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现象分析论文

[摘要]多种研究范式并存是国内外尤其是西方学者研究传媒竞争现象的现实特征。在生态学范式下，“竞争”被界定为传媒资源使用的相似性，这有助于解释在传统传媒竞争分析中研究者无法回答的相关问题。以美国传媒学者JohnDimmick和AlanAlbarran等为代表的研究者，主要聚焦于微观层面，采用量化实证的方法对传媒竞争和传媒经济现象予以生态学的考察。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传媒现象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传媒现象分析论文 篇1：

文学传媒时代下影视改编现象分析

摘要：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传媒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对于文学的影响也在日益扩大，其中影视改编便是一个重要手段。严歌苓这位准确把握时机，在影视改编中谋求文学作品新发展的女作家也逐渐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形成了严歌苓“影视热”。

关键词：传媒 影视改编 严歌苓

传媒或媒介的定义一直以来没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概念，在1979年版的《辞海》中只收录了“媒介”一词，解释为“双方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1]麦克卢汉说“媒介即是讯息”。黄发有在《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中提到的“文学传媒”是指以文学信息为主题内容的传播媒介，主要包括文学副刊、文学期刊、文学书籍、广播、影视、网络及其生产与传播机构。[2]随着碎片化时代的到来，文学开始以多种方式传播，以适应快节奏的生活。传媒对于文学的影响愈加明显，这其中影视改编就是一个最常见的手段。

一、影视改编的含义及现象分析

影视改编是指按照影视艺术的特殊美学要求和表现需求，将其他体裁的艺术作品改写为电影或电视剧本。文学与影视的关系向来密切，影视改编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导演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自苏童的《妻妾成群》，导演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改编自李碧华的同名小说。除此之外，大家耳熟能详的影视剧《唐山大地震》《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让子弹飞》都改编自文学作品。最近几年，国外作家的文学作品也相继被改编为影视剧，如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东野圭吾的小说《嫌疑人X的献身》《解忧杂货店》《放学后》《白夜行》也都被改编为电影，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影视改编不仅能使作者名气大增，促进作品销量，而且由于原著本身带有读者基础和话题性，自然会使影视剧容易取得成功。虽然对于文学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这一现象大家已经开始习以为常，但是一直以来也存在很多争议，文学家、编剧、评论者所持观点都有所不同。一些作家对影视改编持反对态度，而有一些作家则赞成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他们认为影视剧比小说的影响力大。

但是不难发现，一方面作家认为改编后的影视剧会削弱原著中的独特精神内涵以及韵味，特别是原文中的美学色彩、“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场面，一旦被拍成画面，透过镜头呈现出来就破坏了作家的独具匠心；另一方面，作家们对于自己的作品能被改编求之不得，例如苏童、北村、格非、赵玫、须兰、钮海燕等六位作家同时为《武则天》撰写文学脚本。在影视剧面前，文学作品已经成为附庸，而作家们也身居幕后，成为商业时代的消耗品。就像金庸虽然不赞同改编后的成果，但是他的作品却一直在被翻拍为影视剧。

二、严歌苓：在影视改编中谋求文学作品新发展

（一）严歌苓“影视热”

如今，观众对严歌苓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从电影《天浴》《少女小渔》《金陵十三钗》到电视剧《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铁梨花》《幸福来敲门》等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她本人也多次获得编剧大奖。不管是文学作品被买走版权改编为影视剧，还是文学作品本身就是为影视剧而写，严歌苓都在传媒迅速发展的今天找到了扩大文学影响力的方式，在影视改编中谋求文学作品的新发展，形成了严歌苓“影视热”。

（二）电影《芳华》

2017年，有一部电影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与讨论，那就是改编自严歌苓同名作品、由冯小刚执导的电影《芳华》。

因为冯小刚和严歌苓在年轻时有共同的文工团经历，所以冯小刚几年前就找到严歌苓，希望她能写一部与文工团生活有关的作品，然后改编成电影。但是严歌苓本人也透露，这部作品其实和冯小刚最初想要的不同，虽然一开始的目的就是改编为电影，但是她还是坚持先文学，再电影，不能完全为了电影而写作。

电影《芳华》上映之后，网上影评很多，一些人没有看过原著，就对小说妄加评论。小说和电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形式，电影出于商业和市场的考虑，不可能将小说一成不变地呈现出来。

虽然这部同名电影由严歌苓本人担任编剧，以此保证了改编后的电影基本内容不变以及改编的质量，但是原著与最终电影呈现的内容还是有所差别。首先是氛围不同。小说英文名叫“You Touched Me”，来映射当时环境对人性的压抑，因为“人性是唯一不会过时的主题”。电影在前期则用镜头更多地表现文工团里男兵女兵们的青春，宛如一个世外桃源，集体主义是其表现的重点。小说中蕴含的矛盾、冲突、对立减少了，禁欲与压抑的氛围削弱了。其次是何小萍的故事缺少细节。从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何小曼到电影中改名为何小萍，缺少了一些细节的刻画。小说中何小曼从不摘帽子，以至于别人都以为她是瘌痢头，其他女兵嘲笑她、嫌弃她，甚至故意脱下何小曼的帽子，刺激了何小曼，导致她自卑心理加重。小说中对何小曼成为模范人物后的心理变化过程描写得比较细致，她精神分裂后只说一句话“我离英雄差得太远”。[3]这一细节值得深思，电影中完全采用的是另一种表现方式。此外，有一个删掉的情节严歌苓本人也特别惋惜。何小曼当兵前在家里，因为一件红色毛衣和妹妹发生争吵，而母亲偏向了妹妹，后来何小曼把这件毛衣拆了，从侧面表现了何小曼的悲剧人生。这小小的爆发甚至带有一种人性的黑暗，但黑暗之后是更深层的悲哀。

三、影视改编的期待：在商业中实现良性循环

孟繁华在《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中指出：人文知识分子不可能走上经济的主战场，他们被宿命般地排斥在市场经济之外，而传统的人文理想在这一时代失去了往日的神性光彩。[4]的确，很多作家对大众传媒持有不屑和不信任的态度，他们认为一旦妥協就会丧失文学的独立性。潘军更直白地说：“电视剧是个破东西，不过很赚钱。” [5]

金理在《什么是80后文学》中强调：如果我们在如今依然持一种夸张“文学”与“市场”之间对立的看法，其实是很可笑的。影视改编是在当下生产力和人民需求下产生的，我们应该想办法如何推进其更好地发展。

正是因为一些作家们表达的热情依然存在，所以他们介入影视，希望其作品在更大范围内产生影响。在影视改编并不太令人满意的现状下，只有像严歌苓一样，有更多的作家愿意在坚守底线的前提下参与进来，才能推动影视改编的进步。

四、结语

影视改编作为传媒对于文学影响的手段之一，已成为一种越来越常见的现象。文学作家和导演借助这一手段实现互惠互利，也能让观众看到更高水平的影视作品。但是，影视改编的弊端也不容忽视，如果为了商业利益一味崇尚形式而忽视内容，那将对观众的审美判断力产生很大的伤害，进而使其阅读接受水平下降，而受众的趣味又会反过来影响文学，这就形成了一种在文学与影视中的恶性循环。

严歌苓作为文学作品参与影视改编最成功的作家之一，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经验。我们期待这位高产的女作家在文学作品与影视剧之间建立一座沟通的桥梁，促进传媒与文学、文学与影视之间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舒新城.辞海[M].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

[2]黄发有.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3]严歌苓.芳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4]孟繁华.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5]潘军.答何锐先生问[J].山花，1999（03）.

（作者简介：孙梦嘉，女，硕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责任编辑 刘月娇）

作者：孙梦嘉

传媒现象分析论文 篇2：

传媒竞争研究的生态学进路

[摘要]多种研究范式并存是国内外尤其是西方学者研究传媒竞争现象的现实特征。在生态学范式下，“竞争”被界定为传媒资源使用的相似性，这有助于解释在传统传媒竞争分析中研究者无法回答的相关问题。以美国传媒学者John Dimmick和Alan Albarran等为代表的研究者，主要聚焦于微观层面，采用量化实证的方法对传媒竞争和传媒经济现象予以生态学的考察。传媒竞争是一个多层面的复杂现象和过程，生态学范式的传媒竞争研究，应在多个资源维度实施产业内外的多层次分析。在理论框架的运用上，研究者可采用理论生态学、组织生态学、产业组织研究等领域的分析工具。传媒竞争研究的生态学进路有助于拓展传媒生态学的研究对象与视野，以及积累、发展与创新传媒生态学理论。

[关键词]传媒；生态学；竞争；范式

中国传媒自改革开放以来，长期被忽视和压抑的产业化功能逐步启动，传媒产业在市场规模、微观制度、发展思路等多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态势。近30年，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近20年来，中国新闻传播领域的深刻变迁，最为引人瞩目者，当数传媒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市场已逐渐成为传媒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传媒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新世纪之交及以来我国传媒所面临的宏观社会背景——全球化和数字化，更是将激烈的传媒竞争向纵深领域推进。

竞争是市场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是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竞争经济，没有竞争机制的有效运行，市场经济的作用便难以发挥。市场运行机制最佳配置有限的传媒资源，通过竞争促进传媒业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传媒竞争，是传媒产品的供给与需求各方在传媒产品的开发、生产、经营及销售过程中为获取经济利益而进行的较量。在大众传播领域，传媒竞争主要是指包括报纸、电视、广播、杂志、网络等在内的媒体，通过在相应市场上提供信息、娱乐等各种相关的传媒产品和服务，为争夺市场地位、资源和受众(消费者或用户)而产生较量，甚至由此而引发优胜劣汰的结局。然而，传媒在实行竞争的同时，相互间的合作亦不可避免，传媒组织可通过相互协作、相互融合，为自身和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当前我国传媒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2000多家报纸、9000多家杂志、3000多个广播频道和3000多个电视频道，以及数以万计的网络站点共同瓜分传媒市场。纵向来看，历经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发展，我国传媒的竞争已然走过粗放型竞争(1979-1992)、同质化竞争(1992-1996)和集团化竞争(1996-2002)阶段，进入新世纪以来的“综合竞争”阶段。新时期的传媒竞争，涉及到传媒组织在更大范围内对多种资源的综合利用。从传媒发展格局的新趋势看，面对新兴媒体互联网的发展壮大，各种传统媒体在竞争的角力中已受到相当程度的挑战。新近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互联网将成为继电视之后举足轻重的媒体类型，对受众的媒体接触、产品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产生着重大影响，亦将在引导媒介世界的格局中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显然，我国传媒产业发展的鲜活实践和传媒格局的持续变迁与重组，为传媒研究者不断提出传媒竞争的新的研究课题和探索方向。

本文是对传媒竞争研究基本范式的宏观层面探索。通过对大量文献资料的梳理和分析，作者认为，多范式并存是国内外尤其是西方学者研究传媒竞争现象的现实特征。研究所使用的理论范式主要有如下四种：经济学范式、管理学范式、传媒经济学范式和生态学范式。其中，前三种属于相对传统的研究范式，而生态学范式的研究相对新颖。

一、传媒竞争研究的传统范式

经济学范式下的传媒竞争研究，主要采用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尤其是产业经济学的相关概念，如需求、效用、外部性、市场失灵、公共福利、市场结构、绩效、垄断市场、市场行为如定价，以及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相关概念来分析传媒经济现象，其代表如知名台湾传媒学者李秀珠等对台湾有线电视市场传媒绩效的研究，再如Van Kranenburg对荷兰细分化媒介市场的研究等。知名的传媒竞争研究著作，如Media Economics：Understanding Markets，Industries，and Concepts(((传媒经济学：市场、产业与观念》)、Global Media Economics：Commercialization Concent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World MediaMarkets(((全球媒介经济学——世界传媒市场的商业化、集中化与整合》)、Media Economics：Theorv and Practice(《传媒经济学：理论与实践》)、Media Economics：Applying Economics to New andTraditional Media({传媒经济学：经济学在新媒介与传统媒介中的应用》)等，皆属于此范式。著名学者罗伯特。皮卡特(Robert G，Picard)的论著大多亦是在经济学范式下探讨传媒竞争现象。

在管理学范式下，传媒竞争表现为一个管理学的问题。管理学是一门综合性、强调实用的学科，旨在探索组织的管理活动、过程及其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用于解决组织的管理问题，指导组织的管理实践以实现组织目标。表现在传媒竞争研究领域，是对传媒的战略实施、人员管理、资源配置、研究开发、产品生产、制度规则，以及市场营销、竞争战略、资源获取、消费者分析、危机公关等问题的关注。在传媒经济研究的管理学范式中，竞争战略理论(Competitive strategy theory)、战略组理论(Strategic grouptheory)等被用来解释传媒竞争现象。如美国学者Chan-Olmsted及其同事采用产业内战略组等相关理论和概念研究多媒体视频节目市场的策略竞争现象，Chan-Olmsted对多媒体传媒产业群策略竞争模型的探索等。下列著作，如Strategic Newspaper Management(《战略报业管理》)、Management MediaConvergence：Pathways to Journalistic Cooperation(((管理媒介融合：新闻合作的路径》)等皆属于此范式下的研究。至于其他偏向于传媒实务运作的著作，如Newspaper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报业组织与管理》)、The Newspaper Handbook(Media Practice)(《报业实践手册》)等，更是管理学范式下传媒竞争研究的典型代表。

传媒经济研究范式则分为两种情形。其一是以传统的相关理论，尤其是来自经济学、管理学、传播学的概念和理论探索传媒竞争现象而产生的独有的、可解释传媒竞争/经济现象的理论，其二是专门针对传媒经济/竞争现象而提出的具有一定解释力的理论。该研究进路主要包括产生于传播/传媒研究领域的理论模式，如用以解释报业竞争的“罗斯模式”，更为传统的如“使用与满足论”、二次售

卖论，等。如果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路也视为是传媒经济研究范式，则不少相关著述亦将被涵盖在该研究范式之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泰斗达拉斯·斯麦兹的著作即是如此。再如The MadiaMonopoly(《媒介集中》)、The Business of Media：Corporate Media and the Public Interest(《运营媒体：在商业媒体与公共利益之间》)等著作，皆处于此研究范式下。

在西方传媒经济/竞争研究领域，生态学范式是一个相对弱小且新近的范式，采用这一路径展开传媒竞争研究的学者主要有Dimmick，Albarran，Randle，Ramirez，Feaster，Kline等人，其中Dimmick和Albarran已是为中国传媒学者熟悉的知名研究者。Dimmick与其多位同事和学生(如Albarran曾是其学生)采用此范式的“生态位理论”(The niche theory)，及传媒研究领域的其他理论如“便用与满足论”、“媒介替代论”、“媒介互补论”等，相结合展开一系列研究，其研究报告主要发表于Journal ofMedia Economic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Journal of Broadcasting＆Electronic Media，Communication Research，Newspaper Research Journal等知名的传播研究领域学术杂志，并出版了一部颇为引人瞩目的著作Media Competition and Coexistence：The Theory 0f the Niche(《传媒竞争与共存：生态位理论的观点》)。

二、传媒研究的生态学范式

生态学作为观照传媒研究的一个学科视野，甚至是整体性的研究取向，近10多年来对传媒经济/竞争的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传媒生态学"(Media ecology)作为一个十分复杂且相对年轻的学术领域，在西方学术界，其独特性表现在将研究重点放在分析传播技术本质或内在的符号(symbolic)和物质(physieal)结构如何对文化导致的深远影响上，尤其关注媒介时代史学、媒介作为环境(或环境作为媒介)等问题。传媒生态学的研究更多是在宏观层面研究传媒如何影响和改变社会文化，正如邵培仁教授所言：“媒介生态观念是当代媒介生态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建立人——媒介——社会系统的和谐关系和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而做出的新的认识和理性思考。”在此意义上，国内学者支庭荣指出，传媒生态学，就是要用生态学及其他与生态学相关的观点和方法，来探索和揭示人与媒介、社会、自然四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深入推进人类学术史上这一次“生态学人文转向”的革命。

然而，作为传媒研究者的学术自觉，我国传媒生态学研究与西方尤其是北美学术界对技术、文化、符号和结构的着力关注不同，从一开始即侧重在传媒的生存、发展环境方面，将传媒置于研究的中心地位。传媒的生存、传媒竞争与经营管理等内容，尤其是与传媒实践和新闻业务相关的诸多现象，是国内传媒学者探索传媒生态的核心议题。

不论在西方还是国内，传媒生态学的研究充满着生机。知名传播学者何道宽教授指出，在西方传媒生态学(媒介环境学)的研究领域已走完3代人的学术生命历程。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有埃里克。哈弗洛克、哈罗德·伊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其中伊尼斯和麦克卢汉已在国内广为人知。20世纪70年代以后，第二代学者日趋活跃，代表人物有尼尔·波斯曼、沃尔特·翁，主帅是波斯曼。20世纪90年代后，第三代代表人物日渐成名，包括保罗·莱文森、约书亚·梅罗维兹、兰斯·斯特雷特、林文刚、埃里克。麦克卢汉、德里克·德克霍夫，他们多半在90年代后登场，目前活跃在世界各地。

在国内，传媒生态研究已引起不少学者的浓厚兴趣，发表出版了不少论著，其中颇为知名的研究者包括邵培仁、何道宽、崔保国、徐国源、谷鹏、支庭荣等人。传媒生态学在学界的发展态势，正如支庭荣撰文所指出的：最近几年，不断有媒介生态学的论著出版和发表，不少学者分别融入经营管理、产业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种种不同的视角来探讨与传媒生态相关的问题。

传媒生态学的研究，或者说以生态学的概念和理论工具对传媒现象的研究，主要是在宏观层面展开，着重考察人与媒介、社会、自然四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变化。在该研究路径下的传媒生态学探索，更多是采用思辨方法，注重对概念之间逻辑关系的推演。与此不同，以美国知名传媒学者John Dimmick、Alan Albarran等为代表的研究者，主要聚焦于相对微观层面的传媒生态，采用量化实证的方法对传媒竞争和传媒经济现象予以考察，研究对象包括相对传统的媒体以及盒式磁带录像机、按次计费有线电视服务、移动电话、有线电视、互联网、电子邮件、即时通讯软件等各种新兴媒体，此种研究路向引起不少学者的仿效与跟进。笔者认为，作为传媒生态研究的一个分支，这是一种值得倡导的、新兴的传媒生态学的研究取向。相对于宏观层面思辨取向的传媒生态研究，微观层面的研究，能采用量化数据对传媒生态现象予以精确描述、解释并做出预测，对于传媒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在理论层面，由于它采用相对规范的研究方法，使得研究的结论可被其他研究者所检验，从而为传媒生态学理论的积累、发展和创新奠定了坚买基础。

三、传媒竞争研究的生态学进路及其价值

“生态学”(Ecology)是研究有机体及其周围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在经典的生态学研究领域，个体、种群、群落、环境、资源等是最为基本的概念范畴。生物体(有机体)为了利用有限的共同资源，相互之间产生的不利或有害的影响，被称为“竞争”。众多生态学者历经一百多年的学术努力，对自然界和生物领域的竞争现象与竞争机制，譬如竞争与种群数量、种内与种问竞争、竞争的效应等予以详尽阐释。

生态学与经济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不少学者看来，生态学是“自然的经济学”。尽管经济学者和生态学者所研究的对象千差万别，但他们都关注资源的利用和对资源的竞争等在两个学科中皆为最根本性的问题。一方面，基于不同领域的观察对象往往拥有相当可比性(如生物有机体与产业组织便具有较多相似性)，故一个学术领域的许多概念可被运用于另一个学术领域(如个体、种群、群落、资源等生态学领域的概念可被运用于产业经济学领域)；另一方面，如Dimmick所言，在一个学科中的不少概念，亦可在另一个学科中找到对应的概念，如生态学领域的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叠度，直接对应着经济学领域的“投资组合分析”和“可替代性商品”。John Dimmick在其广为传媒研究者关注的MediaCompetition and Coexistence：The Theory of the Niche一书的前言中写道(前言)：我在本书中使用生态位理论而不是经典的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公司理论的根本原因是，后者往往将竞争视为产业内的问题。实际上，如McCombs所言，传媒竞争却常常被认为是产业

间的现象。生态位理论恰好为探寻传媒产业间的竞争现象提供了有益的途径。我不是要用它来替换经典的经济学理论，而是要以它来研究传统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传媒竞争现象的那些问题。

整体上言，生态学的研究进路对于传媒竞争的研究，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取向相比，更符合传媒业的内在特征。在传统的传媒经济学领域，“竞争”的概念往往来源于产业组织经济学领域的观点，被视为产业内的现象。传媒经济学者Picard和Albarran等皆在产业层次以公司理论看待竞争现象，包括完全竞争、垄断、垄断竞争和完全垄断。当然，还有不少学者从其他角度来描述竞争的特征，如价格制定、公司数量、产业的进入和退出壁垒等，这些特征被用于判断产业的竞争力。按照传统的经济学观点，一个有着竞争力的产业不需要任何外在的干预来提升绩效。然而，传媒产业与此种经典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基本假定之间有着相当出入，如传媒产业往往需要政府规制来达到增进公共利益的目标；另外，传媒产业本身包括利用多种维度资源(受众、内容、广告等)的多个产业(电视、报纸、广播等)，等等。

Dimmick在Media Competition and Coexistence：The Theory of the Niehe一书中将“竞争”的概念界定为“生态相似性”(ecological similarity)，或者说“传媒组织或产业使用的资源的相同或相似程度”。由于资源总是有限的，当不同的个体(如传媒组织)和产业(如报纸产业)存在着生态相似性时，竞争便不可避免的出现。因此，从被生态单位(个体组织或者产业)所消费的资源的角度看，竞争等于是问接降低了各竞争者的资源获取程度。对竞争的此种定义，是一种资源利用的竞争观。Dimmick认为，这种定义方法与Scherer对“竞争”的定义，即“有意识的与其他公司争夺客户”的思路较为接近。显然，在传媒产业中，此种对于“竞争”概念的阐释，在逻辑上是完全可行的。

以生态学的视野来定义“竞争”概念是有用且必需的。其一，传统的竞争概念和竞争理论，尤其是公司理论，无法回答一个传媒组织/产业在面临其他传媒组织/产业时生存、发展、繁荣或/和死亡的问题；其二，生态学的竞争概念，更有助于考察传媒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这里的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历史环境、人文环境等，尤其考虑到传媒的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各种关键资源，如新闻内容、受众、广告费用等。传媒的各种竞争现象(如促销、价格战、独家新闻)，尽管其表现形式各异、程度不同，但就根本上说，总是围绕着一些特定的资源维度(如传媒内容、受众、广告)展开；而各种表层的竞争现象，其更为深层的原因乃是来自对上述各种维度的资源的争夺。

由此，在生态学的视野中，对于传媒竞争现象的研究，可从对多个特定资源维度的分析开始，而这种分析可在多个层次进行，包括个体、集群、产业等层次；这种分析可在产业内，也可以跨产业实施。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还可就传媒所处的资源环境如何影响传媒组织的数量、行为(如新闻生产、定价行为)与绩效，以及传媒组织的空间聚集和演化、传媒生态系统的构建等课题展开实证性研究。在理论框架的运用上，研究者可采用理论生态学、组织生态学、产业组织研究等领域的理论范式或分析工具。

John Dimmick等在研究中广泛使用“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理论作为研究框架。“生态位”是生态学领域的核心概念，“生态位理论”是理论生态学研究的核心范式。“生态位”描述特定的个体/与其他个体/种群存在竞争的特定资源空间。它作为一种抽象的理论建构，连接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包含着一系列有用的概念和命题，是对有关竞争、共存与合作等自然和社会现象普遍性法则的概括。Dimmick认为，生态位理论不仅仅是生态学领域的理论，亦是被用于描述和解释种群竞争和共存现象的理论工具。事实上，生态位的概念和理论，已被广泛运用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尤其是在经济学、管理学、组织理论等学科。仅以国内学界的研究文献看，近几年来，已有数百甚至上千篇研究论文发表，研究议题涉及多个学科。在传播学研究领域，Dimmick及其合作者通过对生态位概念和理论的运用和发展，就如何在广告资源、新闻内容、受众需求等层面测度生态位等相关概念已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竞争是传媒的一个永恒话题。”尤其是在传媒业迅疾发展的我国，传媒竞争丰富而鲜活的实践值得众多传媒学人持续不断的精力、资源和时间投入。然而，传媒竞争是一个多层面的复杂现象和过程。表现在研究范式的运用上，是多范式并存的现实格局。生态学作为观照传媒研究的一个学科视野甚至是整体性的研究取向，近10多年来对传媒竞争/经济的研究产生着深远影响。生态学进路作为传媒竞争研究的新路径，值得我国传媒研究者的关注。

传媒竞争研究生态学进路的学术价值集中体现在其对传媒生态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视野的拓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传媒生态学理论的积累、发展与创新层面。在实践意义上，生态学的研究进路有助于传媒从业者，尤其是管理者从传媒机构与其环境，尤其是传媒的资源环境出发审视传媒组织的生存现状与发展态势，并为考察新旧传媒之间的竞争、替代、合作与融合提供了有效的思考框架。

作者：张明新 强月新

传媒现象分析论文 篇3：

奢侈 VS 态度

奢侈品不是必需品，我们购买它们是为了获得其他必需品所带来不了的感受，但无论如何奢侈，我们最终都要用它，怎么用？用什么态度去用？

不论你愿不愿意承认，奢侈品时代已经来了。曾经只在电影、时尚杂志或是普通人不敢涉足的高档消费场所里出现的奢侈品，如今充斥着人们的生活。

菜鸟的华丽转身

今年33岁的Helen是一家传媒公司的高管，老公在某垄断国企任中层，收入足以应付家里的大小开销。所以，Helen的30万年薪另加奖金就供自己“自娱自乐”。

提起“自娱自乐”，Helen笑了，“都说现在玩的东西多，其实也没什么，朋友见面也就唱歌、喝东西，吃个饭什么的，花不了多少钱。其余时间……也就购物了。”

眼前的Helen身穿Monlacer羽绒服，手提Prada限量款粉色皮包，脚上是一双阿玛尼休闲鞋，低调、得体。“经常和国际客户打交道，穿得正式一些容易受重视，我们这种公司，就算刚入职的小女孩儿也得有几件大牌撑撑场面。”在Helen看来，消费奢侈品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儿，每个季度买上几件新品，不会给自己带来经济上的负担。

随着拥有奢侈品数量的增多，Helen对各个品牌的内涵和特点也了如指掌。而十几年前刚入职时，她却是个十足的奢侈品“菜鸟”。那时，大学毕业进入广电系统的Helen，曾错把主持人身上的“香奈儿”标志当成了星座符号，一句“你也是双鱼座啊”，把在场的人都笑翻了。“也就这几年高档场所多了，那会儿北京也就燕莎、赛特，学生也不会去。”

Helen说，那时谁要是花几千甚至上万元买个包会被大家认为是傻子。“没这个氛围，大家都不认可这种消费。”

主持人明明是Helen见习期的指导老师，当年30岁的她是电视台里的当家花旦，月收入过万。“现在看来也就买一个包儿的钱，可十几年前我们觉得是怎么花也花不完的数儿。”Helen说。

刚过40岁的明明如今在台里的管理层工作，当年，大家经常一起翻看时尚类杂志，有一次，明明指着杂志上一款白色皮包对Helen说：“你看，这款包十几万呢，谁买啊，有这钱还不如买辆车呢。”而如今，比这还贵的包就放在明明的衣帽间里。

现象分析

十几年的时间，奢侈品从无到有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看画报——买A货——买真品，人们的奢侈品消费观也在逐渐成熟。

台湾某女艺人曾经说过：“一只好的包包夹在腋下，那种自豪感不是钱可以买得到的。”是的，你不能夹着三万块人民币在大街上闲逛，但你可以把它们置换成一只手提包，穿梭于众人惊羡的目光中。这就是奢侈品的诱惑——品位与身份的象征。

不分阶层的狂欢

什么才是奢侈品？就是你豁出去跳起来摸，勉强能够着边边角角的东西。对俄罗斯中等富豪来说，奢侈品是太空失重八日游；而对于城市中忙忙碌碌的白领们来说，时尚杂志上大肆广告的LV手袋、Armani 西装、OMEGA手表才是对自己的奢侈安慰。所以，不要以为奢侈品只是有钱人的专利，那些收入不过万的普通白领照样可以消费属于自己的奢侈品。

中国小白领们被称为“国际名牌的救星”。2012年春节，中国人在境外奢侈品消费累计达72亿美元，同比增长28.57%，创下新高。去年和前年春节，中国人在境外奢侈品消费额分别为56亿美元和49亿美元。今年春节，中国消费者分别占据了欧洲奢侈品市场销售总额的62%；港澳台奢侈品市场销售总额的69%。

“青睐奢侈品的顾客在抢购打折品中继续膜拜心中的最爱，而奢侈品礼品经济也在其间不断发酵。”英国《伦敦每日新闻》如是描写。

国际大牌子让白领挺直了腰杆，也扮亮了大都市的街巷。也正因此，在中国背着LV挤公交车成了很平常的风景线。

对于这种现象，心理学上有一个阈值理论。套用在奢侈品上，意味着人们一旦购买了超出自己消费水平的商品，就会获得独特的心灵体验和极大的满足感，这就是一种很奢侈却也很美好的感觉。这种感觉不是按照钱的多少来衡量的，而是按照你自己拥有的购买能力和你希望购买的商品价格之间的差距，即你的预期所得和你实际所得的差距决定的。

现象分析

厦门信达免税商场总经理黄福兴表示，在中国市场，如果仅仅将眼睛放在1％的消费者，大部分的奢侈品可能会一无所获，原因在于中国奢侈品的实际消费群体与欧洲等国家有很大差异。

在欧美国家，时尚奢侈品的主力消费群体基本上是40岁以上，但在中国，时尚奢侈品的消费呈现年轻化特征，大范围集中在18～50岁，小范围集中在30～50岁，18～39岁的人群是目前时尚消费的主力群体。奢侈品牌如果仅仅定位在将产品卖给那些年纪偏大并成功的中国富人，市场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更重要的是，中国消费者还处于对时尚的追逐阶段，各个社会阶层在拥有一定的生活品质之后，都希望快速享受更加奢华和时尚的生活。于是，一股平民化的奢侈浪潮开始大肆兴起。对于很多大众消费者而言，不一定要买豪华汽车、别墅才能显示自己的奢侈生活，而是乐于享有稍微努力就可以得到的奢侈品。

奢侈品的圈子定律

近年来，随着高端商业的日渐繁荣，Louis Vuitton、Gucci、Dior、Chanel……早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奢侈品牌。实际上，对于那些生活质量和品位更高的消费群体来说，奢侈品牌远不止这几个，越来越多的高端消费品正在进入他们的视野。

时尚界有这样一个说法广为流传：“当你不知道用什么来表达自己的时髦态度时，可以选择LV，但当你不再需要表达自己的时髦态度时，可以选择BV（宝缇嘉）。”

宝缇嘉这个来自意大利的奢侈品牌没有明显logo，以低调奢华闻名，但是价位与爱马仕和香奈尔比肩，号称“三个站在奢侈品金字塔顶尖上的品牌”。

“LV、Gucci对我们外企而言已经成了街包，现在我们送礼给大客户，一般都是BV或者Celine。中产阶层的消费更个性化，不希望自己购买的品牌和价值能一眼被人识别。”从事对外事务工作多年的袁小姐说。

人们在奢侈品消费习惯上，是有着一定规律可循的——价格由低入高，品牌知名度由高调到低调。

“就像每个人都有一个Coach包一样。”进行奢侈品消费研究的英子对记者说，虽然LV、Gucci更知名，但更多人拥有的第一个名牌包包却是Coach。为什么？因为它相对便宜，款式不易过时，logo突出，很能满足人们第一次消费奢侈品的心理需求。

有了第一次消费经历，接下来人们对奢侈品价格的接受范围就会越来越大，逐渐会购买之前觉得“有些贵”的牌子。“有了一只欧米茄，接下来你就会惦记上江诗丹顿、百达翡丽。”

待到各种牌子买得多了，炫耀心理也基本得到满足之后，人们对奢侈品的消费就会进入第三阶段——挑款式、挑内涵，甚至走低调风，对奢侈品的挑选范围也会跳出包包、墨镜这种初级阶段，而广泛到皮带、名片夹、装饰物等各类物件。

在达到这一消费水准后，奢侈品的“圈子认知度”便成为左右人们消费的关键性决定因素之一——能否得到周边人的认可有时比获得大街上羡艳的目光更重要。

比如北京CBD商圈的写字楼，白领认可度较高的品牌是Celine（瑟琳），该品牌号称最能展现职业女性的特质，以精致和时尚闻名，因此受到圈内白领的追捧；而有些讲究低调或者闷骚的圈子，则十分崇尚Dunhill（登喜路），因为和其他牌子相比，Dunhill 的仿制品包相对较少。虽然不是特别多的人知道这个牌子，但是在自己的圈子内得到认可就足以显示自己的品位和眼光。“中产不爱选Gucci”已经成为一些圈子的定律。

现象分析

麦肯锡调研报告显示，“品牌与价格意识抬头、追求真品、少一点虚荣多一些低调”等特征说明中国奢侈品成熟消费观念逐渐形成。最受欢迎的品牌集中在LV(Louis Vuitton)、Chanel、Gucci等几个欧洲品牌上。

而对于少数人来说，绕过大众的喜好才更能彰显自己的品位。谁都不喜欢天天和别人用一样的东西，顶级品牌恰恰满足了高端消费者的这一心理——距离美。价格标牌上的数字创造了诱惑与拥有之间的距离美；同时，部分奢侈品牌的昂贵定制和限量发售，将雷同的几率无限缩小。

买下一件奢侈品的时间

“迅速拍板、一掷千金”就很帅？错。在奢侈品销售者眼中，这类消费者有时恰恰是“不懂消费”的类型。

一位从事奢侈手表经销的欧洲人说过：“在欧洲卖掉一块表最快也需要4小时，人们把购物当作一种享受，要精心挑选一块最适合自己的表，要知道一块最便宜的入门表也要10万元人民币以上。而面对温州客人，我创下一小时卖8块手表的纪录。

在金融街从事某知名品牌销售工作已6年的徐先生私下说，有时越是“买得快，买得贵”的消费者越不懂。“第一次购买的人往往很快，因为不懂怎么挑选，更不知道品牌特色或流行是什么，基本上很快就确定下来。”

据徐先生观察，那些进来只盯着几样东西，问了价钱很快就买的，要么是早就看好直接过来买的，要么就是对品牌不太熟悉。“那些对细节比较在意，反复试背，有时对拉锁、内袋、材质都问得很细的人，常客的几率倒比较大。”徐先生特别提到，“一些很有钱的顾客，结账时还会问问有没有折扣或优惠，一般消费者反而很少问，交了钱就走，怕露怯”。

越贵越买是另一种消费心理。一般情况下，价格与需求量呈反向变动关系，即价格上涨时，需求就会下降。比如一种酒价格上涨了，购买的人自然就会减少。

但也有例外，经济学家们将有悖于这一定律的现象称之为“吉芬现象”，即一种产品的价格上升，需求也随之增加。

实际上，奢侈品牌每年都要提价几次，已是铁律。从去年到现在，奢侈品牌在中国市场的频繁调价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持续的迹象。“越贵越抢着买”成为一种潮流，以中国消费者喜欢的香奈儿2.55为例，价格从2万多元飙升到4万多元，被称为“为中国人上涨”。

中国顾客到国外购买奢侈品,选择的标准并不是奢侈品本身的文化内涵和品质，而是必须要求国内的亲戚朋友能够认同。甚至是在追求个性的“80后”消费群体中也出现这种从众心理。

《2011中国奢侈品报告》中指出年轻人消费群体明显表现出对主流奢侈品牌的倾向性，年轻消费者明确表示没有兴趣去了解更多的新兴国际品牌。这种倾向的背后隐藏着中国人总是喜欢从他人处获得认可的“面子”观念。

现象分析

只买贵的，不买对的。这种带有暴发户心态的行为，形成了国人独有的论“打”购买奢侈品的景象。

“是Luxury，不是Extravagance” 奢侈品玩家徐耀邦表示，“奢侈品”是从英文Luxury翻译过来的，原意是一种豪华、华贵、精致而珍奇的东西，总之是作工出色，用材到位，有很深的文化内涵在里边。但中国人却把奢侈品看成是铺张、炫耀的东西。许多中国富人热衷追逐涨价的奢侈品也的确是为了炫耀自己有钱，虽然看起来豪爽，但和Luxury的原意相差很远了，变成Extravagance（挥霍浪费）了。

Hold住奢侈品

奢侈品本身就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因此容易导致在奢侈品消费中出现不同的社会心态。

奢侈品的流行和人的本性密切相关,人总是处于一种追求欲望满足的过程中,总是处于寻求更好的、更高级和更完善的过程中。奢侈品中那种质量精细和工艺完美很好地满足了人类的追求，从而也带动整个社会不断地处于向前推动的过程中并追求一种极致。例如，“奔驰”追求顶级质量,“劳斯莱斯”推崇手工打造,“法拉利”标榜运动速度,“卡迪拉克”力创豪华舒适。

从这一点而言，奢侈品消费对整个社会具有较强的正面价值。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朱明侠认为，我们并不是要去提倡奢侈品消费，但面对中国已经出现奢侈品消费阶层的现实，怎样引导中国的消费者去面对这样一个市场？怎样研究外国企业的奢侈品品牌？这是更加现实的一个问题。

中国奢侈品消费正在进入黄金期。不少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一批有消费能力的富人阶层，他们追求品位和个性化消费，成为支撑奢侈品旺销的主力。奢侈品消费还有一种示范效应，也让白领、小老板竞相追逐，变成“排浪式”的消费。

随着越来越多独生子女踏入社会，他们的消费观念完全不同于上一代，很多家庭也有实力支撑他们的高消费。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引导消费者“hold住”奢侈品，而不要反被奢侈品“hold住”十分必要。

中国商业联合会副秘书长王耀认为，今后，奢侈品消费市场可能继续升温，但奢侈品绝不是大众化的。从商家来看，奢侈品营销应该考虑地区高端消费群的购买力和文化层次，不能揠苗助长。从消费者角度讲，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文化需求来取舍。

专家表示，对待奢侈品消费，应做到不刻意追求、不排斥。面对奢侈品这一新兴消费市场，要理性引导、积极扶持，不能一棍子打死，更不能把奢侈品消费扼杀在萌芽之中。对于家庭和个人来说，在奢侈品消费方面应坚持理性原则，不能刻意赶时髦、追时尚，更不能为了一时达不到的目标，“死要面子活受罪”。

现象分析

在中国，买奢侈品注重奢侈品的品牌价值，不注重商品价值本身，而从消费心理分析，大多中国消费者买奢侈品是为了让别人知道他的价值，相互以奢侈品来攀比和证明自己的财富能力及社会地位是一个主要因素，与日本早期的奢侈品社会发展较为相似，70%的中国奢侈品消费者认为奢侈品是用来社交的重要符号、有攀比价值的必要性，而买奢侈品完全出于自我、侧重品牌文化和设计师理念的消费者仅占少数。

作者：董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