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研究论文

【摘要】作为随父母务工而被动进入城市的特殊人群，农民工子女易出现身份认同危机。继而，农民工子女身份认同危机会引发其心理和行为上的问题。本文在社会认同理论角度下，对农民工子女身份认同危机中的认知元素失衡状态作出分析，并针对农民工子女身份认同危机的处理策略作出一定的探讨。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研究论文 篇1：

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小学的机制和途径浅论

摘 要：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学校，不仅关系到他们身心的健康成长，还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农民工子女的融入不但要破除体制障碍，改革二元户籍制度，杜绝“分校”、“分班”、“分块”的“隔离”做法，建立起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体系，还要发挥教师在引导农民工子女城市文化融入、人际关系融入、语言融入和社会环境融入等方面的独特作用。

关键词：农民工子女；城市社会融入；人际关系；社会环境

收稿日期：2011-09-17

作者简介：邓竟红（1964-），女，湖南武冈人，高级教师，从事小学教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速，大批农民离开乡村和土地流向城市，从事非农产业，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他们的子女也随之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继续留在农村成为“留守儿童”；另一部分随着父母迁往城市，成为“流动儿童”。其中，随父母流向城市的儿童群体的社会融入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农民工子女城市小学融入的概念及其意义

农民工子女城市小学融入是指农民工子女个人或群体从迁出地到达迁入地后，在迁入地结构调整与迁入者自我适应的动态过程中，逐渐缩小与迁入地小学生的文化差距，平等地参与城市小学生活的创造与分享，最终适应并融入城市学校的全过程。农民工子女城市小学融入是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小学阶段的农民工子女，正是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形成的人格特征将会对其一生产生影响。首先，农民工子女的城市社会融入，有利于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和工业化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离开广大的农民工群体的不可想象的，农民工是当前中国最有可能成为城市居民的一部分，他们子女的城市社会融入，可以为进入城市的农民工解除后顾之忧，使他们彻底地离开乡村和土地，安心在城市建功立业。其次，农民工子女的城市社会融入，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如果我们一味排斥农民工子女，使他们游离于城市主流社会，必然引发农民工子女的犯罪潮，使城市治安恶化，从而危及社会和谐。可以说，他们的社会融入直接关系到未来中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最后，农民工子女的城市社会融入也是公民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必将起到整合中国社会的作用。公民社会的特征就是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平等，不但要尽相同的义务，还要享有平等的权利。只有所有公民实现了权利与义务的平等，才能实现国家和民族真正的团结和统一。历史上由于各种因素形成的二元户籍制度及其附着在其之上的差别化的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公正的。而且，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只有加快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城市社会融入，满足他们平等、公正、自由的诉求，才能消除社会裂痕，纾缓阶层张力，造就一个阶层与阶层之间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人与人之间和衷共济的理想社会。

二、制度变革是农民工子女城市小学融入的关键

制度是人类社会关系的反映和表现。它“以一个统一的既定的目标为轴心，形成一种以相互联系的合力形式发挥功能的体系，来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权力产生的基础和方式，确定各种利益群体在社会权力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1]。制度有阶级性和历史性的特征，任何制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符合时代要求的制度可以使人心情舒畅，促使人奋发图强、积极进取，造就人与人之间良性互动的关系；而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制度则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消弭人的奋斗精神，甚至会迫使个体或群体在制度外寻求出路，产生“越轨”行为，破坏现存社会秩序。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农民工子女城市社会融入的最大障碍是制度障碍。变革落后的制度成为实现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小学的当务之急。当前必须变革的制度有：一是加快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许多地方仍然沿用计划经济年代的习惯做法，借口教育资源紧张，拒绝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小学。农民工子女因为自己的“农业户口”身份，成为他们融入城市的“第一道坎”。所以，必须首先改革户籍制度，改为户口登记制度。只要农民工在城市有相对固定的住所、稳定的职业，就给予登记，“能够由流动到定居，变为城镇稳定的产业工人或市民”[2]，从而消除对农民工子女的“身份”歧视。二是废止“隔离”为特征的教学管理制度。当前出现的阻碍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小学的不合理制度是“隔离”为特征的教学管理制度。有的地方发展民办学校或打工子弟学校来承担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任务，公办学校不再招收农民工子女；有的接受农民工子女的公办学校则将农民工子女单独分班，单独教学；还有的学校虽然把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居民的子女安排在一个班级，但是在座位上则单独设座。这些以“隔离”为特征的“分校”、“分班”和“分块”的做法，“在实质上阻碍了农民工子女对城市教育的融入。”[3] 因此，在教学中一视同仁地对待农民工子女，是他们融入城市教育的重要环节。消除“隔离”，让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孩子“亲密接触”，积累社会资本，可以促进他们的城市社会融入。三是杜绝不合理收费体现的歧视制度。农民工在收入方面与城市居民相比较处于弱势，但是，有些城市小学不遵守各种规定，巧立名目向农民工家长收取各种费用，如“赞助费”、“借读费”、“择校费”、“管理费”等等，动辄数千元，甚至数万元，不但加重了农民工的负担，而且使农民工子女产生“低人一等”的不良心理反应，产生抵触情绪，加大了融入的难度。因此，杜绝学校的各种乱收费，也是加速农民工子女城市学校融入的一个方面。四是建立一体化的公共服务制度。现在城市对农民工基本上采取的是“经济性吸纳，社会性排斥”，“贡献在城市，养老回农村”，直接影响到了农民工子女的城市社会融入。所以，在社会改革中我们不但要想方设法解决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户籍问题，而且在医疗、养老、就业和住房等方面制定均等化的公共政策，把他们纳入体制之内，给予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救助，彻底完成他们的身份转换，为农民工子女的城市社会融入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发挥教师在农民工子女城市小学融入中的作用

小学教师是小学教学活动的组织者，是塑造学生灵魂的工程师，也是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接触到的心理上最信赖的人。教师的理念、态度、行为直接影响到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入是否顺利。因此，帮助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小学教师责无旁贷。第一，教师要利用各种机会消除城市子女家长的偏见。“由于政治、经济地位和语言文化上的差距，许多城市市民不能正确看待进城务工的农民及其子女，许多市民对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心理上不接纳、不认同，在行为上不尊重、不友善，表现出一定的偏见和歧视。”[4] 他们不愿意自己的子女和农民工子女交往，甚至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和农民工子女的座位挨在一起。班主任及各科教师，要利用家长会和私人交往的机会，向城市学生家长灌输平等的理念，消除“社会排斥”现象，为农民工子女的融入营造社会环境。第二，教师要对农民工子女人际关系融入进行引导。人际交往是社会融入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农民工子女普遍存在着对“城市人”的防范心理，大部分存在着人际交往障碍，进而产生厌学、孤独、焦虑等不良心理，影响了他们的健康成长。因此，教师首先要和他们做朋友，通过召开主题班会，鼓励城市孩子和农民工子女交往，表扬农民工子女朴实、上进、有爱心、热爱劳动、好奇心强等优点，促使城市孩子认同他们。第三，教师也要积极承担引导农民工子女城市环境融入的职责。相比乡村环境，城市群体异质性强，社会也比较复杂，无论是风俗习惯，还是生活方式，都与乡村社会有诸多不同。教师要经常性地教育农民工子女讲卫生、讲礼貌，热爱环境，不轻信陌生人，具备起码的防范心理。第四，教师还是促进农民工子女城市文化融入的主体力量。农民工子女的城市社会融入最重要的还是文化融入。只有他们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知识，认同、接受和掌握了城市文化，有了谋生的技能，最终才能融入城市社会。当前中国某些乡村小学还实行着与城市小学不同的学制，再加上乡村信息闭塞，村民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学校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文化震惊”现象，城市信息浩繁纷杂，各种学习班层出不穷，使得他们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教师就要凭借自己的阅历，帮助他们区分各种不同的文化，引导他们接受先进的文化，培养他们对科学的兴趣，同时，提高他们的判断力。第五，教师也要促进农民工子女的语言融入。语言是信息的载体，是人际交往的工具，其本身就是社会融入的重要内容，同时语言在促进社会融入方面发挥着独特的功能。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一般都带有一口浓浓的乡音，往往招来城市孩子的窃笑，也对其他方面的融入设置了障碍。教师要在肯定方言积极意义的前提下，让他们尽快掌握普通话。教师要提倡学生讲普通话，并以身作则，做到发音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教育对象。教师还要对农民工子女多提问，鼓励他们积极发言，回答教师的提问，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树立他们自身的威信，加快融入城市学校的步伐。

参考文献：

[1] 吴大英，杨海蛟.现行政治制度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1.

[2] 崔传义.农民进城就业与市民化的制度创新[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8：10.

[3] 徐丽敏.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教育过程中的社会融入研究[J].学术论坛，2010，(1)：197-198.

[4] 程建，王春丽.农民工子女实现城市社会融合的对策思考——以文化和观念为视角[J].法制与经济，2010，(8)：69.

[责任编辑 陈 鹤]

作者：邓竟红

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研究论文 篇2：

认知理论下的农民工子女身份认同危机的成因及对策

【摘要】 作为随父母务工而被动进入城市的特殊人群，农民工子女易出现身份认同危机。继而，农民工子女身份认同危机会引发其心理和行为上的问题。本文在社会认同理论角度下，对农民工子女身份认同危机中的认知元素失衡状态作出分析，并针对农民工子女身份认同危机的处理策略作出一定的探讨。

【关键词】 社会认知理论 农民工子女 身份认同危机 处理策略

一、引言

2013年全国妇联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农民工子女状况研究报告》中表明，城乡农民工子女规模达到3581万，比2005年增加超过四成。由于农民工子女大多随父母务工进入城市，因此他们是被动进入城市。这种被动进入城市的状态容易造成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入困难和出现心理问题。研究证明，农民工子女是脆弱、敏感而自卑的，不愿意和他人交流沟通与合作，有被歧视的感觉。在较多负面情绪的包围下，农民工子女还易出现负面行为，甚至是反社会行为。研究表明，造成农民工子女充满负面心理状态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后的身份认同危机。在被动进入城市之后，农民工子女面对和以往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难免出现焦虑和不安。甚至，农民工子女身份认同危机还会影响其健康人格的形成。

同时，农民工子女的父母大多为从事体力工作的农民工，很少有时间和知识储备帮助农民工子女较好地融入城市生活。有学者认为造成农民工子女身份危机的根源是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制度性社会排斥。对于农民工子女而言，这种排斥既体现在宏观的经济、文化和制度三个方面，也表现在日常生活的社会交往。因此，当农民工子女觉知到这些排斥后，其社会认知便较易发生冲突，其中一个表现便是农民工子女的身份内化状态。不同的身份内化状态，将影响农民工子女的行为表现。因此，有必要从社会认知理论出发分析并解决农民工子女身份认同危机。

二、社会认知理论视角的农民工子女群体身份认同

1、费斯廷格的社会认同理论

费斯廷格认为个体的每一种认知结构都是由诸多基本认知元素构成。认知是认知结构中的“元素”，也是一种心理过程，可以用诸如思想、观念、态度或信念等来表示。认知元素之间既可以相互独立也可以相互关联。当认知元素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是又同时处于不一致的情况下，将会导致不协调（out of tune）。这种不协调反应在认知层面上就是“认知失调”。当个体出现了认知失调时，往往会从三方面出发来应对。第一，改变行为。使主体对行为的认知符合态度认知。第二，改变态度。使主体的态度认知符合其行为认知。第三，引进新认知元素消除不协调感。费斯廷格通过实验证实在改变态度方面，小诱因比大诱因更起作用，小报酬在推动人们从事一项活动方面比大报酬作用更大。费斯廷格的社会失调理论作为强化理论的对立面，在促进个体从认知层面作出更改是非常具有效应的。我国传统的教育观倾向以借用行为主义学习理论中的操作性条件反射来促进个体的行为变化。但是，这种形式却忽视了个体认知心理规律的功能。

2、农民工子女身份认同危机的成因

刘欣在构建农民工子女城市社会认同理论中，认为流程儿童的城市社会认同是一个由内及外环环相扣的层次结构。其中，农民工子女城市认同的最外层是行为趋同，中间是情感归属，而最内在核心则是核心价值。因此，改变农民工子女认知时，不能够简单地局限在其外围行为是否改变，更应该从农民工子女的情感归属和核心价值来看。考虑到核心价值是群体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我们有必要探讨农民工子女群体身份认同危机成因，就无法回避农民工子女身份认同与其同伴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方面，同伴关系会给农民工子女的群体身份认同造成影响。杨福义和梁宁建在对青少年内隐自尊的影响中指出，同伴关系对身份认同有影响；史丽君则认为和谐的同伴关系有利于农民工子女树立起社会角色的正确认知；郑友富和俞国良则认为同伴交往对儿童的身份建构有重要作用；戴丽敏等人则认为农民工子女的歧视知觉会使农民工子女对自己的身份有所怀疑，进而增加身份认同的模糊性。

另一方面，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也必然会影响其同伴关系。研究表明社会认同程度高的个体会更愿意和主流群体在一起，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越更强。也有人认为，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入的状况差，身份認同易模糊，其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经常出现“低人一等”的念头。这样的念头使农民工子女在面对城市儿童，往往容易出现自卑情绪，不容易进入到城市儿童的群体中。雷有光也认为，正是由于农民工子女的边缘化地位使其在同伴交往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虽然农民工子女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和城市儿童成为好朋友，但由于他们的自卑情绪和弱势地位，使其容易认为城市儿童是不友好的。最后，大多数农民工子女在城市融入尝试受挫后，便会选择放弃融入城市生活，转向和其他农民工子女交往。范兴华等也认为，老家认同严重的农民工子女不愿意和城市人群接触，甚至会排斥城市人群。而城市认同则让农民工子女愿意融入到城市中，愿意和城市儿童交朋友，有更亲密的互动。

3、农民工子女身份认同危机的处理策略

大量研究表明，农民工子女倾向将自己视为城市的“外来者”。研究者通过城市中第三方视野得出的结论也验证了农民工子女对自己的定位和看法。其中，白文飞通过对社区居民和学校老师的调查中也从第三者的视角验证了如上结论，他们认为，在城市社区居民和学校老师的眼中农民工子女是进入城市的“外来人员”。显然，农民工子女的群体身份认同符合身份传播理论所认可的双向评价原则，即，农民工子女目前的身份认同现状一方面是由于其自身的原因造成，另一方面也是由社会整体的环境造成的。这种双向影响必然造成农民工子女无法适应城市生活，歧视知觉明显，最终使农民工子女形成封闭式的小群体。

同时，由于农民工子女大多数时间都在学校中度过，因此其身份认同危机也会延续到班级认同中，并形成群体交往危机。其中农民工子女班级认同危机主要有五个表现：第一，与非农民工子女交往的贫乏；第二，班级活动的参与度不高；第三，班级归属感的缺失及各类心理问题的产生；第四，分割的个人群组出现；第五，班级认同的转移。在以上五个表现中第一点和第四点特别引起注意。目前，大多数接受农民工子女的公立学校都实行将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儿童安置在一起的混合教学班级模式。这种模式原本的目的在于保证班级中成员结构合理和多元，并促发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儿童的相互了解与交融。但目前已有调查表明，在问及是否主动和城市儿童交流时，有28.9%的农民工子女表示仅“有时”会和城市儿童交流；18.2%的农民工子女表示自己“偶尔”会和城市儿童交流；5.9%的农民工子女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和城市儿童交流过。显然，农民工子女的在班级中的表现有悖于班级划分时教育理念设计的初衷。同时，班级中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儿童欠缺的沟通将必然导致两类群体间的误解和分歧增加，最终也将造成彼此的相互疏远。而第四点则意味着在班级中存在由农民工子女组成的亚群体。农民工子女在班级中无法获得归属感时，他们便会转而相互“抱团”形成可以寄托精神的班级亚群体。已有调查认为，24.9%农民工子女对城市儿童表现出了较强的敌意，并发出自强宣言或口号，所以在班级中存在农民工子女的亚群体也是情理之中的。这种亚群体虽然可以使得农民工子女暂时找到依靠，但是从班级整体上来看，它却可能会造成整个班级的分裂。甚至会出现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儿童之间的对抗。

因此，受费斯廷格社会认知协调理论的启发，在处理农民工子女的群体身份危机时候，从农民工子女最重要的生活情景——班级生活出发，设定出具体促进方案来帮助农民工子女解决身份认同危机现象。在如此视角下，班级身份成为一个自然而方便的切入点。在微观层面上，通过强化农民工子女的班级身份，将能够解决在农民工子女认知结构中原本存在的“城里人”与“老家人”的对立失衡得到矫正。在中观的群体层面上，从班级整体层面出发，进一步地增进班级中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儿童的交流，意识到自己和对方并非两类人。可以说，班级成员身份作為一个桥梁，连接了农民工子女在心中原本分离的两块似乎完全不同的疆域，并使其能够从一个更高和更宽广的层面上去看待自己的身份。最终，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儿童都会因为班级身份的强化而意识到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但现在他们共同生活在一个班级中，就是“一家人”，应该和睦相处。

三、展望

从表面上看，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后所出现的群体身份危机似乎是由其城市生活不适应所造成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若深入分析就可发现该问题表露了城市建设中对流动人口管理的缺失与忽略。因此，在解决农民工子女身份认同危机时，应该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多管齐下。第一，在微观层面，应尽快构建适合我国农民工子女的群体身份认同问卷，科学地对农民工子女可能存在的群体身份认同危机做出定量化的测量和评估，并依据评估得分进一步地对农民工子女可能存在的身份认知失衡进行调整。第二，在中观层面上，应该从班级群体层面出发，制定出保证班级整体和睦相处的活动方案，通过该方案能够确保农民工子女一方面更好地适应城市班级生活，另一方面也为其接受差异文化打下基础。第三，在宏观层面，应该建立起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保证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后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接受城市并融入其中，进而减少其身份认同危机发生的可能。

（注：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辽宁省罪错青少年群体社会管理机制创新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L11DGL013）；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基地项目“基于传统哲学的社会治理问题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20151s1jdwt-37）。）

【参考文献】

[1] 陈阳：农民工子女助人行为特点及促进：基于群体身份认同视角[D].辽宁师范大学，2015.

[2] 郑友富、俞国良：农民工子女身份认同与人格特征研究[J].教育研究，2009（5）.

[3] 陈阳：群体身份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

（责任编辑：柯秋萍）

作者：陈阳

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研究论文 篇3：

服务型政府视角下的城市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解析

摘 要：城市流动人口子女是流动人口中的特殊群体。日益增长的流动人口子女对教育的需求与我国现行的户籍及教育制度存在着诸多不协调之处，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出现了种种问题，影响到流动人员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

关键词：服务型政府；流动人口子女；教育

近年来，城市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已成为一个日益受到公众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产生于我国二元社会结构和二元教育体制的制度背景下，有着深刻的体制根源。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进城务工人员流入城市，在促进了城市发展的同时，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和管理问题越发凸显。随着儿童跟随父母在城市居住的人数不断增长，他们的教育成了一个必须要考虑的社会问题。近几年，尽管政府高度关注和重视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并出台了一系列保障流动人口子女公平接受教育的政策法规，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与日益凸显的教育需求相比，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状况仍不容乐观。仔细研究这些问题，对于吸取经验教训，高效推动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流动人口的特点不利于其子女接受教育

流动人口具有流动性、居住地点的不固定性等突出的特点。部分流动人口职业和住所变动频繁，管理难度较大，且缺乏及时有效的管理手段。由于居住的不固定性，流动人口就业的机会和收入水平决定着其子女的去留。调查发现，流动人员家庭中，租房甚至混租的占大多数，父母的文化水平大多不高，父母的职业以低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和商业活动为主。因此，流动人员的特点不利于其子女接受教育，当流动人员工作地点发生变动时，其子女就不得不跟随父母转到父母务工所在城市学校就读。使得孩子的教育在流动中受到影响。此外，由于父母忙于生计或文化水平有限，不少家长辅导孩子作业也存在困难。

二、教育费用让流动人员望而却步

在过去，小学借读费是“师出有名”，借读费问题近些年来一直困扰公众，2010年12月24日教育部公布了《教育部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规章的决定》，取消了《小学管理规程》中可向非本地户籍学生收取借读费的规定，使小学收借读费没有了法律依据。从“让收”到“不让收”，这显然是一种进步，为非本地户籍学生“平等”享受小学义务教育扫除了一项障碍。虽然取消借读费会让部分学校乱收费问题有望缓解，但城市学校的教育资源毕竟有限，人口流入地学校仍无法有效满足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需求，流动人员子女接受教育的问题仍没得到解决。各种教育费用是流动人口子女接受教育的一道“门槛”。近些年，虽然乱收费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但某些地方和学校在一些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仍然有一些收费超出了合理的范畴，受到了社会公众的质疑。一般来讲，各种费用加在一起，对于流动家庭来讲是一笔不小的教育费用支出。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这笔费用成为其子女接受教育的一道“门槛”。

三、流动人口子女失学率较高

首先，流动人口子女失学率较高，受教育权缺乏保障。调研反映出流动人口对义务教育权利认识严重不足。大部分流动人口希望自己的子女通过教育改变命运，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子女无法进入流入地公办学校就读，有些只能进入打工子弟学校就读，有些甚至是无奈之下只得辍学在家。其次，教育过程中的机会不平等现象较严重。据相关调查显示，即使流动人口子女进入流入地学校就读，借读生与当地学生待遇也不尽相同，教育权利不平等，歧视和不公平对待的现象偶有发生。再次，缺少辅导。部分流动人口文化水平不高，不能较好辅导孩子学习。有些家长是忙于生计没有时间和精力辅导孩子学习，致使孩子的学习得不到有效的督促和引导。本项目组成员在调研中听到一名老教师反映：放学后，这些孩子“像脱了缰绳的小马”一样缺少了学校和老师的约束，不仅不做作业，还成群结伴、说谎打架、花钱大手大脚，沉迷于网吧。本项目组成员在调研中发现有些孩子放学后要一边写作业，一边帮父母照料水果摊、杂货店。最后，学习成绩不理想。本调研小组通过对流动人口子女学习情况的调研发现，部分流动人口子女对学习缺乏热情和自信，进取性、自觉性不够强，作业不能按时完成；部分流动人口子女上课纪律差，存在逃学和厌学现象。

四、流动人口子女心理健康教育缺失

流动人口子女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流动人口子女的心理健康问题是值得我们共同关注并深入探讨的问题。本调研小组在调研中发现，部分流动人口子女从入校起就被贴上了“标签”，被“特殊化”，并且这些“标签”和“特殊化”中含有较多的弱势群体的含义。有一半以上的调研对象表示：城里同学的有形或无形的“另眼相看”……这些，都让他们感到困惑，有时还会感到有些“受伤”。首先，流动人口子女心理问题突出。父母忙于生计而无暇与孩子沟通，对孩子性格的形成和人格的成长都不利。不少流动人口子女感觉孤单，甚至由于心理压力过大，表现出内心封闭，情感冷漠，行为孤僻，缺乏爱心和交流的主动性，对集体漠不关心。在学习、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引导、纠正，久而久之，便形成一些明显的心理问题。其次，流动人口子女被“特殊化”。流动人口子女虽然进入了城市学校就读，但内心仍缺少认同感，感觉自己与城市同学相比，已经被贴上了无形的“标签”，自己被“特殊化”了。如果在情感教育和心理关怀方面没有得到足够关注。很多流动人口子女不愿与老师、同学接触或是接触甚少。而父母如果又无暇顾及他们情绪和情感的变化，对他们的心理健康极为不利，易引发自闭、缺乏自信、悲观消极等心理病症。最后，道德认识危机。流动人口子女违法犯罪现象时有发生，这些孩子认知能力差是主要原因，但与这些孩子缺乏家长和老师正确的思想道德方面的引导，没有建立起科学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有关。不能科学地分辨和看待问题，容易受社会上不良现象的影响，此外，一些社会不法分子利用这些孩子思想单纯，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教唆其违法犯罪。

五、政府对民工子弟学校办学监管和扶持不到位

各类民工子弟学校实现了对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有效补充，这类学校的开办进一步拓宽了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学校教育的途径。但一些地方政府并没有把民工子弟学校同样纳入到流入地基础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首先，政府在现阶段对民工子弟学校在政策上缺少鼓励和扶持，管理工作不到位，致使部分民工子弟学校办学行为不规范，学校办学条件不容乐观。由于部分办学人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教育的公益性，在办学中存在诸多问题，把多招学生当成谋利的手段。如大多数学校无图书室等。体育器材不足，学生体育课无法正常开展。其次，对民工子弟学校缺乏监管。对符合办学标准的学校，不能及时予以审批和备案；对不符合办学标准要求的，缺乏监管，使得整改措施成为一纸空文。政府在流动人口子女学校教育上的主导性地位得不到体现。再次，政府对民工子弟学校的未来发展问题定位不清。随着政府加大对招收流动人口子女的城市公办学校的政策倾斜，公办学校资源的重组和整合，城市公办学校借读费的最终取消。这些都会挤压民工子弟学校的生源和生存空间，而民工子弟学校在未来的发展方向则成为了未知数。最后，一些学校由于缺乏政策的支持和相关资源的整合，存在着诸如安全、卫生等问题，有些学校校舍经过了多次搬迁，现今仍在租房办学。部分学校对流动人口子女的管教流于形式，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监管不到位，因而其主要职责变为代为照管孩子。

六、低收入流动人口家庭的子女教育问题尤其突出

低收入流动人口家庭的子女教育问题是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就学的焦点和难点。在调查中，超过半数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没有当地户口，孩子上学享受不到城里孩子同等的待遇，对城市生活缺乏归属感。流动人员在社会身份上的弱势直接延伸到其子女在流入地接受教育权利实现的弱势。

首先，流动人员为生活、工作奔波、无暇顾及子女的学业状况。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数文化程度不高，居住在城乡结合处，多一些城市人不愿从事的职业。低收入流动人口家庭的子女属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到了上学年龄，有的被送到办学条件较差的流动人口子弟学校，有的则是失学在家，小小年纪就开始帮父母赚钱，或者帮助照看弟妹，受教育权利不能得到保证。其次，流动人员找不到工作或失去工作导致子女中途辍学或随之流动。有些家长文化程度低，缺乏谋生的技能，找不到工作或失去工作后则无力为子女缴纳学习费用，使子女无法入学或中途辍学随之流动。最后，有些流动人员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认为读书无用，孩子只要能认识几个字，做小生意会算账就行了，上学多也不见得能赚多的钱。

七、流动人口子女就读学校大多条件较差

流动人口子女就读学校大多教学条件、教学设施比较简陋，且缺乏监督机制和规范化管理。师资力量比较薄弱，教师素质良莠不齐，教学质量更是无法与一般公办学校相比。

首先，办学资质存在问题，教师待遇差。有些学校不具备办学资质，教师大多无教师资格证书，教育效果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民办学校教师和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无法享受与公办学校教师同等的待遇，进修、评职称、晋级及劳保问题也大都未能得到较好解决。“北京教师之家”发起人之一曹靖华老师说，这些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生活状况并不太好，待遇非常差，就连最基本的社会保障都没有。其次，办学条件较差。虽然近年来各级政府对流动人口子女就读学校加大了整治和督查力度，但由于一些办学者思想不够重视或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些学校大部分仍旧办学条件较差。调研中发现，一些学校的房屋根本不能作为教室使用，教室、课桌的配备也不符合要求，饮食卫生难以保障，安全意识薄弱。再次，各流动人口子女流出地采用的教材不同，缺乏统一的教材管理和考核标准。不同地区的学校选用的教材不同和教学进度等方面的差异使得这些孩子在转学后面临两地所学内容不能较好衔接的难题，抑制了部分流动人口子女继续接受教育的积极性和信心。如在调研中有家长反映，孩子在老家的教材是苏教版的，而他给孩子联系的学校同年级使用的教材是人教版的，再加上课程编排也有些不一致，转学的事情最后也不了了之。最后，教育经费短缺。由于教育经费短缺，流动人口子女就读学校的常见病防治、体检等都跟不上，影响学生的健康成长。办学者为了压低成本支出，一些最基本的教学器材都不舍得买，影响了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教学质量难以保证。

人口迁移和流动是社会变迁的有机组成部分。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不仅关系到流动人口子女自身的健康成长，也关系到我国教育的整体发展方向，关系到我国和谐社会的发展进程。各级政府须强化自身政府行为，对该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把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作为政府应尽的责任，统筹家庭、学校及社会的作用，把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纳入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规划之中，在关心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作者单位：许昌学院美术学院

作者简介：古桂琴（1981— ），女，汉族，许昌学院美术学院，讲师，河南许昌人，行政管理硕士。研究方向：公共管理。

参考文献

[1]张斌贤.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研究的现状与趋势[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1(4).

[2]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3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作者：古桂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