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改革问题化解论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系列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贯穿着强烈的问题意识、鲜明的问题导向，体现了共产党人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展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信仰和责任担当。在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领导干部必须有发现问题的敏锐、正视问题的清醒、解决问题的自觉。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科学发展观改革问题化解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科学发展观改革问题化解论文 篇1：

民生问题的解决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动力

摘 要：民生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它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关系着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民生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民生的解决是改革攻坚的主要内容，是实现国民经济权力与文化权力的基础与前提，也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与关键动力。民生问题的政治价值关系到改革正当性与社会稳定，是当前改革攻坚期与深水期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解决民生问题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也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关键词：民生问题；深化改革；改革动力；正当性；稳定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绘制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蓝图，就涉及民生的问题进行专门论述，对城乡二元结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社会收入分配格局、社会保障制度、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及教育领域改革等领域进行了综合部署。在今年年初的“两会”中，无论是政府工作报告、政府预算中的民生账单，还是总理的答记者问以及代表委员的讨论热点，都体现出国家对民生问题的深切关注。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民生是推进改革的动力之源”，在“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头”，改革要以民生为方向，要关注经济增长背后的民生，关注增长背后的就业。当前，深化改革要以民生为关键，解决民生问题不仅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现阶段改革攻坚的直接动力。民生问题关乎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是决定社会安定与发展的关键因素。

一、民生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话题

民生问题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始终。按照历史发展的线性逻辑，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都存在民生问题，只是每个社会解决民生问题的途径不同，即便是在自然环境恶劣、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原始社会，仍然依靠集体劳动与平均分配的方式解决民生问题。历史上非民主国家中的民生问题的解决是依靠社会底层的不断反抗和统治集团的适度调节与妥协实现的；在当前鼓吹人民享有天赋生存权与发展权的时代，所有民主国家的改革都号称以解决民生、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为终极目标。民生问题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视，原因在于民生问题是人类进行其他活动的前提，人必须首先解决衣食住行问题才能从事宗教、文化、经济、政治等活动。这是马克思的重大发现之一，“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1]依据马克思主义，物质资料的获得是进行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前提，民生问题贯穿于目前人类社会发展的所有阶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问题，它并非是一劳永逸地就能得到解决的。生产力的发展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然要求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每一次社会形态的衰落从根本上是生产关系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结果。改革是对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这种调整的原因是生产关系满足不了生产力的发展，无法解决当前社会民生问题，因此始终存在的民生问题是不断进行改革的持久动力。

当今世界无论持何种意识形态，以人为本都已经得到大多数国家的广泛认同。人本主义（humanism）源自拉丁文humanitas，意指人性，历史上有记载的对人本主义最早的倡导者是普罗泰戈拉，其主张“人是万物的尺度”将人的地位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人本主义思想的最早萌芽。到文艺复兴时期，以人性代替神性，以人的世俗幸福反对封建等级桎梏，是对人本主义的又一次发展。近现代以降，洛克、卢梭、格劳秀斯到罗尔斯、哈耶克等等，无论崇尚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还是秉持国家责任的社民主义，都主张人的自然权利是一切社会与国家发展的前提。我国的民本思想是多种思想的融合，既有外来的马克思人本主义与西方人本思潮的影响，又有本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我国民本思想早在商周就已经产生，姜尚最早提出，“得民心”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后经过儒家的继承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如孔子“仁者爱人”，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等。马克思主义的民本思想来源于对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的批判继承，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民生政治观的直接理论来源”[2]，马克思主义倡导从现实中的人、实践中的人出发分析社会现象，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正是以青年马克思时期的人本思想为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强调以人为本，强调人是社会活动主体，通过保障人的权利最终实现人的价值。

此外，民生也是世界上多数执政党都关注的问题。民生问题解决的程度关系着执政党的成效，从执政党的执政规律来看，国家运行到一定时期，社会问题凸显，关注民生问题成为执政党不断进行改革的动力。东欧国家在转型期间，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重点，古巴共产党推行免费医疗与免费教育制度，到2004年古巴的教育投入占国内财政收入的22%，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的三倍多；西欧国家的社保占GDP的三分之一，英国的工党一直把保证就业看做是民生的重要方面，还设立国家健康服务机构（NHS）专门负责全民免费医疗服务计划的推广；亚洲的日本自民党推行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住房建设，新加坡也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住房保障制度，战略扶贫计划也成为许多执政党的重要举措[3]。

二、民生问题是深化改革的直接目标

民生是与百姓密切相关的问题，表现在吃穿住行、养老就医、子女教育等基本需求上。民生问题自人类产生之初就已经存在，人类整个发展过程都伴随着不断产生的民生问题，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民生才能得到完全保障。民生问题的凸显是一系列不合理的体制机制产生的结果与表现。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改革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因而改革的对象必定是对原有不合理的体制机制的调整，作为旧体制产生的现实结果——民生问题，就必然成为当前深化改革的直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就是以民生问题解决为基础，进而实现对原有不合理体制机制的顶层设计改革。

习近平在回答21世纪理事会成员提问时指出，相信“中国将‘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2020年之前人均GDP翻一番的目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首先解决当前社会出现的诸多问题。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到201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4260美元，由“下中等收入国家”转变为“上中等收入国家”[4]。《2011中国经济增长报告》认为，中国在“十一五”末，已经成为一个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纵观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如拉美诸国陷入陷阱中无法发展到高收入国家行列。有学者归纳出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大特征：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现代性孕育着稳定，现代化滋生着动乱”，亨廷顿在总结发展中国家发展经验时如是说。按照亨廷顿在《第三波》中的区间划分，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区间是社会矛盾凸显的黄金期，尽管其理论存在很大争议，我们也不能用生硬的理论套中国的现状，但不可否认，当时处于此区间的中国的确是社会矛盾凸显期。尽管当前国内人均GDP已经达到7000美元，按照亨廷顿观点已经脱离矛盾迸发期，但形势更为严峻，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医疗、卫生、社保、住房、教育等方面矛盾日益激化。

在当前民生问题中，贫富差距与公共服务非均等化问题较为突出。党的十八大报告分析了当前我国贫富悬殊的现状，认为贫富差距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对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称，当前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45，远超其他国家，20%的富人占国家总财富的50%，而20%的贫困人口财富仅占4.7%。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最富裕的10%的人口占全国财富的45%，10%的贫困人口仅占1.4%的财富。国内的贫富差距反映出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如果把城乡的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诸如住房、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考进去，其差距更大。

基本公共服务是实现每个公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由政府提供的必需的生活服务，不同地域、身份、能力的公民都能平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造成我国目前公共服务存在不均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地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公共财政体制的缺陷以及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等都是造成公共服务分配非均等化的关键原因。公共教育领域存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教育政策不完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偏远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以及留守儿童受教育问题等等都给不成熟的教育体制带来挑战。公共卫生建设，尤其是农村的公共卫生设施需要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农村的社保应不断加大投入。中国不同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过大，以至于出现“一个中国，四个世界”的说法。

民生问题虽然表现为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但实质上是政治体制机制落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比如医药改革进展缓慢，主要在于传统行政管理体制的羁绊。卫生部希望政府加大对常见病及多发病的投入，劳动保障部要求政府着手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而财政部认为现有行政体制不改进，投入资金的多少都不能解决问题。不合理的权力运作机制导致更多权力寻租，政府转移的专项基金，如扶贫基金、三农基金、社保基金等成了某些部门及利益部门获取私利的目标。此外，民生问题出现时，不畅通的民众参与反映机制，导致民怨无处倾诉，无法为政府及时了解民情提供一个可靠的渠道，结果原本易解决的民生问题经过发酵后难以解决。可以说，当前凸显的民生问题是不合理的体制机制的表现。全面深化改革是对不适应当前生产力发展的诸多不合理体制制度的改革，必然首先触及民生问题，因而民生问题是当前改革的直接目标。

三、民生问题的解决是构建改革正当性的必然要求

全面深化改革是否成功，与民众对改革正当性的认同程度有关。正当性是指合理性、正统性、合法性，改革正当性是指改革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为合理的和符合道义的。当大多数民众认同改革是正当的，改革的诸项措施才会得到支持和拥护，即使出现部分抵触也不会危及社会的稳定；倘若大多数人认为改革是不正当的，比如改革的分配过程不透明，分配形式不公平，改革成果不能惠及大多数人，那么改革就是无正当性的，人民群众也不会认同。原苏联早期的改革由于忽视经济发展与民生问题，为日后日益恶化的国内形势埋下一颗地雷。苏联早期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选择，重工业是一切工业、农业技术改造的物质技术基础，是发展国防增强国防实力的前提，在两个五年计划的引导下苏联完成了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但后期发展由于过于重视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农业等关系民生的行业的发展，致使整个国民经济结构比例失调，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质量。一般来说，改革是生产关系的调整，现代改革者在启动改革之时，承诺所有社会阶层在改革的过程中都能获利，因而自身具有不证自明的正当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推进的改革是一场多边双赢的改革，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失去的是锁链，获得的是改革红利，它打破传统集权计划经济，是极具正当性的一次改革。然而，当人民的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以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做法带来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后果，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模式忽视社会公共服务建设与贫富分化问题，人民对改革的评价标准发生了变化，这影响着改革正当性的评估。

正当性基础是决定改革成败的决定性因素。韦伯最早提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指出“政治合法性是指政府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的基础上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5]，是政治稳定的保证。现代社会主张用“传统型”、“个人魅力型”以及“法理型”来分析不同政权的正当性基础，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政绩正当性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主要国家改革的正当性基础同样也可通过三种不同的标准进行：对改革理念的认同、对改革实际运行的程序和规则的认同、对改革绩效的认同等三个要素。开启改革，首先要使改革理念或目的得到民众的认同，最初进行改革开放，“快速发展经济”的理念能得到社会民众的普遍拥护，因而在改革的进程中阻力也是最小的。正如今天全面深化改革，其目的是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改革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民众具有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以及道路自信。改革正当性的规则基础是指改革必须依据一定的程序规则，而民众对规则也是明确的，是监督以国家主导的改革进程的重要一招，也是预防当权者借改革契机获取个人利益的有效监督途径，这在西方具有法治传统的国家表现突出。最后一种改革正当性基础在于有效性，认为国家进行改革后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是当前发展中国家能够继续推进改革的主要因素。当前我国的改革正当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绩正当性，尤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迅速腾飞为大众带来实际利益的同时，也悄悄改变着民众对更高生活水平的追求，单纯GDP的增长无法满足民众的要求，社会生活的质量成为其考量的重要因素，这客观要求政府更加注重改善民生。

民生问题的解决是政绩的主要内容，但不同时期民众对民生的诉求不断变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平均每年保持在10%左右，这也成为近几年来维持政治正当性的重要依据。但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带来全球经济低迷，我国最近几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纯粹以经济增长速度作为政治正当性基础的观念必须改变，同时经济与社会的不均衡发展带来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以及社会道德滑坡等社会问题，社会不稳定程度加深。英格尔哈特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指出，在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后，社会会进入后物质主义时期，人们对社会问题更为关注，物质需求已不再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尽管我国的经济尚未达到如此程度，但公民对生活质量的关注程度的确在不断提高。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行需要获得人们的认可，必须达成对改革正当性的认同，而这种正当性基础的获得必须来自人们关注的民生问题的解决。党的十八大与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对未来发展的总体布局体现了对民生的持续关注，比如十八大提出“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居民收入的提高”，“强调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提高居民收入的增速”，“提高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根本上保证居民收入提高”；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改革的总体目标，更加注重缩小贫富差距，提出改善贫富差距扩大现状的若干措施，“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等等。这些举措成为构建改革正当性的现实依托。

四、夯实的民生是化解改革风险的稳定力量

改革是对既有利益格局的调整，因而风险与各方阻力伴随着整个改革进程之中。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曾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料不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一帆风顺的，它的涉及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6]与早期改革相比，如今的改革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原因在于难以获得公众的支持与信任。长期以来尚未解决的社会问题消耗了人民群众对改革信心和政府的公信力，使改革越来越难获得社会一致的支持；社会存在一种急躁情绪，希望改革一蹴而就，而现实改革需要长时间的试错与纠错才能发挥成效，因而易受到公众的指责[7]。同时，改革是对旧生产关系的调整，必然会触动利益团体的既得利益，无论改革的方案多么周密，既得利益者会用优势话语权阻碍改革，媒体公众会带着挑剔目光审视改革，一些人甚至还会以乌托邦思维苛求改革，改革总与风险相伴。当前改革进入深水期、攻坚期，越向前推进，触动的社会矛盾越深，涉及的利益越复杂，阻力也越大。如何化解改革过程中的风险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题中之义。李克强总理曾说，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特殊利益集团成为阻碍变革的强大阻力，他们安于现状，固守既得利益，通过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获得超出一般水准的利益，正是因为公权力的背景，对特殊利益集团利益的剥夺可能会引起权力的对抗。况且，我国改革一直是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尽管有顶层设计相配合，对于缺乏经验的社会主义建设来说，风险依然存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需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体制性改革，如何在改革与稳定间保持平衡是考验执政党的难题。

稳定基于坚实的民生。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和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始终是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主体，也是历史的主体，民生问题体现在人民群众的生产需要中，也是人民群众改善生活与生产的一种实践活动。改革进入深水期，攻坚克难离不开民众的支持，人民群众作为实践活动的主体，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依靠力量，“有民本温度，才有改革力度”。党的十八大报告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重点，鉴于教育公平的实现有利于社会合理的分层流动，是促进社会公平的调节器；从资源配置、资金投入、政策引导等方面加大对相对贫困地区的投入；把医疗保障、公共服务、药品监管等作为推进卫生事业发展的重点，旨在为群众提供方便的医疗服务体系；鉴于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提出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业，并要求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顶层设计，尤其要完善农村社保体系，并通过多种途径加大对养老保障基金的投入力度，构建以自我养老与家庭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主干的新型养老服务体系，等等。“不能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就会动摇立党之本，削弱执政之基，阻塞力量之源”[8]。民生问题的解决过程是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更是获得民心的过程，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可靠途径，为进一步推进改革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也是化解改革风险的稳定力量。

改革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也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难题[9]。深化改革攻坚克难的目标涉及民生领域的诸多矛盾与问题，同时民生的改善也绝非一时一事之功，它涉及到每个人的生活，需要全体民众的参与。人民群众是实践活动的主体，民生问题事关改革进程与成败，也是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动力，从长远来看，夯实的民生必然成为实现中国梦的坚实基础和强大的物质保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1

[2]吴若飞，牛 磊.试论中国共产党的民生政治观的形成和发展[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4）：67.

[3]罗会德.国外执政党解决民生问题的经验与启示[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2（1）：53-56.

[4]世界银行KLG数据库[DB/OL].http：//data.worldbank.org.

[5]燕继荣.现代政治分析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2007：176.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52.

[7]徐艳红.当前改革需要攻克七大难关——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J].人民论坛，2013（21）：25-27.

[8]韦 伯.摆脱现代社会两难困境[M].王威海，译.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10.

[9]江 畅.解放思想与全面深化改革[J].桂海论丛，2013（6）：5.

责任编辑 任浩明

作者：陈平 兰旸

科学发展观改革问题化解论文 篇2：

增强问题意识 坚持问题导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系列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贯穿着强烈的问题意识、鲜明的问题导向，体现了共产党人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展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信仰和责任担当。在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领导干部必须有发现问题的敏锐、正视问题的清醒、解决问题的自觉。

一、树立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是新的时代条件下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必然要求

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就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毛泽东同志指出，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矛盾运动永无止境，旧的问题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有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才能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才能找到引领时代进步的路标。增强问题意识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是贯彻党的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90多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进步，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准确把握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性课题，并为此进行不懈奋斗。革命战争年代，正是成功解决了中国革命的目标、道路、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根本问题，才最终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正是创造性地解决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重大问题，才顺利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新征程。改革开放以来，正是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并在实践中不断取得突破，才成功开辟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使当代中国和中华民族展示出光明前景。可以说，强烈的问题意识贯穿于革命、建设、改革全部实践，成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现在，我们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的历史起点、新的历史特点，很大程度就反映在我们所面对的复杂矛盾上，反映在我们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上。应当看到，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有着非常坚实的基础和十分有利的条件，但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也世所罕见。当今世界格局正在进行深度调整，全方位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我们面临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军事安全、网络安全问题更加突出，维护和拓展国家战略利益的任务更加艰巨。当代中国正处于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进入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许多问题相互交织、叠加呈现。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预言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就全面深化改革来说，要解决的都是牵动性强的深层次问题，都是一些难啃的硬骨头。如果没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不能有效破解前进中的难题，改革就难以深入推进，发展就难以打开新的空间。

二、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要敢于正视问题、善于发现问题

问题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关键在于敢不敢于正视问题，善不善于发现问题。敢不敢于正视问题是态度问题，需要我们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对存在的问题不掩盖、不回避、不推脱，否则就会使小问题演化成大问题。敢于正视问题，必须善于发现问题，领导干部就要在发现问题上领先。发现问题，要求我们有一双洞察问题的眼睛，拓宽视野看世界、看中国，看历史、看未来，从而找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掌握解决问题的主动。

在国际国内相互联系中发现问题。现在，国际国内的联系互动日益加深，国内问题中的国际因素和国际问题中的中国因素都在增加。中央反复强调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联系起来全面考察、整体考虑。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既符合世界发展潮流又符合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发展战略，也才能找到解决面临问题、推进事业发展的科学方法。要立足基本国情、树立世界眼光，密切关注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各领域的新情况，准确把握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新趋向，从而发现需要抓紧破解的新矛盾新问题。要注意从世界格局变化中，看到维护我国主权和安全的风险与挑战；从世界经济缓慢复苏的态势中，既看到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机遇，又看到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从当今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中，看到我国科技创新的差距和潜力；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互鉴中，看到壮大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总之，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只有及时发现问题，做到沉着应对、趋利避害，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在改革发展实践中发现问题。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就是党带领人民群众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中不断推进、不断深化的。有人说，中国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把所有问题都当作更上一层楼的机遇。改革就是问题倒逼出来的，当年一些地方率先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要解决吃不饱肚子的问题。经过30多年不懈奋斗，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在更高水平上攻坚克难的新阶段。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不可能是一片坦途，必然会遇到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要结合各地区各部门实际，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在大胆探索和勇于实践中及时发现倾向性问题。如何完整地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问题，做到既讲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又讲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经济体制改革当中的核心问题，做到既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如何处理调结构与稳增长的关系，做到既抑制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又能够顶住经济下行压力、实现预定目标的经济增长，都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总之，在各种困难和复杂因素面前，只有在认识上保持清醒、在行动上积极应对，才能实现改革的顺利推进，确保发展的持续平稳。

在总结经验教训中发现问题。我们党是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吸取历史智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先后作出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两个决议深刻总结了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党所取得的宝贵经验和经历的失误与挫折，为当时历史条件下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起到了重要作用。以史为镜，可知兴替。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在对照现实问题中得到新的认识，就能够在未来征程中少走弯路、减少失误。特别是在国内外各种条件都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一定要对照历史这面镜子，深入思考并及时发现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又增加了哪些新因素；深入思考并及时发现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危险又有了哪些新苗头；深入思考并及时发现实际工作方面存在哪些问题和不足，努力做到不诿过、不贰过。

三、问题纷繁复杂，要坚持用科学的方法分析和研究问题

发现问题是前提，能不能正确分析问题更见功力。现实世界的问题错综复杂，有来自内部的，也有来自外部的；有经济领域的，也有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域的；有曾经经历过的，也有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许多问题相互纠结、连锁反应。这就要求我们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科学分析问题、深入研究问题，弄清问题性质、找到症结所在。问题分析、研究得越透彻，解决起来就越有针对性。

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不同事物的矛盾具有不同的特点，同一事物的矛盾在不同发展阶段也各不相同，任何事物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这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哲学基础。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不同地区遇到的问题，不同领域存在的问题，必然差别很大，这就需要很好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通过具体分析，弄清楚问题的多与少、大与小、轻与重、缓与急、易与难，有问题就是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既不能视而不见、麻痹大意，也不能以偏概全、任意夸大；既不能把可能影响全局的倾向性问题当作一般问题来对待，也不能把特殊的某个方面问题作为全局性问题来处理。通过具体分析，弄清楚哪些是思想认识问题，哪些是政治原则问题，哪些是群众正当的利益诉求；弄清楚哪些是体制机制弊端造成的问题，哪些是工作责任不落实造成的问题，哪些是条件不具备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从而做到对症下药、有的放矢，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任何事物都有现象和本质两个方面，许多问题并不是一眼能看穿识透的。这就需要见微知著、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本质、撇开枝节抓根本。在分析问题时，如果只观一隅、只察一面，就可能会一叶障目、盲人摸象，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各级领导干部每天都要处理许多具体工作，面对纷繁复杂的问题甚至是令人头痛的难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千万不能迷失在现象的迷宫之中，不能让表象问题“乱花渐欲迷人眼”，而要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个根本方法，对问题的本质作出正确判断。比如，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确实是客观现实，国际上随之出现所谓“中国崩溃论”“中国衰退论”，但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有了这样一个科学的判断，才能稳定市场预期、增强人们信心。所以，分析问题要善于研机析理、察形见势，从繁杂问题中把握事物的规律性，从苗头问题中发现事物的倾向性，从偶然问题中揭示事物的必然性，努力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抓住事关全局的重要问题。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主要矛盾决定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只有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找到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重点，才能牵住牛鼻子，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要坚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注重抓事关全局、事关长远发展、事关人民福祉的紧要问题，进而明确有效破解问题的主攻方向。比如：思想理论建设方面，就要紧紧抓住坚定理想信念问题，深入研究如何固本培元、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经济建设方面，就要紧紧抓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深入研究如何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劲和抗风险能力；政治建设方面，就要紧紧抓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问题，深入研究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切实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的能力；文化建设方面，就要紧紧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问题，深入研究如何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社会建设方面，就要紧紧抓住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深入研究如何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切实解决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药卫生、住房、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作风建设方面，就要紧紧抓住“四风”问题，深入研究如何更好地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扎实推进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建立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机制，等等。总之，只要抓住和解决了关键问题，就能带动全局工作，推进事业全面发展。

四、问题绕不开躲不过，应当有敢于触及矛盾、解决问题的责任担当

领导干部就是解决问题的，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责任担当，是对领导干部的最好检验。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勇于直面问题、善于解决问题是应有的自信，是有力量的表现。应当肯定，大多数领导干部问题意识是强的，解决问题的态度是积极的，但也有一些领导干部问题意识淡薄。有的忽视问题，对矛盾熟视无睹，一旦遇到问题，往往措手不及；有的逃避问题，搞鸵鸟政策、选择性失明，把一些本来应该及时解决的问题拖成了老大难；有的不注重解决问题，纸上谈兵、夸夸其谈，真正遇到棘手问题就捉襟见肘，这些都严重影响着各项工作的推进，影响着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的落实。淡漠问题是最大的问题，没有忧患是最大的忧患。各级领导干部要弘扬共产党人的担当精神，以解决问题为己任，在解决问题中集聚事业发展的正能量。

增强问题意识，既要见思想，更要见行动。思想变为行动，重要的是把问题意识转化为问题导向。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以解决问题为工作导向，瞄着问题去，追着问题走，把化解矛盾、破解难题作为履职尽责的第一要务。要始终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碰到难题敢于触及，遇到矛盾主动解决，想方设法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解决在职责范围之内，决不能敷衍了事、上交矛盾。要对照形势发展的新要求，抓紧解决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切实加强薄弱环节，努力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要对照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抓紧解决工作中存在的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更好地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要对照党章的标准和要求，从习以为常的现象中发现思想作风方面存在的倾向性、苗头性、潜在性问题，坚决及时纠正，防患于未然。

应当说，许多问题解决起来确实有难度，必须要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韧劲。事实常常是这样，面对困难和问题，只要认真对待，问题最终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甚至可以成为下一步发展的契机。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强化问题导向、增强责任担当，就要把解决问题作为前进的动力而不是沉重的包袱，作为创新的支点而不是退缩的借口。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勇气，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敢啃硬骨头，勇于闯难关。要发扬钉钉子的精神，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耐心和恒心，在攻克一个又一个问题堡垒中不断创造新的业绩。

五、问题源于实践，要到实践和群众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问题在实践中产生，也要在实践中解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法则。如果只是空洞地谈问题，只是坐在机关闭门造车，就很难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人民群众处在实践的第一线，很多时候对问题的感受更直接、更准确，对情况的了解也更详细、更透彻。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许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们前头去了。改革开放的很多方针政策都是来自群众的创造，我们所做的就是把群众的实践经验总结起来、推广开来。要牢固树立实践第一的观点，树立群众是真正英雄的观点，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深入人民群众、深入基层一线中破解改革发展稳定遇到的难题。

深入人民群众、深入基层一线，必须做到走进去、沉下去、融进去。要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要求，巩固和拓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增强宗旨意识，站稳群众立场，增进群众感情，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要坚持眼睛向下、重心下移，多到基层接地气，多到现场摸实情，加深对民心民意的感悟，加深对客观情况的了解，加深对实际问题的认识。要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向群众求教，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从基层的实践经验中获得思想启迪，从群众的伟大创造中汲取丰厚营养。特别是对一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性问题，要认真听取群众呼声、了解群众诉求，包括掌握网情民意，这样才能找到真正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六、有真本领就不怕有问题，关键是要通过学习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古人说，“政善治，事善能”。我们讲发现问题的敏锐，讲直面问题的担当，讲解决问题的办法，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自身的能力和素养。现在形势发展变化很快，不熟悉、不了解的东西越来越多，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难程度远远超过以往，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领导干部本领恐慌问题十分突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很多同志有做好工作的真诚愿望，也有干劲，但由于缺乏本领，结果是虽然做了工作，有时候也很辛苦，但不是不对路子，就是事与愿违，甚至搞出一些南辕北辙的事情来。认识好、解决好问题，唯一的途径就是增强本领。在纷繁复杂的问题面前，各级领导干部要有克服本领恐慌的紧迫感，不断提高驾驭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能力不是固有的，本领也不是天生的，必须切实加强学习。善学者智，善学者强，善学者胜。只有持续学习、不断充电，完善知识结构，才能拓宽视野、提升思维能力，才能敏锐发现问题、有效解决问题。要大兴学习之风，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把学习作为政治责任，多想一想自己以前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工作之余应该干些什么，从而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学习上。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领域各方面的知识。要带着问题学习，对照遇到的问题找知识上的不足、找能力上的差距，不熟悉的东西要努力去掌握，通过学习缩小差距、补齐短板，提高战略思维、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的能力，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带着问题思考，对工作和学习中碰到的问题要刨根问底、举一反三，多问一问是什么、为什么，多想一想怎么看、怎么办，善于从个性问题中寻找共性问题，实现从看到问题到洞悉问题转变，把学习成果体现在解决实际问题的成效上。要带着问题调研，搞调查研究既要到那些有成绩、有经验的地方，也要到那些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对着需要解决的问题“望闻问切”“解剖麻雀”，从基层一线的实践创造中总结规律性的认识，寻找解决问题的钥匙。

（本文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刘云山2014年5月15日在中央党校2014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发表时有删节）

作者：刘云山

科学发展观改革问题化解论文 篇3：

全面深化改革：一种新的时代精神

[摘要]在当下改革内容表象化、措施碎片化、共识日益消失、问题逐渐积累、环境日趋复杂的局面下，面对体制的核心问题，改革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显著增大，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全面深化改革要凝聚改革的目标共识、理论共识、制度共识、道路共识，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重新汇聚改革力量，排除左倾势力、右倾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确立公平正义的原则，从增量改革转向存量改革，从基层创新为主转向加强顶层设计，从经济改革先行转向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改革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的改革路径，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

[关键词]改革共识 顶层设计 存量改革 改革精神 公平正义

改革是一场革命，是保持我国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1978年，我国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社会出现了亘古未见的重大变化。发展至今，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处在转折关头的中国呼唤着新一轮的全面深化改革，以消解社会矛盾，消除前进障碍，增强发展的动力，实现民族复兴。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1978年，中国启动了改革的车轮。由于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和既有经验借鉴，中国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这一改革是在确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逐步改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这一改革的突出特点是渐进性。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显而易见，在一定时期和阶段内，渐进式改革具有平稳的优点，有利于坚持党的领导，有利于保持政治社会稳定，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渐进改革的掣肘效应凸显，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改革内容表象化，需要对体制的核心问题进行改革。改革以来，我国改革的次序是从外围到核心，先增量后存量，先经济后政治，先着手在体制外寻求新的增长点，在新体制基本形成后再打破旧体制。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潜力充分释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民主法治建设不断前行，对外开放的局面基本形成。随着增量改革的任务基本完成，体制改革的“外围战”已经结束，当前，“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继往开来，需要进行根本性改革，解决现存体制中高度集权的总病根。

改革措施碎片化，需要统筹推进改革。渐进改革战略在内容上先经济后政治社会文化，在地域上先农村、沿海，后城市、内地，在操作上先试点后推广，在层次上由下到上，在方式上先实践后理论，在策略上先容易后困难，在程序上先简单后复杂。改革初期，该战略的实施冲破了高度集权的体制，调动了广大基层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涉及旧体制的核心，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的内容既广泛又深刻。面对旧体制的顽强抵制，渐进改革战略局部性、零散性的局限渐显，改革内容缺乏联系，互不呼应，改革措施零打碎敲，缺乏配套，无法形成改革合力，改革效果此消彼长，不够明显。

改革共识逐渐模糊，改革动力难以为继。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步伐缓慢，导致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变异。就政治体制本身而言，根据集权政治效应递减的铁律，随着时间的推移，腐败日渐严重，体制日渐保守，其积极效应日渐消失，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就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而言，由于改革的不平衡，在集权政治与市场经济的二元化结构下，集权政治占有绝对优势地位，不受制约的权力和市场化条件下对利益的无限追求，强大的政治权力不断渗透进入市场领域，必然导致改革的变异。在改革目标上，由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变异为替少数强势集团保利益的现象；在改革策略上，由渐行渐进变异为停滞不前的现象；在改革本质上，由实现共同富裕变异出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改革事与愿违，由此，人们由原来一致拥护改革转为质疑改革。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人认为改革不彻底，广大弱势群体认为改革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持传统思想的人则坚持回到传统体制去。对改革产生争议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少数人和个别利益集团利用权力扭曲改革，利用改革的漏洞谋取私利，利用改革的失误否定改革。任何一项改革措施的出台，往往都遭受一片质疑甚至否定，改革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改革问题逐渐积累。党的执政面临严重挑战。渐进式改革所回避的问题日益显露并积聚，呈现积重难返的趋势。渐进式改革不是一揽子式的总体的配套改革，而是逐步改革，这一改革既需要培育新体制，又需要旧体制发挥一定的作用，新旧体制之间必然产生摩擦。在新旧体制并存的复杂状态下，旧体制往往十分强大，新体制常常难以很快有效运转，或者新旧体制同时失灵，新老问题相互混杂。首先，传统体制包括政治体制的弊端不但没有消除，反而依靠现有体制形成痼疾，如日益严重的政治腐败；其次，传统体制包括政治体制的弊端迅速扩散到经济等新体制刚刚生长的领域，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弊端，如垄断集团攫取巨额利益，弱势群体生活艰辛，侵蚀着体制改革来之不易的成果。第三，改革过程中产生了不少新的变数，包括党的群众基础受到一定的损害，党的执政基础受到一定影响，党的执政能力并没有显著增强，原来已经消灭的压迫和剥削现象孳生蔓延，社会保障不完善，社会不满情绪有所滋长。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渐进式改革所产生的问题、困难、障碍越来越多，其所面临的困难和变数也不断增多，日积月累，如不及时消解，恐会发生严重后果。

改革环境复杂化。社会主义制度面临的压力增大。改革之初，我国对内努力冲破以高度集权为主要特征的旧体制的束缚，对外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符合国内民心，促进了世界和平，改革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支持。随着改革的深入，渐进改革的弊端日益暴露，改革失误所带来的问题日趋严重，改革的性质发生异化，质疑、反对改革的声音越来越强，导致社会力量的变化。支持改革的力量在分化变弱，尽管他们对改革中产生的问题积极建言献策，但往往莫衷一是，各行其是。反对改革的左派利用改革中的失误和问题不断批评改革，反对的呼声在增强。否定改革的右派则利用发达国家的“示范效应”和民众的“期望增长革命”，大肆宣传西化思潮。一些利益群体、民众以及弱势群体根据情势加入左派或右派。同时腐败蔓延的势头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两级分化趋于严重，群体性事件绵延不断，维稳压力越来越大。在多方的压力下，改革回旋的余地越来越小。国际上，随着冷战结束，美国反恐战争取得成效，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战略重心不断向亚太转移，遏制中国的力度不断加大，企图以压促变。采取激进方式的俄罗斯等国通过第二次转型，在度过困难之后已经产生显著效应。

总而言之，“很多容易改的问题已经得到有效解决，留下来的大都是比较难啃的硬骨头，甚至是牵动全局的敏感问题和重大问题”，“改革的迫切性不仅源于原来改革的进程并没有完成，更在于‘转型陷阱’所酿成的新的危机”。改革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显著增大，渐进改革的空间已经相当狭小，依靠现有方式已经无法应对解决，必须确立新的观念，采取新的方式，化解矛盾，破除障碍，凝聚力量，增强动力，统筹兼顾，全面推进。

全面深化改革共识的凝聚

改革初期达成的改革摆脱贫穷的共识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内容比较单一，属于初级层次，比较容易形成。由于渐进改革的弊端渐显，对改革的茫然、怀疑甚至反对的观点纷纷出现，改革初期全体人民一致拥护改革的局面已经消失，因此必须统一思想，达成新的改革共识。要团结13亿人民、8200多万党员，以及海外同胞，求同存异，“把最大公约数找出来，在改革开放上形成聚焦”。人心齐，泰山移。全体人民一心一意通过深化改革，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这一新的改革共识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个方面，内容全面，需要积极努力才能形成。

面对改革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确立全面深化改革的共识。改革发展到现在，出现了不少问题和矛盾，产生了较大争议，有人据此否定改革，要走回头路。必须认识到，改革打破了以高度集权为主要特征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束缚，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中国社会获得了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快速发展，呈现出亘古未见的巨大变化，必须予以充分肯定。应当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的基础上，以深化改革消除问题和困难，确立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的共识，充分认识到不改革必然没有出路，唯有改革才能闯出一条生路，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唯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改变改革不平衡的状况，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生态文明建设共同推进；就是要改变发展是硬道理和效率优先的原则，将公平正义作为新一轮改革的基本方向和价值取向；就是要突出改革重点，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解决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问题；就是要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解决腐败问题；就是要加强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打破既得利益格局，消除利益固化现象，消除两极分化，促进社会和谐；就是要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解决环境问题。

面对改革的新形势、新任务，确立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共识。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978年，我国启动了改革的步伐，改革的目标是改变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发展，摆脱贫困。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发展目标的不断实现，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2012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随着发展目标的明确，改革目标也日益清晰。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的目标实现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分阶段的。“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就长远目标而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两者相辅相成，只有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并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才能够为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化国家提供坚强有力的制度体制保障。

面对改革过程中的争论，确立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道路和制度共识。深化改革的理论、道路和制度选择是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近代以来，在西方国家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后，落后国家始终面临追赶西方的问题，在追赶西方的过程中，是选择西方理论、道路和制度，还是选择传统的理论、道路和制度，或者选择自己的理论、道路和制度，一直是困扰着后发国家的重大问题。大多数国家往往先是对西方理论、道路和制度顶礼膜拜，失败后继而把传统理论、道路和制度奉为瑰宝，在两极之间徘徊。对当代转型国家而言，依然面临对改革理论、道路和制度的重要抉择。当前中国在面临深化改革之际，在西方国家“示范效应”的影响下，西方理论、道路和制度依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传统理论、道路和制度影响犹在。理论和实践都已经证明，简单地学习西方和固守传统都是行不通的。因此，我国既不能盲目崇拜，全盘搬用西方的理论、道路和制度，也不能因循守旧，全盘搬用传统的理论、道路和制度，应当在反思传统的基础上，既立足本国国情，继承和发扬传统中的精华，又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借鉴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拒绝西化道路和传统老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全面深化改革力量的汇聚

当下中国改革停滞甚至倒退的原因，除了客观上集权体制堡垒的坚固，三股势力的阻碍，主观上是由于改革力量不断弱化。在改革初期，为了摆脱贫困这一共同目标，我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推进改革，形成了改革的强大力量，有力推动了改革的进程。随着改革的推进，首先，社会结构分化，“两阶级一阶层”的利益分化和多元化，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不断产生，原来的改革联盟解体。其次，众多利益群体纷纷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影响政治决策，诉求不一，改革力量分散。第三，有些利益群体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源非法谋取利益，由改革的拥护者蜕变为改革的反对者，导致改革队伍的变异。上述情况导致改革力量削弱、分裂和异f匕，改革动力严重不足，它不但会导致改革的停滞、倒退，如果任其进一步发展，将会导致整个改革的失败。在深化改革的旗帜下，培育、团结改革力量，形成新的强大的改革合力，刻不容缓。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一全社会的思想行为。面对转型时期的理想信念多元和缺失，要通过思想宣传，特别要通过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全体人民勾勒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清晰地认识和把握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式、战略和举措。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进行制度创新，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观为国家发展指针，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观为社会发展指针，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公民行为指针，建立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使全体人民深刻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自觉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之魂。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从转型的整体方面看，中国的体制机制和文化价值的转型还远未完成，面对西方不但没有优势，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很大差距，要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团结全体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广泛协调各个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发展，经济市场化促进了政治多样化，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利益多元化既是必然，也是客观现实。面对各个阶层和众多利益群体纷繁复杂的利益诉求，传统的集权体制难以适应，无法反映、实现他们的要求。即使能够公平、公正地实现他们的利益，也会受到质疑。只有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为他们搭建政治舞台，建立政治制度，创造文化环境，他们才能充分有效地开展各种政治活动，有序进行利益表达、利益综合，依法开展利益博弈，并能够在实现多数人利益时切实维护少数人的利益，从而公平、公正地实现他们的利益，最大限度地团结各个阶层和群体的力量。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形成强大的改革动力。古今中外不少改革在四面楚歌、一片反对浪潮中失败，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团结形成强大改革力量。面对繁重的改革任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改革的力量源泉。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从群众中汲取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善于通过提出和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善于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完善政策主张，在此基础上，把国内外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汇合成改革的强大力量。

保障新兴阶层的合法权益，引导他们衷心拥护改革。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和利益的分化，新兴阶层纷纷涌现，要公平公正地对待他们，建立健全其利益表达和实现的渠道，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协调好与其他阶层的关系，依法规范其活动，保障其合法权益，使他们不但能够从改革中获得经济利益，而且能够在改革中获得应有的政治地位，维护其合法权益。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市场经济的特点是优胜劣汰，由于法治水平不高，加上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弱势群体的人数有所增加，其合法权益经常受到侵害，导致个体以及群体抗争维权的事件络绎不断。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必须认识到市场经济与社会保障不可分割，应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为弱势群体提供“安全阀”。建立健全公民权益的法律保障体系和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体系，加强法律的执行，切实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不受侵害。

排除左右倾势力的干扰。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随着改革的出现，左右倾势力就相伴产生，企图影响改革、阻挠改革。在我国改革初期，改革主要是冲破左的思想和左倾势力的障碍。当下左倾势力主要利用改革中的困难、问题和失误反对继续改革，主张回到改革前的状态。要反对宁左勿右、越左越正确、越左越革命的错误观点，以社会主义原则为指导，及时解决改革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避免用左的做法纠正，不走回头路，更不能以左反右。随着改革的深入，旧的障碍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清除，新的右倾势力又横亘在改革道路上。右倾势力认为改革中出现的困难、问题和失误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一直企图把改革引向西化轨道。因此改革过程中要警惕右倾思潮，要清醒认识到右倾思潮是企图把中国带向西化道路，使中国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受其摆布和支配。防止新自由主义等西方理论取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改革，也要避免用右的做法纠正左的错误，不能以右反左。与此同时，一些社会精英和团体运用手中掌握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利用改革过程中政策法律的漏洞，利用改革实现利益部门化、集团化和个人化，演变成既得利益集团。“垄断性的分利集团由于可以凭借其在传统结构中拥有的各种资源优势，它的‘细胞’裂变和畸形发展的速度，可以远远高于市场机制对资源和要素合理配置的能力的发育速度和市民社会正常细胞发育的速度。”一方面，国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对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垄断；另一方面，健全相关法律，严格规范既得利益集团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既严厉打击它们对政权的渗透和腐蚀，又鼓励他们守法经营。上述三股势力也不是绝对对立的，有时互相对立，有时会无意识合谋，特别要防范他们的联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不同时期针对他们各个击破。

全面深化改革原则的确立

1978年以来，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指导下，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也产生了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我国社会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就不可能持续。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转向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蛋糕”不断做大的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

在改革判断标准上，要从“三个有利于”转向以人为本。长期以来，判断改革正确与否的是“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的思想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解除了当时人们在姓“社”还是姓“资”问题上的顾虑，对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政治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三个有利于”毕竟是在改革开放发生重大争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时过境迁，其过于注重发展生产力的倾向已经导致经济与政治、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在改革开放的新的起点和新的阶段，要确立以人为本的思想。首先，以人为本，能够改变发展是硬道理的观念，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做法，在改革开放中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真正做到改革和发展为了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改革和发展依靠人民，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改革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其次，以人为本，能够在改革中实现经济发展时促进政治发展、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实现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第三，以人为本，能够在改革中兼顾生产发展与保护、改善环境，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因此，可以在“三个有利于”的基础上增加“是否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三个有利于”到“四个有利于”，才能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增强改革的动力。

在改革评价上，要从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观转向科学的政绩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战略，自从科学发展观及其战略提出以来，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主要原因在于实施GDP为核心的政绩观。在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干部体制下，只有确立科学的政绩观，才能促使各级政府和广大干部切实贯彻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实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社会改革和生态文明建设并举，统筹经济与政治、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城市与乡村、国内与国际等诸多方面的关系，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处理好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关系，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选择

改革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宏伟事业，在目前我国的改革处于攻坚、亟需重大突破之际，一方面，目标不明、不断试错、政经分离、经济优先、先易后难的渐进式改革战略已经难以适应新的改革发展深化形势的需要。另一方面，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总结，改革的目标、内容、任务和风险都比较明晰，改革迫切需要重大突破和整体推进，促进社会协调发展，改革的战略部署也亟需调整。新时期我国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决定了改革在渐进战略的基础上应当采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反对单纯的经济决定论、政治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防止经济、政治或文化改革的孤军突进，推进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文化改革、社会改革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

在改革方式上，从增量改革转向存量改革。原来的改革是在不触及旧体制或不触及旧体制的根本方面的前提下，尽量在体制外进行改革，旧的利益分配格局依然存在，仅仅是在体制外形成并增长新的利益，这样改革的阻力就小，困难就少。但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一方面体制外的改革空间已经相当狭小，另一方面旧体制对新体制的阻碍已经日益严重，对旧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已经不容回避，否则势必影响国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存量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改革旧体制高度集权的问题，其关键就是对所有现存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既要防止旧体制下利益的部门垄断、集团瓜分和个人鲸吞，又要避免新体制形成过程中扭曲改革而导致的利益分配失衡，从而形成新的、公平的利益分配格局。

在改革谋划上.从基层创新为主转向加强顶层设计。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在初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主要依靠基层的创新突破，该战略虽然有利于调动基层积极性，但具有局部性和非系统性的局限。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苦探索，我国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改革经验，掌握了比较成熟的方法，形成了比较科学的理论，改革的信心更加坚定，改革的目标、方向、道路已经清晰，改革的措施能够正确加以制定，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已无必要，甚至会妨碍改革。新时期深化改革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明确改革的重点任务、优先次序、发展阶段、具体路径和条件困难，不断把改革引向深入。同时要辩证认识，处理好各方关系。要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大和步子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

在改革路径上，从经济改革先行转向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改革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的改革路径。总览世界各国的改革实践，经济、政治、社会的改革同步协调推进是一种理想主义，现实中很难做到。西方国家走的是先经济、次政治、后社会的路径，在市场经济发展后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后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弊端暴露，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滞后，又导致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统治的危机，直到十九世纪末政治民主和社会改革的发展才缓和了社会矛盾。苏东国家改革走的是先政治、后经济社会的路径，很快导致经济崩溃、政治动荡和社会失控。以菲律宾、印尼为代表的一些国家走的是与苏联相同的路径，虽然没有导致国家崩溃，但建立的却是劣质民主，甚至沦为“失败国家”。在前一阶段的改革中，我国侧重推进经济改革，稳步推进政治改革，忽视社会文化改革，各种社会和思想矛盾不断产生并日益加剧，反过来严重影响着经济政治改革的前进。通过深化经济改革，发挥经济改革的牵引作用，发现政治、社会和文化体制暴露出来的弊端，针对阻碍经济改革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体制的某些环节，促进权力科学合理地配置，规范权力主体的行为，发扬政治民主，建立民众权益保障机制，有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促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改革的开展，打破不公正、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切实解决好教育、就业、医疗、保障等社会问题，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思想文化建设，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促进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体系的建立。同时，可通过政治、社会和文化改革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确保政治社会的稳定，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社会活力，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经济改革的深化和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最终形成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社会改革、文化改革和生态文明建设良性互动的局面。

在改革手段上，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面对改革过程中的风险和障碍，确立敢于突破、勇于担当的行动共识。由于当下的改革正触及深层次问题，面临的困难较多，风险很大，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一点都不亚于三十多年前。一方面，在困难面前，要以大无畏的精神去解决克服，敢于啃硬骨头。面对已经形成各种既得利益，特别是垄断、执政中的既得利益，要以勇于牺牲、壮士断腕的气魄打破既得利益格局，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既要勇于放弃自己不合理的既得利益，又要敢于消除不合理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在风险面前，特别是可能的政治动荡和国家分裂的风险，要敢于面对，承认风险，同时不为风险所吓倒，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敢于涉险滩，集全党全民的智慧和力量去预防和化解。当然，要处理好“改”和“稳”的关系，做到“蹄急而步稳”。

总之，我国要通过深化改革，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保持强大国家权威，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保持高效宏观调控，在继承本国优良传统文化的同时借鉴人类先进文化，把尊重人类共同文明与从本国国情结合起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道路。

责编/樊保玲

作者：王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