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子女义务教育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义务教育问题日益突出。从制度的视角来探究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症结可以发现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是问题的根本原因，而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不顺、义务教育政策制定中公平理念贯彻不够以及政策执行乏力也是造成目前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困境的重要原因。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留守子女义务教育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留守子女义务教育论文 篇1：

新生代农民工留守子女义务教育问题探究

摘要：2010年中央1号文件中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说法，文件中也首次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自然而然，与新生代农民工密切相关的其留守子女教育问题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如何解决“社会转型时期二元经济结构解体与二元社会结构、教育结构的调整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 [1]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难题。试图以教育公平为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守子女教育问题进行探究。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留守儿童；教育公平；和谐社会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龄在20～30岁之间的第二代农民工。随着新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大和逐步返回农村，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陆续进入城市并成为农民工主体。由此而引发的其留守子女教育问题也日益凸显，“据统计，‘留守儿童’这个人群已经超过1 800万人，还有继续增大的趋势” [2]。因此，如何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留守子女的教育公平已经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新生代农民工留守子女受教育现状分析

1.失学现象严重。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基本上都处于义务教育阶段，但其失学率却相当高。“据调查显示：农民工子女辍学率高达9.3%，六岁周儿童中有46.9%没有接受入学教育，在失学的12～14周岁的流动儿童中60%的人已经开始工作。”[3]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不仅成为了突出的教育公平问题，而且还是影响社会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大社会问题。

2.教育质量低下。农村学校的突出在于教学硬件上，这些学校缺少实验室、图书室，难以保证教师正常的教学活动。另外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当地教育资源往往严重缺乏，师资薄弱、教育水平偏低、教育方法落后、学习环境艰苦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留守儿童”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至于学生的德育教育，如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日常行为规范教育及团队活动、课外活动更是少之又少，有的学校甚至是一片空白。

3.心理问题突显。“留守儿童”问题已成为全民关注的社会问题，由于长期生活在特殊的环境之中，缺乏父母的关爱与呵护，极易产生性格柔弱、自卑、自负、孤僻、叛逆等一系列的心理问题。“留守儿童”自幼离开父母，缺乏亲情的关爱，往往易产生焦虑、烦躁、悲观、疑虑等一系列的消极情绪。在性格方面柔弱内向、自卑孤僻；学习方面因缺乏家庭的辅导，导致困难重重；行为方面缺乏父母的管教，在监护人不敢管也管不了的情况下，“留守儿童”产生厌学、逃学、沉迷于游戏厅、网吧等娱乐场所，引起行为上的偏差，严重者走上犯罪的道路，误入歧途。

二、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难成因探析

1.户籍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已经解体，但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目前农民工子女上学遇到很大的障碍，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城市户口，于是流入地政府往往把这些孩子接受义务教育的责任推到他们户口所在地，从而形成义务教育的“各地为政、条块分割”的局面。大部分新生代代农民工子女由于难以支付高昂的借读费、赞助费，所以只能在农村学校继续学业。

2.财政制度。当大批农民工子女离开农村后，其教育经费却没有随其流动，而流入地城市的财政支出中并不包括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使得一大批农民工子女失去了财政的支持。城市所在学校由于教育资源有限，部分学校借机收取高昂的借读费、赞助费，这种不合理的收费使得一部分收入低的家长不得不放弃对孩子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3.错误观念引导。近年来由于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部分农民工认为，自己没有什么文化也一样可以挣钱，花费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让自己的孩子上学，也不应一定能考上大学，最后还是像自己一样打工。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工群体具有很大的流动性，一旦工作发生流动，其子女接受连续的、成体系的教育将成为问题，所以一些农民工家长选择了让孩子辍学给自己当助手。

三、新生代农民工留守子女教育问题对策探究

“中国义务教育实行的是‘在国务院领导下，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现行义务教育制度明显的呈现以户籍为准的属地性质” [4]，而实际上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基本上都处于义务教育阶段，且具有明显的“人户分离”的特点。如何保障新生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权利，实现中国城乡教育一体化和均衡发展，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1.改革户籍制度。城市对随迁农民工子女就学所持的歧视政策，所体现的“城乡条块分割的义务教育体制” [5]严重影响了教育公平。作为实施义务教育的主体，政府应当承担起全民义务教育的责任，着力打破二元户籍制度在教育方面的限制。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户籍制度以及相关不合理体制严重的妨碍了教育公平。只有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才能从根本上为新生农民工人口子女的就学扫清制度上的障碍。

2.规范农村学校办。大部分新生代代农民工子女由于难以支付高昂的借读费、赞助费，所以只能进入农民工子弟学校继续学业。然而由于这些学校缺乏资金来源，所以学校的设施、卫生条件极差，在师资力量方面显得尤为薄弱。长期处于这种情况下，对其心理会造成极大地压抑，部分农民工子女不得不放弃读书。这就意味着，他们长大之后很难融入社会之中，很有可能成为新一代文盲，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成巨大的障碍。

3.完善《义务教育法》。积极推进立法程序，建立完善保护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增加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保障上的条款。在教育资源分配上，政府应对农民工子女平等受教育权给予全面、具体、详细的规定，取消户籍制度所强加的受教育限制，“将教育平等权贯穿于就学、升学、教育机会、教育结果” [6]等方面，切实让农民工子女在维护其教育权利时做到有法可依。

4.义务教育体制创新，试图引入“教育券”制度。义务教育经费由政府负责，不管受教育孩子户籍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应平等的享受国家提供的义务教育。由于农民工随迁子女离开户籍地儿导致其权益受损，针对农民工子女流动性大的特点，可以引入“教育券”制度来解决专项资金拨付中的困难，以达到“钱随人走”，从而使农民工随迁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

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成要素之一，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据统计，中国有1.5亿外出农民工，其中‘新生代农民工’有近1亿人，约占农民工总数的60%”[7]，由此推断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将成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突出问题。只有政府和社会各界力量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才能从整体上提高国民素质。

参考文献：

[1]周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进入政策研究视野[J].上海教育科研，2004，(12).

[2]余心言.关注农村“留守儿童”[J].共产党员，2005，(7).

[3]万铭玉.从和谐社会视角看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J].网络财富，2010，(2).

[4]朱晨.农民工子弟教育中的问题[J].人口与经济，2010，(S1).

[5]钱再见，耿晓婷.论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有效执行的路径选择[J].南京师大学报，2007，(3).

[6]万宝方，龚春明.公共政策视角下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J].继续教育研究，2010，(4).

[7]姚远.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前途[J].中国职工教育，2010，(4).[责任编辑 吴高君]

作者：叶松

留守子女义务教育论文 篇2：

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义务教育问题初探: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摘要：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义务教育问题日益突出。从制度的视角来探究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症结可以发现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是问题的根本原因，而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不顺、义务教育政策制定中公平理念贯彻不够以及政策执行乏力也是造成目前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困境的重要原因。为此，必须加强相关制度变革和创新，主要是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变革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健全义务教育行政问责制度等。

关键词：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义务教育：问题：制度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2009年进城务工农民已经达到22978万人，占农村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其中外出的进城务工农民达到14533万人，举家外出的进城务工农民达到2966万人，而随着父母进入城市的6－14岁的义务教育适龄儿童约有700万。大量的进城务工农民进入城市就业，在创造财富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其中他们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尤为突出。虽然我国的义务教育已经走过了二十多个年头，但是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却依然形势严峻。

一、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义务教育之困

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义务教育问题是当前我国义务教育领域的难点。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教育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已经出现，但由于当时进城务工农民往往单身进城务工，少有举家迁徙的情况，该问题还并不突出。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举家进城务工人员增多，其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开始凸显。国家曾出台多项政策试图解决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例如：1996年国家教委下发《城镇流动人口中的适龄儿童少年就学办法(试行)》、1998年国家教委和公安部联合颁发了《流动人口儿童、少年就学暂时办法》、2001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六部委《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等，但这些政策未能做到标本兼治，未能彻底破除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义务教育的困境。

当前，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在城市中的失学率、晚入学率仍然很高。2009年，根据一项在北京、深圳、武汉、成都等九个大城市对12000名流动儿童监护人和7800个儿童的调查显示，3－6岁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入托的比例为60.7％，低于城市户籍的儿童入托率；6周岁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汇总有46.9％没有入学接受教育；超龄入学的现象也非常严重，有20％的9周岁的孩子还只上小学一、二年级，13周岁、14周岁还在小学就读的占相应流动少年的31％和10％；在失学的12－14周岁的少年中有60％的已经开始工作。虽然这个数据统计有一定局限性。但仍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进城务工农民一般居住在城郊或者城中村，环境恶劣，治安混乱，他们早出晚归没有时间照顾子女，没有条件送入学校的适龄儿童往往被送到地下工厂里做童工，干着不符年龄的高强度工作，承受着他们那个年龄段本不应该承受的压力。有条件入学的，由于父母工作不稳定，流动性大，他们不得不随着父母工作的变动变换学校。不稳定的学习环境和氛围，致使他们随时可能失学。进城务工农民子女这种失学或者晚入学现象在不同的大城市普遍存在，其原因深重且盘根错节难以根治，但其带来的长远的社会负面影响实在令人堪忧。

跟失学率和晚入学率相关联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入学渠道受限。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即使可以进入城市公办学校就读，但由于城市教育资源的有限性使得各个城市或明或暗设置了一些入校的门槛，加大了读书的成本，而这种教育成本的高昂对于其收入不高的父母来说实在是难以承担。进城务工农民一旦无力承担其子女的高昂教育付出，则其子女可能被迫转学甚至面临失学的命运。那些没有条件进入城市公办学校读书的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往往被父母退而求其次送到私人创办的专门接收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进城务工农民子弟学校，这类学校被人戏称为“棚户学校”。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它们根本不能称之为学校，因为他们连基本的办学条件都不具备，充其量只能算作“民间自发办学点”。这些学校规模一般很小，学生从十几人到上百人不等；办学经费有限，主要来源于学生的学费：软件硬件设施落后甚至不合格。由于学生数量较少，经费少，其聘任的教师的素质普遍不高，很多人没有教师从业资格证：对他们而言，进入进城务工农民子弟学校从教往往是权宜之计，一旦有机会便会另谋高就，致使教学质量难以保证。此外，进城务工农民平时没有时间照顾孩子的饮食，一般让其子女在学校食堂就餐。但这些食堂饭菜质量普遍低劣，而孩子正处于长身体发育的阶段，容易导致营养不良。即使这样。这些进城务工农民子弟学校也是很多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入学的最好选择。然而，部分城市近年来以整治环境、违规办学等理由取缔甚至强制拆除这些学校，使得在其中读书的农民工子女被迫转学甚至面临失学的窘境。

除了那些随父母进城的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外，还有很多留在农村由老人抚养或寄人篱下的留守儿童，这部分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同样面临着严峻的问题。一方面，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容易造成情感缺失，缺少健全的关爱和良好的交流沟通，使得他们性格柔弱内向、自卑、有逆反心理，甚至对父母抱有怨恨。平时生活学习上存在困难或者挫折不能从父母那里找到情感的支持，出现的差错不能及时的得到引导、纠正，所以极其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另一方面，由于这些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在留守期间一般由年迈的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抚养，而老人们文化水平相对低下，没有能力辅导孩子学习，重养轻教，致使孩子学习得不到有效的督促和引导。而且大部分留守儿童在学习上自律性差，没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导致他们学习成绩一般较差。由于缺少有效的监管和教育，留守儿童往往不能分清好坏是非，经常说谎，爱说脏话，不服管教，极其容易受到社会不良思想的影响，走上歧路，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

此外，家庭教育对于孩子的成长是不可或缺的。它影响着孩子的性格、智力、自我观念、学习成就感等很多方面。如果父母参与家庭教育越多，能够给予子女鼓励和肯定的机会也就越多，子女的成长也就越健康。如果缺乏家庭教育，单靠学校教育，学生的发展是否能够健全令人怀疑。由于进城务工农民的特殊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加上文化素质普遍不高，经济条件普遍不好，社会地位普遍低下，他们在子女家庭教育方面存在诸多的不足和缺陷。例如，在家庭教育方面往往重言传而轻身教。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对子女提出各种要求，而自己却不能很好的遵守履行，难以让孩子信服；平时以命令的方式教育子女居多，鼓励少，批评多，效果往往适得其反，收效甚微；由于文化水平不高，辅导孩子学业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能解决孩子学业上的疑难：由

于收入较低，没有能力为孩子购买课外读物，孩子的知识储备相对较少；早出晚归，疏于与孩子的沟通，而处于青春期发育的孩子心理正在成长健全，很容易被误导。家庭教育方面的不足和缺陷进一步加剧了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义务教育阶段问题的严重性。

二、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形成机理

进城务工农民在城市各阶层中属于弱势群体，其子女在城市还没有获得一个完整的公平的义务教育环境，问题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制度原因。彼得·豪尔(Peter A.Hall)认为，“制度，包括所有那些在经济生活和政治组织中的各种各样的机构部门中构成个人之间的关系的正式规则、默认的程序和实际运作的标准”。制度是主要应由政府供给的重要公共物品之一。我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贯彻落实需要建立起完善的制度支撑体系，而目前制度不足和制度缺失是一个必须予以高度关注的问题。

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可以说是造成上述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在城市里，导致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受教育不平等的直接原因就是没有流入地城市的户籍。自1958年《户籍管理条例》颁布以来，城市与农村被人为地二元分割开来：公民被分成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两大身份不同、待遇不同的利益群体。这样“农民”由原来的职业概念变成了一种身份界定，农民不能随意流动，更无法享受城里的各种资源和福利待遇。1979年以后，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减弱，农民得以进入城市，而且数量庞大，但是他们的户口还是在农村，因此他们的子女不管是随着父母进入城市的，还是在城市出生的，他们的户口也还是在农村。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应由户籍所在地负责。因此，义务教育这项由相关法律和制度保障的公共产品，成为各地政府只能提供给当地户籍居民的公共产品。而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在随父母流转的过程中，他们的义务教育经费并没有随之流转，因此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义务教育也就得不到平等对待。被排斥在城市和乡村的体制之外，被迫只能寻求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一进城务工农民子弟学校。

其次，义务教育管理体制过于分权和责任下移。自1985年以来，我国的义务教育体制经过三次改革：即“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在国务院领导下，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在国务院领导下，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但始终没有离开“分级管理，地方负责”这一原则。2006年6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七条明确规定：“义务教育实行国务院领导，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规划实施，县级人民政府为主管理的体制。”这必然导致了在义务教育领域地方政府承担的事权相对过大，而中央政府所承担的事权相对较小的局面。同时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义务教育领域也必然出现了地区间的不平衡，东部发达地区义务教育发展较好，而西部落后地区由于财政原因对义务教育的投入较易出现不足。

再次，义务教育有关政策的制定公平性不足。美国著名政治学者戴维·伊斯顿指出：“公共政策就是对全社会的价值做权威性的分配。”由此，可以说义务教育政策是对义务教育资源的权威性分配。义务教育属于公共产品，利国利民，所以有关义务教育的各项政策的制定应该体现出应有的公共性，在教育资源分配上应该贯彻公平原则，并向弱势群体倾斜。美国政治学家罗尔斯主张，作为公平的正义就是所有的社会基本价值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其中一种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从资源配置角度讲，教育公平的实质就是政府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应该对全国范围内的教育资源进行统筹规划，合理配置，大致确保各阶层受教育群体和个体的受教育权利相对平等。针对弱势群体，国家应该遵循将公共教育资源从富裕流向贫困的原则，也就是说公共教育资源应向处境不利的儿童倾斜，这是公平观在义务教育上的体现。当前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义务教育权利的保障需要相应法律法规支撑，但目前的现实是有些应有的法律法规或政策却存在缺失或空白。

此外，已有的相关教育政策未能有效执行。1993年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48条明确规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计划、财政、税务等部门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认真加以落实。”这是为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在广泛参照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国情而提出的一项重要目标。以政府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NP的比例指标为例，在1991年，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为5.1％，其中发达国家为5.3％，发展中国家为4.1％。可以说，4％的目标只不过反映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政府教育投入规模的最低限度的要求。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54条也规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令国人遗憾的是，“从2000年到2009年10年间，以4％的比例为目标，则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10年累计欠账已达16843亿元。2002年到2003年间，经费投入甚至还出现了0.06％的倒退。截至2009年，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12231.09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9％。”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六部委《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进城务工就业农民流入地政府负责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地方各级政府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和全日制公办中小学要建立完善保障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工作制度和机制，使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受教育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达到当地水平。”但由于各流入地政府财政预算难以保障，公办学校接纳能力有限，该项政策在执行中较难落实。

三、解决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路径选择

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不仅回应其据以产生的环境，而且也可以创造新环境。义务教育相关制度改革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变迁主要有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两种类型，“诱致性变迁指的是现行产权安排的变更或替代以及产权安排的创新，由个人或群体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变迁指的是国家强制和法律引入和实行。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看，政府是义务教育新制度的供给者，通过设定和完善一系列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规则来完成义务教育制度变迁。当前我国现有的义务教育相关制度安排还不完善，甚至不科学：许多必要和重要的制度尚未建立起来，如义务教育绩效评价机制、义务教育责任追究机制；义务教育相关制度创新不足，导致有关政府部门或官员在贯彻落实义务教育过程中责任心不足和对其责任追究乏力。面对当今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存在的各种问题，亟需调整义务教育相关制度，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加快制度创新。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是解决义务教育不公的根本。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我国有关法律规定了公民接

受公平义务教育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四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上述法律条款的规定体现了义务教育要实行公平优先的原则。实现义务教育公平包括教育机会公平、教育权利公平、教育过程公平、教育目标公平、教育政策公平、教育条件公平。然而，户籍制度却挑战了上述法律所规定的义务教育公平原则。

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出台以法规形式限制农村户口迁往城镇，标志着中国户籍登记管理法制化、制度化的开始。户籍制度将公民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两种户籍类别，不同经济类别的会拥有不同的待遇，享受不同的权益分配。在教育领域，国家投资建立城市教育设施。而农村教育设施多为农民自己投资建设，城市教育的数量和质量远比农村优越。20世纪末，户籍制度改革的进度和力度开始加大，但时至今日，户籍权益化政策的改革仍远未到位。今天的户籍依然配置有一些不同的权益。城乡户籍在义务教育方面依然存在巨大差别。有的地方户籍制度改革最大的阻力就来自教育部门，因为学校教育经费不足，向外籍人口多收费的做法在全国十分普遍，即使在教育经费并不短缺的特大城市也在高额收取赞助费或者借读费。当前户籍制度改革的中心应是转化优化其功能，取消其不合理的附加功能，加快户籍平等化和户籍非权益化改革，最终实现户籍权益的平等。

其次，加快义务教育体制改革是当前解决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优选项。义务教育体制改革的目的在于使政府不断以新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制度框架来发展义务教育，为适龄儿童和少年提供适时的优质的教育服务。当前我国城乡、区域义务教育发展还很不平衡，亟需深化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提高义务教育服务水平，明确各级政府责任，改变当前以地方政府负责为主为中央政府负责为主，尤其是在经费投入机制方面。义务教育是一项全国性公共产品，中央政府有责任缩小义务教育区域和城乡差异，保障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为此，资源分配上，中央政府必须合理配置义务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在当前“分级负责、地方为主”的体制下，有些地方政府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难以切实保障义务教育政策的全面贯彻执行，从而也就难以实现区域和城乡间义务教育公平。只有在国家层面上改革财政投入机制，明确国家对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变省级政府财政统筹为中央政府财政统筹，才能切实保证“财政资金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为筹集足够资金发展义务教育，需要不断拓宽筹资渠道。与福利事业和体育事业一样，义务教育事业同样属于公益事业。目前，国家通过发行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解决了福利事业、体育事业发展所需的部分资金问题。因此，现在同样可以发行义务教育彩票以弥补财政的不足。义务教育的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义务教育需要全社会支持，发行教育彩票能唤起社会对教育的关注和重视，行成良好的重教尊教的氛围。发行义务教育彩票能够集中大批社会闲散资金用于义务教育，与其他经费来源渠道相比具有较多优势。例如，与调整税收政策相比，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很小。与希望工程、春蕾计划等社会募捐集资方式相比，更稳定、更有力。此外，发行义务教育彩票符合现行义务教育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国外已有的发行教育彩票的成功经验也可为我国发行教育彩票提供了借鉴，并且我国体育彩票和福利彩票发行的实践为发行义务教育彩票准备了条件。义务教育彩票所筹资金除支付成本和中奖奖金外，一律用作义务教育经费。此外，还可以通过开征义务教育税、增加教育费附加等方式筹集义务教育专项资金。

最后，健全义务教育行政问责制度是解决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保障。建构义务教育行政问责制是基于民主授权关系和社会基准价值所形成的对政府及其官员行为的制度规范和道德规范之必然要求。一个有公信力和有效率的现代政府应当而且必须是有责任性并可问责的政府。马奇和奥尔森(March&Olsen)指出，“政治制度不仅回应其据以产生的环境，而且也创造了环境。……制度创造环境的特征是把其作用的政治结果区分为三个方面的主要功能：即在政治行为者中对选择意向[利益]的分配，对资源[权力]的分配，和以游戏规则[制度]对政治行为者进行约束。……这就是说，选择意向在社会中形成并通过社会化的方式传播，政治资源通过一些主要的社会程序在政治行为者中分配，而游戏规则或是稳定的或是通过革命性的干预获得改变并对原来的政治活动产生影响。”人们需要明晰和有效的制度来对政府及其机构的权力结构，权力运行机制和权责关系予以规制，并且以明确的制度来确保其规制得以实施。解决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义务教育问题无疑必需有问责制度以保障有关义务教育的各项政策得以实行和遵守。若没有义务教育行政问责制，所有相关的义务教育政策都是形同虚设。健全义务教育问责制度的同时，需要建立制度化的义务教育绩效评估机制，即对政府的义务教育活动进行定期评估，以起到三个方面的作用：纠正各种执行不畅、扭曲等现象；为义务教育相关政策的调整、终止提供依据：对相关失误追究责任。

当前，“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不应仅停留在宣传层面。而应全面推进到贯彻落实层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教育公平的主要责任在政府。因此，政府责任的具体体现以及如何负责需要进行细化，需要不断完善义务教育行政问责制，明确相应责任。例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1》规定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在2012年达到4％该如何保障贯彻落实?现实生活中的政府部门，由于某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常常不能如客观经济社会生活所要求的那样，保证对教育的必要投入，有时甚至不能满足对政府教育投入规模的“下限”要求。针对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规定：“坚持以输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确保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研究制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但是如何保证落实，国家应随后出台政策将原则性规定细化为具体责任，如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不能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应该向谁问责?如何问责?

责任编辑　王友海

作者：徐西光

留守子女义务教育论文 篇3：

随迁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保障法律问题研究

我国随迁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面临的问题

·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普及需求问题

城市中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不解决，就谈不上当地的区域教育现代化。今天，已在城市的9460万外来工，已经超过了城镇有户籍的第二、第三产业的全国职工数，而且在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到2020年将有约2.2亿～2.3亿人口要从农村转移到城镇。

虽然新《义务教育法》中规定适龄儿童、少年因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需要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地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由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持本人身份证明、工资证明、居住登记证明和适龄儿童、少年身份证明等材料，向居住地区县（自治县）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区县（自治县）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就近入学原则安排就学。但是我们知道，城市的学校本身就有限，他们根本也不愿意接受非当地户籍学生，第一是地方有限，第二是怕人太多影响他们的教学质量。

·农民工子女公平教育问题

1、随迁农民工子女的“借读费”问题

2003年9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已经明确规定：“流入地政府要制定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收费标准，减免有关费用，做到收费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然而，现实中我们都知道，农民工子女要入读城市学校需要缴纳“借读费”或“赞助费”，这些费用都是几千甚至上万元。这对于经济收入不高社会保障缺失的农民家庭，这是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如果仅仅是因为户籍而需要缴纳“借读费”，这本身就是一种教育歧视。

2、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中对优质化教育强烈需求问题

从现有状况看，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在公办学校借读；二是就读于私人创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三是部分农民工随迁子女处于失学、辍学状态。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民工子弟学校师资力量薄弱，教师待遇差。子弟学校条件有限，给老师提供外出学习、培训及交流的机会少，多数教师不能进行教育科研和教学改革。同时由于子弟学校教师待遇低，生活条件差，不少优秀的教师不愿意来授课。

第二，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育环境差。主要是学校硬件设施不足，设备利用率低。大多数子弟学校教学和办公环境、教学仪器、试验设备、图书资料跟城市正规学校相比有天壤之别。

·“以流入地政府为主”的责任规定问题

我国在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以及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中都指出了，“在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是各级政府的共同责任的基础上，强调了进城务工就业农民流入地政府负责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以全日制办公中小学为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政府在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上，明确了“由流入地政府、流入地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要或具体承担责任”。

由于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子女不仅数量巨大，而且流动性强，这些都对当地教育管理带来诸多不便。虽然国家明确了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但是在实施中并没有做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这就出现了两种状况：一是各级政府都负责，二是只由流入地政府全权负责。迄今为止，“以流入地政府为主”政策在实施上遭遇了不少阻力，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解决又将陷入困境。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辍学问题

近年来，大学生毕业后就业难、收入低等现象导致人们开始怀疑中国的教育，从而形成了读书无用论，据有关部门调研，重庆市中小学生辍学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对学习缺乏兴趣；二是认为“读书无用”，读书也找不到好工作；三是受市场经济影响，希望尽早打工赚钱；四是受不良环境的刺激和诱惑，比如网吧、游戏室、棋牌室等。

随迁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经济因素的影响

目前我国农村仍属于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对劳动力的文化素质要求不高，再加上我国市场经济发育尚不成熟导致的引人注目的社会分配不公，在一些目光短浅的家长看来，既然“书包翻身”无望，普通教育于提高家庭经济收入无补，还不如让孩子去从事赚钱容易的家庭手工业甚至外出打工。于是金钱的诱惑成为近年来一些地方中小学在校生流失的强大外在牵引力。

·文化因素的影响

城乡文化存在一定差异。主要是我国传统农业社会是靠土吃饭，靠土生活的自然经济状态的农耕社会，小农经济思想观念和生产生活方式根深蒂固，农村社会具有自然性。其次是在现代大众传媒和现代思想的影响下，以创新、理性、开放、进取等主要象征的城市强势文化的侵袭，使得农村文化处于弱势地位。

·政策因素的影响

在“两为主”模式下，国家只是一味强调流入地政府要主导起随迁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却没有在财政上做出具体的规定和扶持。要安排好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问题，就必须要加大地方公共财政支出比例。同时对于公办学校也是根据当地户籍学生来规划的教学计划和教育经费。然而随着农民工子女的不断涌入，给流入地政府带来了不小压力的同时也给当地公办学校带来了发展上的困惑。再加上农民工家庭又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在当地上学的农民工子女可能会随时转学和插班，对公办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和招生计划都将造成一定影响。

完善随迁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保障建议

·完善相关法律，保障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

在新颁布的《义务教育法》中虽明确规定农民工子女由流入地政府、流入地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要或具体承担教育责任，但是对于流入地政府违反本条例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却不明晰。对违反义务没有惩治那么对于义务行为的履行就没有强制保障。因此，笔者建议，在《未成年人保护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中要对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权利明确规定，同时更重要的是对违反其相关法律的政府、学校、个人承担的法律责任明晰化。让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权利更具有法律的强制保障。

·在立法中突出对教育经费的监督

要对教育经费进行科学的管理，必须建立决策系统、执行系统和监督系统相互制约的管理模式。监督系统是构成健全的教育经费管理系统的重要部分。在我国，决策系统、执行系统和监督系统往往是混合在一起的，而且监督系统隶属于执行系统和决策系统，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农村义务教育财政资金部门预算的执行情况实施监督；二是对教育建设项目预算的执行情况和决算进行监督；三是对财政拨款的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四是对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的财务收支状况进行监督；五是对政府部门管理和社会团体受政府委托管理的义务教育社会捐赠资金，以及其他有关的基金、资金的财务收支情况进行监督，并定期向社会公布资金开支情况。

·规范和扶持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

1、开展教师在职培训

在职教育与专项培训是提升教师素质最直接、最有效、最迅速的方法。所谓的在职教育与专项培训包括教师的学历，证书以及其他资格所做的培训，当然也包括拓展其知识、兴趣和技能的课程和活动。

2、解决教师工资待遇低的问题

新《义务教育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保障教师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待遇，改善教师工作和生活条件；完善农村教师工资经费保障机制。可见，提升教师待遇我国立法是有规定的。

3、改善教师办公设施条件

要真正改善教师各个方面问题，除了自身素质和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外，学校的硬件设施也不能忽视。在硬件设施完备的情况下，学生有兴趣学，老师有条件教，这样教学的目的才成达到。

·政府要更多关注农民工子女

在《教育规划纲要》中指出：建立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和动态监测机制。加快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优先满足留守儿童住宿需求。采取必要措施，确保适龄儿童少年不因家庭经济困难、就学困难、学习困难等原因而失学，努力消除辍学现象。由于农村教育问题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因此，我们要转变其教育观念，提升农民文化素质。首先，政府要大力宣传义务教育法，提高农民对基础教育重视；其次，政府要多设置文化活动室、图书阅览室等文化设施，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让先进文化进入农村社区。

对于农民工子女一般分为两大块：第一是子女跟着父母在非户籍所在地入学，正是由于他们是非当地户籍，所以他们的入学就比较困难，政府应该多建立专门的农民工子女学校，保障他们能够很好地享受到教育的权利。第二是子女离开父母回到老家的农村学校，这就是所谓的留守儿童。对于留守儿童，一方面，学校应该建立留守儿童专门档案，为留守儿童提供心理健康方面的课程，国家、社会、老师在生活和学习上应给予更多的关心和爱护；另一方面，政府应提高学生寄宿的条件，让学生们住得舒心，吃得健康，玩得开心。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法学院）

作者：蒲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