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改革问题研究论文

[摘要]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中国经济的稳定高速发展，中俄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日益加深，俄罗斯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兴趣愈加浓厚。目前，俄罗斯的多家学术研究机构，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及其思想以及中俄关系等问题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宪法改革问题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宪法改革问题研究论文 篇1：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信访问题研究综述

编者按：2007年初，中央提出信访工作的关键在基层，应重视基层信访工作。2006年10月，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理论博士点与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政府共同启动了“中国基层信访问题研究”课题。该课题采用法社会学和法人类学的方法，先后有50多人次在临潼区进行了历时一年半的调研，从各个方面对西安市临潼区的信访工作进行“盘点”，形成了近10万字的调研报告和22篇论文（其中博士论文1篇）,同时还有3篇硕士论文正在撰写过程中。该调研成果基本反映了西安市临潼区信访工作的真实状况，并对既有中国信访问题研究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模式提出了质疑。在课题即将结题之时，我们约请课题组部分成员就课题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做了一组笔谈，所以,该组笔谈亦是“中国基层信访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我们相信读者通过这组文章可窥见中国基层信访状况以及理论研究之一斑。

学界有关信访问题研究，我们在对西安临潼信访状态研究之初以及过程中，一直非常关注研究。通过一年多的收集整理，应该说，这些数据基本能够反映该问题的前沿研究状况。

我们从2003年开始采集数据，这是基于2003年“信访洪峰”。[注:2003年春节后，可能是中国发生“非典”，全国各地方基本上限制外出，一直到8月底9月初初步解禁，进京信访的人似乎突然增加，给人的感觉是北京出现了“信访洪峰”，学界也给予了格外的重视。]我们选择了《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以及《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以信访为题名或关键词，模糊搜索2003－2007年所有文章，总共搜索到1 517篇。其中：《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 448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54篇；《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1篇；《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14篇。将这些文章按照时间排列，2007年：334篇；2006年：405篇；2005年：422篇；2004年：187篇；2003年：169篇。为了明晰该问题的研究旨趣，我们通过时间以及问题进行分类及总结如下：

一、2003-2005年讨论的问题分类

2003年与2004年共有356篇相关文章，除去一些工作指导等内容外，这两年的关于信访制度争论的焦点问题就是信访存废问题。主要可以分为三种观点：彻底改革（废除）信访制度、改良信访制度和强化信访制度。

主张彻底改革（废除）信访制度的观点的学者主要有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培训工委办公室周梅燕、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张耀杰、周炯然、北京理工大学的胡星斗等。[注:持彻底改革（废除）信访制度主张的学者及文章主要为：1. 于建嵘《信访的制度性缺失及其政治后果——关于信访制度改革的调查》；2.周梅燕《中国信访的制度困境及出路》；3.张耀杰《＜信访条例＞可以休矣》；4.周炯然《隔靴搔痒的奏章——对于建嵘信访制度调查报告中提法的商榷》；5.胡星斗，任华《废除信访制度的建议书》；《结束信访，设立冤案申诉局胡星斗》。这派学者的主要观点认为，我国的信访制度目前存在着诸多的问题，集中表现于：第一，体制不顺、功能冗杂、程序缺失；第二，信访内容广泛、复杂，社会矛盾集中；第三，从法律地位看，信访工作机构并不具有行政的职能和权力，导致信访机构不能解决问题；第四，信访运作过程中暴力“截访”现象时有发生，对公民权利造成了极大的侵害。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在现行宪法和法律框架之外所设计的叠床架屋且等级森严的信访机构，是一种不健康的结构。

认为应当对信访制度进行改良的学者主要有高武平、陈丹、唐茂华、陈柏峰、应星等。[注:持应当对信访制度进行改良主张的学者及文章有：1.高武平《信访制度存废辨——兼谈中国信访制度的变革之道》，《信访制度存在的合理性研究——一个历史考察和对比分析的手法》；2. 陈丹，唐茂华《试论我国信访制度的困境与“脱困”———日本苦情制度对我国信访制度的启示》；3.陈柏峰《缠讼、信访与新中国法律传统——法律转型时期的缠讼问题》；4.关于应星的观点可见《探索信访工作新局面 形成标本兼治大信访格局》，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11月16日。]在这些学者看来，信访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依据，陈伯峰从历史角度出发，认为信访制度的首要功能在深化政权的合法性；学者应星则认为：取消信访制度和信访扩权都不是好办法；至于如何对信访制度进行改良，学者高武平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角度对信访制度进行改革：第一， 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切实发挥作用的人民代表制度；第二，公众监督下的司法独立；第三，维护表达权和抗议权等基本公民权利；陈丹、唐茂华从对日本苦情制度的考察为角度出发，认为信访制度的改革应当注意：第一，准确定位, 有的放矢；第二，制定专门法规范受理程序；第三，增强信访机构的权威性；第四，建立和完善配套措施。

还有学者认为应当赋予信访机构较大的权力，对信访制度进行强化。[注:此类观点并未有专门的论文，主要可参考：1.《探索信访工作新局面 形成标本兼治大信访格局》，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11月16日；2.《聚焦中国信访：行世50多年，走到制度变迁关口》，南方周末，2004年11月4日；3.《信访改革引发争议》，南方周末，2004年11月18日。]国家信访局研究室主任张彭发认为，现行信访制度的确存在很大问题，信访部门权力有限就是其中之一；国家行政学院的杜钢建认为，没有权威性是现在信访机构遇到的最大问题，“信访部门所能解决的问题实在有限。我知道他们的工作人员其实也非常辛苦”；而学者康晓光认为，应该强化信访功能，改革后的信访部门应该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它不但有调查权，甚至还有决定权。

随着2005年国务院出台了新《信访条例》，讨论也告一段落。

二、2005－2007年讨论的问题分类

新《信访条例》的出台，学界也开始广泛地对“信访”制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其研究成果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前两年。通过对讨论内容的不同，将有关2005－2007年关于信访的1 161篇文章进行了分类，大致分为34类，主要有：信访史学8篇；律师参与5篇；涉法涉诉类信访56篇；讨论越级上访2篇；信访心理类4篇；讨论农民、土地、弱势群体信访问题26篇；信访预警、排查机制2篇；信访与和谐54篇；《信访条例》研究26篇；信访渠道4篇；信访制度研究91篇；基层信访10篇；信访听证制度8篇；与其他制度比较研究3篇；信访信息平台19篇；信访中的权利与权力19篇；信访与法治24篇；文学作品3篇；群体性事件3篇；信访结案、追责制度20篇；信访工作人员研究1篇；域外采风3篇；大信访格局7篇；信访成本分析2篇；信访监督机制5篇；信访源头8篇；人大参与信访22篇；通知、告示、文件、会议类97篇；各单位（医院、军队、企业等）59篇；经验交流类201篇；人物访谈33篇；工作指导类124篇；其它类202篇；综合类10篇。

在对这些文章进行大致的整理和分析后，可以得出以下一些结论：

第一，有关信访存废的争论仍然存在，但是仅仅占据很小一部分。从对2005－2007年的1 161篇文章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针对信访存废的争论仍然继续存在，但是已经没有2004年关于信访问题大讨论时那么热烈，而且认为信访存在具有合理性为主流观点。[注:持这类观点的代表性文章主要有：潘华实、黄丽娟，《从社会矛盾的不断运动中看信访活动的客观存在》，茂名学院学报，2007年4月；耿瑞珍，《现阶段信访制度存在的合理性研究及改革构想》，决策探索，2006年9月。]这类文章虽然是从不同角度切入，但是均认为在现阶段，信访制度的存在具有其合理性依据。如《从社会矛盾的不断运动中看信访活动的客观存在》认为：只要存在社会矛盾，信访活动就必然存在，信访可以成为反映不同时期社会状况的一面镜子，并且将随着社会矛盾运动而无限发展变化；而文章《现阶段信访制度存在的合理性研究及改革构想》则从理论基础、宪法规定和社会现实三个方面论述，认为信访制度在现阶段存在是具有必要性的。

也有一些学者还是认为应当对信访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如于建嵘研究员坚持认为信访制度仍然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并认为应当对现行的信访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1］。同样，文章《反思信访困境、分解信访功能、建设法治国家》也认为信访的出路在于：逐步强化用法治方式解决社会矛盾，加强法治机构解决信访提出的社会问题的功能，同时淡化信访制度的作用［2］。

第二，从对信访制度的研究导向中发现问题，并提出改革设想。这类文章类似在2004年信访制度何去何从大讨论中所提到的“改良信访制度派”，这类学者的主要观点是认为信访制度存在具有合理性，但是在整个制度的设计和运作中，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这类学者所关注的，主要研究方法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为主；而且有意思的是，这些文章多以“困境”和“改革”为主题词。他们认为信访具有中国自身的特色，并且为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开辟了渠道，同时还是一种互动的社会监督方式，这一切都是信访存在具有合理性的法理基础；其次，学者们针对信访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我们以《试论涉诉信访的制度困境及其出路》为例，学者们主要讨论的是涉诉类信访的主要问题，学者们认为目前涉诉类信访数量居高不下，而且出现一些新的动向，包括：案件还在诉讼中就开始信访；胜诉方信访以及涉诉信访组织化等苗头。学者们认为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包括法院、当事人、司法制度以及诉讼制度等4个方面的原因学者们提出自己的改革设想，即确保司法独立、完善诉讼程序、构建涉诉信访终结机制等3个主张。

第三，工作指导、经验交流等类型的文章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但经过简单分类发现，在2005－2007年的1 161篇文章中，非学术类的文章就占到60%，而真正有学术性的文章仅有445篇（3年）。

第四，信访制度研究类、涉法涉诉类、信访与和谐社会类成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从数量上来说，制度研究类占91篇；涉法涉诉类56篇；信访与和谐类54篇，是研究最多的三个问题。究其原因，我们认为这是与我国目前的信访活动情况与社会背景紧密相关的，涉法涉诉类信访在信访活动中一直占有较大的比重[注:关于法院近几年信访数量与人民调解、法院受案数量的对比数据，可见2000－2004年《中国法律年鉴》。]，在新《信访条例》颁布后，如何看待涉法涉诉类信访，如何解决涉法涉诉类信访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在我们搜集的文章中，对于涉法涉诉类信访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涉法信访的成因、信访与司法的比较、处理涉法信访的途径等几个重要内容。而信访与和谐的研究则是切合中国社会背景的表现。“和谐社会”的提出始于十六届四中全会，完善于十六届六中全会，是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作为一项虽然一直处于争议中心但是却起到重要作用的信访制度如何在“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找到自己的定位，这是学界主要关心的问题。但是在2005年后的文章中，主要是围绕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以及信访制度的改革方向这两个大问题进行分析。[注:有关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可见以下文章：凡飞《从信访制度价值看其制度功能》，今日湖北理论版，2007年5月；肖萍《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研究》，政法论丛，2006年12月；郝静《信访制度改革不应强化其权利救济功能》，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12月；有关信访制度的改革方向可见文章：周定财、白现军《善治目标下的我国信访制度改革》，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4月；陈广胜《将信访纳入法治的轨道――转型期信访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陈戈寒、朱小兰《试论信访制度改革的深化》，商业经济，2006年第5期；汤啸天《信访制度的改革与社会稳定》，探索与争鸣，2005年4月等。]

第五，基层信访研究薄弱。将信访解决在基层是信访制度设计的大方向，国家信访局周占顺局长于2003年11月在接受新华社《半月谈》采访时就曾公开承认：在当前群众信访特别是集体信访反映的问题中，80%以上反映的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而就在2007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意见》，在这份文件中，着力强调信访问题要在基层解决。但在2005年至2007年的文章中，只有10篇文章是专门研究基层信访问题的。[注:这10篇文章是：1.《关于基层信访工作的考察报告信访》工作课题组，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新时代论坛)，2005年4月；2. 蔡国荣《靠什么把信访问题解决在基层》，学习月刊，2005年第1期；3.赵坤峨《当前基层信访问题的成因及解决对策》，中国监察，2006年第14期；4.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察厅《构建基层信访长效机制切实维护群众利益》，中国监察，2006年第14期；5.张莉《浅析新形势下加强基层信访工作的重要性》，中国核工业，2007年第6期；6.杨亚锋《基层做好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思考》，传承，2007年第6期；7.盛清才《完善基层信访机制，为新农村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红旗文稿，2007第9期；8.杨子云《基层信访干部三问现行信访制度》，法律与生活，2007年5月；9.姜荣聪《当前基层信访问题的成因及对策》，时代金融，2007年3月；10.谭慧慧《浅谈如何做好基层信访举报工作》，中国监察，2007年第5期。]这可能与那些发生在上级机关，特别是北京的信访问题更容易吸引学者的注意力有关。

三、基本印象

从2003—2007年，有关信访的讨论应该说基本涉及到了该问题的方方面面。但是，不实际的理论多，新意不多；实践部门的工作经验多，真正的学理研究不多；有深度、影响大的主要是社会学方面的学者，法学界的研究不多；媒体报道多，高规格的纯粹学术期刊刊载不多。这说明信访问题没有真正引起学界的重视。



参考文献：

［1］于建嵘中国信访制度批判 ［J］.中国改革，2005（2）：26

［2］柴琳，黄泽勇反思信访困境 分解信访功能 建设法治国家 ［J］. 理论与改革，2006（4）：136

作者：张永和

宪法改革问题研究论文 篇2：

俄罗斯对中国问题研究热点聚焦

[摘要]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中国经济的稳定高速发展，中俄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日益加深，俄罗斯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兴趣愈加浓厚。目前，俄罗斯的多家学术研究机构，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及其思想以及中俄关系等问题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了解俄罗斯学界研究中国的情况和相关信息，可以为国内研究者更好地研究中国问题提供借鉴。

[关键词]俄罗斯学者；中国问题；研究现状

2013年7月4日，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斯米尔诺夫研究员做客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他用流利的中文向与会者介绍了当前俄罗斯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情况。斯米尔诺夫曾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当代历史与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达7年之久，对俄国境内的中国问题研究状况了解全面。因此，他的讲座信息量大、观点鲜明、见解独特，基本上反映了俄罗斯远东研究所的主流观点以及俄罗斯学术界的最新成果和动态，使我们对俄罗斯的中国问题研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得到很多启示。经本人同意，我们将斯米尔诺夫在交流会上的讲话记录加以整理，也参考了他近期的研究成果，供国内学者参考。

斯米尔诺夫（Смирнов Д.А，1952- ），俄罗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能够熟练运用中文交流。197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1985年获历史学副博士学位。1986年、1990年、1998年先后在中国的山东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进修。现任俄罗斯远东所当代中国历史研究中心中共问题研究室负责人。近年研究成果侧重于中国现代化思想、中国政治理论、邓小平理论、中国国内政策等，发表学术文章及著作近百篇。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化理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邓小平与中国现代化》《“三个代表”思想：中国国家理论发展新阶段》等。

一、俄罗斯主要的学术研究机构

在俄罗斯，政府和大学建立了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机构，这些学术机构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主要园地，研究范围包括中国历史和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其中较有影响的是：

（一）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1]

根据前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的命令，1966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建立，它拥有研究中国学的学者、专家约120位，是俄罗斯最大的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要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俄罗斯与中国的全球和地区利益；俄罗斯与中国关系的历史、现状与前景；中国台湾问题；亚洲国家的领土问题；中国的国家制度建设与法制；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当代中国史的基本问题；中国20世纪80年代改革政治史的基本问题；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进程；世纪之交的中国文明——传统与现代化。

十年前，远东所又建立了研究上海合作组织的中心，主要研究巴西、印度、南非等金砖五国的一些问题。最近随着东盟地位和作用的凸显，组建了越南和东盟中心。学者们还注意到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尤其是经济、政治和领土问题，中印关系的发展。远东所每年组织国际研讨会，研讨中国文明的发展、中国文化的历史和东亚文明区域的发展。还有对中亚地区、俄中合作互动、中国外交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另外，还对中国与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关系，特别是中俄的关系、中俄关系的历史、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和亚太地区的情况进行综合性的研究。

（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是俄罗斯最大的东方学研究机构，也是俄罗斯研究中国问题时间最长的机构之一。东方研究所下设中国问题研究室，主要的汉学研究工作都集中在中国问题研究室，许多知名汉学家都曾在这里工作过。研究室有远古和中古研究组、近现代史研究组和意识形态文化研究组。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史前社会、古代和中世纪的中国社会问题、中国传统的国家制度、中国传统思想和文明、中国当代社会思潮、国民党时期的政治史和中国农村问题等。研究室还翻译了许多中国古代的文献。除几位学者研究当代中国、中国近代史，大多数学者侧重对传统中国、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中国文明、中国历史的研究。

另外，圣彼得堡分院东方学研究所的中国学研究中心亦是俄罗斯中国问题研究的重要机构，重点研究传统中国的文学、历史，尤其是明朝、清朝的历史。

（三）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

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也是俄罗斯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这里师资力量雄厚，有250名教职工，其中30位教授、70位副教授。学院还专门聘请了国内外学术机构与科研机构的专家进行部分课程的讲授。亚非学院下设18个教研组，有部分研究生研究中国历史、当代中国、当代中国政治以及中国干部培养及体系的问题，也有的研究中国对华侨的政策等。亚非学院培养了大批活跃在俄罗斯国内学术界的中国问题专家。

此外，新西伯利亚大学东方学系也在研究中国历史问题。据斯米尔诺夫介绍，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学者对中国文明、中国语言有很大兴趣。俄罗斯的一些大学，近几年来组建了研究会、研究中心来研究当代中国。

二、俄罗斯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谈到俄罗斯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时，斯米尔诺夫指出，大多数俄罗斯学者非常关注当代中国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涉及的领域主要有：

（一）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

在俄罗斯，对中国共产党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远东所，这里的当代中国历史研究所、中共研究室和中国政策问题中心有相关研究。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是：

1.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远东所的学者认为，中国走的特色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搞经济体制改革是对的。在他们看来，与中国改革相比，戈尔巴乔夫虽进行了经济改革，但因为他太多地听从西方人，宣传西方的价值观念，在提高经济改革的同时，改变了政治体制。1988年修改宪法，取消苏联共产党在国家的核心地位，提出苏共的权力是否合法需要民众投票等重大问题。结果，苏联崩溃了，而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保证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稳定性，从而保证了全国的稳定。

2.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

俄罗斯有很多政治派别，特别是自由派有很多的支持者，在中国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及其走向这一问题上，各派都十分关注，并存在不同意见及态度。对最高层领导班子的设置问题，如谁为总理，谁为副总理，他们代表谁的利益等非常关注。在评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威和成就问题上，斯米尔诺夫指出，有的学者，全部否认中国共产党、否认中国民主，认为中国的发达，必须靠接近西方发展模式来实现，但这是少数。多数学者认为，应客观研究中国，承认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力量，对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实施的改革开放、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都要给予客观对待和研究。大部分学者支持俄罗期共产党的立场，认为应该向中国学习，借鉴中国的经验。

3.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

对中国社会的评价，俄罗斯学者总体认为是很稳定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问题之一是两极分化；问题之二是中国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毛时代较简单，现在出现中产阶级。这是否是社会主义，或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还是利用毛、邓、马克思、列宁名义的资本主义，在这方面他们的观点存在争议；问题之三是中国的发展到底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益还是官僚的需要，亦或是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问题之四是中国社会的贪污腐化成为导致中国政治、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危险因素。

综合上述情况，斯米尔诺夫指出，俄罗斯学者评价中国社会发展时，因代表不同的政治派别，也有不同的看法，大多数学者对此持肯定态度，但自由派则取完全否认中国发展的态度。尽管如此，他们也承认中国取得的成绩，也认为需要研究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自由派眼中，中国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信条的国家，中国没有民主。但这种观点不是主流。

斯米尔诺夫认为，对于成立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恰当公正的评价，要考虑到很多方面因素。对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社会的领导力量，要用新的态度、新的方法来研究，而不能按自由派那样简单处理。

（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

斯米尔诺夫详细地介绍了俄罗斯学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热烈讨论。其中既有对中国经济发展成绩的肯定，也指出了中国目前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1.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评价

在俄罗斯学者看来，上个世纪90年代和2005年，都有人预言中国经济将会很快崩溃，但是2008年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中国差不多是损失最小的国家。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依然很快，中国有自己的模式，证明了“北京共识”是成功的。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中国始终保持着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态势，发展速度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这一切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施政方针是正确的。大多数俄罗斯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有很好的潜力。

2.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斯米尔诺夫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如社会保障问题，全体老百姓的社会保障体系网络的组建很不完善，还有很大的环境保护问题。这些问题解决起来有难度：首先，恢复老百姓正常的生存环境、禁止不合法的运转、保持老百姓的健康都需要很多资金；其次，中国经济发展缺乏具有高级教育水平的干部、专家、学者，缺乏一些现代化的发明，将来应努力发展科学技术以促使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方面。他又强调，俄罗斯学界认为，中国如果不能保持很高的速度发展，会引起社会问题。经济发展速度是客观的，但又不能发展太快，解决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需要时间，还需要投资。从经济发展来看，这些问题很复杂棘手，需要用综合性的态度来分析。

（三）关于毛泽东的研究

新世纪以来，俄罗斯对毛泽东研究很少。主要成果是潘佐夫对毛泽东的研究。潘佐夫对毛泽东做了深入的文献研究，他专门到北京，看材料，通过大量的调查资料，对毛泽东的生活进行生动的描述。他的《毛泽东》一书，可以说是俄罗斯学术界一部对毛泽东研究最全面的著作。斯米尔诺夫本人在《中国现代化理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一书中，对毛泽东也有一定的研究。但是，俄罗斯学者目前不太专门研究毛泽东，在论及相关问题时，也会涉及到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数学者热衷于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历史，或研究当代问题，也不是所有人都理解毛泽东对当代中国的影响，他们认为毛泽东只是一个历史人物。在斯米尔诺夫看来，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对毛泽东的研究一定要继续下去、一定要发展。

（四）关于邓小平的研究

作为研究邓小平的专家，斯米尔诺夫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下属的当代中国历史与政治研究中心，专门研究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和思想理论，研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理论思想。此外，远东所下属的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也专门对邓小平关于经济方面的论述和理论进行研究。仅仅在远东所，从事邓小平思想理论研究的专家就有十五六位，远东所所长季塔连科院士等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颇有造诣，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文章和专著。

斯米尔诺夫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研究邓小平。他认为要研究好中国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必须研究邓小平，邓小平对现代中国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只有对邓小平进行研究，才能弄清他是如何带领中国走出贫困、摆脱落后的，才能探讨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和经验。

新世纪以来，斯米尔诺夫多次来中国交流访问，在接受《国际先驱报》《百年潮》等报刊采访时都谈到了邓小平。在他眼中，邓小平具有谦虚朴实的品质、杰出的工作才能、过人的智慧和强大的政治意志。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在中国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邓小平思想的伟大之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切从“国家发展”的立场出发；二是从本国实际出发。他所提出的口号是走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的思想精髓就是“发展”，不论在政治思想领域、教育科技领域，还是经济等领域的改革，都是为了发展，为了提高国家综合国力。此外，邓小平为解决中国的统一大业开创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在外交方面，还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思想。

另外，他还谈到俄罗斯人对邓小平的态度，他说各种政治力量对邓小平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绝大多数俄罗斯人对邓小平是非常崇敬的。可以说，所有俄罗斯人，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知道邓小平、尊敬邓小平，因为谁都不得不承认他所取得的成绩。有些自由派对邓小平理论的一些观点并不认同，但他们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中国有十多亿人口，资源相对贫乏，但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俄罗斯却没能做到这一点。邓小平实行的改革获得了巨大成功，中国已成为一个在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各领域全面发展的大国。

（五）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

斯米尔诺夫对“三个代表”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后，阐发了他独到的见解。斯米尔诺夫认为，“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既有国内现实因素的影响，也有国外因素的影响。从国内因素看，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针20年后开始的新的历史阶段，在进入与以往的社会心理和思想道德氛围完全不同的新的社会环境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必然会重新思考执政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领导方式和方法，以及能否适应业已形成的新的客观现实，并起到推动作用的问题。从国际影响看，在制定“三个代表”思想时，也注意和考虑到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

在斯米尔诺夫看来，进入新世纪，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体制内的腐败和堕落以及信仰危机，体制外中国共产党在社会经济因素综合状况日益复杂的情况下能否满足社会阶级的利益。面临“执政党威信的严重挑战”，在新世纪确立执政党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是一种“客观必然”。解决合法性的途径有四：一是根据当今时代的要求和特点来不断完善思想体系，提高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整合；二是发展和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三是完善政治体制和机制；四是遏制党内的腐败和堕落。

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三个代表”思想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基础被通过，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纲领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六）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

斯米尔诺夫对科学发展观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科学发展观是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直接领导下、中共十六大后开始研究论证的。科学发展观拒绝追求经济指数的数字增长，而是要着眼于社会整体的发展，要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平衡、协调发展，经济效益和资源保护优先之路，把中国转变成创新型国家，解决长期积累的重要问题，消除城乡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存在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差距。

在他看来，“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现代思想理论纲领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作为党的领袖胡锦涛的报告，进一步加强了党的传统和思想理论现代化的道路。

（七）对中共十八大的研究

斯米尔诺夫指出，十八大的召开强烈吸引了俄罗斯学者的目光，俄罗斯学者对中共十八大和产生的新一届领导班子的评价很高。如季塔连科院士认为，中共十八大的召开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国正处于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需要创造新的社会关系模式。当前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是形成中国式的生活方式、中国特色文化和精神价值体系，实现中国建设目标。他说，当下中国成功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遵循时代条件的变化，及时平稳地调整党和国家的发展政策，用不断创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十八大的召开将会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组织上的统一团结。十八大将延续俄中友好战略合作关系，实现中俄两国共同繁荣的目标。

除了留意十八大对于中国未来发展趋势的相关内容以外，新一代中共领导层的产生也是俄罗斯学者们非常关注的话题。对于中共十八大产生的新一届领导层，俄罗斯学者认为，中共新领导层的产生是一个多赢的结果，相信在新领导人的率领下，中国会有着光明的前景，而这对于俄中关系未来的发展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有着积极作用。对于新任领导人习近平取消官僚主义、呼吁改变工作作风的政策，俄罗斯人很赞同。

俄罗斯学者的基本态度是，中共十八大的召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十八大后的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将更加广阔，中国发展前景将更加美好。

（八）关于中俄关系的研究

俄罗斯学者认为，目前俄中关系是友好的。斯米尔诺夫强调，邓小平对中俄关系的友好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说“两国之间关系紧张，使双方都消耗了巨大而宝贵的力量和精力。邓小平主持工作以后的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中苏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出现缓和迹象，双方都向关系正常化方向迈出了试探性步伐。1989年两国正式实现了关系正常化。邓小平在与时任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会见时讲到，我们应当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这是原则性的一步，它对双方经济、政治、文化关系的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斯米尔诺夫谈到新一届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主席把俄罗斯当作中国的第一访问国，说明中国看重中俄关系的重要性，这对双方关系的发展有利，可以推动双方互利合作。大多数俄罗斯人对中国的态度是友好的，他们看到今天中国发展的成就，中国农业发展速度很高，俄罗斯把中国当作第一个外贸伙伴，对于这些老百姓心里也很清楚。

此外，俄罗斯很多学者还关注中国的三农问题，对此有专门的研究。如三农问题是如何影响经济发展过程等。远东所的经济学家、中俄关系的专家注意到中国与俄罗斯经济的发展、边境贸易、双方的经济贸易的交流，已经通过几个主要的研究报告来促进俄中合作和经贸合作。

三、俄罗斯媒体对中国的态度

斯米尔诺夫特别谈到俄罗斯媒体对中国的看法和导向作用。他指出，俄罗斯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也可以部分地反映出俄罗斯对中国的态度，主要有关注、支持中国和妖魔化中国两种态度。

斯米尔诺夫认为，目前在俄罗斯除了学术界对中国问题高度关注外，俄罗斯的媒体也不断关注中国的发展。多数媒体是支持中国的，认为中俄需要全面的友好关系，如经济、科学、技术、人文等方面。俄罗斯一定要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互相帮助，俄罗斯在美俄关系处理方面要依靠伟大的中国，他们注意到了俄中发展和俄中关系的重要性。所以，大部分电视节目支持俄罗斯政府对中国友好的最高政策。

斯米尔诺夫指出，确实有一些党派，他们缺乏对中国的了解亦或是完全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他们对中国的印象停留在过去，他们至今还在疑惑“中国是否全部老百姓能吃饱？是否都有住房？老百姓的住房与俄罗斯比较，他们认为今天的中国依然很落后，不相信中国的发展”。斯米尔诺夫强调这种态度是不对的，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另外，有的媒体节目，在老百姓不知道真象的情况下只选择一些中国有问题的内容播出，如报道在俄罗斯工作的中国农民从事贩毒活动，或是在利用俄罗斯的资源发财。这些媒体要求政府取消这些不合法的流民。实际上，在俄罗斯从事这些活动的人里面有不少是极端的伊斯兰教徒，并不是中国人。这种节目的播出，无疑会让部分不明真相的俄罗斯民众对中国产生不好的印象。

总的来说，斯米尔诺夫认为俄罗斯学界对中国问题非常关注，并就很多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俄罗斯的中国学发展的很广、很深。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在斯米尔诺夫看来，语言的障碍可以说是重要的阻碍因素。他说因为俄罗斯学者用俄语发表文章，又很少被翻译，这是很大问题。最近10年之内，不少俄罗斯学者也用英文作报告。如他本人近年在一些研讨会上用英文作报告，题目分别为《邓小平到南方的1992讲话》《毛泽东的新民主义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分析》，一些经济学家、哲学家到法、美、日等国也用英文作报告。其中有些学者水平不太高，这些需要时间来慢慢改变。这种情况坚持下去，定会对国际社会准确了解俄罗斯学界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起到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梁怡：《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与中国问题研究》，《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责任编辑孙俊青）

作者：刘晓云　梁怡

宪法改革问题研究论文 篇3：

关于我国农村社会组织问题研究的几点思考

摘要：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组织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目前的研究方法大致可概括为：以田野调查研究农村社会组织；以乡村治理视域研究农村社会组织；以法律视角探究农村社会组织。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组织的发生发展与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环境密切。基于此，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组织应该有历史的维度，勇于探索。不断寻找新的途径。

关键词：农村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研究方法；历史维度；创新

一、研究农村社会组织问题的意义

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组织研究，既是理论问题，又是现实问题。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促使原有社会结构与社会组织消失，新的社会组织不断涌现。这些组织，有的昙花一现，有的对当时社会经济政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共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战略目标。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如何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和谐平稳发展，使农民真正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成为工业化、城市化的受益者和生力军，农民的组织问题，农村社会组织体系的建设和完善问题，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关于农民的组织问题、农村社会组织体系的完善与发展之指导原则和重大意义，胡锦涛同志曾指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各项工作的成效，都要体现在有利于更好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有利于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脱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离开改革、发展、稳定的实践，孤立地抓基层组织建设，不会收到好的效果；而忽视基层组织建设，缺乏强有力的组织保证，经济建设也搞不上去，暂时上去了也不可能持久。”可见，建立健全农村社会组织体系，乃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旨在为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提供良好的组织工具和平台。建立、健全农村社会组织体系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推动农村社会民主化进程意义重大。农村社会组织多遵守自愿互惠的基本原则，组织成员间的互动以平等互利为基础。特别是村民自治组织的普遍建立，对农村政治民主化、社会现代化有巨大推动作用，对农村社会治理的作用不可替代。它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原则，也是许多社会组织共同遵循的基本准则，对其他农村社会组织的建立与完善具有示范作用。实践也已证明，村民自治制度极大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对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发展农村经济作用巨大。

第二，对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农业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然而，当前我国农业还是以小农生产为基础的农业。小农业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环境，农民怎样进入市场才有较高经济收益，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而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制度上如何实现小农业与大市场的对接。技术上如何实现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与应用。完成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就是组织农民，以农村各种经济组织为中介，实现小农业与大市场的对接，以各种技术协会为平台推广新生产技术，从而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第三。对健全和完善社会公共福利制度及社会保障制度意义重大。目前，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健全，社会福利组织及社会公共服务设施短缺，而现阶段的农村合作医疗、乡村小学、道路、农田基本水利设施的建设与维护、农村文化娱乐活动以及救助救济等社会福利事业，又迫切需要组织农民加以落实。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建立健全农村社会服务组织系统，对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减轻农民负担乃至促进农村社会现代化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研究农村社会组织及其功能，分析社会组织过程中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推动农村社会组织体系的发展与完善，对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和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农村社会组织问题研究方法评述

近年来，学者们对农村社会组织建设问题尤其是对制约社会组织发展和完善的因素进行了广泛研究，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意见和改进措施。这些研究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田野调查描述农村社会组织现状、功能及所面临的困难。这部分研究的数量最多，勾勒出了各种农村社会组织的不同样貌，为人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农村社会现实生活画卷。如刘亚伟、查理一科斯特罗主编的《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与选举观察研究丛书》，吴重庆、贺雪峰主编的《直选与自治》，仝志辉等所著的《农村民间组织与中国农村发展：来自个案的经验》等书。研究者对我国农村社会组织的源起、组织结构与功能、组织过程中的问题与困境做了分析研究，描述了农村社会组织的不同样貌及波澜壮阔的农村社会组织图景，反映了中国农村巨大的经济、文化、风俗习惯差异，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思想观念的多样性，为人们认识农村社会组织提供了生动的例证。

第二，以乡村治理视域研究农村社会分化与整合、社会组织的分解与重构。如卢福营所著《冲突与博弈——乡村治理中的博弈》，吕红平所著《农村家族问题与现代化》等书。这些研究探讨农村社会各种组织、各个派系、各种社会精英和村民围绕村庄的公共权力、公共利益所展开的竞争，以及这种竞争对农村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对乡村政治生活的意义。通过对传统农村家族问题的研究，分析家族力量对农村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的影响，对农村社会现代化的消极作用。为人们了解农村社会结构变迁和各种社会力量的较量，了解乡村政治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第三，以法律视角探究农村社会组织建设中存在的法制问题。提出完善法律体系。为农村社会组织建设提供法制保障的观点。如王禹所著《我国村民自治研究》一书，“从宪法学的角度对村民委员会的性质，村民委员会和乡镇政权的关系，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的关系，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和下设的各委员会以及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其他村里的各种组织的关系，对村民委员会和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务监督小组以及民主理财小组的关系做出法律上的梳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编写的《中国农民组织建设》一书中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之法律地位探析》、《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调研报告》等文，研究了农村经济组织发展中遇到的法律问题，提出要承认农村经济组织法人地位的观点，指出因为没有法律地位，农村经济组织的许多活动不能独立进行，如不能以合作经济组织本身向银行借贷等。认为保护和规范农村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十分关键。这些研究对人们认识当代农村社会组织状况、组织环境及组织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以来的中国农村正处在传统社会结构解体、新型社会结构重建的过程中，这种重建是社会经济关系变革后的社会整合，目标在于，实现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村社会的团结。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的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广泛波及农业和农村社会各个领域，这为建立健全农村社会组织体系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因此，以什么方法理路研究农村社会组织，帮助解决农村社会组织建设中的问题，值得深思。

三、历史维度：研究农村社会组织问题的新视角

基于此，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组织及其建设还应该有历史的维度。所谓研究社会组织的历史维度，就是要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当代农村社会组织，看到当代农村社会组织是历史进化的产物，看到它与之前的农村社会组织的关联，看到农村社会组织的发生发展及其演进与社会环境历史演化的关系。通过对社会组织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历史演变的研究，通过对这些环境因素所决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及其给予社会组织的影响的研究，来解释社会组织过程，理解社会组织功能，了解社会组织所遇到的困境，以提出解决之道。

这是因为，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组织的发生发展都与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农村所经历的社会组织都是一定经济政治制度的产物。在中国农村，传统社会解体后的一百年来，社会组织的建立及其作用的发挥，无不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密切相关，无不与政党力量及国家政权力量密切相关。可以说，中国农村正式的社会组织都是在政治力量和国家意志支配下建立的，其社会功能无不在于重构农村社会、实现社会整合。

民国时期农村合作化运动以及合作社的建立，是在国民政府的大力推行下实施的。当时推行合作社的目的就在于，在不触动现存社会秩序的前提下，通过合作社组织，以和平、渐进的手段来缓解日益严重的剥削，通过发展平民经济，扶持平民势力，消除社会压迫，来实现社会平等，进而实现“合作共和国”的理想。这显然是乌托邦。因为当时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民族问题，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严重对立和冲突，国家贫弱、民生凋敝的社会现实，最终导致农村合作组织沦为农村宗族组织、帮派势力的工具，这是民国时期农村合作组织不可逃避的命运，也是历史的必然。

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农村社会运动，都建立起相应的农民组织，如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乃至今天的村民委员会等。这些组织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及中央政府的强有力推动下建立的，其组织目标都在于组织农民，发展经济，在社会转型中整合农村社会力量，促进农村社会现代化。

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为了适应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在当时农村经济社会环境中，在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建立的。土改彻底瓦解了以宗族宗法统治为基础，以地主、缙绅与皇权相拱卫的农村社会治理结构。但是，土改本质上只是原有土地的再分配，中国农村人多地少、生产方式落后的问题没有解决。由于农业生产资料、经营资本的匮乏，农业生产面临很多困难。土改后的农业生产变成小农生产，农村社会成了小农社会，这样的社会基础使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困难重重。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制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政府为此重建了农村商业体系，实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建立起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以解决因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对城市社会的冲击问题。同时，中国共产党认为小农经济不适应现代化需要，容易导致农村社会结构两极分化，与社会主义及工业化相背道而驰。因此必须将农民从新组织起来，这一时期农村出现的劳动互助组织形式是有效的途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当时农村最大最广泛的社会组织，它深刻动员了农村社会的一切资源，组织农民，改善了他们的经济状况，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支持，对初创的新中国经济恢复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存在着自身经营管理不善问题，其根本原因是大量缺乏专业管理人才，特别是缺乏懂现代财会知识和农业科技知识的人才。因而合作社并不像农民入社时所期许的那样好，农民的参与热情大大降低了，合作社被新的社会组织所取代也就在所难免。

其后的人民公社是在大跃进运动中形成，在极“左”思想指导下建立的。人民公社，既是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一大二公”的集体生产组织，又是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政社合一”的农村基层政权。人民公社作为经济组织，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形式，集体劳动、统一经营的生产劳动组织方式，一平二调、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人民公社又是高度集权的政治组织和行政机关，通过政治经济手段，公社对农民进行全面控制，形成了农民对公社的经济依赖和人身依附。其弊端不言而喻。首先是公社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对行政权力的依附，导致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滥加干涉，危害公社组织的正常运行。公社的生产经营分配形式抑制了农民劳动生产的积极性，窒息了农村经济活力，阻碍了农业发展，使农民生活普遍穷困。同时，人民公社阻滞了农村社会正常的分化和流动，高度集权的政治结构对农村政治生活产生了消极作用。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背景下，人民公社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

综上所述，制约农村社会组织发生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政党组织力量、国家政权力量、农村经济社会环境、农民的参与热情，并且，这些因素在交互地起作用。政党组织植根于一定的社会基础，任何政党组织都是一定社会团体的代言人，其组织功能的作用发挥，取决于能否反应和代表它的支持者的利益和要求。当执政党的力量、目标与农村社会发展目标一致时，政党的组织系统就会大力推动相关的社会组织建立与完善。国家政权是政治斗争的场所和产物，政权组织是政党组织间相互竞争的结果。国家政权通过立法、行政力量，以及行政机构组织体系来推动有利于国家的社会组织建立和完善。农村经济社会环境变化、社会结构变迁，是各种社会组织更替的前提。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组织的构建，归根到底是由于农村经济制度变革，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结构变迁所致。农民参与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取决于社会组织功能是否真正满足农民的需要，是否代表农民的意愿。

四、余论

一个现代化的社会，社会组织必是发达的，组织功能必是完备的，我国农村社会距此目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需要加倍努力。现有的农村社会组织结构与功能本身需要不断进化，农村社会组织体系还不发达，组织功能还有待于完善，这也为广泛建立社会组织提供了巨大空间。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必然会促使农业文明传统逐步消解，促使传统农业社会结构逐步消亡。这一过程正是农村社会组织体系建立和完善发展的过程，会不断催生出新的社会组织，以补充现有社会组织功能，如社会公益组织、社会福利组织、社会文化组织等等。只有当我国社会真正实现了工业化转型，才可能建立起较为稳定的农村社会组织体系，而在此之前，社会组织始终都处在运动变化之中。显然，这是一个规模宏大的社会工程，所遇到的挑战和困难可想而知。因此，面对如何建立健全农村社会组织体系问题，反思当下农村社会组织的研究方法，解放思想，不断探索，勇于创新，找寻建立健全农村社会组织体系的新的方法与途径，颇为必要。

作者：陈江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