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何为政治论文

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大学何为政治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大学创业法律教育是大学创业教育的重要内容，对培养大学生的创业法律意识，提高大学生分析、预测创业法律风险以及提高大学生解纷止争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大学创业法律教育应从建立完善的创业法律教育体系、组建一支专业的创业法律教师队伍和推进创业法律教育模式转变着手，彰显创业法律教育的重要意义。

第一篇：大学何为政治论文

民族地区高校图书馆如何为民族大学生的信息素养教育服务

摘 要： 本文论述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的现状、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建议民族地区高校图书馆应充分利用丰富的文献信息资源、先进的技术设备和高素养的人员等优势，发挥信息教育服务功能，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为规范大学生的信息素质教育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 民族地区高校图书馆 民族大学生 信息素养教育

21世纪是信息时代，信息素养已成为信息社会人的生存能力。因此，信息社会对人才的综合素质有了更高的要求，当代大学生要想在目前这个信息时代立于不败之地，成为高素质的人才，势必要把信息素养作为个人素质培养过程中一个重要培养环节。作为知识信息集合体的高校图书馆，利用自身的优势对大学生进行全面的信息素养教育，来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和信息意识、信息能力是当前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也是高校图书馆工作今后努力的方向之一。

1.民族地区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的现状

一方面，民族地区高等院校的学生大多来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和边远贫困地区，长期接受应试教育，综合素质普遍不高，加之受自然环境、经济基础和语言障碍等的影响，信息环境薄弱，与其他普通高校学生相比存有一定的差距。另一方面，我国在少数民族地区一直未开展系统的、基础性的信息素质教育，使他们没有机会去接触文献信息资源和网络信息资源，虽然他们入校后对图书馆的馆设、藏书、设备等比较感兴趣，但对如何利用馆藏目录、参考工具书和信息检索等方面的知识还很欠缺。信息检索时，不知道从何下手，盲目查阅，加上所学专业和自身的文化知识所限，只能获取一些简单、浅显的信息;来自牧民区的多数大学生认为听好课、顺利完成四年的专业知识课程就是读完了大学，而对本专业学科前沿和发展前景不大关心，更谈不上对其他相邻学科的关注和了解;在意识到获取信息作为自己学习和科研需求时，仅仅是为了完成学校的某项活动，尤其是在学习，撰写实习报告、毕业论文、进行教育实习及科研活动实验报告和教学实习任务才到图书馆选材，收集资料。与其他学生相比，他们的知识面较窄，社会竞争力较低，毕业后就业机会相对来说较小，这与自身的素质是有一定关系的。民族大学生正在为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和现代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效培养和提高民族大学生的信息素养是时代的要求。

2.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存在的问题

2.1信息意识薄弱。少数民族大学生信息素养相对薄弱，几乎在上大学之前从未接触过电脑，缺乏对信息需求的意识。进校后除了读专业书，从未翻阅过百科全书、科学年鉴和本专业的核心期刊。他们的科研意识淡薄，信息意识薄弱。偶然有科研要求，也不知道如何有效利用图书馆的电子阅览室、信息检索室、工具书室等来从网上查阅文献信息。认为图书馆是提供学生自习的场所，对图书馆计算机检索功能很不熟悉，更谈不上信息检索技能的熟练掌握。他们从不关注图书情报信息，不能及时了解和掌握本专业领域的最新信息动态，对信息的需求具有盲目性、片面性和不稳定性。

2.2信息能力不足。来自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由于接受计算机应用能力有限，根本不懂得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来检索、处理和交流信息，无法快捷地获取所需的信息和知识，加之语言障碍，大多数的民族大学生无法应对网上的英文资料，这对获取信息和更新知识结构增加了一定的难度。还有一些民族大学生根本不知道对收集到的信息如何正确判断和分析，经常花费大量的精力阅读无用信息，结果事倍功半，不能很好地利用所学的信息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失去了信息价值的效用。

2.3信息资源开发的人员素质偏低。一些信息开发人员信息素质低，缺乏一定的竞争意识，服务方式被动，计算机和外语知识水平低下，影响了文献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进而影响了学生信息能力的提高。

2.4文献检索课流于形式。大多数的学生反映文献检索课的理论讲得太多，实践太少，多数民族大学生理解能力有限，加上有些内容几乎没有实习，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另外，教材陈旧，教学仍然停留在手工检索为主的阶段。

3.民族地区高校图书馆开展少数民族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的优势

3.1文献信息资源优势。民族地区高校图书馆根据本校学科建设的要求和读者特点，经过长期的建设和积累，在各个领域都形成了系统的、完善的文献体系，不管是信息的拥有量，还是信息的载体类型及收藏质量等方面都是一流的。随着电子信息资源的迅速增加，民族地区高校图书馆大量引进电子出版物，不断改善基础设施条件，丰富多样的文献资源为民族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提供了物质基础，在大学生在获取大量信息的同时，既增加了信息意识，又提高了运用信息的能力。

3.2信息管理人员的优势。高校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从结构上讲，是一个复合性的结构体系。他们以信息活动为主，既有实践经验，又熟悉图书馆情报知识。尤其近几年，图书馆集中了精通信息技术的专业人员，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积累了丰富而有效的信息检索知识，他们能够随时给予读者具体的帮助，使其有效利用网上信息。同时，图书馆工作人员能够根据大学生对信息的不同需求，为他们提供咨询服务。因此，图书馆人员在帮助大学生提高信息检索、分析和利用能力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3.3信息技术的优势。随着民族高等教育的发展，信息技术在民族高校图书馆得到了普遍的运用，实现了管理和业务流程的自动化，开通了网络服务，其中包括校园网、局域网、中国教育科研网与Internet的联通，组建了图书馆自身的自动化网络，如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光盘检索系统、国际网络检索系统，成立了电子阅览室、信息检索室等。现代技术设备是大学生进行信息素质教育的物质保证，民族地区高校图书馆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可帮助大学生掌握综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的能力。

3.4学术环境的优势。民族地区的高校图书馆建筑庄重典雅，环境优美，馆内清静，文明有序，求知气氛浓厚。在这良好的学习环境中学生耳濡目染，极易激发求知欲望。同时，图书馆工作本身就是对信息采集、收藏、加工、传递的过程，学生在利用高校图书馆时，不但能了解采取信息交流的技术和方法，而且能提高信息意识。

4.民族地区高校图书馆为少数民族大学生开展信息素养教育服务的措施

4.1转变服务机制，增强图书馆的信息服务意识。高校领导和学校教务部门应转变观念，继续深化教学体质的改革，使民族大学生的培养模式、内容和方法不断适应未来信息社会发展的要求，充分认识到民族大学生信息素质的提高对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特别是面向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和教育事业服务具有较强的优势;重视民族大学生信息教育与其它专业素质的培养，使他们具备收集处理信息和获取新知识的能力，使他们不仅在校内，而且走上工作岗位后，都能敏锐地捕捉到所需要的信息，不断以新的知识完善自我，更好地为本地区的经济腾飞作贡献。

4.2培养大学生获取信息的能力。民族大学生应积极参与科学研究活动，在实践中培养信息素质和能力。一项科学研究的过程，也就是信息获取、分析、处理、综合、利用和再创造的过程。所以科研活动是培养大学生信息素质的最佳实践方法。针对民族大学生信息活动主动性不够的特点，学校可以采取多安排科研活动的形式，为民族大学生创造条件，教会他们科研方法，放开手脚，让学生自己寻找科研项目，亲自动手去实践，从中不断提高获取信息的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

4.3发挥文献检索课的作用。高校的每一门专业课都离不开信息知识和文献资料的充实，因此增设信息理论课，加强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的教学与改革至关重要。目前的状况是文献检索课教学与计算机教学相互割裂、教学学时数少、教学内容落后、检索实践被忽视。我们要改变传统的文献检索为现代的信息检索，培养学生使用电脑及网络等现代化信息技术熟练检索获取信息的能力，提高他们分析、处理、利用信息的能力，为今后的终身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4.4加强计算机的使用。信息素质是21世纪大学生必须具备的素质，计算机是信息社会中每个大学生使用最广泛的工具，它能使信息存储和检索处理达到大容量、准确、快捷的要求。对于未来的民族大学生来说，在信息高速公路上如果不会使用计算机，就赶不上时代的步伐。因此，大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计算机知识，具有操作和使用计算机的技能。

4.5加强信息道德的教育。信息道德是指信息创造、信息服务者、信息使用者所应遵循的信息伦理与道德准则。加强信息道德教育是信息素质教育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民族高校图书馆应通过举办信息知识讲座、开设信息窗口、办板报等方式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正确的信息道德观，使他们自觉遵守有关的法律法规，自觉抵制不良信息，增强信息安全意识。

4.6提高图书馆人员的整体素质，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无论是信息科学教师还是其他专业课教师都应重视自身信息素质的提高。信息课程的任课老师除了具备信息学、图书馆学专业知识外，还应拥有广博的知识，要熟练运用外语、计算机、网络等工具，因为只有自己是信息获取和利用的“高手”，才有资格去培养高素质的信息人才。专业课程的教师除要担任专业课教学任务之外，也要诱导教育学生掌握本专业的信息资源，提高获取、分析、处理、利用信息的能力。同时，学校要重视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信息素养的培养，通过安排课题研究任务或提供在职进修机会等方式，不断激励年轻教师的求知欲望，以更加丰富、全面的科技知识教育学生。

4.7发挥图书馆信息服务功能，营造良好的信息素养氛围。高校图书馆作为学校文献信息中心，既是大学生信息教育的重要场所，又是学生信息教育的主要实践基地。图书馆应不断改进服务方式，拓宽信息服务范围，增强信息服务功能，从各方面加强民族大学生信息素质的培养，平时馆中多给民族大学生开展一些有关信息方面的讲座，指导学生如何利用图书馆，增强自学能力。另外，还可以跟电教中心、信息中心、信息教学管理单位及教务管理部门等联合，共同担负起信息素养教育的任务，加大信息素养教育的力度，树立信息素质观念。

参考文献：

[1]大学生信息素质教育的现状分析及应对措施[J].http://www.sxtvu.cn/Library1/new_page_8.htm 57K 2006-3-25.

[2]陆光华，王观玉，文毅，覃忠跃.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信息素质教育现状及文献检索课程设置方案[J].图书馆学刊，2006，(5).

[3]帕提曼.试论民族高等院校图书馆如何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创新教育服务[J].现代情报，2007，(7).

[4]罗敏.图书馆发挥情报教育职能，加强大学生信息素质教育[J].现代情报，2002，(5).

[5]张淑琴.试论图书馆对大学生信息素质教育[A].图书情报工作回顾与展望[C].北京:中国科技出版社，2002.

作者：贾文琴

第二篇：应为与何为：也谈大学创业法律教育

[摘 要] 大学创业法律教育是大学创业教育的重要内容，对培养大学生的创业法律意识，提高大学生分析、预测创业法律风险以及提高大学生解纷止争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大学创业法律教育应从建立完善的创业法律教育体系、组建一支专业的创业法律教师队伍和推进创业法律教育模式转变着手，彰显创业法律教育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创业法律教育；应为；何为

大学生创业日益成为创业大军中的重要力量，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创业过程中实现了人生理想。这与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是统一的。然而，我们应明确地看到，大学生在创业过程中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法律问题，如高校大学生“睡眠专利”等问题异常严峻。这与我们对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忽视不无关系。笔者在此分析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到底该做些什么，才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起到真正的育人作用呢。

一 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问题突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下简称“高等教育法”）第59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为毕业生、结业生提供就业指导和服务”。2012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普通本科学校创业教育教学基本要求（试行）>的通知》（教高厅[2012]4号，以下简称“通知”），明确要求“各地各高校要按照要求，结合本地本校实际，精心组织开展创业教育教学活动，增强创业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因此，各高校相应推出创业教育教学的各种措施，建立了相应的课程体系。如笔者所在单位就将创业教育作为公共必修课纳入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教育课程体系。有些高校如暨南大学、中山大学等更是单独设立创业学院进行专业的课程教学。

尽管各地各校都非常重视开展创业教育教学活动，但创业教育课程内容并不完善，尤其表现在创业法律教育内容匮乏。例如，开展创业法律教育时许多高校仅仅注重公司法、合同法等部分法律规范的部分内容的教学，缺乏系统性；有些学校将创业法律教育的部分内容移植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与教学相对的教材建设也表现出内容不充分等缺陷，如李家华主编的《创业基础》教材，在内容上，并没有专门的创业法律教育内容，仅仅在第六章《新企业的开办》中，从企业组织形式的选择、企业注册流程、企业注册相关文件的编写及注册企业必须考虑的法律与伦理问题等几个角度简要地提到了《个人独资企业法》《公司法》《知识产权法》《劳动法》等部分法律规范，而从教材编写角度看，该教材的法律相关内容更加注重新企业注册相关法律实操问题，而忽视了对创业大学生的法律意识的培养和对企业从成立到运行过程中的可能遇到的法律风险的防范的教学。

二 大学创业法律教育之应为

大学创业法律教育是大学创业教育的重要部分，其教育重点在于培养大学生的创业法律意识，提高大学生分析、预测创业法律风险的能力，提高大学生创业者解纷止争的能力。具体来讲，大学创业法律教育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培养大学生的创业法律意识

《汤姆斯商法教程》指出：“那些踏入商业世界的人会发现他们要服从数不清的法律和政府规定”。然而，通过近年来组织策划各类创业竞赛所了解到的学生创业策划情况来看，企业组织形式的选择出现一边倒的情况，即绝大多数的同学都选择了有限责任公司。通过访问发现，做出这种选择并不是他们在充分分析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做出的，而是他们在现实中更多见到的是“有限责任公司”这种形式，而忽视了去分析不同的组织形式，法律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的不同，以及此种不同造成的自己在权利享有和义务承担上的不同。究其原因，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大学生没有养成创业法律意识，对创业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分析不足。创业法律意识是指创业过程中，对创业相关法律制度的了解、掌握，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创业相关法律制度分析自己的权利与义务，指导自己的创业行为，评价创业行为是否合法的观点和认识。大学创业法律教育重点在于培养大学生的创业法律意识，使大学生在创业相关活动中能够正确运用法律评价自己的创业行为，减少创业法律风险，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养成大学生懂法、守法、用法的良好习惯，树立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的企业家形象。

（二）提高大学生分析、预测创业法律风险的能力

创业法律风险伴随创业过程始终，学界对创业法律风险的认识各有不同，笔者比较赞同孟国碧、王德斌两位老师将创业法律风险分为“项目选择面临的法律风险、融资中面临的法律风险、选择和设定创业组织形式面临的法律风险、创业实体管理中的法律风险及商事交易中的法律风险”的分法，其比较完备地概括了创业中的法律风险。大学生由于心理易冲动、法律基础知识学习不充分、创业实践经验不足等原因，在创业过程中面临法律风险时，不能正确分析和预测这些法律风险，如上述不同企业组织形式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式不同、签订合同时的合同法律风险等。尤其是处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更加注重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然而大学生创业者对知识产权的理解正是最薄弱的部分。因此，很多大学生创业者都或多或少地面临着知识产权风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大学生创业者侵犯其他企业的知识产权，如创业计划书侵犯著作权等；另一方面表现为大学生创业者对自身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如创业过程中对专利权申请的忽视等。提高大学生分析、预测创业法律风险的能力，能够使创业者正确分析自己的权利与义务，降低企业法律风险，减少创业法律风险成本，提高创业成功机会。

（三）提高大学生创业者解纷止争的能力

任何创业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风险，包括项目风险、资金风险、合同风险、市场风险、人力资源风险等，这些风险是创业过程中可能会引起企业损失的不确定性或者可能性因素，这种不确定性或者可能性一旦转化为现实，就成为创业风险事件，即造成企业损失后果的事件。面临创业风险事件，创业者们首先要做的是运用法律武器，在法律规范的范围内寻找解决途径。大学创业法律教育要注重提高大学生创业者切实运用法律保护自身权利的能力，即解纷止争的能力。但解纷止争的能力并不是要求大学生创业者能够自身、独立解决相关问题，而是应将教育重点放在使大学生创业者能够掌握并运用创业过程中的各类法律规范对创业风险事件进行研判和采取行动，防止自身权利遭受二次侵害。提高大学生创业者解纷止争的能力，能够使企业在遭遇风险事件时第一时间保护自己，为寻求企业家、律师等相关专家帮助解决问题提供充足的条件，减少风险事件引发的损失，从而使创业者能够尽快挽回和弥补损失，重归创业正途。

三 大学创业法律教育之何为

创业法律教育是创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教育目标的实现应是政府、企业、高校的联动：一是政府应加紧制定和完善创业相关法律制度，制定和完善高校创业法律教育规范，推进高校创业法律教育教材建设等；二是企业应努力构建公平交易、诚实信用的市场环境，保障交易安全。此外，企业应加快制定行业自律规范，提高大学生创业积极性，维护大学生创业者的权益等；三是高校应加快创业法律教育课程体系建设，组建一支有效的创业法律教育教师队伍，推进创业法律教育课程模式的转变等。只有实现三方联动才能有效地促进创业法律教育的实施，达成创业法律教育目标的实现。仅就大学进行创业法律教育而言，笔者认为高校具体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加快创业法律教育课程体系建设

1 将法律通识教育纳入到创业法律教育课程体系

目前，大学生创业者的法律意识不健全，究其原因是由于高校目前没有专门的法律通识课程，大学生创业者法律通识理论学习不足，高校法律通识教育大部分是通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来完成，但该课程法律部分教学内容重点在于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法制观，与创业法律教育的初衷不同；尽管有些学校设置了法律相关知识的公共选修课，但其侧重点各有不同，从而也导致了普遍的大学生创业法律意识的不足。法律通识教育课程应包含《宪法学》《法理学》等课程，让学生充分了解和掌握法的基本理论知识，包括法的制定与实施、权利与义务、法律责任与法律关系、法律与经济及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等，充分认识法的指引、评价、预测、规范和强制作用，让学生能够了解我国法律的基本体系和主要作用，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思维，树立大学生法律至上、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观念，促使创业大学生积极履行诚实信用、公平交易等原则，在法律范围内充分发挥创业积极性和主动性。

2 开设“创业相关法律制度”课程

各高校开设创业教育课程时，多将其定位为经管类课程，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多有涉及经济法等相关法律知识，但仅仅经济法相关法律知识的教学并不能涵盖创业相关法律制度。笔者认为，创业相关法律制应包含民商事法律制度、经济法律制度及诉讼法律制度三个方面。由于法律体系庞杂，不可能对创业者进行全面地教学，因此创业相关法律制度课程的编排应该以创业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为线索，贯穿创业过程的始终，有重点、有针对性、分阶段地讲授创业法律课程。笔者认为，应分为三个阶段：（1）创业组织初创成立阶段。这一阶段的重点在于创业组织的组织形式的选择和企业登记注册制度等，适用法律制度包括《公司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商标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制度，这些法律规范的学习主要在于使创业者能够明了企业组织形式不同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上的不同，各企业组织形式成立所需条件等，以及促使创业者能够合法注册登记，遵守法律规范。（2）创业组织运行阶段。这一阶段的重点在于维持企业运营，相关法律规范包括《民法总则》《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知识产权法》等调整平等主体之间法律关系的民商事相关法律制度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产品质量法》《劳动合同法》等调整市场经济主体与行政管理主体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的经济相关法律制度。前者主要在于培养创业者诚实信用、公平交易、公序良俗的良好企业品质，确保创业者在平等自愿等原则基础上开展民商事交易活动；后者主要在于强调行政主体对市场经济主体的监管，对市场运行的调控等策略，保证市场经济的平稳运行。（3）创业组织涉纷涉诉阶段。任何一个创业组织都不能避免地出现纠纷或参与诉讼，因此这一阶段的重点在于处理好创业组织的权利义务关系，尤其是处理好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采取积极措施应对纠纷和诉讼。这一阶段的相关法律制度同样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破产法》等破产法律制度，二是《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及《律师法》等诉讼法律制度。前者在于保护债权人利益，维护正常的债务清偿秩序，实现资源的优化整合；后者在于使创业者能够了解诉讼相关程序，及时、准确参与诉讼，保护实体法规定的创业者实体权利，维持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

（二）组建一支专业的创业法律教育教师队伍

创业法律教育教师队伍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大学生创业者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思维及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创业法律教育教师队伍应该以校内教师为主，兼及校外特聘教师等。校内教师应着重选择有创业经验的法律专业教师，因创业相关法律制度较为繁杂，创业法律教师必须具有较强的理论研究水平和实践经验，教师的研究与教学不能仅限于某一部门法规范，而应该能够综合运用和掌握各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并能融会贯通。校外特聘教师的选聘应该以律师和法律事务相关企业家及其他法律职业者为主，能够就创业过程中的特定法律问题进行教学，兼顾特聘教师的理论水平和实践水平。此外，随着经济发展和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我国法律规范也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因此高校也应不断提高创业法律教育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积极组织创业法律教育教师参加培训活动，及时更新和完善创业法律教育教师的知识储备，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三）推进创业法律教育模式的转变

目前各高校均采取以课堂教学为主的创业教育模式，因此，创业法律教育也是贯穿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仅通过理论知识的学习去掌握创业相关法律制度，缺乏互动性，不利于学生有效地运用法律知识维护创业组织利益。笔者认为，高校创业法律教育应采取以项目教学为主，辅之以课堂教学的模式进行。项目教学过程中能够采取启发式、开放式、探究式的教学方式，能够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参与度，提高法律教育的实操性，丰富学生创业法律实践活动，使学生能够切实了解项目进行过程中各个阶段应关注的法律问题和风险应对等。而课堂教学的辅助作用主要体现在课堂教学能够加强创业法律通识教育，提高创业法律意识，加强创业法律思维培训和创业法律逻辑训练，树立诚实信用、公平交易等市场经济法治观念。

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国家的共同选择，随着法治国家建设的不断推进，市场经济的繁荣与稳定日益突出，大学生作为创新创业的重要力量，大学生的创业法律意识和法律思维水平，直接影响着市场经济法治化建设水平。因此，加强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培养具有基本法律素养和法律素质的大学生，树立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应该彰显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罗杰·勒鲁瓦·米勒.汤姆斯商法教程[M].阎中坚，等，译.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3.

[2]孟国碧，王德斌.论高校大学生创业中的法律风险及防范[J].理论视野，2012（10）.

作者：杜康

第三篇：艺术批评何为？（上）

作为艺术批评圈的一员，听惯圈外人对艺术批评的诸多诟病和圈内人的自我鼓励，但追根究底的深入研究一直寥寥。我近年写过两篇批评文章，主要是说在资本主导和策展为主的当代艺术圈，艺术批评属于弱配置，学术的主导作用日益减弱。但是，就对当代艺术创作和活动以及视觉艺术知识和智慧的生产来说，依然具有核心的作用，只是看批评写作者能否享受这种孤寂的研究的快感。

这篇文章以詹姆斯·埃尔金斯（James Elkins）和迈克尔·纽曼（Michael Newman）二人主编的《艺术批评的状态》（The State of Art Criticism）[1]所汇集的以英美为主的批评家和艺术史家及艺术家所讨论的批评主要问题为资料背景，结合中国艺术批评面临的问题，展开我的论述。

一、人人都可以做批评家？

美国学者针对艺术批评的乱象和批评的危机，以及到底什么是艺术批评做了一项社会问卷调查。据这本名叫《视觉艺术评论家》的书所载，依据美国排名前200位的艺术评论家发表在新闻杂志、周刊或每日新闻报纸上的文章等进行民意调查，依据发行量大小排出序列。被调查者根据五个标准对他们所认为的艺术批评文章的重要性进行排名。结果，第一个是62%的受访者用他们的语言精确地描述了艺术作品及“展览”所提供的最佳答案是“提示”或“叙述”而不是“判断”；第二个是“提供历史和其他背景信息”，这近似艺术史所做的工作；第三个是“创造一篇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第四个是批评家们最不喜欢的，被称之为“目录浏览式评述”；第五个答案是关于作品意义、联想和含义的理论（即艺术理论），只有27%的受访者对作品作出个人判断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2]。

从这个调查可以看出，大多数受欢迎的艺术批评写作不一定是著名的或专业的批评人员写的，可能是新闻记者和周刊编辑的手笔。这是专业艺术批评的行家里手很不以为然的。据此，这位美国同行把艺术批评写作进行了分类：埃尔金斯《论艺术批评的判断的缺席》（2004年出版）从哲学（如本书导论）到新闻批评[以阿里埃拉·布迪克（Ariella Budick）等为代表]，共分为七种批评，而且还列出了一系列试图治愈“批评的弊病”的建议，让艺术批评“非常微弱”的声音，从“大量地生产，同时也大量地被遗忘”的窘境获得新生[3]。

他提出的“艺术批评如何统一”的七种治疗术[4]是：

第一是商业画廊委托那种目录上的散文。通常不被看作是艺术批评，因为主要是溢美之词；第二是学术论文，它展示了从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到布伯（Martin Buber）、从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到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一系列模糊晦涩的哲学及文化资料；第三是文化批评，艺术与大众形象的融合，使艺术批评成为社会大众的一道浓汤；第四是传统与经典守护派的长篇大论，写作者多会要求艺术应该如何这般等等；第五是哲学家的文章，作者在这种写作中基本上展示的是对选定的某种哲学概念的忠诚或背离；第六是描述艺术作品，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的这项调查，它们是最受欢迎的批评文字，目的是热情导览而不是对作品作出判断，并在想象中把读者带到他们可能不去现场看展的艺术作品面前；第七是诗歌艺术批评，写作本身就如同写诗分行[5]。这种情况，也基本上可以覆盖中国艺术批评的整体面貌。不同的藝术作品创作群体互不交叠，各个圈子都有其自身的批评写作群体。正如埃尔金斯所言：通常情况下，艺术批评的整体实践可以想象为这七种左右的各自独立的实践[6]。但是，作为大学教授和艺术批评家，他坚持艺术批评至少要满足如下七个要求（虽然可以各不相关）：

1.批评应该恢复到政治形式的刚性原则。2.批评应发出强有力的声音。3.批评需要系统的概念和原则。4.批评必须更加理论化。5.批评需要严肃、复杂和严谨的系统。6.批评应该成为判断反思，而不是判断游戏。7.评论家哪怕是偶尔也应该表明态度和立场。而且，他强调这应该是检验是否达到艺术批评水准的“最小需求”[7]。如此等等，还是没有给出什么是艺术批评的直接定义。德国学者鲍里斯·格瑞思（Boris Groys）给出了答案：怎么写都行。换句话说，只要针对作品和展览说话，那就是艺术批评。看看他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在《批评反思》的专论中，他写道：今天的批评更像是艺术文本。其一，艺术家都喜欢说好话的批评文字，如果吃不准批评家的态度，他们更喜欢自己的作品是没有穿上文字的理论概念衣服的“裸作”。其二，为报纸、杂志乃至展览目录写评论文字，通常是由主办方和艺术家付费，所以读者和艺术圈的公众多把它看成商业推广词，基本不会去阅读。“公众认为这位评论家是一位业内人士，是艺术行业的公关代理人。”正因此，“或许今天的艺术评论家不再热衷于维护艺术的特殊态度，其理论和文化政治关联更多的是心理上的而非理论意义上的。”“事实上，艺术家更喜欢那些尽可能模糊的表述，他的作品‘充满张力’‘批判性’”（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是如何或为什么），艺术家“解构社会规范”，或者艺术家更喜欢自己说话，讲述他们的个人历史，并展示每件事，甚至是他们注视下的微不足道的东西，是如何对他们来说有着深刻的个人意义的[8]。其三，结果导致艺术批评的判断特征是：“经过几十年的艺术革命、运动和反运动，20世纪的公众终于有了一个立场，那就是否定的评论和肯定的评论没有区别。”其四，作为对这种情况的一种反应，今天的艺术批评中弥漫着一种苦涩、失望、虚无主义的基调。正是如此等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则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以任一角度阅读为借口，把不同理论、知识、观点、修辞策略、文体技巧、个人故事和各行各业的例子随意地组合在同一篇文章中，如此等等，批评写作成了艺术文本，彻底远离了批评面对公众的公共目的。[9]

这位学者既在说理，似乎又在赌气。大概也是如同我辈俗人很为自己的批评文字换不了酒钱的吐槽！资本主导着艺术市场，艺术策展大鳄占据着话语权，看来中西概莫能外！

从上文引述的两种观点及社会调查问卷三个方面分析，就社会读者层面，我们可以明确地说，人人皆可为批评家。而且，相比较人人都可以做艺术家，做批评家的物质成本更低。说明、推介、概览式评述、作品背景描述，验之新闻报纸的视觉批评文字，埃尔金斯的七条最小要求虽不全部符合，但达到五条是没问题的。从问卷调查的社会角度看也应该是艺术批评了，因为对艺术作品的意义判断，社会大众的阅读是放在最末位的。结果，只可能是鲍里斯·格瑞思的结论了：怎么写都行。

我不同意鲍里斯·格瑞思的这一说法。虽然我们无法左右社会传播意义上的视觉艺术的批评是什么样子，但其间的不同分层和艺术批评写作的价值发掘，是有巨大差别的。不能因为资本的主导和公共媒介的资本操纵所造成的艺术批评的深层意义和传播方式的混淆后果，而放弃艺术批评的“干涉”的积极社会作用，尽管这种作用可能微乎其微！

二、艺术批评和艺术史写作的恩怨情仇

记得20多前在何香凝美术馆举办了一场人文学科和艺术批评的论坛，参加者有哲学家、艺术史学家、艺术批评家及艺术家。这似乎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第一次当代艺术圈的跨学科论坛。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会议结束后，一批从事艺术批评为主兼及艺术史写作的同行从此改称艺术史学者，视艺术批评为视觉艺术圈的“野狐禅”。

无独有偶，2005年举办并在2010年出版的这本《艺术批评的状态》披露的英美和欧洲的情况如出一辙。最能表达学院教育对艺术批评特别是前卫艺术批评的远离，是这位英国学者的切身经历。这位叫伊尔的先生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在资金极度贫困的英国教育体系中，我们总是在寻找外部资金来源。伦敦一位著名的画廊作家向我建议，他组建一个画廊联盟，给我们一笔艺术批评博士学位的奖学金。我回到同事那里，向他们求救，他们说：不行！这与我们的思维方式背道而驰。”理由是艺术批评缺乏确定的文化视角以及从教育体制中走出去的人必须保证受过良好教育去面对文化问题。但是现实情况却是：“策展实践的学术化进程迅速发展，许多自学成才的年轻策展人被排斥在我们的机构之外。艺术评论家会消失在这个体系中。”[10]

大学教育不训练艺术批评家，艺术批评在教育机构中没有明确的地位。这位主编这本《艺术批评的状态》的埃尔金斯甚至说：“它是人文学科中少数几个仍然可以说是令人厌恶的学科之一。任何中等规模的艺术史系都有可能开设批评史课程——你可以学习波德莱尔、狄德羅和批评史上的其他时段——但是艺术批评并不是作为一个引导实践方面出现在这些训练艺术史学家环境中的。”[11]

就是说，在英美的大学里，对艺术批评是否可教、怎么教、教育课程的有效性如何，持严重的怀疑态度。因此，可以教批评史，但是是围绕着艺术史家的训练去进行的。

对于这种墨守成规，遭到学者们的严厉批评。

鲍里斯·格罗斯认为：艺术史应该是有生命的，而不是死的教条。不仅如此，在他看来，艺术批评及艺术史写作，都如同小说的虚构。就是说，艺术史当然只是一部历史，历史就是故事。所以艺术史写作本身可以被理解为虚构及小说的一种实践。他特别指出，今天在博物馆里的艺术史发生的事情——我们会认定艺术史即是博物馆里被永久性收藏所代表的东西，但是这些永久收藏品的重要性和价值正在不断下降，而临时展览的价值却在增加，包括传统艺术的临时展览的再诠释。每一个策展项目都会重写对历史的解释，发现新的背景，发现被忽略的东西。这意味着当代展览实践是通过对永久性藏品的批评判断的重新阐释形成它的系统、结论及理解方式。当代策展人还可以通过重新定义经典、确认或推翻传统的批评判断以及修改博物馆的陈列策略，“当代艺术史家不得不让自己受到这种新的馆藏实践流动性的影响，一次又一次地改写了传统的艺术史”[12]。所谓艺术史的恒久性和确定性的方法也正在被改写，特别是这位鲍里斯·格罗斯的阐释，把艺术史的经典作品、策展视角的介入、当代艺术批评的读解方式，置于当代文化语境的重构，让我们看到艺术史学对艺术批评的傲慢是多么的无意义。

法国批评家于贝尔曼（Georges Didi-Huberman）对这种艺术史学的所谓知识的确定性假设来了个釜底抽薪：“首先，艺术是过去的一种事物并且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进入了历史的观点中；其次，艺术是一种可见事物，一个有自己特殊身份、可界定的外观、界限标准和封闭的范围的事物。”作为假定的这两个“公理”本身实际上是原地转圈，“似乎一个是尾巴，而另一个则是追着尾巴的东西”[13]。于是，博物馆神话就被这两个“公理”的可见性专横左右。“艺术史便扮演起了管理这个超市的角色，尽管它自己有重任在身。”它被迫向所有人揭示“代表作的秘密”。“只要艺术史依然听任可见的专横的摆布的话，那么它将永远不会透彻地理解图像的视觉效果。既然它是一种历史，既然它试图理解过去，那么它一定要重视这样一个长期以来被颠倒的事实，它至少应考虑有关基督教艺术的那一部分：欲望先于需求，开口先于屏障，图像的原地点先于其后来被安放的位置。在可见艺术作品之前存在着可见世界的一种‘开放’的要求即形式、快感、狂热、激情，‘同时也提供一种玄秘的症候或痕迹’。”他批评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的图像学理论，认为是基于可见的图像美术史的“公理”，用康德的形而上学理论假设理念先于作品，然后再用综合的方法研究图像[14]。

于贝尔曼的观点是否全部正确值得商榷，因为任何理论研究都离不开假设，这是一种基础性的方法。但因面对一个确定的研究对象，而鄙视面对的一个不确定的研究对象，这才是问题所在。

在我看来，中国美术学院史论专业，所谓史与论，实在是以史代论，进一步是重史轻论，从而无“论”。故基本上没有成系统的视觉艺术论，当代的艺术论的研究尤其薄弱。这个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接下来面对的这个新问题，更有待深入探讨。

换个角度说，策展实践正在改变艺术批评、艺术史的传统面貌。即策展实践既是针对艺术史的工作，同时又是一项拓展艺术史的当代艺术批评的工作。这种艺术圈的新状况，成了以策展人为核心的艺术批评的话语权的重组，它们也构成了艺术史写作和当代艺术批评的新的话话方式。

蒂莫西·埃姆林·琼斯（Timothy Emlyn Jones）说：由策展所形成的传统和现在的这种新关系，“作为一名艺术家的角度来看，是非常有趣的。我同时代的许多人和我教过的许多人都想在艺术历史的经典中占有一席之地，无论是通过它的逐渐形成还是突然的语境变化，而他们获得成功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艺术评论家和策展人。因此，把它看作是一个知识问题是不恰当的——艺术评论家和策展人处于一种权力地位，或者至少是影响力。难怪这么多艺术家在他们的作品中都采取策展人的立场：他们期待自我历史化的作用。讽刺的是：那么多策展人试图将他们的实践称为创造性的，有时却是以艺术家的艺术判断这种古怪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怪谬的是：每个人都按对方的方式成为对方”[15]。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其一，在中国，策展批评家和艺术创作人员越来越像一个艺术表演团队，在许多城市做了许多展览，展出的是同一场内容；其二，这种策展理念与艺术家之间的观念联动趋向于为一个联合体，这是在按艺术史方式创作，还是以批评导向的方式在创作？那会不会陷入观念预设然后由作品图解的泥潭？或是策展人出艺术史主题，艺术家以作品实现主题？是不是艺术史和艺术批评找到了结合点？我对此持怀疑态度。

但愿我的忧虑是多余的。（未完待续）

注释：

[1]The State of Art Criticism，Edited By James Elkins and Michael Newman，Routledge，2010.

[2]Ibid，P152-153.

[3]Ibid，P73.

[4] 埃尔金斯著的《艺术批评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 to Art Criticism？）载有详细的相关论述，经作者授权，其中文版自2019年第11期起在《画刊》杂志连载。——编者注

[5]Ibid，P87.

[6]Ibid，P80.

[7]Ibid，P87.

[8]Ibid，P66-67.

[9]Ibid，P67-68.

[10]Ibid，P151.

[11]Ibid，P143.

[12]Ibid，P134.

[13] [法]喬治·迪迪-于贝尔曼著《在图像面前》，陈元译，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56页。

[14]同上书，第69、70、180页。

[15]The State of Art Criticism，Edited By James Elkins and Michael Newman，Routledge，P137.

作者：马钦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