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产企业避税见解研究论文

朱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导刊》执行总编宗庆后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公司董事长浙江杭州人，生于1945年10月，浙江大学MBA特聘导师。1991年至今，任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地产企业避税见解研究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地产企业避税见解研究论文 篇1：

美国高收入阶层收入份额变动研究的新进展

[关键词]高收入阶层；收入份额；影响因素；高管

[摘要]美国次贷危机后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日益引起政府和民众的关注，而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变化、收入来源和影响因素自然成为研究的重点。本文从美国高收入阶层收入份额变动的研究历程着手，梳理了自库兹涅茨以来的研究成果，认为：美国高收入阶层收入份额呈现u型特征；利用税收数据来研究高收入阶层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对高收入阶层的人口特征的研究表明，二战前的高收入者主要是企业主和依靠资本收入的资本家；关于高收入阶层收入变动最核心的研究可能是影响因素的研究。

收入分配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之一，也是关系到民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因此自古典经济学以来一直是研究的热点。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贫富差距扩大和两极分化加剧，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尤其是2007年次贷危机的发生，使得人们更加关注低收入人群的家庭债务和公司高管的天文报酬。民众大都有一种追求公平的意识，关心社会的经济资源在个人之间的分配情况，因此，国民收入如何在不同收入阶层间进行分配，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来源、人员构成和影响因素等问题成为收入分配研究的焦点。

一、美国高收入阶层收入份额的研究历程

对于高收入阶层的分析始自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1953)对美国高收入阶层在收入和储蓄中份额的分析，他首次使用税收资料来测算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情况，而当时只有高收入者才纳税，因此这也是当时唯一比较准确的衡量高收入阶层收入情况的数据来源。库兹涅茨主要计算了1919-1947年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当然在分析时为避免战争的影响，有时分析的时间段是1919-1938年。其主要内容包括：(1)高收入阶层的平均收入份额；(2)收入来源内涵、总收入核算、收入单位差异及时间等因素对核算结果的影响；(3)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在经济周期中的趋势和变动情况；(4)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与储蓄关系及变动等。此处的收入份额指的是纳税申报中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数与总收入的比值，而且他不是按照纳税单位或家庭计算的，他的数据反映的是个人的收入情况。基于各种假定条件，他得出的结论是：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在1939-1950年间是下降的，这种下降与个人的储蓄率有直接关系；同时，高收入阶层特别是最高的1％群体的收入主要靠资产收入(主要是股息和利息)，占有全部股息的64.7％，利息的27.5％，而且这最高的1％阶层的资产收入占总收入的40.1％，那最低95％的阶层主要靠工薪收入。加特·阿伦(Garter M.Allan，1954)利用库兹涅茨的数据，在考虑了公司未分配利润和公司所得税后调整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发现最高5％阶层在1937-1948年里的下降幅度只有5％-13％(与公司所得税是否转移有关)而不是库兹涅茨的25％。维克托·佩洛(1955)专门写了一本书《美国各阶层的收入分配》，对库兹涅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做了批判，认为库兹涅茨的统计体系最大的毛病是用个人的收入分配代替了社会阶级间的国民收入分配，这将导致家族成员可以分散收入情况以逃避纳税，另外他只关注高收入阶层而忽视了底层大众的收入情况，还有他的这种方法大大压低了高收入者所得份额。佩洛计算所根据的材料与库兹涅茨利用的一样，但对考虑了各种情况做了一系列的更正后的结果比库兹涅茨要高很多，说明高收入者所占份额要高于库兹涅茨数据。戈德斯密斯(Selma F.Goldsmith，1957)以消费个体为研究对象，考虑了通货膨胀和税收影响后，研究了1929-1956年最高5％阶层的收入份额变动，结论是不断下降趋势，与库兹涅茨的结果相似。罗伯特·李普曼(Robert J.Lampman，1962)对美国财富拥有者的人员数量、特征和家庭、职业及各种行为都有分析，尤其是政府的税收政策对他们的影响，通货紧缩或膨胀对他们有何影响等等问题做了阐述，其分析的角度侧重财富拥有者，同时也发现最富有的1％的财富占全国财富的份额在1930-1956年是波动下降的。

对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分析在经过三十多年的沉寂后，终于又开始走上一个高潮期。丹尼尔·芬伯格和詹姆斯·波特巴(Daniel R.Feenbergand James M.Poterba，2000)依据财政部个人所得税模型测算了1960-1995年最高0.5％收入阶层的调整后毛收入及工资收入，结论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呈现递增趋势，说明收入集中度越来越高，不平等加剧。同时税改对收入统计造成了一定影响，因此1986年的税改与收入集中有关。然而其时间序列与库兹涅茨的序列不匹配，而且只统计了最高0.5％阶层的收入份额，其他没有涉及。托马斯·皮克蒂和伊曼纽尔·萨伊兹(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2003)在前人的基础上，借鉴库兹涅茨和他人的经验，利用税收资料建立了横贯百年的长时期的时间序列。此处的收入包括纳税申报中的所有收入项目：工资和薪金(包括奖金和实现的股票收益)、商业收入(个体、合伙和小规模经营净收入)和资本收入(股息、利息、租金和其他投资收入)，另外不包括像福利救济、退休金、失业保险及伤残保险等政府的转移支付。他们主要考察了最高的那10％(P90-100)、1％(P99-100)和0.1％(P99.9-100)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的变化情况。数据显示从1913年到2006年美国的高收入者收入分布呈现出U型特征，19世纪20年代有所上升，1929年达到最高点，随后出现下降趋势，二战期间下降幅度达到50％，二战之后到上世纪70年代期间，高收入阶层收入份额一直处于较低状态，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如果对那10％的高收入群体细分，发现只有最高的那1％(P99-100)和0.1％(P99.9-100)出现明显的U型特征，接下来代表中高收入阶层的那4％(P95-99)和5％(P90-95)没有出现类似那1％的U型特征，而是在二战中收入份额下降后保持比较平稳和缓慢的上升趋势。如果按收入来源分析，发现资本收入自二战后下降明显，这是导致整体收入份额下降的一个关键因素，近三十年来的上升趋势则是由于劳动收入份额增加导致的。杜梅涅尔和列维(Dumenil and Levy，2004)从阶级、所有权和收入角度对美国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来源做了详细分析，发现工人工资份额下降，高收入阶层工资收入上升，主要是高管人员工资导致的，另外资本收入仍然是美国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来源。此后，阿特金森、皮克蒂和萨伊兹(Atkinson，Piketty and Saez，2009)结合其他研究

人员对其他发达国家研究成果做了国际比较和详细分析，发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讲英语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大都出现了高收入阶层收入份额增长趋势，而在欧洲大陆型国家里基本没有大的上升趋势，保持了比较平稳的状态。萨美勒尔(Estelle Sommeiller，2006)利用税收资料专门研究了1913-2003年美国区域收入不平等情况，比较了各州的高收入阶层收入份额的差异。芬尼和欧文(Ross Finnie and Lan Irvine，2006)从代际流动性和性别角度对高收入阶层进行了分析，发现高收入阶层存在相当高的代际关系。罗尼和温登斯壮(Jesper Roine and Daniel Waldenstron，2009)运用计量经济学中的结构突变技术研究了美国及其他一些发达国家高收入阶层收入份额数据，得出结论是盎格鲁一撒克逊和欧洲大陆型国家没有所认为的截然不同，发现北欧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美国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只不过相对滞后。阿特金森和列维(Atkinson and Leigh，2010)着重分析了美国与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等5个具有相似背景和税收制度的国家的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发现这些国家的最高1％和0.1％群体都出现相似的变动趋势，并且国家间具有非常强的相关性。

二、数据质疑

采用国税局的税收申报资料来统计测算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是研究高收入群体收入与财富集中度的一项重要手段，一方面它克服了一般人口普查过程中的偏差，另一方面税收资料相对比较完整，跨期也比较长，是其他资料所不具备的。然而，自使用这一数据以来就遭到了一些专家学者的质疑，对其数据的准确性及能否表示收入不平等程度表示怀疑。皮克蒂和萨伊兹(Riketty and Saez，2003)简单介绍了统计测算的方法、收入内涵及统计单位，与库兹涅茨的不同之处在于单位，此处没有采用个人而是以纳税人为单位，所谓纳税人单位就是与家属生活在一起的夫妻或者单身者；收入是所有纳税申报中的在任何扣除前的工薪、资本收入、商业收入等所有毛收入，不包括转移性收入；采用的方法是简单的线性插值法，与芬伯格和波特巴只根据纳税申报的所有收入与所有成年人口来测算不同，其考虑了非纳税人的情况并根据国民收入和其他微观材料进行了估计和调整。阿特金森、皮克蒂和萨伊兹(Atkinson，Riketty and Saez，2009)专门针对数据测算中出现的关于方法、人口和收入问题做了总结和阐述，也指出了此项数据可能存在的不足之处，并与来自住户调查的数据做了对比。关于税收数据的缺点，他们指出主要有以下几点：(1)序列只研究了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变动情况，自然忽视了对底层收入家庭不平等情况的分析。由于纳税申报的家庭或个人一般局限在高收入阶层，这在二战之前更为明显，当时只有很少的人纳税，所以就存在一个利用税收数据如何度量整体收入的困难。(2)收入的定义和分析单位可能会造成统计数据的差异，不同年份对应税收入的定义是不同的，这将造成收入比较方面的困难。(3)税法在这一百年时间里的申报规则的变动也会影响应税收入的计量，存在一定的不连贯性。(4)由于免税和避税政策的存在，使得此数据序列与真实值有偏差。他们认为虽说税收数据有缺陷，但并不意味着这些数据是毫无价值的，就像其他所有的统计数据一样，都与实际情况有偏差，估算这些数据偏差的幅度，还是可以估算出收入份额变动的趋势。针对税收(IRS)数据高于当前人口普查(CPS)数据的情况，其原因他们认为是CPS数据可能无法完全包含高收入者的资料，而且高收入者在调查中也会低报其收入情况，对于税率变动导致收入转移情况，他们认为可能存在夸大的情况，因为税率在短期对收入转移有影响，从中长期看，税率的影响并不大。因此，他们认为税收所得的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是可信的。

为了验证高收入阶层收入份额变动与其他收入不平等的指标的关系，列维(2007)将美国及其他12个发达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收入份额与基尼系数、阿特金森指数等指标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表明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是对不平等指标体系的一个补充，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可信的指标。

但质疑的声音也不少，雷诺兹(Alan Reyn-olds，2007)就针对皮克蒂和萨伊兹的数据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批评分析，从商业收入、投资收入、税率影响、资本利得、个人储蓄等方面分析各项内容对收入统计的影响，认为税率下降导致公司收入向个人所得转移，公司高管偏好股票期权，免税或延税促使投资收入从应税收入中消失，这些都会影响纳税申报中的应税收入。他还认为皮克蒂和萨伊兹的数据没有考虑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收入，如果考虑这部分收入，那么收入份额还会降低。最后的结论是利用税收资料得到的结论是有偏差和误导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没有大幅度的上升趋势。

伯恩斯等人(Richard Burkhauser et al，2008)利用美国公开的和内部使用的当前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多重填补方法(Multiple ImputationApproach，MI)测算了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此MI数据与皮克蒂和萨伊兹(PS)的数据相比有以下特点：(1)MI数据整体上比PS要低，原因可能是MI包含了转移收入而PS没有包括。(2)对于P90-95和P95-99两个层次来说，MI和PS数据非常接近，其中P90-95的5％阶层在1975－2004年间相对稳定，占总收入的10％－12％，但P95－99的4％阶层略有差异，MI数据从1975年的10.5％上升到2004年的12.5％，而PS数据从13％上升到15.1％。(3)差异较大的是那最高的1％(P99-100)阶层，1975-2004年间都呈现快速上升趋势，MI数据从1975年的5.4％上升到2004年的9.8％，而PS数据从8.0％上升到16.1％。从数据走势上看，MI数据在1993年出现急剧上升，原因是1993年美国人口普查规则进行了重新设计引起的，而PS数据在1987年左右也出现了大约4％的跳跃，原因是1986年税率改革导致应税收入剧增，乔尔·斯莱莫德(Joel Slemrod，1995)分析了1986年税收改革对高收入阶层纳税申报的收入的影响，认为税率下降引起高收入者申报收入的增长，部分是从公司利润转移到个人收入中去导致的。因此，统计偏差及规则变动带来的统计误差对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的影响程度难以估量，如果考虑这方面因素，收入份额增长幅度可能相对要低些。

阿特金森等人针对伯纳斯等人的质疑作出回应，他们仍然坚持认为伯纳斯使用的人口普查数据在设计和调查过程中存在漏洞，会低估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情况，并认为伯纳斯等人夸大了税率

对收入转移的长期影响。皮克蒂和萨伊兹(2008)对雷诺兹(2007)的批评也做了回应，对调查误差、收入内涵、税收影响几方面一一做了解释，认为其批评是站不住脚的，坚信美国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变动是真实的。

三、人口特征研究

对高收入阶层的人口特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员构成、职业分布、收入来源及收入流动性等方面，但由于资料来源上有很大局限性，因此目前的研究成果并不多，也没有形成一定的共识。

首先是人口特征方面的研究。库兹涅茨(1953)依据税收资料对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高收入阶层做了分析，发现那时的高收入阶层中年龄在35-64岁并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的占比比较多，而且职业主要是以商业经营和专业技术人员为主。不过库兹涅茨没有提到依靠资本收入的资本家，皮克蒂和萨伊兹(2003)的分析虽然也没有专门分析资本家，但发现二战前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中资本收入占比很大，因此可以推断二战前的高收入阶层中依靠资产收入的有产阶级应该不少。艾沃瑞和埃雷汉斯(Avery and Ellie-hausen，1986)依据1983年的消费者金融调查(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资料对美国高收入家庭的金融特征做了分析，认为收入在5万美元以上的家庭为高收入家庭，占所有家庭的10％左右，研究发现5万-10万美元的家庭相比更高收入家庭来说要更年轻，受教育年限也少，而且多数是夫妇两个都有收入，职业主要是技工和工头，而收入超过15万美元的家庭，55-64岁年龄段的人比重较大，主要是会计师、律师等专业人员及从事金融、保险及地产行业的人员。

皮克蒂和萨伊兹的数据发现资产收入二战后下降并一直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工资收入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迅猛增长，进一步对工资的研究发现主要是公司高管人员的薪酬出现快速增长造成的。但卡普兰和若恩(Kaplan and Rauh,2007)对最高0.1％收入阶层的研究发现非金融公司高管最多只占6.5％，比金融公司高管还少，就是加上运动员、律师后的比例也只有15％-26.5％，因此认为只有高管薪酬暴涨引起高收入阶层收入份额变动的解释似乎比较牵强。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研究还很欠缺，所以基本上还难以准确的描述高收入阶层人群的各种特征，上面的研究工作只是粗略的分析了一些相关情况，需要在微观结构上进一步分析。

其次是收入流动性研究。卡罗尔、琼法安和瑞德(Carroll，Joulfaian and Rider，2006)研究了美国1979-1995年间年龄段在30-50岁的纳税人的收入流动性情况，发现1979年时前1％的高收入者在1995年只剩下30％的人还属于前1％阶层。奥特恩和格伊(Auten and Gee，2007)对美国1987-1996和1996-2005两段时间里年龄超过25岁的纳税人的收入流动性，发现两个时期收入流动性基本没有明显差异，前10％的高收入者10年后基本上仍有60％属于前10％，有40％左右下降到较低阶层中，而对前1％阶层来说，10年后仍属于前1％阶层的比例是45％左右，有超过55％的人下降到较低阶层中，看起来似乎流动性很强，但10年后位于前10％阶层的比例仍超过83％，可见，前1％的高收入阶层只限于高收入阶层内部流动，并没有下降到很低的层级。因此，高收入阶层整体而言流动性比较低，也就是说，高收入者基本上依然是高收入者，这也间接说明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有一定保障性，通过财产继承的可能性很大。由上面两种研究可知，各自的结论有一定不同，卡罗尔等人的收入流动性要远远低于奥特恩等人的结果，其原因与选取的年龄段和时间跨度有关，年龄段越短收入流动性越低，时间跨度越长收入流动性越高。亨格福特(Hunger-ford，2008)也对美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收入流动性做了研究，不过其收入分层只简单划分成均等的五份，无法分析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流动性，不过其关于影响收入流动性的因素分析及收入流动性对基尼系数的影响还是值得借鉴的。其研究表明高学历和年龄小对促进向上流动有显著性，并且高收入流动性有助于降低基尼系数，因此高收入流动性是社会稳定的一个因素。

四、影响因素分析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高收入阶层收入份额的变动呢?不同的经济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皮克蒂和萨伊兹认为二战期间资本收入下降的原因主要有大萧条、战争和高通货膨胀，而对于近30年来工资收入的增长，他们认为主要是公司高管收入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快速增长引起的，至于盎格鲁一撒克逊国家比欧洲大陆型国家的高收入阶层收入份额增长明显的原因的解释，他们认为英语国家的各种“明星”更多更具全球性。另外，他们还认为税收制度变革对资本和工资收入也都有影响，最高边际税率的变动对收入份额起了很大作用，因为一方面较高的财产税率降低了资本积累程度，另一方面较高的个人所得税率降低了工作的积极性。阿特金森(2000)认为收入分配呈现两极分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变、技术进步、国际贸易和金融扩张等，认为计算机技术的出现使劳动需求更偏向于相对高技术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但皮克蒂和萨伊兹(2003)对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却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在美国不同时间的收入差别并不支持这一观点，同样，他们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能简单说就是技术进步或受过良好教育工人供给的变化所导致的，因为收入增长主要集中于最高收入者一端，这个理论不能解释工资收入的增长，他们还认为社会规范的变化和政治体制特征是解释近期收入不平等差距扩大和高收入者所占收入份额增长的重要原因，这些因素影响了包括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在内的英语国家。

卡普兰和若恩(2007)结合皮克蒂和萨伊兹的数据和关于高收入者的公开资料，研究了哪些人构成了最高收入阶层，通过分析发现金融业高管比非金融业高管的比例要高些，同时还发现金融业高管收入增长比非金融行业高管要快很多，说明金融业的发展是促进高收入阶层收入份额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贝克尔和戈登(Becker andGondon，2008)认为首席执行官(CEO)、明星和运动员能够解释高收入阶层收入份额变动的原因，但卡普兰和若恩的研究相比而言却显得保守，认为最乐观地说也只能解释40％，因为高收入阶层除了这几类高收入者外还有其他私人公司高管及大富豪等。至于影响因素，卡普兰和若恩认为与明星效应、技术偏向、规模效应等有关，而与贸易、高管“偷窃”、社会制度等似乎关系不大。

在影响因素中税收制度应该是一个最关键的要素，很多研究估计了最高边际税率和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阿特金森和列维(2010)对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研究结论是，税率可以解释高收入

阶层收入份额增长的30％-50％。艾德瓦瑞登和皮克蒂(Facundo Aldvaredo and Piketty，2008)也探讨了各种影响因素，认为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实行的高额累进所得税率和高额的房产税是二战后高收入阶层收入份额没有恢复的一个重要因素，至于近30年里英语国家比大陆型国家收入份额增长幅度明显的原因是工资收入的影响。对税率的研究虽然方法不一致，但基本上都赞成几点：(1)税率是影响高收入阶层收入变动的重要因素；(2)税收通过直接的工作激励和滞后的资本积累两种途径影响收入份额；(3)收入阶层越高，税率的作用越明显。

另外，罗尼、瓦拉科斯和温登斯壮(Roine，Vlachos and Waldenstron，2007)还综合研究金融发展、贸易开发、政府支出、经济增长、人口和个人所得税率等多种因素与高收入阶层收入份额的关系，为了使得各国间的指标具有可比性，采用收入份额比值(例如TOP1％／TOP10％)形式，他们的结论是经济增长、税率、金融发展与收入份额比值有较强的相关性，而贸易只对美国等英语国家有一定相关性，在全部样本中没有显著性。沃尔夫(Edward N.Wolff，2010)对富人拥有的各种资产情况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发现前1％的富人阶层的财富自1922-2007年间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1949-1979年处于最低阶段，这与收入份额的走势不谋而合，两者存在一定的联系，但财富集中度远远小于收入。如果从持有的金融资产分析，2007年前1％的富人拥有国家一半的财富，可见金融发展对收入份额的影响很明显。

四、结论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本文从美国高收入阶层收入份额变动的研究历程着手，梳理了自库兹涅茨以来的研究成果，基本的结论是：

(1)美国高收入阶层收入份额呈现U型特征，由二战前的高位先下降后平稳再上升，尤其是近30年里收入份额出现了迅速增长。从收入构成上看，二战前的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中资本收入占比非常高，而近30年来收入构成中资本收入没有增长，但工资收入、经营收入和资本利得都有所增长，尤其是工资收入更是大幅攀升。上世纪30年代的高收入阶层收入份额的下降主要是由于经济危机和战争造成的，危机和战争的爆发一方面摧毁了富人的财产和收入，另一方面政府在税收、工人工资、产业等多方面采取了有利于工人而不利于资本家的政策。

(2)利用税收数据来研究高收入阶层是一种有效的方法。税收数据虽然存在诸如收入的定义、分析单位、税法税则的变化等问题，会造成一定的偏差，但经过人工的纠正和修补后的数据是可信的，而且能够提供一个跨越近百年的长期数据资料，对研究美国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变动趋势和构成意义重大。

(3)对高收入阶层的人口特征的研究表明二战前的高收入者主要是企业主和依靠资本收入的资本家，但近几十年来高收入阶层的人员构成发生了一些变化，各种明星、公司高管、金融业人员和各种技术专家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高收入阶层内部的收入流动性远远低于中低收入阶层，说明高收入阶层通过财产继承、教育等手段获得相对较稳定的高收入，有着较强的内部稳定性。

(4)关于高收入阶层收入变动最核心的研究可能是影响因素的研究，总结各学者的观点不难发现基本上是从税收、金融发展、高管薪酬、社会规则变迁等几方面来研究的，虽然意见不尽相同，但也得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税率的下降是造成高收入阶层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是促进收入转移带来“虚假”收入增长，另一方面是税负下降造成财富增长。美国金融业的发展造成资本地位大为提高，资本收益成为高收入阶层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高管由于社会状况、绩效考核、税收规则改变等因素而拥有大量的股票与股票期权，成为一个新的资本家阶层。

笔者认为今后的研究应着重关注：(1)对高收入阶层的职业、人群特征、身份等，做更进一步的分析，以便更好地了解高收入阶层的情况；(2)在影响因素分析时还应探讨移民、通货膨胀、产品市场竞争、意识形态及劳动力特征等方面的影响关系；(3)已有的研究最欠缺的是高收入阶层收入份额变动带来的后果的研究，因此可以从社会和经济两方面来分析，研究收入份额与健康、犯罪、生活质量、信任度、自杀等社会问题的关系，研究与储蓄、消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经济危机等经济问题的关系。

作者：张彤玉 时学成

地产企业避税见解研究论文 篇2：

本刊执行总编朱敏对话全国人大代表宗庆后:中国首富的“造血式”共富

朱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新经济导刊》执行总编

宗庆后

全国人大代表

娃哈哈集团公司董事长

浙江杭州人，生于1945年10月，浙江大学MBA特聘导师。1991年至今，任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10年9月以财富800亿元成为2010年中国首富，这是中国第一次有“饮料大王”成为全国首富。2011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在纽约发布，中国大陆富豪表现抢眼，他以59亿美元位列169位。

娃哈哈集团的北京办事处，深藏于车公庄大街一个普通的住宅小区里，一张长会议桌和旁边散落的几把椅子是几十平米的客厅中仅有的摆设。事实上，即使是娃哈哈集团总部，位于杭州市清泰街的那幢六层小楼，也至多只能用毫不起眼来形容。

“宗总很节俭，至今一日三餐还基本都在公司食堂吃。”对于这里的主人：中国前首富、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员工们如此评价道。

然而，低调绝不是宗庆后性格的单极，他同时还是一个直率、从不隐藏内心厌恶抑或愤怒，甚至可以说有些“口无遮拦”的强悍企业家。作为一位42岁才开始创业，花了20多年时间打造出如今这个拥有550亿元营业收入的庞大企业的花甲老人，或许没人能够真正体会到，得来不易的财富于他的重要意义。所以，他会坚决反对“裸捐”；所以，他会在看到自己的企业有可能被外来入侵者“侵吞”后，激烈地反抗……

阳春之夜，在娃哈哈北京办事处，宗庆后刚应付完两家日本媒体和一家中国著名财经杂志的短暂群访，就立即认真而热情地接受了朱敏总编的特别专访。

让管理层接班也没问题

朱敏：去年以来，“中国首富”一直是你一个最受关注的身份，那么“首富”这个名号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否会带来压力呢？

宗庆后：这个名号实际上是对企业价值、社会责任的一个认同。我是卖水的，既没有搞过暴利行业，也没有搞过钱权交易，经营操作都很透明，所以也没什么担心的。“首富”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使招商变得容易了，所以寻找合作可能会更加方便，尤其是西方，很相信这个东西。

朱敏：财富可不可以多元化地来理解？

宗庆后：对财富的理解确实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为什么经济发展得快，第一步就是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工厂搞了个人承包制，农村搞了土地承包制；第二步允许老百姓拥有私有财产，而且鼓励你发展民营经济，调动一批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朱敏：现在中国社会很关注企业接班人的问题。像你这一代的创业者，如何将这个棒交给第二代？

宗庆后：你所说的第二代，也就是所谓的富二代啊。我敢说最起码一半以上不会接班，因为第一代的创业者应该都比较穷困些，文化水平也不高，但是第二代大多数都去国外读过书，所以他的文化水平普遍比较高，想法也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从事的都是一些比较低层次的行业，他们想干的可能就是别的一些行业啊。他们要是不愿接老爸的生意也可以，做另外的生意都是可以的。

朱敏：年轻人可能向往更高端更酷的一些新商业模式吧！我们知道你的女儿宗馥莉小姐很优秀，你有没有考虑过：将来是培养自己的女儿，还是培养另外的经理人？

宗庆后：关于这个接班问题，我认为就是让管理层接班也没问题啊！股权可能是子女接，管理者可能是管理层接。当然现在中国企业的管理层还没成熟起来，但我想将来人们的寿命比较长，像我们这批人可能还能够干些年吧。这些年我们也把自己的企业慢慢给规范起来了，像我这些年也是在管理层上慢慢规范，并且也在分期授权，确实也在培养一批能够顶上去的管理层接班人。

“家文化”

2010年，娃哈哈集团实现营业收入550亿元，利税112亿元，上交税金46亿元。在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营业收入位列第八位、纳税第二位、利润则高居第一位。这一切，宗庆后用了24年，其中种种被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波折，更是已沾染上了一些传奇色彩。

1962年，17岁的宗庆后初中毕业后响应国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先后在舟山和绍兴的农场里度过了15年，每月仅拿28元的工资。回杭州后，他顶替母亲做过教师，后又当过工人和供销员。1987年，通过承包经营杭州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娃哈哈的前身)，宗庆后开始走上自主创业之路，带着三名员工和14万元借款。从第一年沿街叫卖棒冰、为学校提供笔记簿，到次年与浙江医科大学合作开发出第一件产品：娃哈哈儿童营养液，再到上世纪90年代初靠兼并小企业奠定快速发展的基础，最终，1996年，娃哈哈凭借与法国达能公司的合资，一举成为中国国内最大的饮料企业。

早在创业前，宗庆后就曾自学企业管理，并取得浙江工人业余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大专文凭。但熟悉宗的人都知道，伴随其整个青年时期的《毛泽东选集》，才是他管理和企业战略上所奉行的“圣经”。而事实上，宗庆后也的确是娃哈哈3万名员工的“精神领袖”。每年春节，他都会来到娃哈哈生产一线，给每一名外地青年员工敬酒、发放红包，并与他们一起合唱《团结就是力量》。这是宗庆后最喜欢的歌曲之一，逢公司重要场合，他必指挥大家一起高唱此曲，雄壮的旋律会瞬间将娃哈哈员工的热情点燃至沸点。

“家文化”正是宗庆后所强调的企业文化。有数据显示，自1987年公司成立以来，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增长7倍，而娃哈哈员工的平均年收入则整整翻了几十倍。无论是最初的BP机，还是后来的大哥大、手提电脑、智能手机……任何新科技出现在穿着工装裤的娃哈哈员工身上都并不新鲜，难怪至今仍用着普通手机的宗庆后会“抱怨”：“我的员工消费水平比我高。”

而在房价水涨船高的今天，“居者有其屋”已成为许多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望时，娃哈哈更是已分配住房达1300多套。大多数员工都实现了“户均一套房、人均一间房、功能配套、设备齐全”的小康社会住房标准。

在2011年“两会”上，宗庆后针对国有企业股权改革有一项颇为引人瞩目的议案，即建议国企员工都可持股，并按贡献大小定期调整持股额。实际上，从1993年开始，娃哈哈就已采用全员持股策略，目前公司已有1.7万名员工持有娃哈哈股份。“这个效果蛮好的，一个是要增加老百姓的资产性收入，第二个使员工真正当上主人。”宗庆后说。

在娃哈哈这位“家长”眼中，做慈善首先意味着应该让自己的员工先富起来。而种种激励员工的举措，不仅能为企业创造利润，同时也等同于为社会创造财富。“我们的财富，无非是目前以个人的名义在掌管，到一定时候都将是属于社会的。”

“扶植成一个产业，给它造血功能”

朱敏：作为著名的企业家，你是怎样参与慈善行动的？

宗庆后：中国有句古话叫“救急不救穷”，救穷是越救越穷，这是我认同的理念。我们碰到大的自然灾害，捐得就比较多。救穷就得帮穷困的人建立自我造血的能力吧。娃哈哈每年过年时都会参与“春风行动”，好几年我们都是捐了几百万的。

朱敏：你对慈善家是如何定义的？

宗庆后：我认为首先要为社会创造财富；第二，你先把自己企业的员工弄好，让他们生活富裕起来，收入不断提高；第三，你有钱了再做点慈善事业，但是做慈善也还是得帮助人培育造血功能。最高境界就是你要为社会创造财富。

朱敏：我发现你有很深的教育情结。

宗庆后：娃哈哈的前身是校办企业嘛。当然，再往前讲，我母亲退休前一直是小学教师，我自己又是初中毕业就读不起书了。我想今后国家能不能培养出人才，关键就在教育，下一代有文化才能把国家建设好。但我处在做企业的位置，关键还是要帮助人家培育造血功能，让他们勤劳致富、真正脱贫。所以，我们在很多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建了很多工厂，按照经济规律，是不应该到那个地方去建厂的。

朱敏：你会时不时去看一看你在这些贫困地方建立的工厂吗？

宗庆后：我肯定要去看的，从建厂、选址到投产都会去。投产后每年也要去看的。

朱敏：怎么选择援建哪些地方和项目？

宗庆后：目前为止，大多是政府分下来的对口任务，有时也是地方自己找我们的。

朱敏：第一个做的扶贫项目是哪个？

宗庆后：我们第一个扶贫投资在涪陵，也是三峡库区。那是1994年，当时省政府动员我们去对口支援，有领导也对我说了，风险太大了。但我已经跟人家承诺了，所以还是坚持做下去了。当时那里的工厂破破烂烂的，工资也发不出来，我们全给收下了，有一个酒厂、一个糖果厂、一个饮料厂，还有一个罐头厂。

朱敏：当时投入了多少资金？

宗庆后：我们刚开始投了4000万，后来又不断在增加投资。现在已经有四期投资了，还在别的地方建立了分厂。当时它那个地方四面都是山，建厂房很困难，打地基都要靠人往下去挖洞。

朱敏：现在这些工厂是什么情况？

宗庆后：我们去了以后应该带动了一大轮投资，现在留下的工厂里面，我们的算最好的了。因为我们做得比较好，政府有扶贫任务也就都愿意交给我们做，贫困地区也愿意来找我们。这些项目都发展得很好，不少都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利税大户，所以我们跟达能打官司，很多地方政府都支持我们，因为做了贡献嘛。

朱敏：有没有你们自己主动寻找的？

宗庆后：很少，基本都是国家任务。比如1997年全国工商联让我们到西藏去扶贫，去考察的企业很多，但那次只有我给投资了。

朱敏：你不怕有风险吗？

宗庆后：任何事情都有风险，我们是扶贫，所以就算有风险也还是要去做的。我们去的时候都是荒无人烟的地方，都需要我们去考察，就跟拓荒一样。如果真的要脱贫的话，就要把它扶植成一个产业，给它一个造血功能。我们投资的工厂都力争做到当年投资当年投产。

朱敏：你所扶贫的地方解决多少人的就业问题？

宗庆后：娃哈哈现在大约是3万人，杭州就有几千人，其他大部分在贫困地区吧。

“造血式”共富

2010年12月，青藏高原上一家刚刚成立一年的食品公司开始正式投产。它占地面积108亩，主要生产热灌装饮料、碳酸饮料、水、果汁饮料等产品，员工约150人。这家位于西藏拉萨的公司不仅有着从德国、意大利、瑞士等地引进的一流生产线，还创造性地利用当地特色资源：青稞，投资开发出诸如“青稞八宝粥”、“青稞面”、“青稞麦片”、“青稞营养粉”等一系列产品，为西藏地区遍地可见的这种植物找到了一条出路。

没错，这家公司正是属于娃哈哈，预计其年产值将达到两个多亿。2009年8月，娃哈哈公司参加了全国工商联组织的西藏拉萨投资考察活动。考察结束三天后，宗庆后立即拍板确定了在西藏拉萨投资建厂的方案，并和拉萨经济开发区签订了投资协议。一个多月后，西藏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在拉萨即正式注册成立，总投资23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5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娃哈哈是此次赴藏考察团60多家大型企业中惟一一家切实投资的公司。娃哈哈聘请的各类技术、管理人员赴藏考察建厂筹备工作时，那里还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地区，以至宗庆后将其评价为一次“拓荒”行动。

实际上，娃哈哈集团自参与扶贫项目以来，对其可行性的质疑声就从未停止过。

1994年，娃哈哈响应国家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的号召，初始投资4000万元，在重庆涪陵地区兼并了三家位于库区、濒临破产的糖果厂、罐头厂和酒厂，从而成立了其第一家外地分公司，使千余名工人避免了下岗的命运。

在《纽约客》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那本著名的回忆录《江城》(River Town)中，涪陵这个重庆以东90公里的江畔小城，是座古老而破旧，污秽且封闭的地方。与有着“人间天堂”之称的杭州相比，位于川东地区的该地交通不便、气候潮湿，各种工作生活条件都无法让人满意。

早在建厂之前，这个决定其实就曾遭到很多人反对，而据说当娃哈哈组建班子成立起来后，也无人愿意到那个穷乡僻壤处工作。最后，还是宗庆后开导他们，并亲自带领着二十多个人，在那里干了一个多月。“当时那个地方四面都是山，建厂房很困难，打地基都要靠人下去挖洞。”宗庆后回忆说。

如今，经历四期投资的涪陵分公司，已成为当地效益最好的企业之一。涪陵生产基地实行“本土化”管理，运行十余年来，产值、利税连年增长，原来三家发不出工资的企业，到2003年，员工人均年收入已达到1.6万元。而其更重大的意义在于，涪陵生产基地一举安置了1200名三峡移民就业，使他们的收入比原来增长了7倍。同时，娃哈哈还为库区移民盖起了新房，使这些移民员工家庭都住上了100平方米左右的厂建新居。

而涪陵公司的经验，也让宗庆后和娃哈哈在扶贫方面赢得了声誉，很多地方政府都主动找上门来，其支援帮扶的步伐也越迈越大，西部地区、革命老区、贫困落后地区、民族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都出现了娃哈哈的身影。迄今，娃哈哈已在这些地方共投资53.84亿元，建起了57家分公司，累计实现销售收入388.78亿元，利税103.84亿元。

此外，娃哈哈此举也惠及到其经销商和供应商。不少经销商在开始承接娃哈哈生意时都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临街小店，而如今，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成长为有相当规模的贸易公司了。而通过供应商，娃哈哈也给很多农民开辟出一条利润颇丰的收入渠道。比如通过作为娃哈哈糯米、米仁供应商的江苏金田野公司，娃哈哈就与当地2万多农户签订了收购合同，解决了当地农产品的出路问题。由于娃哈哈主营产品中，茶饮料、果汁饮料、乳品及乳饮料、八宝粥、方便面等均是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深加工而成，所以很多地区还出现了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不少农民都跟着娃哈哈的发展不断调整农作物结构。

“我是实实在在地做事”

朱敏：在你的观念里，简单地捐款只是“输血”，而你更偏重的是“造血式”扶贫。这与好多企业家做法不一样。

宗庆后：我提倡“造血”，但“输血”我也做了很多啊，比如我们也捐了很多希望小学，我记得有一年就捐了二十多所，因为希望工程还比较规范嘛。但为什么我不赞成裸捐呢？资本让你在能创造财富的时候创造更多的财富，你全部送完了就没有创造财富的能力了嘛。

朱敏：你关注你所捐助的公益项目的落实吗？

宗庆后：我没有办法关注啊，中国还没有建立起真正透明的慈善制度。捐钱后无法知道给谁了，捐了就捐了。

朱敏：其实现在有办法关注的。去年福耀玻璃的老总曹德旺与扶贫基金会合作的西南五省两亿捐助就开创了中国慈善问责第一单。

宗庆后：我现在精力也顾不过来的，觉得总还是发展企业要紧吧。

朱敏：你在这方面怎么评价自己？

宗庆后：我觉得我是实实在在地在做事。

朱敏：你一直强调企业家首先是搞好自己的员工。你的公司有1.7万多名股东，是不是全员持股？

宗庆后：所有员工，三年以上就可以持股，按照技能、工龄、工钱，不同级别。1992年就开始这样做了。这个效果蛮好的，一是要增加老百姓的资产性收入，二是使员工真正当主人。

朱敏：你觉得你的观念和中国舆论普遍认同的观念一样吗？

宗庆后：有点不一样啊，他们是捐多少钱就算有多大慈善心。我是帮他们富裕起来。

朱敏：其实你的慈善观可能更符合现在提倡的企业社会责任。但老百姓的观念可能确实不一样，为此你觉得舆论给你的压力大么？

宗庆后：压力是肯定有的，但我这个人抗压还是比较强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思想的撞击

扶贫并不意味着自我牺牲。因为“穷则思变”而成为企业家的宗庆后，找到了实现扶贫与公司创收的双赢方法。比如对于涪陵分公司，宗庆后并没有一开始就大规模投资，而是利用库区淹没的时间差，利用原有厂房，调整产品结构迅速投入生产。

然而宗庆后也坦言，目前参与的项目，大多是政府分下来的对口任务，很少是自己选择的，这就造成他们成立的很多具有扶贫性质的企业，在大多数人眼里是完全不符合经济规律的。

除了在贫困地区建厂以外，这些年来，娃哈哈也捐助了不少公益项目。由于中国还缺乏透明的慈善体制，项目的落实结果其实也很难追踪。“现在也顾不过来，还是发展企业要紧。”宗庆后说。

颇为巧合的是，中国另一位民营企业家领军人物——联想总裁柳传志也曾有过类似观点。他认为，由于中国的慈善目前还存在很多制度和体制的问题，因而，尽管现在有些人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但更多的资源或许更应该注入经济继续发展之中。柳传志的这一言论，针对的正是2010年底事先张扬、事后却很快归于沉寂的“巴比晚宴”。“他们那次来并不成功。”宗庆后毫不讳言。

2009年，巴菲特和盖茨开始秘密筹划一项新事业。他们先后举办了三次聚会，邀请洛克菲勒家族掌门人大卫·洛克菲勒、纽约市长布隆伯格、黑石集团董事长皮特·彼得森、金融大鳄索罗斯等全美国最富有的一群人探讨一个共同的主题：如何更有效地做慈善？而得出的结论是：汇聚人类历史上数额最为庞大的一笔慈善资金。尽管巴菲特和盖茨两人已堪称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要取得其所希望的慈善成果，他们还需要更多的帮助。而达到此目的最直接也最有效的方法是，让那些富可敌国的人共同宣誓，在其有生之年或临死之际，捐出自己至少一半的财富。这个被称为“捐赠誓言”(The Giving Pledge)的项目，也成为了2010年震动全世界的一件大事。

“捐赠誓言”的理论基础来自于2008年达沃斯论坛上盖茨一篇题为《对21世纪资本主义的新见解》的半小时演讲。其中，他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名词“创造性资本主义”(Creative Capitalism)，即利用市场力量，创造一个新的企业网络，缩小贫富差距，既造福穷人又惠及富人。运用到慈善领域中，就是让富人将捐款视为一种投资，用风险投资战略和研究工具管理“投资组合”，并实现生产效率革命。换句话说，超级富豪们的慷慨捐赠，并不仅仅是善款数额的简单扩大。50%属于美国富豪的钱财，最多只能带来6000亿美元，但他们所起到的带头作用，在遍地都是中产阶级、百万富翁的美国，却意味着未来有可能上万亿美元的捐赠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完全颠覆。

然而，当巴菲特和盖茨欲将此概念推广至中国时，尽管他们对这里的特殊性早有准备：二人特别强调，“中国之行”重在交流，并非劝捐，但由于中国慈善机制和法律的缺位、民间普遍存在的“仇富”心理，以及“传承”、“财不外露”等传统财富观的种种复杂因素，响应者寥寥。“我那时刚好要去参加福布斯CEO年会，所以没有去。我这个人不大愿意出去凑热闹的。”宗庆后对此解释道，“本来就挺引人注目的了，再高调一点更麻烦。”

虽然慈善观念在西方几经演变，但在宗庆后眼中，西方的那些基金会，主要目的还是在于合理避税，“基金会还是他们控制的，有的还是把人家的钱放在自己袋里的生意，这并没有增长财富。”自三年多前娃哈哈与达能的合资纠纷之后，宗庆后对资本再一次发起“控诉”，“我们是创造财富搞实业的人。”

在宗庆后2010年荣登胡润百富榜榜首后，该榜创始人胡润特意评价道：“这是中国第一次有‘饮料大王’成为全国首富。”相比以往很多通过上市圈钱、靠股票市值提高身价的“首富”，胡润的语气中透露出对这位靠实业打拼出来的企业家的赞赏。但现实是，2011年的新首富已然易主：百度CEO李彦宏，出身于备受资本市场追捧的科技界。

“最希望建中国的诺贝尔基金会”

朱敏：你怎么看待自己几百亿的资产？

宗庆后：它是社会的，所以还要再投资，再创造就业机会。

朱敏：很多企业家到了一定阶段就会思考他的财富到底何去何从，在美国几乎所有大企业家都成立了自己的家族基金会，然后一代一代地往下传。

宗庆后：他们的遗产税很厉害，他们的资产是死的，而不是活的现金，要继承财产就得交遗产税，他们交不起！

朱敏：所以你觉得中国目前还是不适合推广这种家族基金会的做法？

宗庆后：我现在不同意这个做法，还是鼓励去投资，但以后或许也是趋势吧……我觉得，老了干不动了的时候，也可以拿一些钱出来这么做吧！

朱敏：其实美国富豪做慈善不一定都是为了避税吧。比尔·盖茨就不一样啊，他现在可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慈善事业中去了。

宗庆后：他的企业已经有人帮他管了。他自己不用操心，企业一样也运转。我现在还没到这个程度呢！

朱敏：你向往盖茨这种生活吗？

宗庆后：如果企业到这个阶段，我也愿意嘛。其实，我是最希望能建立一个类似诺贝尔奖基金会，鼓励我们国人创新。诺贝尔奖老欺负中国人，哪有中国人的份？其实中国人很聪明的！

朱敏：如果你建立了类似诺贝尔的基金会，让你自己选择的话，会资助一些什么项目？

宗庆后：我还没仔细考虑过，但主要会是在科研开发上。

朱敏：你觉得中国慈善业比西方做得好的是哪些方面？

宗庆后：西方的富人做慈善，很多是合理避税，基金还是他控制的。中国做慈善动机更纯粹吧。西方有的慈善基金是把别人的钱放在自己袋里的生意，这并没有增长财富，我们是创造财富搞实业的人。

朱敏：或许，这恰恰源于我们的制度缺失，而不是动机谁更纯粹的问题。你觉得盖茨和巴菲特去年来华有没有对中国的慈善环境产生影响？

宗庆后：其实我倒觉得他们做得不成功，他们后来也不敢说是来劝捐的嘛。

朱敏：如果当时你要有时间的话，会去参加他们的晚宴吗？

宗庆后：也不一定。那时刚好要去国外参加福布斯的一个年会，所以没有去。其实，我这个人不大愿意凑热闹的。

朱敏：你还是那种比较中国式传统、比较低调的企业家？

宗庆后：本来就挺引人注目的了，再高调一点更麻烦。

首富转型？

过去数十年中，宗庆后积累的每一分财富，几乎都来自于利润微薄的加工制造业。即使在房地产行业最赚钱的前两年，他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坚决不涉足房地产这一暴富领域。不过，随着2010年民工荒和通胀加剧等种种因素的紧逼，即便是这位曾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中为数不多的“实业派”，也开始考虑向多元领域发展。宗庆后曾透露，2010年娃哈哈因为大宗原材料涨价“吃掉”的利润至少就达50亿元。

“娃哈哈现在有了多元化的需求，也有了能力，关键是寻找机会。我们现在一是总体上往上下游发展，二是面向一些高新技术企业。”宗庆后说。继2010年请荷兰一家工厂贴牌生产奶粉，从而进入奶粉业后，娃哈哈下一步的目标是涉足商业地产，自己做购物中心和超市，“从外商手中夺回零售业”。而经过一年多的“摸底”后，宗庆后还准备将矿业作为今后的发展方向之一，实现对稀缺资产的储备，获得较高投资回报，从而反哺实业。他还考虑，拆分出的这些新产业，也可以进行独立上市。

“我白手起家，没搞钱权交易，没搞暴利行业，不介意被人称为首富，我也不怕当首富，这正是对我个人和企业价值的肯定，而且这让更多人关注到娃哈哈，对外合作的机会也多了。”眼下的宗庆后已日益表现出对资本的开放心态。

其实2011年，卸下了“首富”光环的宗庆后也收获了一个新身份：浙江红土创业投资公司副董事长。这不仅是宗庆后非主业之外，正式宣布投资的第一个多元化项目，也是娃哈哈参与资本市场的第一次实践。

2010年底，宗庆后受邀到斯坦福大学演讲，这期间，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硅谷创新基地的工作人员带他去美国的科技中心硅谷走了一圈，这也最终促成了宗庆后1亿元入股红土。而此举既包含其未来向科技转型的战略，同时借助红土基金，宗庆后也希望能帮助浙江一批中小企业实现产业升级。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或许也不失为一种公益之举。

2009年，娃哈哈为健全公益行为的实施机制，拓展慈善平台，正式成立了专门从事慈善、公益活动运作的“娃哈哈慈善基金会”。而此前，宗庆后女儿宗馥莉的“馥莉慈善基金”就已率先成立，由杭州娃哈哈宏胜饮料集团出资1000万元。相比父亲，有着海外背景的宗馥莉更注重引进国外NGO组织的先进理念，要求由自己的基金管委会亲自负责选项、跟踪以及执行。事实上，一向传统的宗庆后也表示出一些“西学东渐”的愿望。“我最希望能有笔类似诺贝尔奖金的基金，鼓励我们国人科研开发上的创新。”

一个盛行的传言是，凡事事必躬亲的宗庆后曾经连集团换把扫帚，都要有他亲自的“朱批”。而目前已经年过65岁的宗庆后，也仍然没有退休的打算，但他同时也表示，娃哈哈内部已经开始分级授权，逐渐把权力下放。诚然，宗庆后这一代创业企业家还一时无法像比尔·盖茨豁达地将公司交由职业经理人打理，自己专心于慈善公益事业。但这样的时刻，或许在中国总有一天将会来临。

作者：卢璐 文昌

地产企业避税见解研究论文 篇3：

期刊编辑策划应考虑办刊与举办大型活动双向互动

[摘要]大型活动策划越来越被国内外报刊社看重。通过大型活动与刊物的良性互动，报刊社可以拓展市场、广泛联系受众、树立品牌形象。进而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

[关键词]大型活动　编辑策划　影响力

[文献标识码]C

作为拓展市场、联系受众、树立品牌形象的重要手段，大型活动策划逐渐为国内外报刊所看重。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税务》杂志借鉴其他报刊的办刊经验，融编辑策划于筹办大型活动之中，连续八年举办纳税百强活动，通过活动与办刊的双向互动，实现了知名度的稳步提升和影响力的复合积聚。

一、审时度势　谋在机先　彰显纳税百强新闻价值

在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的今天，纳税数据逐渐成为衡量企业综合实力、反映企业诚信程度、展示企业良好形象的重要指标，媒体、企业、公众对纳税问题的关注程度与日俱增。把握市场趋向，顺应读者需求，《中国税务》杂志从2001年起连续八年推出以纳税数额为评价依据的纳税百强排行榜，举办以税企互动交流为主要特点的纳税百强新闻发布会，开展以宣传企业贡献和形象为基本内容的品牌推广活动，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提升了刊物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1　纳税百强活动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好评和推崇

(1)各类媒体争相报道。中央电视台多个频道，包括收视率极高的《新闻联播》节目，迅速、连续、多次播出纳税百强排行榜的概要和评述，吸引了亿万观众的眼球。每次纳税百强排行榜发布，新华社都以最快速度播发消息，纳税百强相关报道曾高居新华社当天新闻点击率第二名。《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知名报刊和搜狐、新浪等门户网站。每年都在显要位置发布“纳税百强”排名和专题。通过网上搜索，数十万篇有关“纳税百强”的文章扑面而来。

(2)专家学者充分肯定。经济学家厉以宁两次莅临纳税百强新闻发布会，认为“纳税百强”排行榜反映了纳税大户对国家的实际贡献，不论就数据的准确性、真实性而言。还是就榜单的权威性、公正性而言，都远远超出了各种版本的“富豪排行榜”。财税专家高培勇指出，纳税百强排行榜在全社会弘扬了纳税光荣的理念，有利于营造和维护正常的税收秩序，促进公平竞争。许多学者从多侧面、多角度对纳税百强排行榜进行解剖和评析。

(3)纳税大户广泛关注。上榜企业一方面通过社会媒体或内部网站公布本企业排名，在对外宣传中强调“纳税百强”字眼，以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另一方面关注纳税百强排名依据、标准和程序。主动提供纳税数据，积极参与排名活动。

2　纳税百强活动提升了《中国税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纳税百强排行榜及其分析文章作为《中国税务》的重头稿件，每年都放在显要位置刊发：新闻发布会纪实报道、媒体反响及新闻照片作为《中国税务》特别策划的重点内容，每年都给予充足的版面安排和精美的编排设计；“纳税百强风采”作为《中国税务》的固定栏目，经常报道上榜企业的经营之道和纳税贡献。与纳税百强相关的图文报道，每年都占据《中国税务》相当一部分版面。深入持久的纳税百强宣传展示活动，使《中国税务》超越了受众面较窄、市场化程度较低、新闻冲击力较弱等局限，渐次进入社会大众的视野，实现了由专业性期刊向大众化期刊的嬗变，知名度和影响力大幅度提升。

(1)刊物发行量扩大。近年来，《中国税务》发行量每年以10％的速度稳步增长，2008年期发行量达到70多万份，刊物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读者对刊物的认同感持续增强。

(2)珍藏刊物的读者增多。同行业的纳税情况、合作伙伴的经营状况、竞争对手的发展前景，都能从企业纳税排名中找到依据，因而，许多读者将《中国税务》作为重要资料保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3)刊物利用率提高。主动购买《中国税务》纳税百强专刊的读者明显增多，出现了一人购买刊物、多人争相传看的情形，无形中扩大了读者群体。

3　“纳税百强”活动兼顾了税收、社会、传媒的关联性

我们认为，“纳税百强”活动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抓住了税收、社会、传媒的关联性，契合了社会公众的心理需求和关注焦点。

(1)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税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税收保障、改善和服务民生的功能日益彰显，税收与社会公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而，税收制度的变革、税收政策的调整以及税收事件的呈现，无不牵动社会的神经、引起公众的关注。特别是那些综合实力强、社会知名度高的大型企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具有较大影响，它们的经营行为和纳税状况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2)税收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千百万纳税人的贡献，其中纳税大户功不可没。加大对纳税大户的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对纳税人的尊重，是税收宣传的应有之义。公布纳税百强排行榜，可以客观反映纳税大户的责任和贡献，提升上榜企业的品牌形象和社会声誉，受到企业的关注和重视。同时，纳税百强排名数据出自国家税收主管部门，以企业年终入库的实际税额为依据，坚持纳税额与诚信度的统一，具有权威性、准确性、真实性和公正性，社会各界广泛认可。

(3)《中国税务》作为国家税务总局唯一机关刊物，遵循权威、实用、好看的原则，坚持面向税务机关、面向纳税人的方针。积极开展编辑活动，形成了独特的办刊风格和特色，在读者中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先后荣获国家期刊奖和国家期刊奖提名奖，并进入国家期刊方阵的最高层次“双高期刊”(高学术性、高知名度)的行列，发行量在全国财经类期刊中名列前茅。作为税收宣传的主渠道和主阵地，由《中国税务》独家发布纳税百强排行榜，既有利于保持排行榜的权威性和专业性，又有利于突出刊物的专业特质和大众化，是一种最佳选择。

二、掌控全局统筹协调科学配置新闻资源要素

作为专业性税务媒体，长期以来，《中国税务》杂志积极探索从税收角度切入经济生活、反映企业贡献的途径和方法。在办刊实践中，我们了解到，国家税务总局掌握着全国几万家企业的纳税数据，具有巨大的资源优势；大型企业为国家缴纳了巨额税收，渴望自己的纳税贡献和纳税信用广为人知。经过深入调研、论证。我们从2001年起开始推出纳税百强排行榜，客观反映纳税大户的税收贡献，集中展示上榜企业的良好形象。为了彰显纳税百强的新闻价值和实用价值，我们精心策划、周密组织，重点抓了两个方面的工作。

1　加强部门合作，制作高质量的纳税百强排行榜

高质量的纳税数据排名，是开展纳税百强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权威公正的纳税百强排行榜，纳税百强活动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为了做好纳税百强排名工作，我们加强与国家税务总局核算部门合作。着重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纳税排行榜的分类问题，二是纳税排名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问题。

(1)对纳税百强排行榜进行科学分类。纳税百强

排行榜不是简单地按纳税额大小排出前一百名企业，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由总排行榜和若干子排行榜构成，并随实际情况变化进行调整、改进、优化、完善。设计排行榜分类时。我们重点考虑三个因索：一是社会贡献。就是将社会贡献大的独立企业和企业集团按照纳税额大小依次排列，形成总排行榜，作为纳税百强排行榜的主体。二是公众关注度。就是参考社会关注程度。按所有制、税种和行业分类别进行企业排名，确定系列子榜。三是与民生关联性。我们将石油、房地产、食品、服装、餐饮、银行、保险等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社会热点行业。纳入纳税百强排行榜。比如，我们推出的2007年度中国纳税百强排行榜包括：中国企业集团纳税五百强排行榜、中国独立企业属地纳税五百强排行榜、中国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纳税百强排行榜、中国私营企业纳税百强排行榜、中国企业所得税纳税百强排行榜、中国企业集团十六行业纳税十强排行榜、中国独立企业四十行业纳税百强排行榜。这样的分类比较科学和规范，既较好地反映了中国税收的宏观局面、总体状况，又兼顾了行业特性、地域特色。

(2)加强对纳税数据的审核。由于总局掌握的税收数据来源于各地税务机关层层上报，难免存在遗漏和差错，因而加强对税收数据的汇总和核对，保证排名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尤为必要和重要。为了搞好纳税百强排行榜，我们加强与总局核算部门联系与合作，及时将总局监控的企业纳税数据层层下发各级国地税机关进行核实，然后召开纳税数据会审会，抽调精干人员从企业名称、纳税数额、地区分布、行业类别、所有制性质等方面进行物理和逻辑审核，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确保纳税数据真实准确。

在此基础上，《中国税务》以纳税百强专刊的形式，全文刊登系列排行榜，通过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对外发榜。

2　抓住重点环节，举办高层次的新闻发布会

《中国税务》发布纳税百强排行榜的前两年，并没有进行刻意的宣传和造势，但仍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2003年起，我们开始举办纳税百强新闻发布会，加大宣传力度，强化品牌效应。着力把纳税百强排行榜打造成展示企业社会价值、商业价值、品牌价值和潜在发展前景的重要平台，建设成社会公众获取涉税信息、参与税收监督、考察企业诚信的重要载体。为了办好纳税百强新闻发布会，我们重点在选择发布地点、确定参会媒体、邀请与会企业、定好宣传基调等方面下功夫。

(1)选择发布地点。2003年以来，我们先后举办了六次纳税百强新闻发布会，其中四次新闻发布会的地点选在人民大会堂。我们把人民大会堂作为新闻发布会的首选地点，主要基于两点考虑：第一，人民大会堂规格高、层次高，万众敬仰，举世瞩目。在这里举办纳税百强新闻发布会，必然引起广泛关注。二是人民大会堂庄严、肃穆、大气的氛围与纳税百强排行榜宣传的权威、真实、公正等理念相一致，与纳税百强活动高扬的责任、贡献、良知等思想相契合。从实际效果看，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四次新闻发布会都取得了圆满成功，

(2)确定参会媒体。在选择媒体方面，我们依据媒体的性质、特点和影响，重点邀请了四类媒体。一是反应迅捷、报道及时的电视、网络媒体。保证新闻发布消息在第一时间与社会公众见面，比如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新浪网、搜狐网等；二是具有较高权威性、公信力的国家级公益性媒体，保证宣传报道高屋建瓴，把握方向，引领潮流，比如《人民日报》、《经济日报》、《法制日报》等；三是辐射力强、社会影响大的都市媒体，保证宣传报道更加平民化、人文化、市场化，切合大众心理，比如《京华时报》、《新京报》、《第一财经日报》、《北京娱乐信报》等；四是行业性媒体，如《中国房地产报》、《中国煤炭报》、《中国电子报》等。我们每年邀请的参会媒体都在30家以上，经过多年合作，与这些媒体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

(3)邀请与会企业。企业是纳税百强的主体，新闻发布会成功与否、影响大小，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与会企业的实力和规模，取决于与会企业家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我们在选择企业方面，拟定了几项基本原则：一是邀请综合实力强劲、对国民经济具有较强控制力的大型国有企业，如中国石油、大庆油田、海尔集团、上海通用、邯郸钢铁等；二是邀请生产经营稳健、依法诚信纳税、发展前景看好的知名民营企业，如复星集团、富力地产、建龙钢铁、中脉科技、碧桂园等；三是邀请与普通百姓衣食住行密切相关、具有良好声誉的企业，如立白集团、安利(中国)、燕京啤酒、以纯服装、百丽鞋业等。除此之外，我们每年都特邀一些著名企业家与会，也提升了新闻发布会的档次和影响。

(4)定好宣传基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是开展纳税百强活动的重要环节。从纳税百强排名的初衷和特点出发，我们确定的宣传基调是：突出正面宣传，大力弘扬企业对国家的贡献和责任，积极倡导依法经营、诚信纳税的理念；实行贴近式宣传，以平民化的视角，丰富多彩的形式，客观反映税收与民生的关联性和互动性，让税收更好地贴近群众、融入生活；开展深度报道，深入解读纳税百强排行榜，透过税收百态分析经济万象。多数参会媒体按照我们确定的宣传基调，以不同视角从多个侧面报道了纳税百强排行榜的意义、特点、价值和效应，赢得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在做好上述工作的同时，我们还积极邀请国家税务总局领导、税务系统代表和著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形成税、企、学、媒互动的局面，保证了每一次新闻发布会圆满成功。

三、布局谋篇合理搭配精心安排图文版面

《中国税务》作为纳税百强排行榜的独家发布媒体，除了严格按照要求科学规范地编排、刊载纳税百强排行榜外，还承担着撰写排行榜分析报告、记录新闻发布会实况、反馈媒体报道情况、开展品牌宣传推广等工作。

1　写好排行榜分析报告

每年我们都把撰写排行榜分析报告作为一项重点工作，召开编辑部会议进行专题讨论，集思广益，形成总体思路。一般来说，总体思路包括：分析报告要达到什么目的，采取什么方式、从什么角度来体现：分析报告由几个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是什么关系，形成什么样的内部结构；分析报告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写作风格，如何形成更多的“亮点”和“卖点”，等等。在深入研讨的基础上，由高素质的编辑人员执笔完成分析报告的撰写工作。编辑人员在撰稿过程中遇到问题或有新想法，及时沟通、商讨，以便修正、完善总体思路。纵观历年排行榜分析报告，有几个特点：一是开篇即写排行榜的几大看点，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二是写实纳税五百强(总排名)的税收贡献，突出纳税大户的实力、规模和影响。三是提炼各个排行榜的显著特点，做出论断性评价。2004年分析报告中“外企纳税零增长”的论断，引起媒体对外企避税问题的关注和批评：2006年分析报告“纳税500强：油、煤、烟行业仍是主力军”的论断，引发了改革不合理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讨论。四是分析企业排名升降变化，透视

经济发展风云变幻。五是抓住热点行业进行宏观分析，以税收百态折射经济万象。如2006年分析报告先后列举了纳税额最高的行业、纳税增幅较大的行业、纳税下降的行业、富豪最多的行业、外商投资最大的行业、纳税地区分布最为集中的行业等，使读者一目了然、兴趣盎然。

2　密切关注并反映各类媒体对纳税百强活动的报道

纳税百强排行榜的每一次面世，都引起强烈反响，成为媒体关心的热点，社会注目的重点，企业评价的焦点，经济分析的视点。我们高度关注各类媒体的反应，指派专人实时监测媒体报道情况，通过摄影、录音、下载网页、保留报纸等方式，全面搜集纳税百强的相关新闻报道。在此基础上，对媒体报道进行反馈、归纳和总结，形成的反馈性报道文章及时在《中国税务》刊出。近年来，“纳税百强：一石激起千层浪”、“巨石激浪：纳税百强引发高度关注”、“纳税百强：从新闻事件到权威标尺”、“纳税百强媒体盛宴”、“聚焦中国纳税百强排行榜”等反馈报道，对于塑造《中国税务》纳税百强品牌形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3　加强纳税百强日常宣传工作

我们把纳税百强排行榜作为促进《中国税务》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品牌精心培育、着力推介。《中国税务》每年都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深入挖掘和评述纳税百强的主题、意义、价值、效应、追求；抓好特别策划。延请知名人士撰稿，品评排行榜的内涵和意义；设立“纳税百强风采”栏目，选登百强企业优秀稿件，宣传企业成功秘诀和纳税风采：在“调查研究”栏目辟出专门版面，刊登纳税百强区域分析报告，强化品牌辐射力。在纳税百强的宣传中，我们重点抓好两个环节：一是用心约稿。要求编辑广开眼界和思路，积极寻找最能体现编辑意图的合适作者，向作者明确约稿的意图、写作要求、交稿日期等，并关注作者的写作进程，随时和作者沟通交流，从资料、观点、表达形式等方面给予作者帮助，确保稿件质量。如在《中国税务》2004年第9期“纳税百强：主题、内涵和效应”的特别策划中，我们邀请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王光英，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吴敬琏、高尚全，中国税务学会会长杨崇春，国家税务总局计统司司长吴新联等知名人士，为《中国税务》提供了一组很有分量的稿件，如“纳税光荣：纳税百强追求的主题”、“纳税百强排行榜具有积极社会效应”、“由宪法修正案谈中国纳税百强排行榜”、“我关注纳税百强”、“政府有责任公开财税信息”等。整组文章推出后，以其作者层次高、富有针对性、文章观点鲜明而受到好评。二是精心编辑。百强企业写来的反映纳税主题的文章，有时角度、行文难免存在重复，我们根据杂志的内容和编排要求精雕细刻，或强化。或弱化，或增删，或调整结构。使文章既能充分展示企业纳税风采，又能与其他文章互补搭配，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对一些篇幅较长的流水账式文章，进行大幅度删节，使文章重点突出、结构合理、层次分明；对比较晦涩、拗口的分析报告，通过文字润色、修饰，保留其鲜明观点，同时增强可读性：对落入俗套的文章标题进行修改，使其简练、生动、准确。通过精心编辑，《中国税务》刊登的纳税百强相关报道，见解精到。异彩纷呈。

4　搞好封面设计，优化版面编排。增强冲击力

刊物的封面如同人的脸面，封面设计的好坏直接影响读者的阅读趣味。每年我们编辑《中国税务》纳税百强专刊时，都要求美编依据报道主题设计封面，突出纳税百强的视觉效果，使读者看见封面就知道当期刊物报道的主题和重点。版面安排是编辑策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读者的阅读深度和广度。我们坚持把纳税百强排行榜及其相关报道放在刊物靠前位置，读者翻开刊物映入眼帘的就是纳税百强的内容：在刊物的目录页，将反映纳税百强的文章标题用红色粗体大字标示，使其醒目突出；根据文章内容精选高质量图片，做到图文并茂、美观大方，形成较强的视觉冲击力。

经过八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税务》杂志以纳税百强排行榜为依托，基本实现了活动与办刊良性互动、相得益彰的目标，刊物的知名度稳步提升，影响力不断扩大。

作者：蔡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