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改革理论探讨论文

摘要：（本文原刊于《理论探讨》2013年8月刊P5-P6）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创新党对农村工作领导方式。当前党领导农村工作面临新环境和新挑战，创新党对农村工作领导方式必须遵循正确的原则，关键要实现党组织功能的转变，实行科学领导、民主领导和依法领导，必须转变干部工作作风，提高干部自身素质。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宪法改革理论探讨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宪法改革理论探讨论文 篇1：

宪政视域下环境权的保障分析

◆摘  要：社会进步的必然促进经济文化政治各领域的发展，在征服和改造大自然的过程中，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也愈加厉害。所以也影响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人类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产生了环境权，环境权作为一种新型人权。本文从建设宪政国家的角度具体分析环境权的人权性质，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了在我国如何维护和保障公民的具体环境权益。

◆关键词：宪政;环境权;人权

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第一原则就是自由，平等和足够的生活条件是人类所有的基本权利。在良好的环境下人类享有同等的尊严和福利，并承担为当代和后代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庄严职责。每一次环境污染破坏，无一例外不是牺牲公民的生活坏境和环境资源。当代社会新发展理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绿色发展，通过改变传统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是它的目的，达到各要素如资源，生产，消费等相互协调，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统一，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11月江苏考察时的重要讲话中提到，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把保护城市生态环境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相关的环保政策和措施的制定并执行，目的是在保护环境的同时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这个已经成为我国民生工程的关注点。我们要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为出发点，认真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努力建设好生态文明工作。

一、环境权的认识

目前对环境权属性的认识主要集中在以下四种学说即人格权说，财产权说，人类权说，人权说。笔者认为环境权应属于人权的范畴，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懒以生存的周围环境，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使得人类环境利益时常被遭到破坏。环境权具有正当性，它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任何组织和个人没有任何资格能够去剥夺。它强调权利主体对环境的生态功能和生态价值的享受。环境权具有第二代人权和第三代人权的特点，以平等权作为核心的权利角度来讲，它是国家的义务对环境权的保护，国家应当无差别的对待公民环境利益的保护，在行使环境权的过程中，公民使用自己的权利时不能侵害他人环境权利。环境权是集体人权的一种表现形式，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于节能减排责任分担、国际跨区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处理，这是环境权在国际环境法中主要表现。人类当代的环境利益与后代的环境利益之间的冲突与平衡，这也是环境权在行使过程中的一种冲突的表现。环境权是一种新兴的人权，在传统的人权体系中不能够找到自己的合适的位置。它是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真正的人权，是现代宪政国家新的人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权依据社会经济和实践的需要不断的充实，它是一项发展的权利，宪法在一定条件下予以保障。

本能利用环境的行为和开发利用环境的行为，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对环境的利用形式。对环境的开发利用行为其实质是涉及人类对环境经济利用的行为，它是一项财产权，而人类为了本能生存的需要而谋求的环境安全权是本能环境利用行为，它是人人都必须所具有的，类似于自由权、平等权，从这个角度来说，环境权亦是一项基本人权。

在宪政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对环境的保护我们必须重视。人们的生存和健康等都与环境有关，环境权是人权的组成部分，是法律定型化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一种权利。它是其他权利存在的价值基础，基本人权无形的被制约和影响着。把环境权确认为公民的基本人权，公民的其他基本权利能够得到更好的维护，同时也能够促进宪政社会更加稳定和谐的发展。

二、宪政视野下公民环境权的保障

1.以修宪方式促进环境权入宪

由于环境权主体的不确定性和客体的非排他性，环境权入宪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如果环境权设立在宪法中，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可能会面临滥诉及其阻碍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虽然并不是单纯地从理论上论证就可以满足某项权利的设定和保护，各国国情也存在差异，各具特色。但从整体来看，越来越多的国家以明确的立法模式将公民权利写入到本国的法律体系中来实施。从宪法的角度看，对于环境权有的国家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进行修订，有的国家在制定宪法时将环境权直接规定在宪法文本当中，他上之石，可以功玉。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对于环境权入宪的问题我国可以通过宪法修改的方式进行。

宪法修改是根据宪法所规定的特定修改程序，由宪法制定者或者享有宪法修改权的国家机关对宪法规范中不符合制宪者利益或社会实际需要的内容，予以以删除，增加，或者变更的活动。我们应该通过宪法修改的方式，明确宪法中有关环境权的位置。因为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立法的成本费用过于昂贵，制定出一个专门的《环境宪章》对于我国而言很难，这也与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以及我国的宪法传统不相适应。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社会的福利一定趋于完善，新兴权利的提出也是时代的要求。进一步明确环境权在我国宪法中的地位，可以采纳修改宪法的方式。

2.扩大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范围

无救济即无权利这对环境权一样使用。环境公益诉讼作为环境权的一种救济方式，是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国家授權机关，在其他主体通过作为或不作为，使公众环境权遭受到侵害或侵害可能时，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行为。就环境权的保障方面而言，实现环境权的重要途径是环境公益诉讼。公益诉讼在环保领域推广的重要契机也就是环境权的公益性。人们在共享环境要素的基础上建立了环境权，所以环境问题与普通的民事问题不同，大多表现为涉及整个大众的权利。依据“不告不理”的原则，诉讼程序引起的关键是原告。谁是原告，这就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公益诉讼的起诉者自身很可能与被诉的行为无直接的厉害关系。目前政府，检察机关，环保组织等合法组织和机关是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因为这类主体不能作为侵权赔偿金支付对象，所以在提起诉讼以及诉讼进行中原告的利益得不到适当的保障。另外各方力量通过环境公益诉讼对环境公益侵权案件的司法审查监督权因为公益诉讼主体范围过窄也受到严格限制。

如果原告的主体资格不确立，将无法开展公益诉讼。因而传统的原告资格我们必须予以拓展，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在诉讼中予以明确。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才是适格的当事人这是传统的诉讼法律对于原告主体资格的要求。依据诉讼信托理论，公民与国家订立契约时，国家接受公民的委托对公共利益进行管理。当环境侵权问题出现时，国家作为受委托人可以取得委托人的诉讼权。当国家作为委托人提起诉讼时，就会出现环境权主体与诉讼主体不一致。因此公民，社会，组织，环保机关和检查机关都可成为公益诉讼的主体。国家需要尽可能的放开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

三、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推动参与环境保护

一个国家健康有序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公民的道德素质与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所谓“法安天下，德润人心”，通过唤起一种真正的公民人文主义，是实现环境权真正成为人权的一个重要途径。我们要树立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树立绿色低碳发展观。通过改变观点和思路，侧重引导。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对环境进行宣传教育提高全体公民的文明素养。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重要途径，是推动科学性、和谐性转变的重要条件。

认真落实环境教育，环境教育是一种有关环境方面的技能和认识方面的教育。其目的是为了让人们了解和认识人类及其文化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不断完善环境评估中的公众参与制度，环境影响报告中公众参与不充分则环保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审批与通过。通过适当的手段和措施，让每个公民都能积极参与到环境维护的活动中来，最为关键的是，公民通过参与能够积极地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这也是宪政社会建设的客观要求。

四、总结

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有了更高的期待。个人的生活不仅仅在于吃得健康，也希望有一个放松心情，缓解压力的一个山清水秀环境优美的环境，所以人们身心健康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美好的环境。随着我国改革进一步深化，法律制度的健全，真正的民主宪政体制必将日趋成熟，环境保护之路必将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赫正芬，毛晓宁.环境权入宪的理论探讨[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學社会科学版），2014（09）81-82.

[2]李挚萍.公民环境权的实质及地位再思考[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1）.

注明：参与校级项目《论环境权入宪的理论探讨》的相关文章，SYKY202010，经济学院，论环境权入宪的理论探讨，温雅琴，一般项目。

作者：温雅琴

宪法改革理论探讨论文 篇2：

创新党对农村工作领导方式的思路

摘 要：（本文原刊于《理论探讨》2013年8月刊P5-P6）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创新党对农村工作领导方式。当前党领导农村工作面临新环境和新挑战，创新党对农村工作领导方式必须遵循正确的原则，关键要实现党组织功能的转变，实行科学领导、民主领导和依法领导，必须转变干部工作作风，提高干部自身素质。

关键词：创新；农村工作；党的领导方式；基本思路

项目基金：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究成果，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委托项目

（本文原刊于《理论探讨》2013年8月刊P5-P6）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保证农村实现科学发展，我们党必须要高度重视并领导好农村工作。坚决依靠农民，是新时期党领导农村工作的一个基本立足点。而党对农村工作能否实行正确领导方式，是实现党对农村工作正确领导的根本途径和关键环节。

一、党对农村工作实行正确领导具有重要意义

（一）正确领导农村工作是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科学地分析了中国实际情况，研究了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得出了“农民问题和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更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等论断，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工农两个阶级联盟以及与其他革命力量共同努力奋斗下，我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反动统治，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党正确地领导了农村工作，实行了正确的农村政策，分配农民以一定的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实施了正确领导方式，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参加中国革命、包围革命胜利成果的积极性。没有中国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农民大军的广泛参加，中国革命胜利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农村改革是对中国整个改革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中国改革是以农村改革为起点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改革率先展开，取得了重大成功。正是由于农村改革的成功，才带动了以城市为中心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才有了其他各个方面改革的普遍展开。当今中国大地上的改革大潮汹涌澎湃，渗透和冲刷着社会生活各方面，推动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动力和根本途径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广大人民从中得到了巨大实惠。可以说，这些改革成就的取得，农村改革率先垂范和试验成功功不可没。

（三）农业现代化是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

农业问题关系到我国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关系到我国工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关系到中国社会全局的稳定与发展。邓小平说：“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

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党对农村工作实行正确领导方式，党的农村工作就能取得显著成效，党就能得到广大农民的信任、拥护和支持，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就牢固，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反之，党在农村的工作就难以做好，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就会动摇，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失败。因此，改善党对农村工作领导方式，已是刻不容缓。

二、当前党领导农村工作面临的新环境和新挑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党领导农村工作面临许多新环境、新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村经济方面实现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和发展市场经济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就，已经形成了一套符合我国农村实际的基本政策，集中概括为三个方面：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制度；以劳动所得为主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这些都是农村改革的最重要成果。长期稳定农村基本政策，最具有特殊意义的是：长期稳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可以概括为“两个符合”和“两个适应”。“两个符合”就是：第一，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使农户获得充分的经营自主权，能够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第二，符合农业生产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可以使农户根据市场、气候、环境和农作物生长情况及时作出决策，保证生产顺利进行，也有利于农户自主安排剩余劳动力和剩余劳动时间，增加收入。“两个适应”就是：既能适应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传统农业，也能适应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的现代农业。传统的依靠行政命令、统一政策、统一行动的领导方式变得苍白无力，党的领导面临着新挑战。

（二）农村政治生活方面推行村民自治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进程的不断推进，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以后，农村的民主政治出现了欣欣向荣气象，广大农民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愿望大大增强，农民政治参与的内容和方式逐渐拓宽，农民的自治权利逐步得以扩大。农村中自治团体、自治组织不断涌现，农民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但同时，由于农民自身整体科技文化素质还不高，农民小生产思想意识还比较浓厚，农民受旧习惯旧传统影响还比较深刻，因此在村民自治中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甚至是违法乱纪案件。同时，农民自治权扩大以后，农村党组织统一领导、统一管理的功能弱化。这些就使党组织在农村的领导权威受到严峻挑战。如何既要有利于发扬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又要避免在民主政治进程中出现的影响党对农村工作领导的消极现象，保证实现党对农村工作正确领导，将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面临的新课题和新挑战。

（三）依法治国方略在农村的实施

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广大农民法律意识大大增强。他们或者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或者依靠法律同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同时，依法治国也要求农村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依法决策。无论是施政还是决策都要符合法律规定，都要求不得侵犯或危害广大农民的合法利益。否则，农民就会依法对其进行法律追究。当前，民告官要求合法赔偿的案件时有发生，就是最好证明。这种状况也使得传统的依靠行政手段发号施令而不计后果的领导方式不敢轻易使用。这给党的领导效能带来了不便和挑战。

（四）农村社会生活变化与利益矛盾尖锐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由于改革和发展市场经济而带来的利益调整使得农村各利益主体之间矛盾尖锐而突出，正是所谓 “矛盾凸现期”。由于利益冲突而引起的大规模性群体性突发性事件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之下，各级农村党组织处于风口浪尖、矛盾焦点之中，很难做出科学判断和决策，很容易造成干群关系紧张，造成干群矛盾激化。因此，采取科学的、适当的、有效的领导方式已是刻不容缓。

三、创新党对农村工作领导方式的思路

面对新情况新挑战，创新党对农村工作领导方式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创新党对农村工作领导方式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转变领导方式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面临新环境新挑战，改善党对农村工作领导方式，目的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和否定党的领导。只有转变党对农村工作领导方式，才能使党的工作更加卓有成效，更加切合农村发展变化的实际，才能使党对农村工作领导为广大农民群众所接受和认可，才能使党更能得到农民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才能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二是必须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我们改善党对农村工作领导方式，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党对农村工作正确领导，而不是为了领导而领导。党的领导的本质就是搞好服务，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为了保障和维护广大农民合法权利。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效地统一起来。三是必须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党的领导主要是负责全局，管大事，搞好对各个方面的指挥和协调，而不是事无巨细都大包大揽。具体事务应该由具体业务部门专门机构负责办理。党组织部门不能随意干涉农村具体部门处理具体事物。四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的原则。坚持党对农村工作领导，主要是坚持党对农村工作实行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

（二）创新领导方式关键是实行党组织功能的转变。

一是变领导指挥功能为服务功能。要牢记“领导就是服务”的名言，要认识到各级农村党组织是为人民服务的机构，而不是当官做老爷的衙门。

二是变行政命令功能为利益协调整合功能。新环境新变化要求领导者要善于协调不同利益关系，要善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整合各种资源，全面发挥积极作用，共同为农村发展做贡献。

三是实行科学领导、民主领导和依法领导。科学领导，就是要按照领导行为的内在规律实行领导。民主执政，就是无论干什么事情，领导者都不要唯我独尊，搞个人专断。依法领导与依法行政的要求是一致的。即领导者的领导意图、领导行为、领导过程、领导的实际效果等，都要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而不能违反宪法和法律，更不能侵犯广大农民群众合法权益。

（三）转变工作作风，提高自身素质

一是树立亲民爱民为民思想。要做好农村工作，农村干部就要树立亲民爱民为民思想，要把农民当作自己的亲人，要带着感情做好农民工作，而不能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要与农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要先做群众的学生，然后再做群众的老师。要真心真意地为群众谋取利益。对待群众要和风细雨，不能随意使用专政手段，要通过说服教育、典型示范、协商帮助办法来解决困难和问题。二是要掌握为民致富真实本领。作为党的一名农村干部，不仅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作风，更要有为农民群众带来实际利益的真实本领，要能够为农村发展和农民富裕出谋划策，找方法、找路子。农民群众是最讲究实际的，只要你能够给他带来切实的实际利益，他就会真心拥护你、爱戴你。否则，空话、好话再多，也只会为农民群众所鄙视。三是廉洁奉公，树立良好形象。当前，在一些基层干部身上，大吃大喝，讲排场、摆阔气，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现象不乏少数。这不仅败坏了党的形象，降低了党在农民群众中威信，也大大地自贬身份，身败名裂，为农民群众所不齿。因此，各级农村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树立廉洁奉公、勤政爱民工作作风，扎实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原载于《理论探讨》2013年8月刊）

参考文献

[1]本书编写组，十八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党建读物出版社.2012.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 吴振坤，辛守良，王兆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难题研究[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

[4]陈岩，走向21世纪的中国村民自治[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

[5]庞道沫，周发源.依法兴农论[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6]朱乐尧.环城农业：中国城市农业问题复杂研究[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

李社增，男，1965年9月生，河北省沙河市人，汉族，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副教授，研究方向：政治学与党建理论。

作者：李社增

宪法改革理论探讨论文 篇3：

大学自治：再不改革就晚了

《大学治理》

作者：李维安 王世权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年9月

20世纪以来，受大学国际化、人才需求多元化、人口少子化以及大学财政困难等形势的影响，国外知名大学纷纷以“创设有利于大学发展的治理机制，建立现代大学治理制度”为目标进行了治理改革。在中国，高等教育经过跨越式发展之后，大学无论是规模上（包括资产规模和人员规模），还是学科建设水平上都有了较大的提升。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大学因行政力量膨胀而导致的“学术团体行政化”、“行政团体学术化”以及“学术评价的非学术化”为人们所诟病，蔡元培所倡导的大学精神正在消失。

有鉴于此，自2010年以来，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共识，并已纳入到改革的视野。尽管在实践中，出现了改革方面的有益探索，但上述种种俨然已经成为中国大学进一步发展与跻身世界一流目标的羁绊。现在看来，中国大学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自治依然任重道远。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治理制度，创造有利于大学发展的治理机制，消除大学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成了中国大学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理论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然而，与实践中对大学治理研究的迫切要求不相匹配的是，当前理论上关于大学治理问题的探究，即便是大学治理这一基本概念，仍莫衷一是。已有关于大学治理问题的研究，大都采取了一种“应然范式”，致使理论深度略显不足。同时，既有文献在研究过程中大多呈现出了多理论研究，少实证研究；教育学、行政学等角度研究多，经济学和管理学角度研究少的现象。这些都不利于对实践规律的总结，直接导致缺乏对大学治理关键制约因素的提炼和整合，难以有效解释大学治理的深层动因与机理。深究其因，个中关键依然在于对大学治理的本原性质等诸多课题尚未理清，在大学治理要义与治理边界等关键理论层面缺乏突破，尚没有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滞后的状况难以对不断发展变化的大学治理实践提供强有力的指导，因而迫切需要对大学治理的理论问题进行创新性的探索。

李维安教授和王世权副教授合作撰写的《大学治理》以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为导向，以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等方法为手段，按照大学本质→大学目标→大学治理的逻辑思路，对大学治理的本原性质、治理要义与治理边界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对德国、英国、日本以及美国等典型国家大学治理制度进行了比较制度分析的基础上，梳理出了影响大学治理制度选择的制度背景因素，审视了大学治理制度的形成机理，认知了大学治理制度变迁中的驱动因素与约束条件，明晰了大学治理制度设计应遵循的正当性、互补性与价值创造性三个基本原理。

作者指出，中国大学治理变革的要点应以“大学自治与大学自由”为目标，以“去行政化”为依托，重新匹配大学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实现“行政型治理”向“学术型治理”的转型。其中，大学治理机制重构要秉承关键利益相关者治理观，以作为大学“治理宪法”的章程设计为依托，注重践行“治理的民主性”、“治理的顶层设计”与 “治理的‘疏’‘统’并举”的治理理念，适时制定中国大学治理原则。

跳出了高等教育领域，运用“营利组织治理”的研究范式来审视“非营利组织治理”的大学治理问题，是本书一大特色。书中还强调，对中国大学而言，政府、校长、教师、校友及学生等利益相关者行为应该实现由“惯例行为”到“合理行为”的转变。其系统性论证和结论读来令人耳目一新，是中国大学治理理论探讨过程中的又一开拓性成果。

作者：吴亚军 丁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