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策略翻译理论建设探讨论文

摘要：傅东华先生的译著《飘》是玛格丽特·米歇尔长篇名著GonewiththeWind的最早汉译本，自1940年出版以来，受到几代中国读者的青睐。傅氏娴熟优美的文笔及归化翻译策略使得该译本在众多译本中独树一帜，令追随者津津乐道，然而在学术界却正是致其饱受非议的根源，直至近年才逐渐得以正名。傅先生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有诸多的历史渊源。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翻译策略翻译理论建设探讨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翻译策略翻译理论建设探讨论文 篇1：

基于语料库的《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墨家核心术语英译研究

摘 要：《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的墨学部分包含丰富的墨家核心术语。墨家核心术语作为墨家思想的精华，其恰当的英译对墨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起着关键作用。文章基于语料库研究《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墨学部分墨家核心术语的英译，以探寻墨家核心术语翻译策略和方法。结果发现，方克涛更偏向使用归化的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多样，以直译、意译为主，辅以音译、汉字注释、同义词的方法，翻译形式多样，而其中包含深层次的原因。

关键词：《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墨家核心术语;语料库

收稿日期：2021-08-18 修回日期：2021-10-03

基金项目：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墨子》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传播与影响”（19BYY130）阶段性成果

墨家是先秦时期的重要流派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墨家术语是墨家思想的精髓，研究《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中的墨家核心术语英译，总结其翻译方法和策略，有助于促进墨家思想在海外的传播。本文以方克涛的《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墨学部分为语料，以墨家核心术语为研究对象，探究方克涛的翻译策略、方法及其原因，以期为同类型作品的核心术语翻译提供借鉴，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在海外的传播。

1 《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及其墨学部分

英语世界的“墨子”或“墨家”网络词条信息较多，其中最为详细、最有价值的一处见《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1]。该百科全书由斯坦福大学语言和信息研究中心主办，将有关世界哲学的主题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在网站免费向大众开放，普及哲学知识。网站内容涵盖哲学流派、思想、人物、事件等，目前共有1600多个词条。内容全面，检索方便。词条编撰者多为哲学领域专家，内容审核严格，质量高，定期更新与修改。

《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中的墨学部分总计44 919词，分为《墨家》和《墨经》两篇，均由加拿大籍汉学家方克涛（Chris Fraser）撰写[2-3]，目前无中文版本。其中《墨家》于2002年发布，2020年最新修订;《墨经》于2005年发布，2020年最新修订。方克涛现为香港大学哲学系教授，长期从事墨学研究，研究成果受到比利时、美国等国汉学家的认可。

在《墨家》篇，方克涛讨论了“墨子与墨家”“墨家十论”“追寻客观标准（‘法’的概念）”“认识论”“逻辑与论辩”“政治理论（尚贤）”“伦理学”“宗教”“历史影响和衰落”。在《墨经》篇，方克涛从后期墨家学说的聚焦点出发，阐述了“背景知识”“文本”“伦理学”“语言的哲学（名与实、言与举）”“认识论（知识）”“异同”“论辩与逻辑”。在文末，作者列出了参考文献、墨子现有英文译本、西方相关论著和相关互联网资源，结构完整，内容真实可靠。方克涛撰写的词条并未一味地宣传墨家思想，而是通过翻译墨家核心术语以及部分墨家古句，分析和探讨了墨学重要观点。

2 国内外墨家核心术语研究综述

墨家核心术语研究与《墨子》和《墨经》的翻译密不可分。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墨家哲学术语的概念出发，集中研究了术语的内涵意义。胡适的英文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选译了《耕注》《贵义》《法仪》《十论》《墨经》，探讨了“三表法”“知识”“故”“法”“宇”“久”等术语的深层含义[4]。冯友兰的英文讲稿《中国哲学简史》翻译了《小取》全篇，节译了《公输》《公孟》《非儒》《十论》《墨经》等，阐释了“兼爱”“天志”“明鬼”“知识”“名”“辩”等术语[5]。陈荣捷（Chan W. T.）在《中国哲学文献选编》中翻译了《兼爱中》《天志上》《非命上》全篇，节译了《耕柱》《尚贤》《尚同》等，说明了“非攻”“非乐”“节葬”“尚同”“尚贤”等核心术语的含义[6]。

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思想史》选译了《天志》《尚同》《经说》《经》《小取》的部分内容，分析了《墨经》中的“言”“坚白”“法”“类”“名”“故”“同异”“闻”“见”“辩”等术语。葛瑞汉（A. C. Graham）在《后期墨家的邏辑学、伦理及科学》全篇翻译了《墨经》四篇，为西方研究《墨经》奠定了重要基础。葛瑞汉对《十论》也有所讨论，对于“兼爱”“非攻”“尚同”“三表法”等进行了解释。戴卡琳（C. Defoort）翻译了《兼爱》上中下篇，认为“兼爱”是早期墨家的核心思想[7]。陈汉生（Chad H.）全篇翻译了《小取》，选译了《经》《经说》，对“三表法”“名”“言”“实”等墨家核心术语进行了拓展[8]。

由此可见，目前墨家核心术语的研究主要是从微观方面定性地探究术语的深层含义，对墨家术语翻译的研究较少，且缺乏定量分析。因此，本文建立《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墨学部分的英语单语语料库，选取一定的墨家核心术语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数据统计和定量分析，探究方克涛所使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并讨论其原因。

3 语料库建设及术语提取

构建《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墨学部分语料库旨在对墨家核心术语英译进行数据统计和量化分析，以考察其翻译策略和方法。首先从该百科全书网站下载墨学部分内容复制粘贴到Word文件中，对语料进行预处理（将“.+空格”替换为“.^p”进行分行，转换为txt格式等）;然后导入WordSmith Tools，使用WordList功能中的Statistics统计语料库基本信息（见表1）;建成语料库后运用AntConc检索。

形符指的是语料库总词数，类符指的是语料库中不同单词的数量，类符和形符之间的比率彰显词汇多样性，数值越大，词汇越丰富。由表1可见，《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墨学部分为英文撰写，总体上少重复，词汇丰富。

为界定和提取墨家术语，本研究采取以下步骤：（1）术语被定义为专业领域内指称概念的词或词组[9]，先通读英文语料，根据文中的注释、汉字提示和段落核心主题，初步确定墨家术语共96个;（2）使用AntConc软件中的检索功能和单词列表功能，统计词频，提取与第一步筛选后相符合的术语;（3）参考张岱年主编的《中国哲学大辞典》中的墨家术语，通过人工筛选，确定了48个墨家核心术语（见表2）。

通过AntConc工具检索统计48个墨家核心术语的频次，发现出现频次前10的是“辩”（193）、“知”（187）、“法”（180）、“利”（155）、“名”（110）、“类”（92）、“兼爱”（70）、故（66）、实（64）、说（48）。這些出现频次高的术语体现了墨家思想的不同观点，与冯友兰提出的后期墨家思想分为认识论、逻辑思想、社会政治思想等相一致[5]：“知”代表认识论，“闻、说、亲、名、实、合、为”是对知识进行具体的分类;“辩”代表逻辑思想，《墨经》阐述了“辩”的目的、分类、原则、方法等;“法”“类”“故”是墨子提出的重要逻辑概念;“利”和“兼爱”代表社会政治思想;其余的墨家哲学术语便是对以上三个方面的补充，虽然在文中出现频次不高，但仍是墨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以看出，方克涛在翻译墨家思想时，会根据自身的理解，参考已有研究，对墨家核心术语的阐述也有所侧重。

4 《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墨家核心术语的翻译策略

翻译策略的选择直接影响到翻译的效果，许多学者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对翻译策略进行分类。韦努蒂（L. Venuti）将翻译策略分为归化和异化[10]，而熊兵细分了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11]。由于该百科全书的墨学部分是哲学文本，哲学术语作为一种文化专有项，本文在分类上除采用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之外，还借鉴了张南峰所总结的艾克希拉文化专有项翻译策略[12]，总结出墨家核心术语翻译策略及方法，如表3所示。

根据以上翻译策略和方法，对提取的48个墨家核心术语英文译名进行归类，统计每种翻译策略和方法对应的墨家核心术语译名在文中出现的频次，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4.1 从宏观看墨家核心术语的翻译方法

归化和异化是两大翻译策略，对译文产生不同的效果。“异化”的本质属性是“原文作者取向”，即译者在翻译中尽量向原文作者靠拢，具体表现为尽量保留原文的语言、文学、文化特质，保留异国风味[11]。墨家思想深邃，有些术语无法在英语中找到对等词，方克涛采用了汉字加拼音的方法，保留了中国文化。“归化”的本质属性是“译文接受者取向”，即译者在翻译中尽量向译文接受者靠拢。具体表现为尽量用目的语读者喜闻乐见的语言、文学、文化要素来替换源语的语言、文学、文化要素，恪守、回归目的语的语言、文学和文化规范[11]。方克涛在对墨家核心术语处理时，也会顺应西方人的思维和习惯以意译的方法解释术语内涵，有助于西方读者理解墨家思想。统计方克涛翻译墨家核心术语所使用的翻译策略，归化为864次，异化为677次。

可见，方克涛处理墨家核心术语时，采用归化和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且更偏向于归化。《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为哲学文本，作者主要意在普及世界哲学知识，所以对于晦涩难懂之处，方克涛采用了意译和释译的方法，有助于西方读者接受。从前期墨家到后期墨家，墨家思想也在不断进步，方克涛对于其逻辑学中具有代表性的术语如“名”“实”，采取了直译+音译+汉字注释的方法，为西方读者感受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带来了便利。异化和归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读者也更容易接受。

翻译策略上，方克涛更偏向于归化。《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为英文撰写，主要面向西方世界读者。中西方思维差异较大，如果一味地保留原文的色彩，会给西方读者的阅读带来难度，降低读者的阅读期待;仅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墨家核心术语中所包含的文化色彩则会流失，所以方克涛在采用归化翻译策略的同时，对一些术语进行音译+汉字注释的文内加注。由此可见，方克涛在翻译墨家思想的过程中，不仅提高了译文的可读性，也传达了中国古典哲学的风貌。

4.2 从微观看墨家核心术语的翻译方法

整理48个中文墨家核心术语对应的英文名称后，发现方克涛在处理多个术语时，使用了两种及以上的英文译名。可以看出，对于不同语境下的术语，方克涛采用了灵活的翻译方法，英译形式多样。结合具体的术语，笔者发现墨家核心术语翻译方法呈现以下两个特点。

4.2.1 术语英译种类多样

对墨家核心术语的英文译名种类进行归纳总结，得出结果如图1。

由图1可以看出，只有一种英文译名的墨家核心术语有25个，出自早期墨家的有8个（尚贤、非攻、非乐、非命、节用、节葬、明鬼、兼），出自后期墨家的有17个（悖、害、重同、体同、类同、合同、狂举、虑、辟、侔、援、推、亲、闻、止、达名、私名）。其中，早期墨家思想的8个术语还历经英语名称的演变，方克涛在2007和2015年的版本给出了两种翻译，体现了概念的演变。例如“节用”“节葬”的“节”从2007年版的“Thrift”到2015年版的“Moderation”，“非攻”“非乐”“非命”的“非”从“Rejecting”到“Condemning”。以上演变体现了方克涛有从直译到意译的趋势，对术语内涵的理解也在改变，这可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术语的含义。而后期墨家术语概念相对稳定，方克涛选用的翻译方法也相对单一，术语和英文译名之间一一对应。

此外，还有一些墨家核心术语内涵丰富，一种英文译名满足不了其意义的传达，对于这种术语，方克涛使用了多种翻译方法。英文译名6种及以上的术语共有8个（法、实、辨、名、故、知、类、举）;具有5种英文译名的术语1个（是非）;具有4种英文译名的术语有3个（利、说、同异）;具有3种英文译名的术语有4个（兼爱、意、同、谓）;具有2种英文译名的术语有7个（天志、辞、亲知、是而然、说知、为、类名）。其中，翻译方法最多的术语为“法”，共有18种译名，方克涛对“法”所代表的概念，使用同义词来解释，例如“model or paradigm （fǎ法）”“fa （standard， model）”，在意译和音译的方法上进行变化。

方克涛的翻译方法根据术语内涵的不同而改变，针对具有一种内涵的术语，其翻译方法也相对单一，主要是意译的方法;针对有多种内涵的术语，译者翻译方法种类多样，处理灵活。

4.2.2 术语英译形式多样

方克涛对于术语的最终译名呈现，不拘泥于固定的形式。英文译名在长短、单复数、词性等方面有差异。英文译名首次出现时译名较长，比如“天”译为Heaven （Tian， literally the sky），文内多以Heaven或Heaven （Tian）的形式出现。根据上下文，译名单复数也会改变，如“法”，一般用单数fǎ （model or standard）、model、standard、exemplar等，在谈及“三表法”及相关概念时则用复数fǎ 法 （models）、models、standards。根据句法的需要，同一墨家核心术语的英文译名既有形容词，又有名词，如“同异”，既翻译成“sameness”（tóng同） and “difference” （yì異），又翻译成tóng/yì 同異（same/different）。

综上，方克涛对于术语的英文译名呈现形式没有统一标准。当术语首次出现时，术语通常较长，除了直译和意译外，还会辅以音译、汉字注释、解释等文内加注。根据语境、句法的需要，术语单复数形式、词性会相应调整，增加了译文的可读性。

4.3 案例分析

根据图2，笔者选择了翻译方法种类多且在文中出现频次较高的2个墨家核心术语，“名”（110）和“实”（64）进行分析。

4.3.1 名

“名”是后期墨家最具有代表性的术语。“名”在文中有9种译名，对应不同的翻译方法，以直译为主。

“音译+汉字注释”“音译+汉字注释+解释”的翻译方法一般不单独出现，常作为直译或意译的辅助，在术语初次出现或者并列比较时使用，帮助英文读者理解术语“名”的内涵。各译名在形式上有单复数（names、name）、标点符号（“names”、names）、词性（naming、name）的差别。

例1.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小取》）

方译：The text continues by introducing basic concepts and principles of disputation： By names （míng 名）， mention stuff （shí 實）; by expressions （cí 辭）， put across thoughts （yì 意）; by explanations （shuō 說）， bring out reasons （gù故）. Accept and propose on the basis of kinds （lèi 類）.

例2. 名。物，達也，有实必待文多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经说上》）

方译：They do identify three types of names， according to the scope of their denotation （A78）： “all-reaching” names， such as ‘thing’ （wù物）， “reach to” or denote anything. “Kind” （lèi 類） names， such as ‘horse’， consistently “proceed to” （xíng 行 c.f. denote） all things similar to each other in some feature. “Personal” or “private” names， such as the proper noun ‘Jack’， “stop-at” one thing only， the individual that bears the name. （A78）.

例3.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墨子》第47章，贵义）

方译：So as to my saying the blind don’t know white and black， it’s not by their naming， it’s by their selecting. （Book 47， “Valuing Duty”）

例1给出“名”的定义，即“举实”，例2说明了“名”的分类，即“达名”“类名”“私名”。从例1、例2中可以看出，当整句是在说明概念时，对于墨家核心术语，方克涛会采用直译+（音译+汉字注释）（如例1）的方法;而当该术语表达字面意思时，则使用直译的方法（如例2）。例3中，“名”意为“给予名称”，译为“naming”，与“selecting”相对应，使用了动词词性。

对于不同古句中的“名”，方克涛的翻译方法各不相同。墨家思想对“名”与“辩”的关系有深刻的讨论。例1中，源语阐述了“辩”的基本领域，表达了相关概念内涵，“辩”的前提是“以名举实”，为了阐述此点，译者选用了增译和直译，在句子的开头使用增译表明原句的意义，对具体概念使用直译，既保留了原文的特色，又让读者可以清楚地认识“名”与“辩”的关系。

例2中，“名”作为一种概念范畴，分为“达名”“类名”“私名”三类。整句话运用了释译的方法，方便英文读者理解。例3中，原文通过举例表明“名”和“实”的关系，译文采用意译，使用了介词短语体现原句中所传达的辩证关系。

由“名”的翻译以及所在古句的翻译可以看出，译者翻译方法的选择受到语境和术语概念内涵的影响，需要综合考虑选用最合适的方法。

4.3.2 实

在墨家学说中，“名”和“实”密不可分，“名”“实”具有指称和被指称的关系[13]。“名”是认识事物的根本，而“实”是认识世界的基础，决定“名”，即取实予名。

范礼博还认为名实之差主要是对“实”的本身认识不清楚造成的[13]。从表5可以看出，针对“实”这个术语，方克涛使用了多个同义词，如stuff、things、objects、reality、events、situations，且不断变换形式，使用了多种翻译方法，如音译+汉字注释+（意译+解释）、意译等，给予“实”内涵多元的解释。如例1，“实”译为stuff （shí 實），和原句结构对应，各个术语译名形式也保持一致。

5 原因探究

对于墨家核心术语，方克涛以归化策略为主，直译和意译相结合，辅以音译+汉字注释，翻译方法多样，不拘泥于规范，其原因有以下三点。

5.1 文本类型

莱斯的文本类型理论指出信息型文本主要是表达事实、信息、知识、观点等，其语言特点是逻辑效应，文本焦点是内容而不是形式，翻译时应使用简洁明了的白话文传递与原文相同的概念和信息[14]。《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科普世界哲学流派、事件、人物等，介绍不同的哲学思想和主题，属于信息型文本。该百科全书查找条目方便，对哲学主题的叙述条理清晰，侧重内容表达。此外，“信息型文本”功能的核心是“真实性”[15]。方克涛所撰写的墨学部分作为“百科全书”的一部分，在翻译墨学哲学术语及其所在古句时，注重信息内涵的传达，不拘泥于固定的格式，一方面使用意译和直译相结合的方法，另一方面对于术语进行拼音和汉字的加注，突出信息和客观性，忠实于源语，旨在将源语的含义准确表达出来。

5.2 翻译目的和读者类型

该百科全书编委会在“条目内容的指导原则”中写道：“《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作为权威的参考著作，适合哲学领域的教授和学生以及对哲学话题权威讨论感兴趣的人使用。”[16]由此可见，该百科全书既需要提供权威的哲学资料，同时面向大众读者，还需要有科普性、趣味性、互动性，这对条目撰写者是个巨大的挑战。墨家思想存在一定的理解难度，所以方克涛主要运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根据源语的内涵与语境，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体现了译者的翻译行为以目的语读者为主，考虑其语言接受习惯以及知识背景，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源语内容。

5.3 现有研究成果的影响

在方克涛撰写墨学部分之前，已有多位学者梳理墨家学说思想，形成了学术专著及论文，如胡适、冯友兰、陈荣捷、陈汉生等。他们的作品并不是完全的译著，而是围绕核心主题，翻译、阐释墨家核心术语和原文。方克涛参考了现有研究成果，例如胡适的《先秦名学史》中在探讨墨家逻辑学的“知识”话题时，以解读术语含义为主，提供原文翻译作为支撑。方克涛对于墨学词条的撰写，同样以哲学内涵为主，原文翻译为辅，使用增译的方法，在句子开头表达源语的属性。在术语翻译上也有所借鉴，如胡适将“名”译为“name;names （predicables）;the predicate”，根据上下文语境使用直译或意译，且在文内加注，方译术语“名”参考了胡适的翻译，并在术语内涵上延伸了“words”这一含义。由此可见，现有研究成果会对译者翻译产生影响，且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会影响墨家核心术语的英译，在翻译处理方法上呈现多样性。

6 结语

综上所述，在《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的墨学部分，方克涛对于“知”“辩”“名”“实”“故”“法”等墨家核心术语较为关注，出现频次高且译名种类多，这些术语也是墨家认识论、逻辑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的代表。对于墨家核心术语的翻译，方克涛采用归化和异化相结合的策略，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且使用了灵活多样的翻译方法，以意译和直译为主，伴有音译、汉字注释和同义词，根据术语内涵改变翻译方法，根据语境调整译文形式。可以看出，方克涛以目的语读者为主要考量，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同时保留了原文的中国文化和思想风貌，其翻译主要受到了文本类型、翻译目的、读者类型和前人著作的影响。

哲学典籍术语翻译需要接受美学理论的指导，以读者为中心，进行归化翻译;同时亦要以喜闻乐见的中国文化形式（拼音、汉字注释、插图、音视频）等辅助意译的传统翻译方法以进行部分異化处理，保留中国传统哲学术语的特色，从而实现术语翻译的目标，促进墨家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西方世界的传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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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Guidelines and Policies for Entry Content[EB/OL].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2020-11-20].https：//plato.stanford.edu/guidelines.

作者简介：

王秀文（1972—），女，博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语料库语言学、计算机辅助翻译、英语测试，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及多项省部级、校级项目，出版专著《网络英语交互式学习研究》《外语交际测试理论与实践》，参编多本教材，在《外语界》《山东外语教学》《中国英语教学》《江苏社会科学》《外语学刊》等发表过多篇科研和教学论文。通信方式：xiaoyuwxw@126.com。

于晴（1998—），女，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通信方式：qing-yu@nuaa.edu.cn。

作者：王秀文 于晴

翻译策略翻译理论建设探讨论文 篇2：

傅译版《飘》——不可复制的惊艳

摘要：傅东华先生的译著《飘》是玛格丽特·米歇尔长篇名著Gone with the Wind的最早汉译本，自1940年出版以来，受到几代中国读者的青睐。傅氏娴熟优美的文笔及归化翻译策略使得该译本在众多译本中独树一帜，令追随者津津乐道，然而在学术界却正是致其饱受非议的根源，直至近年才逐渐得以正名。傅先生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有诸多的历史渊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特殊发展时期，形成了特定的语言形态和具有时代气息的审美情怀；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导致翻译的功利性凸显，影响了译者的原著定位和策略选择；而翻译发展的特殊阶段，和众多文坛巨匠参与译事，则赋予了当时译者在译文处置上更多自主权。总而言之，是当时的特殊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环境造就了傅译版《飘》不可重制的独特魅力。

关键词：《飘》；不忠的美人；社会文化环境

“那郝思嘉小姐长得并不美，可是极富于魅力，男人见了她，往往要着迷，就像汤家那一对双胞胎兄弟似的。……下巴颏儿尖尖的，牙床骨儿方方的。她的眼珠子是一味的淡绿色，不杂一丝儿的茶褐，周围竖着一圈儿粗黑的睫毛，眼角微微有点翘，上面斜竖着两撇墨黑的娥眉.在她那木兰花一般白的皮肤上，画出两条异常惹眼的斜线。就是她那一身皮肤，也正是南方女人最最喜爱的，谁要长着这样的皮肤，就要拿帽子、面罩、手套之类当心保护着，舍不得让那大热的阳光晒黑。……”

这是傅东华先生的译著《飘》的开篇，涓涓细流般的文字，带着充满吴语韵律的独特美感，仿佛为读者拉开了一副精致而不失恢弘的朴丽画作，令人手难释卷。作为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歇尔的著名长篇小说Gone with the Wind的最早汉译本，该书于1940年末甫告问世，即在民众中引发了巨大反响，此后数番再版，约有半个世纪，都是Gone with the Wind在中国大陆的唯一译本，赢得了众多中国读者的青睐。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界兴起了一股世界文学名著复译热潮，数十年持续不退，为这部畅销作品陆续增添了几十种新译本，其中不乏精品，但傅译版《飘》依然是其中影响最广，也是最令人津津乐道的版本。然而，在翻译界，这部引人入胜的佳作，从诞生之初，即因其归化翻译策略和大量的删节而频受指摘，时至今日，评论文章依然对其责贬、正名兼而有之，莫衷一是。

一、不忠的美人

少有译作可以似傅译版《飘》一样，在讀者和学术界中受到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一面是经年不衰的畅销与赞誉，一面则是贬大于褒的反复争议。前者可以从良好的读者反应得到印证，后者则落足于傅译本《飘》一书翻译策略的点点面面。

傅东华先生在本书中的翻译策略大致可归结以下：（1）文化层面上，以中国式的人名、地名来翻译相应的专有名词，运用大量中国俚语、习语实现文化意象的移植；（2）语言层面上，对词汇、句法乃至叙事结构进行改头换面，力求符合中文习惯；（3）结构上，对小说内容进行了删节、修改，大刀阔斧地删改他所认为的不必要章节、段落描写；（4）行文风格上，采用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结构，并带有鲜明的译者个人特色，文辞上多有增补，融入较多的再创作元素。最终，使得译文最大程度地“脱下欧化的痕迹”，贴近中国读者偏爱的文化习惯，读者阅读这部笔调诙谐、轻松自然的翻译小说，往往会获得良好愉悦的阅读体验，产生一种“无异读创作小说”的错觉。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傅先生通过以上翻译策略营造了译本独特的审美情趣，成功征服了当时对着小说有着很高期待的读者，最终使得这部作品成为独树一帜的存在，但同时，大量归化手法的运用以及译者对原文较为随性的删补，导致傅译本《飘》的译文在忠实性上失于严谨、慎密。这种“对原著的背离”，正是翻译界对傅译本《飘》最为诟病的地方，有评论者将之称为“不忠的美人”，意指其翻译语言很美，但不忠实于原文。

二、非偶然的选择

任何一部如傅译版《飘》般拥有几代忠实读者的译作，恐怕都不能被称为失败的作品。而撇开傅译版《飘》在归化翻译研究领域的贡献不说，忽略客观的具体历史文化环境，仅仅以孤立的文本翻译实践来解读译本，甚或妄下定论，不可不说是有失偏颇的。小说Gone with the Wind出版于1936年，次年获普利策文学奖，1939年好莱坞斥巨资拍摄了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1940年在上海公映，引起极大轰动。在此背景下，傅东华先生应邀翻译此书。结合时代背景和译书始末，可以推知，有多方面因素影响了傅东华翻译策略的选择。

首先，译书的年代正处于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微妙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导致了传统学术规范的崩解，新的规范却尚未形成。从语言角度来看，白话文已经逐渐“赢得了它在中国语言中的重要地位”，但政府、媒体依然以文言或半文言作为“正式”文体，在文学作品中，尽管白话文已经成为了普遍应用的书面语言，但本身的发展并不成熟，往往夹杂着脱离人民口语的文言腔。就翻译自身的发展来看，尽管这一时期译事迭起，涌现出了较多的翻译作品，但翻译的规则体系并未形成，探索实践多过理论研究，翻译策略的选择多取决于译者的文化态度和价值取向。因此，传统文学功底深厚、已翻译过如《吉诃德先生传》等多部文学作品的傅东华先生，在最新译著中继续采用驾轻就熟的“归化”翻译策略，可谓顺理成章的选择。

其次，当时的社会环境内忧外患、危机四伏，进步知识分子通过译介西方先进文化来启发民众，翻译的政治性和功能性明显。在这种现实主义思想的驱动下，译者背负着“翻译为社会进步和民族解放服务”的深刻烙印，很大程度影响了译者对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的定位。有电影的先声夺人在前，无论是公众或舆论，早在作品尚未动笔翻译时，对该书也已有明确的期待，即一部南北战争为背景的“准通俗三角恋爱小说”。内外两方面的因素相互影响，使译者缺失了全面审视小说价值的时代契机。傅东华先生在《飘》的译序中写道：“……直至书的内容涉猎过了，电影也领教过了，才觉得它虽不能和古代名家的杰作等量齐观，却也断不是那种低级趣味的时髦小说可比——它的风行不是没有理由的，它确实还值得一译”，可见，他对这部作品的理解和定位，是一部介乎于“古代名家的杰作”与“低级趣味的时髦小说”之间“值得一译”的“时髦书”。因此，他“得向读者诸君请求一点自由权”，因为“译这样的书，与译Classics究竟两样”，并且直言，其译书的“目的是在求忠实于全书的趣味精神，不在求忠实于一枝一节”，为整书的翻译策略定下了基调。

这里必须一提的是，由于当时上海受到日军占领，文学作品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各种以抗战为主题的严肃文学均受到了封锁，审查十分严格。小说最终以一种迎合电影效应的笔调、手法和内容呈现给读者，除了作者本身定位及对读者期待的考量，也有出于出版便利的因素在。而对于这部富于社会学意义且主人公性格异常鲜明的小说，傅东华先生诚然是选择了多方权衡的翻译方式，但也更愿意读者能从阅读中有所收获——他希望小说的“鉴赏者”不要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可以“见仁见智”地去细细体会其中“极复杂极精微的”结构。在译序中，他特别提出反对“给艺术品戴帽子”的观点，驳斥了对当时社会中对该作品的一些非议，并着重点评了小说人物和情节的刻画方面的亮色，尤其对小说人物的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称之是“十分真实”而“具备创造性”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傅先生的心理定位不能不说又是十分矛盾的。

三、不可复制的时代

在以上对傅东华先生译书策略选择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傅译版《飘》的翻译策略，事实上，是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和翻译发展阶段中，傅先生自身文化审美和价值取向的体现。而只有真正代入当时所处的我国翻译史上第三次翻译高潮的大环境之中，才能真切了解和把握译者内心的种种纠结与取舍之源。

1840年，鸦片战争用枪炮打开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西方思想文化潮流大量涌入，中国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了救国图存开始了向西方寻找真理，中国翻译也由此迎来了第三次高潮。二十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则将这次翻译高潮推至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新旧思想遭遇巨大冲击，文化面临转型，翻译文学作为思想启蒙的载体，以波澜壮阔之姿步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殿堂。在“救民族于水火”的精神动力下，众多社团、流派、译者纷纷倾力投身于文学翻译事业中，胡适、鲁迅、沈雁冰、郑振铎、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等新文学前驱者同时也成为活跃在译坛的领军人物，翻译队伍空前壮大。

在具体的翻译主张上，这一时期依然存在着两种文化意识的对抗，左翼进步力量极力主张“向民主文化的转折”，而右翼保守势力则倾向于维护传统价值观和审美观。学者们以各自的刊物为阵地，对译什么、怎么译等各种翻译问题各抒己见，展开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翻译论争。从早期的文言与白话文之争，到其后的“信顺”之争，从有关翻译选材的救国论与艺术论之争，到翻译的地位和翻译自身的完善之争论，既有各执己见的强烈分歧，也有相互借鉴的深入探讨，为建立和丰富现代翻译理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翻译文学对精神建设的重要价值在此过程中得到认可，思想启蒙、政治救亡和审美情趣成为外国文学翻译的三重追求。

这种翻译初衷源于政治、翻译过程依靠政治、翻译成果为政治服务的大环境，使译者强烈的文化主体意识的统摄之下，以文化撷取者的姿态对外来文化加以文化过滤和加工改造成为可能。这个时期特定的社会状态和翻译氛围，为译者在译学领域展示其所倡导的翻译理论和策略提供了宽阔的舞台。而在这个译坛上明星闪耀的时代，译者本身具备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地位，则赋予了译事上更多的自主权。这时期中的译者，毫无疑问地享受了作为文化思想传递者的鼎盛权威。傅东华也正是以这样一个文化思想传递者的身份，切实地履行着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不吝将鲜明的个人特色和翻译风格加诸于《飘》一书的翻译实践中。从这一角度来说，傅译版《飘》只是一个有着鲜活表现力的时代缩影。

四、结论

随着时代的发展，世界文化相互融合，语言也在悄然发生变迁。新时期文学翻译也将更为贴近现代审美，并随着翻译体系的发展完善而日益趋向标准化、规范化。

傅东华先生的译著《飘》文辞秀美、语言流畅、轻松诙諧，是一部经受住时间考验的生命力强劲的优秀作品。傅先生在该书的翻译中，采用文白糅杂的行文风格，对名词、俚语翻译的意向移植，对原著情节的删补取舍等翻译策略，以现行的翻译标准来看并不合适，体现了一种特殊时代赋予的凌驾于原作之上的译者权威。长久以来，这种策略受到了翻译界学者们的诸多质疑。我们回顾历史，立足时代，通过分析译者的文化态度、原著定位及其成因，用客观、公正的立场去看待傅先生译书策略的选择，肯定傅译版《飘》在翻译发展史上的价值，认可它出现及存在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

应该说，是当时特殊的社会发展形态，造就了语言和翻译的特定发展阶段，影响了译者的审美情怀和原著定位。在《飘》一书的翻译中，傅东华先生扮演了译者、思想引导者、文化传递者等多重角色，由此获得了超出通常意义的译者权力。而这部镌刻着时代风姿的译著，也因此终将成为翻译史上的绝唱。

参考文献：

[1]马格丽泰·密西尔著，傅东华译.飘[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4.

[2]许钧.“不忠的美人”辨识[J].译林，1997（4）.

[3]冯庆华，王昱.从文化交流的宏观角度研究翻译——《飘》的译本研究[J].外国语，1998（3）.

[4]王东风.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文化态度[J].中国翻译，2000（4）.

[5]谭载喜.中西翻译传统的社会文化烙印[J].中国翻译，2000（2）.

[6]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6.

[7]徐敏.从清末和“五四”时期的翻译实践看多元翻译系统翻译理论的局限性[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版），2008（4）.

[8]任淑坤.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

作者：黄媛媛

翻译策略翻译理论建设探讨论文 篇3：

兰州城市轨道交通公示语翻译研究与探析

【摘要】2018年即将开通的兰州轨道交通1号线标志着兰州迈入了地铁时代，这顺应了交通运输“走出去” 与“交通+文化”模式的国家战略政策。本研究通过对全国地铁公示语的英译探析，对其翻译策略进行梳理研究和分析，望对兰州城市轨道公示语翻译实践和理论有所帮助，以期推动公示语翻译实践与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关键词】 轨道交通; 公示语; 翻译策略

【作者简介】王婷妹（1983.03-），女，汉族，甘肃永靖人，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一、文献综述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双语服务是衡量一个城市国际化程度的重要参考标准之一。2018年兰州城市轨道交通即将运营，其中双语服务体系中的公示语英译成为兰州轨道交通能否顺利运营的重要考量标准。生态翻译学中的适应选择理论要求翻译文本要符合目的语读者的交际期待，翻译过程体现中国的人文情怀，注重以人为本。

纵观近年国内外城市轨道公示语的翻译研究与发展，国内大致从翻译理论探讨、翻译问题与现象分析和翻译策略与技巧几个方面进行研究。王洁（2012）以纽马克的交际翻译理论来规范西安地铁公示语的翻泽。李稳敏，钱洁（2016）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探讨了中国地铁公示语的英译现状及其交际翻译策略。易崎，李晖（2017）应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维”转换翻译方法对公示语翻译失误现象进行分析，提出修改意见。周国春（2006）探讨上海地名翻译的相关标准、规范和条例，提出了原文地名合理翻译的解决方案。卫思雨（2016）指出西安地铁双语服务中的诸多问题，提出改进双语化服务环境的翻译策略。喻旭东（2017）对无锡公示语的英译分析指出应该遵循准确现范、简洁明了、通俗易懂、文明礼貌的翻译原则。王树槐（2012）提出地铁公示语翻译应遵从习惯原则、简洁醒目原则、译名从实原则、因况省译原则、通俗易懂原则、足够清晰原则、委婉礼貌原则。陈哲（2015）总结青岛地铁公示语英译的不妥之处，并提出改进问题的相关翻译策略。吴祝霞（2016）提出以意译为主、直译为辅，尊重文化差异、遵从文化习惯等策略。梁志芳（2017）指出地铁公示语翻译应当标准化、通俗易懂、礼貌等。

二、生态翻译理论

生态翻译理论指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作为翻译主体，既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适应中进行选择，又要在选择中适应。此理论关注语言、文化、社会以及人类为依托的生态大环境，要求努力搭建原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桥梁从而实现翻译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生态翻译学中的“适应选择”可有效指导轨道交通公示语的翻译。在翻译过程中要实现语言与文化的统一，译者需要考量整体翻译生态环境，认真解读每条公示语的含义与文化要素，最终实现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对等翻译。公示语翻译原则要求公示语译本要符合目的语读者的文化、思维和习俗，满足目的语读者的交际期待。

三、地铁公示语翻译研究

1.地铁公示语英译问题。Chinglish是地铁公示语翻译中常出现的问题，英语译本经常套用汉语的表达方式，译为“Crack Window Glass”， 西安地铁站名中的“会展中心” 被译为“HUI ZHAN ZHONG XIN”，这样的译文既没有考虑生态环境，语言形式也没有进行适应性选择。地铁公示语“上一站”译为“Previous Station”，朗文词典中对“previous”的解释为： having happened or existed before the event， time， or thing t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 now ，显然不符合上一站的意思表达，此处应用“last”比较符合译语读者的交际期待。翻译时不应按照母语的表达方式逐字逐句去译，应当注意英汉两种语言形式的转换。

地铁公示语中的 “自动售票”有两种不同版本的英译： Automatic Ticketing突显“自动”二字，翻译更加贴切。“当心碰头”被译为 “Warning Overhead Obstacles”和“Watch your head”，后者更简洁通俗。在公示语翻译中要避免逐字逐句硬译以及过度翻译。 比如“紧急停车按钮”应翻译为“Emergency Stop”，但是常被翻译为 “Emergency train stop button”，很明显这是按照中文的字面意思翻译的。在地铁车厢紧急开门装置操作指引中 “手动开门”被翻译为 “Push door open by hand”，而更能被目的语读者接受的译法应该是“Open door manually”。

由于地铁公示语具有指示性和警示性，所以在翻译中译者要精确表达语言，传递文化，从交际层面适应选择，实现文本的交际目的。如 “No Leaning”， “No Smoking “，這些译本体现出公示语的简介，并且完整地传达了公示语的“警示”交际效果。

2.地铁公示语英译策略。地铁公示语是在特定场所、情景、有限的时间内了解一个信息，所以必须简单明了。地铁公示语的英译首先要遵守语言规范，译文具有可读性，还要为外国读者可接受，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其次地铁公示语英译要遵守标准化原则，译文应该规范、标准，并参照国际上通用的的表达。我们可以直接照搬英语中现成的对应表达，参照和改造英语里类似的表达，并依据英语的习惯和思路进行创译。（丁衡祁，2006：16 ）。王树槐（2012：31）指出地铁公示语的特定语境，提出公示语翻译要译名从实，传递译本实际内容，避免名实不符的错误。礼貌策略是公示语翻译中应当采用的策略，“缓和语”“对象转换”“对象大众化”“对象中心化’和“明示礼貌”等。（梅美恋、陈冀，2011：346-347 ）。公共场所的公示语宣传警示牌一般采用命令语气，翻译时要注意礼貌原则，考虑具体的场合与对象，考虑被提示对象的阅读心理与情感。

总之，地铁公示語英译要理解英汉表达差异，力求译文语言形式的简洁易懂。要实现原文本和目的语语用等效，要注重英汉文化差异。英汉属于不同文化种类，公示语翻译要以译语文化为中心，考虑英汉双语转换过程中的文化因素，避免文化冲突。

四、地铁公示语翻译研究的意义

1.理论意义。生态翻译理论指出在公示语翻译过程中，译者要以语言层面的准确性和可读性为基本原则进行适应性选择，从而确保译文符合译入语的基本习惯，确保在语言层面上实现源语读者和译语读者的语用等效。生态翻译适应选择论对兰州轨道公示语的翻译具有指导作用，本研究通过实证研究方法，检验生态翻译模式的有效性;通过确定翻译策略与指导原则，检测该模式的信度和效度，为兰州城市轨道公示语的翻译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2.应用价值。第一，兰州城市轨道交通公示语的英译将为广大国际游客的出行提供便利，为本地居民的英语学习搭建平台，同时也为城市语言生态环境建设做出贡献。交通公示语是文化的承载者，其英译质量将影响城市国际化形象的塑造及整体城市文化宣传。第二，近年来“生态”一词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成为自然、健康、生态平衡与和谐共生的代名词。生态翻译学中的 “生态”也体现出兰州城市轨道交通在减少兰州市城市环境污染，降低能源消耗，改善人居环境，加快兰州区域性特大城市发展中所起到的贡献。第三，本研究对翻译教学和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参照。在翻译教学中可以将兰州地铁公示语的英译研究作为教学案例，为传统的翻译教学提供新思路、方法和鲜活的教学内容，对学生授之以渔，帮助学生学习找到提高翻译能力的合适渠道、扩大视野，提高综合素质，培养其自主学习和翻译实践能力。

参考文献：

[1]Dollerup， Cay. Eco-translatology in Translation Theory Contexts [J].Journal of Eco-Translatology，2011（1）：34-40.

[2]丁衡祁.努力完善城市公示语，逐步确定参考性译文[J].中国翻译，2006（6）.

[3]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4]罗选民，黎土旺.关于公示语翻译的几点思考[J].中国翻译，2006（ 4）.

[5]梅美恋，陈冀.英国公共交通工具上公示语的使用特点[J].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利一学版），2011（3）：344-349.

[6]王树槐.地铁公示语翻译：问题与原则[J].上海翻译，2012（3）.

作者：王婷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