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避税盈余管理论文

【摘要】文章以我国2009—2013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高管业绩—薪酬敏感性和高管薪酬粘性两个角度考察了企业避税对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的避税程度和高管业绩—薪酬敏感性显著负相关，即避税程度越高，高管业绩—薪酬敏感性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避税程度加重了高管的薪酬粘性。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企业避税盈余管理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企业避税盈余管理论文 篇1：

机构投资者、经济增长放缓与企业避税

【摘 要】 以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分析机构投资者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以及经济增长放缓对二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能够有效降低企业避税行为，经济增长放缓会使这种抑制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不同产权属性企业中机构投资者与企业避税行为关系存在差异。治理结构相对完善、多重性目标等因素使得经济增长放缓对国有企业避税行为的调节作用较强;经济增长放缓会促进机构投资者对民营企业治理的关注，进而抑制其避税行为。结论有助于说明在经济增长放缓期中机构投资者对企业避税行为的抑制作用。

【关键词】 机构投资者; 避税行为; 经济增长放缓

一、引言

近几年，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部分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在外部环境持续恶化的冲击下，我国经济增长持续下行，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企业利润率下降。为应对经济增长下行给可持续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企业可以通过避税行为保持稳定的现金流，调整分配政策留存更多资金，制定保守的财务管理政策提升财务弹性和企业抗风险能力。提高避税程度是应对外部融资困难增加，保持经济困境时期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 1 ]。但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上半年GDP增速下降至6.4%，各项税收收入却增长近两倍（从4.5万亿元增加至13万亿元）。其中，企业所得税收入的增速相对稳定，总值增长超过两倍，从8 779亿元上升至28 851亿元。地方政府以财政收入最大化为目标，税收集权给地方财政带来巨大压力[ 2 ]。一方面，地方政府大力发展具有强大溢出效应的产业以及高税行业扩大税基;另一方面，中央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不断深化，社会各方面法治建设不断完善，税务部门的征管效率和稽查力度不断提升，企业避税空间下降。

机构投资者可以发挥积极的治理作用，基于专业知识、投资规模、风险控制、信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能够有效地改善股权结构，参与企业治理，发挥监督职能，提升会计信息质量。相对于中小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参与治理的动机更强，监督与约束能力更高，更容易发现管理层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当前我国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逐步改善，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将从消极投机转变为价值投资，通过参与治理与决策获得长期利益[ 3 ]。经济增长放缓，企业将面临市场萎缩、竞争加剧、融资困难等多方面的问题。机构投资者基于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保持企业可持续发展等目的，会更加关注企业运行，在信息处理、资源整合和专业知识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支持，提升企业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此外，机构投资者对国家政策法规的解读更加深入，更能够感受到财政压力下税收征管力度不断增强，了解避税行为被发现后产生的财务风险与政治风险对企业价值影响的长期性和沉重性，会积极关注管理层类似的机会主义行为与道德风险。

通过文献梳理可知，企业避税行为研究已经逐步从企业内部变量的微观视角转变，开始注重探索外部环境要素与企业避税行为之间的联系。然而，从机构投资者的角度切入研究经济增长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尚不多见。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增长放缓期背景下，机构投资者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索。本文分析机构投资者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以及经济增长放缓对二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了解经济增长下行期机构投资者对企业避税行为的抑制作用，及该作用在不同产权属性企业中的差异，为我国职能部门与税务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支撑，也为推动机构投资者发挥更有效的治理作用提供建议。

二、研究假设

（一）机构投资者与企业避税

根据有效税收筹划理论，企业避税行为会带来非税成本。非税成本包括避税行为产生的人力与物力的损耗、财报重述成本、应对税务部门的检查监督成本等直接成本，也包括避税行为产生的政治成本与声誉损失，以及市场不信任产生的企业价值异常波动等间接成本。相比之下，间接成本的影响更受投资者关注。根据委托代理理论，管理层以合理避税的名义隐瞒其实施攥取企业利益的侵占行为，即不透明的避税操作为管理层“寻租”行为提供了渠道，也为盈余操纵等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空间。管理层以降低应缴税额为由降低应缴收入，以掩饰其占有公司收益或者转移资产的行为。此外，管理层为维持自身利益实施复杂的避税操作，会降低会计信息的透明程度，推迟确认或隐瞒企业真实业绩。管理层的激进避税行为会降低企业经营收益，增加获取真实信息的难度，进而损害企业的长期价值。相关研究表明，当企业治理能力不强时，管理层权力增加会促进激进的避税行为并导致经营业绩显著下降[ 4 ]。因此，提升治理水平是约束管理层避税行为的重要基础，加强治理能够制约管理层权力膨胀，遏制激进的避税行为，增加实施寻租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

作为投资者力量的重要代表，机构投资者呈现出构成多元化、持股比例扩大等趋势。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具有专业性和规模化，具备改善企业股權结构、参与治理、发挥监督作用进而降低治理风险的可能性。虽然我国部分企业中“一股独大”或“大股东控制”的情况还普遍存在，但随着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逐步增加，其行为会对企业治理和财务行为发挥积极的监督作用。不论交易型还是稳定型的机构投资者，其参与企业治理的积极性都受到长期利益的驱动。若管理层避税行为损害了企业长期利益，他们会通过内部治理途径对管理层行为进行约束，维护自身利益。相对于中小投资者“用脚投票”的方式来说，机构投资者具有更强的利益动机、更高的治理能力、更丰富的专业知识，监督的影响也更持久。一方面，监管水平提升将增加管理层操控财务信息被发现的风险，有利于降低管理层通过复杂和隐蔽的避税行为获得其他利益，减少避税行为对企业长远价值的影响;另一方面，机构投资者能够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与信息，提升企业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进而缓解管理层实现业绩目标的压力，抑制管理层通过避税行为改善财务状况的意愿。随着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经验与知识不断提升、参与企业治理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愿意积极参与治理，并通过发挥决策监督等职能保障投资收益。

假设1：在一定条件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增加，企业避税程度下降。

（二）机构投资者、经济增长放缓与企业避税

宏观经济是企业重要的外部治理环境，经济增长放缓会对企业运行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直接影响作用于企业现金流和利润，例如税收筹划费用增加、融资成本提高、投资不确定性增加、市场购买力下降等;间接影响是指其他利益相关者及内部治理要素对企业的运行产生影响，例如经济增长放缓会影响投资人持续投资意愿、产业链企业财务管理政策，提升机构投资者对企业治理的关注等[ 5 ]。

在直接影响层面，企业避税成本主要分为两部分：首先，企业支付给专业机构进行税收筹划的费用、应付税收审计方面的时间与支出;其次，避税行为被发现后受到税务等相关部门、社会大众的惩戒风险。当经济增长放缓，税务部门稽查力度与税务征管力度增加，企业避税行为更容易被发现，避税行为的边际成本显著提升;一旦进入税务部门的惩罚名单，企业声誉受损并将在市场拓展、投融资等方面面临巨大困境[ 6 ]。一方面，企业需要更加专业、资深的财务人员帮助企业进行避税筹划和税务管理;另一方面，避税行为被发现后将受到税务稽查部门的严惩，进而带来巨大的财务风险和政治风险。无论企业所有者或者管理层，都会在这种环境下更加谨慎，尽量避免外部风险对企业运行造成影响。同时，在困难时期企业更加重视自身的声誉，以便获得更加稳定的合作关系与融资渠道。

在间接影响层面，机构投资者参与企业治理，既要发挥对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监督作用，也要发挥自身信息与专业优势，助力企业可持续发展。大量文献说明机构投资者会提升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企业信息披露质量、企业治理效率等[ 7-8 ]。本文认为，经济增长放缓会提升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的关注度，使其积极参与到企业治理之中，增强对企业避税行为的监管。一方面，机构投资者为长期收益考虑，利用自身优势帮助企业应对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对管理层决策进行审核。当机构投资者参与企业治理的程度加深，收集信息与分析信息等代理成本降低，更容易发现企业避税行为，约束管理层的自利行为。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放缓会增加地方财政压力，提升税务部门税收征管力度，加大对企业避税行为的稽查。机构投资者对国家政策与税务制度的解读更加细致，更能够了解税务惩罚对企业声誉与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持股的企业声誉受损也会对机构投资者产生连带影响，公众会质疑机构投资者的治理能力。所以，机构投资者将会加倍关注管理层税收筹划决策及企业避税行为。

税务部门积极的稽查行动更容易发现避税行为，是一种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 9 ]。税收征管与机构投资者之间可能存在替代关系，即内部机构投资者发挥治理作用，外部税收征管发挥的作用降低;或者税收征管力度增加，机构投资者发挥的作用下降。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均会对公司治理发挥作用，相互补充但不会替代。这是因为：一方面，税务部门的人力资源有限，无法进行大规模和高密度的稽查活动，企业的避税行为无法从根本上得到制约;另一方面，税务部门稽查对象的选择，不是根据机构投资者发挥治理作用的成效，而是以企业收入、利润规模作为标准。目前无法得出当税收征管力度增加时，机构投资者监督作用下降的判断。另外，随着企业的避税行为和方式越来越隐蔽，税收稽查的成本和时间增加，需要多样的税务监管力量共同参与。因此，本文认为经济增长放缓会促进机构投资者对企业避税行为的监督，对企业内部治理产生了有益的“补充效应”。税务部门加强税收征管的同时，也需要机构投资者在企业内部发挥治理作用，二者相互补充与叠加抑制企业避税行为。

假设2：在一定条件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增加，企业避税程度下降，这种效应在经济增长放缓期更为明显。

三、研究设计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避税行为研究的难点在于二者可能互为因果关系，内生性问题比较严重。如果直接采用OLS回归方法进行研究，将忽视内生性问题并出现迥异的结果。虽然部分学者采取PSM和二阶段回归的方法进行研究，但是拟合机构持股比例的工具变量不属于外生变量，仍然无法避免内生性问题，从而无法解决机构投资者持股和企业避税行为的因果关系。本文借鉴蔡宏标和饶品贵[ 10 ]的相关研究，以机构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地理位置距离作为工具变量，研究机构投资者对企业避税的影响。

相对于其他工具变量，地理位置距离严格外生，能够影响机构投资者持股及參与治理的意愿。如果距离较近，机构投资者更容易获得企业信息，信息甄别与分析的成本较低，能够更快速地掌握具体的企业管理运营情况。而且，距离较近将直接降低机构投资者参与企业治理的交通成本和时间成本，促进机构投资者更频繁地参与企业会议、管理咨询、审计监督等活动，进而提升企业的治理能力与水平。机构投资者与企业所处的地理位置较近，也说明二者处于相似的区域经济、制度、文化环境之中。相近的区域环境既能够提升沟通协商的有效性，也能够保障机构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社会资源的整合与协同，从而为企业的稳定发展提供助力。

本文采用机构投资者办公地址和企业总部办公地址之间的直线距离度量。通过百度地图软件和Google Earth软件确定企业对应的经纬度获得直线距离数据。如果企业存在多家机构投资者，本文采取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加权的方式计算出INDist，并进行标准化。使用INDist作为机构投资者持股IN（等于年末机构投资者持股数除以年末流通股数）的工具变量，先进行第一阶段回归，然后取其拟合值作为自变量进行第二阶段回归。第一阶段回归模型设定：

模型（2）为基本模型，分析机构投资者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因变量TA为企业避税程度，为提升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分别使用两种方法进行测度：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差异法（TA1）和会计税收差异法（TA2）。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差异法认为节税水平越高，避税程度越高。具体计算方法为实际税率等于当前所得税费用与递延所得税费用之差除以息税前利润。同时，采用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差值的五年均值衡量避税程度[ 4 ]。会计税收差异法使用固定效应残差法剔除企业利润操纵等因素对会计收益与应税所得之间差异的影响，得出会计收益与应税所得的差异越大避税程度越大。固定效应残差法调整后的会计税收差异越大，企业的避税行为越剧烈[ 11 ]。

本文在模型（2）的基础上，形成模型（3）和模型（4）。模型（3）加入变量EG，表示经济增长放缓情况，使用GDP增速衡量这一变量。因为GDP增速受到时间趋势与价格因素影响，通过OLS方法剔除时间趋势与价格因素影响的方法，对价格调整后的实际GDP取自然对数，作为因变量;将年度使用1、2、3等序数代替，作为自变量;回归得到残差即为剔除时间趋势的实际GDP。如果GDP增速小于样本期间中位数，取值为1，否则为0[ 12 ]。模型（4）加入经济增长放缓（EG）、经济增长放缓与机构投资者持股的交乘项（EG×IN），进一步说明经济增长放缓期中机构投资者与企业避税行为的关系。此外，本文控制了影响企业避税行为的其他变量：企业盈利能力变量ROA等于税前利润除以总资产;企业财务杠杆水平LEV等于期末总负债除以期末总资产，即负债水平;企业资本密集程度CI等于固定资产除以总资产;企业主营业务增长性CG等于本期营业收入与上期营业收入之差除以上期营业收入;企业规模CS等于企业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本文控制了年度效应？滋，该年度赋值为1，否则为0;控制了行业效应？兹，该行业赋值为1，否则为0。

四、样本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0年至2018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共计3 046家。随后对样本进行如下调整：剔除相关指标缺失或数据不完全的样本;剔除利润总额和所得税费用为负的样本;剔除ST、PT样本;剔除金融行业样本;剔除当年上市样本;剔除实际税率大于1或者小于0的样本;剔除所得税费用为负的样本;保留部分符合标准的母公司观测值。最终剩余1 786家上市公司的9 057个年度观测值。所有上市公司数据取自CSMAR和Wind数据库，经济增长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本文对多元回归进行了企业维度的聚类（Cluster）处理，并对回归中的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分位的Winsorize缩尾处理。

（二）描述性统计

表1匯报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企业避税程度均值分别为0.038、0.002，中位数分别为0.029、0.004，最大值分别为0.327、0.070，最小值分别为-0.812、-0.029，说明企业避税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在样本数据中，GDP增长处于持续下行通道中，超过65%的年份GDP增速低于样本期间中位数。控制变量中，各企业的ROA、LEV、CI、CG也存在较大差异。相比之下，CS的25分位数、中位数、75分位数均接近最大值25.928，说明企业在规模上的差异较小。此外，从各变量相关系数的情况来看，各变量与企业避税程度之间均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回归结果分析

表2中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表明，加权方式计算的地理位置距离INDist在1%的置信水平显著为正，调整后R2为0.348，说明工具变量有效。模型（2）中变量IN的系数分别为-0.085和-0.079，在1%的水平显著为负，说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上升会降低避税程度，企业避税行为得到了抑制，验证了假设1。模型（3）中，变量IN的系数分别为-0.069和-0.054，在1%的置信水平显著为负;变量EG的系数分别为-0.034和-0.024，分别在5%和1%的置信水平显著为负。这说明企业避税程度不但受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影响，也会受到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系数均为负说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上升会降低企业避税程度，经济增长放缓也会降低企业避税程度。在模型（4）中，加入经济增长放缓与机构投资者持股的交乘项EG×IN。交乘项EG×IN的系数分别为-0.157和-0.142，在1%的置信水平显著为负，说明在经济增长放缓期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避税程度的影响更高。经济增长放缓对机构投资者的治理效用产生调节作用，进而使得企业避税程度降低。因此，机构投资者持股增加会使企业避税程度下降，这种效应在经济增长放缓期更为明显，假设2通过检验。

（二）进一步分析

已有研究发现，因为不同产权属性企业的治理结构及其外部治理环境不同，所以机构投资者在不同产权属性企业中发挥的治理作用存在差异。因此在不同产权属性的企业中，经济增长放缓对企业避税程度的影响及经济增长放缓的调节作用也应有所不同，需要根据企业产权属性进行区别分析。

从治理的视角展开，如果企业治理体系相对完善，机构投资者更容易获得企业信息，发现企业问题，发挥治理效能;而如果企业治理体系不完善，治理主体无法发挥出应有的治理监督作用，就会限制机构投资者的治理行为并降低其参与治理的意愿。从上市公司的整体情况来看，国有企业上市时间较长，股权结构相对稳定，治理结构相对成熟，实际控制人对国有企业治理的要求更严格，建立了较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与外部审计监督体系。民营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与国有企业相比仍有差距，机构投资者在治理中的地位相对较低。因此，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上升对企业避税程度产生的抑制作用以及经济增长放缓对二者的调节作用在不同产权属性的企业中存在差异。

本文根据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进行分类，将上市公司分为中央国企、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三个控制组，使用模型（3）和模型（4）分别检验不同控制组中经济增长放缓、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避税程度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增长放缓的调节作用。如表3所示，根据第（1）、（2）、（5）、（6）、（9）、（10）列结果分析，变量EG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三种类型企业均受到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而降低避税程度。这是因为随着党中央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不断深化，社会法治建设不断完善，税务部门深化改革提升征管效率和稽查力度，有效地抑制了企业避税行为。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两个控制组中变量EG系数的显著性较高，是因为国企最终控制权与政府之间的天然连接，产权的特殊性导致国有企业具有多重的运行目标。当经济增长放缓，国有企业具有支持宏观经济稳定、保障财政收入等任务。而且，国有企业外部融资约束较低，通过避税行为增加现金流的动机更低，更愿意积极纳税获得政治资源与社会声誉[ 12 ]。此外，变量IN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上升能够降低企业避税程度。

根据表3第（3）、（4）、（7）、（8）、（11）、（12）列结果分析，交乘项EG×IN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中央国企为（-0.168，-0.157），地方国企为（-0.138，-0.135），民营企业为（-0.079，-0.037）。这说明经济增长放缓能够显著调节机构投资者对企业避税程度的影响，即经济增长放缓的加入能够有效提升机构投资者对企业避税行为的治理作用。当经济增长进入下行通道，企业外部经济环境不利因素聚集，机构投资者更加关注企业的运行情况，参与治理的意愿更强。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企业治理能够优化治理体系，规范财务管理活动，抑制或发现企业避税行为。分组检验的实证结果与前文分析基本一致，机构投资者能够抑制企业避税行为，经济增长放缓的调节作用在各类型企业中普遍存在。经济增长放缓给机构投资者深度参与民营企业治理创造了条件，在不断优化民营企业治理体系的同时也对企业的避税行为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实证研究进行了稳定性测试：第一，采用新的实际税率计算方法，即实际税率等于所得税费用除以息税前利润，使用名义税率与新计算的实际税率差异作为企业避税程度变量进行实证分析。第二，考虑到年末持股比例的内生性以及治理影响的滞后性，采用第三季度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替代年末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作为自变量。第三，考虑到经济增长放缓对企业财务行为影响的滞后性，采用上一年度GDP增速替代当年GDP增速变化作为虚拟变量进行分析。对模型（2）、模型（3）和模型（4）进行检验，实证回归结果支持了上文的分析与结论，没有产生背离前文的显著变化，说明本文研究结论总体上比较稳健。

六、研究结论

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方法检验经济增长放缓、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机构投资者能够有效抑制企业避税行为;（2）在经济增长放缓期，机构投资者对企业避税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经济增长放缓对机构投资者的治理发挥调节作用;（3）根据不同产权属性进行分组发现，经济增长放缓与机构投资者对国有企业的避税行为影响较大，对民营企业的避税行为影响较小。这是因为民营企业的内部治理机制尚不完善，机构投资者发挥的治理作用受限。国有企业在机构投资者、依法诚信纳税态度、稳定经济发展任务等因素的共同推动下降低避税行为。

本文的政策启示为：（1）经济增长放缓会减少企业避税行为，应进一步关注经济增长下行期企业面临的资金困境，进一步完善税收征管制度法规建设。（2）机构投资者是提升企业治理效能、监督企业财务行为的重要力量。企业应不断优化股权结构，提升机構投资者参与企业治理的积极性，从制度上保障机构投资者的治理职能。（3）管理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注意不同产权属性企业中经济增长放缓和治理体系的影响差异，进而提升政策的有效性与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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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陈冬，孔墨奇，王红建.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经济周期与国企避税[J].管理世界，2016（5）：46-63.

作者：周守亮 韩艳美

企业避税盈余管理论文 篇2：

企业避税对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

【摘 要】 文章以我国2009—2013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高管业绩—薪酬敏感性和高管薪酬粘性两个角度考察了企业避税对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的避税程度和高管业绩—薪酬敏感性显著负相关，即避税程度越高，高管业绩—薪酬敏感性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避税程度加重了高管的薪酬粘性。文章的结论拓展了目前对企业避税的研究，也对高管薪酬制度的优化有一定的实证参考意义。

【关键词】 企业避税； 高管薪酬； 薪酬粘性； 代理问题

一、引言

企业避税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当前有关企业避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避税对国家财政和资源配置的影响。企业根据当前的政策合理避税会促进国家对资源的配置，然而企业采用非法手段避税又会对国家税收造成侵害。在以往许多研究企业避税的文献中，通常认为企业通过避税可以减少企业税负，从而提高企业业绩、增大股东权益，进而对企业高管的薪酬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基于此认为企业避税有利于提高高管薪酬。然而，从企业委托代理的角度出发，避税并不一定能带来企业业绩的增加，并对高管的薪酬产生积极影响，只有公司治理机制比较完善的企业，避税才能带来业绩的增加。

国内早期的研究并没有发现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李增泉，2000；魏刚，2000），反而更多地受到所处地区环境和公司规模的影响。随着我国上市公司的快速发展，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形成，基于业绩的薪酬制度逐步形成，企业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李维安，2005；张国萍，2005），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在不断增加（辛清泉和谭伟强，2009）。以代理理论为主要理论基础的最优薪酬契约模型表明，公司通过制定基于业绩的薪酬契约把高管和股东联系在一起，从而达成最优的薪酬契约（Jensen和Murphy，1990）。然而，在现实企业中薪酬业绩的敏感性往往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相关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公司高管薪酬业绩的敏感性偏低。从委托代理的角度，企业的避税行为会加大企业股东和高管的信息不对称，破坏薪酬契约，因而很可能会对薪酬业绩的敏感性产生影响。

近年来上市企业高管薪酬问题一直饱受社会各界的争议，不仅是因为高管薪酬的畸高，而且其薪酬具有很强的粘性，即高管薪酬在业绩上升时的边际增加量大于业绩下滑时的边际下降量（Jackson et al.，2008）。由于我国的公司有效制度起步和发展都比较缓慢，对高管的控制权缺少有效的监管，在许多由原国营企业改制的上市公司中，总经理同时兼任董事长，形成高管自己监督自己的情况，这样高管可以直接控制高管薪酬制度的制定，再加上信息的不对称等问题，加剧了高管薪酬粘性的发生（王克敏、王志超，2007；王宏，2008）。那么在企业避税的情况下对薪酬粘性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本文从避税代理观的角度出发，即在委托代理的框架下来分析企业的代理冲突如何影响避税以及企业避税所带来的经济后果，考察企业避税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以及薪酬粘性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一）企业避税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

以往研究发现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是影响高管薪酬契约的重要因素。一是信息不对称影响了薪酬契约的有效性，降低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薪酬契约有效的前提是：股东能够低成本观测业绩，且业绩指标能够如实反映高管的努力程度。然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股东无法全方位了解公司真实的业绩水平和高管基于各种复杂局面的努力程度。二是代理问题引发管理层的自利行为（Burrough和Helyar，1990）。管理层通过在职消费等侵害股东利益，更严重的是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力影响自身薪酬的制定，使薪酬契约更有利于自身价值的最大化，降低了薪酬业绩的敏感性。

既然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是影响薪酬业绩敏感性的重要原因，那么企业避税是如何通过这两个途径影响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呢？

首先，企业避税会加剧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往的研究认为企业避税会提升企业的业绩，而基于薪酬契约的有效性高管薪酬会得到相应的增加，但是近来更多的避税研究表明，避税不一定会提升企业业绩，只有公司治理机制比较完善才能提升企业业绩。对于大多数国内企业而言，公司治理机制都不是很完善，因而通过避税来提高企业价值也不一定能实现。在现代企业中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呈两权分离的状态，两权分离产生的信息不对称在企业的避税活动中显得更为突出。具体而言：当企业进行避税活动时，为了避开税务部门的监管，通常会进行隐蔽的特殊操作或者是不符合公司正常审批流程的与经营相关的经济活动，这些活动往往会加剧信息不对称；而企业的股东不能很好地监管高管的行为，在进行避税活动的过程中高管很有可能会有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避税的上述负面效应使得其并不一定会增加企业业绩。而且，企业避税活动加剧了企业信息的不对称，这导致在避税情境下会计信息不透明度增加。会计信息的不透明性增加了股东和监管者准确观察高管行为、评价其努力程度的难度，降低了会计业绩指标作为薪酬契约中业绩度量的质量。因此，股东在避税情境下无法与公司高管签订最优激励契约（Chen和Chu，2005），降低了薪酬契约的有效性，降低了薪酬业绩敏感性。

其次，企业避税会引发代理问题。企业存在的代理问题使得当避税是能够给企业带来经济价值的行为时，就需要所有者进行适当的激励才能让经营者作出有效的税收决策。当然这里的有效税收决策是指增加公司税收收益的决策（避税的边际利润大于边际成本）。企业的避税活动增加了高管人员的风险，因此薪酬契约不仅要对高管人员的努力作出回报，还要对其承担的风险提供补偿并且能激励高管人员选取有效的税收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避税可能会破坏薪酬契约的有效性。在薪酬契约有效性破坏的情况下，企业避税必然会对高管薪酬业绩的敏感性产生影响。

（二）企业避税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

薪酬粘性问题最早是1998年Jennifer J.Gave和Kenneth M.Gave在研究美国上市公司CEO的奖金问题时发现的，当公司的业绩增长时CEO的奖金增加，而业绩下降时奖金并没有相应的减少，由此发现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与业绩变化是不对等的。在我国对于高管薪酬粘性的研究始于2009年，方军雄通过对2001—2007年的数据分析发现，我国的高管薪酬呈现显著的业绩敏感性，但同时也具有业绩敏感性不对称的特征，在公司业绩上升时薪酬的边际增加量显著高于业绩下降时薪酬的减少量，并发现董事会独立性的增强有助于降低薪酬粘性。此后，罗宏和程培先（2011）探讨了管理层权力与薪酬粘性的关系。目前对于薪酬粘性的研究并不多，有很多方面有待丰富。

薪酬粘性是一种异化的薪酬制度，造成薪酬的只升不降。当企业发生避税行为时，可能会造成短期内企业业绩的上升，在基于企业绩效的薪酬制度下，企业业绩上升时相应地高管的薪酬也会增加，由此加重高管薪酬的粘性。

综合上述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避税程度越高，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越低，即企业的避税程度升高会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假说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避税行为会加大高管薪酬的粘性问题。

三、研究设计与描述性统计

（一）实证模型

为了验证假说1，构建如下实证模型：

模型（1）中，COMP表示企业的高管薪酬，使用公司年度报告中所披露的“金额最高的前三名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总额”作为经理薪酬的代理变量；RATE为企业避税战略风格变量。

为了验证假说2，构建如下实证模型：

模型（2）跟模型（1）相比，只是部分解释变量发生变化。D是公司业绩是否下滑的哑变量，当公司本期业绩低于上期取1，否则取0。ROA*D是ROA和D的交互项，RATE*ROA*D是ROA*D和RATE的交互项。根据假说2，如果企业避税加大了高管薪酬的粘性，可以预测？茁5的回归结果显著为负。

（二）变量定义

1.因变量（高管薪酬）

本文中COMP定义为企业的高管薪酬，使用公司年度报告中所披露的“金额最高的前三名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总额”作为经理薪酬的代理变量，年报的数据来自于Wind数据库。

2.自变量（避税程度）

目前避税程度的衡量分为两种：一是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率及其变体；二是企业的会计—税收差异及其变体。本文中选用名义所得税率减去实际所得税率来衡量企业的避税程度，为了结构的稳健并且消除递延所得税带来的影响，笔者采用两种方式来衡量。

第一种方法是名义所得税率减去实际所得税率来衡量企业的避税程度，即RATE。陈旭东等（2011）在其文中采用了同样的方法。此外，Dyreng et al.（2008）认为，因为存在税收返还以及企业和税收征管部门的税务纠纷可能会持续好几年，所以仅仅使用当期的实际税率衡量企业避税是不恰当的。第二种方法是用名义所得税率与实际所得税率之差的平均值来刻画企业避税，即“名义所得税率与实际所得税率之差”的五年平均值（t-4年-t年）来衡量企业的避税程度，命名为LRATE。

3.控制变量

由于企业高管的薪酬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在实证的过程中结果往往也很受影响，因此，需要引用控制变量。

我国有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主要取决于企业规模，因此将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Size，企业规模Size定义为企业总资产取对数。

（三）样本选择

本文采用我国2009—2013年的所有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选择2009年做研究的起点是因为在2008年我国进行了所得税的改革，2008年以前的样本数据与现在不具有可比性。进一步剔除金融行业和模型所需指标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1 168家上市企业，4 947个目标观测值。

本文所有数据取自WIND数据库。

（四）描述性统计

表1中列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两个避税指标LRATE、RATE的平均值都为正，说明多数的样本公司实际税率小于名义税率，这就进一步说明了企业避税已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企业避税行为对企业本身影响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为了验证避税指标的合理性，笔者列示两个避税指标的相关性，处理结果显示LRATE和RATE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两个避税指标的指向是一致的。

四、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避税程度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为了检验假说1，表2给出了企业避税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回归结果。由表2可知，两种避税指标都和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负相关，正如本文的假说1预期避税程度越大，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越低。企业的避税行为并没有带来高管薪酬随业绩的增加而增加，反而会减少，这就表明在企业避税的情况下企业的所有者和高级管理者无法达成最优的薪酬契约，削弱了薪酬契约的有效性。

（二）避税程度与薪酬粘性

表3列示了企业避税与高管薪酬粘性的回归结果。由表3可知，避税指标RATE与ROA*D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避税指标LRATE与ROA*D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负，由此可知企业的避税程度升高，加大了高管业绩—薪酬粘性，公司业绩下滑时的业绩与薪酬敏感性要低于公司业绩上升时业绩与薪酬的敏感性，这表明企业的避税行为不仅没有缓解高管业绩—薪酬粘性，而且使高管业绩—薪酬粘性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五、结论与不足

采用我国上市公司2009—2013的年报数据，笔者发现企业避税程度越大，高管薪酬业绩的敏感性越低。由此可知企业的避税行为并没有给高管薪酬带来好的影响，反而破坏了薪酬契约，降低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这个结论丰富了影响高管薪酬因素的研究，并对企业避税在这一方面的利弊提出了新的看法。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避税也会加大高管的薪酬粘性。本文的结论有效地补充了关于避税代理观的研究，也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避税的经济后果。此外，该结论还可以对企业在制定高管薪酬契约时有一定的实证参考价值。

本文的研究也有许多不足：本文中的避税只是对于企业所得税的研究，并没有收集这些企业流转税的相关数据进行处理，因此结果有一定的片面性；没有对样本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区分，例如，国有控股与非国有控股的企业在避税对于高管薪酬和薪酬粘性方面的影响是否不同，以及企业的代理程度不同是否能区分不同的影响，此类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探讨来丰富对避税代理观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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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张天敏.管理者与企业避税行为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2.

[9] 陈胜蓝，卢锐.股权分制改革、盈余管理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J].金融研究，2012（10）：180-192.

作者：钟海燕　李倩

企业避税盈余管理论文 篇3：

媒体报道、股权激励与企业避税

【摘 要】 基于决策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及代理理论的分析构架，从媒体监督的全新视角，选取2008—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回归分析法，实证检验了媒体正面报道、负面报道与企业避税的关系以及不同股权激励水平下媒体报道对企业避税的影响。研究发现：媒体报道与企业避税程度呈负相关关系，且媒体负面报道抑制企业避税更显著；这种负相关关系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表现更强；股权激励水平低的企业，媒体报道能够更加显著地降低上市公司避税程度，股权激励与媒体报道存在替代效应。该研究不仅丰富了企业避税影响因素的认识及媒体治理的影响力研究，还对综合利用多种治理机制以实现更好的公司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媒体报道； 企业避税； 股权激励

一、引言

税收是任何一个企業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都会受到税收成本的影响。大多数企业都希望能够通过税收筹划手段有效地规避这一成本，以提高企业真实盈利能力。因此，关于企业避税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在以往的文献中，国内外关于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的研究比较成熟，涉及公司治理、政府、资本市场、产品市场等角度[1-6]，但是关于公众对企业避税的监督作用的研究还鲜有涉及。

近年来，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媒体已日益渗透我们的日常生活。资本市场早已掀起了媒体作用的研究热潮。新闻媒体不仅能够公开已有信息、揭露公司丑闻、调查重大事件，而且还能起到预测金融市场变化的重要作用，是金融市场不可或缺的信息中介和公共监督机制[7]。作为新兴资本市场上有效替代司法保护不足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媒体监督具有能够改善法律制度不健全和内部治理机制监督失效的问题[8]。媒体的相关议题会在资本市场产生风波，管理者受资本市场压力的影响，会相应改变自身行为，从而有效治理公司[9]。然而，关于媒体报道的研究一直以来是基于投资者保护的角度，那么媒体报道会不会通过公众的监督压力来影响企业的避税，从而达到政府的税收保护问题，还有待考证。

现有企业制度下所有权和经营权高度分离，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利益的不一致会导致代理问题的产生。为了缓解二者的利益冲突，使其以所有者利益最大化为决策目标，所有者往往会根据公司业绩（如税后会计利润、股价等可观测到的）的好坏来决定管理者的激励报酬，通常采用的激励报酬形式有股权激励[10]。因此，股权激励也是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之一。而媒体报道是抑制企业避税行为的一种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那么媒体报道的外部治理与股权激励的内部治理作用在企业避税上的相互关系又是怎样？

本文的可能贡献在于：第一，从公众舆论监督角度出发，验证了媒体报道与企业避税程度的关系。第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依据报道的感情色彩不同分为正面性和负面性，以验证媒体报道的作用途径。第三，基于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检验了不同产权性质下媒体报道对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第四，综合内外部治理，进一步分析了股权激励与媒体报道这两种治理机制在抑制上市公司避税程度的相互作用。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现代决策理论认为，由于现实决策环境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及复杂性，人的知识和计算力又都比较有限，掌握的决策信息也不可能全面，决策的时间、费用也有限制，因而决策者只能在“权衡主要收益与成本的相互调整中”较理性地做出决策以追求一种满意的决策方案[11]。依据该决策理论，管理层在面对企业避税程度的现实问题时，决策也应该是在权衡避税的主要收益和成本的基础上较理性地做出。当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高度分离时，会存在股东与管理者的利益冲突进而导致代理问题的产生，企业通过复杂、不透明的交易达到避税目的的同时，也为管理层的机会主义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因此，基于代理理论，从企业避税的角度看，高管可以获得的收益是以减少税负程度为基准的薪酬契约以及利用复杂不透明交易形成的间接收益避税寻租（内幕交易、利益侵占），付出的主要成本可能包括声誉损失以及受到税务机关的处罚。在高管避税的成本方面，媒体报道主要从三个渠道提高了避税成本。首先，媒体报道作为独立于上市公司的力量，可以通过信息传播和挖掘功能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企业的透明度，从而使得外部监管层和投资者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企业的收入构成及区域分布、整体运营状况、成本费用构成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高管通过复杂交易来避税的难度。其次，外部投资者通过媒体的信息披露能更好地知悉高管在避税中是否存在寻租行为等非税收成本，从而减少对股价的预期，减少管理层以提升股价为条件的薪酬收入，迫使大股东给高管施加压力以维持股价平稳。最后，媒体通过利用声誉机制与行政机制来影响上市公司的行为[8]，从而达到公司外部治理的作用。声誉机制指媒体关注通过影响高管在股东和大众心目中的声誉来降低他们谋取私有收益的激励。而公司经理和董事需要通过媒体来塑造公众形象，这会迫使他们依据社会道德规范来约束自身行为[8]。来自外部公众舆论压力导致企业增加对集团子公司地址、收入情况等信息的披露，减少避税行为。因此，媒体报道的广泛关注强化了管理层声誉的影响。在有媒体关注的外部条件下，管理层会更加关注自身声誉，更加害怕声誉受损，从而无形中提高了避税的声誉成本。行政机制是指媒体关注的强大舆论压力导致行政部门的介入，从而实现监督治理作用。具体而言，媒体报道是通过引发行政机构的介入以提高违规企业的行政成本进而达到公司治理监督的作用[12-13]。企业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因此高管在避税行为背后可能隐藏着潜在的利益侵占的机会主义行为[14]，如转移公司资产、投资低效、高额在职消费、掩盖公司负面信息等，而媒体可以引发外部行政监管机构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使得高管避税寻租的难度加大，这一间接收益很可能转换为成本，从而抑制企业进行避税的动机[15]。同时，媒体关注度高的公司，由于受到强大舆论压力，行政部门在对管理层违规处罚时可能更严格，执法更公正，提高了避税的处罚成本。综合而言，上市公司在媒体关注下，通过信息透明度、声誉机制、行政机制降低管理层避税的收益，增加了避税的成本。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上市公司媒体报道越多，企业避税程度越低。

在西方国家，媒体被视为是继立法、司法和行政之外的“第四方权力”，是一种重要的资源配置机制[16]。依据感情色彩的不同媒体报道可细分为正面报道、负面报道和中性报道。出于吸引公众眼球的目的，媒体天然有披露负面报道的偏好，公众更容易关注媒体的负面报道。新闻媒体为了追求公众点击率和新闻发行量，自然偏好于追踪报道和深度挖掘上市公司的负面新闻[17]，媒体的批评报道与一般性的媒体报道相比在上市公司治理方面能够起到更好的监督管理作用[16]。媒体报道的感情色彩不同，其舆论监督作用会有很大区别，只有媒体的负面报道才可能对管理层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监督管理层约束自身的自利行为[18]，媒体的负面报道能够引起普通民众对上市公司的强烈关注，即便没有外部监管部门的监督，注重声誉的经理人也会忌惮民众效应而约束自身的行为，从而使媒体的负面报道发挥公司治理的作用[19]。一般而言，媒体负面报道所占比例越多，舆论监督力度相应越强，所以媒体监督的衡量指标可以采用负面报道比例[20]。因此，媒体主要是通过负面报道来实现对于上市公司的外部治理和监督的作用。另一方面，政府的税收征管部门人员作为社会公众，自然也会受到媒体报道的影响，更容易接受媒体的负面报道，从而在稽查负面报道较多的企业纳税情况时会更严格，稽查力度更强。因此，当企业外部媒体报道负面性居多时，管理层在做出避税决策时，会更加考虑可能面临的政府税收稽查力度，从而更加减少避税程度。因而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与媒体正面报道相比，负面报道对企业避税程度的抑制作用更显著。

由于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媒体报道的治理效应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也会有所不同。一方面，国企不仅追求经济利益，而且需要实现社会价值[21]。企业国有股比重与其实际税率显著正相关。媒体报道通过传播和引导舆论能够放大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后带来的效应。另一方面，声誉机制和行政机制在國企的影响更为显著。在我国，多数国企高管任用仍采取内部提拔和外部调入方式，这使得国企高管不仅仅为提升企业绩效，更加追逐政治地位的提升，重视依法纳税带来的声誉效应、政绩效应。媒体报道能够放大企业依法纳税带来的声誉效应、政绩效应。高管在进行避税的同时，税务部门也在进行反避税。一旦避税被发现，国企高管除了要补缴税款、罚款等，还将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这可能意味着更高的避税失败成本。媒体会引发外部行政监管机构对企业更多关注，这意味着国企高管避税的风险更大，避税失败政治经济损失更大。因此，提出假设3。

假设3：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媒体报道对国有企业避税程度的抑制作用更显著。

基于代理理论框架，企业的避税行为背后可能隐藏着潜在的管理层利益侵占的机会主义行为。而股权激励就是用来解决股东与管理层利益冲突引发的代理问题的重要治理机制之一。企业所有者通过股权激励的方式，将管理者自身利益与企业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能够有效改善管理层与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从而使管理者以企业利益最大化为决策目标。在这种激励方式的推动下，管理者避税带来的收益是直接的，将不再是以减少税负为条件的薪酬契约和通过复杂交易在避税中获得的寻租效应等有风险的收益。作为实施避税行为的管理层要承担不能明确补偿薪酬契约的风险时，其努力程度将会产生扭曲[22]。尽管媒体报道能提高企业的信息透明度，增加避税的难度，但管理层为追逐自身直接经济利益，更有动力采取各种方式（如避税）来提高公司价值。同时，这种利益趋同的股权结构使得管理层更加关注企业的股价。对于外部盈余信息，外部投资者的信息反应会被媒体的各种报道放大，进而情绪会受到各种渲染[23]。从以往的研究来看，会计账面利润和实际税负的差异超出外部投资者理解范围，他们会过高地预期会计盈余信息的持续性[24]，管理层就能够利用这一现象以避税为手段来提高企业的税后利润，使得投资者可能因此而提升对股价的预期，给予溢价。因此，提出假设4。

假设4：股权激励会减弱媒体报道对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8—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名义所得税率取自WIND数据库，其他财务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其中媒体报道数据通过中国知网《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检索的上市公司新闻报道的次数手工收集整理。同时，剔除金融保险业，其间被ST、PT以及税前利润总额为负、公司财务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最终选取了5 093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将连续变量进行1%和99%的Winsorize缩尾处理，以降低极端值的影响。为控制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媒体报道进行滞后一期。本文所用数据处理软件为Stata 12.0。

（二）变量定义与度量

1.企业避税

本文参照蔡宏标等[6]的研究，采用会计—税收差异（Btd）来衡量企业避税程度。会计—税收差异=（利润总额-应纳税所得额）/上年总资产，应纳税所得额=（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名义税率。该差异越大则表明避税程度越高。

2.媒体报道

本文借鉴戴亦一等[17]的做法，用“1+媒体报道次数”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媒体报道总数[18]，并根据媒体报道的感情色彩将媒体报道的内容区分为媒体负面报道和媒体正面报道。

借鉴郑志刚等[19]的做法，当报道中存在丑闻、内幕、关联交易、违规、违法、虚增、虚构、欺诈、隐匿、操纵、贿赂、拘留、逮捕等关键词时，即表示该报道为负面报道。

3.股权激励

借鉴Bergstresser et al.的做法，利用公司股票价格变动1%时管理层的股票和期权价值的变化来衡量股权激励水平，计算公式为：

Incentivei，t=■

其中，Pricei，t为t年末公司i股票的收盘价，Csharesi，t和Optionsi，t分别为i公司CEO于t年持有股票和期权的数量，Cashpayi，t为CEO当年的现金薪酬。

4.其他控制变量

参照陈骏等[4]、蔡宏标等[6]的研究文献，考虑影响企业采取避税行为的其他因素，本文控制了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固定资产比重（Cap）、存货比重（Inv）、企业成长性（Grow）和产权性质（State）等变量，并且引入了行业和年度的虚拟变量对行业及年度进行控制。（1）公司规模。通常，规模较大的公司避税概率会越大，避税规模也相应越大，主要是因为规模较大的公司避税渠道相对多样化，如设立分公司或子公司，还可以多样化经营，涉足多个行业、地区或国家，避税操作的空间较大。因此，本文预期公司规模与避税程度呈正相关。（2）资产负债率。负债高的企业，其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等问题较多，实际盈余基数不大。同时，风险较大的企业更易受到市场和税收监管部门的关注，抑制了其避税动机。资产负债率与企业避税间可能存在负相关关系。（3）固定资产比重、存货比重。固定资产与存货密集度高的公司税收筹划的机会更多，违法避税动机就越小，呈负相关关系。（4）公司成长性。通常，公司成长性用销售收入增长率来衡量，处于成长阶段的企业会面临更多的投资机会，对资金的需求比较大，其避税动机可能会更高。公司成长性与企业避税间可能存在正向相关关系。（5）产权性质。国有企业由于与政府的天然联系，能够获得政府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特殊支持，避税的动机相较于私营企业更小。本文认为国有企业与企业避税间可能呈负相关。

变量的定义见表1。

（三）模型构建

为检验媒体报道是否能够有效制约企业避税行为从而发挥监督治理的作用，本文建立模型1：以媒体报道为自变量，企业避税为因变量，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固定资产比重、存货所占比重、销售收入增长率、产权性质等作为控制变量进行OLS回归，考虑到控制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所以将自变量取滞后一期。依据媒体报道类型、产权性质分组来进一步检验假设2和假设3；为验证假设4，构建模型2。

Btdt=α+β1Mediat-1+β2Sizet+β3Levt+β4Capt+β5Invt+β6Growt+

β7State+■Year+■Industry+εt （1）

Btdt=α+β1Mdeiat-1+β2Mediat-1×Inc+β3Inc+β4Sizet+β5Levt+

β6Capt+β7Invt+β8Growt+β9State+■Year+■Industry+εt （2）

四、描述性分析

（一）變量描述性分析

表2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会计—税收差异最小值是-0.16，最大值是0.26，说明上市公司企业避税程度差异较大。媒体报道总数的均值为1.63，最小值是0.69，最大值是3.89，说明媒体报道总体来说能够产生一定程度的轰动效应。但不同上市公司所受的媒体关注度差异也较大。媒体负面报道最小值是0，说明有些公司不存在负面新闻，声誉良好；最大值是1.95，表明有的公司负面新闻较多，不同上市公司媒体负面关注的差异很大；负面报道的均值是0.28，表明媒体负面报道所占的比重还不是很多，媒体的监督力度较弱。上市公司规模的最大值是25.94，最小值是19.37，均值为22.28，说明整体而言上市公司都有较大的规模。资产负债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9和0.06，显示不同上市公司存在较大的负债水平差异，且平均负债率达到了49%，这表明整体而言上市公司都有着较高的负债率，较大的财务风险。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率、存货占总资产比率最大值分别为0.74、0.77，最小值为0，说明各公司固定资产、存货所占比重差距都比较大。销售收入增长率的最大值是4.59，最小值是-0.55，表明不同上市公司存在较大的销售收入增长率差异，盈利能力差别较大。股权激励水平的均值为0.19，整体偏低，说明我国上市公司还没有广泛采用股权激励的治理机制。

（二）相关性检验

表3列示各主要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从中可知，媒体负面报道与企业避税程度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而媒体正面报道与企业避税程度负相关但不显著，这意味着媒体负面报道更能够发挥外部监督治理作用，抑制企业避税，这和前文的理论分析基本一致。媒体报道总数与企业避税之间的Pearson系数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对各变量做相关性分析检验只是排除多重共线性的存在，考虑两个变量间简单相关性关系，若要更准确、深入地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则需要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表中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除媒体报道内部相关系数大于0.5之外，其他大多都小于0.5，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问题。大部分控制变量与Btd在5%及以上的水平显著，说明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五、实证检验结果

（一）媒体报道（正面和负面）对企业避税程度影响的实证分析

模型1的结果见表4，滞后一期的媒体报道（Mediat-1）与企业避税程度（Btd）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上市公司媒体报道越多，企业避税程度越低，媒体报道能够通过声誉机制和行政机制对企业高管施加影响，影响其避税决策行为。控制变量方面，公司规模、销售收入增长率与企业避税程度显著正相关（1%水平上显著），说明公司规模越大，成长性越好，企业避税行为越激进；而固定资产比重、存货所占比重与企业避税程度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有形资产较多的企业，出现违法避税风险情况较低，避税程度较弱；资产负债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风险越大的公司，避税操作的空间较小。产权性质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国企由于政治关联较强，避税动机较小。这与预期相符，也与一些文献[4-5]的研究基本一致。因此，假设1得到了验证。为进一步验证媒体作用渠道，模型2中分别用媒体负面报道（Media1t-1）、媒体正面报道（Media2t-1）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媒体负面报道与企业避税程度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而媒体正面报道与企业避税负相关性不显著，表明媒体主要通过负面报道实现其监督治理作用，负面报道能够抑制企业避税，发挥有效的外部治理作用，检验了假设2。

（二）媒体报道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避税影响的实证分析

为验证媒体报道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避税行为的影响，本文采取分组回归，结果列示在表4第3列中，从表中可以看出，对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State=1），媒体报道与企业避税程度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而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State=0）媒体报道与企业避税程度负相关，但不显著，表明媒体报道对国有企业避税行为抑制作用要强于私营公司，即媒体报道对国有企业避税行为的抑制效应更显著，支持假设3。分组回归结果表明媒体报道可以通过行政机构介入这一“路径”来发挥治理作用。

（三）不同股权激励水平下媒体报道对企业避税程度影响的实证分析

为了研究不同股权激励水平下媒体报道对上市公司避税程度的影响，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股权激励与媒体报道的交互项作为内生变量形成模型2，结果列示在表4第4列中，结果表明：媒体报道与企业避税程度在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媒体报道能够有效抑制企业避税行为；而媒体报道与股权激励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媒体报道与股权激励两种治理机制之间具有替代效应。在企业内部治理较差时，更加凸显媒体报道作为有效外部治理机制的重要性。

（四）稳健性检验

由于会计—税收差异并非完全由企业避税引起，税法与会计准则之间的制度差异或企业盈余管理也会影响，因此为了剔除这些因素的影响，借鉴Desai et al.[10]的方法，采用BTDi，t=αTAACi，t+μi+？灼i，t多元回归模型，其中μi代表i公司在样本期间内残差的平均值，？灼i，t表示t年度残差与公司平均残差μi的偏离度。DDBTD=μi+？灼i，t表示BTD中不能被应计项目解释的部分。该值越大，则表明避税程度越高。

采用DDBTD作为因变量来进行稳健性测试。回归结果发现，媒体报道的系数显著为负，且媒体负面报道的系统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而媒体正面报道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从而支持假设1和假设2；对国企和非国企分组回归，媒体报道与企业避税程度的负相关关系在国企中以1%统计水平上显著，而在非国企中并不显著，表明在国企中，媒体报道能够更有效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支持了假设3；加入股权激励与媒体报道的交互项进行回归，交互项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验证了假设4。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健性。

六、研究结论及启示

企业避税一直是国内外学者高度关注的话题。媒体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它的相关作用也是近年来资本市场的一大研究热点。本文从媒体报道的视角，运用回归分析法实证检验了媒体报道对企业避税行为的抑制作用。研究得出结论：第一，媒体报道能够抑制上市公司避税程度；第二，媒体负面报道抑制作用更显著，表明媒体的监督治理作用主要是通过负面报道实现；第三，媒体报道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避税程度的抑制作用更显著。第四，股权激励水平低的上市公司，媒体报道能够更加显著降低其避税程度，即股权激励与媒体报道两种机制间显现替代效应。

本文的研究启示是：重视媒体的信息披露作用，强化其外部监督治理效应。具体而言，一是政府应重视立法权的使用，制定相关法律充分保障媒体言论自由，提升媒体监督的市场地位，规范媒体监督的领域和途径，充分利用媒体报道的舆论监督来制约企业避税行为，切实保护政府的税收权益；二是媒体行业应遵守职业道德规范，不断加强自身自律性，建立行业规则，确保媒体报道的公正和真实，从而有效发挥舆论和监督治理作用；三是在股权激励水平比较低即内部治理较缺乏的企业，更应该重视媒体报道等外部治理机制的监督作用，敦促高管重视公司聲誉，积累信誉资本，注重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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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姚靠华 范丽华 洪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