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美术展览馆公共文化论文

摘要：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宜昌作为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在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建过程中争做领头羊，在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惠民活动的开展及文化扶贫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也面临着如何突出地域特色和协调区域发展的挑战。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高校美术展览馆公共文化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高校美术展览馆公共文化论文 篇1：

“青岛样本”诞生记

青岛以巩固提升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成果为抓手，着力推进文旅融合，完善四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丰富活跃市民游客文化生活，满足市民游客精神文化需求，取得显著成效。2013年，青岛被文化部、财政部命名为首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2015年，青岛当选为“东亚文化之都”。2016年，青岛入选首批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城市。2018年，青岛和所辖8个区市荣获第三届文化强省建设先进市县。2020年，青岛被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确定为第一批15个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同年被文化和旅游部确定为“非遗在社区”试点城市。2021年，青岛即墨古城被文化和旅游部确定为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公共文化，日益成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成为了青岛凝聚力和创造力不断提升的源泉。
正确导向系列务实举措保驾护航

“三军未动，粮草先行”，青岛加强政策引导，使得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保障更加有力，建立了由24个成员单位组成的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制度。

按照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和“文化青岛”建设的总体要求，围绕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强顶层设计，密集出台了《青岛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规划》《青岛市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后续建设规划》《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关于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推进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政策文件，为推进全市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创造了良好政策环境。
统筹建设文化地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文化素养的提高和个人品位的提升，也正因此，生活在青岛这座城市的人发现，身边的文化设施不知不觉间变得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近。影院、剧场、音乐厅、图书馆等等，频繁地走进了人们生活，满足着人们日益增长的不同层面的文化需求，丰富着人们的精神世界。

近年来，青岛加强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建设，形成了“便民服务文化圈”。目前，青岛市公共图书馆12个，图书馆分馆208个，“青图驿站”104个，24小时图书馆34处，智慧书亭305处，社区书屋40处，“朗读亭”50处，文化馆12个，文化馆分馆161个，剧场17处，城市影院84家，注册登记的博物馆103家，国办美术馆3家，综合文化站136处，书店1500余家，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活动中心2484个。

被誉为“中国最美美术馆”的西海美术馆，为青岛市民和外来游客提供了全新的建筑感受和艺术体验；以“图书馆+酒店”为特色的24小时自助图书馆——青岛筑美印象公寓也于近期启用，现已成为青岛公共文化空间的“地标”性建筑；此外，青岛市图书馆新馆选址工作也已全面启动，一座交通便利、具有滨海特色的时尚文化综合体地标即将建成。

2021年青岛启动了市博物馆改扩建项目，该项目建筑面积约5.5万平方米，扩建主体建筑估算约6.9亿元。与此同时，各区市加大了本级文化设施建设力度，近年来建成开放了胶州市民文化中心、崂山市民文化中心、莱西市民文化中心、即墨市民文化中心、李沧区新文化馆和图书馆；城阳区城阳街道城阳村社区为了方便群众参加文化活动就建有6个文化中心，居全国农村社区之首；西海岸新区市民文化中心将于2022年投入使用……这些新规划建设的区市级市民文化中心，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展览馆等公共文化设施融为一体，成为当地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新引擎。
均衡发展每一场惠民都“精于算计”

群众冷暖大于天，万事民为先。公共文化服务需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群众需求为立脚点和出发点，充分考虑群众诉求。青岛以文旅融合为契机，创新打造了一系列接地气、惠民生的文旅公共服务“新常态”。

近年来，在五四广场、奥帆中心等4A级滨海景区组织开展的“欢乐青岛广场周周演”“青岛夜色美”街头文化艺术汇活动和“非遗进景区”活动，提升了景区文化品质，更好地丰富了广大游客的旅游体验。

同时创新开展“走进经典”——微演艺“六进”公益演出活动，组织岛城优秀艺术人才和队伍进商场、机场、火车站、汽车站、书店、市场等公共场所与市民零距离演出和互动，以“不期而遇”的形式，让市民游客在日常生活中与经典文化艺术“美丽邂逅”。与此同时，市博物馆、美术馆等公益文化场馆延长开放时间，面向广大游客打造了“夜色青博”等夜间服务品牌，更好地发挥了博物馆的公共服务功能和社会效益。

青岛，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比如，着力推进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工程。全市94处公益文化场馆实现免费开放，每年服务市民超过1000万人次。积极推进农村数字影院建设和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程，全市年均放映农村公益电影近7万场，实现了每个行政村平均每月至少放映1场电影的目标。对全市农家书屋进行了数字化升级。实施卫星直播公共服务工程，为全市边远山区、海岛居民接入了卫星电视，实现了广播电视村村通。实施群众文艺精品创作扶持工程。以中国艺术节“群星奖”比赛为契机，加强群众文艺精品创作，提升文化活动质量和水平。广场舞《豪情鞭鼓俏秧歌》、舞蹈《田野的嫚儿》、小品《将心比心》和《新房之夜》等作品荣获“群星奖”，市文化馆馆长荣获“群文之星”，获奖数量名列全国第一。开展文旅消费促进活动，从2018年开始连续4年纳入了市政府市办实事，市财政每年安排专项经费2500万元，持续开展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共惠及群众700余万人次，直接拉动文旅消费5.2億元，间接实现经济效益116.3亿元。

为了进一步加大对文艺精品项目扶持奖励，2019年10月修订《青岛市文艺精品项目扶持奖励管理办法》，参照国家艺术基金及有关省、市文艺精品扶持奖励管理办法，并结合青岛实际，共修订内容27条。2020年确立了文艺创作项目和品牌文化文艺活动两个大类，前者囊括了文学、戏剧、影视、音乐、舞蹈、美术、书法、摄影、曲艺、杂技、民间文艺、文艺评论12个文艺创作门类，后者主要包括文化文艺节庆赛事、展览展演展映、主题培训讲座及传播推广交流等具有品牌影响力的公益项目。

顺势而为让公共文化插上智慧的翅膀

为建设资源丰富、技术先进、服务便捷、覆盖城乡的四级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实现公共文化资源的共建共享，青岛运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利用国家文化信息共享工程、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智慧文旅”信息平台等资源，整合青岛文化信息资源，以互联网+、新媒体+为依托，初步建成青岛市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

数字图书馆建设遍地开花。2018年完成了“青岛电视图书馆”项目。依托青岛有线电视双向云平台，将图书馆资源和电视平台融为一体，通过电视点播的方式，就能免费浏览青岛市图书馆的海量信息资源，让民众在家中就可以体验到利用数字资源的便捷。2019年7月，“青岛图书馆联盟数字化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联盟数字化服务平台的建立，将驻青高校图书馆、专业图书馆、党校图书馆、职业院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等30家各领域图书馆资源实现了共享，打破了原有行业壁垒，很好的整合了各馆优势资源，有效弥补了各馆的服务短板，为大众提供了更多的文献信息和更快捷的阅读服务。目前，以青岛市图书馆为“大脑“的全市数字图书馆拥有外购数据库41个，自建数据库10个，共享数据库20余个。其中包含电子图书130万余册、电子期刊达近14万种，电子报纸1000余种，可访问资源总量达到527TB，数字资源年访问量到达了2000万次，已成为青岛大众学习休闲的优选工具。

数字文化馆架起文化产品供给快速路。在传统群众文化活动服务模式开始出现供给“瓶颈”的时段，“文化云”的适时诞生有效激活、打通了群文活动供给的脉络。青岛群众文化云平台于2019年10月正式上线，作为上联下达的文化枢纽平台，已全面完成和国家公共文化云的对接工作，优质活动和资源都可以向上提报，利用国家平台的影响力和推廣力，将地域特色推向全国。截至9月，青岛群众文化云平台存储用量50TB，视频4860小时，内容涵盖了音乐、舞蹈、曲艺、书法、培训、志愿服务、活动、演出等多个方面，点击量超400万次。青岛群众文化云平台与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联动，进行过“2019城市客厅广场民族交响音乐会”“我和我的祖国文化新生活全国广场舞展演”“2020首届乡村歌手大赛”等多场大型活动的现场直播。当前平台涵盖活动预告及在线预约、场馆场地预约、文化服务配送及成绩查询、线上教学、党建园地、文化理论研究、非遗传承保护、文化志愿活动、文化资讯发布等多个功能模块，全方位、多角度开展文化线上服务，与线下活动互为犄角、互为补充，已成为青岛群众文化工作线上主阵地。

“智慧文旅”开辟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新通道。2019年，青岛开始着手“智慧文旅”信息平台建设，完成了文旅产业经济监测分析平台和“品青岛”公众服务平台的搭建。其中，文旅产业经济监测分析平台整合集成旅游假日统计系统、大数据服务和政府各部门共享交换数据，通过数据可视化展示文旅产业经济运行态势；“品青岛”公众服务平台通过PC和移动端网页、公众号等形式，向公众提供文化场馆预定、文化旅游信息资讯、景区分时预约、文化消费券发放、在线咨询和文化旅游产品购买等服务。
创新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迈向深入

人民群众需不需要、满不满意是评判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的重要价值标准。近年来，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坚持需求引导的原则，积极推动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由“政府端菜”向“百姓点菜”转变。

青岛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对接，提升公益文化场馆服务效能。打造了创新菜单式、订单式服务模式，把选择权交给群众。城阳区打造了“文化超市”，社区居民可通过文化超市网站选择自己喜欢的文化服务项目，区文旅局根据群众订单配送服务。李沧区在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实施“文化点餐”服务，精选出由近百个节目组成的十余台优秀文艺演出、20个种类的培训课程、20部优秀电影组成的文化菜单，利用网络、微信和文化菜单宣传册等方式，让群众挑选自己喜欢的文化活动，将文化大餐送到文化中心。西海岸新区率先创新“你买书，我买单”模式，让市民直接担任文化服务采购员。市民只要办理1张读者证，就可以到新华书店借阅图书，读完后送还到图书馆，由图书馆买单。活动实现供需双方零距离对接，一经推出受到阅读爱好者热烈欢迎，市图书馆、李沧区、即墨区、莱西市等结合各自实际推出了类似的活动，市南区在此基础上，再次创新和突破，打造开通了免费的“网上书城”——青云图，读者在网上下订单，书城直接将读者免费订阅的图书邮寄到读者手中，读者读完后送还到区图书馆或社区图书馆分馆。“青云图”图书服务模式被有关专家评价为“打造区域性阅读中心”的有益尝试。市图书馆自2018年创新实施了电视图书馆服务和“青图U书”借阅服务项目。

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期间，青岛将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让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更加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性、便利性进一步提升，培育和打造更多的公共文化服务精品，提高公共文化服务品质和水平，提升文化科技创新能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为丰富，更有营养的“精神食粮”。

The high-quality develop- ment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is the prerequisite to meet people’s need for a diverse and multi-level culture in the new era. In recent years， Qingdao Municipal Culture and Tourism Bureau，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cision and deployment at the higher level， adheres to the correct orientation， promotes quality development， keeps in mind the people-centered ideology of development， and achieves stage results i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and the promotion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Focusing on consolidating and upgrading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Nation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Demonstration Zone， Qingdao has made great effort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mprove the four-leve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network， enrich and activate the cultural life of citizens and tourists， and meet th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needs of citizens and tourists.

Public culture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life of people， and the source of growing cohesion and creativity of Qingdao.

作者：王一如

高校美术展览馆公共文化论文 篇2：

协同视角下宜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研究

摘 要：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宜昌作为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在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建过程中争做领头羊，在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惠民活动的开展及文化扶贫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也面临着如何突出地域特色和协调区域发展的挑战。为实现宜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应该建立二者融合的内容机制和保障机制，立足本土文化，推进文化建设迈向新的台阶。

关键词：宜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创意产业；融合

进入社会开放创新、全面进步的新时代，举国上下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砥砺前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政治、经济、法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都在飞速发展。其中，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表现在各方各面，其中对文化层次的要求和对文化产品及服务的期待应该占很大比重。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一惠民工程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就显得格外重要，也更具有时代精神。

一、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的机遇与挑战

（一）机遇

十九大报告提出“完善公共文化服務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以政府为主导，为满足公众对文化的期待和需求，保障公众基本的文化权益，提供免费的文化产品及服务的系统。[1]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为一项普惠工程，具有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和便利性等特点。[2]在这个系统中，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公共服务，一个是文化建设，既体现了政府对满足公众文化需求的重视，又反映出公众对文化极高的期待，这就使得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具有牢固的群众基础，也应该具有更广阔的覆盖面。随着各个城市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等非营利性组织的日趋完善，社区文化内容和层次的不断丰富，公众一方面浸润到文化的氛围中，一方面又对文化普及的多元化、丰富化和趣味化无限憧憬。十九大报告还提出：“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这里提到的创新就是要借助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个平台，搭载文化创意产业的内核，让更多受众群体愿意接受、记住并传递优秀的文化理念，变被动输入为主动思考。

（二）挑战

1.体现民族和地方特色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满足公众的基本文化需求，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是创造性，二者在融合的过程中应该展现出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的特色，将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带有浓厚地方特色标签的文化通过新颖的形式展示给受众，让他们领悟其中的价值理念和内涵。在这一目标导向下，选取什么样的题材，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借助什么样的载体，透过什么样的渠道就显得异常重要，任务也异常艰巨。

2.协调区域差异性

在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奋斗下，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各个地区发展不均衡水平不一致也使得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和推进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测量尺度。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发展差距悬殊，同一城市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水平和接受程度也大相径庭，这就意味着在不同区域要采取适合本地区经济发展方式和公众文化接受度的融合方式，因地制宜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二、宜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现状

（一）宜昌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现状

1.取得的成就

据《宜昌市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资料显示：“2015年5月，宜昌市成功取得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资格。2018年末，宜昌市拥有公共图书馆15个，总藏书量336.89万册。文化事业机构177个，艺术事业机构19个，艺术表演团体11个，艺术馆、文化馆121个，文物保护管理机构7个，博物馆纪念馆18个。电影事业机构37个，其中发行放映管理机构13个，专业电影院24个。年末公共广播节目11套，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9.97%；公共电视节目14套，有线电视用户54.82万户，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9.97%。”总投资7.36亿的宜昌市新博物馆2019年8月试运行期间，每天吸引观众近万人次。此外，总投资3.5亿的宜昌市城市规划展览馆荣获住建部绿色三星建筑认证，是湖北省首批高星级的生态环保建筑的示范工程。这两个标志性的公共设施市民凭借身份证即可免费参观，每天接待的入馆人数及受众的观后体验应该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宜昌市的城市营销也卓有成效。2014年，中国诗歌学会将“中国诗歌之城”的荣誉称号颁给了宜昌；同年10月，在市政府、柏斯音乐集团和全体市民的共同努力下，宜昌市又被中国音乐家协会授予“中国钢琴之城”称号；此外，我们还致力于打造“读书之城”和“志愿之城”。这些文化品牌形成了宜昌独有的城市名片，让宜昌这个城市更具有文化底蕴，能够提供给公众更专业的文化指导，让公众感受并享受文化的熏陶。

为了让文化惠民更深刻，宜昌向所有市民推出了文惠卡，市民个人缴纳100元，财政补贴500元，用于观看各类文化惠民演出，包括话剧、京剧、音乐会、歌舞表演等。

2.存在的不足

（1）部分社区文化设施陈旧

在全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背景下，各行政区域纷纷摩拳擦掌，以社区为基本单位，网格员连接了文化服务与社区居民的“最后一公里”。社区文化服务开展得如火如荼，获得了一些居民的认可，但也存在内容单一、形式老套的问题和管理上的漏洞。比如，很多社区的文化基础设施比较陈旧；有的社区图书馆仅仅在党员群众服务中心的角落，书籍类别和数量都很少，以杂志和小说为主，借阅人数寥寥无几；开展的部分就业培训应用性不强，培训者专业程度也不够，有的培训者甚至都没有相关从业证书；文化表演中长时间频繁的推出产品赞助商，表演者不加筛选，水平不太高，居民观看人数较少；有些文化活动流于形式，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开展的社区摄影、演讲、征文等活动信息不公开透明等等。大多数居民不太清楚公共文化服务的确切含义，对文化活动开展的频率和内容感到不满意，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则普遍抱怨社区没有专门的老年活动中心，晚年娱乐生活没有保障。

（2）公众需求与文化产出之间难以取得平衡

按照市场营销的观点，企业应该从消费者需求出发，提供顾客满意的产品和服务。但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被实施者是全体受众，个人的认知水平、理解能力、教育程度各不相同，有些个体参与意愿很低，使得管理部门无法预测公众的文化需求，也就使得文化产品或服务有时跟公众的需求之间出现差距，很难取得平衡。

（二）宜昌市文化创意产业的现状

2017年1月3日，宜昌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意见》（宜府发〔2016〕34号），该《意见》明确指出：“到2020年，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创意企业，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打造一批国际国内知名品牌，将宜昌打造成文化创意之城和三峡区域文化创意中心。”足见市政府对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视。

1.第三产业GDP平稳增加

据《宜昌市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资料显示：“2018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4064.18亿元，比去年增长7.7%。分产业看，……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545.49亿元，比去年增长8.7%。三大产业结构之比由2017年的11.1：53.8：35.1变为9.5：52.5：38.0，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较去年提高2.9%。”

文化产业作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GDP的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国已经提出文化产业产值2020年GDP占比达到8%的目标，这个目标既是对文化产业成绩的肯定，也是对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视和期待。

2.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文化创意产业地位突显

2016年12月20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该《规划》提出“继续做大做强洛阳、宜昌、芜湖、赣州、岳阳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延伸产业和服务链，形成带动区域发展的增长节点”。宜昌作为湖北的省域副中心城市，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在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地位逐渐提升。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政策指导下，“宜昌关停的化工企业累计达到30家，完成改造升级17家、搬迁2家、转产3家，38家煤矿全部关闭，在全省率先整体退出煤炭开采行业。”[3]这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必然造成结构性失业，这是改革无法避免的结果。因此，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和缓解民生压力，需要投入更多的力量来扩大就业和鼓励创业。而文化创意产业是绿色产业，能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产业的附加值相对较高，也涉及公众关心的民生问题，因此成为政府大力扶持的对象。

3.从业人员数量及素质不断提升

《2018年人力资源强国报告》发布：“中国人力资源竞争力上升至全球第13位，人力资源开发贡献水平升至全球第5位。”宜昌市常住人口中，受高等教育（大专及以上）的占比8.79%，居湖北第二。人口素质的提升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力基础，文化产业的从业人数也日趋增加。高校大力推进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每年有大量学生以团队形式参加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并获得不错的成绩。高校的大学生就业统计中，选择文化产业自主创业的学生人数不断攀升。

三、宜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的内容机制

（一）基础设施建设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产业也呈现出更多更新的状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必须要创新才能适应时代发展。在这方面，宜昌市博物馆和宜昌城市规划展览馆已经走在了时代前列，借助各种高新技术手段让公众不仅可以感知文化，更可以亲身体验文化和参与文化。这种互动模式同样可以应用在其他的文化基础设施中。比如市图书馆、美术馆、群众艺术馆、音乐厅、剧院等，都可以采用“互联网+文化”的形式，植入科技元素，让公众一边感受传统文化的洗礼，一边享受科技生活的魅力，也能大大提高公众的参与度。

宜昌市图书馆目前已经采用了数字阅读系统，开发了“宜昌市移动图书馆”APP，将数字服务与文化进行结合，这个平台非常好，用户在家里就可以进行借阅查询，但可以在此基础上增加一些功能。利用大数据可以统计每位借阅者阅读的偏好，定期由客户端向公众推送相关书籍和期刊，按借阅量或者热度进行排行，减少公众挑选的时间。为了鼓励公众多读好书、热爱阅读，提升公众的年人均阅读量，可以按期展示阅读量或借阅量排名前十的市民，进行精神奖励或者延长借阅时间等特权，激励市民多阅读，真正实现宜昌“读书之城”的称号。还可以举办线上线下的读书交流座谈会，市民自愿免费参与，会后提交交流感悟，定期展出，互相学习。这种数字化服务的模式同样可以应用在市美术馆、市群众艺术馆和各个剧院中，通过手机APP拉近公众与艺术作品之间的距离，一键式预约和查询，甚至可以在线观看，让文化惠民更便捷。

（二）文化活动

宜昌辖五区、三市、五县，城郊发展不均衡，城市和乡镇发展差距悬殊，因此要针对不同的区域开展不同的文化活动。针对市辖区，我们应大力推进“中国诗歌之城”和“中国钢琴之城”的建设，不应该让宜昌止步于这些称号，而是以其为起点，带动和营造城市的文化氛围，加强城市的品牌建设。针对各县市，围绕当地的民俗文化和历史渊源重点开展，比如远安的嫘祖文化、长阳的廪君文化、兴山的昭君文化、秭归的屈原文化、五峰的茶叶文化等，让文化不再成为一种口号或者高深莫测的东西，而是流淌在每一个市民血液里根深蒂固的恋乡情愫。文化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可以多样化，可以是场景体验式、露天观摩式或者仿真模拟式，但都应传承民族的优良传统，自然而然地植入关于公民的素养和道德建设等内容，有利于塑造公民健康的人格。

（三）组织管理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都是以政府为主导的，这就决定了其实施的各种局限性。应该鼓励市场和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4]从而加强各个主体的公共责任感。让文化创意企业、文化非营利性组织、高校相关二级学院、民间文艺团体和个人都参与进来，多方联动，少一点行政管理，多一点群策群力，从而增加文化建设的活力和积极性。组织结构建议采用扁平化的方式，创建多维沟通渠道，建立授权机制，在保证人员思想政治正确的前提下鼓励言论自由，营造积极、创新、开放、共享的管理氛围。

四、宜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的保障机制

（一）资金保障

文化产业是绿色产业，也是向阳产业，应该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提高公共文化在公共财政支出的占比。政府可以投资于各类文化创意企业，引导社会资本的投资方向，[5]使资金流向经济效益高、环境污染小、社会反响好的项目，这些项目盈利之后又会反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形成良性循环。通过一些重点文化项目大力推进招商引资，鼓励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文化产业。此外，创新文化融资，使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信息共享，打破信息不对称的限制，实现银企对接。帮助银行成立专业的文化服务项目，加大文化产业的融资力度。鼓励文化创意企业上市融资，给予政策性奖励，保护创意者的知识产权，使文化产权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

（二）产品保障

1.创建文化品牌

宜昌在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中，文化产品可以说丰富多彩，市图书馆的媒体视听室、文化馆的歌舞剧团、体育场馆的免费开放、三峡文化讲坛按期举行等等，文化盛宴让公众乐在其中。为了推动城市的文化建设，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搭建更深入人心的平台，应该将我们的文化产品培育成具有特色的文化品牌。围绕宜昌的城市形象——屈原昭君故里、世界水电之都、中国钢琴之城，展示宜昌的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发展特色经济。目前正在建设的“音乐小镇”，应该大力推进和完善，使其成为宜昌标志性的文化属地。在品牌建设方面，努力促进文化知名品牌向著名品牌转化，地区品牌向国际品牌转化，一般品牌向重点品牌转化。

2.打造极具竞争力的产业园区

宜昌目前有三峡文化创意产业园、三峡国际珠宝博艺园、715创意产业园、稻花香酒文化产业园、清华科技园、太平鸟时尚创意产业园等，楚天181文化创意产业园和音乐特色小镇正在建设中。其中有8家已经被命名为省级示范园区，数量在全省市州仅次于武汉。[6]为了发挥文化产业的集聚效应，应该继续加大产业园区的发展，使其更加专业化和特色化，鼓励县市区也积极创建条件利用现有资源新建文化产业园区，积极争创省级甚至国家示范园区，对获得称号的文化企业给予奖励。产业园区可以跟高校或其他科研机构合作，产学研相结合，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利用产业园区的辐射效应培育具有全国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帮助文化产业由艺术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

3.提高文化產业的附加值

推动“文化+”的模式，促进文化与相关产业协同发展。“文化+旅游”，让文化成为旅游的内核，旅游变成文化的载体，深入挖掘宜昌的屈原文化、昭君文化和三国文化等历史内涵，使旅游景点转化为集观光、民宿、文化体验、养生、娱乐于一体的文化基地。“文化+科技”，将数字化服务与文化相结合，强化公众在体验文化服务时的舒适感和便利性，也适应大数据的发展趋势。“文化+农业”，形成大型的田园综合项目，集文化、采摘、垂钓、种植和环保于一体，基于乡村振兴的目标打造全新的文化旅游产业。在各种模式的指导下，努力形成完善的“文化+”产业链，使产品生产、服务、教育、培训、科普、娱乐融为一体。

（三）人才保障

为了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需要建设强大的文化产业人才队伍，既要挖掘本地熟知本土文化、城市发展和市场营销的人才，又要引进外地具有丰富管理经验和高新技术的优秀人才。加强校企合作，订单式培养文化产业需要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鼓励在宜昌就读的大学生留宜发展，实施优惠政策吸引外地的生源地学生回宜发展。定期组织相关文化部门的管理人员到优秀企业学习，探索二者融合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建立完善的人才晋升通道和培训激励制度，创建学习型组织，打造以团队为基础的工作氛围。

（四）绩效保障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要求均等性和公平性，这就要加强监管和执法的力度，信息公开透明，多重主体监管。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积极营造诚信氛围，加强行业自律，可以成立行业协会辅助监管。建立以市场为评价主体的考核指标，定期开展绩效检查。由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推进是民生工程，也是惠民工程，公众本身的参与度和意愿也是影响绩效的重要因素，因此应采取只奖励不惩罚的措施，以免伤害管理部门的积极性。

结语

宜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从主体上看，既需要加大政府的投入力度，也需要更多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从内容上看，产品、服务、设施、创意、组织管理必须实现“五位一体”；从保障机制上看，融资渠道、品牌建设、产业园区、经济价值、人才队伍和绩效评价都是促进二者融合的有力武器。只有协同发展，才能将宜昌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推向新的高度，将宜昌打造成独具特色的文化之城。

注 释：

[1] 刘利：《创新湖北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湖北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2] 柯平、朱明、何颖芳：《构建我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国家图书馆学刊》，2015年第2期。

[3] 宜昌市统计局：《宜昌市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

[4] 荆晓燕、赵立波：《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5期。

[5] 王趁义：《文化创意产业要积极参与公共文化事业及其服务体系建设》，《民主》，2012年第9期。

[6] 袁雪梅、瓮彦彦：《宜昌市新添6家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基地，分别获20万和15万的奖励扶持》，三峡宜昌网。

责任编辑：王作新

文字校对：赵 颖

基金项目：宜昌市2019年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协同视角下宜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研究”（ysk19kt092）。

作者简介：卢珊（1984-），女，土家族，湖北宜昌人，三峡大学科技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企业管理。

作者：卢珊

高校美术展览馆公共文化论文 篇3：

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价值、困境与优化路径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文化需求已成为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然而，公共文化服务涉及面广，涵盖内容多，单独依靠政府一己之力无法全面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服务权益。为了改变政府唱“独角戏”的窘境，实现文化服务供需精准对接，各级政府就社会力量如何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做了诸多探索。但是，在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社会力量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政社合作”供给模式尚待完善。本文将对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价值及困境进行探讨，并为其进一步发展提出优化路径，以期推动公共文化事务多元共治格局的形成。

一、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价值

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力量主要包括企业、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公众和不直接承担公共文化职能的公益单位。引导、借助社会力量向全体公民提供公共文化设施、产品和服务，是政府职能转变和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的必由之路。

（一）有利于形成公共文化服务治理主体多元化

政府职能转变要求政府由“全能型”走向“有限责任型”，这也意味着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政府要充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从“划桨”转向“掌舵”。传统的“政府出钱办、群众围着看”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尽管耗费了大量的行政管理成本和公共财政资源，但却无法满足公众多元化、个性化的文化需求。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可以打破政府“统包统揽”的格局，构建政府与社会力量的良性互动关系，促进公共文化治理主体从过去的“单一化”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在政府与社会力量协作过程中，灵活运用市场化、志愿服务运作模式，一方面可使政府不再充当公共文化服务的唯一供给者，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从而更好地扮演公共文化服务的决策者和管理者角色;另一方面可以发挥社会力量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丰富公共文化服务的形式与内容。需要强调的是，引导企业、非营利性机构、民间文艺团队、公民个人等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并非是否认或削弱政府的核心主导地位，而是更加合理、清晰地界定公共文化机构的职责边界，通过搭建多元主体协商共治平台，以释放社会力量的能动性、创造性。随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量与投入结构势必会得到增加和优化，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公共文化资源也能得到合理的配置和有效的流动，从而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

（二）有利于提升公共文化服務的有效性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以及增强群众文化获得感无疑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出发点和根本归宿，相应的，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社会公众的认同感和参与度。当前的现实情况是，至上而下的“喂食”式供给方式仍普遍存在，许多文化产品和服务主要依靠政府行政力量强行向基层社会推行或植入，如新农村书屋、广播村村响等。显然，单纯依靠政府部门难以解决公共文化服务供需之间的错位，也无法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文化获得感，文化场馆唱“空城计”、农村书屋“有书没人看”的事实就是明证。因此，要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性，政府需要将部分公共文化服务职能让渡给社会力量，并引入目标管理、绩效评估、成本核算等企业管理理念与方法。其所带来的企业化的管理模式，可以节约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的运营成本，改善公共文化设施利用率不高等症结。此外，可以通过拓宽准入门槛，推动具备一定专业性的文化企业、社会公益组织和文化志愿者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时展开竞争，促使服务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

相对于政府垄断供给模式而言，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优势有以下两点。其一，各类社会力量和组织活跃在基层，他们提供的文化服务更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这种基于公众需求有效对接的服务必将提升公众对公共文化的满意度;其二，能避免政府过度直接干预，依据地方文化资源优势来营造富有特色的文化空间，有助于激发文化活力及促进文化创新，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和效能。

（三）有利于防范“政府失灵”

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人”的假设出发，认为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时，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外部监督，政府人员或许会出于部门利益甚至个人私利的考量，做出有损于公共利益的权利寻租或腐败行为，从而导致“政府失灵”现象。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公共部门垄断生产之后，成为这一类公共服务的唯一供给者，他们就会千方百计地给外来竞争者的进入制造障碍，以获得高额垄断利润，进而造成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失衡与低效。

将社会力量引入公共文化服务，或许是防范“政府失灵”及提高服务供给效率的一条有效途径。首先，社会力量的参与畅通了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信息沟通，增强公共文化服务的透明度、精准度。通过社会力量的参与，社会公众能够获知公共文化服务相关的资金预算安排、服务内容、服务标准、满意度评价结果等信息，公共文化部门的决策也能充分吸纳民意，从而避免由信息不对称而导致耗资巨大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找不到目标受众的现象。其次，社会力量参与有助于社会公众监督公共文化部门的政策决策和政策执行。社会力量参与具有其他途径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即监督主体的广泛性、监督内容的全面性和监督时间的连续性。如此，可以让公共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防范文化部门的自利和寻租行为，切实抑制“政府失灵”，确保政府部门的政策与行为能和大多数公众的文化需求相契合。进一步而言，只有在公共文化服务的计划、生产、供给和评估等各个环节多方吸纳社会公众参与，才能走出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卷化”窘境，规避政策执行偏离、执行走样，优化公共文化服务资源配置，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二、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困境

社会力量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创新了文化服务方式、丰富了文化产品供给，在满足群众多元文化需求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社会力量在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具体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诸多问题。

（一）参与形式多样，但参与程度不足、参与范围受限

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常见形式包括项目资助、捐赠产品、志愿者活动。例如，浙江台州市的“枫山书院”“惠民剧场”“365公益课堂”等特色文化项目由浙江新大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营利组织赞助，开展书院讲座、评书、沙龙、展览等活动，让市民群众享受免费的文化大餐;江苏可一文化产业集团为句容市农家书屋捐赠了500余册农业、经济、教育、生活类书刊，丰富了农家书屋的藏书种类和藏书数量;6000余名志愿者组成的天津市公共文化志愿服务总队每年奔赴社区、乡镇开展文艺演出、美术、摄影、文学创作、非遗等志愿服务活动。事实上，社会力量的资助或捐赠参与主要是一些企业家、社会精英的偶发性个人行为，参与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依赖于个体的资金实力和人脉资源，其社会示范作用和影响非常有限，还尚未达到西方国家中产阶级普遍参与捐赠的程度。尽管志愿者活动广泛存在于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等公共文化场所，但他们通常扮演辅助者角色，仅负责向公众提供宣传、讲解和艺术培训服务内容，很少参与到决策和管理层面。所以，当前实践中较多的捐赠式参与、志愿服务式参与均属于浅表性参与，而较为深入性的管理决策型参与、自建共享式参与等实践案例并不多见。

在参与范围方面，由于文化类非营利组织对政府制度存在依赖，其组织的各类文化活动范围往往受到文化行政部门出台政策的限制。当前的政策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场地建设为主，具体包括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点等，却较少涉及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领域。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范围也基本局限于公益性文体活动的组织与承办、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展示、公共文化设施的运营与管理等三个方面，购买范围边界的延展难以突破。

（二）激励机制不健全导致社会力量参与动力偏弱

现阶段，地方政府激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常用举措有三种：一是税收或建设项目规费方面的优惠;二是提供财政补贴;三是授予荣誉职衔，如“名誉馆长”“名誉顾问”等。这三种激励举措在政策实施初期能发挥显著的推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激发社会力量主动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积极性。但随着参与方式的日益多样化及参与程度的深入，这三种激励形式逐渐显得单调乏味，激励效果亦随之递减。另外，部分地方政府的激励举措还停留在政策解读和制度介绍层面，而未落实到具体的操作层面。比如，苏州市政府明确了税收优惠、人才扶持、精神表彰等激励原则，但缺少激励的详细标准和实施细则，导致社会力量无法清晰了解“如何申报参与”以及“参与之后获得多少实惠”等问题，严重影响其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动力。由于用地优惠、税收减免等激励政策的执行涉及多个部门、多个层级，一旦部门之间或上下层级之间缺乏沟通协调，这些能给参与者带来“实惠”的激励政策难以转化为实质的、长效的激励行动。出于避免行政风险的考量，许多地方政府在配置公共文化服务项目资金时，会更偏向具有体制色彩的二级机构，如文化馆、群艺馆、艺术中心、研究院等，而不愿平等面向各类社会组织，致使社会组织只能获得较少的资助额度，弱化了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动力。

（三）公众参与能力亟待提升，参与渠道不畅

公众个体参与是社会力量参与的常见形式。公众不仅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受益者，还可以作为提供者通过“文化钟点工”“文化辅导员”等形式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中。众多研究表明，公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是衡量社会公共文化服务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也是影响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关键因素。但从实践层面来看，当前我国公众参与总体水平较低，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公众参与意识薄弱。受我国长期的“强政府、弱社会”格局的影响，不少社会公众存在“等、靠、要”思想，依赖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主动参与意识淡薄，未曾考虑通过自身的参与来改善公共文化服务和获得自我满足，以致许多“送文化进基层”志愿服务活动都是在政府、社区和媒体的动员下组织起来的，带有明显的政治动员色彩和媒体驱动型特征，公众只是被动地、应付任务式地参与。二是公眾参与能力亟待提升。“能力是承担的前提”，公众唯有具备应有的知识、经验和技能方法，方可确保参与的有序性与有效性。然而，在现实的公共文化服务活动中，普通的社会公众尤其是弱势群体自身文化素养不高，缺乏对信息的理解能力及理性有序表达利益诉求的素养，更未掌握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中的科技手段，使得公众的实际参与能力和参与需求不够匹配，参与效果不甚理想。三是参与渠道不畅。政府部门只有构建通畅的公众参与渠道，并借此广泛地吸纳民意，才能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政策。现有的公众公共文化服务诉求表达通道仍显不畅。一方面，传统的公众参与渠道低效，如公示、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形式化、表面化现象严重，公众意见得不到反馈，政社之间没有形成良性互动;另一方面，新型的公众参与渠道发展缓慢，如“公民调查”“共同生产”“关键公众接触”等参与渠道的推广缺乏成熟经验与有效手段。

（四）监管和评价体系缺位

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从公共文化服务的具体事务中脱离出来，政府以及官员有必要对参与者进行一定的监管和引导。目前，政府对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还缺乏系统有效的监管，“重形式、轻管理”的现象在部分地区依然十分突出。很多民间组织或企业想方设法向政府靠拢以期获得资源与扶持，却在公共文化服务的合作供给过程中背离了公益性宗旨，未能给群众带来真正“实惠”的文化项目。例如，个别企业资助的文化活动演变成一场商品推销会，免费租用公共文化场所却私下开展收费培训活动，农家书屋成了市场卖不掉的闲书、烂书回收站。此外，政府往往着力于参与前的动员和参与过程的控制，却忽略了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后的评价。安徽阜阳、山东东营等多个地级市虽然已出台绩效评价体系，但考核指标多重视投入资金、技术手段、人员数量、参与案例等方面，而对文化资源配置的均衡性、文化服务效益、公众满意度评价重视不足。这极易导致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绩效评价流于形式，既没有起到应有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又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

三、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优化路径

（一）精心培育各种文化类社会力量

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社会力量的参与是政府供给“存量”之外的“增量”部分，对存量具有一定的补足和协同增效作用。精心扶持文化类社会力量的成长，逐步将其培育为成熟的互补性、竞争性和替代性生产主体，对于重塑政社关系、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一是设立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扶持专项基金。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调动民办博物馆、纪念馆、书画院、收藏馆、艺术院团等文化类非企业单位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对他们开展的非营利性文化服务按国家级、省级、地市级等分别给予不同额度的奖励，并在税收减免、场所提供、运营成本等方面给予优秀文化项目一定的优惠和资金补贴。二是组建和培育民間文化艺术团。作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的一个重要支点，民间文化艺术团所展演的剧目多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歌舞、戏曲、声乐、小品等形式出现，能在创作和表演中弘扬民间艺术、传承传统文化。各级文化部门应深入挖掘民间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把星散于民间的特色文化资源整合起来，组建和培育“源于群众、服务群众”的民间文化艺术团或乡村艺术队，实现从“向基层送文化”到“在基层种文化”的根本性转变。三是大力扶持文化志愿者队伍建设。作为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重要人力资源补充，文化志愿者既可利用自己的文艺技能协助组织大型文化活动，又可深入基层开展专题知识讲座和文艺辅导。文化主管部门应制定规范性文件，在文化志愿者的招募程序、服务内容、管理模式和激励措施等方面做出明确指引，并开展与文化志愿者服务相关的知识培训、业务技能培训，提升文化志愿者的参与能力和服务水准。

（二）拓宽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渠道

目前，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途径还不够健全和通畅，应通过组建理事会、发展基金会和创设多样化的参与平台等方式来拓宽社会力量的参与渠道。其一，组建公共文化机构理事会。推动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科技馆、美术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组建理事会，吸纳社会力量参与管理，才能落实公共文化机构“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的改革要求。成立理事会的好处在于，既能形成与社会需求相对接的决策机制，又能激发社会各界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热情。为了确保成员来源的广泛性以及参与的主动性，除政府部门代表之外，公共文化机构应招募社会机构、文化教育界、媒体、服务对象代表加入理事队伍，形成“政府—专业机构—社会组织—群众代表”参与的多元共治机制。让理事会成员成为公共文化机构的“当家人”，参与文化设施建设规划、财务预决算和服务标准等重要决策的制定，有助于提升公共文化机构的管理水平和服务效能，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普遍均等、优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其二，发展文化基金会。借鉴英国“一臂之距”公共文化管理模式，通过成立基金会这一中介性文化机构来广泛吸纳企业、文艺社团、公民个人等社会力量的捐赠，不仅可以打破公共文化过度依赖政府投入的瓶颈，还能扩大公益性文化建设项目和文化活动的资助范围。例如，黄冈市文化基金会将募集的资金用于扶持重大文艺演出、文学作品集、书法、摄影、网络视听作品、舞蹈等文化精品项目，推动了当地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发展。其三，创设多样化的参与平台。政府部门应根据“标准化、均等化、便民化”的原则制定详细的公共文化服务目录清单，并围绕服务清单创设文化赛事平台、公益影视观演平台、公共文化讲座平台、节庆会展平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平台和广场活动平台，为企业、非营利文化组织、高校、乡贤和文艺骨干等各种社会力量提供大量的参与机会，并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和专长。

（三）完善公众参与机制

实践表明，亲民化、优质化、个性化的公共文化服务是多元主体共建共享的结果，公众参与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变量。这就要求改变政府包办公共文化服务的做法，健全和完善公众参与机制，促进公众积极参与公共服务建设，丰富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和服务方式。主要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强化公众的责任意识。公众只有具备成熟的公民主体意识，才能成为对公共事务充满热情的“积极参与者”，主动与政府进行对话和合作。据此，需要加强公众的责任意识教育，让公众意识到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是对自己权利的行使和捍卫，也是自我提高、自我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激发公众参与的内在动力。尤其要营造人人共建共享的社会氛围，借助报纸、广播、网络、社区公告、镇街宣传栏等对文化活动项目的开展进行动员和舆论宣传，让公众及时获悉信息，平等地享受及参与优质文化服务。二是提升公众的参与能力。通过学习、培训等各种途径，加强对公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技能的传授和指导，包括利益需求的表达技巧、关键信息的提取能力、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力等。三是创新公众参与的模式。在继续完善原有公众参与渠道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和创新公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新模式。在乡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定期举办各类公众文化座谈会，或在社区设立文化服务信息采集窗口，以征求公众意见和建议。组织专家、文化管理工作者、民间文化精英组成调研队，深入农村和社区，做好基层意见搜集工作。利用网络和各种媒体资源，拓宽公众参加监督的渠道，引导公众参与公共文化预算、项目审批及公共文化设施使用效能考核进程。四是制定公众参与的激励政策。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中，公众扮演着享有者和创作者的双重角色。因此，在畅通公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的同时，还应采取一些激励性措施来调动公众投入文化作品创作和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如表彰群众文艺原创作品、设立优秀民间艺人奖、奖励扶持群众文体团队。

（四）构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绩效评估机制

绩效评估的目的在于动态检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结果与预期目标之间的偏离程度，它不仅能够及时了解社会力量所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是否能够与人民群众的需求相对接，同时也有助于社会力量调整供给内容和转变参与方式。首先，应当制定合理规范、可操作性强的评估标准体系。评估标准体系的内容包括服务设施、服务内容、服务效率、文化活动特色、公众的满意度、业内影响力等。同时，评估标准体系还应根据文化服务项目的种类、受益群体的特点来进行分别设计，选择关键性、代表性的要素进行评估，体现公共文化服务的价值导向。其次，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政府主管部门负责制定评估程序、明确评估指标，具体的评估操作则由专家学者、公众代表、社会文艺骨干、社会组织代表等组成的第三方测评机构来负责完成。再者，及时公开评估信息，细化问责退出机制。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结果应该及时面向社会公开，以对服务提供者起到监督、约束作用，也倒逼服务提供者参照评估指标体系查找问题，继而改进服务质量和提高服务效能。无论是市场组织还是公益性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供给失衡或无效、合约无法完成等问题。因而，对于评估结果不达标的服务承接主体，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予以通报批评和问责，取消其继续服务资格，令其退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领域，同时制定相应政府接管预案。

[责任编辑：张  玙]

[项目简介] 本文系2017年度江西省文化艺术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公共文化服务跨部门合作供给效能研究”（项目编号：YG201724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刘小泉，井冈山大学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服务管理。

作者：刘小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