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参与社会管理论文

摘要：作为政府要提供给公民适当的合法的途径帮助公民表情达意，真正当家做主，真正参与地方治理，彻底改变过去社会管理由管理者唱“独角戏”的局面。同时将政府办的实事好事都能做到让群众满意，民生幸福指数不断提高。所以，公民参与地方治理是个关键性问题。从此点出发进行一些理论性的探讨。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公民参与社会管理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公民参与社会管理论文 篇1：

公民参与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理论与现实基础

摘 要：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正在步入深水区，各种社会问题逐渐显露出来，这不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不具有话语权的社会阶层就往往会因为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合理而出现对抗，社会基于此呈现出矛盾诉求与利益诉求多元化的趋势，为化解诸多的社会利益纷争与矛盾，就需要提升公民参与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地位，从而使之可以在社会管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公民;社会管理;对话协商

在现阶段，对话协商沟通机制基于经济发展、民主意识提升、制度完善的大背景之下逐渐为社会所认可，这也就成为社公民参与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公民参与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理论的理论基础

（一）参与式民主理论

参与式民主理论的代表是普特纳姆，其主要的观点就是自由化与大众化民主。从其理论渊源来说，参与式民主理论来源于精英民主理论与古典民主理论。就精英民主理论认为，民主的实质就是立足于国家层面上的政治制度安排与统治阶级的执政方法。在其实践中，主要是借助于定期与自由化的民主设计来吸引广大的民众参与到国家社会管理的实践中来。从古典民主的视角来说，参与式民主就是对古典民主的认同，重构民主的本来价值，从而使得创造有利于民众直接参与的古典民主意义得到体现。

（二）新公共服务理论

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代表是羅伯特·丹哈特，罗伯特·丹哈特是美国著名的公共管理学家，其理论的渊源是企业家政府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主要观点就是公共服务与公共管理权利的下移。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社会管理的最为主要目的就是公共服务职能的实现，为达此目的，就必须要采取有效措施创造普通社会公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条件，而作为具有管理职能的政府机构来说，回应社会关切、整合社会服务资源就成为其新时期的主要发展方向。

（三）社群共同体理论

社群共同体理论的代表桑德尔，桑德尔将社群共同体看做是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说个体是构成共同体的主要因素，个体身处于共同体之中，其内在的素质就会对共同体未来的发展趋向产生至关重要影响，当然，共同体还会对个体的发展产生反作用，具有“善”因子的共同体将会使得社群的个体趋于和谐与完善。

二、公民参与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现实基础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我国的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尤其是社会政治的各项制度都获得较大的进步，从而实现了广泛的公民自治的民主。我国当前实行公民参与社会管理模式，这一模式也已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在实践中，诸如村民管理委员会、城镇社会公民管理委员会、企业职工代表委员会等制度为公民的自治提供平台，社会管理创新改革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渐开展起来的。

（一）取得实绩

1.构建对话协商沟通机制

对话协商沟通机制，就是在出现社会冲突的时候，社会利益相关者、专家群体、人大与政协代表等都被邀请参加对话协商沟通，这就使得对话协商沟通机制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机制，具体来说，专家组会客观提出国家的政策与法律法规的重要意义、利益诉求者的诉求愿望，国家有关诉求的规章制度等，利益诉求者代表阐述自己的立场与要求，政府及社会的决策不再具有独断权，对话协商成为解决社会冲突的一个有效的渠道。

2.形成“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管理体系

在社会管理重要性不断提升的今天，其面临的现实环境在任务设置、管理模式、管理对象等方面存在多种选择，基于此而言，在社会管理中认识到公民参与的存在价值是十分重要的。从整体上来说，推行“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管理体系，积极推行社会垂直化管理，规范化的运作流程、高层次的资源配置、完善的服务体系为公民参与搭建了良好的平台，使之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中实现社会发展与个人进步的“双赢”。

（二）存在问题

1.对话协商沟通机制问题

一是对话协商沟通运作不畅。从公共体制改革现状来说，对话协商沟通并未得到既定的效果。诸如监督机制不完善、对话协商沟通机制运作随意化等问题存在。

二是对话协商沟通实践社会透明度不高。对话协商沟通实践的社会透明度是增强社会相关利益方的信任的最为主要的手段，但是从社会管理创新改革实践来说，情况并不令人乐观其较低的透明度，法定程序的履行无法满足公民的要求。

2.“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管理体系问题

一是组织架构错位使得公民疏离感增强。一些公民存在错误的认识，即社会管理创新改革是政府的事情，与自己无关，至于其所应该承担的服务功能，总是因为资源匮乏而无法及时提供，这就导致其存在“组织架构错位、服务功能不全”问题的产生。

二是服务功能不健全造成公民参与热情减退。在社会管理创新改革实践的过程中，虽然采取诸多的措施鼓励公民的参与，但是参与主体的热情却不高。这是因为在提供高质量服务方面能力不足，使得公民的意愿无法得到切实的体现。

三、公民参与在创新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实现路径

（一）健全对话协商沟通机制

一是对话协商沟通机制运作的机制。强化机制的引导的功能，给予人大代表、政协代表、公民代表更多的研讨实践，使得各方的诉求得到充分的表达;

二是增加对话协商沟通实践的社会透明度。选择社会利益诉求代表应该具有“普遍性”与“真实性”的特点，即既要代表最为广大的民意，还应该符合法定的程序，只有如此，才能够选出公民最为信赖的社会利益诉求代表，才能够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二）完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管理体系

一是要实施民主管理，例如要将社会财务支出、人事安排、工程建设等与公民利益相关的事务予以公开，使公民感觉到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由此而引导公民都能够自觉参与到社会管理创新改革实践中来。

二是增强公民参与社会体制改革的成就感。在公共开展活动的实践中，社会组织既要积极引导公民的参与，又应该合理安排、有效组织，使之在社会管理创新改革实践过程中体会到自己的价值存在，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所起到的作用。

四、结语

为能够给公民提供直接、优质化的服务，就应该是借助于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改革成果经验，着力于从健全对话协商沟通机制与完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管理体系这两个方面助着手。

参考文献：

[1] 齐芳.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的社区管理创新探析[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03）

[2] 唐好林.论社会管理中抓紧抓好抓实基层社会管理的基本路径[J].陇东学院学报. 2013（04）

[3] 李佳晁，刘新庚.关于基层社会管理创新路径选择的几点建议[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1）

作者简介：

邱旭雁（1968.11～），女，湖南衡阳人，衡阳市广播电视大学教师，党政办公室支部干事，助教。

本文系2014年衡阳市社科基金项目市情研究课题《法治视野下的社会管理创新——以衡阳市社区教育为视角》（课题编号：2014B（Ⅱ）023）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邱旭雁

公民参与社会管理论文 篇2：

公民参与地方社会管理的法治途径

摘 要：作为政府要提供给公民适当的合法的途径帮助公民表情达意，真正当家做主，真正参与地方治理，彻底改变过去社会管理由管理者唱“独角戏”的局面。同时将政府办的实事好事都能做到让群众满意，民生幸福指数不断提高。所以，公民参与地方治理是个关键性问题。从此点出发进行一些理论性的探讨。

关键词：公民参与；地方社会管理；合法途径

一、公民参与地方社会管理的法理分析

（一）法理追溯

城邦国家时期，由于地域疆界不像现代国家如此辽阔，城邦国家大都采取直接选举的方式进行民主管理。那时的思想家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的基本使命是参与国家并管理国家”[1]。近代以来，由于疆域的扩大，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直接选举的成本过高或者无法实现，政府转而采取代议制（间接选举）的方式来管理国家事务。二战之后，西方思想对战争进行反思。公民不能再以自然人的状态沉迷于社会领域，要积极参与政治管理，这种管理不能只停留在举手投票的形式上。美国社会学家戴伊曾说：“正确的决策来自众人的智慧”。有效的社会管理离不开科学的决策，整合群众资源，打通公众参与决策的路径，能够大大提升社会管理决策的科学化水平。

（二）中国现实实践的演进

对于政府该做什么，公民该干什么，中国政府一直在不断探索，理念不断进步：第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能是领导人民搞阶级斗争。第二，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第二代领导人认为政府的职能就是领导人民搞经济建设，“发展硬道理”，提高GDP是重要任务。在此号召下，全国公民一心一意搞经济，全心全意谋发展。第三，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党和国家领导人又认识到政府的主要任务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于是有了今天我们需要讨论的命题“公民参与社会管理”。

2011年的全国两会上，“社会管理创新”首次作为专业用语以较为浓重的笔墨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1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的开班仪式上，胡锦涛同志关于社会管理工作提出了八点意见，这八点中第一条就提出要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这是最高领导人对于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的最新理念。接下来2011年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等相关问题。2011年7月份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社会创新管理的意见》则是我国第一份关于创新社会管理的正式中央文件。党的十七大报告正式将“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写入党中央的最高文件中。从一系列的文件出台到现在公众参与实践来看，公民参与社会管理与政府给予机会的不均等成为焦点，当前给予公民参与的合法途径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公民参与地方社会管理的典型事件

社会管理创新要有新的思路，就是要在传统政府的“他治”和社会组织的“自治”的基础之上，再加上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三者的“和谐共治”，多元合力才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管理创新。在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历程中有许多重大事件，选取三件比较有分量的事件供讨论。

（一）厦门PX项目危机事件

PX，又称对二甲苯，化工原料，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海沧PX项目刚刚动工，就遭到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赵玉芬等人的反对。赵玉芬等105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关于厦门海沧PX项目迁址建议的议案”，对PX项目的选址与安全隐患表示了质疑，这使PX项目进入了公众视野。2007年5月底，一条关于PX项目危害的短信迅速在厦门市民手机上传播，造成厦门市民对PX项目的种种安全和环保危害的揣测。此前，在厦门著名的网络社区小鱼社区、厦门大学公开BBS上，关于PX项目的帖子，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点击率。厦门网民的邮件、MSN、QQ等也收到了与反PX相关的信息。6月1日，厦门万余市民举行了“保卫厦门、还我蓝天”的游行，以此表达自己抵制PX项目的意愿。最终此项目在2007年12月停建。

按照现行规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只有项目环境评估审批权，而没有规划环境评估审批权。PX项目虽然确实需经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批准，但是规划权限方面由当地政府自由裁量了。现行地方行政法规中没有明确规定地方政府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时候必须进行听证，在这个项目中福建省厦门市政府采取的基本上是属于“闭门造车”式的管理主义决策模式。行政机关立即主动引进和启动公众参与的决策程序，从与民沟通的角度进行项目可行性交流。厦门PX项目危机事件是众多危机事件中的一件，它的影响力还没有达到发展出一套成熟的行政决策模式的程度，但它体现了一种行政决策思维的转向：由行政机关与专家的封闭式决策模式转向对社会公众的开放式决策模式。事实证明：这种行政决策思维的转向带来的是双赢的局面：有效化解公共危机，积极回应社会公众的诉求，尽政府所能满足公众正当诉求，行政机关权威毫无损伤，为民所想，民主协商的形象凸显出来。

（二）《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实施

2008年10月正式实施的《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3章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做了专门规定，确定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分为五步走，即调查研究、专家论证、公众参与、合法性审查或论证和集体决定。其中，调查研究和公众参与两个环节都是为了开辟民众参与路径所设计的。这里的调查研究，是指决策承办单位在拟定决策方案的草案之前全面、准确收集和掌握决策所需信息，结合实际情况并按照决策事项涉及的范围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并充分协商和协调。这一环节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对社会公众意见的调查，只是其主动权掌握在决策的行政机关手中。这里的公众参与，是指在决策方案的草案公布后，决策承办单位应当根据重大行政决策对公众影响的范围、程度等情况，通过座谈会、协商会、听证会、开放式听取意见等方式，广泛听取公众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这些环节的设置，让我们看到此部行政法规，重塑政府行政理念，立足于与民沟通，积极回应民众诉求的立场上，正面推进公众参与机制，符合民主科学决策的价值取向。

还有轰动一时的南京的“保卫梧桐树”事件，怒江大坝决策事件等类似的公民参与地方治理的事件在各地政府决策中层出不穷，这里不便一一列举。

三、公民参与地方社会管理的合法途径

从以上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事件来看，正确的做法是疏导民意，提升民意在决策中的地位，给予公民参与社会管理权以合理合法的地位，以国家法律的形式保障，规章制度的形式引导表达，建立和谐的、顺畅的公民参与机制。

（一）构建透明畅达的信息披露机制

信息披露一直让公民感觉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只有将其提高到国家法律的高度，彻底以法律来正名，给予合法地位，才能让信息披露机制阳光运转。美国在实现食品安全信息透明、公开的目标中，有3部法律至关重要，一是行政程序法（APA），二是联邦咨询委员会法（FACA），三是信息公开法（FOIA）。行政程序法规定了行政当局制定、修改、废除行政法规所必须遵守的程序和利益集团要求公布、修订、行政法规所应遵守的程序，该法使厂家、消费者和其他相关单位和个人都可以参与相应食品安全行政法规的制定过程。联邦咨询委员会法规定，如果行政部门制定行政法规需要依赖咨询机构，则要求这些咨询机构必须尽力避免利益的冲突，保持平衡，并保证公众能有对他们进行评论的机会。信息公开法为公众提供了获得联邦机构信息的权利，规定任何居住在美国的人都有权获得政府有关公众健康保护的信息和记录，仅排除一些少数限定情况[2]。这个经验告诉我们，将信息披露提高到法律高度，特别是在行政法中赋予可操作性是至关重要的。

（二）构建民意上达的输送机制

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中国政府一直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所以不论是政府还是民众对一些反面的意见，一直都持怀疑甚至是反感态度。中国《宪法》中，明确规定了我国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大代表代表公民表达意见。本文厦门PX项目危机事件重点做好两点：一是会社会形成支持代表发挥作用的良好氛围。要认真落实各项保障人大代表权益的法律和制度，特别是要增强行政、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的民主法制意识，对侵害代表权益的行为和人员要依法严惩。二是加强对代表的培训，提升代表的工作能力。人大常委会要有计划、有组织地抓好代表的学习培训，并不断完善培训制度，拓宽培训内容，改进培训方式，增强培训效果，尽可能做到在一个任期内使大多数代表都有机会参加两次比较全面、系统的培训。

（三）构建落实民意的反馈机制

社会管理过程中，特别是重大的社会事件，公民现在会持续关注很久，比如动车事件。有关动车的持续报道都成为公民的谈资，动车处理意见成为公众议论的焦点。在处理事件存继期间，相关人有很多次过激的言论或者行为，一时间散布的到处都是。如果有一个政府主导的事件进展反馈机制，定时定点接收来自各方的意见，定期给予回应，即使有些问题或者过分要求不能满足，但是至少给予公民一个可以参与事件处理的机会。给予机会与最终落实是两码事，但是机会的平等是当下公民最关注的问题。中国在当前大力发展社会组织的今天，可以考虑扶植一些这样的调查机构，帮助政府收集信息、反馈信息，增强公信力、说服力。

（四）构建真实有效的评估机制

我国在地方社会管理过程中，评价机制局限于上级主管机关评价、本机关自评、相关机关互评等较为主观的方式。评估成了表扬大会，鲜有民主的公众参与的评价机制。虽然徐州也有百万公民评议机关的活动，但是没有上升到正规化、常规化的高度。其实，政府工作的落脚点还是在于群众的满意度，社会力量的介入是个好的方式。一是促进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中找到重点，找到着力点，将主观上对上级负责的态度转变为一定要让群众满意的工作价值取向；二是提升公民的地区主人翁意识，增强公众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形成公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共创和谐社会。行政决策模式从关门决策走向与民沟通，已经成为诸多地方政府的共识。公民的参与有利于形成公民利益表达、利益选择、利益保障机制，有利于促进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决策的实施易于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2]李红，何坪华，刘华楠.美国政府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机制与经验启示[J].世界农业，2006，（4）.

（责任编辑：李 慧）

作者：仝尧

公民参与社会管理论文 篇3：

城市社会管理中政府主导与公民参与的互动机理

导读：城市社会管理最终目标是满足城市人的基本要求和提高城市人的生活质量。政府是城市社会管理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城市各种社会力量（包括公民）依据一定的规章制度和道德约束，参与城市社会管理。城市社会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城市社会管理集成化包括城市政府的组织集成与技术集成。当公民参与的内生需求与政府主导的制度供给相匹配时，则会对互动过程产生正向反馈作用，从而提高城市社会管理的绩效。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2.02.009

一、城市社会管理的理念与目标

城市社会领域区别于城市经济、政治领域的关键之处，在于它是一个以人和人的关系为中心，由人们自主结合成的复杂的城市关系领域。因此，城市社会管理的一般目标，是为了解决城市社会问题，维护城市社会公共秩序。人们对于私域部门实行的顾客满意战略往往有了充分的理解，在2000版的ISO9000族中，质量管理8项原则的第一条就是“以顾客为关注焦点”。可见，“顾客满意”的思想已经贯穿于2000版的ISO9000的整个体系，体现在质量管理的全过程。根据新公共管理理论，“城市人民”是城市社会管理部门的“顾客”。新公共管理理论视角下的城市社会管理的受益者是人民，城市社会管理中的公众（公民）满意战略是指在体验城市社会管理工作的过程中，人民的需求得到满足，人民的期望与实际感受相一致，从而使人民产生肯定、愉悦、满足的积极心态。城市社会管理最终目标是满足人们（空间和时间上的所有人）的基本要求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新公共管理理论视角下的城市社会管理模式认为，对经济增长和城市综合实力的关注是必要的，但它需要服务于以人为本位的可居住性和可持续性的城市。这种可持续发展观的根本目标和价值取向，既不是传统的以掠夺自然、征服自然为特征的极端人类主义，也不是将人类利益等同于草木禽兽的极端自然主义。这种人本观强调要以整个人类的利益为本位而不是局部意义上的人本位，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富人必须抑制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以给穷人提供充分的生存发展空间（所谓代内公平）；二是当代人必须有节制地处理发展问题，以便后代人保持进一步的发展潜力（所谓代际公平）。由于现代城市社会管理既强调维护社会的整体性，又强调尊重并扩展社会成员的自主性，因此现代城市社会管理追求经济、社会、环境三者的整合和协调发展，而不是其中某个单系统的发展，并遵循一定背景所构成的匹配关系整体最优的发展原则。

二、城市社会管理的多元参与主体

社会管理的特质决定了社会管理的主体具有多元性，因而现代城市社会管理目标要求引进第三部门等新的组织要素，建立由政府、企业、社会组成的多元化的城市社会治理结构，要求综合运用国家机制与政府组织、市场机制与营利组织、社会机构与公共组织这三套关系性工具。在多元主体的城市社会管理模式中，政府是城市社会管理的组织者和指挥者，而城市各种社会力量（如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和公民）则依据一定的规章制度和道德约束，规范并制约自身行为，进行社会自治管理和社会自我协调。

（一）城市社会管理中的政府主导

在多元主体的城市社会管理模式中，政府是城市社会管理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其基本职能是对有关社会关系和社会事务进行规范和制约，同时，城市政府又是城市社会管理的最终责任主体，在关键的社会管理事务上必须发挥主导性作用。城市社会管理有两层含义：一是城市政府对社会的管理，二是城市社会的自我管理。之所以要专门强调城市社会管理中的社会自主性，是因为当前政府对城市社会组织的干预仍然过多，过多的干预就可能出现如下政府失灵现象：（1）管不了，即城市政府社会管理跟不上时代的变迁（中国城市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时代变迁），该管的没有管，使得官僚制城市政府的职能转变与城市的不断提速、城市品位要求的提高、经营城市范围的扩大，构成了尖锐的社会矛盾。（2）管不好，即城市政府社会管理有效果却无效率，造成公共资源的稀缺、政府财政的困顿和资源的浪费、高成本的管理。许多城市政府部门分割，造成城市社会的管理多头、信息分割。（3）管错了，即不该由城市政府管的，城市政府管了。例如管理职能过大，权限畸形膨胀，政企、政事不分，部门职能重叠，造成九龙治水的僵局。

要改变城市政府失灵问题，就需要城市政府逐步还权于城市社会，更多履行公正的裁判者职能，有效地规范、监督与评估城市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成长。城市政府在社会管理事务上的主导性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对公民、社会组织与社会自治所不能解决的城市社会事务的管理，这些社会事务涉及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需要依靠政府资源和权威加以解决；第二，维护城市社会公平与稳定，具体包括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秩序、协调社会利益、实施社会政策、培育并规范社会组织、提供社会安全网、解决社会危机等；第三，制定城市社会政策，这是城市政府管理社会的主要方式和基本措施，具体表现在赋予能力上，即政府通过采取鼓励性措施，激发城市发展中主体的积极性，使之结成伙伴关系，共同为推进城市的发展而协同管理；第四，要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包括城市政府在内的各主体参与管理的地位，并通过把政府改革的措施上升为一定层次的法律、规章，减少行政改革的不稳定性；第五，在城市行政管理内部强调依法行政，对权力进行监督和约束，防止权力的滥用和错用。

（二）城市社会管理中的公民参与

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的职能是掌舵而不是划桨。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变革的基本路径是从政府本位走向社会本位，因此，城市政府应广泛采取授权或分权的方式进行管理，如建立公益性的非政府机构，加强公民参与城市社会管理，特别是加强公众参与制度的建立。公民是城市社会管理主体中的基础细胞，公民的参与使城市社会管理的机制从被动外推转化为内在参与，而公众参与城市社会管理的关键在于培养一条信息流的渠道。首先，要培养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其次，要有信息流动的渠道，如通过媒体、上网、听证会、电话、信件等形式收集公众的意见；最后，要有信息反馈机制，让公众知道城市政府是否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为什么没采纳。

在多元主体的城市社会管理模式中，第三政府（如非政府组织、社会中介）一方面提供专业服务，另一方面又是联系社会、企业与政府的纽带，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公众参与决策的组织者和代表。但从社区基层组织现状看，我国主要是街道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街道委员会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所以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区组织，这样，居民委员会就成了中国特色的社区。但是，居委会成立的过程十分粗糙，居民不被重视，居委会工作人员通常素质低，因此需要挖掘其功能，改革选举程序，充实高素质人才，提高对居委会的认识。另外，在行业性中介组织方面，现实情况是许多社团和协会实质上是政府的派出体或与政府藕断丝连，工作人员享受公务员待遇，财政上也和政府连在一起，难以发挥其社会公众和城市政府间的中介作用，因此，需要培养真正独立功能的中介组织和公共事业组织。公共事业组织主要指由政府组织改制而来，包括教育科研机构，有人称之为准政府组织的中介组织。

三、基于政府主导的城市社会管理集成

分工和集成是管理活动的基本内容，系统集成的管理特征是“局部分工，整体集成”，它追求整体效率和服务质量的提高。如上所述，城市政府是城市社会管理的最终责任主体，在关键的社会管理事务上发挥主导性作用。但城市社会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而集成化对于解决复杂系统工程问题、获得综合社会效益，提供了现实可行的途径。因此，城市社会管理集成化是城市社会管理的发展趋势之一，是基于政府主导的城市社会管理集成化，要求城市政府进行组织集成和技术集成。

（一）城市政府的组织集成：建构新型网络组织单元

田毅鹏教授（2001年）认为，从长时段的视角俯瞰世界城市化的进程，我们会发现当代城市发展一个值得注意的总体性演进趋向——都市过密化。都市过密表现为越来越多的人集聚到大城市当中。例如，1990年时上海全市常住人口为1334万人，到2009年末则升至1921万人。过密都市在以其超强的经济、文化辐射力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严重的社会风险，给城市社会管理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果我们还固步自封地沿用传统计划时期的掌控手段去管理这些特大城市，将可能带来更大的社会风险。

传统的城市政府是在“分而治之”的指导思想下完成的，呈现出典型的“树形分支结构”。在这种组织结构中，一个部门或一个组织单元管理一类任务，处理一类问题，是“一一对应”的“面向问题”的管理。随着社会管理对象复杂程度的提高，传统的城市政府组织机构在划分管理对象、管理任务时出现了“管理重叠”和“管理真空”，形成了较多事务上的谁都管、谁都不管、谁都管不了的混乱局面，从而影响城市政府对公众服务的质量和公众的满意度。因此，城市政府的组织结构变革就在于实现城市政府管理部门的集成，构建网络式的城市政府组织结构，以实现“面对对象”的管理。城市政府组织的集成是原有的组织结构中的工作人员或组织单元通过高效的联系跨越既有的组织界限，灵活组建新的面向不同对象的网络组织单元，以实施均等的社会管理和服务，更好地面向公众，更好地服务于以人为本位的城市，以实现公众满意的社会管理目标。

（二）城市政府的技术集成：建构集成化的电子政府

技术集成包括软件和硬件技术、网络和光纤通讯技术等，在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和地方行政办公网的基础上建立城市管理信息系统，以实现高效传递、信息共享、组织协调。面向公众满意的城市社会管理的技术集成要求构筑集成化的电子政府，改革以机构为中心的电子政府，构筑以公众为中心集成化的城市电子政府。笔者认为，以机构为中心的电子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官僚主义作风，而以公众为中心集成化的城市电子政府能从技术集成化的层面“端正对群众的态度，增进对群众的感情”。

所谓集成化的城市电子政府，就是从城市公众的需求角度出发，在因特网上建设一个以功能驱动的对外统一发布政务等信息和提供网上业务办理的门户网站，从而为城市公众展现一个单一的政府门户。单一门户意味着一站式服务（“one-stop-shopping”），具有特定图标的Web页面不仅使公众确信他们正在使用的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由政府发起的Web站点，而且公众只需要访问一个单一的Web站点就可实现同有关政府间的互动。而以功能驱动意味着易于使用，所有的信息和服务按照一定的方式进行有机地组织，使有关的城市政府机构之间聚集、共享信息和服务传递系统，它把传统的展现在城市公众面前的众多政府机构从前端隐退到后端，有关的政府机构通过电子化协作形成强有力的后台支撑，城市公众进入城市政府门户之中只需知道所需要的信息和服务，而无须关心需要从哪个或哪些政府机构来获取所需的信息和服务。

总之，城市社会管理要求组织和技术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进一步集成，融合沟通、协调一致、共享资源，从而达到整体最优，使整个城市系统高效快捷地服务于城市公众。

四、城市社会管理的协调互动机制

（一）政府主导与公民参与的协调互动

姚迈新（2001年）认为，协同治理是现代社会管理的核心思想，协同治理强调多元主体间的合作共治，是政府部门与公民等众多公共行政主体，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等互动过程，使冲突和多元利益得到相互调适，实现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有效治理的过程。笔者认为，根据城市社会管理的政府主导与公民参与互动的作用机理，可以将二者互动发展区分为协调与不协调两种状态：当政府主导与公民参与水平基本适应时，则体现为协调互动；当政府主导与公民参与水平不相适应时，则互动作用呈现为不协调互动。而且，当公民参与的内生需求与政府主导的制度供给相匹配，则会对互动过程产生正向反馈作用，从而提高城市社会协同管理的绩效；但当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内生的公民参与需求与政府主导的制度供给不相匹配，则会产生负向反馈作用，从而阻碍城市社会协同管理的推进与合理演化。

（二）政府主导与公民参与的政府责任

面对城市社会管理的现状，要实现协同治理，需要政府担负起制度设计、网络建构、资本培育、主体创设的治理责任，否则协同治理只能够永远停留在理想或空谈的层面。城市政府需要从主体结构优化、社会网络建构、规则制度制订等方面入手。首先，在组织机构上进行有效设置，打造政府与社会间沟通联系的平台，使两者能够相互衔接、充分互动；其次，在制度设计上作出有效安排，通过重大事项调查研究和集体决策制度、重大政策专家咨询制度、公示制度、公开征求意见制度、社会风险评估机制等制度安排，让社会了解与知道政府的政策意图与真实的管理信息，同时也让城市政府把握来自社会的真实需求与反馈信息，掌握社会运行的规律与社会管理的关键环节，优化公共政策过程，增强政策过程的开放性、回应性，对社会问题和矛盾做出恰当而正确的回应，以此探索并不断完善城市社会管理的协同治理模式，切实提高城市社会管理水平。

说明：本文为2011年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课题（批准号：L2011F008）的部分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顾建键，等．政府社会管理方式创新的对策研究[J]．科学发展，2011（2）．

[2]黄静，周宇．基层社会管理的社会协同问题研究[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11（1）．

[3]田毅鹏．“过密社会”视域下城市社会管理的误区和盲点[J]．探索与争鸣，2011（2）．

[4]姚迈新．社会管理中的协同治理：从理论反思到现实观照[J]．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11（2）．

[5]陈迅，尤建新．新公共管理对中国城市管理的现实意义[J]．中国行政管理，2003（2）．

[6]诸大建．城市管理：上海面向21世纪的战略性课题[J]．同济大学学报，2001（3）．

[7]（澳）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8]芮绍阳，方同义．程序民主：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路径选择[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责任编辑：张 炜

作者：李杰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