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寻租现象分析论文

摘要：近年来，我国针对中低收入者提出了建设保障性住房这一惠及民生的重大工程，力求住有所居，但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政府部门、房地产商、保障对象的寻租现象。本文从寻租理论出发，阐述了出现此现象的原因，并提出加强保障性住房立法、监督等建议。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立法寻租现象分析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立法寻租现象分析论文 篇1：

我国立法中的部门利益探究

〔摘要〕 立法中存在的部门利益是伴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而逐渐出现的。立法中部门利益的本质是政府部门以权力为依托，控制和占有有限的社会财富。实践中，对立法中的部门利益应该加以正确区分：政府部门的职权是正当的利益；遭受批评的是立法中不正当的部门利益，它的本质是权力寻租。为此，应完善我国立法中的信息公开制度，充分发挥公众参与立法和监督作用，尽力杜绝不正当的部门利益，以不断提升政府公信力。

〔关键词〕 立法；部门利益；行政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信息公开

〔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我们在立法领域面临着一些突出的问题，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要推进科学立法。近年来，关于立法中存在部门利益的问题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并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实践中，只有正确认识立法中的部门利益，依法处理不当利益，才不会损害立法，也有利于提升政府公信力。

一、不同历史时期立法中部门利益的表现各异

立法中存在部门利益是我国独有的立法现象，这种状况的产生与我国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追溯并考察不同时期部门利益在立法中的表现及其背景原因，对深刻认识立法中的部门利益大有裨益。

（一）改革开放前的立法与部门利益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78年，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以及其他政府文件中，基本上没有发现“部门利益”的提法，相反，更多的是强调各个部门之间要相互配合、紧密合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各个部门没有自己的利益，而是因特定的制度使其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没有体现在立法中。因此，无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多么复杂，笔者认为，都难以脱离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提高生产力，填饱人民的肚子，这就决定了国家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经济建设现已成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 〔1 〕290，并可将这一任务上升到国家根本法的高度。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写入《总纲》，反映了億万人民群众“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2 〕159-160的强烈愿望。“五四宪法”是共同纲领的发展，是国家的根本法。“它体现了我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要求，明确地规定了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步骤” 〔1 〕477。在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我国逐步建立起了计划经济体制。

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权力高度集中在政府手中，同时高度强调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政府占有了大部分社会资源，并且享有自上而下进行资源配置的权力，人民生活需要的各种资源必须依赖于政府的供应。此外，国家的各项制度都必须适应计划经济的运行，邓小平为此曾明确提出：“国家组织形式必须适应计划经济。最关键的问题是，计划经济没有集中统一是不可能搞好的。” 〔3 〕根据当时我国的实际国情，确实需要举全国之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因为“传统的社会势力、利益、习惯和制度在这些社会中根深蒂固。要改变或摧毁这些传统势力，须将权力集中于现代化的推行者手中” 〔4 〕。因为计划经济必须依赖于人对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必须适应这种指挥方式，因此，自上而下的条条管理就此产生。以条块式的行政管理体制为依托，各级政府部门获得了相对应的生产单位或其他功能单位进行资源配置的权力，社会生产高度依附于行政部门 〔5 〕。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政府根据国家的生产计划将其生产任务下达给各个分管的政府部门，政府为企业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怎样生产，个人没有追求自身利益的空间。个人的利益与政府部门的利益合二为一：只有政府部门的利益实现了，才会为公民分配更多的利益。在整个经济管理体制中，社会各单位和个人接受国家统一安排，为国家和集体生产财富，再由国家和集体把具体利益分配给每一个生产单位和个体。国家是利益分配和利益矛盾协调的主体，每一个社会群体的地位和利益都是按照再分配的形式自上而下决定的，即“每一个社会成员和每一个社会群体，其所占有的资源和所形成的利益，都是国家这种资源再分配体制的结果” 〔6 〕。

因为无法区分政府部门利益与个人利益，个人的利益依附于国家利益，政府部门的权力已经渗透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二者也就很少发生冲突。当时，国家宣传的以及人民期盼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家利益与集体利益，最终满足自己的利益。各政府部门的利益也都必须服从国家利益，因此，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至关重要。“国民经济是有机的整体，各部门之间关系密切，互为依存，计划安排得当，可以互相促进，协调发展” 〔2 〕213。

当时，计划经济体制在观念上带给人们的结果，就是强调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我们提倡和实行这些原则，绝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 〔7 〕88。另外，在宣传上要巩固这样的观念：“在我们目前经济生活还面临一系列困难，还需要进行一系列调整、整顿和改组的时候，特别要着重宣传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道理” 〔7 〕89。由此，各政府部门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紧密相联，要求政府部门的利益与国家利益保持一致。

综上所述，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社会正常运转依赖于高度集中的政府权力，这就决定了“制定法律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把法律作为管理经济、控制社会的工具，因而它维护的是政府权威及其各部门的利益，保证政府集权和经济统治” 〔8 〕305。基于这样的条件，总体上立法与政府各部门的利益几乎一致。

（二）改革开放后的立法与部门利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我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同时提出应当把立法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从此拉开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幕。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与关键，是将政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掌握着的高度集中的权力下放，让市场发挥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为此，党和国家首先通过修改《宪法》，奠定了政府放权的总基调，如“八二宪法”去除了国家最高领导人职务终身制的安排，对国家各项权力作出了分配。这就在根本法上打破了权力高度集中的现象，同时，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政治宣示作用。

让市场在经济调节中发挥作用，就要改变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部门通过公权力对经济活动实施控制的状况，党和国家进行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就旨在实现此种目的。1988年，时任国务委员宋平在向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中提出：“这次机构改革是转变职能，按政企分开的原则，把直接管理企业的职能转移出去，把直接管钱、管物的职能放下去，把决策、咨询、调节、监督和信息等职能加强起来。”1998年，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在向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中，进一步强调政府要转变职能，不能再直接管理经济活动。虽然这些改革方案的具体内容不同，但是它们的总体精神都是要减少政府部门的权力，尤其是对经济活动的管理权力。

由于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部门的权力过于集中，所以在经济体制转型期，即使党和国家在努力打破以前的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可是有些政府部门还是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这就使得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个别政府部门通过改革固化本部门利益试图一直占有权力的现象。

政治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本来旨在消减政府部门的权力，放权于市场，以实现经济体制的改革。但是，政府个别部门反而在改革中找到了新的追求利益的空间，归根结底，是它们不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曾经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的吴康民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既得利益集团在权力进入市场、在专权得到好处之际，当然不愿意在政治改革中受到制约。” 〔9 〕最根本的是，改革中一再强调将政府部门掌握的调节经济活动的权力，归还给市場本身，这就相当于是抽走了政府部门存在的基础。就像有学者指出的，“把原来由政府掌握的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直接控制生产过程各个环节的大权拿过来交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许多行政机构和职位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对于官僚主义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 〔10 〕。

二、立法中部门利益的本质

1996年，中央政法委召开了“反对执法中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研讨会，在会上揭露出的政府部门谋取利益的问题现象让人触目惊心。部门保护主义违反法律法规主要表现在工商、税务、海关等部门越权办理一些查私、打假和罚没财产的不法处理方面，如为不使所查赃物随案移交，截取罚没利益，将本应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案子以罚款了事，以罚代刑、放纵犯罪。一些部门对于有利于本部门经济利益的法律法规争相执行，造成罚则从重，处罚多如牛毛，而对于对本部门没有经济利益的法律法规则不执行 〔8 〕305。政府个别部门通过立法使本部门的权力合法化，之后在执行法律过程中充分利用权力为部门谋取社会财富，是立法中部门利益的本质。

立法中部门利益的本质可以从相关案例中窥见一斑。《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改过程中相关部门的争执就很具有代表性。在这部法律的修改过程中，关于农用机动车（包括拖拉机、农用运输车）牌证发放是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委托农业（农机）部门负责，还是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的问题，在国务院公安部门与农业部门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11 〕。在这部法律制定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争执，明显与经济利益相关。2004年，《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在首次提交立法机关审议的时候，将罚款最高数额普遍设定为5 000元，这不但脱离了公民的实际承受能力，而且有“借罚敛钱”的意味，针对上访、乞讨等行为的规定也严重损害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12 〕。2006年，由国务院法制办牵头、国家邮政总局起草的《邮政法（征求意见稿）》第十条规定：“信件的寄递由邮政企业专营，国际信件的快递业务和单件重量在350克以上的国内信件快递业务除外。”征求意见稿中的规定明显地将以商业信件为主营业务的快递公司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在征求意见阶段，因公众反映强烈，立法机关在审议中删除了这条 〔13 〕。

从对立法实践中部门利益的考察可以看出，虽然表面上在立法过程中表现出的是政府部门对管理权力的争夺或推让，实质上，在立法过程中毫不掩饰的是政府部门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从本质上来说，立法中的部门利益就是政府部门通过对权力的运作，达到对社会整体资源、财富的追求、占有或控制。

这一情形在制定法的执行过程中也可以得到证明。一些政府部门通过立法将本部门的权力合法化之后，在执法过程中充分利用权力为本部门谋取社会财富。最具典型的是在行政许可方面的执法行为，如2007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在药品注册中弄虚作假，谋求个人利益，结果造成社会上存在大量的假“新药”“特效药”，危害人民、危害社会，最终，郑筱萸被执行死刑 〔14 〕。朱镕基在讲话中也曾指出个别政府部门利用权力敛财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公路收费问题，如某省公路收费，交警穿着军大衣，一来汽车就责令司机停下，开一张罚款单就是60元；司机稍有不服，马上加到120元；再不服，就是240元 〔15 〕11-12。之二是行政许可收费问题，如某企业只要给某省某市的质量监督局交3 000元，就发给生产许可证，就可以生产。实际上就是只收费、不监督 〔15 〕399。这些典型例子表明，个别政府部门在通过立法取得权力之后，就会毫无顾忌地谋取经济利益，占有社会财富。

三、立法中部门利益的正当性与非正当性

立法中存在的部门利益，并非一律都是不好的或无用的，相反，通过分析可知，有时称它们为部门利益是不合适的，容易引起误会，令人们厌恶、反对的立法中部门利益则是指那些非正当性的利益。

（一）立法中正当的部门利益

国家权力的行使者必须服务于社会整体利益，而不是损害社会整体利益。在现实的法律规定和权力实践中，国家权力具体表现为各个国家机构及其部门和官员的职权。行政职权则是行政权具体运行的载体。行政职权是指特定行政机关享有的、对某一类或某一项行政事务，以特定行为方式进行管理的权力 〔16 〕。行政职权使行政权的实施有了具体的主体，同时，也使行政权运行对象实在化。行政职权的作用对象指向明确的某类事务，但是，与权利常常跟个人利益联系起来不同的是，行政职权只能指代国家或集体利益，决不意味着行使职权者的任何个人利益 〔17 〕。因此，政府部门根本不可能拥有自己的利益。

从本质上看，政府部门的利益内在地镶嵌于它的职权之中，并且依赖于职权的政府部门的利益是正当的，即人民为了让政府部门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赋予它职权。但是，职权本身是国家行政权力的具体表现形式，从这个角度讲，政府部门的职权相比较于公民来说，距离利益更近。此外，政府部门的职权设置内在地包含了它运行所需要的各种条件。政府部门职权的运行需要强大的物质资源、人力資源和信息资源等。政府部门管理的物质资源，主要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提供；政府部门管理的人力资源主要是指政府部门范围内能够推动政府部门管理效能提高的具有智力与体力劳动能力的总和；政府部门管理信息资源是指政府部门决策中必须掌握的多方面信息，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信息 〔18 〕，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费、编制等资源。

因为政府部门的利益具有正当性，所以立法应该将它作为所调整的利益类型中的一种。这正体现了“社会主义立法的目的旨在公平地合理地分配与调节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与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和个人利益，以协调社会正常秩序，促进各种不同利益各得其所，各安其位，避免互相冲突，做到相互协调，从而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19 〕。在具体的立法工作中，我国《立法法》明确规定，立法中除了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外，还要科学合理地规定国家机关以及各个政府部门的权力与责任。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立法中只要规定了各个政府部门的职权，就相当于承认与保护了政府部门的利益。同时，如果再称它为部门利益，就不恰当了，不但有失偏颇，还容易引起人们的厌恶心理，因为人们看到立法中存在政府部门基于职权而存有的利益的时候，就容易产生政府部门利用权力追求邪恶利益的心理，影响人们对法律的认同，也不利于执法活动的正常进行。因此，对于立法中政府部门这样的正当利益，在通常情况下，准确的表达应是政府部门的职权。

（二）立法中不正当的部门利益

从应然层面上讲，立法承认并保护政府部门的职权是立法的功能之一，这也是政府部门职权运作的必然要求。但在实践中却错综复杂，往往会出现政府部门职权寻租现象。

1986年开始的《邮政法》的修订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邮政法》的修订草案八易其稿，仍未尘埃落定。具体情况是，2006年2月的第七稿发布出来之后，就因为它提高了邮政企业的垄断地位，遭到四大外资快递巨头和国内民营快递公司的抗议而被迫再次修改草案，等到8月份，第八稿才出台。草案争论的焦点依然是邮政专营权。《邮政法》草案第八稿第五条规定：150克以内的新建寄递业务由邮政企业专营，国务院令以外的除外。第十六条规定：三种邮件属于邮政普遍服务业务的寄递业务由邮政企业专营。第八稿将邮政的专营范围从以前的350克下调到150克，看上去似乎比第七稿规定有所完善，但实际上对于维护民营快递公司的合法利益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善意义。此外，第八稿还规定非邮政企业必须通过国家邮政总局审批后，才能开设分支机构；同时，还规定非邮政企业进入快递行业需要向国家邮政总局交纳普遍服务基金；更加过分的是，草案规定若是同样的行为，对邮政企业处罚20万元以下，而对非邮政企业则最高处罚达到50万元 〔20 〕。

《邮政法》的修改过程明显地体现出《邮政法》维护政府部门下属的邮政企业利益的本质。在这种情形中，立法充当了政府部门职权的赋予者，也就是说，“当行政部门利益产生于公共需要时，立法使之成为一种机构的职权，公众也普遍接受其合理性。但行政部门利益应与其所对应的公共利益相适配，如果行政部门利益的配置超越了其所维护的公共利益时，其存在就变为可疑、甚至是可憎的” 〔21 〕。

以上立法中涉及的政府部门本身都有自己的相应职权，但是它们却不遵守法定的职权，反而以所拥有的权力为基础，向社会主体寻求租金（租金的形式不局限于金钱，也包括扩大既有权力等形式），试图通过立法来保障本部门超越既有职权的不正当利益。对于这种立法中不正当部门利益的本质，中纪委一针见血地作出了概括，此做法属于“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商品化” 〔22 〕。这就充分说明，立法中不正当的部门利益实际上就是政府部门运用权力进行寻租而获得的不正当利益。

权力寻租是典型的占有权力的一方使用权力的行为，从购买权力行使的一方来看，也是基于人的自利性。在这里，权力是一种谋取自身利益过程中非常有用的工具，而且如果仔细分析，权力在这里不仅仅是工具，还具有目的功能。因为权力对于人们自身利益的获得具有重大的保障作用，所以以往人们所固有的观念就是，只要有了权力获得、权力庇护，自身追求的利益就能最大化地实现。对权力的这种传统意义上的认识，使得人们产生了既厌恶权力又觉得权力是个好东西的心理，这也正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部分市场主体不断地向权力靠拢的原因之一。

鉴于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个别政府部门运用权力寻租独有特点：第一，我国政府部门对市场经济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力，市场经济体制仍在完善过程中；第二，寻租活动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单位）和个人等四大主体的任何两者之间都可以发生；第三，因寻租产生的经济利益并不仅仅发生在市场领域，在政治领域里也存在 〔23 〕。

此外，由于我国传统形成的熟人社会，再加上政府部门和官员掌握着重要的权力资源，能够直接支配或影响利益的分配，因而围绕政府公权力的人际关系网也就暗中形成。对社会利益主体而言，如果能够和政府官员建立起一定的关系网络，那么，官员们很有可能会基于“人情”或互惠而给予其一定的利益。正如有学者所言：“人情面子下权力寻租的表现方式之一是用以攫取资源。资源配置的方式不是通过合理的制度与规则，而是通过人情面子搭建的‘关系圈’运作。圈子越广，资源越多，有关系才能有资源，权力资源被市场化，公共资源被私人化，职业资源被利益化，社会资源被个体化，人情面子在攫取资源的同时，也成为一种破坏正常资源配置方式的社会资源。” 〔24 〕

四、有效制约部门利益的不正当性

在立法中，一些政府部门总是在努力地扩大本部门的职权，最终结果是影响甚至损害了公众的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制约立法中的不正当部门利益也应该以公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就是要充分发挥公众参与立法对部门争取不正当利益的制约作用。

在我国，公众参与立法已经是一项长期制度， 且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完善。目前，其之所以没有发挥出对不正当部门利益的有效制约作用，是因为相关的立法信息公开得不够充分，甚至处于“秘密”状态，这是公众参与立法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关键性因素。因此，充分公开立法信息，是发挥公众参与立法的作用，并最终制约不正当部门利益的重要环节。

在我国以往的立法实践中，存在多种形式的立法信息公开渠道，如立法听证、立法座谈会等，这些方式都需要将相关立法信息在这部分群体中公开；除此之外，我国法律还明确规定了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制度。但是，无论是部分群体内的信息公开，还是向全民公开信息，都没有收到很好的预期效果。究其根源，第一，信息公开不够，没有将民主立法落实在立法过程的公开性上，如在《邮政法》修订过程中，针对《邮政法》修改草案第八稿，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向有关部门提交了长达6 700字的修改意见书，并表示《邮政法》关系到13亿多人的邮政权益，然而，“作为直接利益相关群体的广大非邮政快递公司，我们对《邮政法》的修改进展、草案内容一无所知；对我们提出的建议是否被采纳，同样一无所知，我们对此感到无比的焦虑” 〔25 〕。这充分说明利益相关群体对立法信息毫无所知。第二，掌握信息的立法机构，对于立法的关键信息，有时会实行不公开制度。如2007年6月13日，国务院法制办、信息产业部和国家邮政局在北京召集全国13家邮政和非邮政快递企业就第九稿的“《邮政法》（修订草案）5月24日稿”举行座谈会的时候，代表们拿到的修改稿中，快递企业最为关注的“邮政法专营范围”的核心条款被留白，作为“待研究”处理。参与联名上书的上海东方万邦快递公司副总经理刘和平表示，“这种留白开天窗的‘修改稿’拿出来征求意见，明显缺乏诚意” 〔26 〕。这是导致尽管举行了立法听证、立法座谈会，但最终制定出来的法律仍然饱受批评的原因之一。第三，将法律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制度也没有很好地实行，同样存在一定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法律草案都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北京品臻律师事务所主任陈云鹏认为，向全社会公布《物权法》草案全文，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与此相比，他平常工作经常涉及的《公司法》《证券法》等也在修订中，但很大程度上还属于“秘密”。“作为法律业内人士，我想看到这些法律草案极其困难，不用说老百姓，更谈不上提出意见了”。再如，《反垄断法》的起草进程成为高度“机密”的事情，真正能看到法律草案的人少之又少，更談不上对社会和公众公开了 〔27 〕。

在现代社会中，公开机制作为民主制度的充分体现，主要表现为政府的决策实施及其过程要向社会和公众开放。在我国立法实践中，政府部门是重要的立法参与主体，因此，立法信息公开制度对于公民监督和制约政府不正当部门利益，会提供有力的保障。同时，也能缓解以往公开的法律草案都是已经考虑成熟的，即使公民提出了意见，也是象征性地修改几条，对于关键性的条文则无能为力的状况。如果是在法律草案尚未具体成文，只是几项重要原则形成之后，就予以公开讨论，而不是考虑成熟之后再将草案公开，那么，法律草案的公开效果将会大有不同。

通过对我国立法信息公开现状的分析可知，一方面，我国立法中存在利益不平衡现象，这是遭受批评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我国现有的立法信息公开制度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有学者认为，“立法公开，或者准确说是草案对民众公布，就成了一件难事” 〔27 〕。这充分表明我国亟需完善现有的立法信息公开制度，并且重要的是要将立法信息公开作为一项强制性的制度措施规定下来，以满足制定良法的需求。

综上所述，我国以往立法过程中相关的立法信息没有及时公开，严重影响了公众对立法内容的监督以及公众参与立法作用的发挥，因此，提高信息公开程度，让公众能够全面了解立法的内容、背景以及相关主体的利益诉求，是制约不正当部门利益的有效途径。而要从根本上消减乃至杜绝不正当的部门利益，在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的纵深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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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 雯

作者：张瑞

立法寻租现象分析论文 篇2：

我国保障性住房的思考

摘要：近年来，我国针对中低收入者提出了建设保障性住房这一惠及民生的重大工程，力求住有所居，但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政府部门、房地产商、保障对象的寻租现象。本文从寻租理论出发，阐述了出现此现象的原因，并提出加强保障性住房立法、监督等建议。

关键词：保障性住房；寻租；监管

一、　研究综述

对于保障性住房建设、分配中出现的寻租行为，雷光辉（2011）提出寻租行为导致行政效率降低，市场紊乱，由此提出了两点应对措施：加强公众参与及多方监管和保障性住房建设体制和机制的创新。马靓（2011）提出要推动保障性住房项目良好发展，必须从规范政府职能、建立法律法规制度等方面努力。

综上所述，对我国保障性住房项目中的寻租行为的研究并不多，但已取得初步成果，本文在对保障性住房寻租行为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改进措施。

二、　我国保障性住房实施中的寻租行为

（一）“寻租”的含义

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是“经济人假设”，认为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这里所讲的寻租活动也是以“自利”为出发点来解释人类行为的。

所谓“寻租活动”，从广义上讲，是指人类社会中非生产性的追求经济利益活动，或者说是指那种维护既得经济利益或是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的非生产性活动。在现代更为常见的也是更为高级的寻租方式则是利用行政法律的手段来维护既得的经济利益或是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这类寻租行为往往采用阻碍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自由流动、自由竞争的办法。寻租现象广泛存在于现代市场经济中，对于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分配也不例外。

（二）保障性住房开发建设中的寻租行为

目前，保障性住房的房源主要分两大类：新建房屋和收购房。新建房屋分为出售的经济适用房和出租的廉租房和公租房等；收购房通常包括空置楼盘、老旧公房、改造危房等。对于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和建设来说，主要是政府间接出面，通过招投标选择房地产开发商，给予其一定的优惠政策，比如间接补贴，通常是土地行政划拨、免收土地出让金、开发贷款优先发放等，这些优惠政策对开发商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另外，经济适用房是具有商品房性质的，虽然国家规定经济适用房项目利润率不超过3%，但实际利润率却是相当高的，这也是吸引开发商进入的因素。因此，开发商为获得经济适用房的建设，竞相向权利主管部门负责人寻租，腐败衍生。而当这些负责人意识到自己手中权利的市场价值时，“造租”活动也迅速蔓延。一方面某些通过寻租获得经济适用房建设项目的开发商为了获取利润，想尽办法突破政府的政策约束，提高房屋建设档次，以“经济适用房”之名行“商品房”之实。为使这些违规“活动”合法化，向主管部门负责人行贿，权利寻租蔓延，因而“高档”、“豪宅型”经济适用房频现；另一方面某些开放商通过降低成本来获取利润。他们在房屋质量、相关设施方面做文章，偷工减料，出现了诸如“楼脆脆”等质量问题，带来安全隐患，造成公众的不满。

廉租房和公租房采用只租不售的模式，只是针对的对象有所不同。这两种制度下，即使是新建房屋也是出租，房地产开发商几乎没有获利空间，而同时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益也会减少，因此导致推进缓慢。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较好地避免了新建房屋中的寻租行为。对于新建的廉租房和公租房，建造者为了创造更多的利润，在房屋质量方面下手，通过偷工减料“创租”，为了通过有关部门的检查验收，不免向相关部门管理负责人行贿。

（三）保障性住房分配的寻租行为

保障性住房分配的对象是中低收入、住房困难的家庭。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全面有效的信息化统计系统，社会诚信系统缺失，如何界定中低收入者的范围、确定保障性住房的适用对象一直都是难点。在申请保障性住房过程中，大量“欺瞒”、“套利”行为存在，申请人、购房者、开发商与政府权力主管部门负责人之间相互串通，通过隐瞒家庭真实收入信息，伪造、购买资格而骗取政策享受待遇，同时“转租”、“转售”行为也盛行。据有关调查，经济适用房出租率高达48%。

对于廉租房和公租房也存在套利空间。大量具有申请廉租房、公租房资格的人群通过“走后门”，向政府官员寻租，私下又将住房转租，从中获利。而不具备资格的人隐瞒真实情况，通过权利寻租获取资格，骗取政策优惠。正是这些寻租行为的存在，造成目前许多城市保障性住房的“高租售率”，一边是“一房难求”，一边是大量闲置“豪宅”。

三、保障性住房中寻租行为产生的原因

（一）　根本原因：制度的缺陷

在决定一个社会大多数成员经济行为方式的众多因素中，经济体制总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法律制度亟需完善。制度的缺陷对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分配中出现的寻租行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　直接原因：寻租收益大于寻租成本

经济活动的发生几乎都要经过成本——收益的分析，寻租行为的产生是寻租者寻租收益和寻租成本比较分析的结果。在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过程中，房地产开发商不满足于政府的优惠政策，通过向政府部门寻租，以保障性住房行商品房之实，必将产生收益大于成本，获得巨额利润的结果。在保障性住房分配过程中，没有资格的申请者隐瞒个人真实情况，用几乎为零的寻租成本获得经济适用房的所有权或廉租房的使用权，其寻租收益相对寻租成本翻了几番，不可估量。

四、结论与建议

保障性住房的实施，是一件利国利民、关注民生的宏伟工程。但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寻租现象，使得其保障性效果大打折扣。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过程中，房地产商把保障性住房用于商品房的销售，减少了被保障公民行使权利的机会，使真正需要保障的居民住无其所；而且房地产商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的行为将造成居住保障性住房的人们的安全隐患，使得保障性住房得不到真正的保障。另外，在保障性住房的分配过程中，那些不具备申请保障性住房资格的高收入人群，在寻租行为下得到了保障性住房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挤占了真正需要保障公民的名额，也造成了道德上的缺失。因此，必须要完善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减少寻租行为的发生。

（一）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减少租源

建立完善、顺畅的市场机制，做到信息公开化、竞争公平化，力求减少租源。在保障性住房实施过程中，具有创租能力的政府部门要深刻认识到创租是导致市场经济扭曲、资源配置低效以及社会总福利损失的重要原因。加强政府部门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尤其要提高其政治责任感，使他们能够正确认识和对待手中的权力，自觉抵制权力商品化观念、抑制利己主义思想，提高法纪观念和廉政意识，从根本上遏制寻租活动的产生。

（二）加强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分配过程的监督

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只要寻租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潜在的寻租者就会变成现实的寻租者。而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可以加大预期成本，减少预期收益。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监督约束机制，加大惩戒力度。

（三）加强监管，建立个人收入申报机制和信用制度

保障性住房制度能否达到预期的目标，很大程度上依赖政策的执行，因此必须完善监管机制，对保障对象实行动态管理，进行跟踪调查和检测。建立个人收入申报机制和信用制度，使政府部门的调查成本逐步降级，提高工作效率，从根源上解决保障对象的界定问题。

（四）借鉴美国经验，颁发“税收优惠证”

保障性住房建设中由于房地产商的寻租行为，暴露出严重的质量问题。根据这种情况，建议地方政府可以给承建的开发商以其他方面的优惠。美国在1986年推出的税收优惠证，它要求承建的开发商必须保证至少20%的住房给予低收入家庭，这样就可以获得税收优惠证。同样我们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并且实行税收优惠证的等级评分制，越高等级的给予税收优惠的越多。而等级的划分要依赖于其在建设中的质量达标情况，达标越近等级越高。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开发商对保障性住房建设的积极性，也可以尽量避免开发商由于利益趋向，出现的“楼脆脆”现象。

参考文献：

[1]　雷光辉.保障性住房项目实施中的寻租行为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1，（20）.

[2]　郭航婷.我国保障性住房思考[J].现代商贸工业，2011，（18）.

[3]　宋佳、赵新奎.寻租活动的经济行为分析及治理[J].甘肃社会科学，2012，（01）.

[4]　马靓.我国保障性住房项目实施中的寻租行为[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1，（18）.

[5]　王俏荔、杨立宏.寻租理论及其成本收益分析[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9，（22）.

作者：王淑贞

立法寻租现象分析论文 篇3：

国有企业中权力寻租现象的成因和对策

【摘要】我国公司治理体系的不完善，导致在企业中广泛存在权力寻租的现象。本文以国有企业为切入点，分析了权力寻租现象的危害、产生的原因以及治理对策。

【关键词】权力寻租；危害；成因；对策

权力寻租又称“权力设租”，指国家工作人员以手中握有的公共权力作为筹码，向企业或个人出租权力，索取高额回扣，获得暴利。它具体表现为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索贿受贿。在国有企业的日常管理中也存在权力寻租的现象。权力寻租行为不仅给企业造成了经济损失，也损害了企业的形象，扰乱了企业的日常经营。本文将针对国有企业权利寻租行为的原因和治理进行初步探讨。

一、权力寻租的危害

从企业内部来看，权利寻租行为会从以下几个方面给国有企业造成损害。

1、权力寻租行为在企业内部产生既得利益集团，成为企业自我完善和变革的巨大阻力。所谓既得利益集团是指利益受到现存体制保护的群体，他们往往掌握着企业的权力和关键资源。尤其在国有企业，通过权力寻租，获得超额收益是扣，采购质次价高的商品。在产品销售中，收取贿赂，低价销售优质商品都属于这方面的例子。权力寻租行为存在的基础主要有两点：一是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存在漏洞。二是对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所以，一方面既得利益集团为了获得更多的寻租收益，倾向于在制度中制造更多漏洞，为自己未来的寻租行为创造条件，并厌恶任何形式的监督和制约。另一方面寻租者为了垄断租金收入，不仅排斥新的寻租者进入，而且反对任何既得利益集团之外的人分享权力。从而阻塞了基层员工上升的通道。特别是当企业希望通过变革自我完善时，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持寻租行为，往往会自动结成同盟，反对企业改革、机制调整和制度完善，阻碍监督与反腐败，成为企业发展的绊脚石。

2、在人事管理方面，权力寻租行为扭曲了企业的激勵机制，降低了企业管理体系的效率。企业激励机制设置的目的在于将员工个人利益和企业利益统一起来，引导员工通过努力工作，公平竞争，为企业创造效益。但当权力寻租行为存在时，意味着一部分人可以通过行贿的方式获得职位或经济方面的超额收益。这会引导其他员工纷纷效仿，把行贿活动当成一种可获得超额收益的投资。放弃通过提升工作业绩获得回报的努力，最终损害企业的整体利益。因此，国有企业的权利寻租行为，在寻租者获得超额收益的同时，扭曲了企业的激励机制，损害了企业的整体利益，降低了管理体系的效率。

3、在供销领域造成不符合要求的生产要素流入企业，或优质产品被廉价倾销。企业在供销领域制度设计的目的是充分利用资源配置市场，通过公平竞争，促使优质廉价的生产要素流入企业；自身生产的优质产品获得较好的市场回报。而权力寻租行为的存在，使得供应商和客户可以通过行贿，高价销售劣质原料或者低价获得优质产品。扰乱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损害了企业的利益。

二、权力寻租的成因

权力一旦失去制约，寻租现象必然出现。目前国有企业权力寻租现象泛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权力寻租成本过低的同时，国有企业管理者利益诉求较高。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导致其管理者的收入受到政府的严格限制和社会的高度关注，难以真实反应其市场价值。国有企业管理者的收入往往低于同行业中外资和民营企业相应级别管理者的收入，这造成了一些国企管理者心理失衡，产生了实现自身市场价值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目前国内对经济犯罪存在取证、定罪难度大，量刑偏轻的情况，造成权力寻租行为犯罪成本过低。在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产生了权力寻租的内在驱动力。

2、国有企业转型和发展过程中，制度建设较为滞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策和法律环境一直处于不断完善中。在这个背景下，国有企业往往处于不同体制和机制的夹缝中，旧体制还未完全打破，新体制尚未完全建立。国企内部也难以建立与之完全适应的制度体系和内控模式，这必然造成管理上的混乱，为权力寻租活动留下了生存空间。

3、传统文化中“用贪官、反贪官”的管理策略在现实中仍有广阔市场。由于企业内部、外部制约的缺失，一些管理者倾向于运用“用贪官（即权力寻租者）、反贪官”的策略。即在工作中，授权给一些有权利寻租倾向的人。这样对管理者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好处：一方面权力寻租行为属于违法行为，一旦管理者掌握了下属的寻租行为，就可以此为把柄加强对下属的控制。另一方面权力寻租是被政府、广大员工痛恨和唾弃的行为。因此一旦权力寻租者对上级构成威胁，上级可以随时公开他们腐败的证据，除掉竞争对手的同时，增强自身的威望。

三、遏制权力寻租的对策思考

权力寻租活动在国有企业的泛滥，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制度背景。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内外部因素，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1、加强法制建设，提高权力寻租成本。要遏制企业的权力寻租活动，必须对经济犯罪加大惩罚力度，提高犯罪者的权力寻租成本。因此，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要从立法、执法和监督等多个环节入手，对于权力寻租活动猖獗的领域进行重点打击，提高违法犯罪成本，遏制权力寻租行为。

2、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企业内部要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内部监督，堵塞制度漏洞。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企业要密切关注政策和法制环境的变化情况。及时根据新制度、新法规，调整完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使之与外部环境的变化相适应。让权力寻租者无机可乘，无隙可钻。此外，企业还要建立健全内部监督机制，赋予监督主体相对独立性，整合企业内部各种监督力量，切实避免“虚监”、“弱监”现象。

3、国有企业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应与市场接轨，让管理者的收入能够真实体现自身价值。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依然是“经济人”，他们有自身的利益诉求。因此在设计激励制度的时候，一方面要充分考虑管理者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考虑市场行情，让国企管理者的回报能够体现自身的真实价值。这是减少权力寻租行为的一个必要前提。

参考文献

[1]秦军，王爱芳.论权力寻租的原因及对策[J].前沿，2003（02）.

[2]刘昌臣.我国权力寻租的博弈分析[J].特区经济，2013（01）.

[3]尚勇.论从制度上防范权力寻租[J]. 中国监察，2009（23）.

作者简介

张红岩（1973年8月-），男，汉族，高级工程师；作者单位：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有色金属事业部.

作者：张红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