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语境传媒现象分析论文

摘要：文学传媒的意识形态在文学与传媒之间的张力关系中产生，并由此催生包括青年亚文化在内的各种症候，“王小波现象”就是典型代表。作为一种亚文化类型，王小波的文学创作表达了对于个人尊严的诉求，而这种诉求被传媒选择、放大之后，成为一种文化符号，直至被塑造成一种文化现象。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文化语境传媒现象分析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文化语境传媒现象分析论文 篇1：

英语专业学生母语文化素质及译介能力培养研究

【摘 要】本文阐述英语专业学生母语文化素质及译介能力普遍偏低的现象，将其归因于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教师双文化修养参差不齐、课程普遍以英语语言文化为导向、教材选文鲜涉及中国文化、教学偏重英语文化导入等，并从学生母语文化意识培育、教师双文化修养、教学大纲、课程设置、教材开发、教学模式、教学评价与考核、中国英语体系建构等方面提出对策。

【关键词】英语专业 母语文化失语 母语文化素质 母语文化译介能力

《高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明确要求英语专业学生批判地吸收世界文化精髓，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为此，培养学生的母语文化素质及译介能力，不仅可提高其弘扬民族文化的能力与水平，还可防止他们陷入民族虚无主义，批判地吸收西方文化。译界普遍认为，当前制约中国文化走出去与中国国际传播事业发展的瓶颈是高层次中译外人才匮乏。笔者认为，提高英语专业学生母语文化素质及译介能力，是突破上述瓶颈与困境的有效途径之一，因为英语专业学生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也是我国对外工作的生力军，培养和提高他们的母语文化素质及译介能力，不仅可增强其民族自信心、自豪感，还可提高其弘扬民族文化的积极性、创造性、工作能力及水平，更好地为文化“走出去”发展战略服务。

一、英语专业学生母语文化素质及译介能力普遍偏低的现状

当前。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学生母语文化素质及译介能力的现状不容乐观，存在母语文化知识贫乏，用英语翻译、介绍母语文化的能力低下等问题。

早在 1999 年，研究者陆魁秋调查汕头大学英语专业学生，便发现他们的母语文化知识相当匮乏。2000 年，从丛教授发表《中国文化失语：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一文。2001 年，史国强、王宇分析沈阳师范学院 130 余名考生的翻译试卷之后，惊呼“英语专业学生中国文化素养欠缺到了令人担心的程度，竟然不知道抗战和谁打仗”。2003 年刘世文调研后亦发表类似看法。

近年来，该问题已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潘雅婷《关于“母语文化失语”现象调查研究》显示：学生对儒家、道家经典，只具备笼统概念，稍微生僻的内容则不能表述。张玲调查黑河学院英语专业学生，亦发现他们对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名词，知其名不知其义；面对外国友人，几乎没人能用英语介绍中国古代艺术、古文典籍、宗教、哲学、社会制度等。此外，徐美娥《关于外语专业学生民族文化底蕴探究》、王丽《关于英语专业学生对母语及母语文化态度的调查研究》，以及张雅丽在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调研，张潇对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学生的考察，霍翠柳对山东某高校的定点研究，亦发现了类似问题，得出了类似结论，即英语专业学生“母语文化知识储备不丰，表述母语文化的英文词汇、句式欠缺，致其母语文化失语”。

为进一步了解英语专业学生母语文化素质及译介能力现状，笔者对华南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广州大学与玉林师范学院几所高校作了抽样测试。

（一）测试目的。测试学生母语文化知识及其相关英语词汇、句式的储备状况；测试学生译介母语文化的方法和技巧。

（二）测试对象。从华南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广州大学与玉林师范学院每所高校各抽取 120 名应试，共计 600 名。

（三）测试内容及要求。即兴地（不查字典）将下列 10 个汉语表达翻译成英语：元宵节、端午节、二十四节气、芒种、小康、民主集中制、韬光养晦、天人合一、天时地利人和、不了了之。

（四）分析及结论。共收有效答卷 500 份，参照汉英词典，将每一份答卷的每条短语的英语译文，按“可接受”“部分可接受”“不可接受”分为三类，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1

参照词典译文 可接受（份） 部分可接受（份） 不可接受（份）

元宵节 200 160 140

端午节 380 80 40

二十四节气 120 80 300

芒种 60 440

小康 300 120 80

民主集中制 250 200 50

韬光养晦 70 80 350

天人合一 200 180 120

天时地利人和 30 190 280

不了了之 70 130 300

分析发现，仅 3 条短语译文的“可接受”率超过50%，它们是“端午节”76%、“小康”60%、“民主集中制”50%；5 条短语译文的“不可接受”率超过 50%，它们是“芒种”88%、“韬光养晦”70%、“二十四节气”60%、“不了了之”60%、“天时地利人和”56%。其余 2 条“天人合一”与“元宵节”译文的“可接受”率不足一半。

进一步分析发现，“端午节”与“小康”译文的“可接受”率之所以相对较高，是因为它们在生活和各类传媒中，出现频率相对较高，而“民主集中制”“民主”一词息息相关。“芒种”“二十四節气”与“韬光养晦”译文的“不可接受”率超高，或因它们与英语专业学生接触过少，或涵义太过深奥。令人费解的是，“天人合一”“天时地利人和”与“不了了之”三条短语译文的“可接受”率超低。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三者出现的频率是很高的，它们的中文意思及语用意义，相信大部分学生也是理解的，然而三者译文的“可接受”率，“天时地利人和”低至 6%、“不了了之”低至 14%、“天人合一”40%。究其原因，应试者的翻译水平及能力低下应是主因。

以上数据与分析表明：大部分学生中国文化知识匮乏，用英语译介中国文化的能力较低。由于英语专业学生既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也是我国涉外工作的生力军，其母语文化缺失必然严重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一定程度上，母语文化缺失就是民族文化认同的缺失，而心理认同正是一切积极有为言行的力量源泉和基础。

二、普遍偏低之根源：英语教学中母语文化严重缺失

大量研究表明：英语专业学生母语文化素质及译介能力普遍偏低主要归因于教学中母语文化缺失，而缺失又主要由以下几方面引起。

（一）许多学生学习母语文化的热情和积极性不高，部分学子中国文化归属感薄弱。调查发现，南京农业大学外语学院许多学生对本土文化的认知和习得兴趣缺乏。他们欢迎西方文化，冷待本土文化；热衷欧美电影，冷落国产电影。江苏常州工学院外语学院的学生亦把英语语言文化置于母语文化之上，亦缺乏学习母语文化的目标和动机。上海大学外语学院许多学生对母语文化亦不太感兴趣，他们或忙于雅思、托福、GRE，或沉迷于西方电影、节日、时尚、品牌，大都渴望到国外著名大学深造，或到外企立工作。另外，部分学生中国文化归属感薄弱，文化适应中，认知和情感上总是偏向于西方文化。

（二）教师双文化修养参差不齐，有的对母语文化的认知、态度亦需纠正。研究者魏际兰发现：目前，英语专业老师文化素质参差不齐，双语文化修养高的教师奇缺。因为他们大部分是在外来文化接触很少的背景下习得英语的，当时，我国对外开放有限，优秀英语师资缺乏，教学手段落后。加之，教材多以语法为主线，致使许多老师把活的语言当作死的知识传授，亦很少考虑语言的文化内涵。此外，一些英语专业教师对母语文化的认知、态度亦需纠正。南开大学英语专业本科生反映教师在课堂上很少介绍中国文化知识，很少对照英美文化讲解中国文化，即便教材中出现了，老师也会跳过不讲。另外，南京农業大学外语学院 70% 的受访者亦认为老师在推荐中国文化课外读物、布置中国文化作业方面力度不够。

（三）课程设置普遍以英语语言文化为导向，教材选文多为英美原著，与中国文化相关的内容很少。研究者陈艳玲发现许多高校英语专业课程设置，英美概况、英美文化较普遍，母语文化仅见少数重点院校以选修课形式开设。徐美娥亦发现许多高校开设了英语语言文学、文化课程，却没有中国文学或文化课，中英语言文化比较类课程亦缺乏。江苏常州工学院外语学院六学期的综合英语，亦很少涉及母语文化，翻译、写作亦鲜进行中英文化比较。南京农业大学外语学院学生反映学校未开设中国文化课程，也不经常组织中国文化讲座，课本亦缺少中国文化知识。

此外，张黎黎、黄永新调查河北省八所高校使用的五套基础英语教材（2002 年至 2011 年分别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以及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现各版教材都比较关注西方文化，均缺乏中国文化内容。张雅丽考察南开大学英语专业本科学生，几乎所有的学生认为英语教材中很少涉及中国文化。吴平安研读多版教材选文，发现西方文化特色词汇出现频率远高于中国文化特色词汇。张玲调查黑河学院图书馆，发现其英文图书亦偏重英美文化和风俗。

（四）教学过程普遍偏重英语文化导入，忽视了学生母语文化素质及译介能力培养。长期以来，我国英语教学过分强调母语及其文化的负迁移干扰，忽略了它们对英语学习的积极影响，因此，普遍偏重外语文化输入，忽视了学生母语文化素质及译介能力的培养。我们认为英语教学一味强调外语文化、忽视母语文化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即英语专业文化教学就是外语文化教学。事实上，根据迁移理论，任何外语学习都将受到母语及其文化的正迁与负迁影响，因此，外语学习中，尽量排除负迁干扰之同时，也应充分利用正迁效应，因为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除间性外，亦有通约性。

三、提高英语专业学生母语文化素质及译介能力的有效途径

鉴于英语专业学生母语文化素质及译介能力普遍偏低的现状，本文拟从学生母语文化意识培育、教师双文化修养、教学大纲、课程设置、教材开发、教学模式、教学评价与考核、中国英语体系建构等方面探讨应对之策。

（一）增强学生母语文化意识

1.培育正确的母语文化认知。历史地看，在“丝绸之路”与“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西文化交流时期，中华文化在世界上曾处于主动、强势地位。15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中国经济、科技日趋衰落，中西文化交流便出现了“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双向平等、互惠的格局。19 世纪后，西方殖民主义凭借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优势，不断向外扩张，中西文化亦此消彼长、强弱易位。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又推动了信息化革命。他们凭借信息技术优势，大肆推行西方生活方式，渗透其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致使西化思想、观点、理论入侵于我国学界各个领域，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则被轻视、忽视或淹没。诚然，西方文化张扬个性、强调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一定程度迎合了年轻学子们的心态。然而，当个人主义走向极端，也就走向了多数人的对立面。个人主义是相对、有限的，中华文化“和而不同”“和谐共生”思想亦不乏魅力与光辉。因此，应培养英语专业学生树立正确的母语文化认知。

2.培育文化平等意识。英语专业教学目标之一是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因为交流是双向而非单向的，所以英语专业学生习得英语文化的同时，也应进一步学习母语文化。事实上，对本民族文化缺乏深厚感情的人，对他者文化也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了解和认同。此外，文化本无优劣之分，任何民族的文化都应受到尊重和理解，也没有哪种文化可以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因此，培养学生文化平等意识也是培育其母语文化意识不可或缺的环节。

（二）提升教师双文化修养。首先，只有教师具备了较高的母语文化修养，并对母语文化有了较好的理解与情感认同，他们才可能积极主动地引导学生欣赏母语文化的无穷魅力。其次，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突破了时空限制，加速了文化传播，加快了文化的整合、变异与演化，因此，教师应及时吸收和消化新的文化元素。此外，学校及有关部门应为教师提供更多的母语文化学习与进修机会，同时将其作为评价英语教师专业素质的内容之一。

（三）修订大纲，重置课程，开发中英兼顾的教材。目前的英语专业教学大纲对词汇、语法与“听、说、读、写、译”设定了详细的阶段目标，对文化教学却轻描淡写，且只注重英语文化，至于中华传统文化则一笔带过。课程设置普遍以英语语言文化为导向，教材选文亦鲜涉及中国文化。因此，修订大纲、重置课程、开发中英兼顾的教材势在必行。为此，新大纲应调整中英文化知识比例，明确列出学生必须掌握的母语文化基本词汇、短语及相应的英语表达；课程设置应有目的、有计划、分阶段开设母语文化课程，比如低年级开中国历史、习俗、节庆文化课，高年级设中国文学、艺术、哲学与中西文化比较课等。此外，海外华侨、华裔作家的经典作品选修课亦是重要补充。因为这些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中华文化继承人、传播者，其特殊的文化适应与融合经历亦能给我们借镜与启迪。他们的作品，有的填补了文类空白，有的入围了世界级文学大奖，令世界侧目。比如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的《喜福会》（1989）不仅蝉联《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九个月，销量千万，还先后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1991 年最佳小说奖、海湾地区小说评论奖。英籍华人女作家韩素音《瑰宝》自传三部曲《凋谢的花朵》《无鸟的夏天》与《伤残的树》亦奠定了她在国际文坛上的地位，据此改编的电影 Love Is A Many Splendoured Thing 获三项奥斯卡奖。

至于教材编撰，首先应平衡英汉文化信息比例，确保学生有机会接触到母语文化及相应的英语表达，因为教材是师生获取母语文化信息的主要渠道和来源。其次，母语文化项的选择与编排应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同时注重相关性、实用性与适度性，也就是，母语文化信息的深度、广度，与学生的认知水平、学习层次相适应，做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最后，教材的形式及内容。可编撰英文版的《中国文化概论》，或从汉语经典的英文译著中取材，如《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的英译简易本，或从正面介绍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英语文献或文学作品中选材，比如谭恩美英语短篇小说《两张机票》即是很好的题材。此外，统一、标准化的《中华文化核心术语汉英双解词典》亦不可或缺，因为这些术语表征了中华文化之精神，亦中华民族个性与特色的重要标示。统一、标准化中华文化核心术语的英语表述，有利于中华文化在异域文化语境中传播；过度归化或误译中华文化核心术语，可能致中华文化在传播中变形、扭曲或失真。

（四）探索多元化的教学模式。教学实践表明，“对比教学”“研究型教学”“任务型教学”“第二课堂”等模式是培养和提高英语专业学生母语文化素质及译介能力的有效途径。

1.對比教学。因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除间性外，亦有通约性。因此，教学中，可通过对比，辨析中英语言文化之共性、相似性与差异性，建起彼此关联与参照，消解负迁，顺应正迁，从而增强学生的母语文化意识、文化平等意识，提高其跨文化理解能力、交际能力与母语文化译介能力。比如讲授英语“情人节”时，便可从来源、相关传说、文化内涵几方面与汉语“七夕节”进行比较。前者源于纪念抗旨为情人做主而牺牲的瓦仑廷（Sanctus Valentinus）神父，后者出于牛郎织女凄美的爱情故事。二者的起源与相关传说虽大相径庭，却都蕴涵了为爱情而反叛的文化精神。

2.任务型教学。让学生在任务驱动下学习语言、知识、技能，其间，任务驱动是核心。从“教”与“学”两个层面看，可分为任务设计、任务引入、任务实施与完成四个步骤，其中，“任务实施”是主要环节。具体操作过程，请参考笔者《任务型教学模式下英语请柬之汉译教学》一文。

3.研究型教学。教师以课程内容与学生学识为基础，引导学生创造性地运用知识和能力，自主地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并在研讨中积累知识、培养能力、锻炼思维的教学模式。中山大学黄国文教授基于系统功能语法，对《论语》多种译本进行比较和评论，为研究型教学模式提供了借镜和参考。以“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一句的英译比较和评论为例：

首先，收集、整理“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有代表性的断句与解读方式及其相应的英文表达。综合起来，主要有三种，即（1）“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孔子很少谈及利、命和仁；（2）“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孔子很少谈及利，但赞同命和仁；（3）“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孔子很少谈及利和命，但赞同仁。迄今，较多人采用第一种解读。相应的英译为：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Confucius seldom talked about profit，fate，and benevolence.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Confucius seldom talked about profit，but elucidated on（=explicitly spoke of） fate and benevolence.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Confucius seldom talked about profit and fate，but elucidated on benevolence.

进而，从小句、小句复合体、概念功能（经验功能、逻辑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等层面，对各译本进本行比较和评论。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Confucius seldom talked about profit，fate，and benevolence.

Transitivity：Verbal process，Verbiage：profit，fate，and benevolence

Textual（Theme）：Theme + Rheme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Confucius seldom talked about profit，but elucidated on（= explicitly spoke of） fate and benevolence.

Transitivity：Verbal process + Verbal process，choice of verbs：‘talk’ vs ‘elucidate’

Textual（Theme）：（Theme + Rheme）+（Theme + Rheme）

Parataxis （vs Hypotaxis）： Expansion （vs Projection）：Extension （vs Elaboration & Enhancement）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Confucius seldom talked about profit and fate，but elucidated on benevolence.

Transitivity：Verbal process + Verbal process，choice of verbs：‘talk’ vs ‘elucidate’

Textual（Theme）：（Theme + Rheme）+（Theme + Rheme）

Parataxis（vs Hypotaxis）：Expansion（vs Projection）： Extension（vs Elaboration & Enhancement）

比较发现，三个译本分别诠释了三种解读的概念意义与人际意义，三个译本的及物结构、语气结构、主位结构与三种解读方式基本对应或等值，因此皆很好地再现了对应的解读意义。

另外，还有四种非主流，但别具一格的解读及译本：

第一种：Confucius seldom talked about profit，fate，and minorities.（仁=夷）

第二种：Confucius elucidated on（= explicitly spoke of） profit，fate，and benevolence.（罕=轩，意为“显”“明言”）

第三种：Confucius seldom talked about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rofit，fate and benevolence.（与=介词）

第四种：When talking about profit，Zihan was able to see its connection with fate and benevolence.（子罕=人名，与=介词）

综上所述，基于系统功能语法，可让比较与评论有“法”可依，有理有据；通过比较与评论，可让学生从不同角度认识和理解经典，同时还可参阅或习得同一思想的多种英语表述，并在此基础上选取最贴切表达。总之，比较与评论同一文化典籍的多版本英文译著，不仅可丰富学生的母语文化知识及其相应的英语表达，还可提高其典籍译文鉴赏力与母语文化译介力。

4.第二课堂与实践教学。课堂教学之外，在教师指导下开展的一切与教育教学相关的活动，其形式多样，目标明确，内容丰富，能极大地激发学生学习母语文化的兴趣、积极性和创造性。比如组织英语角、翻译社、学科竞赛、技能比赛，或举办讲座、研讨会，让学生在活动中接受文化熏陶，提升人文底蕴；或与国外学校合作交流，让学生在实际的跨文化交际中感受母语文化的魅力，深化对母语文化的认知，增强对母语文化的认同与自豪感，锻炼和提高自己用英语表达母语文化的能力；或指导学生申请、参与“大创项目”，比如译介中国文化典籍，修订、编撰统一、表准化的《中华文化核心术语汉英双解电子词典》与数据库，让学生在实践中自我培养和提高母语文化译介能力。

5.校园文化与网络文化建设。校园文化系“隐性课程”。校风、学风、教师的价值观、教育观与师生关系，甚至校园的一草一木都可潜移默化学生。为此，可在校园里形塑母语文化物质环境，让学生在直观中受到濡染，比如标语、图片、塑像等；亦可营造非物质文化氛围，增强学生对母语文化的情感体验与认知，比如组织中秋节、端午节、元宵节等节庆活动。此外，网络文化、微文化已渗入校园每个角落，因此，亦可利用电影、电视、网络等媒介，引导舆论，强化学生对母语文化的认知。

（五）革新教学评价与考核。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结合，比如在各类考试中设置一些与母语文化相关的题目，以评价和考核学生母语文化知识及其相应的英文表达。也可采用体验方式进行评价与考核，比如调查一些文化现象，撰写调查报告；或以表演形式诠释母语文化价值及内涵；或在文化交融中引导学生选择有价值的文化元素，实现文化创新。

（六）建构“中国英语”语言体系。汪榕培认为，“中国英语是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中国特点的英语”。贾冠杰等认为，“中国英语是英语在中国的国别体变体，它以规范英语为基础，表达中国社会、文化各领域特有的事物”。总之，建立一套完整的中国英语体系，既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中国文化，亦为英语学习者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文化交流空间，同时还为母语文化教学提供了新的方向。

【参考文献】

[1]王 冲.我们该如何驳斥“中国威胁论”[N].中国青年报，2007-03-02

[2]陆魁秋.主体文化与交际能力[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5）

[3]从 丛.中国文化失语：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N].光明日报，2000-10-09

[4]史国强、王宇.新《大纲》与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7）

[5]刘世文.对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的调查及其启示[J].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2003（1）

[6]潘雅婷.关于“母语文化失语”现象的调查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08（6）

[7]张 玲.大学生母语文化失语现象调查研究[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3（1）

[8]徐美娥.外语专业学生民族文化底蕴探究[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8（5）

[9]王 丽.关于英语专业学生对母语及母语文化态度的调查研究[J].华章，2009（4）

[10]张雅丽.高校英语专业教学中的中国文化缺失现象与对策研究[J].文教资料，2013（16）

[11]张 潇.英语专业学生的危机：汉文化磨蚀[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

[12]霍翠柳.中国文化英语表达力培养研究[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4）

[13]石志华.从英语专业学生“中国文化失语现象”反思文化教学——以南京农业大学英语专业学生为例[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2（6）

[14]危东亚.汉英词典[K].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15]魏际兰.英语专业学生“母语文化失语症”溯因及启示[J].宜宾学院学报，2013（10）

[16]杨 洋，汤燕谕.双文化修养：中学英语教师必备之素养[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10（1）

[17]蒋婷婷.英语专业学生的中国文化失语症研究[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4（3）

[18]陈艳玲.谈高校英语专业学生母语文化缺失现象及应对策略[J].大家，2012（15）

[19]张黎黎，黄永新.河北省高校英语专业基础英语教材调查分析[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1）

[20]吴平安.在英语教学中导入中国传统文化的现状调查及策略探析[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13（5）

[21]石志华.英语专业学生“中国文化失语现象”之反思[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30）

[22]Widdowson，H.G.Learning Purpose and Language Use [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

[23]葉慧君.关于提升英语专业教师母语文化素养的思考[J].河北大学学报，2010（5）

[24]杨 洋，李有华.任务型教学模式下英语请柬之汉译教学[J].语文学刊，2011（11）

[25]韦宝平.创新教育视角下的研究型教学[J].江苏高教，2003（4）

[26]肖 凡.浅论英语专业教学中的双向文化互动[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2（12）

【基金项目】2012年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新形势下高校英语专业学生母语文化素质及译介能力培养研究”（2012JGA192）

【作者简介】杨 洋，玉林师范学院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文中心2015级博士研究生，2016年度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得者，2014年教育部高校青年骨干中山大学黄国文教授访问学者。

（责编 江月阳）

作者：杨洋

文化语境传媒现象分析论文 篇2：

文学传媒的意识形态与青年亚文化的症候

摘要：文学传媒的意识形态在文学与传媒之间的张力关系中产生，并由此催生包括青年亚文化在内的各种症候，“王小波现象”就是典型代表。作为一种亚文化类型，王小波的文学创作表达了对于个人尊严的诉求，而这种诉求被传媒选择、放大之后，成为一种文化符号，直至被塑造成一种文化现象。王小波为代表的文化诉求在意识形态与传媒体制的“张力”中被消解，虽然抵抗的形式在青年亚文化中被延续，但内在精神已经变异。

关键词：王小波现象;文化张力;文学传媒;意识形态;亚文化

文学传媒的意识形态在文学与传媒之间的张力关系中产生，并因此能够催生新的文化现象。“张力”（tension）是批评家艾伦·退特在对诗歌进行文本分析时所用的理论术语，“是把逻辑术语‘外延’（extension）和‘内涵’（intension）去掉前缀而形成的。我所说的诗的意义就是指它的张力，即我们在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展和内包的有机整体”①。“张力”理论因其适用性较广而被应用于各个学科领域，“凡是存在着对立又相互联系的力量、冲动和意义的地方，都存在着张力”②。因此，我们可以将“张力”看成是理解文化场域中不同理论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冲突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随着文化语境和文化权力的变化而拓展其内涵、外延和文化空间，最后形成新的意义。作为一种方法，“张力”理论适用于考察分析一定范围内各种关系、要素、力量等之间的复杂纠葛，不再局限于某一要素或立场，而是将要素外部和内部的各种关系及其意义充分展现出来。

文学与传媒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两者都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手段，是军事斗争和政治教育的利器。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文学和传媒具有相同的功能和定位，都是作为某种宣传的工具而存在，文学创作生产和传媒运行之间存在很大的相似性，都受制于一定的行政体制。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经济发展和社会巨变，文学与传媒均受到市场经济的挤压和诱惑，经济属性和市场特征大大加强，逐渐走向分解和重组。与文学相比，现代传媒与经济的结合更为直接和迅速，晚近传媒文化领域中发生了较大变化，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中国当代传媒文化景观的强烈兴趣，成为中国研究的一个热点。③

我们所说的“文学传媒”，并不是“文学”+“传媒”，或者仅仅是将两者硬性地捆绑在一起，而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两者之间发生的紧密关系，以及无法分割的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一种“共同体”。在共同的生存危机面前，文学与传媒在改革大潮中抱团取暖共同应对消费文化的兴起与大众娱乐的需求，如何在政治宣传、审美情趣和大众娱乐之间寻找最大的平衡，分化与整合、调整与提升成为两者都要解决的全新课题。在“中国梦”、文化软实力等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中，文学与传媒都成为最具影响力、最受重视的文化载体。我们之所以选择王小波现象作为讨论的中心，是因为这一个案在文学传媒的张力关系中显得尤为典型，无论是传媒对于文学（家）形象的塑造，还是文学对于传媒的影响，都极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文學与传媒的联姻与“现象文化”的兴起

文学与传媒的联姻，最基本的手段就是制造各种“现象”，“现象文化”风生水起。“现象文化”不是现代传媒产生之后才有，但是在现代传媒的强力推动下发展迅猛，成为一种“文化”。从《黄金时代》《未来世界》两次斩获台湾第13届、16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到1997年英年早逝而被媒体评为1997年“十大名死”之一，再到持续至今的纪念活动，王小波一直都是被大众传媒广泛关注的现象级人物。传媒对王小波的广泛谈论已经远远超越其人其事其文本身，从其身上引申出来的话题有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边缘文化等涵盖几乎整个人文学科，王小波更是被称为“自由知识分子”“文坛外高手”“浪漫骑士”“行吟诗人”等来自不同立场和价值观念的评价，社会关注程度涵盖了几乎所有人文学科。

为什么是王小波而不是别人成为这样一种现象？那是因为王小波具有不可复制性，那个时代需要王小波这样的现象，王小波现象正是文学与传媒相互矛盾统一的必然结果。王小波现象的起源和形成具备了以下几个相关的要素：

第一，王小波的特殊性，包括身份的特殊、文学的特殊，以及死亡的特殊。王小波的身份和经历至少在当代是一个传奇，1969年下乡当知青，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留校当大学教师，1984年留学美国，1988年返回国内，先后在北大、人大等高校任教，直到1992年辞职，选择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除了自由撰稿人之外，以上这几个身份对于一般的学者而言，尤其是理工科学者来说大概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如果同时放在一个中国当代作家身上就显得特别稀奇了。因此，王小波本科学商品学，硕士学文科，文理兼修，这在中国当代作家中也不多见。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背景下，放弃大学教师的身份试图当自由撰稿人更是少见，正好相反，大多数人选择的是靠一部（或几部）作品成名后加入体制。王小波选择以文学为生，但从未加入什么文学圈子，很少参加主流文学组织的活动。作为一名文学家，王小波最为特殊的还是文学，王小波选择的文学体裁总是显得那么另类，无论是故事背景，还是人物事件，王小波的文学笔法重点放在“非正常”“非常态”的时代和细节，包括性爱描写、死刑、变态的行为与心理，都成为王小波叙述中的常见要素，并赋予其幽默、戏谑、游戏等色彩。王小波主张和实践“严肃文学”的原创性和批判性，达到了文学浪漫主义与自由主义理性眼光的完美融合。王小波的死亡也极为特殊，具有一定传奇性，被描绘成一次神圣受难④，传媒在悼念和追忆中涌现的悲情和反思将王小波逐渐符号化、理想化和神圣化，思想界对于王小波的关注超过了对于一个文学家的重视，文学界对于王小波及其死亡的反应似乎并不强烈。

第二，报刊杂志、出版商、李银河及其友人、批评家、人文学者的共同打造。虽然从文学本身来看，王小波的文学创作已经达到一定水平，但是其文学出版并不顺利，王小波自费出版了小说集《唐人秘传故事》（山东文艺出版社，1989年9月）。即使在李银河及其友人全力争取下，王小波生前在大陆出版的小说集也只有《黄金时代》（华夏出版社，1994年7月），虽然为了推销李银河还请了评论界名家开研讨会，但这本书直到去世前都没卖完。王小波的小说在出版界的遭遇是时代使然，但出版界也有一股支持王小波的力量一直在不屈不挠地努力着。与王小波的小说命运大不相同，散文、杂文、随笔等作品大量发表在比较畅销的书刊上，包括著名的《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等，以及知识分子较为关注的《读书》等，还有关注青年的《中国青年研究》等学术期刊，成为关注王小波现象的重要阵地。在王小波死后，官方媒体进行了报道，文学期刊专门出了纪念专号。亲朋好友以亲历者的身份、以各种形式回忆、悼念王小波，尤其是李银河等从爱情亲情的立场，将王小波称为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还有从社会学家的立场，将王小波视为思想家;也有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称王小波为天才作家;等等。很多出版社，尤其是出版过王小波作品的出版社，纷纷推出纪念王小波的专辑、文集等策划。在各种关于王小波的研讨会、纪念活动中，李银河被看成是王小波的亲密战友、知己，具有天然的发言权和权威性，甚至有人将她的思想深度与王小波相提并论，甚至认为她在有些思想上超越了王小波⑤。王小波的生前好友，如刘晓阳等知名学者也以各种方式追忆与王小波交往和经历，也在不经意间调动着人们对王小波的好奇和关注。而具有各种知识背景的学者、专家、作家等从各自不同立场和角度对王小波的解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思想场域。戴锦华、孟繁华、赵毅衡、艾晓明、张颐武、李美皆、张伯存等文学批评家从分析作品入手，对作品主题、内容、人物、语言、观念等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了其文学史价值和审美意义;朱学勤、秦晖、许纪霖、谢泳、丁东、崔卫平、陶东风等人文学者主要从作家的知识分子身份和自由主义等角度分析其思想史意义和社会学价值。

第三，机智而深刻的语言，以及奇特的想象力，成为媒体宣扬王小波文学创作的重要标签;王小波巧妙地涉及性爱描写或死亡叙事，成为传媒吸引眼球、追求发行量的重要因素。王小波的有趣極具个人化和浪漫主义色彩，他提出三个假设——凡人都爱智慧、凡人都爱异性、凡人都爱有趣。《寻找无双》写凡人都爱智慧，《革命时期的爱情》写凡人都爱异性，《红拂夜奔》写凡人都爱有趣。⑥王小波认为：“智慧被超越，变成了‘暧昧不清’;性爱被超越，变成了‘思无邪’;有趣被超越之后，就会变成庄严滞重。”⑦王小波善于用西方叙事技巧讲述中国故事，人在写作时，总是孤身一人，但必须考虑到整个人类。王小波的智慧决定了其写作姿态，他往往在写作中让其真实意图以反其道而行之的方式去表达，用庸俗表达高尚，用科幻表达现实，用狂欢表达孤独，用幽默进行批判，用戏谑暗喻理想。如果对王小波文学创作的外在形式进行一个媚俗和简单的理解和包装，那么就容易与传媒娱乐化过程中出现的色情、暴力、黑幕因素不谋而合，可以满足大众对感官欲望书写的低层次需求。如果能够真正理解王小波的真实意图和批判精神，就会理解王小波所谓的“黑色幽默”其实另有所指，可以满足高层次文学艺术的理性需求。王小波虽然从未放弃对于精英文学的追求，但是一直把姿态放得很低，这也许就是王小波受到各层次、各领域人群关注的原因，也是王小波独特魅力之所在。

第四，王小波拥有一个庞大的受众群体，甚至有一群自称为“王小波门下走狗”的忠实拥戴者。这些受众群体出于各种原因和目的，或者是对王小波的思想、经历、语言、智慧、幽默等文学天才的热爱，或者是对文坛的不满和厌恶，或者是对知识分子、自由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等更深层次的考虑，热爱王小波及其作品的读者迅速增加，这可以从图书销售量、纪念活动、专门网站、模仿王小波的写作等各种现象中看出。以《王小波门下走狗》为例，书中力图继承和发扬王小波所代表的某种精神，延续某种独特的姿态和写作。不管这种走狗心态如何，也不管他们的模仿是否真的能够延续王小波的文学精神，仅从对于王小波现象而言，他们的声音不能忽视。

以“张力”理论进行关照，传媒在王小波文学创作及其现象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传媒与文学达成了某种联姻。李银河及其友人、“王小波门下走狗”、批评家、人文学者等在传媒的组织下成为“张力”关系的着力点，报纸、杂志、出版商等现代传媒机构是实施这种“张力”关系的实体保证。以上几个方面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缺少哪个方面都不会造成现在这种独特的王小波现象，更不会如此持久。如果王小波是一位遵守文坛规则的作家，同时获得海外大奖，那么他会在社会赞誉中成为文坛的畅销作家或学习的榜样，但却很难成为话题，更不可能成为受到各界关注的现象。如果没有传媒的追捧和响应，他的“严肃文学”不大可能热卖，不可能成为承载时代精神的知识分子象征或想象。如果没有追随王小波精神的“走狗”们的坚持和忠诚，他尖锐而不嬉皮的写作方式不会延绵至今而备受尊崇。因此，王小波的文学、传媒的塑造、读者的追捧，共同成就了“王小波现象”。

二  个人尊严的文学诉求

王小波死后就变成了一个文化载体，成为一个文化偶像，在他的身上承载了知识界、文学界、大众传媒和青年亚文化等多种文化诉求，在他身上折射出来的文学问题、社会问题、历史问题、文化问题等已经超过和偏离了文学范畴。十几年过去了，王小波作为一个个体，并没有对文学体制、思想体系、文化制度等造成多大威胁，大多数人还是按照现有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学标准去生活和发展。一方面，我们不应该只从知识分子、文学等单一的角度去看待王小波现象，而更要从一个个体、作者，从其作品、言论及其行为去看待他的文化意义——挑战体制、独立思考的非主流文化现象。另一方面，传媒、批评对王小波现象的塑造起到关键作用，有些已经偏离了王小波的真实面目，过度阐释与研究缺位同在，顾此失彼与避实就虚共生，需要分析传媒、批评机制的深层原因，剖析边缘文化的现实处境。

王小波文学作品中最具价值的符号之一就是对个人尊严的诉求，哪怕这种诉求处于被边缘或压抑的状态，哪怕这种表现只能以传奇的方式进行。 “文革时期”的“造神运动”“早请示、晚汇报”，与“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张悟本事件”“李一道长事件”，以及日常生活中各种迷信现象的泛滥⑧，前后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王小波对理性和科学的重视，正是包含了对个人尊严和社会公正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在常人看来显得另类，在现实生活中也得不到普遍认同。“五四”前后提倡的民主、科学、理性和个性等思想只能算是时断时续的启蒙运动，现代中国人本质上仍是穿着现代服装的古代人，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包括王小波）用各种方式进行“新启蒙”，但没有条件成为时代的精神和主题。所谓尊严或公正的诉求，需要市民社会、现代制度的保障，如马克思所言：“这种个人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享受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础。……此外，还有两种人权：平等和安全。”⑨王小波的文学诉求难有生存的土壤，反而会被看成另类，现实生活中时有发生的损害人的尊严和人与人之间关系公正的事件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现代社会很难只有一种思想或文化笼罩一切，往往是两种或多种思想或文化在起作用，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一直处于一种“张力”关系。“统治性的文化总是再现为文化本身”⑩。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阶级分层正处于剧烈变动阶段，在文化分层上更为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察王小波现象，要充分考虑不同阶层的立场、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主流文化是相对稳定的整体性文化，虽然其内容也有对抗和变动，但一般遵守既定的规律和法则，表现在具体方面就是要倡导什么、树立什么、确认什么的问题;非主流文化正好相反，它不是流行的事物，往往超前或滞后，具有强烈的个性意识，这要求保持活力和创造性，否则就会被同化或消灭。

就王小波现象而言，他在当时的文化场域中的立场和位置是边缘的，从边缘大学教师到自由撰稿人，他的书很难出版，出版之后进不了正规发行渠道。王小波放弃公职专事写作，却没加入任何作协机构，以写作为生却得不到文坛认可，相对专业作家而言他也是从属支流的地位。在研究批评界，1997年以王小波为关键词的论文不到十篇，大都属于追悼和纪念的性质，或者偏向于思想性解读，王小波在文学研究界也属于边缘作家或另类作家。在大众传媒方面，对于王小波的态度先是在报道中观望，后是组织化的传媒批评。在王小波去世的两个月内，百余家传媒机构进行了报道，并且大多是外宣媒体、港台媒体和国外媒体，说明对王小波身上所附着的另类文化或边缘思想的判定还没有把握;之后，王小波及其写作的媒体价值逐渐凸显出来，尤其是曾经刊发过王小波作品的媒体开始有组织地策划关于王小波的批评和报道，从王小波的身世、学习、工作、写作、出书、死亡等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了详尽的描述，说明王小波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和现象可以为传媒创造其他文学家或文学作品无法带来的利润和价值，当一个作家的媒体价值与其文学价值相当、甚至超过其文学价值时，恰恰反映出他的文学边缘地位。

三  文学意识形态与传媒体制的“张力”

改革开放之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传媒发展的基础，由此延伸出一种独特的“社会主義传媒”，又被称为“二元体制”11。在体制上是国有事业单位，承担着向社会提供公共文化产品的任务;在经营上采取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模式，传媒之间的竞争激烈。自身矛盾的传媒，在面对王小波为代表的思想和文化时，一方面要注意自身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功能，对于所谓“自由主义”保持高度的警惕;另一方面，为了获得更大的发行量和消费者，在同质化严重的传媒市场脱颖而出，必须吸收知识精英、另类文化等作为市场竞争利器。

要准确把握和定位王小波及其作品反映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文化特质，必须将王小波放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中国当代意识形态调整和知识分子分化的背景上才有可能，不能过高或过低地评价王小波的思想高度。改革开放三十年主要是由意识形态治国逐渐转向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单一的经济现代化造成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不平衡关系，最后表现为主流意识形态与文化现实的差异化、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分野。王小波的思想包含了自由主义所持有的核心观念——个人尊严和个人价值，对意识形态保持警惕和距离。这也许就是王小波喜欢选择“非正常”年代作为文学叙事的背景，肆意展示个人价值的毁灭、个人尊严的摧残。王小波在与李银河合著的《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中展示了其严谨的学理话语和系统的思想主张，但是他又用犀利的文笔和智慧的语言创造了另外一种文学风格，将他的思想精华融入可读性极强的写作中，就如一股清泉，没有任何颜色，却沁人心脾。

文学与传媒的张力关系，以及更为深层的传媒机制、意识形态，才是塑造王小波现象的背后推手。一方面，革命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社会主导，传媒机制要求话语形态的现代化，能够实现政治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融合、接轨。当前传媒的话语形式、指涉对象、语用内涵等，既与改革之前的理想主义、权威话语、道德律令等有很大差异，但仍与现实社会有一定的距离。另一方面，二元体制下不可避免的多元文化取向，在同一传媒上表现为日趋明显的话语裂缝和价值取向上的重大差异。以报纸为例，头版头条上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以提倡、肯定、弘扬某种价值及其现象的方式彰显主流的立场，娱乐版块表达的是大众文化诉求，文化板块给予知识界表达批判的窗口，包括文化标准失范，文化功能失效，社会共识失序，公共价值失衡。在传媒眼里，王小波的政治价值、文化价值等可以经过包装而具有媒介价值和经济价值。

1992年开始，中央提出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思路，中国传媒体制开始进入改革转型期，这是考察王小波现象的重要语境。文化市场机制的形成和推进将传媒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随着政府拨款的减少乃至停止，相当一部分传媒转型、改嫁、甚至关门，一些纯文学传媒在1998年最为艰难的时候先后停刊，例如《小说》《昆仑》等。存活者开始被迫或积极地进行“化缘”（与企业合作）、包装和打造品牌，原来用于广告和唱片业的策划也开始在文学中得到运用，主要是以编辑为中心集结一定数量的作家和批评家，推出一批文学口号或命名，以至于九十年代的文学思潮大都与期刊的策划相关。王小波的死亡和出版在当时也是一个文学策划，并且相当成功。从策划策略来看，人文学者比文学家更具市场效应，因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已经趋于没落，很难形成轰动效应。19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享有极高的精神和道义地位，进入1990年代虽然也被市场大潮所裹挟和侵蚀，知识分子开始分流甚至分裂，人文知识分子的失落、迷茫与困惑在王小波现象中得以抒发，自然也最具商业价值。在这个角度看，与其说是人文学者论王小波，不如说是王小波提供了一次让人文学者言说的机会。在经济传媒面前，文学很容易被各种策划挟持，“文学传媒”中的“文学”经常处于弱势地位。

反观“后王小波”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新自由主义受到普遍的认同和部分抵制，并在传媒广为传播。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更具炒作的嫌疑，虽然近年来知识分子大量借助博客等新传媒传播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但传统媒体并不多见他们的声音，仅有《南方周末》《天涯》《书屋》《读书》等极少数媒体而已。各种“媒体知识分子”大行其道，借助现代化的包装、宣传和策划，一些“学术超男”“学术超女”们开始占据市场的舞台，他们巧妙地打着“学术”“知识”“传统”“文化”的幌子向大众兜售廉价的文化产品和心灵鸡汤，沦为传媒的赚钱工具，莺歌燕舞、盛世狂欢远比对社会底层、草根大众、弱势群体的关怀来得容易和实惠。

四  文学传媒的意识形态

与“80后”“90后”文化的症候

王小波的作品得到广泛流传，少不了广大受众对他的爱戴和支持，其中最庞大的群体还是青年一代。虽然更多的情况是人文学者对王小波及其作品发言，再就是“王小波门下走狗”的模仿，但更多的读者是出于各种简单的理由默默地阅读着王小波，品味着他的人生和文字。先后进入21世纪，“80后”“90后”乃至“00后”先后成年，他们将是王小波及其作品的阅读者中忽视的主力军，考察他们对王小波的接受意义重大。

如果说“80后”“90后”青年是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受益者，那么他们要面对社会转型期更复杂的文化困惑和混乱，是社会发展问题的受害者。王小波面对和书写的主要是描写人性和尊严在革命的宏大叙事中所受到的压抑和摧残;“80后”“90后”青年面对的是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横行的社会，但学校教育仍然是与现实脱节的革命理想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家长传授的行为规范与学校传授的价值观可能会有很大不同，而传媒宣传的社会事件、现实生活中的经验教训又与前面所说的迥然不同。例如，面对老人倒地要不要扶的问题，看到同伴落水要不要救的问题，拾到五分钱要不要交的问题，现在居然都成为各领域专家学者、家长等在传媒上争议的话题。既然对“80后”“90后”青年的价值观教育已经成为很大的问题，对“80后”“90后”青年文化的评价就显得更加复杂。很多知识精英对青年文化持批判的态度，更多的是中年人对青年人一贯的不理解、不信任、不支持，这种情况估计前者也遇到过，不足为据。但可以看出“80后”“90后”青年与他们的父辈之间的巨大文化代沟，“80后”“90后”青年必将成长为中国文化体系的主要承载者，不能回避或逃避“80后”“90后”青年文化的现实存在和未来影响。

与王小波一样，“80后”“90后”青年受到西方文化的很大影响;与王小波追求思想的自由、个人的尊严不同，“80后”“90后”青年接受的是西方消费文化和个人主义思想，追求时尚和个性。这和“80后”“90后”青年的成长经历和时代有关。1980年代正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计划生育造就了“独生子女”的特殊心理，社会中心从政治转向经济，再由市场经济转向知识经济。“80后”“90后”青年的成功标准是受高等教育的程度，无论你多有个性，最后都要接受高考这一“独木桥”的检验，应试教育成为新的压抑和新的强权。在面对这种强权和压抑的时候，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忍受和接受，可以称之为青年犬儒主义。他们非常清醒地知道这种制度的不合理性，同样知道反抗这种制度的代价，于是将对现实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不认同的接受、不反抗的清醒。因此，“80后”“90后”青年文化是一个极为矛盾的文化共同体。一方面，他们在价值观上并不相信学校灌输的传统价值观和理想主义价值观，更乐于相信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等多元化的价值观，在实践上崇尚西化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他们又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心理和实践，具有自主意识和大国民心态。当“80后”“90后”青年走向社会，巨大的就业压力和竞争让他们的消费主义价值理想破灭，需要面临新的价值选择，但实用主义是他们必然考虑的原则。

以王小波为参照，考察“80后”“90后”青年中的“杰出”代表，就会发现其青年文化的独特变化。青年时代的韩寒、郭敬明、李宇春等被传媒包装起来的明星或名人，代表了一种新的青年文化。韩寒从一个辍学的中学生，到一名集作家、赛车手、著名博主等名头为一身的公共人物，以其犀利的语言大胆谈论社会敏感话题和公共维权事件，他的一篇博文可能会有百万人观看，他的博客上公告的十二“不”字显示了他的特立独行。韩寒等为代表的“80后”青年文化还无法摆脱亚文化、边缘文化的地位，其中包含的对主流文化的反抗和影响尽管十分重要，但也十分有限。在传媒别有用心的宣传、炒作和恶搞等市场化操作中，在影视“戏说”、“百家讲坛”等“历史镜像”中，在消费和娱乐狂欢中，“80后”“90后”青年文化既没有历史，也难有未来。

回到王小波，他所揭示和批判的宏大叙事，现在看来，仍然是规训“80后”“90后”、甚至“00后”青年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内在逻辑。中国的文学问题、思想问题和文化问题，并不能指望靠一两个王小波来解决。有学者指出，“王小波善于描写畸形的人生”12，其实王小波也善于写畸形的文化或时代的畸形现象。时代在进步，但诸如“王小波现象”之类的文化现象仍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存在，文学与传媒的“张力”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必将上演更加斑斓的文化图景。

注释：

①艾伦·退特：《论诗的张力》，载赵毅衡：《“新批评”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页。

②王先霈：《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36—337页。

③Cf.Chengju Huang，From Control to Negotiation：Chinese Media in the 2000s，The Intem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ztte，Vol.69，No.5，2007，PP.402-412.

④房偉：《十年：一个神话的诞生》，《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

⑤臧策：《关于王小波的对话》，载韩袁红：《王小波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⑥王小波：《〈怀疑三部曲〉总序》，载艾晓明、李银河：《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55-58页。

⑦王小波：《〈红拂夜奔〉序》，载王小波：《青铜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261页。

⑧俞吾金：《论尊严、公正观念产生的历史条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2期。

⑨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8页。

⑩[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38页。

11周宪：《当代中国传媒文化的景观变迁》，《文艺研究》2010年第7期。

12荆伟：《自由的阅读，温和的写作——孙郁教授访谈录》，《当代文坛》2017年第5期。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建构文学艺术精品创作高地的文化理论与文化战略研究”阶段性成果，批准号：19WTB004;东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242019R10024）

责任编辑：刘小波

作者：卢衍鹏

文化语境传媒现象分析论文 篇3：

湖湘文化对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问题探析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媒介技术的持续更迭，“一带一路”倡议为文化对外传播提供了更好的契机。湖湘文化是中国最具特色和影响力的区域文化之一，然而在传播过程中，受传播主体价值观、历史、宗教、社会制度、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在跨文化传播中文化折扣现象仍旧普遍存在。减少湖湘文化对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探究湖湘文化对外传播的新途径需要实现产品创新，提升品牌实力，打造专属品牌；整合传播力量，扩大传播渠道，优化传播媒介；坚持人才强国战略，培养高素质人才，建构湖湘文化对外传播新途径。

关键词：文化折扣；对外传播；湖湘文化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文化交流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及文化产业合作有重大意义。湖湘文化是一种地域性文化，集中反映了湖湘地区民俗、民生、哲学等文化元素，展现了百折不挠、兼容并蓄的湖湘文化精神。减少湖湘文化对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现象，探究湖湘文化对外传播新路径，对展现中华文化的多元性、丰厚性、多彩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湖湘文化对外传播中文化折扣现象

20世纪80年代，霍斯金斯和米卢斯提出“文化折扣”概念，指在跨文化传播和文化产品销售过程中，受文化输入地和文化输出地文化差异的影响，人们对文化的理解会有所削弱，进而产生文化折扣，影响到文化传播和文化产品销售。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践，中外文化交流增多，湖湘文化对外传播的文化折扣问题也日益凸显。湖湘文化文化折扣主要表现在图书出版、影视作品、饮食文化等方面。

（一）图书出版中的文化折扣现象

“丝路书香出版工程”是进入“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出版工程。在2014—2018年入选“丝路书香出版工程”中的1632本中国图书中，关于克罗地亚语、捷克语、马其顿语、荷兰语、意大利语等语言的图书在4年内各仅有一本。可以窥见，中国出版在这些语言所在地区的文化影响力较弱。

聚焦湖湘图书出版，受语言文化差异影响，中文书籍翻译成外文版本后会存在语言“不对接”现象。例如，在進行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长沙》中“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一句的翻译时，辜正坤先生将“橘子洲”译为“the Orange Island”，注释为：An isle in the Xiang River west of Changsha，noted for its delicious oranges（位长沙西边的湘江中的一个岛，因其美味的橘子而闻名）；翻译家Barstone则将其译为“the promontory of Orange Island”。相较而言，后者对橘子洲的翻译较为简略，未能凸显出橘子洲的美感和特色[1]。

毛泽东诗词表现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经世致用的情怀从不同角度映射出了湖湘文化特有的精神。在湖湘文化图书对外出版中，异化和归化翻译方式的选择直接影响了译本内容能否激发读者对湖湘文化的兴趣，而对外传播中翻译的“不恰当”释义则影响了外国读者对具有湖湘特色的文化的文本解读。

（二）影视作品中的文化折扣现象

湖南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独具湘楚地域特色，是湖南影视产业及其作品创作的源头。湖南影视是承载和传播湖湘文化的载体，通过传播湖南影视作品可以使观众更好地了解湖湘文化特色，进一步提升其对湖湘文化的认同，是实现湖湘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途径。

湖南卫视国际频道是湖南广播电视台四大卫星频道之一，以“文化中国，青春湖南”为品牌定位，是湖湘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窗口。2019年，湖南国际频道落地五大洲大部分国家及地区，覆盖人群约4000万。通过网站搜索可以发现，除新闻类节目外，湖南国际频道电视台频道节目列表中的大部分节目娱乐性都较强，真正包含湖湘特色文化的优质节目较少。与此同时，该频道影视作品的译介也略显羞涩，这是导致湖湘文化国际传播群体范围严重受限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湖南国际频道还未发展出中英文双语字幕，频道的主要观众也仅局限于海外华人华侨，导致湖湘文化的国际传播群体严重受限。虽然国外观众对拥有千年历史的湖湘文化充满好奇，但由于语言隔阂，国外观众会对湖湘文化形成“不对接”的理解，如果不能为观众提供中英文对照字幕，大部分观众将无法通过影视节目领略到千年湖湘文化的真正魅力。

（三）饮食文化中的文化折扣现象

饮食文化是归属于特定国家和地区的关键文化部分。千百年来，受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的影响，中国形成了独特的饮食习惯。在菜肴口味、餐具等方面，中华饮食文化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有着很大差异。纵观中华饮食文化内部，各区域的饮食文化也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差异的存在影响着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理解。

湖南地处亚热带，气候温暖，四季阳雨充沛，被称为“鱼米之乡”“卑湿之地”，祛湿的辛辣成为其必选口味，使之形成了极具地域性的饮食习惯。湖南饮食文化源远流长，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竹简记录的主食、饮料、小食就多达150种，还有17种烹饪方法。

但地域性的饮食文化在跨文化传播中存在困难。例如，湖南省的臭豆腐是一道传统风味名小吃，其焦脆而不糊、细腻却不腻，初闻臭气难掩，品尝时却香气扑鼻。然而其制作过程中产生的“臭”味却让许多外国游客闻而生畏，笑称臭豆腐的味道是“臭袜子”的气味。此外，凤爪、卤鸭爪、卤猪蹄、烤牛蹄等“动物的脚”在经过各种程序加工后也深受湖南人民喜爱，但在欧洲一些国家，人们通常认为动物的脚是“肮脏”的食物。

二、湖湘文化对外传播中文化折扣现象产生原因

湖湘文化作为中国最具特色和影响力的区域文化之一，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文化交流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然而因为文化折扣现象，其在传播过程中却受到一定的阻力。我们可以从湖湘文化自身因素及湖湘文化所处环境状况着手分析湖湘文化对外传播中文化折扣现象产生的原因。

（一）湖湘文化内部因素的影响

从湖湘文化自身来看，其在对外传播中產生文化折扣现象的原因是湖湘文化产品软实力不足、传播内容符号较为单一、对外传播渠道较为单一等。这些因素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湖湘文化的对外传播。

一是湖湘文化产品软实力不足。目前，湖南省文化产品的对外出口以玩具、文具、工艺品等为主，电影、动漫等可以彰显文化软实力的产品出口较少。湖湘文化属于典型的地域文化，其文化价值集中表现在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然而受文化形态和文化空间的限制，风景名胜、民风民俗、民族艺术等必须结合文化产业或文化产品才能体现其价值，如果只出口单一形态的产品，很难提高受众对“湖湘文化”的理解程度。

二是湖湘文化传播内容符号单一化。尽管湖湘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但出口产业内容却常常限于表层符号层面，未能及时有效地输出湖湘文化的深层次内涵。湖湘文化“走出去”的内容和形式主要集中在演艺、展览等一般性活动上，在学术和思想上的深层交流不够多。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受众对中国存在许多“认知不协调”的现象，尽管多项具有湖湘特色的文化产业品牌如湘绣、浏阳烟花、湘茶在近年取得了突破发展，但其在“湖湘文化”中价值嵌入的部分较少，影响力及附加产值效益仍然较低。

三是湖湘文化对外传播渠道单一，文化资源整合力度低。长期以来，“新闻宣传”这一理念在对外传播中占指导地位，影响了对外传播的效果[2]。当前，湖湘文化对外传播渠道单一，主要由主流媒体掌控，自媒体在湖湘文化对外传播中的参与力度小。例如，在长沙2018、2019年度对外传播十大优秀案例中，主流媒体和政务新媒体的对外传播项目占多数。

（二）湖湘文化外部环境的影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众多，人口数量巨大，经济发展速度快，民族文化差异明显。在文化交流中，湖湘文化易受到政治、思想、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对外传播过程中易出现文化折扣现象。导致文化折扣生成的外部因素主要有三。

一是价值观差异导致的文化折扣现象。受地理环境、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影响，再加上生活习惯和语言思维的差异，不同国家、地区的价值观可能存在较大差异。例如，近代以来，湖南士人普遍将民族危亡、挽救国家当作自己的职责与使命，而反观西方文化，其弘扬的主要是个人利益至上的价值观。

二是政治意识形态差异导致的文化折扣现象。西方国家在看待中国文化产品时，总是偏向于站在意识形态的角度分析，而政治偏见会导致文化偏见。部分西方人对中国出版的外文版图书有偏见，认为那些图书是中国的“宣传品”（propaganda），而“宣传品”在英语中是具有一定的贬义意味的。

三是语言等文化差异导致的文化折扣现象。在对外传播过程中，语言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读者是否能对作品有准确、深入的理解。地名等文化负载类文本的翻译应该采取异化翻译而非归化翻译[3]。中华文化讲究意象，西方文化则更强调形象，湖湘诗歌文化源远流长，诗歌中某些抽象化的内容与情感无法通过简单的“中外翻译”表现出来。这就在湖湘诗歌文化与外国读者间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阻碍了湖湘文化与外国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三、降低湖湘文化文化折扣的策略

尽管湖湘文化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交流的过程中收获满满，成绩斐然，但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湖湘文化不仅要采取措施减少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文化折扣现象，还要不断探索湖湘文化对外传播的新路径。

（一）转变传播内容，提高话题共识

在对外传播中，文化译介隔阂不可避免，而选择和提供人类共同的话语和母题来提升文化传播接收主体对传播内容的熟悉度，可以有效减少湖湘文化对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现象。

2018年，李子柒短视频登录YouTube。2021年2月，李子柒已经在YouTube平台上上传了百余条原创短视频，吸引了各国的订阅用户超1000多万，视频累计点击量超10亿次，居YouTube中国区排行首位。纵观李子柒的视频内容可以发现，其主要涉及美食和田园生活，展现了自制酱油、自制豆腐、古法制胭脂、古法制笔墨纸砚、葡萄汁染衣等生动的影像情节。在视频中，中式自然美吸引了外国观众，中华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的语言理解障碍。中国乡村、中式美食、古风服饰、刺绣、养蚕、扎染、竹艺、木工等传统技艺及田园生活元素是人类的共同母题，因此，李子柒的视频能在国外社交网站上深受网友喜爱，能引起国外网友的共鸣。

借鉴其经验，当前湖湘文化在对外传播中也不能仅仅以产业实物为载体传播文化，更应扩展传播符号的内容范围，通过对人类文化共同话题的表达，增强国外受众对产品的熟悉感和亲近感。

（二）瞄准国际市场，实现品牌创新

受众的注意力是文化传播过程中应当关注的重点，湖湘文化传播不能是简单的对外宣传，而应更注重两种文化间的融合和交流。在对外传播湖湘文化的过程中，传播主体要以文化内容为重点，了解输入地的文化体系，向受众提供“精”内容、“准”内容，使之能运用其自身的文化解读方式解读湖湘文化，把握其“文化中心”。

同时还应认识到，即使是同一种异域文化，不同受众也会有不同的关注焦点。在面对湖湘文化输入地时，应根据受众特定的生活环境和身份决定传播内容要和形式，关注传播对象的多元性特征，分批次、分层次传播。

2007年，湖南宏梦卡通出品的动画片《虹猫蓝兔七侠传》作为湖湘影视文化的品牌代表走出国门，并获得一致好评。2007年，德国贝塔斯曼以2000万美元购买了该动画在欧洲等地播放的版权，并推动其在多国实现法英双语播出。动画片中，虹猫等七侠身上的不畏艰险、团结友爱的精神是湖湘文化的集中体现。动画既体现了虹猫、蓝兔的个人英雄主义，又体现了七侠齐心协力打败恶势力的集体主义，动漫湘军在影片中创新地融合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在展示湖湘精神的同时也兼顾了西方文化价值观。

如今，品牌在市场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因此，進一步提升产品创新力度，打造湖湘文化专属国际品牌，形成品牌效应已经迫在眉睫。

（三）整合传播力量，拓宽传播渠道

随着互联网及“5G”技术的发展，新媒体、自媒体时代相继到来，要充分整合媒体力量，助推湖湘文化对外传播。

一是要加快湖湘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的新媒体融合。要强化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湖南广电集团、中南出版传媒集团等机构的作用，保持对外传播力度和对外传播的权威性。

二是要加快对外传播过程中的自媒体应用。随着微博、微信、YouTube等媒体平台出现，自媒体快速成长，信息重心下移到网民手中，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传播者。当前，做好湖湘文化的传播工作需要运用好自媒体，推动湖湘文化传播信息化，创新信息传播内容，让每个人都能成为湖湘文化的传播者。

随着中外文化交流、合作的纵深推进，传统单一的传播渠道已经落后，无法满足新形势的需求。传统的传播渠道侧重于“文化宣传”而非“文化传播”，这导致湖湘文化的传播效果不显著。整合各传播资源、融合民间力量、拓宽传播领域和渠道是降低湖湘文化对外传播文化折扣的另一重要举措。

（四）培养高级人才，完善传播体系

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湖南应将对外传播与专业翻译人才培养有机衔接起来，针对文化输入地实现“引进来、走出去”，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种类，引进具有一定中国传统文化基础的翻译人才，发挥好译介在湖湘文化对外传播中的基础作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人口数量大，语言种类庞杂；湖湘文化历史悠久、丰富多彩，文化地域化程度高，理解难度大。因此，完善湖湘文化对外传播语言体系十分重要，要培养多语言类人才，引进多语言体系，推动“湖湘文化”译介工作，充分发挥高校和交换生优势，最大限度地实现湖湘文化的对外传播。要在译介工作进步、湖湘文化对外传播语言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实现湖湘文化折扣的最小化，最大限度地展示湖湘文化魅力，更好地推动湖湘文化的对外传播。

四、结语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践过程中，湖湘文化被进一步赋能，拥有了更为广阔的传播机遇和传播空间。面对湖湘文化图书出版、影视作品、饮食文化等方面普遍存在的文化折扣现象，湖湘文化的传播主体应进一步提升湖湘文化传播话语共识，丰富文化符号内容；同时也要瞄准市场、不断创新，充分利用全媒体渠道，拓宽传播渠道，建立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从而减少文化折扣现象，实现湖湘文化的对外传播。

参考文献：

[1] 魏艳，刘明东.传播学视阈下湖湘旅游文化走出去翻译策略探索——以《毛泽东诗词》英译为例[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2）：81-88.

[2] 王战.湖湘文化对外传播策略与路径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01）：154-160.

[3] 刘莹.全球化语境下湖湘文化对外传播翻译策略——以岳麓书院院训翻译为例[J].长沙大学学报，2017，31（03）：109-111.

作者简介：张意（2000—），女，湖南益阳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新媒体、大众传播、文化传播。

孙立青（1990—），男，辽宁朝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遗产保护、文化传播、文创设计。

作者：张意 孙立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