覆盖面已经拓宽到学生管理的各个方面；学生管理法律的纵向结构层次分明、等级有序，实施配套体系完备。在每项学生管理法律之下，再制定下一层级的规范性文件，对法律执行过程中可能涉及到的各种问题做出明确细致的规定。各层次之间的关系，原则上是依次递减，内容的可操作性上，则是依次递增。按照建立完整的教育法律体系的要求，当前或今后要更新立法思想，加快立法步伐，提高立法层次，健全法律体系，推进学生管理工作的不断向前发展。健全高校学生管理法律体系必须遵循法治统一原则，即下位法的制定必须有上位法的依据，不得与之矛盾，所有的法律和规章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同时，也必须贯彻平等与公正原则，确保学生应有的法律权利和正当利益。

3．建立执法机构，严格执法

制定了完善的高校学生管理法律体系，如果没有相应的执法机构，那么再完善的法律体系也是一纸空文。从实体意义上说，执法机构是法律法规落到实处的必然体现，可以说是法律法规的物质载体。从程序意义上说，健全的执法机构是实现正当程序的保证。执法机构可以是直属学校党政部门的处级咨询、审核和决策部门，专门负责为学校政策文件的制定开展调研、咨询或起草工作，使文件的出台先过法律关，积极参与有关学生管理政策的修改和审订工作或提供建议，并进行监督，并开展法律服务，为学生提供法律咨询，规避法律风险。因此，在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过程中，建立科学、合理、严格、规范的执法机构是极其重要的。首先，从对国家法律的执行和本学校校内规章的制定方面考虑，应尽快建立专门的学校法制或法务部门。其次，从对国家法律和学校校内规章的咨询方面考虑，应尽快设立法律顾问机构。法务部门可以对学生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进行整理，并在不与法律法规相冲突的基础上，制定学生管理方面的校规校纪以行使法律授予的学校管理自主权和填补法律空白。法律顾问机构可以在推进学校依法行政、规范内部管理上有所作为。

4．建立正当程序，保障实体公正

只有公正的程序，才具有产生公正结果的能力。在高校管理的实践中，许多高校重实体轻程序，忽视对运作程序的配套规定，没有规章制度不执行，有了规章制度也不执行，或执行得打折扣，使管理显得过于主观化、随意性。审视我国高校的制度框架，却很难发现对学生权利保障的程序规定。没有正当程序，受教育者在学校中的权利就难以得到保障和维护；没有正当程序，教育管理者就难以在管理过程中实现公开、公平和公正。因此，在程序上，高校学生管理权必须依程序合法合理地行使，遵循源自自然公正原则的正当程序原则，保障学生各项权利。高校学生管理中的正当程序是学生权利保障的基本要求。

在保障救济制度的上，完善学生权利救济制度是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重要内容。目前高校学生权利救济途径比较模糊。《高等教育法》第53条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但在当前高校管理实践中，特别是高校与学生的管理法律关系中，有关对学生权利进行救济的规则少的可怜，且模糊不清。《教育法》第42条第4款规定，受教育者“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依法提起诉讼”。该规定把学校处分和对学生人身权财产权的侵犯加以区分，对学校给予学生的处分只赋予行政系统内部的救济机制——申诉权，而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则给予了诉讼救济。《高等教育法》则未赋予学生任何的权利救济途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4条只是笼统地规定了学生对处分的申诉权，认为“对本人的申诉，学校有责任进行复查”。有权利就必然有救济，没有救济的权利就不是权利。一个人的权利的存亡不仅取决于它是否受到侵犯，是否有实体和程序方面的规定，更在于它受到侵犯后能否有完善的救济途径得以恢复和实现。因此，完善学生权利救济制度是推进依法治校，保障学生合法权益，体现人文关怀、实现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不可或缺的举措。因此，从法治的角度对学生权利救济制度予以完善和重构，显得十分迫切。

（作者单位：河北邯郸学院）

作者：刘　海　马晓丽

规范等级体系宪法管理论文 篇2：

党内法规体系化的逻辑结构与价值依归

摘 要： 党内法规体系化是新时代党内法规建设的重要任务，其核心是界定党内法规的性质以及体系化的标准，而体系化标准的内在要求是逻辑自洽和价值同一。党内法规体系是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应厘清其与法律体系的外部衔接；同时，其内部结构独立于法律体系，应明确其内部法规的位阶。进而，党内法规体系化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法治的价值目的，体现党依法执政的理念，应将法治理念指导下的党内法规整合在依法执政的主要事项中。

关键词：党内法规；体系化；逻辑；价值

中圖分类号： D262-13

文献标志码：A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18-05-010

一、引 言

长期以来，党内法规的制定工作是以各级党委“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探索型立规方式进行的[1]。随着党内法规的不断出台，党内法规体系化成为理论和实践的双重需要。2013年5月，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与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2013年11月中央颁布了《中央党内法规制定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首次公开提出要在建党100周年全面建成党内法规制度体系。201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将“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一部分，认为“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加大党内法规备案审查和解释力度，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首次将执政党内部法规也纳入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标志着新时代我国对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认识的日趋深入，表明我国的依法治国全面、深入，不留死角。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承担着确定、输出和引领政治价值的重要责任。党内法规的规范化、体系化不仅仅是党内事务，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从上述一系列的文件中可以发现，新时代党内法规建设的重要任务是构建体系化的党内法规制度。目前学界从党内法规的定性、功能以及技术层面的完善等方面进行了一些讨论；但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将党内法规置于我国法治体系的基本理念下审视，对于党内法规体系化应该遵循的标准，学界尚欠缺一个系统而集中的论证①近来，党内法规的研究引起了学界热议。一方面，各界已经明确认识到坚持依规治党的重要性，并对依规治党的具体进路提出了建设性的方案。（宋功德，2018。）同时，有学者已经清晰地意识到，目前党内法规研究中的党内法规的定性问题，已经成为困扰法治建设的重要问题，急需针对党内法规的基本范畴展开详细的论证。（王伟国，2018。伍华军，2018。）但针对体系化本身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对于何谓体系化，如何体系化，以及体系化应该遵循何种标准，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这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基于我国党内法规体系化的现实需要，本文试图对党内法规体系化提供一个理论上的解释框架，从党内法规内部的逻辑和价值基准的角度出发，将系统论中的体系化方法引入党内法规中，构建党内法规体系化应该遵循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标准。

二、党内法规体系化的理论前提

零散的知识不是体系，黑格尔就指出整体性对于真理的重要性，“真理具有整体性，起点即是终点”[2]69-70。党内法规和法律一样，都属于一种行为规范。对于法体系而言，大陆法系国家认为体系化是维持法秩序安定和正义的需要，法律的发展便是一个体系化的过程，法治实践促使法律呈现一个理性体系化的结构也有学者认为，法系之间正呈现逐渐融合的趋势。无论是强调判例的英美法系还是强调逻辑论证的大陆法系，体系化的思想都贯穿于张扬实践理性的法治实践中。（参见黄文艺，2011。）。“一个表现出一贯性和统一性的法律体系，远比依赖于无法综览的、互不相属的，甚至互相矛盾的、杂乱无章的零散规范群更能保证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3]54-56 法治本身便是兼顾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产物。

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党内法规具有体系化的内在需求，否则难以指引党员的行为。黄茂荣认为体系化指的是“趋向于目的，设定所期功能，将知识或事物根据其存在上之关联、作用组织起来的方法”[4]。这种按照系统论的进路给出的定义，能有效解释目前各类行之有效的体系，因而被广泛采纳。按照系统理论的一般观点，一个有效的体系必须具备的要素是逻辑自洽和价值同一。逻辑自洽指的是系统内部要素协调统一，层次分明而内容自洽。价值同一则要求内部规范“趋向于目的”，最终达致价值的一贯性。简言之，逻辑自洽和价值同一是系统有效运转的必要条件。对于要形成体系的党内法规制度而言，体系化不是为了筑造法规堆砌的体系，而是完成逻辑自洽和价值同一的动态过程。

（一）逻辑自洽

体系化要求党内法规形成一个逻辑自洽的规范体系，符合人们的思维习惯和形式。对于规范体系，人们有一种形式化认识的内心冲动。萨维尼从哲学层面强调了体系化的重要性，“体系性是哲学的核心要素。所有的体系都来自哲学，对纯历史性的论述溯源于某种统一性、某种理念，这种统一性与理念构成体系化论述的基础，这就是哲学”[5]。如果说哲学的核心是体系化，则体系化的核心要求之一便是逻辑的自洽。在韦伯那里，体系化指的是一个逻辑清晰，具有内在一致性，至少理论上无漏洞的规则体系，即局部保持内在的一致性和逻辑的统一性[6]96-98。

规范体系内部关系理论是规范研究的中心问题，党内法规体系化关乎对党内法规之间内部结构的认识。拉兹认为规范间的关系主要是一种内部关系，内部关系的模式便是结构。在法体系的内部，规范之间的位阶不同，拉兹的内部关系理论摆脱了奥斯丁主权理论的松散结合[7]60。 凯尔森也承认内部关系的存在，法体系应呈现一个不同层次或者不同位阶的结构，内部关系就是从属性法律与授权制定法律的服从性法律之间的关系，这种生成性关系构成了法律的等级结构。当且仅当其中的一个法律是另一个法律存在的条件或部分条件，或者一个法律影响到另一个法律的含义和适用时，所谓的内部关系才存在[8]67-68。

党内法规体系化能够保证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社会道德的切割，界定不同行为规范的边界。在对法律体系的研究中，拉兹对体系化的理论进行了拓补，将体系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统一起来。拉兹认为法律规范体系具有独立性，在法律的自治性和开放性之间进行了调和。独立性在肯定法律内部逻辑关系一致性的同时，又强调与体系外部的和谐，以保证体系的良好运作。可以说，逻辑自洽的法体系是内部结构的一致性与外部衔接合理性的结合，内部结构的一致性决定了规范的效力问题，外部关系能够决定体系的正当性和持续发展。

（二）价值同一

黨内法规体系化是一个价值同一的过程，是一个凝聚党内共识和团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力量的过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治理规律的认识逐步深入，认识到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当然“打铁还需自身硬”，法治不仅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也是共产党自我约束的基本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要求我们党和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也是党内法规体系化围绕的核心价值。

党内法规体系化是发现党内法规性质、目的、功能并进行位阶次序排位的过程，是党内法规相互协作、互为支撑的过程。晚近评价法学对概念法学的批判，对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说萨维尼的体系化思想强调体系化的逻辑统一性，拉伦茨则指出体系化是对正义一般化趋势的期待。除了对“同一性”的理解以外，拉伦茨更是将体系化勾连到法秩序的稳定和持续这一核心命题之中[9]437。在与概念法学的对话中，拉伦茨认为建立在形式逻辑之上的体系是与现实生活脱节的机械化的概念，法律的灵魂更多是价值的关联。“发现个别法规范、规整之间，及其与法秩序主导原则间的意义脉络，并以得以概观的方式，质言之，以体系的形式将之表现出来，乃是法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因此，体系建构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有规定功能和目的论性质的法概念，体系应该由存在一定位阶次序，并且相互协作、互为限制的各项行为规则和原则构成。

当前法体系的典型特征是从自治型法向回应型法的转变，这也是党内法规的价值转向。自治型法试图从法体系内部获得正当性，认为法治意味着对人治的否定，法律体系内部的自治是保证法律正当性的来源。现实中，法律能力的不足导致法律难以实施的情况正在冲击法的权威。现代法律的发展要求法律不断回应社会的需要，以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可奠定认同的基础，获得认同的核心是法律要合乎目的[10]87-88。法律发展的动力加大了目的在法律推理中的权威，使得一种较少僵硬而更多文明的政治秩序成为可能。回应型法探求的是规则和政策内涵的价值，也就是法律的目标的普遍化，明确何为“我们真正要干的事”，强调目的在法律事业中的核心地位[11]99-100。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党内法规要将党的使命放在核心位置，党内法规的体系化要以此为价值核心进行。

当然，尽管评价法学被认为是法学方法论的较高成就，克服了概念法学过分强调形式逻辑的倾向，但系统理论昭示的逻辑自洽和价值同一愈来愈成为法体系的主流。我们一方面强调法体系内部逻辑的自洽，从而获得法律推理的根据；另一方面，更不能忽视目的普遍化是规范保持生命力的依托。党内法规的体系应兼具逻辑自洽和价值同一性，以实现党内法规体系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当中有效运行这一目标。

三、党内法规体系化的逻辑结构

体系化首先应该保证逻辑的自洽，这是党内法规能够体系化的前提。如果党内法规不能够逻辑自洽，说明党内法规不能成为一个系统。当然我们还必须要强调体系不存在绝对的封闭性，党内法规体系并不是结构封闭的系统，体系化的逻辑应当包括内部结构的一致性和对外的开放性。要保证逻辑清晰的内在一致性，首先要对基本范畴有清晰地界定，才能够形成逻辑的链条。与此同时，党内法规作为调整党的行为的规范，其自身定位、内部结构以及在国家治理体系当中扮演的角色，是从逻辑上理清党内法规体系化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一）党内法规的性质

从法学教科书的一般定义来看，法是由国家规定和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国家制定和认可，指的是享有立法权的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立法权，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颁布。在我们国家的法律体系中，法律主要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党内法规并不是由立法机关制定，也不依靠国家强制力实施，可见党内法规不属于国家法的范畴。

但关于“法”概念的这一传统界定已经经受了诸多挑战，法的边界也已经逐渐突破了国家法的范畴[12]189-192。根据《牛津法律大辞典》的定义，法被认为是一种通过社会组织的力量来调整社会关系和规范人们行为的治理手段。党内法规主体是各级党委，由党的纪律委员会保证实施，调整各级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的行为，具备了该意义上的法的属性。另外，从外延来说，法律不仅仅指向国家法，还包括国际法和社会法，党内法规作为政党组织的内部规范，可以归属于社会法的范畴。同时，根据硬法与软法的类型划分，党内法规由于不具备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可以归入软法的范畴1990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对党内法规进行了首次定义：“党内法规是党的中央组织、中央各部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用以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的行为的党内各类规章制度的总称。”2013年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对党内法规的概念进行了修订：“党内法规是党的中央组织以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党内规章制度的总称。”从中可以看出，党内法规是调整党组织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规范，明确了其法规的地位。当然我们必须强调党内法规不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不表明党内法规不依靠党内的强制力保证实施。。

但是，中国共产党不同于一般政党，在我国的国家体制当中，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活动必然对国家运转产生直接影响，所以社会法和软法的范畴难以清晰地表达党内法规的地位[13]。《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包括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 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党内法规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子体系和下位体系，与法律规范体系是并列的关系。由此可见，党内法规不能等同于一般的社会法，是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部分，很难用一种新的范畴代替党内法规的提法。

因此，党内法规是一种区别于国家法的法，党内法规体系是独立于我国法律体系的一种党政内部规则体系。党内法规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也需要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有效运转。党内法规的制定主体为各级党委，调整对象为党员关系和党员行为，以权利义务作为基本要素。同时，党内法规是一个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兼备、以党内强制力为实施基础的法规体系。

（二）党内法规体系内部结构的一致性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七条规定，要维护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大量的党内法规。党内法规体系化内在的独立性要求处理好党内法规体系内部逻辑一致性问题，实现内部结构的体系化。只有内部逻辑的一致性才能够保证各级规范的有效性。如上所述，结构是逻辑的核心，法体系内部结构的梳理应该从形式、内容、制定主体以及位阶等方面展开。

党内法规涵盖了党的组织法规制度、领导法规制度、自身建设法规制度、监督保障法规制度等方面，党内法规体系应该合理地支撑以上制度的各个领域。法规形式分为中央党内法规、军队党内法规、纪检条规、部门党内法规、地方党内法规等，依据各自权限分为党章、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等七种表现形式[14]189-192。其中“中央八项规定”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四部法规构建了党内法规的基本框架，关于立规规范、党的组织、廉洁自律、厉行节约、纪律处分、选拔任用、教育培训、监督巡视等八个方面的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组成党内法规体系的主要维度。

党内法规的制定主体是各级党委，包括党的中央组织以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由于党内规范涉及党和国家的重大利益，在党内法规起草过程中，应就涉及的重大问题与相关部门和组织协商讨论[14]。同时，为了确保审查制定机关享有相应法规的制定权限，在立项和起草的过程中，应该遵循民主参与、科学论证的原则和其他的法定程序。

另外，为了保障各级规范的效力等级，各级党内法规不能与党章和其他上位党内法规相抵触。在党内法规体系内部，党章是所有规范的基础规范，一切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都不得与党章相抵触，违反党章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无效[15]；而且，同位党内法规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能冲突，避免法规内容重叠交叉、规范之间逻辑混乱的情况。同时，在立法技术上，法规的名称、体系、结构、用语等方面应该符合法的规范性要求，避免由于条文的规范性不足导致操作性缺乏的现象。

（三）党内法规体系的外部衔接

《决定》中，把党内法规体系与法律体系规定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子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主要由两套体系构成，即以《中国共产党章程》为统领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统领的法律制度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同时推进这两个规范体系的现代化中国法治论坛在深圳举行，专家纵论“统筹推进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载南方网，http：∥kb-southcn-com/content/2017-04/06/content_168408501-htm，2017年4月6日）会议中，张文显教授指出，应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深刻阐述了治党与治国的内在联系。法治中国从根本上区别于“法治美国”“法治英国”等西方法治模式和发展路径。。

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当中，法律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可按照内部关系处理；如果把党内法规体系看作独立的系统，法律体系与党内法规则属于外部关系，则应该明确二者的外部衔接关系[16]。

从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内部看待党内法规体系和法律体系的关系时，应该将法律体系看成党内法规体系的上层规范，应该审查党内法规是否同宪法、法律相抵触。只有在内容和形式上均符合法的规范性要求，党内法规才能与其性质相适应[17]。要注意的是，党内法规毕竟是政党内部规范，由其性质决定，作为下位阶的规范可以对党员行为作出更为严格的规定。党内法规是从严治党的依据，是我国党内权力监督的重要方面，在不与上位法律发生严重冲突的情形时，比如对基本权利的规定等，应该尊重党内法规的对党员更高的内部要求[18]。

《决定》强调指出：“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不仅要模范遵守国家法律，而且要按照党规党纪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从党内法规体系的独立性角度出发，党内法规应该补充法律体系的内容。中国的国家体制决定了无论改革开放，还是日常工作，都要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推动；因此国家的基本工作方式就是制定政策，自上而下地要求各级干部贯彻执行，法治建设也是如此。党内法规是国家机关开展工作的重要依据，应该成为法律制定的重要参考。《决定》的精神中也强调，要善于把党的意志上升为法律，要求立法机关重视党内法规，是我国当前现实情况的客观反映，是由人治向法治转变进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四、党内法规体系化的价值依归

逻辑自洽和价值同一是体系化的内在要求，体系化需界定党内法规体系的性质和结构，明确其和法律体系的外部性关系。除此之外，还应该明确党内法规体系化的价值依托，即上文所说的合目的性。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党內法规的目的便是实现中国共产党的依法执政。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执政党，党内法规的体系化也应该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进行，即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之一就是依法治党。

在中国体制下，首先要考量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依法执政体现在党的工作中的方方面面，《决定》规定，“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国家体制下，政党对立法、执法、司法的影响是显然的，实现依法治党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目标。党内法规作为调整党的活动的规范，理应从实现党的依法执政的目标出发，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指导下，实现党内法规的体系化。

首先，党内法规应明确党在立法工作中的角色定位。《决定》提出，“凡立法涉及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的，必须报党中央讨论决定。党中央向全国人大提出宪法修改建议，依照宪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宪法修改。法律制定和修改的重大问题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向党中央报告”。但在具体的立法实践中，“党如何领导立法”需要在法律和党内法规明确规定。地方立法主体、制定程序都已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作出详细的规定。在地方党委领导立法方面，要在明晰立法体制与程序以及实际做法的基础之上，探索党委领导立法所具备的制度空间[19]。程序是立法的正当化过程，体现在从法律草案的立项、草稿公布、听取意见到最终制定的全过程[20]。当前我国并没有专门意义上的立法程序法，立法程序主要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和各级地方人大出台的规范性文件进行。通常意义上，我国的立法程序包括立法的规划、提案、审议、表决和公布。立法程序是对立法权的在程序上的限制，用来确保规范性文件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党委领导立法机制体现在立法程序的全过程之上，对立法规划、立法提案、领导审议和表决产生影响。

其次，党应保证执法，党内法规需明确其权限。执法指的是法律实施过程中国家行政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行使行政管理职权、履行职责、贯彻和实施法律的活动[21]。可见，执法工作应属于执法机关的法定职权，党委不应过多干涉。但执法工作的开展尤其是执法体制的完善离不开各级党委的参与，各级党委应监督执法机关有序、合法地开展执法工作。此外，在个案中不干预执法机关依法执法的同时，各级党委还应帮助执法机关解决执法过程中的难题。执法既是国家行政机关进行社会管理的权力，也是执法机关对社会、对民众承担的义务，因此，执法既是执法机关的权力，也是其职责。地方党委对执法的监督属于党内监督，同人大的司法监督、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纪委的执法监察的目标一致，只是方式有所不同。鉴于党委的领导地位，其监督的力度更加直接有效。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是依法行政的要求，是行政权依法合理行使的要求，也是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必经的环节和必须完成的任务。目前行政机关接受人大的法律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和司法机关依法实施的监督还停留在比较粗浅的层面，对如何接受监督、接受监督的重点内容、实施程序、责任追究等方面缺乏可执行的配套实施细则和法定程序，导致监督有时成为形式。

再次，党应该支持司法，用党内法规规范对司法的领导。党内法规应该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支持司法是中央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中提出的党对司法的领导方式，要求地方各级党组织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要求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和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坚持党支持司法，要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坚决禁止任何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22]，这是党与司法关系的最新定位。要正确处理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之间的关系，确保政法工作、检察工作、法院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严格落实重大事项向党委报告制度，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在司法机关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国家生活中发挥领导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也领导人民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改革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坚持司法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离不开党的领导。

最后，党内法规应该符合法律的规定，党要守法而且要带头守法。在我国的政治结构中，中国共产党处于核心领导地位，起着总揽全局的作用。因此党是否能够依法办事，不仅涉及是否依法执政的问题，还会影响到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是否能够依法办事。习近平指出“党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件大事能不能办好，最关键的是方向是不是正确，政治保证是不是有力”参见人民日报.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2014-10-29.。法治的一个重要的功能便是限制特权，防止官员腐败。法治作為一种政治理想出现，目的是保障公民权利。由于权力与权利的对应关系，为了公民权利的实现，需要公权力保持足够的克制。也就是说，对于个人而言，法无禁止即自由。政府没有法律的许可，不可滥用权力[23]68-69。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增强依法执政本领，加快形成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加强和改善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其目的是赋予公民以最充分的自由，在加强党对国家机关领导的同时也要改善领导方式。党内法规明确了党内政治生活的规则，是对党领导方式的一个正面示范。党如果能够带头守法，对于杜绝国家机关的特权和腐败现象将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党委的以身作则，给予纪检部门监督和纠正国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以更为正当的理由。

五、结 语

作为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以高于国法的党纪严格要求自己的，党内法规在规范党内组织、政治生活和党员行为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党内法规体系化被当作一个问题提出，与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紧密相关。党内法规被当作“法”来看待，就应该承担法的内在要求。党内法规的体系化自然也应该遵循体系化的内在规律，满足逻辑自洽和价值同一。面对党内法规体系化过程中的具体问题，本文构建的标准或许能够在理论上给予一定指引。当然，体系化的背后是制度实践中具体而繁复的诸多细节，难以一一讨论，我们只能尝试在理论上描绘其大致逻辑思路，期望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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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凯 蒋悟真

规范等级体系宪法管理论文 篇3：

论能源法律制度结构的形成与形态

摘要：能源法律“体系化”是能源法律结构实现逻辑形成的路径依赖。《能源法》的制度设计正是能源法律“体系化”的政治过程，《能源法》因而成为能源法律制度内部结构与外部结构借以实现逻辑演绎与协调链接的契机。

关键词：能源法；体系化；法律制度结构

文献标识码：A

如果能源法律发挥制度绩效的前提是有协调链接的制度结构，则协调链接就成为能源法律制度结构的目标。协调链接既是利益或权力博弈的政治过程，也是规则或规范的逻辑过程，而且前者往往决定了后者。前者主要是政治学研究对象，后者主要是法学特别是立法学研究对象。本文主要从后者的角度对能源法律制度结构的形成和形态进行讨论，以期为正在进行的《能源法》起草工作提供理性选择。

一、能源法制度结构的逻辑形成

法律制度结构如果是规则的排列与组合，法律制度结构的形成就不是自发和盲目的，而是理性的集聚与遴选过程。其意义在于“在法律领域中，由于规范的数量庞杂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理论建构不可避免。只有这样，法律的稳定适用和法律安全才能得到保障”。法律制度结构的理论构建就是遵循一定的理念对能源法律规范或制度进行逻辑的整合。如果能源法律制度结构是对能源法律规则的逻辑整合，则协调链接的能源法律制度结构对逻辑整合的要求更高。从法律逻辑的规范性来看，能源法律“体系化”是形成能源法律制度协调链接的整合方式。“体系化意味着：将所有透过分析而得的法命题加以整合，使之成为相互间逻辑清晰、不会自相矛盾、尤其是原则上没有漏洞的规则体系，这样的体系要求所有可以想见的事实状况全都合乎逻辑地含摄于体系的其一规范之下，以免事实的秩序缺乏法律的保障。……一般说来，体系化主要是将法律素材加以编整的一种外在的规划架构。”较为通俗地说，体系化就是“借助于逻辑手段，将一个个被承认有效的法律规则统合起来，理性化成为一个毫无内在矛盾的、抽象法命题的综合体。”虽然“体系化”可能是一个理想或一种假定，但对于自上而下按共同法律价值理念建立起来的法律规范体来说，形成体系的要求似乎并不过分。只有如此才能构建协调链接的法律制度结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体系的建立与法律制度结构的形成具有一致性，而且法律体系是法律制度结构的前提。实际上“体系化”包括两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一是法律规则的遴选；二是法律体系的建立。而“体系化”结果则是法律制度结构的形成，特别是制度协调链接的实现。

如何实现能源法律“体系化”?从条件来看，“体系化”外延显然包括了所有现行法律或法律规范，对于能源法律来说，就是包括了一国所有能源法律。这就意味着，“体系化”是具体的立法活动，更是立法过程，甚至是立法过程的总结，至少是能源立法进行到一定阶段，即一国大部分能源法律都出台的时候所进行的立法活动，特别是主要法律出台时所进行的立法活动。否则，能源法律无从“体系化”。从理论上看，法律既然是国家意志的表现，其本身就应当是自成体系，即形成法律体系的，而不必非得通过“体系化”来形成，但这只能是假定。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定一般会有立法规划，但就大多数法律出台而言，往往是根据需要因时因地制定的，而不是根据形成法律体系的需要制定的，这是法律本身的规范性所决定的。所谓一国法律体系要么是理想，要么是通过“体系化”来完成的。就能源法律体系而言更是如此，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形成了较完整的能源法律本身就是佐证。但是一国的能源法律制度结构要求能源法律必须形成体系，否则，无法实现能源法律规范的协调链接，更无法实现能源开发利用的规范化。“体系化”是以理性统帅和梳理规则的过程，统一的理性和多元的规则就成为“体系化”的前提。

从立法技术上看，能源法律“体系化”是按一定的原则将能源法律进行逻辑整合的过程。在遵循同一律的基础上建立原则成为“体系化”的第一步骤。

首先要建立承认原则。按法理学的解释，“一个法律体系的存在最少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方面，那些符合法体系终极判准因而有效的行为准则，必须普遍地被服从；另一方面，这个法体系当中提供效力判准的承认规则，加上变迁规则与裁判规则”。据此可以认为，构成法律体系的法律必须是有效的，同时有效必须是通过承认原则来确认的。“在一个成熟的法律体系中，包含着一条承认规则，任何规则都要通过符合该承认规则所提供的判准，才能成为此法律体系的一员。”承认原则意义在于：“承认规则会指出某个或某些特征，如果一个规则具有这个或这些特征，众人就会决定性地把这些特征当做下面指示，确认此规则是该群体的规则，而应由该社会压力加以支持。”显然，承认原则是构建能源法律体系的首要原则。能源安全、能源效率与环境保护是能源法律共同价值基础，理应成为能源法律体系建立的承认原则。凡符合能源安全、能源效率与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则就应当纳入能源法律体系之中，并且承认其法律效力。

其次要建立剔除原则。凡不符合或有碍于能源安全、能源效率与环境保护的规则或规范就不应当纳入能源法律制度之中，即使已经纳入了也要剔除。如果说，承认原则是一个法律规范或法律成为能源法律体系成员的原则，则剔除原则就是已经成为能源法律体系组成部分的规范或法律，当其成为妨碍能源安全、能源效率和环境保护时应当除去之的原则。承认原则是判断法律规范或法律是否“准入”的准绳，剔除原则则是判断法律规范或法律是否“退出”的准绳。承认原则和剔除原则是保证能源法律规范确认和保持共同法律价值的基础，成为能源法律结构协调链接的基本条件。

最后要建立相容原则。纳入能源法律体系的规则或规范能与其他规则或规范衔接，并能在制度上整合，从而真正形成制度协调链接。这是处理此规则与彼规则关系的原则。成为能源法律体系中的规范与法律既然具有共同的法律价值目标——能源安全、能源效率与环境保护，就表明规则或制度之间没有根本的冲突。然而，这并不表明法律就能完全衔接一致。这是因为“我们的法律制度固然是由理性决定构建起来的，但理性在决定法律制度的具体内容方面恐怕是无所作为的”。这就意味着，在同一理性条件下，法律规则仍然会有冲突或差异。当然，此时的冲突或差异可能是规范对象或功能差异所导致的，而不是制度本身的价值冲突或差异。虽然“在各种各样的法律之间有数不清的关系存在，多数还是利益关系”。纳入在能源法律体系之中的规则也不会违反这个逻辑。但是规则或规范冲突程度并没有达到不相容的程度，此时规则或规范的弹性及张力往往决定了相容的程度。从一定意义上讲，容许这种冲突或差异的存在可能更能反映能源开发利用行为及其规范的交叉性与互动性。相容原则是对经过承认原则和剔除原则依然

留存的规则或规范的进一步筛选和要求，主要是对规则或规范的技术要求。虽然其对规则或规范的留存不起主要作用，却决定着制度协调链接的程度。

按上述原则“体系化”可以解决规则或规范进入、退出和进一步筛选问题。然而，“法律体系就是法律规范的体系”，法律体系的建立还必须进一步形成法律规范之间的逻辑联系。法律规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规范，从效力到实效本身也要求其相互构成效力约束的逻辑体系。

不同层级或位阶的规则或规范是形成能源法律体系的基础。有关理论对于法律体系的诠注都是从规则或规范的不同分类开始的，如拉兹的“初始性规范和派生性规范”、哈特的“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等等，法律规则或规范的区分往往就是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区分。法律规则和规范的不同等级直接决定了法律制度的不同地位。其中根本法起源头作用，而基本法则起骨架作用。但都是一国法律结构的“元制度”。“最高层次的宪法规则往往包含在权利法案、基本法或成文宪法的序言之中；它们统率着所有其它规则。”这些制度“不仅可以决定立法的机关和程序，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决定未来法律的内容”。在宪法和基本法律制度的基础上，一国各种法律制度才会形成有机的法律结构，这是由法律规则或规范的属性决定的。正如有人指出的，“法律秩序，尤其是国家作为它人格化的法律秩序，就不是一个相互对等的，如同在同一平面上并存的诸规范的体系，而是一个不同级的诸规范的等级体系。这些规范是统一体，是这样的事实构成的：一个规范(较低的那个规范)的创造为另一个规范(较高的那个规范)决定，后者的创造又为另一更高的规范所决定，而这一回归以一个最高的规范即基础规范为终点，这一规范，作为整个法律秩序的效力的最高理由，就构成了这一法律秩序的统一体”。其实“所有的成文法都从属于更高层次的规则。……较高层次的制度构成了一种框架，它提供了稳定性并确保低层次规则的协调”。“高级规则保证着规则系统的内在一致性，并控制着规则调整的程序”。有人甚至更进一步认为“……每一个法律规范就是它所调整其创造的另一个规范的‘渊源’。前一规范决定着待创造的那个规范的创造程序与内容。在这个意义上讲，任何‘高级’法律规范就是‘低级’法律规范的‘渊源’”。“一个法律规范的创造通常就是调整该规范的创造的那个高级规范的适用，而一个高级规范的适用通常就是由该高级规范决定的一个低级规范的创造”。从法律规范本身的形式逻辑演绎看，正是法律的等级或位阶及其运行，才有了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结构。

规则或规范不仅制约着规则或规范，而且起着相互链接的作用。一般而言，层级或位阶越高的法律规则或规范越原则，协调链接的作用越大；相反，层级越低的法律规则或规范越具体，协调链接的作用越小。处在底层级的法律非但没有协调链接的作用，其法律功能的发挥还以层级高的法律协调链接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看，法律规则或规范的制度功能是不同的。正是在法律层级至上而下的协调链接中，法律才形成了制度功能一致，协调运作的制度结构。因为“如果各种规则系统形成一个从一般规则到具体规则的层级结构，就能在引导人的行为上更好地发挥作用。具有一般性的普适规则往往是抽象的。它们可以由内化的道德规范构成，或者由在权利法案或‘基本法’中正式制定的一般性外在制度构成。在较具体的制度出现矛盾时，一般规则常常可以对它们进行协调。较具体的规则可以解释许多问题，……统率性规则为低层次规则创建了一个框架。这种层级性的规则系统在外在制度中表现得特别典型”。层级较高的规则或规范是法律结构稳定的基本的条件，“较高层次的制度构成了一种框架，它提供了稳定性并且确保低层次规则的协调。……有规则系统，就可以根据普适性制度系统中的要素来做决定解决办法”。同时，层级较高的规则或规范也是法律制度结构价值追求与未来发展的根据。因为“高级规则决定着低级规则可以规定什么和不可以规定什么，即使在这些低级规则被改变后也是如此，高级规则保证着规则系统的内在一致性，并控制着规则调整的程序。这些元规则指导着那些操纵外在规则系统的(公法)人……在必要时，元规则还会为修改具体的低级规则而颁布公开的程序。因此，高级制度提供了一个框架，它规定可以进行什么样的变革，以及如何就这些变革作决策。这对于制度系统在不同系统在不同时期合乎预期地发挥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当具体的、低级层级的规则必须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环境时，各种较高层级的、具有宪法属性的规则使整个局面保持可预见性。缺少这种制度层级的制度系统限制着演化性适应。从长期来讲，它们很可能将难以保证制度的连续性，并会变得不确定”。显然，根本法决定基本法，基本法又决定了其他法律。根本法与基本法是制度结构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法律制度的灵魂。也只有法律分成了等级或位阶，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才能形成。能源法律分成不同的等级或位阶，也正是能源法律结构形成的前提性条件。

二、能源法律制度结构的存在形态

法律规则或规范是制度的根据，也是制度的存在形态。如果说制度结构是制度的钳合物，法律体系是形式的钳合物，则法律制度结构首先是通过法律体系表现出来的。如果说“一项法律是一个特定的法律体系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的一项有效地存在的规则”，则一个特定的法律体系就是法律制度结构的存在形态。能源法律体系就是能源法律制度结构的存在形态，当然一定是“体系化”的能源法律体系。其实，作为法律规则或规范，诸多能源法律既要与一国其他法律协调链接组成制度结构，使自己成为国家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结构的完整部分，从而获得边际效力和实效；又要相互协调链接，形成能源法律体系和能源法律制度结构，以释放效力与实效。同时，能源法律作为一国能源对策体系的行动对策，必须同其他正式制度协调链接，组成为完整的国家能源对策体系与国家能源制度结构；同时还要与非正式制度协调链接，组成一国能源制度结构，以降低法律执行成本，提高法律效力与实效。显然，能源法律制度结构的存在形态既包括能源法律体系，也包括一国法律体系的其他部分；既包括法律规则或规范，也包括其他非法律规则，既包括正式的规则，也包括非正式的规则。当然，能源法律体系是能源法律制度结构存在的主体，而其他规则或规范则是其存在的制度环境。据此，可以将能源法律制度结构划分出外部结构与内部结构。

能源法律制度外部结构包括：能源法律制度与宪政制度和其他基本法律制度结构，能源法律制度与其他部门法律制度结构，能源法律制度与能源战略、能源政策等正式制度结构，能源法律与非正式制度结构。这些制度结构虽是能源法律制度环境却可能直接决定能源法律从效力走向实效。

能源法律制度与宪法制度和其他基本法律制度结构是能源法律制度结构的基础，或者是制度结构的结构。依据下位法服从上位法的原理，宪法原则和宪政

制度直接决定能源法律制度结构的性质、变迁，也是其赖以存在的表现形态。由于能源作为生产要素或自然资源经常成为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环境保护制度的内容或承载物，一国宪法制度中往往不会直接对能源开发利用单独做出安排。但是宪法原则如可持续发展原则往往成为能源法律制度生命之源及与其他法律制度协调链接的保障，宪法制度就是能源法律基本制度的根据。虽然，宪法原则主要是方向指导和引导，宪法制度也主要是原则，特别是纯粹从一国宪法法典或宪法性文件中直接找到能源法律制度结构存在形态还要进行更多的立法解释。但是宪法是一国所有法律之源，合宪适宪就成为能源法律制度与其他法律制度协调链接的最基本保障。能源领域的民事权利主体及民事行为、财产权及其民事法律责任等制度，政府主体、管理与监管、其他行政行为及行政法律责任制度，刑事责任构成与定罪量刑等制度必须符合民法、行政法和刑法，而这些法律既有原则规定，也有基本制度的具体规定，因而可以成为能源法律制度结构直接表现形态。其实能源法律规则或规范与这些法律规则重叠，能源法律还可以借民法、行政法和刑法等基本法律效力进一步加强自身的效力，为与其他部门法律的协调链接奠定基础。由于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一切正式制度，甚至是非正式制度都必须符合宪法才有效，从一定意义讲，能源法律制度与宪法制度和其他基本法律制度结构是能源法律制度与其他制度协调链接的根本保证。

能源法律制度与其他部门法律制度结构是能源法律制度从规范到操作、从效力到实效的重要条件。大部分能源都具有资源与能源的双重属性，能源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要受到自然资源法与能源法的双重管束。在多部门执法情况下，且不说制度协调链接，仅法律冲突的解决都存在讨论。虽然资源管理更侧重“存量”，而能源管理更侧重“流量”的理念可以为制度设计与安排带来新的思路，但真正做到这两部法律的协调链接依然需要进一步讨论。能源消费与环境污染具有必然联系，节能减排法律制度已经把能源法与环境法推到法律制度整合的边缘，更不用说制度链接的实现。能源法与环境法的制度结构可能是最容易表现的。竞争性市场的理论与实践打破了传统公共事业与自然垄断行业只能独家经营的梦呓，竞争法、反垄断法与能源法规则竞合与制度深度整合可能会为能源法律制度带来生命力。能源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以及普遍服务、节能服务的实现，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相关法律与能源法律制度结构提供了更多空间。以能源基金、合理补贴和燃油税为标志的财政手段的设计，在使税法与能源法制度整合外，还会促使财政税收制度的革命。清洁高效低碳安全能源价格劣势的改变，市场份额的增大，需要价格法与能源法携手打造制度性市场。能源需求以及能源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刺激并拉动着科技法、知识产权法与能源法相关制度的整合。能源法律的制度设计、安排与实施牵连多部部门法律的衔接是一个较复杂的问题，尽管同一位阶的法律协调已经有了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后法优于前法等法则，但是在多部门执法的情况下，行政部门的权力博弈与利益博弈总会最终折射在法律博弈上。因此，在任何国家能源法律制度与其他部门法律制度结构存在与发展都充满了挑战，必须结合国情，用政治家的智慧，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解决这一法律和实践难题。

能源法律制度与能源战略、能源政策等正式制度结构是能源法律制度从理论到规则，从规则到实践的重要条件。能源战略对能源法律具有多重作用，可以是能源法律的思想渊源、制定依据，也可以是能源法律执行工具。能源战略作为一国能源开发利用的总体方略、理论思想纲领，一旦经过立法程序经由议会通过，即获得宪法性文件的效力，完全可以直接成为能源法律制度结构依据。只是要充分利用这一立法资源，而不是闲置起来。由于能源战略是一国对能源开发利用的专门性文件，既面对现实，又涉猎长远，且有前景、远景与愿景描述和重大措施保证，往往在填补宪法规则或规范空缺的同时，还能提升法律的科学性与战略性。因此，有些国家法律甚至明文规定能源战略的内容、效力及其由议会通过的程序等。能源战略如果仅是政府颁布的行政性文件就如同能源白皮书一样，最多具有行政法规的效力，如果是能源部门颁布的行政性文件就成为部门规章了。如是，能源战略就只能成为实施能源法律的工具。寻求法律意义上的能源战略是一国建立科学稳定合理的能源对策体系的核心，能源战略的法律地位确认直接反映出国家能源对策的理性程度。能源政策包括能源规划和计划等能源法律实施的具体措施，能源法律必须保证政府能源政策都纳入法律制度的边界内，这既是政府合理行政和依法行政的要求，也是保证行政程序公正和行政效力的要求。能源政策本身可以有繁简之分，却难有层级之分，无论涉猎哪种经济政治手段，还是关乎哪个领域都必须在能源法律中有所体现。但是一旦有了不同层级或位阶能源法律的支撑，能源政策也能表现出不同的效力，虽然这种效力也可能在实施过程中没有区别，但在能源政策构成中却是有区别的。有时根据其依据的法律不同，而有重点与一般之分。能源法律制度与能源战略、能源政策等正式制度结构庞大，内容丰富，但却是极容易建立并存在的机制。无论是国外的经验总结，还是本国成功能源政策效力的提升，以及政府部门的权力博弈和利益博弈都可能因能源政策的灵活性而更容易实现。从一定意义上讲，能源战略、能源政策还是能源法律与相关法律结构的“润滑剂”，成为降低法律成本的制度结构。当然，能源战略与能源政策也可能起相反的作用。

能源法律与非正式制度结构的直接作用是降低法律成本，提高法律效率。非正式制度包括交易惯例、社会心理等，这些制度更接近民生，往往具有诱致性，成为人们自觉自愿行为规则，属于“无法律的秩序”。能源法律制度设计与其越接近，其制度实施的成本就越低，反之制度实施的成本就越高。“如果随意制定一项法律，与现存的自发秩序不一致，该项法律至少不会受到重视，甚至更糟，使人们的动机扭曲，导致与立法初衷南辕北辙的后果。”能源领域在各国都是政府管理或监管较严的领域，法律制度设计与安排较严也是情理之中。问题是建立秩序才是目的。特别是法律必须符合人们的交易习惯与社会心理，否则法律纵然安排得叠床架屋，也无法建立秩序。因为人们守法的前提是寻求自身利益，而不是法律利益。只有当法律利益与自身利益相吻合时，法律才会让人们自觉自愿遵守，从而法律秩序才能建立起来。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都值得探讨，能源法律制度到现在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制度结构本身可能与能源法制度设计对非正式制度的忽视有关。

能源法律制度内部结构包括：能源基本法与单行能源法律制度结构、单行能源法律之间制度结构。这两个结构是能源法律制度结构主体，将直接决定能源开发利用的绩效。

建立能源法律制度结构必须有能源基本法。能源基本法则是各种能源开发利用都必须遵循的准则，既

是其他能源法律具体规范和具体制度选择与安排的制度基础，也是其他能源法律与制度之间以及能源法律与相关法律与制度之间衔接、协调、匹配的准则，还是法律操作与实施的行动指南。在“规范等级体系”的技术构成上，能源基本法及其制度是一国能源法律体系与法律制度结构的核心，在法律位阶上是其他能源法律的上位法，在法律效力上高于其他能源法律，在法律制度上是其他能源法律制度的“元制度”。从逻辑规则上看，能源基本法应是其他能源法律的“渊源”，而其他能源法律则是能源基本法的“适用，”这也正是能源法律体系和结构得以形成的前提。因而，能源基本法及其制度在一国能源法律体系及其制度结构中具有决定的意义。

从立法程序上看，法律等级或位阶的高低是人为的。但是从法律规范和制度结构来看，法律等级或位阶的高低又是必然的。在一个法律分为三级位阶的立法体系中，如果能源法律都处于单行法的位阶，即最低的等级或位阶，都是具体制度，就可能发生制度协调链接的脱节，更毋庸说形成能源法律体系。因为这些法律并行不悖在各自的领域发生效力，相互间没有约束，甚至没有联系。而作为其依据的民法、行政法、刑法等基本法非但没有直接安排能源基本制度，就连能源安全、能源效率和环境保护等理念都没有，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成为单行能源法律“渊源”，而单行能源法律也不可能成为这些基本法的“适用”。为了保证民法、行政法、刑法等基本法对单行能源法协调链接，二者之间必须有一个衔接法律，即能源基本法，否则“制度之间跨域的相互关系”很难形成。另一方面，协调链接在于形成“制度化关联和制度互补”，法律制度之间的关联与互补也是在法律规范的技术构成中不断渗透和传递的。即使是考虑到制度惯性也必须有规范组成的“共时结构”，否则，上位法的效力再高也无法传递到下位法。其实，任何法律制度都是从整体上发挥制度绩效的，能源基本法就是单行能源法的灵魂。单行能源法实际上离不开能源基本法而存在，单行法律因能源基本法内容、适用方式与功能而同一；因能源基本法内部规范与外部规范而协调；因能源基本法而从效力到实效。其实，在一国能源法的制度结构中具有高级制度、统率性规则或者基础性规则既是建立规则秩序，制度统一完整的需要，也是低级规则和具体制度增强法律效力的需要。因为作为正式制度的法律制度的法律效力是自上而下赋予的，如果没有高一级规则对低级规则的简化和精炼，低级规则的绩效也受到影响。在一个合理的法律结构体系中，应当是既有原则，也有规则。能源基本法更是如此，既是原则又是规则，是原则与规则的统一体。

单行能源法之间本无制度结构可言，只因能源基本法才有了协调链接的可能。这是因为能源基本法是能源共性问题的总结，能源规律的集中，较某一领域能源问题和能源规律总结的能源单行法律更富有理性。能源基本法的法律规范由规则和原则构成，以原则居多，这正是能源基本法发挥作用的原因。“原则是超级规则，是制造其他规则的规则，换句话说，是规则模式或模型。……‘原则’起标准作用，即是人们用来衡量比它次要的规则的价值或效力的规则，‘原则’还有一个意思是指归纳出来的抽象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则是总结许多更小的具体规则的广泛的和一般的规则。”“原则是某种更高级的规则”，是“规则合法化的力量”。原则居多是能源基本法有效协调链接能源法律制度外部结构的要求，更是其有效协调链接能源法律制度内部结构的要求。单行能源法都是规范某一能源领域的具体规则，一般没有交叉或衔接。制度绩效可能仅限于本领域，制度方向可能是分散的。能源基本法则可以使单行能源法制度方向集中，绩效同一。因为单行能源法均派生于或按能源基本法“体系化”，就会使其在初始制度上跨域协调链接，在制度价值与制度绩效上也就具有同一性。因此，从能源基本法制度设计上看，大可不必为能源基本法的原则性规定居多而担忧。当然能源基本法也需要规则性规范，原则的关键职能在于指导规则，则“规则的关键职能是指导行为”。否则能源基本法就会成为单纯的协调法律之法，而不是规范人行为之法。由于“法律制度中起作用的准则不是原则或者抽象的标准”，而是“更实际的规则”。但是即使是规则性规范设计，能源基本法也必须为单行能源法制度协调链接服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单行能源法律形成制度结构，这就要求能源基本法安排能源基本法律制度，并保证其在单行能源法中的实现。

《能源法》要担纲起中国能源法律制度结构建设的重任，就必须成为能源基本法，即中国《立法法》中的“基本法”，而不是“能源领域的基础性法律”。能源问题日益成为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大事。从中国的现实需要看，在政治过程中进行立法博弈的《能源法》，依然可能成为能源基本法，因为《环境保护法》已经吹响了进军基本法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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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肖国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