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宪法修订论文

中国正处在发展的战略转型期，目前“经济蛋糕”继续做大面临瓶颈难关。在此情况下，宪法实施的意义尤为重大，这是比“经济蛋糕”更加具有合法性、正当性和说服力的社会整合机制。宪法的落实与否，是检验当今中国能否步入一个历史新时期的重要指标。当前，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等都处于结构性的重大变革之中。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经济体制改革宪法修订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经济体制改革宪法修订论文 篇1：

《反不正当竞争法》面临大修

自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颁布，至今已有18个年头。在此过程中，这部被称为“市场经济次宪法”的法律历经多次的修订调研、研讨，如今最新的修订稿已由国家工商总局提交国务院法制办，但具体出台时间还不详。

自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颁布，至今已有18个年头。在此过程中，这部被称为“市场经济次宪法”的法律历经多次的修订调研、研讨，如今最新的修订稿已由国家工商总局提交国务院法制办，但具体出台时间还不详。

作为一部伴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而生的法律，如今随着市场竞争体制的深化，大修势在必行，呼吁早日出台的声音也持续多年。

修订历程

“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出台的前提条件是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企业有了经营自主权，它们相互间就可能展开竞争，从而才会有谋求经济利益甚至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动机。”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晓晔指出。

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局限之处也日益凸显，在组织修订者看来，该法存在的问题大致有四个方面：一是适应性不强，对市场上出现的一些新不正当竞争行为缺乏调控力；二是有关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定内容涵盖不完整，也比较原则，可操作性差；三是赋予行政执法机关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的权限十分软弱，不适应有效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需要；四是法律责任制度不完善，不利于有效遏制不正当竞争行为。

1997年开始，国家工商总局就《反不正当竞争法》存在的这些问题向国务院做了专题汇报并提请对该法进行修改，随后，按照国务院法制办的要求，1998年和2000年，国家工商总局开展了两次大规模的关于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研活动。

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正式列入5年立法规划，国务院也将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列入2003年立法计划，国家工商总局受国务院法制办的委托，承担了具体修订任务。

2006年，经六易其稿，国家工商总局曾形成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稿)》，“基本上解决了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存在的问题”。

2010年年初，国家工商总局再次完成了最新一版的修订稿，并将其提交国务院法制办。按照程序，国务院法制办还要组织讨论和意见征求，再交全国人大审议。

修订差异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盛杰民看来，修订稿与原《反不正当竞争法》相比，最为突出的修订重点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解决了执法权架空的问题，二是扩充和明确了反不正当竞争行为，三是解决与《反垄断法》竞合的问题。

关于执法权架空的问题，在原法第三条第二款中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其他部门监督检查的依照其规定。”

修订稿则明确执法主体为各级工商行政部门。“解决以往保险、航空、电信等行业主管部门也参与执法，导致执法主体不一，权力分散扯皮的问题。”盛杰民对记者说。

修订的另一重点，是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了细化和扩充，包括对傍名牌行为、商标侵权行为、商业贿赂行为，在原法列举的11条基础上，都进行了更为明确的列举和细化。

在去年曾引起消费者普遍关注的互联网恶性竞争事件，亦在修订稿之中得到了体现。利用信息技术实施的攻击、干扰和控制行为，以及利用软件外挂程序，假冒用户实施的恶意评价等新不正当竞争手段，也列入其中。

修订稿同时将商业贿赂行为进行了扩充，定性为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利益进行贿赂以争取交易机会。“财物”是指现金和实物，包括经营者为争取交易机会，假借促销费、宣传费、赞助费、科研费、劳务费、咨询费、佣金等名义，或者以报销各种费用等方式，给付对方单位或者其个人的财物。

解决与其他法律竞合的问题也是修订稿的另一重点，其中主要是《反垄断法》。

“正是出于不同的理念，《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是关注市场上企业间的相互竞争行为，目的是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反垄断法》关注的则是竞争者之间的协调行为，目的是防止市场上形成排除竞争或者严重限制竞争的局面。”王晓晔指出。

由于《反垄断法》的出台，原《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有关市场垄断和行政垄断的条款就面临着修改或删除。其中有5条与《反垄断法》相竞合，包括低价倾销、招投标、搭售等有关条款。

“这两个法律的这些竞合条款从执行主体、构成条件、法律责任上都存在矛盾，从法理上来讲，与《反垄断法》相竞合的条款都应该删除掉。”黄勇说。

但据悉，《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稿没有完全删除，仍保留一些有关垄断行为的规定，比如公用事业单位的垄断行为，如强制安装电表，又如像强势、优势企业的垄断行为，像大卖场、大超市收买的进场费等强制交易行为。

此外，《反不正当竞争法》还包括与《知识产权法》、《商标法》、《质量监督法》、《律师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协调的问题。

“处罚力度的加大也是原法势在必行的修订重点”，王晓晔对记者说。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对于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经营者处以“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或者“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幅度，其惩罚力度和约束力如今已明显过小。

修订稿中，对于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经营者的罚款大幅度提高，采取最高限额200万元以下或者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修订争议

虽然在专家看来，此次《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属于大修，但在大修的过程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执法权力扩充之后的约束和监督，对消费者权益的充分保护问题，还面临着一些争议。

在法律体系中，《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属于行政法，这涉及行政执法的理念和价值取向。

“比如有奖销售，许多国家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都已经删除了，但现在的修订草案里还有保留，这是有争议的。有奖销售是促进竞争，对消费者有利的事情。如果出现损害消费者的行为，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去解决。如果把有奖销售当作不正当竞争行为，则反而有碍于竞争。这是对市场经济价值取向的分歧。”一位专家表示。

到了地方性法规层面，对经营者举行有奖销售活动的义务规定则是五花八门。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经营者举办有奖销售活动的积极性，同时也造成不同地区的执法机构执法标准不一致的现象，容易诱发一些地方的执法机构的不正之风。

“市场经济强调的是各司其责，靠司法救济，不告不理；行政执法是强调主动出击，遏制不正当行为。在中国目前的体制和习惯下，是行政主导和司法救济相结合。毕竟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但与此相生的一个问题是如何防止执法权力的滥用。”一位专家指出。

在修订稿中，除了列举一些具体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外，将不正当竞争行为界定为经营者违反前款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并将对这一“一般条款”的认定权授予国家工商总局实施。

一般条款也被称为“兜底条款”，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权，省一级以上的工商部门有具体的规定权。“一方面可以加大行政执法力度，但另一方面，如何对此进行约束，这个还需要继续进行讨论。”这位专家指出。

在通过解释一般性条款对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认定的时候，为了防止任意性执法遏制竞争动力和创新意识，许多国家都只将这一解释权授予少数权威机关，如德国的联邦最高法院。

而在以往的执法过程中，中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实际实行的是二元解释体系，由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来进行判断。

将一般条款解释权归于工商部门后，如何防止其执法权滥用，是一个问题。在过往，媒体曾曝光过不少地方的执法部门对工作人员制定“罚款指标”，要求限期完成一定的罚款任务，并且与执法人员的收入相挂钩的现象。

“例如，目前法律中没有规定举报程序，在对涉嫌违法经营者的文件、财产进行检查时没有规定申请和批准程序，也没有对检查人员的人数(《反垄断法》规定不得少于两人)做出规定。”上述专家指出。

“兜底条款与《立法法》的精神也不太吻合。”另一位专家指出，行政执法不同于司法解释，只能靠部门规章来进行执法指导。

“一般来说，立法过程往往是部门之间利益的调整，这也是部门起草法案和讨论中的局限性。”专家指出。

作者：邢少文

经济体制改革宪法修订论文 篇2：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

中国正处在发展的战略转型期，目前“经济蛋糕”继续做大面临瓶颈难关。在此情况下，宪法实施的意义尤为重大，这是比“经济蛋糕”更加具有合法性、正当性和说服力的社会整合机制。宪法的落实与否，是检验当今中国能否步入一个历史新时期的重要指标。

当前，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等都处于结构性的重大变革之中。在这一转型时期，宪法的真正实施对于社会发展具有根本意义，也是改革开放进入更深层次的标志。目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此，必须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们知道，价值目标本身并不具有自我实现的能力，最终需要落实到制度层面，通过一定的制度载体予以实现，而在一系列的国家制度载体中，最重要的制度就是宪法制度。因此，宪法并不单指写在文本中的宪法条款，更意味着在现实中得到实施的宪法。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实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价值得以广泛推行的前提条件，也是促进法治国家建设、经济体制改革、文化复兴和实现社会公平的核心动力。所以，依宪治国、加强宪法实施具有重中之重的地位、价值和意义。

一、宪法实施的历史沿革

时至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60余年的历程。建国之初，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均堪称良法。因此，共和国的依宪治国之路可谓开端良好。然而，在宪法历史于政治风雨的演进过程中，“五四宪法”的实施一波三折，逐渐走向宪法虚无主义，其突出表现便是“文革”。在“文革”中，宪法甚至连一纸具文都不是，其所建构的国家政治、经济秩序荡然无存，其所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也遭到严重破坏。

改革开放之后，“八二宪法”重新接续“五四宪法”，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宪法的“回归”。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等各方面，宪法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的代表大会都将宪法放在显要位置。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八二宪法”有四次重要修订，这些修订使得现行宪法成为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重要支撑。正是宪法的重新恢复和修订，现行宪法所提供的制度保障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没有发生重大社会动荡的情况下持续下来，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当前，中国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官场腐败严重、社会治理不力、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有待改善、政府权力缺乏有效规范等问题，已经阻碍着未来中国社会的整体进步，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宪法实施的紧迫性更为凸显。在政治化运动、道德说教均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宪法实施是唯一的可选路径。我们所倡导的法治国家、政治文明、国家治理现代化等命题，我认为它们集中围绕的核心点应该聚焦于宪法实施问题。

值得鼓舞的是，中共中央和社会公众对宪法及其实施的重要性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和更为迫切的要求，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十九大突出强调了加强宪法实施的问题，尤其是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提出修宪问题，强调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

二、宪法实施的制度内涵

从比较宪法学的角度来看，现行宪法的形式、结构优良，其所规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公民基本权利等内容也表明其本身为良宪。宪法确立了人民主权的基本原则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合理配置了各项国家权力，保障公民的各項基本权利。从历史角度来看，就民国以降的近百年宪法演变进程中出现的各部宪法而言，现行宪法也是其中较为优良者。

然而，宪法之所以成为宪法，并不仅仅在于通过一定程序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宪法必须成为“活”的宪法，而宪法成为“活”的宪法的关键在于宪法得到真正的实施。改革开放迄今，宪法并非完全没有得到实施，而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施;但宪法的实施并不全面，尤其是宪法所体现的基本精神并未得到全面实施。因此，当前宪法实施的任务不是将现行宪法推倒，重新制定宪法，而是全面落实现行宪法的内容和精神。当前的宪法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宪法的个别制度或条款，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体的公民基本权利等，这些研究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全面理解和实施宪法的基本精神。现行宪法的基本精神是改革开放，这一基本精神与宪法制约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传统功能是一致的。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宪法逐渐起到了约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强大的国家权力，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调动公民的积极性等宪制作用。

就现阶段而言，强调宪法整体结构及其精神的实施要比专注于具体的制度条款或单项权利的保障更为重要。当今中国宪法实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对宪法的基本精神、宏观制度的理解存在或“左”或“右”的偏颇。偏“右”的一方容易在对比中国宪法和西方国家宪法的过程中将两者挂钩，以西方国家的宪法为蓝本对中国宪法加以取舍。通过这种方式来理解中国宪法的基本精神是不恰当的。中国宪法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法，宪法中关于党的领导等方面的内容属于客观事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不同于西方三权分立式的政治架构，宪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将中国宪法完全等同于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宪法将导致无法正确解读中国宪法的精神。与之相反，偏“左”的一方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问题出发，过度强化抽象的人民和国家权力，削弱宪法对权力的制约，否定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保障，甚至要把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内容重新注入宪法，试图倒退到计划经济和党政不分的文革时期，这些“左”的理解显然与改革开放相违背，也不符合现行宪法的精神。

宪法实施必须首先确立宪法的权威。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官本位”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官大一级压死人，国家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过于强大。另外，中国传统上即属于“道德国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由道德加以约束。这两个因素，与宪法作为人们的行为尤其是作为政府行为或公权力行使的准则的法律权威意识的不足，密切相关。建国以来，宪法权威一直没有深入人心，尤其是没有深入到政府等公权力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意识。宪法对于公民和公权力机构具有不同的意义。对于普通公民，宪法的实施主要是保护其基本权利，而对于公权力机构，宪法实施主要是约束其权力的行使，防止其滥用权力。因此，确立宪法权威意识并不必搞全民道德运动，重点是要培养公权力行使者的宪法权威意识。公权力的行使，包括立法、执法、司法等必须符合而不能抵触宪法。目前，各类国家机关制定的诸多规范性文件中包含着不少与宪法相违背的内容，部分官员的行为与宪法的要求相去甚远。要消除这些现象，在上千万的政府官员中真正确立宪法的权威意识是关键。如果没有这样的权威意识，没有自觉认识到宪法是政府行为的根本准则的话，宪法实施也就是一句空话。

徒法不足以自行，宪法必须通过一定的制度来落实。宪法的制度性实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立法实施、在国家治理中通过行政权落实宪法以及司法实施。

宪法实施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家治理能力作为一种技术性能力，其现代化进程之中贯穿着宪法实施的现代化，即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体现宪法的内容与精神，尤其是宪法对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要转化为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固然在于通过国家的高效运作增强国家实力，但其最终目的则是使宪法得以真正落实。宪法凸显了人民意志的根本地位及民族国家的正当性，保障着每个公民的权利诉求，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脱离宪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单纯强调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不能完成后者的正当性的证成，宪法对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义在于使其合法化。目前学术界对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讨论大多具有相当程度的工具化倾向，注重功能化、数量化、科技化，这种工具化理解显然具有片面性。事实上，只有把国家治理能力和宪法实施结合起来，方能解决国家治理能力工具化所带来的弊端，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正确指引。

宪法应当具有可诉性。宪法实施的一个重要路径是由相对独立的法院通过司法过程加以适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等司法改革措施，这是在司法层面推动宪法实施的一个前奏。宪法的司法实施最终要解决的是宪法监督问题。宪法实施必然要走司法化道路。宪法争议发生后，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把政治解决方式转化为司法解决方式是中国宪法实施的未来指向。当前我国存在大量的宪法争议，这些争议几乎全部是通过政治化、行政化的方式予以解决，这种解决方式在一定时期内有其合理性，但是在转型社会逐渐进入正常社会的情况下，则需要把它们转化为司法解决。虽然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目前阶段，不一定要立即实现宪法司法化，但司法化在未来显然是一个正常的路径。在常态化政治之下，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中央与地方的利益纠纷、公民权利的保障等问题，则是需要通过司法化渠道予以解决的。

除了上述内容之外，在当前，我觉得宪法实施还与下面两个方面的问题密切相关。

第一，加强宪法实施必须进一步规范、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宪法实施的制度基础。宪法实施中的国家机关的组织和运行、人民意志的形成和表达、法律法规的合宪性控制等都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完成的。因此，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在宪法实施中的主體地位是宪法实施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重要内容。对此，相关的论述已经很多，本文就不予以重复了。

第二，要逐渐开放社会公众对宪法实施的参与，突出强调公民参与宪法实施的主体地位，强化公民的宪法意识，夯实宪法实施的社会基础。公民积极行使权利、规范地参与公共政治活动，提高自身的公民意识和对公民角色的自觉程度是宪法实施的重要条件和动力，能够为宪法的实施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和社会空间。之前我们过于强调公民对经济社会的理解和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公民对于公共政治参与的诉求。人是社会性、政治性动物，强化公民的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对于作为政治契约的宪法的实施极具意义。公民对宪法实施的参与包含多种形式，如积极参与选举、通过各种方式监督政府行为、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等。提高公民对宪法实施参与程度将拉近公民与宪法之间的距离，使公民感受到宪法与其生活息息相关，进而在公民与宪法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

三、宪法是最大的社会共识

当今中国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社会共识的凝聚和形成成为社会运行面临的重要问题。百年以来，现代中国社会的共识并非某一政党的意识形态，也非某种世俗的道德教化所能承载，而是宪法的内容及其精神。宪法是各种社会主张的最大公约数，也是当今中国最大的政治共识和价值共识，其他的思想观点都难以取得像宪法一样的共识效应。宪法成为中国社会这一共同体的重要维系力量。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后，宪法实施可以凝聚社会共识，弥合各种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裂痕。我们看到，固然其他方法可能取得一时的成效，但不能起到宪法这种使不同的利益主体、利益诉求得到持续有效整合的效果。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可能会面临各种不同的问题，但相对而言，大凡那些实现了良好治理、个人权利得到保障，且得以长治久安的国家，其宪法必然已经得到有效实施。

中国正处在发展的战略转型期，目前“经济蛋糕”继续做大面临瓶颈难关，而社会的裂痕和矛盾却日益凸显，在此情况下，我认为宪法实施在当下时期意义尤为重大。可以说，宪法实施是比“经济蛋糕”更加具有合法性、正当性和说服力的社会整合机制。经济发展的高速度未必可以长久保持，但优良的宪法可以持续百年甚至数百年，这也是强调宪法实施比过度强调经济发展速度更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对于宪法的实施，政府和公民均应保持清醒的认识，真正予以落实。所谓“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宪法的落实与否，是检验当今中国能否步入一个历史新时期的重要指标。

作者：高全喜

经济体制改革宪法修订论文 篇3：

以人大为枢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考察深圳，明确指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9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也指出，中央特一如既往支持经济特区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发挥作用。同日，《南方日报》发表一组评论文章提出，作为各项改革的先锋和试验田，特区也应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先行者。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之必要性，温家宝已深切指出：我们站在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起点上，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

中国目前经济发展速度为世界所瞩目，但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社会各利益群体问关系趋于紧张，在一些地方，官民冲突时有发生。凡此种种表明，中国的社会治理和自组织模式正进八深度调整期。如何成功驾驭调整期的挑战，取决于社会各界如何凝聚共识，共同构建一个能够有效整合各利益群体诉求的政治架构。

社会治理失序的根源在于，目前的社会管理体制缺乏民主和法治机制，因而无法为大众提供制衡威权与资本的制度性框架。

面对纷纭复杂的矛盾与冲突，应急性的维穗体制只能暂时遮将问题，而无助于问题之有效解决，甚至还可能导致问题的集中爆发。要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就必须推动治道变革，重中之重是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早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初，政治体制改革的愿景，就已被包括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内的党内有识之士提出。但过去几十年来，与经济体制改革的高歌猛进相比，政治体制改革进展不大。一方面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缺乏相应的改革意向，同时也是因为政改概念过于宏大，缺乏较为具体而可操作的方案。

目前已经展开的党内民主、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议程则过于技术化，无法产生联动效应，难以拉动整个政改进程。

过去几十年政治体制改革的进退得失告诉我们，只有抓住关键突破口并持之以恒地扎实推进，才能切实开拓政治体制改革的前进路径。

以各级人大制度变革为政治体制改革枢纽，可被视为理性而有效的突破口。

人大之所以可成为政改之枢纽，是由它的性质所决定的。我国宪法和关于人大的诸多宪法性文件对人民选举代表的权利、代表审议公共事务的权利是有明确规定的，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在现实中得到充分的贯彻和履行。

人大的代表机构性质决定了以人大为枢纽的政改，大体上可以做到可控而平衡。目前政治体制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大量新兴社会精英无法通过代议机制充分参与到社会治理体系之中，因而无法充分表达其利益诉求。这样的格局不仅是公共治理智慧的损失，更造成群体问的对立心态，威胁治理秩序本身。

各级人大作为代表机构，完全可以通过选举制度、代表制度的改革，吸纳过去30年市场化和社会发育所形成的新兴精英，化解体制内外的对立，扩大治理基础，推进人大的代表性和吸纳性。

以人大作为政改的重点，也将呈现为一种增量改革路径。通过增强人大这个与人民保持直接联系的机构的权威性，可以在现有的权力架构中引进社会改革的动力，从而使社会民主、党内民主和行政体制改革相互呼应，形成联动效应。这样的改革进路类似于上世纪80年代在经济领域中先放开私人企业，再涉及国有企业改革，以增量带动存量，从而使有关各方能够比较平穗地转换权力运作方式，有效解决政策的合法性问题。

历史经验证明，通过民意机构的渐进改革，是实现现有体制平穗转轨的有效路径。与中国面临相似课题的南方邻国越南，也正是从国会开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

至于人大制度改革展开的路径，则可以上下并举，重点是鼓励各级地方人大，尤其是县、乡镇基层人大在人大代表进举、代表议事、预算骗制、权力监督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过去若干年来，地方人大已经做了不少探索。现在则需推动地方人大更为大胆地试验、创新。

就此而言，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通过、目前正在向全社会征求意见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修正案(草案)》与这个政治体制改革方向存在一定偏差。修正案(草案)突出了人大代表兼职的性质，要求人大代表集体活动。这样的条款显然不利于人大代表充分发挥自身的政治作用，不利于各级人大行使宪法所赋予的职能，进而也阻碍了以人大为枢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路径的展开。

为预留改革空间，立法者亦应对相关修订条款三思而后定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