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防外事翻译探讨论文

【摘要】鸦片战争后中国领土被割让，珲春因位于两国交界地带而成边境重镇。为更好处理中俄间繁杂事务，清廷在此设立中俄书院。此为清廷在东北地区专门培养俄文翻译人员的教育机构。通过对珲春整体运营状况及特点的论述，进而对中俄书院进行剖析。书院的兴办，不仅培养了众多的俄文翻译人员，而且促进了珲春地区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教育近代化进程。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边防外事翻译探讨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边防外事翻译探讨论文 篇1：

中哈边境灭火作战问题分析与对策探讨

火灾是人类共同的敌人，跨国境灭火救援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充分彰显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大国风范。中国新疆伊犁州与哈萨克斯坦东南部相邻，如果中哈边境发生火灾，我方应主动行动，积极参与扑救，必要时根据哈方请求跨境灭火，维护边境稳定，树立中国消防救援队伍的良好形象。

根据应急管理部和森林消防局的要求，依托伊犁森林消防支队组建了200人森林（草原）灭火跨国境救援队，重点针对中哈边境方向的火灾扑救工作。下面立足救援队建设实际，从中哈边境火灾特点、作战力量要素的角度进行分析，对提高中哈边境灭火作战能力进行一些浅显探讨。

一、中哈边境植被、地形及火灾成因分析

（一）植被类型。中哈边境线周边芦苇草、灌木丛等植被已长达十余年未清理，芦苇高达5-6米，部分沙枣及杨树等树木高达20-30米，区域内腐殖层较厚，可燃物载量大。

（二）地形条件。区域内多为沼泽地，沟壑交错，地形复杂，消防指战员直接接近火线扑打困难。加上林内湿地芦苇丛生、长势茂密、无路可行，指战员扑救过程中被芦苇草根扎破、划伤等现象比较普遍。另外，全体消防指战员都在沼泽、泥泞的湿地中灭火，作战环境非常艰苦，而且作战地域属于中哈双方过境缓冲区，哈国边境线又处于芦苇和灌木丛生的林区内，大部分边境线处于年久失修状态，灭火时，因视线不明、界线不清，稍有不慎极易发生越境事件，可能造成负面的国际影响。

（三）火灾成因。森林防火是哈萨克斯坦林业部门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哈萨克斯坦年平均发生森林火灾1300余起，平均过火面积3.46万公顷。火灾起因主要为烧荒、野外吸烟、采伐作业等人为因素，其次为雷击火。森林火灾大多发生于边境地区，人烟稀少，火灾蔓延迅速，扑救相当困难，并严重威胁我国边境地区森林草原资源安全。

二、中哈边境灭火作战力量构成要素分析

（一）力量抽组。边境灭火政治方面影响大，宜重兵投入、速战速决。按照一次足量用兵的原则，确保力量抽组能够单独完成一个方向的灭火作战需求，因此应按照标准的跨国境灭火救援队进行建设，其中队长1人，副队长2人，业务支持6人，行动保障21人，下设两个救援分队。根据边境灭火语言不通和现场外事协调的需要，业务支持中需编设1名哈语翻译兼联络员。

（二）装备编成。按照满足整建制跨国境灭火救援队作战需要测算，至少编配各类车辆36台，其中指挥车4台，运兵车9台，移动战备物资车9台，山猫全地形车4台，救护车1台，炊事车2台，水罐车4台，修理车1台，宣传车1台，通信车1台。根据两个救援分队一线灭火人员作战需要，跨国境灭火救援队至少应编配灭火水泵16台，风力灭火机32台，细水雾灭火机24台，油锯18台，水龙带200根，水枪24支，组合工具24套，灭火弹400枚。为满足机动途中和火场一线通联需要，至少编配背负式北斗终端4套，综合电台4套，无人机2架，对讲机50部，4G图传终端1套，3G图传1套。

（三）后勤保障。应按照国际救援轻型队的保障标准，立足7日内完全自我保障。在给养保障方面，单人携带1日份野战食品，救援队按出动员额运行3日份野战食品和4日份主副食;按照任务分队人员运行给养器材单元，视情况运行野战炊事箱组。属地遂行任务时，自制热食保障。机动途中伙食保障主要采取自带野战（方便）食品、休息点自制热食、服务区提供热食等方法组织实施。到位及展开灭火作战后，采取加工热食前送、自带野战食品等方式保障，协调哈方协助疏通主副食供应渠道，提供保障支持。在油料保障方面，依托地方加油站保障，救援队在出动时携行1个基数、运行0.5个基数油料。在装备维修保障方面，本着单位自保、属地助保的原则，灭火装备由救援队按要求携带，内部自行调整保障。维修保障人员按照灭火作战编携配装标准携运行车材，装载发电机、维修工具、车辆拖拽器材等野战修理所开设所需保障物资和消防器材。到达任务地点后，因地制宜开设野战修理所，建立固定技术保障点，对救援队实施定点保障。在卫勤保障方面，卫勤保障人员按照灭火作战编携配装标准携运行战救装备物资，根据时节和担负的任务，加大防疫药材、药品携运行量，确保伤病员救治和卫生防疫需求。机动途中，以梯队为单位编成机动卫勤力量携带医疗药品器材实施伴随保障，途中出现轻伤员随队治疗，重伤员就近送沿途地方医院救治。到达集结地域后，靠前配置支队级救护所，配齐分队卫勤人员，按标准为单兵配备携行战救物资。加强与哈方有关部门协同配合，确保药品、器材筹措供应和伤病员后送渠道畅通。

（四）作战协同。中哈边境灭火作战，涉及中哈两国军地多个部门，现场作战力量构成成分多元化，指挥体系和流程各不相同，虽然跨国境灭火队作为主要作战力量，但要加强与各方的沟通协调，形成以我为主、多方协同的作战模式。在内部协同上，我方主要协同力量有边防部队、消防救援队伍、兵团民兵以及其他地方半专业化灭火力量，通常建立联合指挥机构，由现场地方党委、政府最高领导担任联合指挥员，我方要积极参与联指决策部署，将我方作战意图上升为联指主要作战决心，这样更有利于发挥我方打火头、攻险段的拳头和尖刀作用。在对外协调上，要加强与哈方现场地方最高领导和边境军方协调，争取他们的支持与配合，避免因外事协调不到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和矛盾。

（五）战场通联。中哈边境公网基站覆盖少，信号差且不稳定，多为信号盲区，3G、4G图传终端无法使用。在内部通联时，主要依托通信车、综合电台、背负式北斗终端、对讲机实施指挥控制。在对上和对外通联时，主要依托卫星通信，架设卫星便携站和使用卫星电话。

三、提高中哈边境灭火作战效能对策分析

（一）加快建设“绿色通道”，确保快速到位。一是要适应任务特点，推动建立外事“绿色通道”。跨国境灭火救援涉及外事协调，要积极推动建立国家、自治区和伊犁州三級外事“绿色通道”。由于外事工作涉及层面高、部门多，各项要求严，需要各级层层对接，从政策法规层面确定外事工作流程，并定期组织与哈萨克斯坦外事部门进行会晤，确保遇有任务能够依据既定流程高效办理，确保第一时间办理跨国境签证手续。二是建立铁路公路“绿色通道”，完善中哈运输合作机制。中哈边境灭火作战国跨境机动方式有两种：一是铁路运输，二是汽车运输。目前中哈双方政府间签订了过境运输协议，但是由于在技术标准、法律制度、路上权益等方面两国之间存在互相矛盾和不统一的问题，造成协议无法得到有效落实。特别是国际铁路和公路运输是一个涉及货物车辆海关手续和检疫手续、交通安全和运输管理等诸多方面的系统工程，牵涉面广，涉及部门多。从政府行政管理上看，内部需要外交、海关、交通、公安、质检等多个行政职能部门的协调配合，外部需要与哈萨克斯坦的沟通合作。目前霍尔果斯口岸公路运输每辆客车的过关查验时间最少需要2小时，货车过关查验时间最少为4小时。铁路运输过关查验各部门相互协调配合还不够顺畅，查验时间也较长。为确保机动全程畅通，需要建立铁路、公路“绿色通道”，推动政府层面签订中哈跨境灭火铁路和公路输送合作协议，特事特办，把逐人、逐车查验转换为单位统一查验，优化过关查验流程，确保在1小时内救援队伍全部顺利出境。在哈方境内机动时，哈方需为我方提供交通优先通行证件，确保在机动过程中不受各类标准制度影响制约，第一时间机动到火场。

（二）著眼国际标准，完善保障机制。一是形成灭火装备编配体系化。从中哈边境植被类型、地形和火灾种类等因素分析来看，灭火方式主要以水灭火为主。从目前跨国境救援队装备编配来看，携带常规机具和灭火水泵，实际作战以水泵灭火为主，手段相对比较单一。特别是灭火地域多为沼泽，水泵架设与撤收比较困难，灭火效率不高。应进一步科学编配灭火装备，至少每个救援分队增配2台履带式消防车，形成以履带式消防车为尖刀拳头力量追歼火头、水泵为主力跟进扑打、常规机具为辅助伴随清理的灭火模式，以灭火装备的体系化建设提高灭火效能。二是实现后勤保障综合化。在车辆保障上要突出精准化和专业化，每台车辆要定人、定物、定位，编配数量和物资装载精准合理。同时要兼顾载人、载物和各类保障用途，立足远距离机动、大区域作战、高难度保障，将指挥、通信、炊事、修理、油料、宣传等专业化保障车辆足量编配，确保人员吃得饱、穿得暖、士气高，确保队伍上得去、联得通、看得见、打得赢。在后续给养和油料保障上要突出多元化。要与驻地银行签订应急外币兑换协议，确保遂行任务时银行为救援队提供美金、坚戈（哈萨克斯坦纸质货币）、卢布三种外币兑换业务。当自我保障难以满足需求时，一方面及时协调哈方进行给养和油料补充，另一方面利用携带的三种外币就地购买筹措相关物资，确保保障工作的连续性。三是加大哈语专业人才培养力度。采取内部挖掘和外部协调相结合的方式做好哈语翻译准备工作，发挥哈族干部和消防员作用，做好灭火作战常识用语哈语翻译工作。协调联系地方哈语翻译专业人员，确保遇有任务随时有2名地方专业翻译随队保障。同时要以灭火常识哈语翻译手册为基本教材，以哈族干部和消防员为教员，大力开展学习哈语和哈萨克民族风俗活动，力争达到每个战斗班有1名能够实现简单哈语交流的队员，防止在遂行任务时因语言不通产生摩擦和矛盾。

（三）提前谋篇布局，筑牢防火屏障。一是建立联防机制。立足“打早、打小、打了”方针，针对中哈边境芦苇、灌木已长达十余年未曾清理的实际情况，与农四师兵团建立联防机制，每年春夏两季组织计划烧除勤务，彻底清理我方边境缓冲区可燃物，降低火灾发生率。同时加大防火宣传力度，充分发挥边境居民一线报警员和扑救员的作用，形成合力做好防灭火工作。二是完善联训措施。根据中哈边境线长、面广和远离我方驻地的实际情况，积极协调地方林业部门和兵团，组织地方半专业扑火队员和兵团民兵、职工进行防灭火技能培训，确保先期扑救力量形成战斗力，为我方机动到位争取时间。每年组织中哈边境灭火联合演练，练指挥、练战法、练协同，凸显我方边境灭火作战主力军作用，同时提高联合作战能力。三是建立中哈会晤制度。要推动地方政府建立与哈方定期会晤机制，重点协商防火工作，确定双方联络人，确保遇有任务迅速建立点对点、面对面的联络，及时了解哈方境内火灾发展蔓延态势，为我方有针对性做好应对工作提供第一手资料。

作者：徐哲峰

边防外事翻译探讨论文 篇2：

清代珲春地区的中俄书院

【摘要】鸦片战争后中国领土被割让，珲春因位于两国交界地带而成边境重镇。为更好处理中俄间繁杂事务，清廷在此设立中俄书院。此为清廷在东北地区专门培养俄文翻译人员的教育机构。通过对珲春整体运营状况及特点的论述，进而对中俄书院进行剖析。书院的兴办，不仅培养了众多的俄文翻译人员，而且促进了珲春地区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教育近代化进程。

【关键词】清廷;珲春;中俄书院;近代化

近年来，对珲春地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清代封禁政策下的旗民商业活动、珲春巡查南海问题及驻防问题等①。对这些问题研究的资料也都基于《珲春副都统衙门档》（以下简称《珲春档》）。在查阅《珲春档》《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及《内阁大库奏档》时，发现了珲春地区相关俄文教育即中俄书院的介绍。在常嘉林的《珲春中俄书院》②一文中对书院的沿革及模式、制度做了简要介绍，但是对其运行机制没有相关阐述。因此，基于《珲春档》，本文拟从珲春中俄书院运行机制入手，具体针对其师资状况、奖惩制度以及特点等方面进行梳理。

珲春位于中、朝、俄三国交界，地处中国东北边陲。“咸丰十年（1860）《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沙俄占领中国东北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包括珲春沿海地区及海上岛屿。” ③清政府迫于时局对俄人才的需要，应吉林将军诉求，设立珲春中俄书院。

鸦片战争以前，清廷与俄贸易限制在部分地区。珲春因与俄相近，因此与俄事务较其他西方国家为多。由于中俄语言隔阂，在前期中俄文书往来的方式以西洋传教士翻译为主。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清廷为培养自己的俄文人员，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在京师成立俄罗斯文馆。鸦片战争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中俄间处理外交事务增多。咸丰十年（1860），清廷在京城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办理对外事务。同治元年（1862），又在京师设立京师同文馆，其作为清廷自主创办的新式外语学校，馆中设立了英法俄等多种文馆，为清廷培养了大批外语人才。历经数次战争，晚清对旧有教育体制进行了变革，同时由于商业刺激，对翻译人员的需求增大，于是在上海、广东等地建立方言馆、同文馆，“湖北则有两湖书院分校之西学各馆，重庆亦设有洋文学堂。” ④珲春中俄书院即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俄文书院自光绪十四年（1888）三月初一日设立。” ⑤这是继京师、广东等地设立同文馆、方言馆之后出现的新的学习外文学校，也是清廷在东北地区最早设立的一所专门培养俄文翻译人员的学校。中俄书院作为清廷政治产物，在19世纪末洋务运动失败后亦逐渐退出。但是客观上讲，中俄书院在教育方面为清廷培养了部分俄文翻译人员，同时促进了珲春乃至吉林地区的教育近代化进程。

一、师资与生源

珲春中俄书院成为与传统教育不同的新式翻译院校。中俄书院学规章程在书院建立前已有拟稿呈报。在人员聘用方面汉教习、洋教习人员一致。“只专一俄文自可独称俄文书院矣，而章程不可不同，查同文馆向章设洋文教习一员、汉教习一员……然而总以洋教习为重。” ⑥而洋汉教习数量的均衡也说明其地区在教育方面有不同于以往的改变。

中俄书院设立之初在招生方面有严格的条例。首先有年龄限制，“必须二十岁以下，十五岁以上” ⑦;其次，在学生资质方面，“择其天资民粹，粗通文义者，取中三四十名听候，按名传补，先得入馆……以十五名为额，俟到一年后试其优劣酌核去留” ⑧。另外学生分配上有一定的原则，珲春八旗子弟数量优于三姓及宁古塔地区。首批招生分配数量是：在珲春八旗中挑选七名学生，三姓及宁古塔城中各挑选四名。

二、薪资与奖惩

中俄书院因专注于俄文教习，因此在薪资方面对洋教习更重视。“所有院中原设汉教习一员，月支薪水银十二两……洋教习一员月支薪水银六十两” ⑨，“珲春俄文书院洋教习薪水银两七百二十两。” ⑩洋汉教習发放薪资部门亦有所不同，“翻译中俄书院洋汉教习、司事、书役并学生膏伙及纸笔墨费、心红添设铺垫等项银两，除洋教习一员应支薪水银两由边防饷下开支外，即由本衙门按年终造送细册以便报销。” ?洋汉教习之间、洋教习与书院其他杂役人员之间，薪资差异都反映出洋教习在书院受重视程度。

中俄书院同时注重对奖惩制度的实行。对于教习，“如教导有方，昔有成效，该西丹等果通习俄文，能办交涉，应请仿照俄文书院章程，每三年准给奖叙一次，以示鼓励。” ?对于学生优异者同样会给予奖赏，“计开月课、季考、岁试学生奖赏名次银两数目，月课取前列五名赏给花红银数……季考取前五名赏给花红银数……岁试取前列六名赏给花红银数。” ?月考、季考、岁试名次不同者，奖赏银亦有所不同。书院完备的奖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学生对俄语学习的积极性。在设置奖赏制度的同时，书院同样有惩罚制度，“在馆诸学生倘敢仍前玩懈，不加振作勉力用功，定将该生等从严惩办。” ?

三、中俄书院的特点

（一）体系完备及目的明确

同文馆建立之始不专其语，“即有译成数种或仅为一事一艺之用，未有将其政令治教之本原条贯译为成书” ?，仅对与外国经济政治外来时所支用。相比之下，珲春中俄书院建立之初则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即减少与俄之间因语言而产生的障碍。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廷中洋务派展开大刀阔斧的洋务运动，从全国各地掀起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技艺引进，到民族经济的发展，都使得中国逐渐融入世界潮流之中。珲春中俄书院在这一时期建立，培养了专门的俄语翻译人才，为学习西方技术提供了辅助，促进了这一时期教育体系的完备，而又因其设置初期目的明确，故在俄语教学上成果显著。

（二）地域化特色突出及课程单一

中俄书院专注教习俄语，因此语言结构相比其他各地同文馆、方言馆而略显单一。珲春中俄书院与其他各地方言馆相比有许多不同之处。如与上海广方言馆相比。生源不同。上海广方言馆“势不能以八旗学生兼顾，惟多途以取之，随地以求之” ?，既招收八旗学生，也招汉人。而珲春中俄书院只招收旗人，且局限在珲春、三姓、宁古塔三城;其次，学生年龄方面。中俄书院招收学生年龄在二十岁以下十五岁以上;上海广方言馆学生选近年龄十四岁以下，同时须官绅保举;再次，经费来源不同。上海方言馆“均由海关监督、督筹，试办随时查核。” ?而珲春翻译书院经费来源于吉林将军衙门，有时亦会让衙门库先行代垫。

（三）新式教育冲击传统教育

珲春中俄书院在晚清时期发展俄语，对社会及民众具有一定的冲击性。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外关系发生变化，教育目的也随之发生变化，接受外国教育人员比重上升。珲春中俄书院以教授外语，减少因语言而产生的阻碍为主，而传统教育又以入仕为主。另外在办学方式上，新式教育国家支持办学，而旧式教育以国家与地方相结合办学为主。其次，珲春中俄书院教授俄语，学生接受新式教育，对吉林地区的教育近代化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传统教育影响更多的是士子本身，在这一点上二者大相径庭。

四、结语

珲春中俄书院专注教授俄语，虽比京师同文馆有所差距，但仍有自己的特色。明确的教学目的辅之以书院地域化特色，使得珲春中俄书院为清廷培养了俄语人才，而且促进了吉林地区教育近代化发展。其体系的不断完备再辅之地域化特色，为近代引进西方教育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注：关锐根据《珲春档》中路票、保结、商民名册等史料对乾隆时期珲春地区旗民商业活动作了探究。聂有财根据档案对巡查南海制度的缘起、人员构成、时间、路线等问题做了深入的探析。徐少卿根据《珲春档》及其他满汉文档精确复原了1736-1860年珲春协领辖区的卡伦巡防体系，并探讨了卡伦的设置规律和变迁等问题。

②常嘉林：《珲春俄文书院》， 《历史档案》2005年4期，第104页。

③尹锡庆：《珲春满族》，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44页。

④（清）陈忠倚：《清经世文三編》卷三学术三，清光绪石印本。

⑤?中国边疆史地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珲春副都统衙门档》（14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8页，第322页。

⑥⑦⑧中国边疆史地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珲春副都统衙门档》（140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2页。

⑨中國边疆史地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珲春副都统衙门档》（14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6页。

⑩李桂林：《（光绪）吉林通志》卷三十八《经制志三》，吉林文史出版社清光绪十七年刻本1986年版。

?中国边疆史地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珲春副都统衙门档》（13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1页。

?中国边疆史地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珲春副都统衙门档》（195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38页。

?中国边疆史地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珲春副都统衙门档》（200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

?（清）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言卷四，清光绪二十二年刻本。

??（清）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卷三 ，朝华出版社2018年版。

作者简介：

叶昊栋，男，山西运城人，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作者：叶昊栋

边防外事翻译探讨论文 篇3：

郭嵩焘的近代外交意识

内容提要：郭嵩焘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在中国由传统外交向近代化外交的转型时期，以其独特和前瞻眼光来看待中外关系。其外交思想中的近代意识表现为对传统夷夏观的突破、对近代西方外交观念、外交礼仪的吸收、接纳，以及创办近代外交机制的努力等内容。郭嵩焘的近代外交意识，对晚清外交的近代化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关键词：郭嵩焘　近代外交意识　夷夏观　外交礼仪　外交机制

文献标识码：A

晚清的中国内外交困，列强步步紧逼，迫使中国打开了大门，也迫使中国外交无法再沿着传统道路走下去，外交的近代化成为必然趋势。在列强侵略的刺激和世界近代化潮流的冲击下，以郭嵩焘等有识之士为代表的洋务派开始以一种新的观念来审视中外关系，他们的近代外交意识表现为开始反思与批判中国传统夷夏外交，吸收、接纳近代西方外交观念、外交礼仪，创办近代外交机制。郭嵩焘为“惋惜滇案”而充任中国首任驻外大使，他的出使成为中国外交近代化的重要标志。本文即就郭嵩焘的近代外交意识作一探讨。

一、对传统夷夏观的反思与批判　

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是一种地道的“宗藩体制”，它建立在从“夷夏之辨”出发的中国“地理中心”论和“文化至上”论之上。夷夏之辨是传统中国文化中对外观念的基本内容，它认为华夏民族是最先进的民族，而把其它落后的民族视为蛮夷戎狄，强调“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也”。夷夏之辨反映在对外关系上，即是宗藩体制。这种外交观念表现为以“天朝上国”自居，视外国为“蛮夷之国”，中国以外之民族唯有对天朝称臣纳贡之义务，无权与中国平起平坐。到清朝，人们仍然认为“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所以当时的中国“无所谓外交也，理藩而已”。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壁垒森严的“华夷”秩序也发生了动摇。

鸦片战争为停滞的中国实行变革提供了历史的机遇，变革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外交近代化。洋务派开始登上晚清政治舞台，执掌外交大权，率先意识到中国正经历“三千余年一大变局”。面临着数千年未有的强敌，而作为洋务外交重要代表人物的郭嵩焘开始重新审视中国，认识世界，反思传统的中外关系，其近代外交意识首先表现在对传统外交夷夏观的深刻批判。

郭嵩焘认为中国“地理中心”论是错误的。鸦片战争后，一批经世派士大夫为巩固边防和洞悉夷情的需要，开眼看世界，编译了一大批世界历史地理著作，如魏源的《海国图志》、梁廷耼的《海国四说》等。这些著作中开拓了时人的视野和思路，催发着时人的觉醒，使中国人认定自己是世界地理的中心的观点被击破。郭嵩焘通过阅读经世派的著作，开阔了视野，称魏源《海国图志》“征引浩繁，要其大旨在考览形势，通知洋情，以为应敌制胜之资。”正是在《海国图志》的影响下，郭嵩焘出国后认真考察西方世界，“茫茫四海，含识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于天者，岂有异哉?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馀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

郭嵩焘批判了中国“文化至上”观。长期以来中国以高度发达的礼乐制度、典章制度与生产技术不断吸引、同化着周边少数民族和大小国家，逐步树立起了中国文化至上的神圣地位。但随着中国历史步入近代，当这种圆熟的古老文明与建立在近代工业基础上的西方文明遭遇时，却黯然失色。面对这种千古奇变，郭嵩焘对中国文化至上观展开了理性的反思和批判，他指出“夷狄之民，与吾民同”，并指出判断夷狄的标准是“据礼乐政教所及言之”，“非谓尽地球纵横九万里皆为夷狄，犹中国一隅，不问其政教风俗何若，可以凌驾而出其上也。”况且，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其强兵富国之术，尚学兴艺之方，与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国本者，“实多可以取法。”郭嵩焘承认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落后的事实，抨击封建士大夫自南宋以后，议论事局，与古一变。学士大夫习为虚骄之论，不务考求实际，迄今六、七百年，“无能省悟者”。他研究了各国的历史和现状，认识到凡仿效西法者，即可由弱变强，反之则衰弱不振，即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而封建顽固派攻击郭嵩焘等人“用夷变夏”，郭嵩焘的《使西纪程》也被“奉旨毁版”。

郭嵩焘虽然对西方文化还不能用辨证的批判的眼光去全面加以审视，但他能够突破传统夷夏观，看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高于封建主义的优越性。这些认识促使他摈弃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以平等的态度去处理对外关系，并力图以理性的方式去维护国家的利益，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这是近代外交意识的萌芽。郭嵩焘被梁启超称为当时“最能了解西学的人。”

二、近代西方外交观念和外交礼仪的吸收与接纳

陈旭麓先生曾指出，观念形态的革命表现为“冲击旧文化与树立新文化的统一，破坏旧传统与正面重建的统一”。郭嵩焘不仅反思与批判传统夷夏观，而且吸收与接纳近代西方外交观念，宣传运用国际公法，学习西方外交礼仪程式，展示了中国公使的良好形象。

从理论上讲，近代化的外交，就是指以“国家政治生活规范为指导，接受并运用国际法原理、国家主权观念和均势理论，通过谈判等和平手段，执行其对外政策并调整国际关系。”随着国际法在近代中国的翻译和传播，它也成为国人维护国家主权、抵制外来侵略的重要理论武器。恭亲王奕新曾专门拨银500两，印行300部丁韪良所译的《万国法》“颁发各省督抚备用”。

郭嵩焘孜孜不倦考求评论国际公法，并运用于具体实践，维护国家权益。1878年，他在日记中提到了马建忠在巴黎政治学堂专习国际公法，“学堂肄业大纲，凡分五等”，他认为国际公法是近代资本主义日益发展的产物，“公法之立，近二百年事耳”，可以作为处理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依据，因“其言多公平”。1877年，英国不准中国在新加坡常设领事，郭嵩焘即以国际惯例据理力争。“查各国在中国设立领事，一经驻京公使照会，立即分行知照，若中国设立领事，止能暂设，不能常设，似非持平之道。”由于中国的要求合情合理，郭嵩焘所列理由又无可辩驳，英国外交部只好同意照办。中国第一个驻外领事馆得以在新加坡成立。在弱国无外交的近代世界格局之下，郭嵩焘灵活地运用国际公法，据理力争，终于迫使外国政府作出公平处理，不仅体现了其高超的外交才能，而且反映出他强烈的爱国民族情感，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为加快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作出了贡献。

郭嵩焘在其外交活动中，亲眼目睹了西方国家的外交礼仪，开始逐渐接受或沿用一些国际间通行的交往礼仪和交往规范，外交礼仪、外交程式也开始西化与趋新。

驻外使节以对等的平行礼节觐见所在国元首，是近代国际关系中的惯有常例，它是国家主权平等观念在外交礼仪中的体现。郭嵩焘在中外关系的新形势下，开始承认西方国家是与中国平等的敌体之国，并主张用对等的方式与之交往。到英国后，郭嵩焘呈递国书，对女王行鞠躬礼，女皇亦鞠躬还礼。因中国初派使节未

谙西方外交，所携国书乃惋惜滇案文书，并非公使驻节文书。郭嵩焘照会英国国会申明道歉钦差即为中国驻英公使，并上奏清政府，请求补颁正式国书，参照国际惯例行事。郭嵩焘代表中国，于英国高层领导人以及各国的公使之间，周旋交往，象征中国已步入国际舞台，侧身列国之林。他学习西方外交程式并制定了一些外事制度，如谕传随员以五戒，把五戒比诸摩西十戒，并称之为“中国出使西洋立教之祖”。郭嵩焘积极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也仿效西方外交礼俗邀宴外国使节，并举行大型茶会，招待各国来宾，全部西式布置与招待。他认为“宴会酬应之间，亦当于无意中探国人之口气，察国中之政治!”正因为如此，时人评价郭嵩焘公使“树立一高雅适度榜样。”

中西交往礼仪、交往程式的趋新与近代化，是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外关系大变动的产物，是中国与进人中国的西方国家以友好或敌对的方式相互影响的结果。郭嵩焘自觉地按照近代化的中西交往礼仪、交往程式与西方国家交往，适应了整个中国社会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下由传统走向近代的历史进程。

三、建立近代外交机制的创议

“西方国家往往把运营机制健全的外交制度的形成，视为现代外交的开端。”郭嵩焘外交思想的近代意识不仅体现在观念形态的变化上，而且体现在倡设创建近代外交机制总理衙门、吁请遣使驻外、关注外交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实践活动中。

首先郭嵩焘主张把总理衙门变为常设外交机构。晚清外交走向近代化的具有代表意义的标志是外交机构从无到有，从萌芽到成型的过程。清政府传统的藩属外交是由礼部和理藩院负责海路来的“贡使”。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迫于形势，清政府设立了“五口通商大臣”，负责办理通商事宜。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奕新等奏陈“通筹夷务全局折”，请求“于京师设立总理衙门以专责成”，1861年1月总理衙门正式成立。

总理衙门是清朝第一个正式的近代外交机构，郭嵩焘则近而主张把临时设立的总理衙门变为常设外交机构。“察看西洋大势，总理衙门当遂为国家定制”，由军机大臣主持，“庶机讨论情势，通筹熟计，以期有所裨益”。他并提出把西洋交涉提到内政军政的高度。“伏愿皇上考揽人才，勤求方略，期使中外诸臣勿存薄视远人之心，以洞知其得失利病之原，……外筹应接之术，内立富强之基”。总理衙门这一新型外交结构的设置适应了当时中外关系发展变化的新形势，从客观上反映出在西方文明冲击下，中国外交从体制上逐步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趋势。

其次，郭嵩焘吁请遣使驻外。外交近代化应有一套贯彻国家对外政策而经常运行的机制，其中最重要的是使领制度。郭嵩焘较清醒地看到了使领制度这一近代外交体制在联结邦交、协调冲突、保护海外侨民等方面的作用，向清政府提出派遣使臣的重要性，“出使各国，有保举派充者，亦有宜简派二三品大员者，应著为定例。”1876年清政府因被迫遣使赴英就马嘉理案件致歉而迈出了在国外派遣公使的第一步，郭嵩焘被派为首位驻英公使。在当时视公使为贡使，廷臣视遣使出洋为畏途、为大辱的时候，郭嵩焘认为“出师西洋为今日创举，而关系中外大局，以立国家久远之基，”毅然力排众议，踏上与英交涉使命的征途。久锁的古老国门走出中国第一任常驻大使，中国士大夫真正在西方国度上考察先进事物，加速了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步伐。

再次，郭嵩焘积极关注外交人才培养的近代化。所谓外交人才的近代化，主要是指担任外交职务的人员应掌握办理近代外交所需的专业知识、技能等，如应有的国际知识、通晓外交礼制等，否则必定不能办好外交。两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外关系日趋复杂和深入，面对中国“通市二百余年，议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的情况，早在1859年，郭嵩焘就上奏倡设外国语学堂，以培养一批明悉外情与通晓西洋语言文字的外交人才。1862年京师同文馆设立，这是我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学校，郭嵩焘对此有首倡之功。1862年郭嵩焘赴上海任苏松粮道，与冯桂芬合力建议举办上海广方言馆，并亲拟章程14条。1863年，上海广方言馆经李鸿章奏准成立，这是近代第一个地方性外国语学校。1864年7月由总理衙门建议，广州开设了同文馆，署理广东巡抚的郭嵩焘亲自主持开馆仪式。郭嵩焘首倡创办新式学堂，为中国近代培养了第一批翻译人才、外交人才及科技人才，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对近代教育的兴起和外交人才的培养，实在是功不可没。

在近代中国社会处于危机四伏、剧烈动荡和社会转型时期，郭嵩焘等顺应世界潮流，冲破传统夷夏观，对近代外交意识和外交体制的观察紧扣当时救亡图存的主题。“弱国无外交”，是指弱国在对外交涉中，先天地处于不利地位，如果弱国再不重视外交的政策与策略，则更为不幸。因此，弱国比其他国家更需要有灵活的外交方针、健全的外交体制、趋同的外交惯例、谙熟外交艺术的人才和一系列旨在维权的外交对策。出使西方的郭嵩焘初步了解了一些近代外交意识并付诸实施，他的外交思想与实践有值得肯定之处，“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应该肯定，没有郭嵩焘等前瞻者的努力，晚清外交的近代化过程可能会更加迁延而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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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丽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