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变迁政治学论文

摘要：大学治理成本是构建和运行大学治理结构必须重视的问题。在中国当前的现实情境之中，大学治理的成本包括大学治理结构本身运行的固有成本和制度变迁成本两大部分，具体包括大学治理结构多元特性引发的成本、第一类委托代理成本、第二类委托代理成本、投机主义成本以及制度创新引发的摩擦成本。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大学变迁政治学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大学变迁政治学论文 篇1：

知识演进与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迁

关键词： 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知识转型；变迁逻辑

摘要： 在知识演进的作用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迁经历了古代知识型、现代知识型和后现代知识转型等三个发展阶段，新旧知识型转换之间的张力推动着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变革。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迁是一种包容式的发展，新旧组织形态之间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包容关系，这是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发展变迁的基本逻辑。遵循上述逻辑，有效激活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知识活力，对于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有着积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Key words： academic unit，knowledge transformation，transition logic

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是大学从事知识生产传播应用等学术活动的基本单位，知识发展演进对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变革提出了要求和挑战。一般而言，人类知识演进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型：一是由原始知识型向古代知识型转型，二是由古代知识型向现代知识型转型，三是现在正在经历着后现代知识转型[1]46。对应至大学组织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12-18世纪为古代知识型时期；19-20世纪中期为现代知识型时期；20世纪中期至今为后现代知识转型时期。本文按照知识演进的历史来梳理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迁的逻辑，探究知识转型与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迁的历史联系，进一步深化对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演进内在机理的认识。

一、古代知识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

大学滥觞于12世纪的欧洲，大学组织的产生正是古代知识型作用的结果。12世纪，流落到东方的欧洲古典知识重新输入欧洲，古典知识中蕴藏的理性精神与宗教神学相融合，造就了经院哲学的繁荣，为大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知识准备，“中世纪大学的繁荣也是经院哲学的繁荣”[2]109。

就组织形态而言，大学初为师生行会，“很多求知似渴的青年汇集到巴黎和博洛尼亚，他们组成众多行会组织，构成了最初的大学”[3]45。最初的师生行会仅为保护师生权益的组织，并不承担学术职能，例如，“同乡会”（Nation）是相同出生地的学生行会，“教授团”（Faculty）是某一专门知识领域的教师团体，“学舍”（College）则是为学生提供免费的住宿和膳食的场所。因此有学者认为，13世纪“universitas”（university一词的前身）只是表示大学师生组织，并没有学术组织的含义。[4]144-145到了中世纪后期（15世纪），同乡会逐渐消亡；Faculty从“教授团”演变为“学部”此处将faculty译为“学部”，没有采用“学院”等译法，主要是想避免与“college”一词译法的冲突。将faculty称为学部是日本学术界的译法，有关内容可参见：黄福涛：《外国高等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465页；张磊：《欧洲中世纪大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29、145页。，成员包括教师和学生，成为大学实施专业教育的单位；College超出了单纯的住宿功能，演变成承担大学主要教学授课场所的“学院”。师生行会的学术职能逐步凸显，学院和学部也成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制度的肇源。

由于古代知识型坚持形而上学的知识标准，重理论、思辨，轻实践、操作，世俗知识被排斥在大学之外，大学远离世俗世界，成为运用理性证明信仰的“象牙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学知识结构单一，“文、法、神、医”四科基本囊括了大学知识的全部，而且都被打上了宗教神学的烙印；知识活动单一，知识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播上帝存在的合法性，教学成为大学唯一制度化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的知识活动大多是围绕单个学者而进行的，大学处于单层次的结构中，单个的学部或学院散布在大学之中，有时甚至就是大学组织本身。学部和学院虽然已经成为学术组织，但却很难被称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

学部与学院成为制度化的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发生在16世纪。在文艺复兴的影响下，知识发展逐渐摆脱了宗教神学的禁锢，古代知识型的知识标准遭到强烈地动摇，大学知识开始突破经院哲学的藩篱，转而关注知识理性对培养理想人格的价值。大学的知识活动开始以提升人的修养、促进人的美德为目的，而不再仅仅是为了证明“神”的伟大，研读古典文献和学习语言文法成为大学流行的学术方式。这种变化的结果是语言文法修辞等与经院哲学相对立的古典人文学科知识逐渐在大学里建立起了自己的地位。

随着古典文科知识与经院神学在大学的此消彼长，大学知识逐步呈现出世俗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从16世纪开始，大学知识逐渐改变了“混沌不分”的面貌，例如，16世纪的哥廷根大学已在文科学部中新设政治学、自然历史、地理、外交学、数学、科学、艺术、古代和近代语言等课程[5]。大学知识体系的丰富对大学组织沿着专门化的方向进行分化和发展提出了要求。大学开始分化为双层结构，典型的例子有，建于1538年的斯特拉斯堡大学，这所大学具有双层结构，底层是传授人文学科的学院，在学院之上有一层准大学性质的上层结构。[6]68由此大学基层学术正式形成了，“在欧洲大陆，以法国和德意志地区大学为代表，教师按学科组织成学部，实行集中教学，大学建立在学部（Faculty）的基础上；在英格兰，以牛津和剑桥大学为代表，大学内有按照日常生活组建的教师和学生组织——学院（College），大学教学分散在学院中进行”[6]68。学部和学院成为近代早期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两大基本形态。

二、现代知识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

正如恩格斯所言，“文艺复兴以后，自然科学第一次得到系统的、全面的发展”[7]446。17-18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为现代知识型的确立提供了条件。以16世纪人文主义复兴为起点，至19世纪现代知识型确立，大学处于古代知识型向现代知识型转型的阶段。

自然科学发展不可避免地消解着建立在旧知识基础上的价值观念，大学面临着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等多重知识标准的影响。理性主义将数理逻辑作为理性的奠基，经验主义把观察与实验作为获取知识的主要方法。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从根本上否定了形而上学知识标准的合法性，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认识论的指导，但在向大学进军的征途中却遇到了人文主义的强烈阻碍，在知识的标准以及获取知识的方法上产生了分歧。知识本源是什么？是感觉经验还是先天的观念；知识活动的价值在何处？是培育美德，还是追求实用，或是知识本身就是目的；获取知识的方法是什么？是回到古典著作，还是通过经验的归纳或是进行理性的演绎。面对知识转型的冲突，大学在17、18世纪毫无作为，依旧沉浸在经院哲学与古典文科的泥沼之中。科学革命与思想启蒙在大学之外轰轰烈烈地进行，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大学日趋保守而失去了知识生产的中心地位，以至于有学者认为“17、18世纪是欧洲大学史上的黑暗时代” [8]2728。这种局面在19世纪得以改观。以洪堡创立柏林大学为起点，大学主动适应现代知识型的发展需要，对自身的知识标准和认知方法进行调适，大学内部孕育出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新制度。

首先，“习明纳”的制度化。习明纳是一种强调师生对话互动，共同研讨的新的教学方法，“从教授和学生非正式的集会演进而来，以师生对话取代教师的独白”[9]28。在1820年之前，习明纳并没有在大学广泛采用，“直到1820年，习明纳仅少量存在于哲学、语言学等人文学科，且其预备功能多于研究功能。”[10]58在德国政府的资助下，1820年以后习明纳从哲学和神学领域向自然科学领域扩张，形式日益正规，并有了固定的场所、独立的图书馆和有保障的活动经费，成为德国大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基本单位。习明纳不再以训练学生掌握经典，熟悉文献为首要目标，而是以培养学生思考能力，培养学生从事创造性研究的能力为价值导向。习明纳因此而被成为“科学研究的苗圃”[10]60。

其次，“实验室”的制度化。实验室是科学家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也是“新型的科学家训练方式”[11]66，不过由于不符合古代知识型的知识标准，实验室长期徘徊在大学之外。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是，1826年化学家李比希在吉森大学创建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中，李比希彻底打破自然哲学式的传统教学方式，把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相结合，在完成理论教学的同时组织学生开展系统的实验研究训练，使得学生有可能很快掌握并且利用实验仪器开展科学研究。实验室不仅是为了教学而存在，而且同时能够不断贡献新的知识。为此，李比希实验室被称为“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的近代教学-科研实验室”[9]25。李比希实验室在吉森大学的成功意味着观察和实验等实证性的知识生产方式已经被大学接受，这对科学知识在大学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如有学者所言，“大学的实验室对科学的价值如同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画室”[9]27。

另外，“专科教授”的制度化。自然科学迅速发展带动了知识领域分化加速，大学知识的专门化程度不断提高。这使得中世纪百科全书式的教授已不可能存在，教授放弃了传授普遍知识的努力，一个领域的专家可能对另一个领域的专家一无所知，“学者们的最小共同之处是那种对他们来说都是共同的知识，因为他们所研究的领域都是专门化的，互相独立的。”[12]107传统英式学院中的全科讲师已经不能胜任专科教授的要求，从16世纪下半叶起，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就采用设立单科教授职位以取代传统的教师负责全部学科教学的做法，这被伯顿·克拉克誉为“对知识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12]37。大约在同一时期，一些德国大学也出现了少数教授固定负责单门学科的现象，为讲座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克拉克教授这样评价道，“从1558年莱比锡大学的发展可以看出讲座制已基本成型。”[13]44

习明纳、实验室、专科教授，这些都是促使大学接纳现代知识型的制度性要素，讲座（Chair System）与学系（Academic Department）成为制度化的大学基层学术组织也因此而顺理成章。讲座组织真正成熟是在19世纪的德国大学中实现的。“1809年，柏林大学在学部下设立由讲座教授主持的研究所，并通过制度化的途径使得讲座成为德国大学最基本的教学科研单位。”[14]柏林大学讲座制的特点在于：一是专科教授的聘任得以制度化，教授聘任的标准更加看重知识创新的水平，“致力于专门科学研究作为主要要求，把授课效能仅作为次要的问题来考虑。”[15]125二是在讲座中通过习明纳、研究所、实验室等制度化的形式，要求教师和学生开展发现式的教学，把学习知识与探索真理结合起来。

学系产生于英格兰的城市大学。这些19世纪才出现的“新大学借鉴了苏格兰大学设立单科教授取代全科导师做法，将系设为大学结构中的最低层级”。 [9]65与德国大学一样，新大学的系是建立在分化的学科的基础上，一个系就是一个学科，从而改变了传统学院囊括全部知识的局面。不过，英格兰大学学系建立地并不彻底，直到19世纪后期，牛津剑桥仍然强有力地坚持寄宿学院的传统。学系被美国大学最早普遍采用。“到1890年，美国规模较大的大学都设立系。到20世纪初，所有的大学均设立了系或学院的建制。”[10]194

正是由于讲座和学系等基层学术组织的制度化，科学知识在大学活动获得了建制，取得了稳定的组织形态，赢得了持续发展的动力。不仅如此，大学知识的包容性也得以拓展，大学知识不仅来源于理性思辨，还可以来源于感觉经验；大学知识的认知方法不仅需要注重文本和思辨，还可以接纳观察、实验等实证的方法。这极大地改变了大学知识的图景，大学不仅可以生产和传播古典文科知识，还包括了物理、化学、生物等现代意义的学科知识，知识分类愈加精细，大学因此而重返知识生产的中心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讲座和学系组织的兴起后学部和学院从事知识生产传播的学术职能逐步弱化，更多地承担起大学行政管理的职能，学部和学院逐渐蜕变为大学的中层组织。

三、后现代知识转型中的大学基层学术组织

吊诡的是，现代知识型在20世纪的发展反而成为大学知识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从20世纪后半叶起，大学再次陷入知识转型的持续张力与冲突之中。首先，现代知识型所遵循的知识分化和专门化的发展逻辑导致了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不断分化与膨胀，增加了大学的离散性和管理难度，大学组织甚至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如何提高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结构的整合性和协同性成为大学组织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其次，现代知识型所坚持的“学院科学”的规范阻碍了大学对社会需求的回应，在社会问责呼声高涨的20世纪后半叶，大学已经不能够再以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为名而回避自身的社会责任。

后现代知识型在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为大学解决这一发展难题提供了基础。后现代知识型的突出贡献在于强调知识的多元标准，尤其对现代知识型所推崇的知识的客观性、普遍性和价值无涉提出质疑，认为知识只能是文化情境下的产物，不存在纯粹客观和价值中立的知识。由于后现代知识型强调知识生产的情境性，这为大学知识活动走出学院科学的局限，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后现代知识转型的影响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发展呈现出更多的模式选择，呈现出新的特点。

其一，跨学科组织兴起。由于更多的知识生产发生在以应用为目的的情境之中，“基础”与“应用”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不断交互，大学基层学术组织需要克服规模小、学科单一的不足，提升解决复杂科学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的能力。于是在二战之后，跨学科组织在大学普遍兴起。大学通过建立形式多样的跨学科课题组、跨学科计划、跨学科实验室、跨学科研究中心等，在不同学科的讲座、学系组织之间建构出矩阵式的组织结构，避免了大学知识因过度分化而潜在分裂的危险，从一定程度缓解了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知识生产专门化与知识应用综合化的张力，为学系、讲座、研究所等传统学科组织在大学的继续存在提供了制度空间。正如盖格（Geiger，R.L.）所言，“美国大学当初在院系组织内部成立跨学科研究组织，或者单独成立校属的跨学科研究组织，为的是开展传统院系组织不能开展的问题导向的项目研究，是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张力的‘缓冲器’，起到缓冲的作用”[16]。

其二，异质性增强。由于意识到知识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联，科学发展对公共利益影响攸关，更多的团体和组织希望参与到大学知识生产活动中来，知识不再局限于学者个体的认知行为，也不单纯是知识共同体内部互动的实践行为，日益演变为“包括科学家、政治家、企业家，以及其他多种社会角色磋商互动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17]16。发展科学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建立紧密的联系。正如斯坦福大学亨利·埃兹科维茨教授的“创新三螺旋（Triple Helix）”理论所述，大学与政府、企业在知识创新中建立起交互作用、协同演进的关系，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教学科研活动也与产业创新活动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与交流关系，无论是在成员构成、绩效目标或是知识生产方式上，基层学术组织的异质性显著增强。

其三，组织结构也更加弹性灵活。由于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往往是动态变化的，研究不同的课题往往需要积聚不同的研究人员和不同学术资源，因而高水平大学里始终动态维持一批以项目为基础的基层学术组织。与传统基层学术组织不同的是，这些新型基层学术组织围绕某一问题或研究任务设立，组织形态多样且结构化程度低，没有学科、时间、规模的约束，对建制的稳定性也没有特别的要求，能够根据工作的需要，随时集中不同学科人员和资源，在完成项目和任务后自行决定是否继续还是取消。组织结构的弹性和灵活性大大增强了大学知识生产的适应性，使得大学底部充满了知识创新的活力。

四、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迁的逻辑反思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在新旧知识型转换之间的张力推动着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变革。当新的知识标准不能够在大学里被兼容时，基层学术组织就需要在制度上进行变革，用以消解新旧知识型转换之间的张力，确保大学进行新知识生产的活力。现代知识型功能目标确立后，大学需要更新基层学术组织以适应科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活动，为此，大学衍生出了讲座和学系组织，创造出习明纳、实验室和专科教授等新的知识制度，用以包容知识分化和专门化不断提高的趋势，为观察、实验等实证式的知识生产方式提供制度支持；在后现代知识转型的过程中，为了保证大学能够承担起生产传播社会性、境遇性知识的责任，避免大学因知识过度分化而导致组织分裂的潜在危险，基层学术组织又通过组建跨学科组织、增强组织的异质性以及创造出弹性灵活的组织结构，使得大学能够继续保持知识活力。更加值得关注的是，虽然新旧知识型之间充满着持续的张力与冲突，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演变并不是沿袭线性的逻辑，也即新的组织形态并没有替代传统组织形态，而是将旧的组织形态通过新的组织形态得以扩展，并且重新巩固自身在大学的合法性。例如，讲座和学系组织的制度化并没有替代传统的学部与学院组织，学部与学院继续在大学中存在至今，只是淡化了知识生产的学术职能，转换角色成为大学的中层管理组织；跨学科组织的出现也没有替代传统的学系和研究所，而是在跨学科组织与学系、研究所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弹性灵活的矩阵结构，用以承担学系和研究所不能承担的知识职能，为学系和研究所在大学的继续存在拓展了空间。

因此，我们认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演进是一种包容式的发展，新旧组织形态之间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包容关系，建立新的学术组织，既克服传统组织结构的不足，又不打破原有的学术组织结构，这是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发展变迁的历史经验。正像伯顿·克拉克所言，“历史上高教系统的变化通常采用这样一种折衷方式，即新的单位绕过旧的单位，而旧的单位依然存在”[18]。可以预见提高基层学术组织形态和结构的多样性和适切性应作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革与发展的主要任务。

推动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革对于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也具有重要而紧迫的现实意义。当前，我国正处于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推进期，“大学在创新驱动发展中与国家同行”[19]242已取得共识。从大学组织的发展逻辑来看，基层学术组织在大学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基层学术组织的知识活力直接决定着大学的学术水平，也从整体上决定着区域或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创新能力。因此，大学创新能力提升必将最终落脚于基层学术组织知识活力的提升与释放。注重激活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知识创新活力，不仅是近千年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逻辑，也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现实选择。从我国大学发展现状来看，创新驱动发展需要建立知识生产的协同机制，大学基层学术组织不仅要成为大学知识活动的基本单元，更加要成为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中联结多学科、多主体之间的组织界面，为推动知识跨组织边界流动，合作实现创新目标提供机制保证。目前，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分散、封闭、割裂”的状态还未能得以根本改变，基层学术组织知识创新活力不足仍是制约我国高等教育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在此背景下，推动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革，提高基层学术组织协同知识创新的能力应当成为当前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推动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改革必须理性，必须重视汲取历史经验。当前，国内一些大学在探索基层学术组织改革中呈现出片面追求“大平台、大团队、大项目”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思路，忽视了传统学科组织的历史贡献和存在价值，任其发展势必破坏基层学术组织多样化的生态结构，也违背了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发展的基本逻辑。应该以提高基层学术组织形态与结构的多样性和适切性为目标，既要建立面向学科、比较稳定的基层学术组织，也要建立面向问题、动态的基层学术组织；既要建立单一学科的基层学术组织，也要建立跨学科的基层学术组织；既要建立实体性的基层学术组织，也要建立虚拟形式的基层学术组织。只有进一步提高组织结构的弹性和灵活性，提高基层学术组织知识生产的包容性，才能真正适应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要求。建立更加开放、多样和包容的基层学术组织结构形态应成为大学改革与发展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石中英.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2]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M].李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Haskins，C.H.The Rise of Universities[M].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1.

[4]Pedersen，O.The First University：studium Generale and the Origins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Europe[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5]黄福涛.欧洲高等教育近代化的类型与道路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1999（1）：9498.

[6]希尔德·德·里德-西蒙斯.欧洲大学史：第2卷[M].贺国庆，等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

[7]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菲利普·阿特巴赫.比较高等教育[M].符娟明，等译.北京：文化教育出版社，1985.

[9]伯顿·克拉克.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10]贺国庆.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11]华勒斯坦.学科·知识·权力[M].刘健芝，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12]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13]Clark，W.Academic Charism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Research Universit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

[14]伍醒.从讲座制起源看19世纪大学学科制度化的变革意义[J].中国高教研究.2013（8）：3742.

[15]弗·鲍尔森.德国教育史[M].滕大春，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16]Geiger，R.L.Organized Research Uints：Their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Research[J].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1990（1）：119.

[17]李正风：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及其演变组织[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18]万玉凤.高校在创新驱动发展中与国家同向前行[N].中国教育报，20150727（01）.

[19]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马陵合

作者：伍醒

大学变迁政治学论文 篇2：

大学治理成本的生成与控制

摘 要：大学治理成本是构建和运行大学治理结构必须重视的问题。在中国当前的现实情境之中，大学治理的成本包括大学治理结构本身运行的固有成本和制度变迁成本两大部分，具体包括大学治理结构多元特性引发的成本、第一类委托代理成本、第二类委托代理成本、投机主义成本以及制度创新引发的摩擦成本。依据大学治理的效率原则、长期收益原则和尊重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权益原则，对大学治理结构进行非封闭性构建可以有效的降低大学治理成本。

关键词：大学治理；成本；控制

一、研究的缘起

大学治理是近几年来教育管理研究领域最热门的词语之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更是明确提出建设大学治理结构。在近几年乃至今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之内，构建什么样的大学治理结构和如何构建大学治理结构将是教育主管部门和大学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前大学治理阶段的制度安排在大学外部大多权力归属于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在大学内部则权力多归于科层管理体系，带有行政性与垄断性。一方面目前的大学管理制度满足不了大学发展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却因为庞大的负向制度剩余，同样需要支付制度租金，甚至产生盈余的管理动机，衍生了相当制度寻租的空间。而现代大学则需要超脱于公立与私立的两分，而成为第三部门。大学治理结构构建的因由就是现在的大学管理制度满足不了现代大学的需求。

大学治理脱胎于公司治理。在公司治理这个大学治理胎盘的研究中，治理成本已经不是一个新的学术语汇。而目前在对大学治理的研究中，治理成本问题却很少有人做深入的探究。治理成本问题恰恰是构建大学治理结构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话题。虽然构建大学治理结构已经在学术界和教育行政部门取得了广泛的一致，但是在大学治理结构的构建过程中如何控制大学治理结构的构建成本则是一个不容忽视和回避的问题。构建大学治理结构的目标是理想的，但如果不加考虑大学治理结构的成本和控制，最后结果则有可能偏离目标甚远，甚至以失败告终。

在中国的现实情境之下，大学治理结构的构建还是一个制度变迁问题。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制度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所谓“潜在利润”就是“外部利润”，是一种在已有的制度安排结构中主体无法获取的利润。[1]只有这种预期的“潜在利润”超过变迁成本之时，制度变迁才有可能得以实现。本文拟从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的视角探讨大学治理成本的生成机理及其控制路径，为大学治理结构的建设提供参考。

二、大学治理成本的界定

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无对大学治理成本的明确定义，也无对大学治理成本内涵外延的描述。对于“治理成本”的研究大多见于公司治理成本的研究文献，也有少量见于对政府治理、公共治理研究的文献之中。国内较早提出治理成本概念的是李维安和武立东。①由于治理结构本身也可视之为一种制度，所以与“治理成本”比较相近的一个概念则是“制度成本”。“制度成本”是随着新制度政治学、新制度社会学的兴起，使得经济学中“交易成本”概念在这两个学科的研究中逐步体现出其局限性而得以提出的一个概念。汪丁丁、李建德、张旭昆、杨光斌等人在具体的研究中对“制度成本”进行了定义。②

参照现有的基于公司治理、政府治理所提出的治理成本概念，以及“制度成本”的定义，笔者认为，大学治理成本是指大学治理结构建立和实施所付出的所有代价，至少可以包含制度经济学视域中的制度变迁产生的成本和信息经济学视域中的大学治理固有成本两大部分。

（一）制度变迁产生的成本

在制度经济学语境和中国的现实命题中，建设大学治理结构是一种由前大学治理制度向大学治理制度过渡的制度变迁过程。制度存在的意义在于规范组织和人的行为，降低交易费用，减少组织内外部的不确定性。大学治理结构存在的意义则在于规范取得自主权后的大学之行为，降低大学内外部的不确定性，减少大学组织运行成本，并通过增加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度而获得外部行动者的资源支持。制度变迁的成本主要由制度摩擦成本和投机成本构成。由于制度变迁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利益调整和再分配的过程[2]，所以在由前大学治理制度向大学治理制度变迁的过程必然造成或大或小的利益冲突。原有的权力控制者和既得利益者不会把既有权力和利益拱手相让，必然对大学治理结构抱以一种抵抗的心态，产生抵抗行为。即便是最后双方达成一定的妥协，也会造成一定的妥协成本。这势必和大学治理结构中需要获得权力的治理主体产生利益冲突。而大学管理制度变迁中的这些利益冲突必然造成一定的利益损失，即摩擦成本，或者叫做制度创立成本。此外，制度变迁成本还包括机会成本。新制度生成后的机会成本因旧制度利益获得者在新制度推进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变异为向新制度寻租的成本。[3]也可称之为投机主义成本。

（二）大学治理固有成本

任何制度的实施都有不可避免的成本。大学治理固有成本是指维持大学治理有效运作而发生的成本，主要包括大学治理的组织结构本身发生的成本以及大学治理活动的组织协调成本。从制度生命周期的角度看，大学治理结构作为一种制度，本身为了达到既定的目标，其制定、执行、评价都需要一定的资源投入，这一部分资源投入可称之为制度的固定成本。因而，制度的固定成本可分为制定成本、执行成本、评价成本以及制度偏离原定目标的成本（也可称之为失败成本）。从信息经济学的视角看，大学治理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治理主体与管理人员的代理问题，另一个是作为强势治理主体的政府同其他弱势治理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第二类代理成本主要指大学治理控制性治理主体与其他分散治理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或代理问题造成的成本。其本质仍然是由于治理主体之间的信息非对称引起的。按照信息经济学对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划分标准，作为信息知情者的控制性治理主体成为代理人而分散的治理主体则成为委托人。对应于这两个问题，大学治理的固有成本则主要是委托代理成本，代理成本主要是委托方决策之后为了保证代理方按决策方案执行所要付出的成本，主要包括第一类委托代理成本和第二类委托代理成本。第一类委托代理成本是指大学治理主体同管理者之间委托代理所产生的成本。因为作为委托人的治理主体同作为代理人的管理者之间总是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第二类委托代理成本是强势的治理主体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的“隧道行为”，侵害弱势治理主体的利益，从而使得整个大学利益受损。同样，强势治理主体和弱势治理主体之间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此外，还有一点必须要指出的是，大学治理固有成本还包含一块十分重要的部分，那就是决策成本。决策成本主要是由决策目标不一致所引发的成本和缺乏决策信息所引发的成本。大学治理的命题本身就蕴含着多元利益冲突。由于大学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及治理主体利益的不一致，必然导致决策目标不一致。而决策目标的不一致必然需要在治理结构之中博弈、妥协然后形成统一决策。这些博弈、妥协引发的成本也是大学治理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综合而言，大学治理的固有成本主要包含代理成本和决策成本。

三、大学治理成本的生成

大学治理虽脱胎于公司治理，却因为本体性质不同而使得大学治理与公司治理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公司属于私人性质，用产权理论就足以分析公司治理结构的构成和权利分割。大学则属于第三部门。由于大学不是那种必须根据其资产来确定其产出边界的组织，其人力资本的价值通常远远超过其固定资产的价值。[4]所以大学的目标取向远不如公司单一，它的治理结构和权利分割远比公司治理要复杂，不仅牵涉到产权问题还牵涉到广义上的法权问题。因而大学治理与公司治理的权利形态、权利主体、价值取向、权力运作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差异。而这些显著差异导致大学治理结构与公司有很大差异，最终导致大学治理成本的生成同公司治理成本的生成存在一些区别。

对于教育生产和科研生产来说，大学治理结构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一种内生变量，同教师、教学硬件等资源一起对教育生产做出反应。所以，大学在利用大学治理结构这一制度安排的要素时，必然要生成一定的成本。合理地确认构建大学治理结构的成本是大学治理结构得以存在和实现的重要前提。

（一）大学治理结构多元特性引发的成本

现代大学是一个利益共生体，因而与之相适配的合理的大学治理结构必然逃不开“多元”特征。首先，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就意味着必然需要增加更多有效的共生节点，增强各节点之间的共生能量。所谓的共生节点是指共生组织之间信息和资源流通的连接点。而事实上，大学和治理主体之间的任何信息和资源流动都是有阻尼系数的。阻尼系数越大，信息和资源传递的损耗就越大。增加共生节点就意味着信息和资源传递的损耗就越多。其次，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还意味着不同治理主体利益诉求的离散化。利益诉求离散化必然导致决策目标的不一致，而决策目标不一致必然引发一定的成本。然而，从广义法权意义上讲，这些利益诉求的离散化确是合理的。所以要达成一致的决策目标就必须经历“谈判—妥协—一致”的过程。此过程中的妥协成本和由谈判到达成一致所耽误的时间也是要付出一定成本的。上面两个方面所产生的利益损耗是大学治理结构必须要承担的成本，属于制度交易成本，是大学治理固定成本的组成部分之一。由大学治理结构本身所带来和增加的阻尼所引发的固定成本只能通过技术安排降低，却不能完全免除。

（二）大学治理结构的第一类委托代理成本

现代大学治理结构的第一类委托代理成本指由于大学治理主体缺乏关于大学行政管理人员努力与客观状态的充分信息而发生的权益损失。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大学治理主体确定的依据是大学利益相关者理论。大学之所以被看作是一个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是因为大学提供的教学科研服务具有典型的正外部性和公共效用不可分割性等特点。[5]而大学学术人员是大学提供教学科研服务的核心元素，因而，大学学术人员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大学的战略利益相关者。也因为此原因，大学学术人员当之无愧地成为大学治理的战略治理主体。当然，作为大学的主要投资者，政府也是大学的战略治理主体。此外，高等教育自实施成本分担以来，学生及其家庭也成为了大学的投资者，也是理所当然的大学治理主体。显然，这些治理主体都不一定完全获得充足的大学运营信息，而第一线的管理者则拥有相对充足的信息。加上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刚性行政管理，导致第一线管理者将“低风险契约”取代“最优契约”，造成效率损失。

（三）大学治理结构构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投机主义成本

大学治理结构构建中的投机主义成本是指在大学治理制度构建中前大学治理结构的权力控制者通过各种投机方式在“合法外衣”之下继续行“内部人控制”之实质所带来的成本。它实质上是前大学治理制度中不协调成本的一种形式异化。大学治理的投机主义成本容易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得到扩大。如果投机主义成本控制不当，大学治理结构将会有名存而实无的危险，大学治理结构的构建将有“换汤不换药”，甚至是全面失败的危险。这一部分成本是可以也应该通过合理的安排控制为零的成本。

（四）大学治理结构构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第二类委托代理成本

大学治理结构的第二类委托代理成本主要是由大学治理主体利益不一致引发的成本。之所以会产生第二类委托代理成本是由于大学治理的强势治理主体和弱势治理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毋庸讳言，大学治理的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利益指向是不一致的。对于政府而言，希望大学组织的外部效应最大化；作为大学战略治理主体之一的大学科研人员则希望有好的科研平台，以最佳状态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并获得相应的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回报；而对于学生及其家庭等非独立性弱势治理主体而言，利益目标指向则可能是获得有用的知识，并利用所学获取经济利益。多元治理主体的利益指向虽然可以在某一程度达成一致，但确实存在一定的不一致性。现代大学之所以需要大学治理结构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一个重要的合法因由就是保障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利益。大学治理结构无论如何终究是要通过委托—代理的方式得以实现的。对于一些核心的治理主体，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可能相对较低；而对于一些弱势的治理主体（包括学生及其家庭等），信息不对称程度则相对较高。如此，大学治理权利的强势主体则有可能通过“隧道挖掘”的方式将治理权利把持在手中，而将这些“剩余责任”和成本转移给弱势治理主体。一个良好的大学治理结构应当防止第二类委托代理成本的产生。

（五）制度创新引发的摩擦成本

制度创新引发的摩擦成本主要是指以大学治理结构取代前大学治理结构而产生制度摩擦所造成的成本。构建大学治理结构的过程实际上是大学产权结构由集中到分散和大学组织结构由集权到分权的变革过程。尽管大学治理结构适应现代大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制度创新所引发的摩擦成本仍然是存在的。它包括大学治理制度与前大学治理制度不衔接和冲突而造成的损失。这种前大学治理结构向大学治理结构过渡中的摩擦成本从现实角度来说可能不可避免，但从理性角度出发应该降至最低。

四、大学治理成本的合理标准

任何治理都会带来一定的成本，且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大学治理亦是如此。大学治理结构作为一种不同于公司治理和公共治理的特殊治理结构，其成本合理与否的标准较之公司治理和公共治理而言更加复杂。由于大学组织本身并不是完全追求经济效益的组织，其内外部效益也不仅限于经济效益，所以其治理成本的合理标准也不能仅考虑效率原则和长期收益原则，还应从广泛的法权意义出发，考虑尊重和保护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权益原则。

（一）效率原则

大学治理效率和大学治理成本总是对偶存在。大学治理的效率是指在大学治理环境及其变迁中，大学功能的实现程度与大学治理成本的比例程度。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大学治理效率和公司治理效率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都需要高效率。事实上，作为一种大学治理结构，越能够充分发挥大学的功用，其成本也就越高。所以大学治理成本并不是越低就越合理，其合理的标准可以通过治理效率得以体现。所谓大学治理成本合理的效率原则是要求大学的治理效率一定要超过前大学治理结构的效率。亦即，在相同成本付出的情况下，大学治理结构应当比前大学治理结构更能发挥大学的功用。第二，大学治理成本的效率原则还要求大学治理结构对大学功用的发挥作用达到和超过各治理主体对大学治理作用的最低预期标准。

（二）长期收益原则

大学治理结构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从制度周期来说也是有一定的周期的。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有一个从构建到变迁的过程。虽然大学制度目前是学界公认的最能同现代大学相适切的制度安排，但将来随着环境的变化终将要完成它的使命，被其它更优的制度所替代。诚如前所述，制度的变迁都是要付出成本的，因而大学治理结构成本的合理与否还要考虑其被更优制度替代时的沉淀成本消化的问题。这里所说的沉淀成本是指大学在构建治理结构的过程中已经付出的某些费用,这些费用在现在或将来治理期间摊入成本费用，但在被更优制度替代时不可回收。一个合理的大学治理成本还要求大学治理结构构建的沉淀成本能够动态消化。制度收益时间越长，大学治理中的沉淀成本就能在治理的动态过程中消化得越充分。所以，大学治理成本合理与否的判断标准还应当考虑大学治理收益周期的长短。在设计大学治理结构时要在有效率的前提之下尽可能地保持其长期收益。

（三）尊重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权益原则

如前所述，大学治理结构不仅牵涉到产权问题，还涉及广义上的法权问题。这是由现代大学超脱于公私两分的第三部门性质决定的。它不仅要尊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尊重利益相关者的治理权力。尊重和体现所有利益相关者权益原则的关键是保护包括非独立性治理主体在内的弱势治理主体的权益。大学治理对大学弱势治理主体利益的保障程度是衡量大学治理结构完善程度和大学治理成本合理与否的重要度量标准。现代大学已经从“象牙塔”演变成“黄金岛”，超越公私分明的界限，成为第三部门，是一个复杂的利益共生体。短期来看，如果将非独立性治理主体的权益排除在外，的确可以减少治理成本，这往往也是代理人因其“好逸性”所乐意为之的事情，因为大学非独立性治理主体由于其分散性与边缘性往往引发较高的治理成本。但长期看，非独立性治理主体如果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必然减弱大学治理结构的功用。非独立性治理主体虽然具有边缘性，但从总量上来说十分庞大，对大学的支持作用确是长期的，可谓“聚沙成塔、积土成山”，一旦其权益长期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和尊重便可能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并且增加大学治理的其它成本。因而，尊重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权益原则也是大学治理结构构建的治理主体“多元化”题中要旨之一。

五、大学治理成本的节减

大学治理成本的节减是将大学治理结构构建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成本控制在最低，杜绝不协调的成本。其目的是更好地利用固定单位数的治理成本取得最优的治理效果，将现代大学的功能发挥到最大，并保障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达到大学治理结构长期有效运行。总体而言，大学治理成本可以通过大学治理结构设计的非闭合性得到节减。治理结构的非闭合性主要体现在治理结构的兼容性、信息透明性、可拓展性三个主要方面。

（一）大学治理结构的兼容性

大学治理结构设计的非闭合性首先要求大学治理结构的兼容性。大学治理结构的兼容性主要是指大学治理结构同大学治理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兼容以及大学核心治理主体和弱势治理主体间利益兼容。新制度的构建初期，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总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兼容。旧的制度文化和旧制度约束下的思想总是有一部分同新的正式制度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兼容。而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不兼容将降低大学治理结构发挥功用的效率，并增加大学治理结构多元特性引发的成本。反之亦然。大学治理结构的兼容性要求正式制度设计体现一种“弱利他主义”性格，并且利用“弱利他主义”改造非正式制度，养成一种“弱利他主义”治理文化。

（二）大学治理结构的信息透明性

大学治理结构设计的非闭合性还要求治理信息透明，以增加信息的对称性。委托代理机制所产生第一类委托代理成本和第二类委托代理成本都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所引发。首先，大学治理结构的信息透明有利于整体上增强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对称性，从而降低第一类委托代理成本。其次，大学治理结构的信息透明还能够增加核心治理主体和弱势治理主体之间的信息对称，防止“隧道挖掘”行为的产生，并且能够降低非独立性大学治理主体参与大学治理的成本。治理信息的公开化和透明化程度越高，弱势治理主体（包括非独立性治理主体）越了解大学运营状况，就越有利于激发他们的治理热情。总之，大学治理结构的信息透明性可以通过改善大学治理主受体间、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从而降低委托代理成本，还可以抑制制度投机主义行为，防止投机主义成本的发生。

（三）大学治理结构的可拓展性

大学治理结构的可拓展性是大学治理结构设计非闭合性的又一个重要蕴意，它包括对前大学治理制度的可拓展性和本身持续改善的可拓展性。对前大学治理制度的可拓展性又可称之为向后的拓展性，是指能够吸纳前大学制度中的合理元素。它能够避免制度交接中一些不必要的摩擦成本。大学治理结构本身持续改善的可拓展性又可称之为向前的拓展性。它可以根据制度环境的变化不断吸收新的治理元素，提高沉淀成本的动态消化效率，减少大学治理制度自身完善过程中所形成的沉淀成本。

注释：

①李维安和武立东在《南开管理评论》1999 年第4期中撰文《企业集团的公司治理——规模起点、治理边界及子公司治理》，基于公司治理提出了治理成本概念。

②具体定义参见张广利与陈丰发表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的《制度成本的研究缘起、内涵及其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朱巧琳,卢现祥.非市场化制度安排、制度租金与制度成本[J].财贸经济,2002(11):71.

[2]杨秀芹.论高等教育制度变迁中的成本损失[J].江苏高教,2009(6):57.

[3]汪洪涛.论制度变迁中发生的成本性质[J].学术月刊,2003(7):54.

[4]龚怡祖.现代大学治理结构：真实命题及中国语境[J].公共管理学报,2008(4):72.

[5]龚怡祖.漫说大学治理结构[J].复旦教育论坛,2009(3):49.

（责任编辑 刘第红）

作者：罗泽意

大学变迁政治学论文 篇3：

论钱端升的政治学思想

【摘 要】钱端升（1900～1990）是我国著名的宪法学家、政治学家。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致力于宪法学、政治学的理论与实践工作。本文尝试梳理钱端升的政治学思想的来源，以及他一生对中国政治学的贡献。

【关键词】钱端升 政治学 贡献

一 钱端升研究现状综述

钱端升（1900～1990）是我国著名的宪法学家、政治学家，他的一生著作丰富，如《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府》、《比较宪法》（与王世杰合著），还担任过《现代评论》和《益世报》的主笔以及《现代评论》的主编。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外出版了两部研究钱端升的著作，发表论文几十篇，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涉及钱端升对中国政治学的贡献。

1．国外的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钱端升的研究，专著有美国的恰末尔斯的《社会主义花园中的思想毒草：以钱端升为例》，以及美国易社强的论文《大学教授的论坛——西南联大与中国知识分子》。

2．国内的研究现状

第一，（1）目前，就国内出版的、直接涉及钱端升的著作只有两本：《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和《钱端升先生纪念文集》。这两本书的出版，概述钱端升在政治学的成就，书中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政治上，由于书的篇目有限，并没有系统地收录钱端升一生发表过的文章。（2）国内出版的，间接涉及钱端升的校史资料也有几本，如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1911—1937》第二卷（上）、《清华校友录》副刊第十七册、《清华大学校史稿》、《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联大八年》等。这些资料，记录了钱端升在清华、联合大学工作、生活的情形。部分学者的专著中，可以找到钱端升的名字，如：孙宏云的专著《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这本书多次提到了钱端升，介绍了钱端升在哈佛大学求学时的政治发展的状况以及当时对钱端升有影响的罗威尔；邓丽兰的《域外观念与本土政制变迁》，此书对于钱端升的宪政观念和政制思想有所涉及。（3）他人的回忆录、日记、书信集等资料。如《胡适日记全编》八本、《胡适来往书信集》、《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吴宓日记》、《梅贻琦日记》、《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等。

第二，在中国知网上涉及的钱端升的论文也不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1）论文主要是以怀念、纪念的方式写成的，简单地梳理了钱端升的一生，如钱大都的《回忆我们的父亲》、《父亲钱端升的治学与为人》，陈文秋的《为民主与法制建设而奋斗终身》，张友渔的《悼念良师益友钱端升同志》，陈夏红的《怀念钱端升》、《1949年后的钱端升》、《压伤的芦苇：文革中的钱端升》、《钱端升：“我大大的错了”》，谢泳的《寂寞钱端升》，张笑文的《回忆钱端升院长八小件事》，张国华的《我所知道的钱端升教授》，王兴波的《学术与政治——以钱端升为个案研究（1920—1949）》，范亚玲的《追梦的旅程——钱端升生平与思想研究》等文章。（2）相关的学者把眼光放在钱端升与王世杰合著的《比较宪法》上，并对此书做出了评价，如杜刚建、范忠信《基本权利理论与学术批判态度——王世杰、钱端升与〈比较宪法〉》、沈宗灵的《再看〈比较宪法〉一书》、熊继宁的《钱端升及其〈比较宪法〉一书》等文章。（3）相关的学者把目光集中在钱端升在法学取得的成就上，充分地肯定了钱端升在这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如史雪梅的《简论钱端升的法律思想》、杜建刚的《钱端升的人权思想》、张桂琳的《终生的追求 卓著的贡献》和《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钱端升》、刘剑京和刘京希的《钱端升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等文章。（4）少数学者对钱端升与美国政治学的关系和治学途径做出了初步探索，如孙宏云的专著《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中有一节专门探讨了上述的问题，潘惠祥的《钱端升的美国政治学背景析论》等文章，梳理了钱端升与美国政治学之间的联系，对于钱端升的研究无疑是进了一步。（5）少部分学者深入研究了钱端升主编的日报，如易社强的论文《大学教授的论坛——西南联大与中国知识分子》，被认为是国内第一篇专门介绍钱端升主编的《今日评论》的文章；谢慧的《知识分子的救亡努力——〈今日评论〉与抗战时期中国政策的抉择》从宪政、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作出了详尽的探讨。

总的看来，当前对钱端升的理论研究，无论是在成果和质量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与视角上，都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为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必须承认，对钱端升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如何考证钱端升在比较政治学取得的成就，他是否就是中国政治学的奠基人？第二，如何客观地评价钱端升的贡献？在研究钱端升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与他同时代的优秀的政治家，与他们相比，钱端升对政治学的突出贡献是什么？第三，《中国政府与政治》是钱端升的博士论文，曾经成为哈佛大学的教科书，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但是在国内却很少被引用。

二 钱端升思想的来源及其特点

钱端升在8岁之前，接受的是中国的传统教育，8岁之后接受的基本上是新式教育，这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岁毕业于清华，后来获得官费赴美留学，他选择了政治学作为他的专业，这是他的兴趣和报国之道。23岁即获得了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钱端升在美国留学的时代，美国注重政府学的研究，进而对钱端升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美国的政治学与德国的政治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他的思想不仅兼有美国和德国政治学的特点，而且还努力推动西方政治学中国化。

1．关注政府学

1911年哈佛大学的政治部，在洛厄尔的影响下，从历史学部里面独立出来，名称从“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Government”变为了“Department of Government”，可见洛厄尔的理念开创了哈佛大学政治系对政府方面的研究。洛厄尔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钱端升，他的博士论文《议会委员会——比较政府研究》正好反映出了政府学是当时美国政治学的研究趋势。

因此，政府学成为钱端升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出版了《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府》等书，关注着欧洲各国制度以及运行。通过对各国政府的研究，钱端升想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民主自由发展的道路”。1947年，在他擔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的时候，用英文写成了《中国政府与政治1912年—1949年》，之后又写了《人民政府如何运作》等文章，他非常关注政府的作用，主张高效强力的政府。

2．关注宪法学

“德国的国家学以国家概念为中心，注重主权概念、注重体现国家意志和最高权力的法”，法、德政治学对宪法的重视对美国政治学界的影响非常明显。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研究生院的创办人伯吉斯就曾经留学德国，其代表作《政治学与比较宪法》对美国的政治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后来美国政治学逐步转向强调事实、经验的现实主义政治学，但欧洲大陆关心国家、主权和法律的形式主义政治学的影响依然很大。法、德政治学对宪法的重视在美国政治学界影响由来已久，钱端升也受其影响，他极其推崇法国近代法学家狄骥。狄骥的研究领域是法理学、法哲学、国家学，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创造性地阐述了“公法”的理论，并对相关的概念做了清晰的解释和说明。他的学说扩大了法律和其他社会学科的关系。钱端升认为狄骥提出的新观点启发了学者们的思考，主张研究政治学的人，必须学习法学、研究法学，尤其是宪法学。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钱端升在研究欧洲政府时就发现了大陆国家在早期是十分的注重立宪和法制的，在他的书中，就有专门的章节论述宪法和宪法史，如《法国的政府》、《德国的政府》。20世纪30年代，钱端升写了一系列关于宪法的文章，如《西班牙新宪法》、《苏联新宪法》、《评立宪运动及宪章修正案》等。40年代的时候，与王世杰共同修订的《比较宪法》一书，成为研究宪法的代表作。

3．推动政治学的“中国化”

对于任何一种政治学理论，绝不能照抄、照搬到另一个国家，要与国家的具体情况相联系。因此，对于政治学领域的“中国化”，是十分必要的。钱端升以及之前的高一涵、张慰慈、王世杰、李剑农等学者，为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钱端升推动政治学“中国化”的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介绍了大量的西方著作，并对这些著作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影响了当时的国内的知识分子，对他们了解西方的政治提供了一种思考的模式；第二，他运用西方政治学的理论解析了中国的政治。其论文《中国政府与政治》就曾作为哈佛、斯坦福大学教科书。除此之外，他还就中国的宪法、政府、政治体制等问题，撰写了《政治制度应制度化》等文章。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中国现代政治学又处于起步阶段，钱端升推行政治学的“中国化”难免会存在着不成熟的一面，不过，毋庸置疑的是，他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 钱端升对中国政治学的贡献

在我们涉及中国政治学这个领域的时候，回顾它的发展史，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名字——钱端升，他对中国政治学的建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发表了对政治学研究基本框架的见解

这主要体现在他于1926年在《清华周刊》上所发表的《政治学》一文。钱端升首先在理想和现状两个层面上分析了政治学的性质。他认为，政治学应该成为一门科学具有经验性，它的发展，完全视其能否成为经验科学而定，当时的政治学算不上科学，但钱端升满怀信心地预言，只要有更多的专门研究机构，有更多的人学习研究政治学，最后，政治学也会成为科学，在学术中也会占有一席之地。此外，他在文章中定义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即“人类政治活动以及政治组织，具体包括政府、政事、国际关系……”他把宪法、政治学理论的关注放在了首位，可见钱端升对其的重视。这为他在建立中国政治学的基本框架所作出的贡献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2．对中国比较政治制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钱端升对中国比较政治制度的贡献，目前存在着两种看法：政治学领域的学者普遍认为钱端升率先运用“法律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将政治学聚焦于各国宪法的研究，开启了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先河，如张桂琳等学者，此其一；另一个观点认为，梁启超才是开启中国比较政治制度的先河，如潘惠祥等学者。本文采用第二种观点来看待钱端升在比较政治制度这个领域的贡献，梁启超在1899年发表了《各国宪法异同论》，这标志着比较宪法是始于梁启超，但是，我们也没有否定钱端升在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方面的贡献，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世杰与钱端升修订的《比较宪法》一书，仍然是剖析现代政治法理的著作。

3．分析了政治学和相近学科的关系

政治学和法学研究的是同一个对象，关系密切，但是出发的视角不同。前者着眼于组织方面，后者着眼于权利方面。同样，政治学与经济学也有密切的关系，宏观经济的决策属于政治范围，是政府的决策，也需符合经济原理。此外，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也为政治的研究提供借鉴等等，这些学科是不可以忽视的。

4．积极关注政治学的发展动向

20世纪20年代初，政治是否能作为科学引起了西方政治学界争论，钱端升发表了《政治学》一文，提出了他的见解。1949年以后，因为照搬前苏联的模式，在1952年的大学院系调整时，政治系被取消，直至1978年才得到恢复。而此时已近耄耋之年的钱端升，以他自己的方式，不断推动着政治学的恢复，他先后撰写了《开展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为我国政治学的发展进言》等文章，为开展政治学研究的必要性做了论述。

在中国政治思想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当代著名的宪法学家、政治学家的钱端升，用其毕生精力书写了浓重一笔，对当时的政治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響。直至现在，仍对当代政治学科的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王兴波.学术与政治——以钱端升为个案研究（1920—1949）［D］.华东师范大学，2006

［2］孙宏云.中国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95

［3］钱端升.为我国政治学的发展进言［J］.政治学研究，1986（1）

［4］闾小波.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14

［5］张桂琳.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钱端升［N］.光明日报，2000.7.8

［6］潘惠祥.钱端升的美国政治学背景析论［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5）

〔责任编辑：王以富〕

作者：马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