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社会歧视现象分析论文

2022-04-28

摘要：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其城市融入机制非常重要。目前，中国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方面呈现出了针对农民工的制度异化、经济限制、生活隔离与心理排斥。这必然会阻碍社会融合与危害社会稳定。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农民工社会歧视现象分析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农民工社会歧视现象分析论文篇1：

城中村农民工身份认同探析

摘要:身份认同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也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根本尺度。我们通过分析广西南宁万秀村农民工的工资、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卫生、工伤保险、文化水平、生活方式、社会歧视等问题,探索其在职业、学历和阅历、心理和户籍制度等方面的成因,以此提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主要措施,以增强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促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关键词:农民工;身份认同;影响因素;解决措施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得到了迅速发展,巨量的人口流动风潮更是风起云涌。万秀村位于南宁市明秀路和友爱路的交汇处,是广西典型的城中村。为了研究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我们采用了个案法、访谈法、调查法等收集材料。据统计,目前万秀村的流动人口超过40000人,占当地总人口的90%,其中外来人口主要是农民工,这为我们的课题研究提供了范例。

一、农民工的形成背景

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中相叠加的一种产物,同时又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有形式。农民工的形成背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出现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亟需向非农产业与城市转移,在转移的过程中,由于特有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的限制,使转移出去的农村劳动力形成了农民工。

二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是造成农民工的直接原因。首先,城市大量就业机会与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是农民工产生的主因。其次,城市高收入与农村低收益之间的巨大差别是农民工产生的内在诱因。再次,城市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给农民人身自由是农民工产生的体制因素。最后,城市就业的结构失衡也为农民进城提供了机会。

三是农民阶层分化的产物。农民工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打破了户籍藩篱,加快了制度创新,瓦解了不利于民主和法治因素生长、壮大的社会根基——小生产的社会土壤,加快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和城市化步伐,改善了农民的经济状况,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有利于“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因此,农民工是农民阶层分化群体中对社会影响最大的群体。

二、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要问题

1.工作报酬和时间长度问题。首先,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现象屡禁不止,一些企业利用农民工不懂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或者钻法律的空子,往往非法克扣或拖欠农民工工资,也由于目前我国在维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尚不够健全,没能有效地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其次,由于农民工自身文化水平不高,工作类型具有不稳定性,工作时间和报酬也因而不稳定。据调查,78.7%的农民工是初中以下文化水平,职业技能低,找工作较为困难,往往从事的是建筑、纺织、服务等劳动密集型工作,而且是城市人不愿干的脏、累、重活,工作时间长。据调查,46.2%的农民工每天的工作时间在8—10小时,13.8%在10—12小时,15.4%在12小时以上,报酬却很低,83.9%的月薪低于800元,与城市职工有较大的差别,使他们感到自己不属于城市。

2.消费、住房问题。相对于农村,城市的消费对农民工来说确实难以接受,城市的吃、住、穿、用等问题成为农民工最为头疼的大问题。据调查,78%的农民工无法承受城市的消费水平。目前南宁市的物价居高不下,肉类都在每斤十元以上,蔬菜也在每斤一元以上,每平方米四千元以上的商品房对他们来说更是一个天文数字,每个月约800元的工资,要想在城市中生存谈何容易!据调查,96.9%的农民工只能租房住,一间住房的月租金一般在二百元左右,几个人挤在十平米左右的房子里,他们的生活状况令人堪忧。俗话说“安居才能乐业”,没有住房,农民工在城市中便没有“家”的感觉。

3.子女教育问题。在城市打工,有的农民工的孩子也跟随而来,成为城市的一个新群体——流动儿童,其教育问题也日益凸现。他们不能像城市的孩子一样享受同等的教育,在城市公立学校读书要交如借读费等各种高额入读费,而90%的农民工子女只能进入私立或农民工子弟学校,这些学校的师资、办学条件和基础设施均比较差,他们被称为“农民工子弟”,受到城市居民的歧视。

4.医疗卫生、工伤保险问题。据调查,78.5%的农民工存在着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他们生病一般不上医院,通常去药店买点药来解决,仅13.8%的农民工去无证无照的小诊疗所,只有患上严重的疾病时才会到正规医院治疗,而这种治疗可能要花掉他们几个月甚至一生的积蓄。对他们来说,病是生不起的。据调查,68.5%的农民工没有购买工伤保险,29%的农民工对工伤保险的意义了解不多或几乎不知道。

5.生活环境、生活方式问题。农民工从农村流动到城市,与原来居住的环境及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原来慢节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变为快节奏的受诸多约束的生活方式,他们常常难以适应城市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出现“文化震惊”的现象。

三、农民工身份认同的主要影响因素

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们调查发现,57.8%的农民工认同这一身份,29.2%呈模糊状态,仅4%不认同这一身份。可见,大部分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很弱。

1.职业因素。在企业中,拥有高学历的人往往从事一些相对轻松、高薪的工作,受到企业领导的器重。而农民工由于自己的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比较低,往往从事那些时间长、强度大、工资低的工作,这是城市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城市居民因之抱着鄙视的态度,这往往使他们更趋向于认同农民工这一身份。

2.户籍制度。中国长期存在着刚性的城乡二元结构,而户籍制度严格地限制着人们的身份地位,使农民工无法逾越城乡差别的鸿沟,虽然在城市工作,农民工却享受不到城里应有的社会福利。据了解,40%以上的城市居民不希望农民工把户口签入本地,认为他们给城市带来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户籍制度影响了农民工的身份地位。

3.心理障碍。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农民工一般都有一种乡下人的心理倾向,难以接受城市的文化生活。据调查,67.2%的农民工从来没有参与过所在社区的活动,他们不知道能否参与社区的活动,认为那是为当地居民组织的,农民工没有参与社区活动的资格。表明农民工对社区关注很少或根本不关注,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巨大差异使农民工对城市文化的适应程度不高。这就是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所说的“文化堕距”。

4.需要不能满足,城市人身份得不到认可。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将人的基本需要从低级向高级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社交需要指人们渴望获得友谊、得到情感的支持、归属于某一群体,为群体和社区所接纳。尊重需要指人都有自尊和被人尊重的需要,希望获得名誉或威望,取得成绩时,希望被人所承认。据调查,66%以上的农民工很少或几乎不与城里人交往,80%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来城市的目的是养家糊口,55.6%的农民工认为自己工作的贡献不大或没有贡献。

四、解决措施及文化适应对策

1.建立健全维护农民工工资的法律法规,完善农民工保障体系。各企业要贯彻落实《劳动法》,劳动部门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严惩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行为,要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真正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各企业不能以任何借口拒绝保障因工致残致伤的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能以任何理由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利益。各政府要建立和完善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此外,社会保障的主体不应只限于城市居民,农民工也应有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应降低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门槛,鼓励、支持农民工购买社会保险。

2.农民工应当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和文化技能水平,做合格进取的农民工。农民工一定要学法、懂法、守法、护法,当自身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农民工不要采取偏激、鲁莽的方式,这样不仅不能实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而且盲目的行动可能会使自己走上犯罪的道路。提高农民工的文化素质,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农民工劳动技能的培训,提高农民工的职业道德水平。政府部门应该免费为农民工提供上岗技能培训,农民工自身也要肯学多干,做到谦虚上进,快速成长。

3.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消除户籍制度对农民工的限制。由于城市住房价格走势日益高涨,单靠农民工本身是难以买到住房的,因此必须努力整合社会力量和资源,让农民工有自己的住房,政府应有一部分的财政预算用于建造农民工的经济住房或廉租房。

4.消除对农民工排斥的政策,利用媒体打造农民工的正面形象。农民工进城务工对城市的发展有利有弊,但总的来看是利大于弊,他们从事城市中低收入、脏、累、重活,减少了城市的运行成本,对城市社会贡献巨大,我们应当以多劳多得原则提高他们的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增强他们的主人翁责任感,建设城市的安全稳定与社会和谐。

从文化的层次看,由于结构变动导致了处于劣势地位的少数人群体的产生,处于劣势地位的少数人群体的存在一旦不再是暂时的,而是较为长期的现象时,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其中的文化因素的影响。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工大多认同他们属于农民工群体的身份,具有较强的群体归属感,他们对农民工群体的认同及认同程度基本不受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状况、身体状况和家庭人数等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其作为一个群体表现出很强的一致性。

通过加强社会文化整合的行动来消除导致农民工的社会文化基础,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帮助他们摆脱农民工群体认同感,给他们向上流动的机会,不让农民工身份长期化和固定化,以阻止其群体认同的“内卷化”建构,有利于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融合,让他们对城市具有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最终获得城市人的身份认同。

参考文献:

[1]邓予晨.从农村到城市的远征.http://www.cncdcs.com/viewthread.php?tid=36,20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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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7.

[6]覃明兴.扶贫自愿性移民的迁移决策及主体选择性研究[J].数字化期刊2007,(11):32-38.

(责任编辑/陈雅莉)

作者：黄志强罗林

农民工社会歧视现象分析论文篇2：

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融入机制研究

摘要：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其城市融入机制非常重要。目前，中国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方面呈现出了针对农民工的制度异化、经济限制、生活隔离与心理排斥。这必然会阻碍社会融合与危害社会稳定。现在，中国具备了构建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融入机制的有利条件，所以我们必须改革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流动人口管理制度，整合城乡就业市场，构建城市安居工程，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与培育其社会资本，消除社会歧视等。

关键词：农民工；农民工市民化；城市融入

在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分为两个步骤完成的：第一个步骤是农民从农村转移出来，在城市从事非农职业，从而由农民变成农民工；第二个步骤是转移出来的农民工在城市逐步沉淀，从而实现其市民化并与城市市民逐步融合。所谓农民工市民化就是指农民工在职业上由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在身份上由农民转向城市市民，更重要的还是在生活方式、社会交往、思想理念等方面与城市逐步融合，从而实现一体化。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融入机制不但涉及到了城乡体制的整合，而且还包涵了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在工作、生活与思想等方面的统一。显然，这一机制对农民工顺利地实现市民化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融入现状

长期以来，由于城乡分割政策的存在，特别是城市居民在认知方面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与行为上狭隘偏激的歧视，从而使得农民工群体的生活长期以来都游离于城市的边缘。实际上，虽然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市民同时生活在城市的蓝天下，但二者不但在生活、工作的区位空间上，还是在社会心理上都出现了隔离与疏远，而且整个城市制度体系也异化成了针对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市民的二元结构。具体而言，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目前其城市融入的现状主要表现为：

1. 城市制度体系的异化

由于历史与社会的原因，我国长期以来就存在着城市偏向的制度安排。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农民工群体一方面随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越来越弱化；另一方面，又由于中国现有制度体系的异化，作为外来人口的农民工不能参与当地政权的管理，所以他们缺少必要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这就使得现有城市社会的制度体系难以出现向农民工倾斜的调整和改革，使得他们缺少融入城市社会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支撑。具体而言，这种城市制度体系的异化主要是以户籍制度为核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因农民工与城市市民而不同的劳动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培训制度、政治参与制度以及公共服务制度等[1]。目前，这些制度的改革与调整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但还远没有取得根本性的突破，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等现象还十分突出。

2. 经济活动的严重限制

目前农民工经济活动所受到的限制主要表现在就业市场上。由于城市劳动力市场呈现出了以户籍为界线的分割：一方面是城市正规的就业市场，它以签订劳务合同、享受国家法律所要求的社会保障为特征；另一方面是城市中的非正规就业市场，其特征主要是缺少对就业者的保护、保障和福利。显然由于劳动力市场这种分割的存在，农民工虽然能得到法律所保障的就业权利，但在实践层面上，他们的经济活动必然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所以在城市寻找就业的时候，他们首先会遇到行业进入与岗位获得的歧视，一般只能选择在城市的非正规就业市场就业；与此同时，在他们能够进入的行业与岗位上，还要继续在工资、保障、福利、工作条件与环境等方面受到歧视性待遇[2]。有统计表明，在我国城市中，有1.2251亿流动人口经济活动因受到限制而只能选择非正规就业，其中有1.134亿是农民工[3]。

3. 城市生活的相互隔离

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生活上的隔离主要表现在：农民工居住的边缘化与生活的“孤岛化”[4]。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对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采取的是放任自流的态度。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方式也主要是：制造企业在单位修建的集体宿舍与建筑企业在工地上搭建的各种工棚；农民工自我在城乡结合部寻找的各种出租房；私自违规沿铁路、河流、交通枢纽、工地、仓库等搭建各种窝棚；地方政府或企业单独修建的各种农民工安置区（点）以及其他各种居住方式。显然，农民工的这些居住形态不但在区位空间上与城市市民住房是完全隔离的，而且在住房质量上也无法相比，实际上，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区位被人为地导入了一个狭窄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形成了低层次的职业集中、低教育水平的集聚与低收入与高流动的并存。居住与城市的隔离，这就使得农民工的生活缺少更大的公共生活空间，因而只能局限于自己的生活圈子和有限的以血缘与地缘为基础的生活空间中，从而形成了类似乡村文化生活的村落生活。但这种建立在孤岛化基础上的村落生活显然是难以为继的，也是不稳定与不完整的①。

4. 社会心理的彼此排斥

在农民工、尤其是第二代农民工刚进入城市的时候，城市的繁华与生活的丰富会使得他们逐步失去对乡土生活的认同，此时他们会产生对城市归属感的强烈渴望。但随之而来的工作、生活与城市区位空间的隔离，尤其是城市市民对其的歧视与排斥，甚至妖魔化，不可避免的会动摇其对城市的看法。这样就形成了一方面由于城市市民的傲慢所形成的对农民工群体的排斥，另一方面农民工本身也由于这种排斥而开始逐步产生自我群体的认同。而排斥与拒绝城市市民，这样城市的两大社会群体就形成了彼此心理的排斥，形成了严重的社群隔离。

二、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彼此隔离的影响

农民工虽然与城市市民同时生活在城市空间中，但二者彼此的隔离与疏远，尤其是农民工就业与生存的边缘化，显然会影响农民工自身的发展，也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

1. 延缓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变成新兴的产业工人或是城市居民，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中的必经阶段。对于我国而言，就业结构的转变长期滞后于产业结构的转变，城市化水平长期落后于工业化水平，因此快速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并使其成为城市的居民对我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农民工市民化不但要体现在其身份与职业的变化，更要表现为其心理、社会交往、生活方式等的城市化。显然，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的社群隔离会延缓其市民化的进程。这是因为：第一，城市制度体系的异化，严重制约了农民工身份的转换，也加重了其市民化的成本，再加上他们经济活动所受到的限制，农民工是难以承受其市民化的高昂成本的；第二，住房市场的分割使得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生活，生活的孤岛化只会使他们在内心更认同其农民的身份，所以农民工就难以割裂其与农村千丝万缕的联系，难以实现彻底的非农化；第三，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渴望在城市安家落户，渴望成为真正的城市市民，但就业与生存的边缘化、生活的封闭与住房的分割，他们在城市既不能乐业又不能安居，要想市民化，谈何容易。

2. 放慢了城镇化的速度

我国城镇化水平长期偏低，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我国2005年城镇化率仅为42.99％[5]。这不但低于中等工业化国家的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我国相似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推动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对我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以农民工实现由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流动，是推动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但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的隔离与疏远，严重阻碍了农民工身份与角色的转换，迫使农民工只能两栖式地在城市与农村间徘徊，这在延缓其市民化的同时，也大大放慢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速度。

3. 阻碍了农民工的自我发展

在当前人口管理体制下，由于户籍制度的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特别是由于农民工的居住形态远离城市社会生活的主流文化，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市民缺乏足够的互动，在社会心理上也存在高度的隔离感。这种隔离一方面使得农民工很少有机会向城市居民学习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现代社会文明规则与现代社会的法制法规，因此缺乏与榜样接触的机会，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农民工自我修养的提高，阻碍农民工向上的发展。另一方面，城市中的优势教育资源长期以来都位于城市中心地带，这样社群隔离的居住形态显然也会影响到农民工的子女，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讲，他们也几乎享受不到这些优势的教育资源，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贫穷与落后在代际间的复制。

4. 影响了城市社会的融合

由于历史等原因所形成的对农民看法的不客观，以及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安排所形成的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身份区别，这就造成了城市居民对农民工观念上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与行为上狭隘的歧视。再加上城市就业压力加大，市民们认为农民工抢了他们的“饭碗”，更是强化了他们对农民工的不满。农民工自身素质的局限性在一些城市人心目中就成了城市社会问题如较高的失业率、高犯罪率与环境的脏乱差等的万恶之源[6]。很显然要消除这些歧视与偏见只能通过两大社会群体的沟通和交流，但是工作与生活环境的分割不但不会弱化城市市民对农民工的偏见，反而还会加重两大群体间的疏离感。因此，作为这种隔离的结果就是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环境远离开社会主流文化，人为地造成了两大群体间的隔阂与疏远，影响了城市社会的融合。

5. 危害了社会的稳定

长期的社群隔离会产生单一的群体组成的社区。生活在这样社区中的居民会由于人际互动局限、信息沟通缺乏而形成一个封闭的社区。而当这种社区的居民是由社会底层的群体组成的时候，就会因为社会的不平等而诱发对抗社会的群体亚文化[7]。因此，随着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经常受挫，以及得不到应该有的尊重和人际关照，这就必然会引发部分农民工的失范行为，严重的时候还会产生极端的反社会的行为，从而危害整个城市社会的稳定。

三、目前具有构建农民工城市融入机制的有利条件

虽然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融入因涉及城乡体制的整合而更为困难，但是与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尤其是放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去考虑的话，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入机制的构建在目前还是具有一些有利的条件：

这首先表现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随着中国农民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中国经济也保持着快速与持续的发展，这就为农民工提供了众多的就业机会，也为农民工提供了比农村务农更多的收入。尤其是那些进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因为能接触到城市文明，在其职业与收入改善的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向上流动的机会[8]。

第二是表现在中国进入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这就为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融入提供了持续的动力。因为随着城镇面积的日益扩大与城市数量的显著增加，城镇将会产生大量的就业机会，从而会吸纳众多的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与此同时，也会源源不断地将城市的农民工转换成城市市民，从而为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融入提供新的动力。

第三是表现在中国目前正处于全面调整城乡关系与迈向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建设与体制整合时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由于社会结构转型的弹性，构建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融入机制的时间将会相对充裕。而且在这一时期，对于第一代农民工而言，进可以选择融入城市，退可以在新农村建设中大展身手；对于第二代农民工而言，由于数量积累不多，再加上知识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其城市融入将会容易得多。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上面我们所分析各种有利条件将会逐步消失。中国经济不可能永远这样高速、持续地发展，城镇化的速度也会逐步放慢，第二代农民工、甚至第三代农民工将会越来越多，失地农民工也会增加，到那个时候，这一问题将会异常的严峻。

四、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融入机制的构建

由于政府制度体系的异化，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融入机制不但要涉及到农民工的自身素养、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与思想理念等与城市市民的融合，而且还涉及到了城乡体制的整合与统一。所以在构建这一融入机制的时候，我们就要以体制整合为基础，通过制度改革与创新逐步实现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在自身素养、工作、身份、交往、生活与思想理念等方面一体化。

1.户籍制度的革新

这是构建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融入机制的制度基础，也是城乡体制整合的关键。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在就业市场上的分割、在城市住宅市场上的区位空间的隔离以及农民工生活圈子的封闭等都与户口的不同而导致的身份的不同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农民工要想融入城市生活，首先就要在身份上实现一体化，这就要求我们本着取消户口的城乡区别与在全国城乡统一按照居住地登记常驻户口的原则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第一，要逐步分离粘附在户籍上的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功能，逐步消除农民工自由平等地进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障碍，实现农民工人口的自由迁徙。第二，按照农民工本身的特征与城市的具体情况，分类逐步地推进农民工在城市落户：进一步开放小城镇户口、适当开放中小城市户口，对长期在中小城市从事非农职业的农民工准予办理常住户口；大城市虽然可以实行较严格的户籍控制，但也必须逐步允许那些有稳定的工作与固定收入来源的农民工在城市安家落户[9]。

2. 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妥善解决农民工急需的社会保障问题，不仅是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需要，也是构建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融入机制的重要措施，还是我们城乡体制整合的重要内容。目前，虽然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并没有排斥在城市正规就业的农民工，但农民工的参保率依然很低，尤其是那些在非正规就业市场上就业的农民工。因此我们必须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逐步实现农民工生存保障的社会化，为农民工市民化与城市融入创造条件。首先，我们要解决的是农民工迫切需要的工伤保险与特殊行业的强制性的意外伤害险，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建立农民工的医疗保险；其次是要根据农民工的工作特点，逐步建立适合不稳定就业的过渡性的养老保险与适合稳定性就业的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第三，要随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逐步将农民工的过渡性保险转换成整个城镇社会统一的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第四，要建立农民工城镇应急救助机制，防止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因天灾人祸而陷入绝望境地。

3. 流动人口管理体制的创新

在我国，流动人口的组织管理体系包括劳动、公安、城建、计划生育等部门,其中主要以公安部门为主。管理人员中公安干警和基层治安员、联防队占有较大的比重。对农民工流动的管理突出地与社会治安、社会综合治理联系在一起。日常管理活动基本就是办证—收费、查证—罚款[10]。显然这样的管理体制主要是以防范为主，对农民工限制多、引导少，管理多、服务少，这自然不利于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融入。所以我们必须进行必要的改革与创新：首先要求城市农民工管理工作人员改变其工作的理念，坚持以人为本，把对农民工的主动服务放在首位，通过细心、周到的社会化服务帮助农民工逐步融入城市生活；其二，考虑到农民工市民化与城市融入的难度，要调整相应的管理机构，成立专门的针对农民工的常设性管理机构，及时解决农民工在城市融入方面的困难与问题，鼓励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市民的沟通、交流；最后是管理内容的创新，要在加强对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护的基础上加强和改进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尤其是农民工子女教育与农民工就业市场等的服务。

4. 劳动就业市场的整合

对于农民工而言，就业是其在城市生存的最大保障。因此整合城乡就业市场，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这既可以帮助农民工获得经济地位的提升，实现向上的流动，又是农民工在市民化的过程中融入城市的重要经济保障。考虑到我国城乡就业市场整合的难度，首先要求我们建立相应的统筹城乡就业的领导体制，负责各项政策的制定与协调；其次要推出一系列配套的、综合的改革措施，在前面我们所分析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与流动人口管理制度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城市教育制度等，消除制约农民工进入城市正规就业市场的障碍；第三，要继续加大对劳动力市场基础建设等投入，保障信息网络建设、组织机构与体系的完善、劳动监察与劳动仲裁队伍建设的强化等的资金需要，促进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尽快建立。

5. 城市安居工程的构建

农民工城市安居的构建是农民工市民化与城市融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要想改变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在住房市场上的隔离，首先就要求我们完善城市公共住房政策，要逐步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住房政策的视野；与此同时，政府也要改变过去对农民工以防范为主的管理制度，降低他们由于政府严格控制而导致的在城市中心地带居高不下的生存成本，鼓励农民工群体进入设施与管理比较健全的城市社区租房，以尽量避免农民工群体在某些特定区域大规模的集聚；第三，政府还要帮助农民工建立住房公积金，使其可以利用住房公积金购买城市的经济适用房；第四，改变政府安置农民工的理念，不提倡政府修建单独的、特殊的农民工安置区或安置点②。其实政府可以将针对城市低收入者的廉租房建设与农民工安置结合起来考虑，各地政府可以通过大力开发廉价出租房与简单公寓，向农民工和本地低收入者、特困户提供，同时在住宅的区位布局与空间设计上，也要充分考虑农民工群体与城市人群的沟通和交流。

6. 人力资本的提升

对于城市农民工而言，人力资本的提升不但有利于其职业地位的改善，而且有利于提升其经济地位，还有利于其与城市社会的融合。但对于人力资本的提升，除了学校的正规教育之外，职业培训也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因此显而易见的政策导向就是：第一，要鼓励城市政府的教育培训体系向农民工开放，积极引导农民工群体进行再教育与继续教育，通过各种成人教育、职业培训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第二，要鼓励用工企业加强对农民工的技术培训，提高农民工的劳动技能；第三，要继续加大对农民工输出地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的支持力度，千方百计地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

7. 社会资本的培育

社会资本是指个体从社会网络和其身处的社会制度中所可能获得的社会资源，这种社会资源包涵了两个层面，一个是个体层面的社会关系网，另一个是个体从制度中可以获得的资源[11]。这些社会资源对农民工的就业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既可以提供工作的信息，也能帮助农民工的职业向上流动。但目前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虽然多数的农民工因同乡与亲戚之间的“传、带、帮”而进入城市，拥有了以血缘与地缘为基础的初级城市关系，但从规模来看，农民工这样的社会资本显然要远远低于城市市民的平均水平。这自然会进一步加重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的不利状况，也影响到了农民工的市民化与城市融合。所以，我们要加大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的培育：首先是要帮助农民工尽快地融入城市社会社区，在血缘、地缘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城市关系；其次是政府要考虑调整相应的办事机构，以便与农民工沟通，制定新的公共政策以鼓励农民工群体与城市社会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第三要鼓励民间机构、志愿者组织深入到农民工集聚地，帮助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社会。

8. 城市社会认识偏见的消除

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的偏见与歧视，这既与城市市民的无知与傲慢有关系，也与农民工本身的修养与文化水平不高有关系。因此，要想消除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的偏见，就需要我们从这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是加强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教育，帮助他们逐步提高法制意识、责任意识、自强意识，从而提高他们的修养水平，实现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其次要引导市民正确看待农民工，改变城市市民“一等公民”的身份优势意识，让他们真正在心理上认同、接纳、靠拢农民工；第三，政府应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改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人际关系，加强城市市民与农民工的交往和互动，形成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融入的社会环境。

注释：

①这种孤岛化的生活虽然类似于乡土生活，但却不具备乡土生活的稳定，因为，这是建立在生活高流动性与不完整性上面，也缺失基本的家庭生活。

②单一群体的安置区或安置点，尤其是来自社会底层人员所组成的社区，很容易形成低收入水平的集中、低教育水平的集聚与高犯罪率并存的局面，从而形成类似于西方国家的贫民窟。实际上，建立单一的农民工安置区，也是政府建立在农民工不停流动基础上的一种短暂的做法，虽然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大面积的安置农民工，但这显然会由于农民工生活与城市市民的隔离而不利于其市民化与向上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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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阳光

作者：张国胜

农民工社会歧视现象分析论文篇3：

从单一非理性大城市化到组合配套跟进的理性城镇化路径研究

摘要：中国目前的城镇化仍是延续1978年以来“摊饼”式的模式进行，然而，真正的城镇化是一个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农村地域转化为非农地域、农业活动转化为非农活动的过程。因此，城镇化不等同于城市规模的“摊饼”式的扩张和大量农业人口的非理性化涌入，而是一个各相关政策组合配套跟进的“理性”城镇化转向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城镇居民”对其社会资本和身份的认同是中国健康城镇化之路畅通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采用CHIPS数据并结合经验分析模型得出的结果显示：就业岗位的可及性、收入水平、土地禀赋、住房状况及机会成本能显著性地影响到流动动向和意愿，而同工同酬、政策和社会歧视、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及医疗卫生等组合配套跟进因素显著性地影响到其流动和定居行为，这对于中国健康城镇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非理性；组合配套；健康城镇化；新生代农民工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增加到了7.3亿，城镇化率从17.9%迅速提升到了53.7%（1），而这53.7%中包含近2亿外来务工人员，从城镇居民的视角来看，这部分群体属于“被城镇化”的“新城镇居民”（2），因此，中国目前实际城镇化率仅为40%左右，相比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相差了一半。城镇化过程指的是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在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比重在稳步下降，而非农活动比重在稳步上升的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变动过程。中国目前的城镇化过程一方面面临的是“扩量”，也就是要加快城镇化进程，提升城镇化率；另一方面所面临的是“扩质”，也就是防止城镇化过程中“大城市病”所导致的大量贫民窟的出现及规避在这个过程中跌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

2014年户籍制度的彻底改革，使得中国的城镇化迎来了加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但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仍低于城镇化率。从公平效率及中国未来城镇化的导向和理念来看，“新城镇居民”要真正成为城镇居民，首先要始终贯彻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使得“新城镇居民”与城镇居民能够同等地享受“同工同酬”、“同制同策”以及“同命同价”的无歧视性分配和再分配政策。由于需求的多维性，除了最基本的收入外，他们亦需要与城镇居民相对等的各项权利。消除其隔离感是健康城镇化推进的基本原则。健康城镇化不是单一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和城镇人口总量的提升，而是制度或政策的组合配套跟进的过程。如何从目前单一、非理性的“大城市化”转轨到制度或政策组合配套跟进的健康城镇化呢？迫切需要对这一过程进行探索和论述，以期提出推进健康城镇化的对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对城镇化客观事实的研究呈现出以下不同的分析视角：1.以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的视角来分析城镇化的实际效果。贺京同、郝身勇采用CHIPS数据对怎样才能使落脚城市的人群更加幸福进行了研究，重点分析了迁徙因素和定居因素[1]；而Knight和Gunatilaka认为农民工幸福感现状低于农村居民，这是由于农民工期望过高所导致的，其研究主要是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并涉及定居和迁徙因素。[2]两者研究的差异在于农民工是“农”还是“工”的问题。然而，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仍需要政府与社会提供更大的便利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而且，真正的城镇化应该使得“新城镇居民”能够在社会保障、身份地位、公共服务等方面无异于城镇居民。[3][4][5]因此，居住在城镇的外来人口的幸福感、生活满意度指标是衡量城镇化实际效果的关键指标。2.以户籍无障碍化来推进城镇化，以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政策的无差别化来保障外来人口的利益共享与权利公平性。对于这种观点，学术界幾乎达成了共识。他们认为，目前的户籍制度成为了外来务工人员定居城镇的“门槛”[6]，并由此致使农民工“回流”[7][8]。户籍无歧视性的城镇化可能只对户籍行政区内外来务工人员起到保护作用，而对于流动性较强的务工人员仍然起不到应有的作用。鉴于此，有学者提出了“常住化”的城镇化模式。3.以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提升来吸引其定居城镇，而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叶静怡、周晔新认为农民工社会资本的转变不仅关系到自身收入的提高与福利增加，而且其对城镇化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9]也有学者研究结果显示该变量不显著。[10]4.以城镇所具有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经济因素[11]、政策、制度、社会特征及历史文化等非经济因素为研究对象来分析城镇化过程中的影响因素的显著性。[12]

综上研究发现：1.针对农村居民迁徙、城镇定居、回流行为和意愿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工资性收入、社会保障或公共服务等某一领域，并未完全置于健康城镇化的动态进程中进行综合分析。2.健康配套跟进的城镇化并未明确提出，且影响这一动态进程的因素的挖掘并不明确，使得各实证分析对解释变量的选择带有较大随意性。究其原因，我们发现，组合配套跟进的理性城镇化过程及阶段没有理论支撑。3.并未区分老一代“候鸟式”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初衷和渴望定居的异质性意愿。4.在很大程度上强调户籍本身的重要作用，而2014年中国全面取消户籍差别，农民工是否更容易或更愿意定居城镇呢？是否在自由流动过程和定居城市过程中享受到了“同工同酬”、“同制同权”等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均等化的待遇了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上述研究大都没有区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中国应该继续推行“户籍”城镇化改革目标还是走“定居”的城镇化之路？本文将在理论模型部分、实证模型部分及政策含义部分分别来讨论、分析和解决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1.健康的城镇化首先是以人为本的公平与效率并进的城镇化，它必须使得长期在城镇从事务工性收入的群体因为在城镇工作、生活、纳税等而从整个过程中获得与城镇居民相一致的初次分配及再分配利益；其次，结合目标设置理论（TGS），进一步细化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有地群体与失地群体流动因素和定居因素来分析其对健康城镇化的影响。2.在本研究中，首先对“组合配套”跟进的理性城镇化的本质内涵做深入分析，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选取奠定理论和实证基础，相对于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而言，影响其定居的因素能够反映健康城镇化之路。3.本文将CHIPS数据进行分组，分为16—40周岁的新生代农民工和41—59岁的第一代农民工组，进而考察各因素对健康城镇化的影响效应的异质性和趋同性。4.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于2014年取消了城乡户籍制度的差别，然而，制度配置与制度利益调整和分配格局能否做到相协调呢？中国如何摒弃形式化的“户籍城镇化”而走上利益均等及公平化的“常住城镇化”之路呢？这亦是本文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三、描述性统计及实证模型

（一）数据来源及指标解释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数据库（CHIPS），筛选了暂居城镇的1500个家庭的调查数据为研究对象，其数据分别来源于家庭状况调查表和个体情况调查表。这1500个家庭涵盖了2683个调查样本，个案分布于华北地区的北京、山西，中西部地区的四川、重庆、云南、河南和湖北，华东地区的江苏、安徽等9个省份，数据调查是针对家庭住户的户主和家庭中年满16周岁的家庭成员展开，我们将个人情况调查数据与家庭情况调查数据进行了合并，通过变量的选取，剔除了含有缺省值的个案，获得有效样本1674个。“新城镇居民”在城市的居住时间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反映了其定居城镇意愿和能力，居住城市的时间的长短能够反映健康城镇化水平。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二）线性概率模型

健康城镇化的直接反映指标为在同一城市定居时间的长短，我们以生活5年及以上和5年以下两分组可能值来分析。为使得模型的预测概率值落入0～1之间，我们将采用两点分布概率模型。π（Y=1|Z）=G（Z，α），π（Y=0|Z）=1-G（Z，α）Y为1～0虚拟变量，Y=1表示健康城镇化过程，Y=0表示非健康的城镇化过程，X表示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等在内的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α为各回归系数向量。通过探索性分析，本文选择了合适的函数形式，使其概率值落入0～1区间，那么得到的概率值即为健康城镇化的发生概率。如果G（Z，α）的分布形式为标准正态分布形成的累积分布，可以采用Probit二元回归模型来做分析；如果G（Z，α）为Logistic累积分布函数，可以采用Logistic二元回归模型来做经验分析。实际上，这两类模型对于问题的解决是一致的，我们将采用Probit二元回归模型，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来估计。

四、经验分析

（一）基本经验分析结果

按照Locke E.A.的目标设置理论（TGS），本文在模型中仅加入关于迁徙的劳动力流动变量，这是目标设置理论的第一个目标，也是基准目标；第二阶段的目标是在第一阶段的目标基础之上加入影响“新城镇居民”定居的变量。为了进一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本文在模型3中加入了反映个体特征的变量。模型4中，我们加入了区域虚拟变量来控制区域的异质性对健康城镇化的影响。从模型1到模型4相关结果的解释力来看，伪R2显示出模型2比模型1的解释力更强，也就是当模型中仅含劳动力流动迁徙因素时，伪R2=0.0230，当加入影响定居的指标时，伪R2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其数值为0.0762，这表明影响定居的因素对于健康城镇化具有显著性。进一步加入家庭的个体特征变量时，伪R2由0.0762变为0.0967，说明这些常规的特征变量对于健康城镇化也有一定的影响。从影响的程度来看，远小于定居因素。由于中国各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那么，不同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异质性直接会影响到健康城镇化进程。鉴于此，本文进一步把区域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得到模型4。模型4所对应的R2为0.1482，这表明不同区域的城镇化广度与深度存在较大的差别。

从模型1到模型4的解释力来看，解释力由弱到强，如果把区域虚拟变量和个体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会在更大程度上降低估计时产生的偏误，我们重点分析模型4各回归变量对健康城镇化的影响。表2显示，在城镇处于就业状态，并提供住房更有利于促进健康城镇化的推进，其概率提升到23.74%和18.91%。而从收入影响系数来看，外出务工或经营性收入变量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其影响因子系数为正，这可能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环境、工作性质及就业层次有关。农民工在城市从事绝大多数属于脏、累、差等城镇居民不愿意从事的工作。他们的工作时间长、就业层次较低，其工作环境处于高温、高湿和高风险中。在这个过程中，很难保证“同工同酬”和“同工同权”的公平性待遇。其收入尽管相对较高，这种相对较高的工资与风险、劳动强度及劳动时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因此，此变量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土地禀赋变量对于健康城镇化的影响是負向的，家庭土地禀赋越高，对外出务工人员的保障功能就越强，其会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其流入到城市和定居城镇的意愿。

从影响“新城镇居民”定居城镇的相关指标来看，如果他们能够享受到“同工同酬”、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卫生等与户籍制度“相捆绑”的公平性待遇，健康城镇化概率将分别提升到6.31%、8.46%、9.92%和10.66%。如果在这方面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越多，个体感觉到受到的歧视程度就会越深，那么，健康城镇化概率将会显著性地降低，这种受歧视状态不仅仅表现在初次分配领域的单位，还包括再分配领域政府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及社会包容度等。该变量在0.05的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说明政策歧视、待遇歧视及社会歧视状况依然存在。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的调查发现“新城镇居民”受歧视状况是存在的，52%的农民工得不到工伤补偿，80%的农民工不能享受带薪休假，90%的农民工没有住房补贴或住房公积金。（3）

在外出务工前，对未来收入的期望值越高，其在城镇居留时间会越短。因此，在收入既定的情况下，期望收入与在城镇的居留时间呈现反方向变动趋势。如果对进城务工的预期收入既定，离预期收入越近，其在城镇居留的时间会越长。家庭生活水平排名越靠前，其幸福感会比在农村感觉更强烈，那么他们在城镇定居的时间会越长，对健康城镇化的影响是正向的。由于中国的户籍制度会“捆绑”很多与之配套的福利和保障，因此，从“新城镇居民”的视角来看，他们会把其作为福利比较和待遇公平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Knight&Gunatilaka，2010）。[5]一个家庭整体迁移到城镇并定居可以显著性地提升健康城镇化水平，相对个体进城务工而言，家庭整体迁移到城镇使得健康城镇化水平提升到7.36%。家庭的整体迁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由于迁徙带来的社会问题（4），从而使得健康城镇化水平得到提升。

在所有个体特征变量中，只有婚姻状况和文化程度变量对于健康城镇化水平产生负向影响，健康状况对其产生负向影响，而其余变量如性别、年龄等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实际上，婚姻状况对健康城镇化的影响与整个家庭是否迁徙到城镇具有相同的影响效应，未婚个体在城镇就业的牵挂会更少，更倾向于在城镇定居；而已婚个体会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夹层”窘境，子女的教育、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对更多的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等现实社会问题对其定居产生负向影响。文化程度对于健康城镇化的影响是显著为正的，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其获得工作的机会就会越多，获得的社会地位就会越高，定居城镇的意愿就越强烈。影响“新城镇居民”定居的相关变量对健康城镇化的影响具有稳健性。

（二）不同分组变量对健康城镇化的影响

本文将以年龄组的差别来细化这种异质性，分析其对健康城镇化的不同影响效应。以40岁为界限，将调查样本分为新生代农民工（[16，40]）和第一代农民工（[40，60]）。土地禀赋的差异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向及城镇定居具有较强的影响效应。有地与失地群体对于健康城镇化的影响也是不同的。中国农村土地的流转，使得土地已不仅仅是农业生产活动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它更是一种获取各种收入的重要渠道之一。其承担的功能日益多元化。这其中包括分利、分红及社会保障等功能。因此，可以把“新城镇居民”分为有地群体和失地群体，他们对于进城后的收入预期、福利要求、定居意愿及是否“回流”等均具有不同的诉求和表现。由此，我们将同时探索这两类因素对健康城镇化的影响效应，进一步控制区域哑变量和个体特征变量组，然后分样本做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1.群体异质性对健康城镇化的影响。模型1与模型2中，已在城镇就业和单位提供住房这两个变量能够显著性地提升第一代农民工的进城定居意愿，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定居意愿和定居时间无显著性影响。从流动模式和目的来看，第一代农民工属于“候鸟式”的流动模式，其务工收入主要用于家庭成员的消费，是否定居城镇并非是其目的。但若提供了其期望的收入，其仍愿定居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则不然，其主要目的是能够留在城镇中生活和定居。从不同年龄组来看，“同工同酬”及“同工同权”的公平待遇指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具有显著性，而对第一代农民工无显著性的影响。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对于就业待遇、就业条件及同工同酬或同命同价的诉求没有新生代农民工强烈，其并不与城镇职工进行更多的横向比较，没有新生代农民工的强烈被剥夺感。从实际影响强度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如果能够享受到“同工同酬”和“同命同价”的公平待遇，可以使得健康城镇化的概率提高8.46%，而第一代农民工的相应值仅为2.37%，且还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第一代农民工的收入期望值、受歧视程度及家庭整体的流动性变量对于健康城镇化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期望值、受歧视程度及家庭的整体流动性对于健康城镇化的影响是显著的。可能的解释是，面对这种情况，新生代农民工会适时调整收入的期望值，其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已经无异于城镇居民。

2.土地禀赋对健康城镇化的影响效应。土地禀赋变量对于健康城镇化的影响具有显著性的差异。失地群体如果处于就业状态，所在工作单位提供住房将对健康城镇化产生正向促进效应，且具显著性；而对于有地群体而言，此影响效应不显著；对与失地群体而言，其对土地禀赋的依赖程度已经不复存在，如果失去目前所从事的工作，他们将失去最后的依靠和收入来源。定居城镇获取就业收入或经营性收入是其唯一的生存渠道。因此，失去目前工作对于健康城镇化将会产生负向影响。

从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定居城镇的相关因素来看，拥有土地群体的同工同酬待遇、流动模式及工作变换状况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而相反的，失地群体的这三类变量对于健康城镇化的影响是显著的，这主要是基于土地禀赋的保障效应。对于两种不同群体健康城镇化的影响效应为负向的，对于目前农村土地占有群体而言，更换工作使得健康城镇化概率下降5.69%，不具显著性，这仍归于土地禀赋的保障作用；而对于失地群体而言，更换工作使得健康城镇化概率下降了18.74%。

从整个家庭的流动模式来看，有地家庭整体迁徙到城镇对于健康城镇化的概率的提升仅为4.68%，而对于失地群体的这个相应概率提升值则为10.04%。这表明，土地会“捆绑”部分家庭成员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而另一部分家庭成员则在城镇从事获取工资性收入或经营性收入的活动，这也是一个家庭通过预算约束而作出的家庭内部资源的优化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地群体家庭的收入会达到最大化；而对于目前仍拥有土地的群体而言，家庭整体迁徙到城镇定居自然是最优的选择，对于健康城镇化的促进效应会最大。

对收入的期望值和是否受到歧视这两个变量而言，目前拥有土地群体的这两个变量对于健康城镇化概率大小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失地群体的这两个变量对健康城镇化概率的影响不显著。目前拥有土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从事务工性收入或经营性收入的门槛条件是其获取的收入要高于在农村获取的实际收入，当这种收入的预期与现实收入相差太远或受到较多社会和政策歧视时，他们将回流到农村。这将对健康城镇化产生较大的影响。而失地群体则不然，其没有任何的退路，他们会努力适应城市生活，接受现有的工资水平，忍受各种政策或社会歧视。因此，失地群体的这两个指标对于健康城镇化概率并无显著性的影响。

从再分配指标变量来看，表3中模型1—模型3中，社会保障变量和教育变量对于健康城镇化的影响效应均为正向的，无论是第一代农民工还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及教育状况对于健康城镇化的影响均是显著的，这表明教育和社会保障是推进健康城镇化的关键性指标。然而，这两个指标目前被“捆绑”于户籍制度之上，由此产生的“门槛”效应对健康城镇化产生了抑制作用。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一）结论

本文从健康城镇化视角重点探讨了从“单一”非理性的“大城市化”到“組合配套”跟进的理性城镇化的转轨问题。通过结合Locke.E.A的目标设置理论把以农民工流动为核心的健康城镇化分为两个过程：第Ⅰ过程是进程获取务工性收入；第Ⅱ过程是留城定居，终极目标是在“同工同酬、同命同价”的“同工同权”基础上做到户籍无差别化；再分配领域方面做到的“同制同策”公平与均等，最终使得“新城镇居民”成为真正的城镇居民。在此过程中，本文对健康城镇化的本质内涵做了深入剖析，重点分析了健康城镇化的决定因素：

1.对于第Ⅰ过程，就进城获取工资性收入而言，第Ⅱ过程农民工在城镇定居的因素对健康城镇化的影响强度更大，且稳健性和显著性更强。拥有稳定工作，并且单位提供住房，教育公平和社会保障无歧视化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提升健康城镇化概率。对于全样本而言，土地禀赋、进城机会成本及收入水平对于健康城镇化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从影响“新城镇居民”定居的因素来看，采用全体样本数据的结果是各相关变量均具显著性。

2.新生代农民工“同工同权”和“同制同策”的公平性待遇对于健康城镇化具有显著性的正向影响，而第一代农民工目前是否拥有工作、政策或社会歧视、是否提供住房、收入与期望值及家庭整体流动模式对健康城镇化的影响是显著的。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第一代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教育状况及社会保障公平性，对于健康城镇化的影响均为显著的。

3.有地群体教育和社会保障的公平性、是否有政策和社会歧视及收入期望值等指标对于健康城镇化概率具有显著性的影响效应。失地群体的工作状况、同工同酬的待遇、家庭的整体流动模式及是否提供住房等指标对于健康城镇化概率提升具有显著性的影响。在剩余变量中，无论是有地群体还是失地群体的收入的未来预期及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对于健康城镇化的影响均是显著的。

（二）政策含义

1.从根本上转变农村剩余劳动力只为“务工”赚取收入为目的而流入城镇的思维定式。初次分配的公平性如“同工同酬、同命同价”的“同工同权”待遇仅仅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愿意流向城镇，这也仅仅是完成了健康城镇化的第一步；对于健康城镇化的第二步，还必须从再分配和三次分配领域展开，让其能在所工作的城市中享受均等的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及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权利，最终营造让其自由选择定居城镇的健康“软环境”。要动态地调整劳动力市场政策及配套改革措施，打破与户籍制度相“捆绑”的就业政策、再分配及三次分配政策。通过技能培训及就业指导等公共服务政策提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为其带来良好的收入预期；通过收入的初次分配、再分配及三次分配动态调整与城镇居民的不合理收入差距，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方面能够做到均等化，消除政策及社会方面的歧视，提升其在城镇中的社会地位，避免如很多发达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出现的贫困阶层“固化”及大城市“贫民窟”现象。

2.在推进健康城镇化的过程中，针对异质性农村剩余劳动力群体，政策上做到无差别，但要有所侧重。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健康城镇化过程中应该做到“四同”，即“同工同酬”、“同命同价”、“同工同时”及“同工同权”，并为其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对于第一代农民工，主要是为其提供住房、消除政策和社会歧视，并为其创造更加便利的人性化条件，鼓励其家庭的整体流动性。对于失地群体而言，应该侧重于对其就业岗位的提供，规避其“返乡无地、进城无业”的两难“窘境”。因此，应改善无地群体的住房条件，并提供最大可能的便利条件促进家庭的整体流动。

3.健康城镇化过程首先就是人的城镇化之路。因此，在这过程中，要始终坚持贯彻以人为本的导向。摒弃目前地方政府主导的“摊饼式”的以扩充城镇规模为核心的单一城镇化扩张模式，要重组和优化地方政府在健康城镇化的角色定位和职能定位，进一步促进从单一非理性化的“大城市化”模式向“组合配套跟进”的健康城镇化模式转轨。短期来看，应该以“户籍无差异化”促进健康城镇化，确保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等共享的无差异化，从而破除由于和户籍制度相“捆绑”的福利和保障门槛，这也可以称之为“深度城镇化”。长期来看，需要有序、合理地降低和消除外来务工人员的落户城镇特别是中小城镇的门槛条件，以“常住化”促进健康城镇化；彻底消除与户籍制度相捆绑的各种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等福利政策。这主要是从收入分配制度、地方政府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深入改革，使得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等领域的福利体系做到无差异化、均等化及城乡一体化，并最终使得这些政策与户籍制度彻底“脱钩”，这也是健康城镇化之路的导向和终极目标点。

注释：

（1）韩俊.新型城镇化的路径考量，http：//jingji.cntv.cn/2014/04/15/ARTI1397552006914723.shtml。

（2）这部分群体本质上还属于农村人口，拥有与农村户口相捆绑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政策，他们虽然居住在城市，但并不能公平地享受城镇居民所拥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然而，他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关系、思想观念却与城镇居民相接近。在这里我们称之为“新城镇居民”。

（3）http：//news.sohu.com/20141016/n246017720.shtml

（4）如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的问题、社会保障异地转移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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