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分析论文

现象学分析论文 篇1：

论会计现象学分析法的构建

摘要：更广泛意义上的现象学是会计现象学分析法的理论基础。会计现象学分析法以其包容性从不同的思维角度接近会计现象的本质，反思现存的会计研究方法，修正不恰当的会计研究方法，捕捉会计现象的内在规律性。

关键词：会计现象学分析法会计现象现象学构造

方法论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20世纪，现象学运动是西方最重要的哲学思潮，它主张原初、主体间性、先验还原、本质直观等思想，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意识空间。在会计实践和会计研究中，将更广泛的现象学思想融入会计现象和经济活动的研究、分析中，有助于我们拓展思维，更加深刻地认识会计本质。

一、会计现象学分析法的本质

会计现象学分析法是以现象学为哲学基础的，从会计现象和会计实践的意义本源出发的，自由、公正地反思、描述会计直接经验规律的会计研究方法。

1　以现象学的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础。现象学作为哲学方法提出来的是德国哲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1900～1901年，胡塞尔发表了长达10年之作《逻辑研究》是当代哲学思潮现象学运动的奠基性著作。现象学的研究大家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表述了现象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形成两个体系，一个是西方现象学哲学体系，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哲学体系。西方现象学哲学体系中，海德格尔、萨特、德里达、舍勒、梅洛·庞蒂、英伽登、伽达默尔是胡塞尔的后继者，他们从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方向、不同的方式发扬胡塞尔的思想，影响着当代哲学的思维取向。虽然研究的方向不一样，但是所有现象学家都表现出活动方式的一致性。即致力于研究接近问题的方式。应当明确，现象学意味着一种共同的接近问题的方式。而不是对一批一致确定的陈述表示赞同。因此，施皮格伯格确定地说：所谓现象学方法，它的根本统一就在于“非常执拗地努力查看现象，并且在思考现象之前始终忠实于现象。”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哲学体系以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哲学思想为核心，在感性—理性—感性的认识过程中贯穿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矛盾论，实现对事物本质的研究，主要代表有国际共产主义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以及中国的理论与实践。

西方现象学的核心思想是“面向事物本身”、“现象总是起始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生活世界”。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以现象学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直接感知到的生活世界，这种态度就是胡塞尔所描述的原始的、先于反思的、先于理论性的态度。我们只有以这种态度对所经历事件的本质进行反思，才能够在“教化”的意义上转化或重塑自我。“感受现象学”必须奠基于“表象现象学”之中，即理论理性高于和先于实践理性，这种奠基秩序是现象学分析的依据。现象学不同寻常的思维观念引导着人们以一种特殊的意向、观念、规则描述会计科学。

两大体系的现象学是可以融合的。不同的现象学家解析现象的途径形成了各自的体验。胡塞尔的超验现象学、海德格尔的感性现象学、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马克思的人学现象学(包括中国现象学)，目的都在于探求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尽管西方现象学哲学体系并不完全强调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多主张“二元论”或“三元论”，但无论是二元论还是三元论，都坚持论证两个方向的客观性，一是物质的客观性。二是精神的客观性，尤其是精神的客观性是通过普遍联系的观点论证的，符合辩证法的思维，这是西方哲学质变的根源。徐晓风、张艳涛《对实事求是的当代现象学解构》与韩庆祥、邹诗鹏《人学》充分论证“现象学方法就是‘实事求是”’，面向事情本身绝不是“面向完全经验的、自在的、通过日常意识的判断就可明了的事物现象”，绝非柏拉图式超念。“面向事情本身就是面向实事求是本身”，现象学家的目标在于解析现象学的真谛“实事求是”。因此，西方现象学是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科学；而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哲学体系坚持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反作用于物质。物质与精神都具有客观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西方现象学哲学体系和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哲学体系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实事求是”，寻求事物的内在规律性。两大方法体系本身的目标性使其具有充分的包容性，为会计现象学分析方法的综合创造了条件。

2　以会计现象为对象研究会计存在的本质。会计现象是一定时期、一定阶段的会计行为的现实表象，它蕴含在会计实践活动之中。会计人如何真实而客观地反映会计规律?会计现象学分析法要求从会计现象开始做研究。现象学认为，做研究就是对我们感受世界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提出疑问。理解世界就是以某种方式深刻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研究—质疑一形成理论的行为就是使人与世界密切联系的有目的的行为。这种与世界不可分割的联系称为“意向性”原则。在会计研究中，会计现象表现为资金运动及其相关要素的集合，既包括有形货币运动又包括无形价值运动，既包括物的运动又包括会计人的运动，既运行于微观经济活动之中又反映在宏观经济管理之中。会计的世界包罗万象，会计现象学分析就是要以会计现象存在的意义为研究的内在动因，通过对会计现象存在意义的反思，探求会计规律和会计本质。而这种分析方式并不是以具体的目的为出发点，收集只与研究目的相关的会计现象作为论据，来论证研究的目的；而是通过对存在的普遍联系的会计现象进行反思，探求现象的原初，来认识会计的发展规律。这种分析方式让研究者从更加宽阔的空间，发散式地思考会计存在的意义及价值，即关注会计现象本身，追溯会计现象原初，探究会计未来。

二、会计现象学分析的构造及思维方式

关于会计现象学分析方法的构思是非常艰难的事情，因为不同的现象学家认识现象的角度是不同的，这也正是前文所述“现象学意味着一种共同的接近问题的方式，而不是对一批一致确定的陈述表示赞同”和“最宽泛意义上的现象学和现象学方法”，所以，采用任何一位现象学家的思想构建出来的会计现象学分析方法都会存在差异。但是会计现象学分析法还是存在隐约的趋同方式的，现象学家都以唯物、辩证的理性思想为基础，所以会计现象学应遵循以下主要观点：

第一，会计现象学分析法必须描述和界定会计现象存在的环境。任何事物都是存在于特定环境中的，会计现象也不例外。中国的会计环境和欧洲的会计环境就不一样，我们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所独具的特点是欧洲国家所不具备的，我国的公允价值计量环境不充分、不完善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在研究会计现象时必须弄清楚它存在的环境，无论是本质还原还是先验还原、无论是主体个性还是主体间性的研究、无论是此在还是彼在的研究，都离不开对“实事”的特定环境描述。现象存在于环境之中，在理解、探索会计现象时必须对现象做出一系列假设或假定，这样的研究成果才具有针对性和可用性。

在这里，对会计现象存在环境的认识并不是抛弃历史，而仅仅是对会计现象特定环境的描述。历史的、过去的会计实践、会计经验、会计方

法、会计规律是否现实可用，我们要研究其环境有没有类同，现象的本质有没有关联性。任何会计现象都不是突兀存在，而是历史的和现实的经济活动的延续。例如，借贷记账法自1494年作为一种普遍接受的方法创建以来，其表现形式有所改进，但是其内在原理一直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究其原因，以这种方法对会计现象记录、计量和报告而提供的会计信息是信息使用者决策所需的信息。在这里，环境显示了充分的有效性。现在各国会计学家都试图探索一种比借贷记账法更科学的方法，如果研究成功并能普遍接受，那么这将是对历史的挑战，对新会计环境的创造性认识。

第二，会计现象学分析法必须坚持会计现象普遍联系的观点。现象学鼻祖胡塞尔区别于以往西方哲学家的主要特点在于他提出“我思思维”客观性的解决办法。胡塞尔和笛卡尔都曾致力于“建立在最终可设想到的无偏见之上的哲学”。然而，在哲学是一门科学研究过程中，“笛卡尔在经过彻底的怀疑之后，剩下一个不可被怀疑的自我……”，而胡塞尔在自我我思活动中通过“移情作用”，论证存在“多个主体已个别地构成的感觉物复合体”，并进一步论证我思思维的有效性和客观性。所以笛卡尔没有解决我思思维的客观性。而胡塞尔不但解决了西方哲学中物质的客观性，还通过普遍联系的观点解决了主体思维的客观性问题，这是西方哲学史质的飞跃。自现象学创建以来，现象学的后继者一直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如舍勒的“情感一位格现象学”通过情感载体“位格”非对象化情感，“将我们引领至一种理解或体验的行为过程中”；海德格尔的构建了“此在”、“彼在”、“存在本体”三元认识论；梅洛一庞蒂将身、心、物统一起来，使世界浑然一体，在混沌中研究现象的真谛等等，都是主体思维客观性的具体实现方式。所以现象学是一门普遍联系的科学，是辩证法的运用，它和马克思哲学有异曲同工之理，尽管两者具体研究角度和方法并不完全相同，现象学更突出主观思维客观化的过程。

会计现象学分析法应坚持普遍联系的研究方法。会计现象、研究者、会计规律的普遍联系表现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影响，互相作用。所以探究会计现象的“是”，不能割裂会计现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不能静止地观察会计问题，不能只看局部不看全局地研究会计规律。

第三，会计现象学分析法应包容中外各种方法。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现象学研究者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用具有方法的差异性、时代的差异性。西方现象学研究者胡塞尔、舍勒、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都形成了各自独具一格的研究特色。而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在中国形成了四个阶段的理论特色，毛泽东思想中的“实事求是”、邓小平理论中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三个代表”中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谐发展”。这四个阶段的中国现象学理论已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所论证，其价值彰然若显。因此，会计现象学分析法在普遍联系中如何探究彼此的本质，研究者应拓展思维，不能局限于某一种途径或具体过程。正如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出了“开放”、“搞活”等，这些理论都是探索未来的现象学研究方法。所以本文的会计现象学研究方法的应用理论并不局限于西方哲学，古今中外、已知的、正处于探索中的所有现象学研究方法均为本文之可吸纳的有效方法。

第四，西方现象学中的主体客观性、先验还原等思想非常有特色价值，值得学习。主体闯性论证了主体认识客观性问题。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区分为内外两种类型。内的方法是赋予意义的意义本身，是认识的生发境域；外的方法是如何进入现象学的意识之中，从以往的哲学思维方法、态度，转向现象学的思维方法、态度。还原就是这个外的方法。现象学的还原经过了本质还原和先验还原，这两个步骤有相同之处，只是先验还原较之本质还原更为彻底。本质还原主要中止对外在世界作自然主义式的存在论的判定。而更彻底的还原则将我思之我的实体性存在也一同放人了括号里。现象学还原进一步地打开了一个世界。一个完完全全先验地存在着的世界，它内在地包含着一切可能向外发散出来的东西。本质还原要求在现象背后寻找事物的本质，而先验还原最后引导着我们走到一切认识的发生源泉——先验自我。先验自我就是“生活世界”，是自觉存在着的，虽然它终归得借助于主体的意识活动——本质直观得以自识，但它先在性地存在于主体之中，成为认识主体经验过程中不自觉的认识源泉。故而为先验自我。这些主要思想在舍勒、海德格尔、梅洛一庞蒂等现象学家的研究中得到了具体的开发。

会计现象学分析法是为了揭示会计现象的本质，必须理解现象学精神，充分运用各种现象学方法，每一个执著于外界与自我的会计学者必须于借助会计现象学分析法走进事物本身。

三、会计现象学分析法应注意的问题

第一，在研究会计问题时，尽量少或不引人中介因素。因为现象学排斥中介的因素，把直接的把握或这个意义上的直观看作是一切知识的来源和检验一切知识的最终标准，所以用会计现象学分析法研究会计现象时不可以引人中介物或者不能依赖于中介物，否则会迷失会计现象的本性。

第二，会计现象学分析法一定立足于会计现象本身。现象学在经验的事实基础上要求通过直观来获取本质洞察，即获得对本质因素以及在它们之间的本质关系的把握。所以会计现象学分析法应立足于会计现象本身，追溯会计现象原初，获取会计现象本质、探究会计现象的未来。

(责编：若　佳)

作者：邓兴中

现象学分析论文 篇2：

后疫情时代高校德育现象学分析

【摘要】新冠疫情至今已有三年，我们正在逐步迈入后疫情时代，新冠疫情对于社会的生产、消费、教育等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来看矛盾具有两面性，危机当中也蕴含着机遇特征，对于高校德育来说，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对于高校德育工作的开展与目标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需要从教育现象学的角度出发对于后疫情时代高校德育工作做出简略分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高校德育工作的未来开展提出一定的视角与建议。

【关键词】后疫情;高校德育;现象学;回归;日常生活

引言：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肆虐，人类社会已经迈入“后疫情”时代，这种“后疫情”时代是人类全方位的转向[1]，在生活上要对社会风险——新型冠状病毒及其变种——产生担忧与不间断应对，在工作上要对社会因为新冠疫情的地区性爆发产生的“熔断”与“暂停”产生“不确定性”，在思想思考中要对人类社会的短暂混乱与终止找到人类生活的原初价值，点亮生活的希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高校德育工作的开展产生了影响，正如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在名著《堂.吉诃德》中所表现出混乱生活的德行世界一般，其对于人本身的“此在”与“存在”是决定性意义的[2]。

一、后疫情时代高校德育工作的现象学反思

现象学反思的本质在于“意向性”，在于运用现象学方法——方法论加括号，在于通过“我思”的不断还原，回到日常生活世界，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运用现象学的反思方式与手段在教育方面需要回归到教育的使命与初心方面，回归到教育的终极价值与终极目的，强调对于人与世界的自然理解与生命关联，强调教育不仅要注重理论理性，还要注重实践理性;不仅要注重抽象理解，还要注重感性直观与感性经验;不仅要理解知识，还要注重德行，强调在不同的语境下、实践下依据现象学反思做出对于教育教学的本质规定性感受与理解[3]。

在后疫情时代，高校教育教学的内容与形式都发生了变化。首先在授课内容上，依据对于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政会议中的讲话，高校授课内容越来越加强实践性、思想性，按照“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要求[4]，增加體育劳动等多种科目的时间，减少课后作业量，还学生积极探索、兴趣指向、充满好奇心与创造力的课后时间，通过开展“青年大学习”、“学习强国”等活动加大对于社会性、即时性的红色文化、优秀文化宣传，化被动学习为主动探索，从“心”构建思政新格局。在学习形式方面，受到地区性新冠疫情的影响，加大了对于网络教学的投入力度，例如增加了运用“雨课堂”、“腾讯会议”等多种授课形式，在网络技术手段的支持下更新课件、更新教学资源，从课堂上到课堂后，从学习过程到反馈过程，不断更新教育教学新形式，对于德育教学来说网络资源的新鲜性与生动性更让高校德育工作迈入了崭新的阶段。

二、后疫情时代高校德育工作要回归日常生活

高校的德育工作需要在具体情景中得到发展，需要以回归日常生活为指向。在很大程度上，大学生道德水平的提高与特色鲜明的应试教学无关，而是源于特定情况的无意识和事情微妙的影响[5]。事实证明，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对他的影响比抽象的理论大得多，正如歌德《浮士德》所言“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在德育教学过程中，如果老师和学生之间没有交流，也没有基于具体情况的道德经验，学生对道德教育内容的感觉往往是苍白和肤浅的，他们对道德法律的理解只能停留在表面、留在教学中。道德知识的布道很难达到真正的情感和谐与人生价值指向，强调德育工作的情境性质，包括自我建立道德教育，并不意味着否认高校德育教学的有效性，而是要求高校德育教育改革，以突出“德行”本身为基本特征与目的，以回归到日常生活的所见、所用、所为为根本指向。因此，基于教育现象学的方法和策略，高校的德育工作可以尝试采用一种以事件为导向的“浸入式”教学模式。以事件为导向的所谓“浸入式”教学模式意味着：在德育教学课程中积极地阐述实践智慧，即从本质上讲“事物本身”;第二，通过沉溺于事件本身，参与者会暂停预先设定的偏见，参与特定的理论或道德解决方案，直面矛盾和挑战，直观地诉说“事物本身”。这种德育教学制度不仅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氛围和积极的情绪场景，还有利于在德育教学环境中构建受过教育人的良好经验和完成其自我构建，还有助于纠正相关认知趋势和德育教学话语，增强其理解性与思辨性。回归日常生活，回到事物本身，回到教育的原初使命与目的。

三、总结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于高校思政教育、德行教育提出了新判断、新目标与新方向，特别是在全球新冠疫情肆虐，人类生活与工作都正在迈入“后疫情”时代。马克思哲学、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之一就在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理论具体运用，我们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秉持着现象学的理论观点，进行思维的“悬置”、“加括号”，“回到事物本身”，回到先秦诸子对于教育本身的阐释，回到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关于伦理教化的诉说，回到近现代以来如康德、舍勒等人关于伦理世界、德行世界的人类学判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初心与使命的寻找是人类世界得以不断前行的动力，是人类的意义所在。新时代我们要谨记社会主义特色大学的办学理念与办学指导，谨记社会主义育才的根本方向，谨记高校德育培养的初心与使命，从全新的角度与战略布局出发做好后疫情时代高校德育工作，更好为党育才为国育人。

参考文献：

[1]王攀峰，曹冉.教育现象学研究问题述评[J].教育学术月刊，2013（1）：25-29.

[2]刘炎欣.意向、情境与建构：教育的过程现象学———过程论视域中的教育实践观[J].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16（1）：5-17.

[3]陈永清，陈小华，张圣华，宋振宇，林叶.后疫情时代高校思政工作创新思考[J].西部学刊，2020（16）：87-91.

[4]习近平.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 016-12-09.

[5]林玮.追寻美育内涵和德育意义：“后疫情时代”的信息素养[J].福建教育，2020（25）：1.

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名称：《大学生德育的“先在结构”研究》，项目编号：18B473

作者：陈攀文 曹颖

现象学分析论文 篇3：

《聊斋志异》中伦理思想的现象学分析

摘要：现象学是由胡塞尔创立，之后影响到各个领域的思想认识运动，以一种全新的角度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从现象学还原和现象学悬搁两个方面，用现象学的方法来剖析《聊斋志异》中的伦理思想，为解读《聊斋志异》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更好地把握整部作品的伦理思想。用现象学的方法分析书中的魔幻现实主义，能更好地理解书中对于传统伦理中封建思想的鞭挞，以及对人与人之间纯粹的友情、亲情、爱情的刻画，可以展现一个不一样的聊斋世界。

关键词：聊斋志异;伦理思想;现象学

一、现象学视角：展现不一样的聊斋伦理思想境界

《聊斋志异》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名著，用一个个短篇故事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幅精彩的生活画卷，更是有“留仙《志异》一书，脍炙人口久矣。余自髫龄迄今，身之所经，无论名会之区，即僻陬十室，靡不家置一冊。盖其学深笔健，情挚识卓，寓赏罚于嬉笑，百诵不厌” [1]317的美誉，其故事中对于传统伦理的超越值得后人细细品味。作者蒲松龄作为杰出的文学家，同时也是封建王朝末期的见证人，对于其封建伦理思想的批判仅仅只是从文本解释学的角度来解读，显然是不够的。“感性化和短平快的求知方式，使得一切复杂的问题都变得简单化、单面化了，所有高深的哲理似乎都可以通过几个学术明星在电视上以一种调侃的方式来加以言说，在这种情况下，探讨事物抽象本质的哲学当然就成为一种屠龙之术了。” [2]《聊斋志异》作为蒲松龄毕生的心血，其深邃的思想绝不只是浮在表面上的文字游戏。现象学作为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哲学思潮来讲，要达到一种纯粹的境遇，也就是不收其他杂乱的经验性干预。从现象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挖潜出其中的内部文化宝藏。

可是，在讲求实证和功利主义的背景下，有部分人对于《聊斋志异》的思想会产生误解，对《聊斋志异》伦理思想的理解只是局限于狐鬼花妖的悲欢离合，并没有理解到作品真正的伦理思想。哲学作为人类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人类对于智慧向往的需要，哲学也总是不断地追问。现象学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主流思潮之一，与其他不同的学科相结合，形成了教学现象学、心理现象学等等不同的学科，为人开辟一种新的思路。现象学强调对于事物本质的把握，以一种系统性、整体性的思路来理解事物，揭示出事物的内在价值，是事物自身的价值自我展现出来的过程。现象学的魅力就在于，可以通过其独特的现象学方式，把现实的感性的人作为理论出发点，以此来显现出人的伦理价值所在。《聊斋志异》通过以人写人、以妖写人等不同的方式，来表现出人的伦理思想创造力和生命力。仅仅是从表面上看，故事是写妖魔神仙在人间的爱恨情仇等等，进一步来看，蒲松龄是用这种神奇的色彩来赋予故事以生命力。作为现象学本身来说，其本就不是解决具体的问题，而是提供一种思想观念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帮助人形成全面认识，培养起道德和审美的情趣，这就是现象学的作用。所以《聊斋志异》的伦理思想绝不只是局限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中，而是把伦理关系中的主体——人，放在了哲学的高度上。因此，从现象学的角度对于《聊斋志异》的伦理思想进行分析是必要的。

二、现象学悬搁：去其杂念，发现纯粹伦理思想

现象学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进行悬搁，所谓悬搁，也就是中止判断。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就是“加括号”，即把要进行分析的对象用括号包围起来，使其与当下和历史这两个维度都脱离开来，将对象进行彻底的分析，发现其中本质的美。在思考的过程中，既要排除与此相关联的世俗信仰，又要对过往的知识形式和内容排除，这样可以摆脱掉以往的经验的影响，确定一个思考问题的起点，这正是现象学的精髓。而在当今诸多人都在用一种功利主义和实证的态度在思考问题，并且很多时候已经无意识地把这种思维方式赋予了文艺作品，使得文艺作品失去了本真的蕴含。通过现象学的悬搁，去除掉这其中的思维定势，便可使得《聊斋志异》的本质内涵显现出来。

（一）纯粹的友情观

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尤为重要，交往活动有丰富的哲学内涵。因此，在《聊斋志异》中有不少关于友情篇章的描写是可以用现象学的悬搁进行分析。如在《王六郎》一篇中，主人公王六郎本来只是一个溺死的水鬼，而渔夫许某也仅是一个小人物，并无所长，但是在这二者之间产生的友谊确实纯粹。其中，更是在王六郎本来可用一位妇女作为替身来解脱自己时，却因怜其襁褓中婴儿而决然地放弃了这个机会，“仆怜其抱中儿，代弟一人，遂残二命，故舍之” ① ，凸显出了王六郎在此刻的精神升华。渔夫许某也不禁发出了“此仁人之心，可以通上帝矣”的赞叹，并且在文章最后以“君心仁爱，自能造福一方，无庸故人嘱也”点明主旨。

如果出于一般意义上的解读，只感觉整个故事乏善可陈，无非就是一人一鬼的交谈和来往，既没有王六郎的慷慨赠予，也没有许渔夫的贪婪索取。但是，经过现象学悬搁以后会发现，王六郎和许渔夫这样的友情就是自由的、纯粹的，达到了一种情感层面的共鸣。从初期的相遇开始，二者都把彼此作为了各自的精神寄托，一种没有杂念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产生，在相互交流过程中达到了友情的心心相惜。尤其是当王六郎放弃了替身的机会时，许渔夫不是从世俗的角度进行批评指责，而是理解他的初衷，对其行为表示了赞赏，这无疑是一个真正的朋友的行为。整个故事过程中不掺任何杂念，完全是两个真正的朋友之间的交往。交往活动是人的本能活动之一，只有在交往活动中，才能到达理想和现实的统一。“只要有一个人能够成功地实现从未圆满过的交往活动，那么，一切都完成了。” [4]173

由此，不难发现，如果把功利的色彩添加在这个故事上，整个故事精神就难以被揭示。人的存在意义也正是通过在人与他人的交往关系中被渲染，纯粹的友情是可以不掺杂经验性的外在预设。可见，《聊斋志异》中对于纯粹友人之间情谊的描绘是真挚隽永的，所以，在《聊斋志异》中所赞美的友情，不是传统封建伦理中的说教，而更是在交往活动中创造出来的一种珍贵和自由的友情。

（二）纯粹的爱情观

《聊斋志异》中的爱情故事、婚恋故事曲折动人，情节美妙，所展现的纯粹的爱情观，也是值得深思，突出地表现出蒲松龄的理想人生和生活境界。例如，本书中的《绿衣女》篇。绿衣女一开始主动出现在于生面前，但是却不愿意对于生诉说过往，只愿与于生相伴。通篇文章没有写起因如何，将情节简约化，把故事时间压缩在一朝一夕之中，最后阶段绿衣女已经忧心忡忡，但却与其不曾在言笑间表露出来形成对比。在文章结尾处，“于破网挑下，去其缚缠，则一绿蜂，奄然将毙矣。捉归室中，置案头。停苏移时，始能行步。徐登砚池，自以身投墨汁，出伏几上，走作‘谢’字。频展双翼，己乃穿窗而去。自此遂绝。”尤其是最后的一个“谢”字，更是表现浓烈爱情的高潮部分。又如，在《婴宁》篇中，对于婴宁这般的天真纯洁，也是不加经验性的干扰，就只是一个纯粹的爱花爱笑的无瑕形象。

通过现象学悬搁之后，重新看待这些故事，发现的不是离别的伤感和无奈，只是作者对于纯粹爱情图景的描绘。爱情是一种独立于人的其他情感之外的情感，所以才会有像梁山伯和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动人的爱情故事传说至今。“一般地说，人类爱的意义就在于牺牲利己主义而证明和拯救个性。” [5]16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多少爱情都要遭受到利己主义的摧残和传统道德观念的限制。某条件不符合、某环境不达标、某行为不符合个人的利益等等，就不能算是爱情，这种观念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传播，这就是已经遗忘了爱情的本质的表现。在《聊斋志异》中，作者通过爱情故事的描写，对爱情重新进行了定义。人向往爱情，不是为了要符合某种条件或者是定义，爱情就是爱情本身。人在爱情中认识人自己，也认识对象，所以就是要不断地超越，实现自我的存在。

所以，解读《聊斋志异》中的爱情思想，要更加注重于爱情本身。爱情对于人的意义来讲，不是要用外部条件来衡量，爱情是人的构成部分之一。不同的人对于爱情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即便是同一个人面对爱情也会有不同的选择，这说明了爱情具有复杂性，可是仍然会有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爱情本质存在，也就是纯粹的爱情的存在。

（三）纯粹的孝道观

孝道在中国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熟人社会模式中，深入到心灵深处，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主要象征，学习孝道、实行孝道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不可否认的是，当孝道与某些经验性的因素相结合之后，便不再只是一个孝道的问题，尤其是与封建愚孝思想长期紧密的融合，的确有它消极的方面。但是，孝道的观念能够形成源远流长的孝文化，足见孝道存在的合理性，对孝文化的研究，发掘其积极的要素是必要的。《聊斋志异》是传统孝道的歌颂者，作为一个三百多年前封建王朝的文学家，蒲松龄的某些孝道思想是具有超前性的。

“传统文艺作品在涉及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时无不将孝作为弘扬的主题，这个特点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尤为明显。书中既有对尽孝子女的歌颂，也有对不孝子女的鞭笞。” [6]将书中关于孝道的故事进行现象学悬搁之后，去除了干预，不难发现这其中关于纯粹的孝道理解。例如，在《钟生》一篇中，钟生作为一个封建王朝的穷书生，科举考试是其唯一出路，但听闻母亲病危，仅凭道士的一面之词，在马上就要考完试的情况下，竟然“闻之泣下，遂欲不试而归”“母死不见，且不可复为人，贵为卿相，何加焉？”试想如果这一幕用一种经验性的态度去对待，则又会是一种什么情况？纯粹的孝道就是不被功利经验等因素所干扰。也就是说，孝道不仅仅要从价值論和认识论的层面上把握，更要从本体论上进行理解。作为伦理关系主体的人，是孝道的前提和出发点，正是因为有了人才有了孝道的概念。当经验性的因素驾驭了人在进行孝道的选择时，这本身已经脱离了孝道的初衷。孝道讲求的是人的情感和道德持续培养与付出的过程，所以，用现象学来评定孝道，并不只是依靠行为和做法，相反，更重要的是深入其内心深处的情感。

三、现象学还原：对传统伦理思想的超越

现象学还原是现象学另外一个方法，又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本质还原和先验还原。本质还原凭借直观而获得事物本质的过程，获得的并不是某一种神秘主义的东西，只是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之后再以先验还原的方式确立一个先验自我。这样使得既可以获得事物的本质，又可以确保人作为伦理主体的价值和意义。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内容丰富，也具有很强的现实影响，自古至今具有一定的影响，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不可否认，在封建制度下不免会产生思想枷锁，对待人自身就好像是一种冰冷的法则，往往会忽视人。传统伦理过于追求伦理思想中客观性和精准化，这样伦理思想就失去了作为教化的意义，更多的是像一种原理的讨论。《聊斋志异》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枷锁，体现了作品的伦理思想的超越。

（一）本质还原

进行本质还原，顾名思义就是对于事物的本质进行还原，是一个从事物表象到事物本质的方法，这个方法有赖于主体进行直观。在这个过程中还要体会到一个在场和缺席的问题，在场的意思是对于《聊斋志异》视觉之内的感受;而缺席就是指通过这其中的每个故事，可以由人的意识统摄到整部作品，从而使得《聊斋志异》在某种意义上变成唯我之物。“正是现象学如此重视事物的缺席，所以它才能澄清直观的意义;通过与虚空意向及其关联的缺席形成鲜明的对比，直观及其成就的在场变得更加可以理解。” [7]35对《聊斋志异》的本质还原只是注意到了文本的在场，忽视了缺席这回事是不完整的，并不是《聊斋志异》产生的问题和意义都蕴藏在表象之中，这样就会导致人越想看清《聊斋志异》的本质，但是却越发地认识表面的诠释，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模糊的结果还在发展。正是因为人们往往趋向于回避缺席，在阅读《聊斋志异》时认为所感觉到的一定是在场的。不通过这种现象学的还原，那么就将世界给数学化和固定化，恰恰忽略了一系列连贯的意向图像的呈现。

例如，在众所周知的《黄英》篇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菊精姐弟的种菊、卖菊和马子才“甚鄙之”的态度。单纯地在场只是家长里短的家务，最后一家人都以卖菊的方式致富。但是，由这个故事的缺席所意向到的是对封建小农经济的打破，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是走向未来的必然，马子才所代表的“君子固穷”的观念倒好像是伦理道德上的压迫。以往的重农轻商观念会被淘汰，这种新的伦理思想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所以，迂腐的伦理思想一定会在历史中被超越。在《促织》中，对于封建统治者的辛辣讽刺可见一斑，不再只是一般的君君臣臣之道，而是直接写出只因蟋蟀这种玩物，就可以“不数年，田百顷，楼阁万椽，牛羊蹄躈各千计;一出门，裘马过世家焉”。整篇故事虽然没有直接说明，但字里行间都反映了封建统治者的黑暗罪恶以及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故事的缺席就直接意向到了作者的大无畏精神。

《聊斋志异》的伦理思想绝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如果人只是看到一个故事然后又接着是另外一个故事，则被人感知到的是单纯的当下。这就造成了过去、现在、将来没有区分的维度，这也就造成了人对《聊斋志异》的认识结果模糊，丧失了普遍性。因而，以现象学角度来讲，缺席也是一种必须注意的现象。在现实的感性世界中，人往往会趋向于用在场来代替缺席。具体来说，人更倾向于在实践活动中领会阅读方法，而不是将现象学的还原代入到阅读中去。这就造成了人没有一个虚空意向可以填充，而是直接用实践的经验来对《聊斋志异》进行认识。这样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即缺席总是被遮蔽或遗忘，人又会以在场的方式去理解世界而全然不顾缺席。这也就造成了人的认识能力的缺乏，当在场的方式不存在时，对于世界便没有了认识。

（二）先验还原

在这里先验的意思是使得日常经验形成的可能性前提，是先于经验的。先验还原就是在本质之后，为了确保人脱离了存在，避免出现主客二分的情况，建立一个先验自我。也就是对《聊斋志异》进行现象学还原之后，每一位读者都会成为作者，突破时空与作者达成感应。先验自我的确立也就为整个故事的分析确定了基础方向，把整个故事作为一个有效的整体。对《聊斋志异》进行先验还原之后，不难发现作者的伦理思想的出发点。

相应的，在《聊斋志异》中用现象学还原就会发现两种伦理思想：一种是现实的伦理道德代表传统的思想，另外一种是用先验自我的伦理道德实现超越。例如在《僧孽》篇中，通过张姓书生因被冥王抓错而在冥界游历一番，回到现实之后不由发出“宛然冥司倒挂状”的感叹。用一套冥界的伦理思想标准来表示先验自我的思想，最后映射到现实的人世间的伦理思想之中，这一点在《田七郎》一文中表现地更加深邃，基本不用幻笔。田七郎是个憨厚的猎户，“一介不取”，“一饭必报”，不要武承修的各种恩惠，全文看似在写人与人之间的朋友交往，但在最后一段却以老母亲之口发出了“受人知者分人忧，受人恩者急人难。富人报人以财，贫人报人以义”的悲叹！表面上，受人恩惠就要报答，看似平等，但富人只要给人钱就能报恩，那无钱的穷人呢？这只能表现出传统道德的不平等和悲剧性。另外，在《聊斋志异》中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许多故事的结尾都会有一段“异史氏曰”，或者就事論事，或者就题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异史氏曰”代表了整个故事的精神升华，成为点题之笔，也是以先验自我与作者思想共鸣的部分。例如，在《种梨》一篇中，正文内容用道士之术来惩戒吝啬的商贩，在“异史氏曰”部分却有“及至淫博迷心，则倾囊不吝;刀锯临颈，则赎命不遑。诸如此类，正不胜道，蠢尔乡人，又何足怪”的感慨，使得人们对于其中的伦理过失、道德对错产生了很多讨论之处。

同时，在确立先验自我之后，还需注意形成活的当下。活的当下是指在体会故事的伦理思想的过程中要实现朝向未来和过去的敞开，这就意味着于人来说不是封闭在单纯的当下，《聊斋志异》是向两端即一人一妖这两个世界发展。一个个活的当下，即在任何时刻都保持的一种时间的整体性，有着一种双重意向性。一方面，每一个活的当下让人保持对于阅读《聊斋志异》时刚消逝的过去，这样人所感知到的经验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而是把握住了作品的经验性，形成一个整体;另外一方面，活的当下让作品也指向未来，所产生的现在经验直接指向未来，同时产生对于未来的预期。所以，通过现象学的还原可以帮助人们找到一个目标，当人对其解读时，更是要用一种活的当下的视角。世界进入人的感知范围中不是一个片面的图像，而是一个完整的画面。

例如，在脍炙人口的《公孙九娘》篇中，公孙九娘在起初与莱阳生相爱，直至到最后“女竟走，若不相识;再逼近之，色作怒”的悲剧结尾，并且对故事中的各个人物用悲喜交叉的方式表现其伦理思想的激烈冲突。故事中所出现的每个人物都在不同的场景中诉说自己的不幸，为那些冤死的人诉苦。这些人都是无辜的百姓，却被冤死，从这些人物的表现中就可以感知到其过去和未来这两个方面，一种立体感油然而生，将每个人物的伦理思想都从不同侧面表现了出来。从这种立体感之中，感受到作品中伦理思想的冲击力。

四、结语

总之，通过现象学的分析是达到一种消除传统的主客体对立的思维习惯，把人本身投入到伦理活动中，让人能够明白对于文本的意义是人赋予的。所以，用现象学感受《聊斋志异》中的伦理思想是一种纯粹的伦理思想，是一个正在生成的关系和过程。《聊斋志异》本身就是一部志怪小说，并不是一个纯客观的存在，而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作为一种意向性客体的艺术作品，有待于读者阅读和阐释。对作品结构的这种分析建立在严格的现象学方法论基础上。” [8]213用现象学的方式去分析《聊斋志异》的意义在于，将原有的主观意识单独抽离出来进行表层分析，有利于对《聊斋志异》作品的研究更深一层。当然，这样做的不足之处是忽略了作品特有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文化环境，是一种直觉理解，其得出的结论也必定是主观多元的，有的符合实际，有的则脱离实际。反过来讲，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不也正是构建了一个可能的世界、开放的结局才更令人向往。正是因为人对于伦理思想的不断追寻，《聊斋志异》的伦理思想也在此获得了意义。《聊斋志异》中精彩纷呈的故事篇章还有许多，同样一个故事，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分析往往会有不一样的答案。本文只是通过几个例子进行了现象学的分析，这其中还有更多的文化宝藏需要更深入地探索，希望能够为促进像《聊斋志异》这样优秀的传统文化作品的研究增添一些新的思路和角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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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  峰）

作者：周雪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