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现象经济学分析论文

近日，笔者看到一条不算太新的新闻。今年2月，重庆市规划局原局长蒋勇因受贿1796万余元被判死缓，其情人也因受贿罪被判刑15年。蒋勇是自2007年7月开始被外界高度关注的“重庆地产窝案”的核心人物之一。据媒体公开报道，“重庆地产窝案”涉及9名厅局级干部。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腐败现象经济学分析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腐败现象经济学分析论文 篇1：

基于委托－代理模型的腐败行为分析

摘要：与经济活动中的委托－代理关系一样，在公共事务中也客观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由于激励不相容、信息不对称、监督乏力等弊病，及代理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导致了公共权力委托－代理的失灵，引发政府官员的腐败。

关键词：委托－代理；腐败；模型

Corrupting Behavior Analysis Based on Principal-Agent Model

CHEN Hui-huang,GAO Yan

(College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China)

一、引言

腐败问题在我国现阶段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影响，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全国人民的极大关注和忧虑，腐败作为“政治之癌”，在空间上是全球性的，在时间上是历史性的。当今中国正处于经济、政治、社会的急剧转型期，滋生了大量腐败机会，腐败现象的迅速蔓延，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各自角度对腐败根源及其治理进行了卓有成效地研究。如张东辉利用委托－代理关系分析政府官员(代理人) 与公共权力的授予机构(委托人) 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可能产生的腐败行为，为了解释腐败产生的原因，通过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博弈模型集中分析了代理人的选择问题^[１]。邹波认为民众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公共权力委托－代理失灵是腐败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２]。阳穆哲从委托－代理理论角度，建立腐败问题的委托人、代理人与寻租者的三方决策模型，并结合对模型的求解给出针对三方行为特点的反腐败的最优政策建议^[３]。杨杰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对腐败进行了经济学分析，揭示了个人腐败的原因。最后提出了一些防治腐败的对策^[４]。同样，王雪春也用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及博弈论的分析方法来考察腐败问题^[５]。李连华通过对腐败成本-程度模型的分析，不但得出腐败出现群体性、隐蔽性、标的越来越大等特点，同时反腐败的时滞也越来越长；而且边际成本有渐小的趋势，从而导致腐败程度无限扩张自我膨胀的趋势^[６]。张军对腐败行为发生的经济学因素进行分析，以腐败的成本与收益，权利与收益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提出两种不同类型的腐败问题-需求性腐败和供给性腐败^[７]。程同顺、李秋兰将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关系运用到现代代议民主制中，深入分析了公共权力委托－代理的失灵，引发政府官员的腐败^[８]。但是，多数的研究是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模型对腐败问题进行分析；有些研究通过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博弈模型集中分析了代理人的选择问题；或者从委托－代理关系的理论角度分析腐败行为；还没有学者从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对腐败问题进行探讨。笔者运用信息经济学中激励理论的基本观点构建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对政治实践中的腐败现象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制止腐败的相关策略。

二、委托－代理模型的基本框架

委托－代理理论是近30年西方企业契约理论取得的最重要成果之一。这一理论认为，在以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为特征的现代公司制企业中，委托人 (股东或作为其代表的董事会 )和代理人(经理 )追求的目标存在差异，在激励机制、责任机制和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代理人极有可能凭借其在经营企业中获得的信息优势来侵犯委托人利益，造成所谓“代理成本”。为了更好地追求和维护自身利益，委托人就必须一方面对代理人进行有效激励，使其更好地为企业服务，创造更多的利润；另一方面进行必要的监督和制约，尽量降低“代理成本”。

（一）模型的基本假设

在股东和经理人之间、保险公司和投保人之间、政府官员和民众之间，普遍存在一种信息不对称的困境。拥有信息优势的代理人可能会损害信息劣势的委托人的利益，换言之，当代理人的利益与委托人的利益相冲突时，代理人往往会产生“道德风险”行为^[９]。

如何把上述委托－代理关系模型化，首先，由于委托人对待风险的态度比较积极，而代理人对风险的抵御能力较差，因此假设委托人是风险中性的，代理人是风险规避的；其次,假设A表示代理人所有可选择的行动组合，a表示代理人的一个特定活动（如经理人的经营行为），a∈A。θ是不受委托人和代理人控制的外生随机变量（如市场的变化莫测），a和θ共同决定一个可观察的结果x(a,θ)和一个货币收入（如产出）π(a,θ)，货币收入属于委托人。假定π是a的严格递增的凹函数，即给定θ，代理人越努力工作，产出越高；π是θ的严格的增函数，自然状态越有利，货币收入越高。这条假设很直接地反映了信息的不对称，委托人不仅观察不到代理人的行动，还无法根据经营成果来判断经理人采取的行动，即对于重要变量a的信息，委托人相对于代理人来讲处于劣势。第三，假定委托人的效用函数是V=V[π-s(x)],[SX(]π[]a[SX)]＞0；代理人的效用函数U=U[s(π)]-C(a)，s(x)是委托人给出的报酬，C(a)是代理人的成本函数，是代理人行动（或者努力）的负效用，并且C′＞0,C″＞0。对于效用函数如此具体的假设正是为抓住委托代理双方的利益冲突，显然委托人希望代理人努力工作，而代理人却厌恶工作^[１０]。

（二）模型的建立

根据上述假设，可以看出委托人的问题是设计一个激励合同s(x)，根据观察到的x(a,θ)产生的结果对代理人进行奖惩。一般地，对于委托－代理问题，根据Mirrlees （1974， 1976）， Holmstrom（1979）所给方法，可以建立如下模型^{[９][１０］}：

在上式中，x表示可以被观测到的与代理人有关的随机变量，a表示代理人的决策变量，如努力程度，在某项工作上所花费的时间等；s(x)表示代理人所得报酬；π表示代理人的产出（如企业利润等，委托人得到该产出)，有些时候，x可能包含π，V(·)、U(·)分别表示委托人、代理人的效用函数；F(x,π,a)和f(x,π,a)分别表示分布函数和密度函数；C(a)表示代理人的成本，u[TX-]为代理人的机会成木或保留收益。

该模型说明委托人在极大化自己利益的同时，必须考虑代理人的利益。

IR表示代理人的参与约束（participation constraint)， 又称个人理性约束(individual rationality constraint)，既代理人从接受合同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时能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IC表示代理人的激励相容约束(incentive compatibility constraint)，即代理人在所有可能的行动中，他会选择最优的行动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它表示代理人的收益不能低于其保留收益，否则代理人会另寻工作。

三、运用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分析腐败行为

目前，委托代理理论得到的许多结论来源于简单委托-代理模型, 简单委托-代理模型假定代理人只从事单一的工作、代理人的努力选择是一维的。但在现实中,在许多情况下, 代理人从事委托人委托的工作不止一项,或者, 即使一项工作也涉及多个维度, 因而, 代理人的努力选择往往不是一维度的, 而是多维度的。Holmstr·m 和Milgrom 证明, 当代理人从事多项任务时, 从简单委托-代理模型得到的结论可能是不适用的。因此当代理人为委托人执行多项任务时, 对代理人的激励问题应该在多任务框架下进行探讨才更有意义。

将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理论置于政治实践中，可以发现，现代的公共事务实践中也存在类似的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问题是由当事人各方的信息不对称引起的，拥有信息的一方是代理方（政府官员），缺乏信息的一方则是委托方（民众），信息强势方利用信息优势，通过损害信息劣势方获益，这就引发了民众与政府官员间的公共权力委托－代理关系失灵，导致腐败。

从上述对委托－代理模型的基本框架的分析，可以知道它可以应用到很多信息不对称的实际问题中。但是，基本的委托－代理模型过于理想化、简单化，它只考虑了单个委托人的情况，以及代理人也只从事一种活动的情况；基本模型的结论不仅有限，而且与现实也有一定的差距；基本模型还有一个缺陷就是解释范围太窄，故它很难用于分析更广泛的经济组织问题。因此，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就是在克服这些缺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１２]。

笔者运用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分析在公共事务领域中作为委托方的民众和作为代理方的政府官员的行为^[１３]。为了研究方便，假定：

委托方是风险中性的，代理方是风险规避的；代理方的行动记为a=(a a2)，a1是为降低服务成本而付出的努力，a2是为提高服务质量付出的努力；代理方的努力总成本为C(a a2)，且C′＞0,C″＞0；代理方的活动决定了委托方的可观测结果x=(x x2)，x1是观测到的服务成本变化情况，x2是观测到的服务质量变化情况，且xi=ai+εi,i= 2;εi是均值为０方差为δ2i的正态分布随机变量；委托方的收益为π(x)=γxT,γ=(γ γ2)是由于代理方的努力而使委托方获得收益的系数，γ1是由于努力降低服务成本a1而获得收益的系数，γ2是由于努力提高服务质量a2而获得收益的系数；委托方设计激励合同s(x)，根据观测到的结果对代理方进行奖惩，取s(x)=e+βxT,e是代理方的固定收入，β=(β β2)为剩余利益分享系数，其中β1是努力降低服务成本而带来的剩余利益分享率，β2是其努力提高服务质量而带来的剩余利益分享率。因为委托方是风险中性的，对于给定的激励合同s(x)，委托方的期望效用等于期望收益 (E为数学期望，下同 )^[１１]：

假定代理方的努力总成本C(a a2)=k(a2 a22)T/2,k=(k k2)为努力成本系数，k1是降低服务成本的努力成本系数， k2是提高服务质量的努力成本系数，且ki＞0,i= 2;ki越大，同样努力的负效应越大。代理方的确定等价收入为实际收入的均值减去风险成本，即：

风险规避度量。

代理方的参与约束要求期望效用不小于机会成本ω[TX-]，表示为：

由式 (1 )、(2 )可知：剩余利益分享系数β与民众和政府官员的利益均直接相关。如果β=(0,0)则s(x)=e，意味着剩余利益的获得完全取决于民众，政府官员不承担任何风险，只获得固定收入；如果β=( 1)，则说明政府官员承担全部风险，并完全决定剩余利益的获得，这与国家及民众的利益不相符，因此βi∈(0,1),i= 2。

由式 (5)、(10)、(11 )可知：在最优情况下，政府官员承担一定的风险，由于βi是ρ,ki,δ21的减函数，政府官员越是风险规避，努力活动所带来的观测结果的方差越大，其承担的风险越小，也越不愿意付出努力去降低服务成本和提高服务质量；从而导致民众与政府官员间的公共权力委托－代理关系失灵，产生了腐败现象。努力成本系数k越大，为使政府官员选择同样的努力水平，则剩余利益分享率β也要越大，而且努力成本系数k越大，政府官员更愿意以较低的努力保持较低的努力成本。

四、结语

由上述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分析可知：首先，要建立合理的利益机制，提高腐败行为的成本；要严格限制行政管制范围，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引入竞争机制；要增加政务透明度，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并且要教育与引导公众参与公共监督。其次，公众应根据政府官员的努力程度对其进行奖惩，然而政府官员的努力程度无法直接测度，只能根据观测到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成本对努力程度进行推断，服务成本可以直接以货币形式反映，而服务质量则无直观的反映形式，因此必须设计一套服务质量的评价指标。最后，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在公共事务领域的实践中，公众和政府官员的目标各不相同，因此公众必须根据观测到的信息设计激励机制。激励机制应该达到以下两个目的：（1）使政府官员按公众的要求完成任务;（2）制约政府官员的道德风险，制止腐败现象的发生。

参考文献：

［１］张东辉．委托－代理关系中腐败的经济学分析［Ｊ］．经济问题，2002(1)：6-8．

［２］ 邹波．腐败与委托代理失灵［Ｊ］．中国发展，2002(2)：59-62．

［３］ 阳穆哲．腐败问题的三方决策模型［Ｊ］．经济科学，2001(5)：35-43．

［４］ 杨杰．腐败现象的经济学分析及对策［Ｊ］．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5)：21-22．

［５］ 王雪春．腐败问题的经济学分析［Ｊ］．五邑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4)：8-10．

［６］ 李连华．腐败的经济学分析［Ｊ］．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5)：38-40．

［７］ 张军．腐败的经济学因素与模型分析［Ｊ］．理论与实践，2002(1)：61-62．

［８］ 程同顺，李秋兰．腐败的委托－代理分析［Ｊ］．社会经纬，2004(12)：70-73．

［９］ Mirrlees，J，The Optimal Structure of Authority and Incentives within an Organization［Ｊ］．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1976(7)：105-131．

［１０］ Holmstrom B，Milgrom P．Aggregation and linearity in the provision of inter-temporal incentives［Ｊ］．Econometrica，1987(55)：303-328．

［１１］ 张维迎．博弈论于信息经济学［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１２］ Holmstrom B，Milgrom P．Multitask principal-agent analyses：incentivecontracts，assetownership，and job design［Ｊ］．Journal of Law，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1991(7)：24-52．

［１３］ 吕鹏，陈小悦．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的发展与应用［Ｊ］．经济学动态，2004(8)：74-77．

［１４］ Holmstrom B．Moral hazard and observability［Ｊ］．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1979(10)：74-91．

(责任编辑：孙桂珍)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陈辉煌　高　岩

腐败现象经济学分析论文 篇2：

从“重庆地产窝案”看高房价

近日，笔者看到一条不算太新的新闻。今年2月，重庆市规划局原局长蒋勇因受贿1796万余元被判死缓，其情人也因受贿罪被判刑15年。蒋勇是自2007年7月开始被外界高度关注的“重庆地产窝案”的核心人物之一。据媒体公开报道，“重庆地产窝案”涉及9名厅局级干部。这起窝案之所以引人关注，不仅是涉案人员多且职位高，此案还为长期以来被普遍猜测但缺少证据的房地产领域“官员腐败说”提供了证据。用媒体的话说是“刺开了规划制度的伤疤”。

看完“重庆地产窝案”的新闻报道，笔者第一反应便是联想到眼下又高涨起来的房价。面对高房价，经济学家、开发商、消费者各说各话：操纵说、供求说、暴利说。但无论是对市场供求的经济学分析，还是对开发商的道德批判，似乎都不能全面解释已高得离谱的房价。而“重庆地产窝案”让人们看到了高房价的另一大“隐蔽成本”——某些官员的巨额受贿索贿。

以“重庆地产窝案”为例，涉案者的犯罪都集中在房地产领域。通过“权钱交易”违规为开发商调整容积率、增加商业设施用地、少建绿地、减少公共服务设施用地，还有减免土地转让金、土地定向出让、降低土地出让标准，以及违规承包施工项目等。如被重庆市一中院判处死缓的该市规划局原局长蒋勇，通过情人开设的规划咨询中介公司，专门为开发商篡改规划从中牟利，并达到了按每平方米收黑钱的“专业水平”，受贿近1800万元；重庆市规划局原副局长梁晓琦先后收取多家房地产开发公司行贿财物，共计约1589万元；其他涉案人员受贿金额也少则数百万元。多则数千万元。

羊毛出在羊身上。开发商私下交给腐败官员的这些动辄百万元、千万元的“好处费”，以成本的形式进入房价，最终由消费者以高房价买单。

了解了房价的这一特殊成本后，也许就不难理解，为何北京今年上半年出现高达6.3折的楼盘后，购房者仍不买账。因为很多人确信房价还有不小的缩水空间。而这个空间不是地价、建材价格、建筑费用等物质的东西，而是腐败贪婪的非物质领域。

近年来的诸多事实证明，房地产业已成为腐败的重灾区。从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到深圳前市长许宗衡，从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武龙至安徽省前副省长何闽旭-·…-他们都对房地产业情有独钟，将无形的腐败脏手染指这里。难怪有人说，如今，房地产领域的权钱交易已然不是什么“潜规则”，而是心知肚明、约定俗成的公开行规。一名办案人员深有感触地说：“房地产的产业链有多长，权钱交易的食物链就有多长!

众所周知，房地产开发要历经土地取得、项目立项、规划审批、预售许可等等环节，恐怕哪一环节都不好过，开发商都得“求爷爷、拜奶奶”，否则，一环被“截(节)”，全盘皆输。如何通关?开发商不得不祭出老祖宗的章法：“花钱能使鬼推磨”、“通通留下买路钱”。如重庆某楼盘项目的法定容积率，之所以能随意涂改上调，就是因为送给了规划局原局长蒋勇情人的公司125万的“咨询费”。

房地产业在中国若干“趋利避穷”的官员、部门的心目中，就是唐僧肉，谁都绞尽脑汁“咬”一口，并且多多益善。有些开发商的地皮上需移树，那就要给相关人员“动土费”一棵两万元，否则，你休想“四平三通”；交通队也得“润滑”一下，不然，你的运输车辆难免“抛锚”；楼房消防器材，要想验收“合格”，就得到消防部门开办的商店采购；逢年过节，开发商派出满载礼品的大卡车，挨家挨户地“烧香拜佛”……，真乃千手观音，哪位也“怠慢”不得!

由此可见，这些腐败开支何以不膨胀、扩张房地产商的开发成本呢?所以，腐败不铲除，房价降不了!

李瑞环同志早在8年前就严正指出：“一些地方消极腐败现象仍在滋长蔓延，已经成为改革发展的障碍，社会稳定的隐患，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

据悉，政府有关部门正在核算房地产开发的成本，以测定合理的房价。希望政府不要只看到阳性成本，要充分触及黑洞成本——阴面的、隐性的腐败成本，还房价以真实的应有的坐标!

作者：王秉礼

腐败现象经济学分析论文 篇3：

国家公职人员的腐败缘由及治理探析

内容摘要：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八方面要求，将反腐斗争再次提上新高度。国家公职人员贪污腐败现象又一次引发社会的热切关注，这也更加证明国家公职人员腐败现象亟待我们进行新的认识和思考。将从腐败的基本概念及類型着手，分析国家公职人员的腐败带来的危害，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可能的原因分析，最终在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提出几点建议。

关健词：国家公职人员 腐败 治理

一.前言

腐败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字眼。广义上的腐败，是指行为主体为了其特殊的利益而滥用公共权力或偏离公共职责权力的权力变异现象，狭义上的腐败则是指国家公职人员为了其特殊利益而滥用权力的权力蜕变的现象[1]。从整体来看，国家公职人员的腐败有以下三种类型：（1）庇护型腐败。即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位之便将自己的亲属引荐给相互利用的公司或企业工作，从而两方互取好处；（2）投报型腐败，即国家公职人员在位时，为特定的公司或企业谋取利益，并暗中约定辞职或退休之后，这些曾得到好处的公司将接纳其直接进入公司或企业进行工作；（3）依附型腐败，即国家公职人员在自己手里握有公共权力时，扶植和安排自己的亲信作为接班人，这也是国家公职人员腐败最隐蔽的一种形式[2]。

国家公职人员的腐败将带来一系列不好的影响。首先，国家公职人员公共权力腐败现象是目前困扰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阻碍因素，更多的公职人员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已抛之脑后，受利益的驱使，用权力变现，把赋予自己所在岗位的公共权力当做满足个人欲望的一种手段来获利，从而滋生腐败现象，严重影响了整体国家公职人员在人们心中的形象[3]。其次，社会风气与党风、政风是密切相关的，国家公职人员腐败行为的发生，将会为整个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和破坏，使人民群众与政府偏离，甚至对政府失去信任，也不愿与政府相互联系、共同发展和进步，大大削弱了党和政府原本强大的凝聚力。

二.国家公职人员公共权力腐败的原因

关于国家公职人员的腐败现象背后可能存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利益冲突

国家公职人员腐败最重要的根源就是利益冲突，也就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使用[4]。包含论学者认为，利益冲突是腐败的边缘形式或者说是隐性腐败，是还没有确切构成刑事犯罪的一种腐败形式；交叉论学者认为，利益冲突与公职人员公共权力的腐败是部分交叉的，腐败其实并不是利益冲突的目的，而是解决所面临的的利益冲突这种特殊困境的一种相对极端的解决方法；根源论学者认为，利益冲突与腐败其实是两个领域里的事物，利益冲突并不等于腐败，腐败只是利益冲突发生后的一个结果，而不是解决利益冲突的一种方式[5]。虽然究竟利益冲突与腐败是那种形式的关系，我们还不能给出明确的定义，但是这三种说法的共同点则是利益冲突，也就是说，腐败现象之所以发生，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利益的驱使和诱惑。

2.部分国家公职人员道德水平低

国家公职人员在自己所在的岗位上，本就应该努力做好为人民服务，但是一些公职人员在自己的岗位上，利用职位之便为自己及亲属来谋取私利，严重影响了工作实质。这是造成国家公职人员腐败的主观原因。我们都知道，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上扮演的社会角色并不局限于一种，因此很多时候人们不能将自己的社会角色分的特别清楚，因此容易出现社会角色定位不准，从而引发腐败现象的发生。在没有高尚的道德标准做支撑的基础上，国家公职人员在面对利益诱惑及人情世故的束缚，难免会被亲情绑架，从而帮助家人获取一定的优厚回报。

3.法律法规不够健全

法是制约国家公职人员腐败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但是国家在法律法规这一块还没有特别的成熟，从而为那些想要腐败的官员提供了机会，让他们有空可钻。很多情况下，由于法律条文的不清晰，使得很多官员在贪污受贿时，肆无忌惮，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滋养了腐败现象，为公职人员在人民心目中的影响力大大减分。如果不对国家公职人员公共权力腐败现象进行惩罚和治理，则会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发展。

4.行政信息公开度不高

国家公职人员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行政信息的公开度不高，很多单位不能够及时的公开及更新自己的行政信息，使得社会公众监督无门，不能清楚的了解行政单位的具体运作，包括行政单位的招聘。现在很多财富雄厚的人会和国家公职人员勾结起来，各取所需，暗箱交易，把自己的亲属子女安排进行政单位，从而为自己日后生意上的需要提供保障，更大程度上加大了对公职人员的诱惑力，使得他们铤而走险，只为了那些短暂的利益。行政信息公开度不高，造成公职人员滥用公共权力，社会公众却无法顺利的实施自己的监督权的尴尬状况。

四.对国家公职人员腐败现象治理的几点建议

要想改变国家公职人员腐败的现象，需要以下方面的努力：

1.国家层面

首先，国家必须出台相应的惩处措施，还权力一个透明的舞台，将信息公开、国家公职人员职责等等比较重要的信息公布于众，这样，也更有利于人民群众了解真实的情况，以免被贪官忽悠；其次，在人才引进及任命方面必须做到流程清楚、结果公正，让每一个被录用的公职人员都能够被社会公众清楚的了解，这也有利于社会对其的监督；最后，国家要对公职人员的权力和义务进行明确的规定，建立责任清单制度，使国家公职人员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2.政府单位方面

国家政府单位的各个部门都要进行行政信息公开。行政信息公开制度要求政府承担向社会或行政相对人公开法定公开的行政信息，并将这种要求用法律形式规定为政府的义务。这就为公民、组织、社会对抗公共权力奠定了基础。公共权力异化总是与过程的不透明相联系，过程如果是个暗箱，结果的公正性和公平性就难以考证。行政信息公开制度要求行政过程公开，过程的公开是以行政行为程序化为基础的，科学的程序设置完全可以将一些不该发生的腐败消灭在未然阶段，起到预防作用。

3.国家公职人员方面

首先，国家公职人员应该提升自身的道德水准，要明确自己的岗位权力与义务，把集体利益置于私人利益的前面，坚守自己作为政府人员的本职；其次，国家公职人员要参加定期的培训，学习先进国家公职人员的事例，从这些事例中找到自己的学习模范，并认真听取，不给腐败存活的土壤和机会；最后，国家公职人员实行个人负责制，不管在岗或是下岗，自己经手的事就由自己负责，不管这个事什么时候出问题，都可以找当时在岗审批的人去负责，即终身责任制，这样能夠消除国家公职人员肆意妄为的嚣张气焰，而且大大减少了腐败的概率和风险，使得国家公职人员在面对自己手里的公共权力时多了几分谨慎和严肃。

4.社会监督方面

首先，要使得人民群众有机会和权力参与到公共决策中，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使得政策决定更好的顺应民意。其次，加强社会舆论监督，目前，社会舆论的监督是强有力的，面对媒体的曝光和追踪，越来越多的国家公职人员不敢再将贪污受贿的手伸进人民的篮子里；最后，要给社会舆论及公众监督打开一条畅通的渠道，只有真正做到了监督有门，才能激发社会大众及舆论的监督力度，使得有问题就能得到很好的控诉和反映，从而规避国家公职人员买断消息的不良现象。

国家公职人员公共权力腐败的预防和治理，不是一朝一夕的。因而需要国家、社会、政府、公职人员等都参与其中，共同努力，最大程度的规避国家公职人员公共权力的腐败。这是一项艰巨而意义重大的伟大工程，需要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付出，希望社会少一份腐败，多一份正义，使我国可以更好更快发展，全民齐心，共同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迈进。

参考文献

[1]庄德水.公共权力腐败的利益冲突根源[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1，v.15；No.7004：26-29.

[2]马向平，黄德林.浅谈行政信息公开制度对公共权力腐败的遏制机理[J].行政与法（吉林省行政学院学报），2004，03：15-16.

[3]郝峰.试析当前我国公共权力腐败社会治理的运行机制[J].理论界，2014，No.49410：6-10.

[4]李怀.公共权力腐败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及其政策导向[J].经济研究，1996，09：75-80.

[5]左雪峰.公共权力腐败行为的经济学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9，No.28509：56-58.

作者：张帆 张起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