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生态学网络文学论文

2022-04-21

关键词媒介生态；有声阅读平台；媒介生态位2011年国内首家有声阅读平台蜻蜓FM的问世标志着中国有声阅读进入了新时代。有声阅读平台构建了以“听”为主的新型阅读模式，兼具社交性和互动性，与当下社会碎片化、娱乐化的需求相契合，在相对短暂的时间里在市场上抢占一席之地，但也存在种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发展。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媒介生态学网络文学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媒介生态学网络文学论文篇1：

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构建的学理研讨

随着网络文学热潮的兴起，我国网络文学作品、作者与读者数持续攀升。据统计，截至2016年6月，网络文学用户达3.08亿，较2015年底增加1085万，占网民总体的43.3%，其中手机网络文学用户为2.81亿，占手机网民的42.8%{1}。与此同时，仅网络文学头号巨头——阅文集团旗下网站即拥有超过400万创作者队伍，收录作品超过1000万部，覆盖200余种内容品类。{2}网络文学兴盛的势头、海量的规模、巨大的影响力令人无法“选择性失明”，打造与之相匹配的评价体系和标准势在必行。2016年8月12日-14日，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网络文学研究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湖南省文联主办，《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协办，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中南大学研究基地和怀化学院承办的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网络文学研究会2016年年会暨“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构建”学术研讨会在湖南怀化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构建”的主题竞相发言，提出了颇多富有理论价值的观点。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我国网络文学研究在一代先行者的开拓、努力下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探索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构建是历史赋予当代文学学人的全新使命，网络文学价值导向的树立、批评标准的创生、文学意义的升华等均有待更多理论先贤与一线网民加以关注和探讨，以推动中国网络文学这一“印刷文明的遗腹子”和“中国特色的文化奇观”呈现健康发展的局面。

一、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新气象与评价大背景

三十年来，“在线文学”的蛮荒成长为当代文学史写下争议性注脚，在视听文化裹挟下中国网络文学“风景这边独好”，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具有先锋意义的“弯道超车”。{3}从外在形态、技术支持、传播载体，到作品类型、思想意蕴、商业模式，网络文学的变化日新月异，不断刷新和重构着文学研究与评价的背景。

从整体状貌上看，网络文学以其特有手段展现出互联网文化的新风貌，凭借“爆发式”生长改写着文学的发展谱系与时代篇章。全国网络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南大学欧阳友权教授指出，从某种程度而言，没有哪个朝代、哪个语种、哪种文学类型能达到今天中国网络文学这样的规模和巨大影响力，美国媒体称“网络文学已成为中华文化的新力量”，实为名符其实。湖南省文联陈善君认为，网络文学的异军突起丰富了中国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呈现出我国文学的创新活力。衡阳师范学院陈杨、欧卫军认为，网络文艺作为文艺与科技的结合，展现了文艺发展的新前景，激活了艺术民主和大众文艺潜能，甚至对人们的行为、思维方式造成重要影响。安徽大学吴家荣教授以“互联网+文学”来指称网络文学，指出这种文学具有情节发展的不确定性、故事结局的多变性，文学内容的心灵化、主观化，在线交互的游戏性等艺术特征，赞扬其有着令人惊叹的艺术魅力和不可限量的广阔前途。湖南科技大学李胜清教授指出，新媒体艺术不但是一种世俗性的知识形态，且是一种关于人的形而上诉求的价值意向。怀化学院党委书记谭伟平教授则预言，网络文学将会成为今后数十年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热点，甚至有可能带来中国文学的古典形态与现代形态的真正分野。

就具体类别而言，网络文学的裂变式涌现打开了大众狂欢文学的“万花筒”，文学形态改头换面，呈现新风景、凸显新特点。鲁东大学文学院何志钧教授研究了手机文艺引起的当代审美实践的变化后指出，手机在运用中与人互动，不仅形成一种生活化的关系，更形成审美化的关系，且这种审美具有鲜明的数字化、媒介化和消费化的特点。北京青年政治学院雷丽平及中南大学贺予飞分别关注着网络类型小说的大众情愫及其审美偏误，前者验证了网络类型小说作为“当代神话和白日梦”对大众心理的满足，后者对模式化、“伪个性化”、技术化的类型写作造成的文学诗性审美的被消解及小说娱乐游戏功能的强化进行了批判。闽南师范大学任毅、戢桂荣及怀化学院潘桂林分别对网络诗歌对文学精神的建构、解构及微信时代的新诗写作境遇进行了研究，任毅、戢桂荣认为，网络诗歌以虚拟空间里的精神自由为旨归，真实呈现出善恶之间人际关系的复杂样态，具体历史地传承着当下的道德伦理状态。潘桂林则指出，当前新契机下微信诗歌写作面临着狂欢化、消费化、圈子化倾向的挑战与诗歌普及、沉淀精品、塑造品牌、保持纯粹等难得的机遇并存的现实。湖南师范大学岳凯华教授、衡阳师范学院讲师文玲分别讨论了网络文学对网络影视的影响和桐华小说的影视改编与艺术特色，指出网络文学的IP价值是网络影视发展的重要动力，桐华的清穿文小说正是将闪回、蒙太奇等电影语言应用于文学，促成网络文学与影视作品联姻、实现双赢的典范。

网络文学的发展并非只有乐观的一面，其同样存在多种不足，突出反映在“大而不强”“多而不优”“良莠并存”等问题上，亟待引导。欧阳友权教授将当前网络文学的不足總结为“三个不匹配”：即数量和质量的不匹配，效益追求与人文审美的不匹配，技术强势和艺术优势不匹配。陈杨、欧卫军指出，网络文艺整体质量偏低，作品类型化、同质化，重视娱乐、担当薄弱等问题明显，呼吁要处理好文艺与技术之间、文艺与市场之间、文艺与大众化之间的“三重关系”，不让网络文艺空洞无物、哗众取宠、唯点击率。着眼于现有问题的改进，怀化学院罗先海提出，“文学编年史”是一种介入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研究的新方法，可利用其对网络文学（含网络文学批评）“入史”以及网络文学学科构建产生积极作用。湖南邵阳市文联主席张千山则提出，文字数据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的背景下，对网络文学应实行分层建设，以实现科学疏导之目的。

二、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探索：重要性、必要性、可能性

在当下，研究、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切实加强和改进网络文学创作与评论，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倡培育健康向上网络文化、营造天朗地清网络空间的要求，也是网络文学研究与实践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基本立场在大会上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认同。

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构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关系国家宣传文化战略的落实、大众的文化生活质量与我国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湖南理工学院余三定教授认为，网络文学发展到今天，成果、影响都非常之大，在人们的文学生活中占有了重要地位，在此背景下，讨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构建，适逢其时。欧阳友权教授指出，目前我国网络文学已成为现象级的文化现象，它关涉国家意识形态和当代文化建设，关涉国家话语权和新媒体阵地的掌控，关涉大众文化消费、国民阅读和青少年的成长，关涉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建构、文化软实力的打造和国家形象传播，研究网络文学并构建评价体系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再到学界、文学界，都既无法忽视，也绕不过的。中南大学聂庆璞副教授从文学网站社会责任的伦理维度亦提出，文学网站作为特殊的企业主体理应承担审美引导、网络空间管理、文化传承责任等责任伦理，政府应积极加以管理和引导，确保其坚守道德底线、多发具有健康审美趣味的作品。

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构建之所以必要，是由于网络文学评价与传统文学评价存在鲜明差异，当前已有评价体系的错乱局面不利于文学批评功能的实现，唯有逐步建立、完善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才能推动网络文学学科发展与影响力正确发挥。山东师范大学周志雄教授指出，那些认为原有的文学评价体系就是网络文学的评价体系不需要另外再建的观点看似不无道理，但对网络文学的发展却毫无意义，用传统文学的评价标准来评价网络文学，难免是隔靴搔痒而不得要领。中南大学欧阳文风教授分析，当前多媒体时代的文艺评论正经历着破除与新生的辗转历程，呈现“失联”状况下的漫议与喧闹、热闹表象下的混乱与贫瘠、多元语境下的迷茫与无力三重景象，这些负面影响的消除呼唤文艺评论要利用媒介融合、重塑批评范式。苏州大学房伟教授认为，当下的网络文学批评存在着虚假繁荣问题，无法像经典文学批评一样对传统文学起作用，背后是批评有效性的缺失和混乱，这呼唤着网络文学批评体系的建成，重塑文学批评的尊严和权威性。

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构建之所以可能，建立在过去二十余年的思想、理论、人才与资源积累之上，植根于我国网络文学研究与实践的现实土壤，并非是空中楼阁式的幻想。一方面，随着网络文学的兴盛投身该领域的学者不断增多，人才集聚，本次会议吸引了上百名专家参与即是明证，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学者们已对网络文学进行了大量基础性研究，这些研究为接下来的评价与话语体系探讨奠定了基石。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王庭戡代表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高度强调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构建的政治意义，并介绍，中国文联自2014年成立上述一中心一协会以来，开通运营了中国文艺评论网，主办了“中国文艺评论”和“青评”微信公众号，创办了《中国文艺评论》月刊，2016年度又牵头开展了网络文艺评论专题调研，并专门成立网络文艺委员会，以实际行动促进网络文艺评论工作。湖南大学罗宗宇教授指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目前学界尚无定论，广大学者正在进行的积极探讨正是该学科领域发展的深入、自觉与反思，也是网络文学学科理论自身完善的需要。网民自发式的在线评价也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构建提供了参考。中南大学程海威介绍，在网络第一原创网文评论网站——“龙的天空”论坛上，网络文学批评者数量超过万人，原创网络文学评论超过3000篇，网民批评在民间孕育、发展，以网言网语冲击着传统批评专业论述，以网民意志改写着文学评价的价值标准，成为了许多年轻人接触文学批评的第一方式。

三、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构建：困境、原则与路径

网络文学的特性、现状及网络批评的现状决定了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构建存在诸多困难，这些困难的克服需要相关研究者充分汲取传统文学批评的理论营养，深入网络文学现场，以合理的方法力求突破。

湘潭大学季水河教授概括，我国网络文学评价总体上遭遇着四重困境：一是网络文学作品海量，动辄上千万字，研究者阅读量有限，难以成为合格的批评家；二是网络文学研究成果多通过传统渠道出版，而非放在网络上供网络文学创作者、读者阅读，导致了文学批评载体与对象的分裂；三是网络文学批评的“在场”要求批评者“快跑”，而文学评论本身需要“慢思”，两者构成了矛盾；四是当前的评价机制与网络文学研究与评价相背离，易导致研究者工作与生存要求的相悖。对此，欧阳友权教授指出，推动网络文学批评、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可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要吸收更多新鲜力量，包括硕、博士及广大青年教师等加入网络批评阵营；二是建议“学院派”要更多关注网络文学研究与批评，并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三是研究者要密切关注网络文学场的变化，把握好网络文学的过去-现在-未来时；四是以“从上网开始、从阅读出发”为方针，回到网络现场，阅读网络作品，增强发言权。

针对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构建原则与路径，学者们纷纷发表了看法。杭州师范大学刘克敌教授提出，网络文学评价应坚持两个原则：一是网络文学无论写什么和怎么写，“文学性”是核心。二是无论运用最低标准还是理想标准，都须注意“网络”因素对文学活动的复杂影响。杭州师范大学单小曦教授认为，越是走进中国网络文学，越不能丢掉学理立场和价值评判，从媒介存在论批评视角出发，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建构应遵循合理的价值预设和历史性、语境化两大原则，把文学批评及其标准看成一定历史、语境中的具体存在。滨州学院李盛涛副教授提出了文化生态学作为言说中国网络文学的方法论式的有效理论话语形态对网络文学评价的意义，即文化生态学的整体主义原则有利于发掘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场中的生态位和全面把握网络小说的叙事表征，文化生态学的建构立场与网络文学的文学史建构等存在内在呼应性。欧阳文风教授建议，网络文学批评应抓住三个着眼点：一是批评家要积极主动、有深度地走進网络文学现场；二是要做一个普通读者，客观平等地面对网络文学作品；三是要当好精神引领人，通过大众喜闻乐见的批评实现文学理想。周志雄教授还提出了阅读分析法和系统研究法两种建立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路径。

四、网络文学评价：主要维度与评价指标

网络文学评价体系不可能凭空捏造出来，而应当是既继承传统审美经验，又结合网络文学独有特性的产物，应具有科学依据与现实说服力。对网络文学评价的维度与指标，与会专家展开了学术论剑，观点碰撞之中涌现出颇多真知灼见。

一是对把已有文学评价标准简单套用于网络文学评价的观点进行了驳斥，表达了不同意见。单小曦教授指出，当前学界对网络文学评价存在三种代表性观点，其中：“普遍文学评价说”视精英文学评价标准为文学的普遍、一致标准，体现的是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和文化霸权心态；“通俗文学评价说”混淆了印刷文学和网络文学的界限，将网络文学混同于通俗文学，拉低了其价值；“综合多维评价说”，试图全面把握网络文学的评价尺度，但隐含着评价尺度的双重性和矛盾性。以媒介存在论批评视角建构的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应由网络功能发挥尺度、跨媒介及跨艺类尺度、技术性-艺术性-商业性融合尺度、“虚拟世界”开拓尺度、主体网络间性与合作生产尺度、“数字此在”对存在意义领悟尺度、“数字现代主义”美学尺度等多尺度体系整体构成。厦门大学黄鸣奋教授指出，“地域性”是文学在地方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概念，传统文学以地域性为主导，但具有去地域性，在地域性与去地域性的矛盾中发展，网络文学以在线性为主导，但包含了地域性，在地域性与在线性的矛盾中发展，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全球卫星定位技术已经为网络文学的重新地域化开辟了道路，网络文学评价应注意文学评价体系基点从地域性、在线性到定位性的变迁，并遵循这种规律。周志雄教授肯定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立足于传统文学评价体系之上，同时强调要系统地考评网络文学，建立有相应的价值、理论、审美、文化、技术、接受、市场维度的一种开放的、综合的、多维的话语体系。

二是从网络文学的核心要素与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实践出发，或参考民间网络文学批评现况，探讨具有网络文学特色的评价尺度。如长江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朱国华教授结合自己作为最早触网的文学从业者之一的经历及与现场专家的思想交流、碰撞指出，网络文学评价不仅要着眼于技术层面，还应与社会学相结合，不仅要抓住网络文学的“网络性”还要抓住其“文学性”，在关注其市场化的一面的同时要回归到人文审美角度考虑问题，而不是“为资本家说话”。衡阳师范学院任美衡教授认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构建须明确网络文学的评价指标是综合的、新颖的与创造的，坚持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是复杂的、动态的、多层面的、开拓的，认识到网络文学评价体系之建构所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从网站到社会，从读者到作品，从灌水到改编，从点击率到传统文学批评无所不包，其涉及了众多学科并应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世界网络文学、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成果加以借鉴。刘克敌教授提出了含四条主要评判尺度的网络文学评价体系，主张通过判别网络文学作品的创新性或者艺术独创性如何通过“网络”因素而体现，艺术想象力的丰富性、奇特性是否合理运用，语言的运用是否既注意“网络”因素和当代日常用语的结合又能从传统文学语言体系汲取营养，对娱乐性、可读性的追求是否与艺术性追求相对平衡和统一来定夺作品的好壞优劣。中南大学禹建湘教授在充分利用相关研究文献、开展大量走访调查、征询有关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建立起包括政治导向、文学生产、文化服务、受众反应、社会影响、内部制度、队伍建设等7个要素层共36个指标在内的文学网站社会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的开拓为网络文学作品的综合评价体系建构提供了重要参考。此外，贵州财经大学周兴杰教授，以“更”字为线索阐述了网络文学批评体系构建过程中注重读者批评话语和学者批评话语二者间沟通的重要性。中国地质大学李玉萍将网络小说的价值流变视为网络小说评价的重要因子。中南大学程海威介绍了草根网民原创网络文学评论的发展情况，解读了一些网友提出的由“力量”（表达明确）、“敏捷”（结构清晰）、“体质”（逻辑严谨）、“智力”（理论扎实）、“感知”（观察敏锐）、“魅力”（文采感人）6项指标构成的网络文学评价标准体系。

欧阳友权教授在大会总结发言中指出：网络文学永远是变化不拘的，一代代创作者作品不一样，模式也是花样百出，探索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构建并非是要建立一个固定、僵死的体系，就可以完成任务、高枕无忧，那是绝无可能的。从传统文学的评价来看，哪怕是精英文学的评价至今学界仍存在诸多分歧和争议。可见，在文学评价领域，没有一统天下的评价标准，更无恒定不变的评价体系，任何一个真理的追求都永远在路上，人们只能得到真理的颗粒，却不可能到达真理的终点，只能把对“无限”的追求变成“无限追求”。从这个角度来说，呼吁更多学者加盟网络文学批评实践，是永无止境的事，这一代学人的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研究，依然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6年7月）[EB/OL].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官网.（2016-08-03）[2016-08-25].http：//www.cnnic.cn/gywm/xwzx/rdxw/

2016/201608/W020160803204144417902.pdf.

②轩召强：《阅文集团力推“生态共营”？打造IP商业2.0时代》.人民网，http：//sh.people.com.cn/n2/2016/

0607/c137167-28471415.html.

③李敬泽、邵燕君、陈晓明：《野蛮生长后中国网络文学已成世界奇观》，《北京青年报》2016年6月14日。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佘晔

作者：程海威李树

媒介生态学网络文学论文篇2：

媒介生态学视阈下有声阅读平台发展探析

关键词媒介生态；有声阅读平台；媒介生态位

2011年国内首家有声阅读平台蜻蜓FM的问世标志着中国有声阅读进入了新时代。有声阅读平台构建了以“听”为主的新型阅读模式，兼具社交性和互动性，与当下社会碎片化、娱乐化的需求相契合，在相对短暂的时间里在市场上抢占一席之地，但也存在种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发展。
1 媒介生态学概述

媒介生态学是一个合成词，它是媒介与生态学的结合。“生态学”一词源于生物学，1866年由德国动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率先提出，并将其定义为“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其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 1 ]到了20世纪40年代，众多学科展开有关生态学问题的研究，生态学开始出现分支，“媒介生态学”也因此出现在人们视野之中。20世纪60年代，美国媒体文化批评家尼尔·波兹曼，首次正式将媒介生态纳入媒介研究学术领域，他将媒介作为环境来研究，他认为：“媒介生态学是考察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们的知觉、理解、情感与价值判断，以及我们如何就媒介促进或妨碍人的生存状态而采取对策。”[2]在其学术领导下，媒介生态学的理论范式逐渐形成。清华大学的尹鸿教授最先提出中国的媒介生态学概念，2001年浙江大学邵培仁教授发表了《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和《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两篇论文，引发了国内关于媒介生态的探讨。随后，媒介生态学逐渐成为国内人们话题，很多国内学者纷纷展开媒介生态学研究。媒介生态学以一种全局的视角，着眼于媒介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整体以及与外界生态的深刻关联，内外联合，形成良性循环。
2 有声阅读平台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内部，任何个体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有其生存的环境和发展的因素，一个完整的媒介生态系统应该是由传播外生态环境、传播内生态环境和传播媒介自身三方面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动态平衡系统[ 3 ]。

2.1 传播外生态

传播外生态环境是媒介发展的外部因素，包括有声阅读平台所处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与技术环境。

有声阅读平台发展时间较短，市场准入机制逐步健全，版权法制进一步改善，法律法治体系更加完备，且十八大以来，国家大力发展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文化部积极开展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工作，有声阅读平台有着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

国民经济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居民消费能力提升，消费需求多样。有声阅读平台自身资行业发展长期向好，资本变现能力增强，取得资本关注并获得多轮融资，行业自身发展有一系列衍生链，为其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

社会快节奏生活，碎片化时间增多，人们逐渐在上下班途中、休息间隙、睡前等形成阅读习惯。有声读物平台具有短平快的特点，阅读内容多元化、娱乐化、立体化，且人们可以及时阅读并获取资讯。

有声读物平台利用移动音频播放内容，5G时代平台音频播放更加流畅，加速了传播效率，带来下沉式体验。“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数据分析能力增强，了解用户喜好度，精准定位用户需求，推送个性化内容。

2.2 传媒内生态

媒介的时空生态位是指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在时间资源和空间资源上的分化。有声读物平台依托PC端、手机等各种电子设备，受众不受时空限制，利用移动设备随时随地发布音频或信息。

媒介的内容生态位是媒介内容的呈现特点，即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在内容资源上分化。平台有PGC、UGC、PUGC等内容生成模式，专业的演播团队产品高质量化，艺术制作专业化；有声阅读平台“低门槛化”，鼓励用户参与内容制作，培养了更多的演播爱好者成为专业的演播人才，内容生成模式多样化，平台内容参差不齐。有声读物平台与电台、广播、日报等传统媒体协同发展，与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平台联合，一体多用，收听内容丰富，种类多样，且音频时间较短，随播随停，方便快捷。多平台联动传播，传播范围扩大，传播渠道扩充，有效整合了内容资源和媒介资源，跨越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等多个平台的界限，立体化发展。

媒介的功能生态位是媒介传递信息的内容属性，媒介具有何种特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传播怎样的内容。音频内容老少皆宜，种类丰富，且言简意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知识鸿沟，拓宽了受众可接触的知识图谱，有声阅读平台的知识传播功能得以凸显。平台利用多种技术手段，根据受众的兴趣（对某一作品的点击频率）推荐精品，提供垂直化、精细化的信息，发挥自身在垂直领域生态资源作用的最大化，在虚拟空间构建新的听觉体验，给予受众身心娱乐的空间，有限的时间内汲取营养，深刻改变了受众的生活和学习习惯，充分发挥了声音的伴随性特征。

媒介的营养生态位就是媒介在传播过程中能够汲取到的资源。邵培仁教授曾指出“受众资源与广告资源是当代新闻媒介的基础营养生态位。”[ 4 ]“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人们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主动接触和使用媒介。有声读物平台内容范围跨度较大，婴幼儿、花甲老人等都是受众，受众资源丰富，有声阅读的碎片化信息和以“听”为主的阅读模式能够满足受众睡觉听、开车时听，从而影响受众的使用习惯，能够推动受众主动使用媒介产品。受众在新媒体平台转载或发布与有声阅读平台相关内容，形成“二次传播”。有声阅读平台覆盖群体较大，推出了一系列的衍生链，平台资本变现能力强，市场空间与产值十分可观，吸引大量广告主，其投放意向和營销预算分配也逐年增加，广告主借助有声阅读平台的专业技术和影响力，在音频内容播放前后插播具有品牌特色的广告，增加受众接触机会。
3 有声阅读平台生态失衡

媒介是“社会公器”和“国家喉舌”，它在大众传播中的任何失控或失衡都会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产生极其巨大的影响，对已经形成的生态平衡关系造成破坏[5]。有声阅读平台发展时间较短，存在生态失衡的问题。

3.1 受众主体性削弱，身处“信息茧房”

“算法推荐”等数字技术已成为新媒体平台为受众提供个性化服务的重要手段之一。有声阅读平台也是信息交流的媒介，数字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平台信息泛滥的问题，但易形成“过滤气泡”，导致受众身处“信息茧房”之中，不易接受新的音频内容；长期推荐同一类型的音频内容，用户易听觉疲倦，产生厌烦感，受众体验变差，传播范围窄。一旦受众无意中收听了虚假信息，而算法持续推荐这类消息，会引发“回音室”“群体极化”等效应，使虚假信息在无形之中得以传播，长此以往，用户失去辨别信息的能力，沉迷于平台构建的拟态环境里，用户信息认知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3.2 内容重叠，同质化严重

在数字技术蓬勃发展的十几年中，App类有声阅读层出不穷，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有声阅读平台内容生态位重叠，同质化严重，音频内容缺乏创新，在同类竞争中不具备极大的优势。为迎合年轻用户需求，紧跟社会热度，打造IP作品已是有声阅读平台营销手段之一，同时，音频分发渠道单一，主要集中于微信、微博等自身已聚集大量用户的社交媒体，同质化现象加剧，用户易审视疲劳。目前，市场上的音频内容制作独家使用，而专业的广播公司在内容制作的核心环节上存在较大的市场缺口，制作高质量的音频内容需要长时间打磨，且制作过程需要专业水平的演播者以及精心的策划和编辑，导致内容制作水平参差不齐，高质量作品的匮乏，已成为平台发展的瓶颈。

3.3 流量至上，弱化“把关人”

新媒体时代，人们话语空间扩大，平台为了自身发展，用户准入门槛低，PGC生产的重要内容有限，UGC为博取“眼球”，内容质量难以把握。平台依靠用户流量盈利，为吸引眼球，平台及其创作者缺乏法律意识，版权意识淡薄，创新能力不强，选题策划、内容设置和风格等方面雷同，并且随意转载、未經许可篡改内容、二次编辑时未标明出处等盗版、侵权现象层出不穷。天眼查数据显示，自2014年迄今，喜马拉雅FM因擅自发布IP作品的版权官司从未间断。同时，内容没有做到分龄，混杂了不适合孩子的内容；平台播放的经典文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内容、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品比较少，播放量也不及网络文学作品。有声阅读平台构建的“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具有一定差距，需要做好“把关人”，对信息进行疏导和抑制。
4 有声阅读平台生态环境治理策略

有声阅读平台置身于媒介生态环境之中，其生态失衡的问题，需要将生态环境内部各个参与主体纳入治理范围，重视各个参与主体的发展，以个体的发展推动整个有声阅读平台的发展，内外部生态环境联动发展，实现整个有声阅读平台的生态环境平衡发展。

4.1 生态位特化，营造积极健康的发展氛围

平台生态位特化，规范自身行为，专注于局部市场竞争，为平台自身发展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有声阅读平台作为行为主体，算法推荐与主动干预并存，深化学习，增强预测能力，关注受众需求和兴趣，不断更新消费者标签和用户画像，对算法推荐及时调整，并且设置主流价值观专栏，避免信息噪音的出现，引导受众积极主动学习主旋律，调动受众学习主流价值观的主观能动性。受众是内容接受主体，受众需对平台自身的特点有所了解，提高自身辨别能力，理性客观地运用平台，不轻信谣言，防止误入“信息茧房”。网络的匿名性使受众责任弱化，受众自身加强自律，规范自身的行为举止，不做谣言的传播者，合理运用有声阅读平台。

4.2 生态位泛化，拓展生态位宽度

有声阅读平台积极吸纳其他异类平台的优势生态位，将自身价值最大化，既规避了与异类平台竞争，又能实现多方位的传播，拓宽其生态位宽度。内容是有声阅读发展的关键，差异化内容、原创内容是其拥有长久生命力、影响力、发展力的核心要义，有声阅读平台要从“流量型”转为“价值型”，形成专业化、全面化、深度化的平台特色，整合资源，避免“信息孤岛”；借鉴“长尾理论”，与图书馆深度合作，图书馆作为保存、传承和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场所，拥有海量的用户资源和品牌效益，与其合作不仅能有效发挥图书馆的馆藏资源，还能提升平台自身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制造良好的平台形象和口碑。演播者是平台内容呈现的主体，平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注重演播者的质量，建立奖励机制，鼓励演播者创造兼具娱乐性和知识性的音频内容。

4.3 生态位优化，固化用户黏性

有声阅读平台在不同的竞争环境中优化自己的生态位，错位竞争，形成自身特色，对其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声阅读平台加强行业自律，建立审核机制，完善审核标准，从关键词、主题等不同方面筛选不良信息，做好内容把关；建立健全版权保护打击违法违规的行为，定期进行法律知识宣讲，提高平台内部的法律意识。上下班出行、休息间隙、驾车等这些特定的时间已成为了受众使用的一个高峰期。有声阅读平台与车载市场、可穿戴设备、三大运营商等合作，打造沉浸式阅读和场景化阅读，保障用户播放的流畅度，充分发挥音频内容的伴随性特征。而且还应注重受众使用习惯，打造优质的内容和舒适的平台操作界面。优质的内容能够有效地吸引用户注意力，舒适的平台操作界面可以让用户高效搜寻内容，注重受众反馈，开辟论坛，了解受众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采纳受众提出的建议，形成良性互动。
5 结语

有声阅读平台是借助听觉来接受外界信息的新型媒介交流方式，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位优势，却也存在着内容同质化、“把关人”功能缺失、“信息茧房”等现象，为适应激烈的竞争环境不断调整发展策略，内外生态协调发展，错位竞争，形成专业化、全面化、深度化的平台。除此之外，“有声阅读”又称为“有声书”，它也是依托耳朵的新型阅读方式，不能一味追求商业价值，而忽略的书的价值，书是人类历史的传承，是文化一种物化形式，目前市场上有声阅读平台差异化明显，内容质量参差不齐，有声阅读平台作为内容型的平台，在内容生产和形式上最大限度的发挥书籍的作用，在无形之中赋予有声阅读平台文化气息，提升平台的认同感，给予受众良好的媒介使用形象，从“流量型”向“价值型”转型。

参考文献

[1]杨忠直.企业生态学引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8.

[2]魏先努，周文.媒介生态学研究综述[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9（1）：137-140.

[3]周亚楠，赵红艳.媒介生态学视角下移动短视频新闻研究[J].新媒体研究，2019（6）：28-29.

[4]邵培仁.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J].新闻界，2001（5）：26-27.

[5]邵培仁.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J].新闻大学，2001（4）：20-22，45.

作者：郭佳

媒介生态学网络文学论文篇3：

网络文学：新媒介现实主义的崛起

摘要：在新媒介语境下，现实主义的创作及理论面临着新的审视与重铸。网络文学的“架空”写作并不全然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网络社会的“新现实”，表现了新媒介现实主义的崛起。数字媒介带来了虚拟生存，它并不是远离现实的存在，而是在日常生活内部起作用的数码化现实。数码化现实并不是直接表现为网络文学的内容，而是从各种欲望叙事的背后折射出来。在后现代社会中，隐伏在大众文化根底的无意识，实际上更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的现实与症候。

关键词：网络文学;新媒介现实主义;虚拟生存

最近，网络文学与现实主义的话题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一些学者呼吁网络文学应重视现实主义题材，与之相应，创作上也出现以《复兴之路》《大国重工》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热潮。这种理论与创作倾向值得充分肯定，但我们也需要注意到，在新媒介语境下，现实主义的创作及理论也面临着新的审视与重铸。在笔者看来，网络文学并没有全然逃避现实，而是表现了新媒介现实主义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网络社会的“新现实”。

一、网络文学的“架空”与对现实的“逃避”

网络文学的幻想性非常突出，充满各种异世大陆、人神混杂、奇玄异能与平行穿越的描写，这种突出的想象力在网络文学兴起不久就表现出来。参与创办著名网文论坛“龙的天空”的“weid”（段伟）认为，2000年左右，一个“大幻想时代”崛起了，“玄幻、奇幻、科幻，三者所构成的大幻想题材，成为这一时期原创小说的创作主流，它们脱离了传统类型小说的古典背景，或异世大陆、或魔法位面、或星辰大海。在文本审美上，有了极大的突破”①。一些学者也敏锐地感受到文学创作的这种变化。例如，张颐武认为，“最近我们的文学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趋向是大量神怪、玄幻、灵异小说开始出现。这些小说存在着一种‘架空性’值得我们高度关切。所谓‘架空性’乃是创造一个和当下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②。

习惯了传统文学滞重的现实描绘的学者们，对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感到不适应。除了“架空”，人们还用“玄幻”一词来描述这种惊奇感。“玄幻”尽管现在指一种更带东方色彩的幻想小说类型，但这个词最开始在中国得到应用时，实际上传达的是这种震惊。作家叶永烈说：“玄幻小说是最近兴起的，它建立在玄想之上，强调一个‘玄’字……从创作层面讲，玄幻小说作者比科幻小说作者创作更自由，不需要受科學依据的束缚，有更多的发挥空间。”③简言之，所谓“玄想”就是想象的极大自由度。基于这种理解，学者陶东风指出：“‘玄幻文学’的两个关键词分别是‘玄’和‘幻’。‘玄’为不可思议、超越常规、匪夷所思;‘幻’为虚幻、不真实，突出其和现实世界的差异。”④

这种玄想的自由一直延续至今，构成了当下网络文学的主流写作模式。那么，网络文学为什么会爆发出这种前所未有的架空性想象呢？张颐武试图从物质主义角度解释。他认为网络文学“没有中国‘现代性’的幻想文学的那种强烈的感时忧国的意识”，“而是非常轻灵自如的片刻想象的产物”。⑤造成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伴随着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到来，中国青少年开始享有更多自由和物质性满足，“当日常生活的基本满足不再成为问题，幻想文学也就有了自己更加坚实的物质性的基础”⑥。

联系网络文学的内容描写来看，张颐武这一说法值得商榷。网络文学超现实的幻想世界并不是远离日常生活的，恰好相反，它迎合的是读者幻想实现的各种物质性的欲望。正如某写手所说：“其实龙空众们很早就公认出现在网文的本质是成功学，赚更多的钱、泡更好的妞、得到更高的权势与力量。不管小说写的有多白，多烂，都有人看，因为无数人要用网文来满足自己在现实中的欲望饥渴。”⑦网络文学中的这种欲望幻想确实与张颐武所说的“全球化”“市场化”时代的到来有关，但写手们投身幻想世界并不是因为摆脱了物质主义，恰好是为了投射物质主义。在笔者看来，网络文学的架空性写作在根本上源自网络社会的新现实。在理解这一点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学界如何评价这种架空。

张颐武认为，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看，“这种‘架空’就是一种凭空而来的想象，一种‘脱历史’和‘脱社会’的对于世界的再度编织和结构。它们并不反映我们的现实，反而是创造一个现实……这里有一切，却并不是我们生存的空间”⑧。尽管认为架空脱离现实，但如前所述，他认为这是中国市场化时代物质丰盛的结果，因而这种幻想具有合理性。

王干则借用李商隐“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诗句，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基本是“问苍生”的文学，而网络文学主要是“问鬼神”的文学。这种“问鬼神”的文学之所以出现，原因就在于我们当下社会没有“五四”文学所要面对的“生存的困扰”了。因此，网络文学的价值就在于把中国固有的由《山海经》《西游记》《聊斋志异》等作品构成的“问鬼神”的文学传统“重新续接起来”⑨。

显然，张颐武与王干的思路与态度颇为一致，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都认为网络文学的世界想象“脱离现实”，但都强调这种脱离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时代已经摆脱了“生存”问题，网络文学开启了传统文学之外的另一种写作的可能。

与张颐武、王干肯定网络文学的架空不同，陶东风严厉地批评了网络文学的架空性。他认为应分不同层次来理解“架空性”：第一个层次的“架空性”是从艺术手段着眼，指的是作家在反映社会历史的时候采取了一种超现实的手段，但不能因此认为这种作品就是“脱现实”的，毋宁说它通过另一种方式反映了现实。第二个层次上的“架空性”，他称之为“本体意义上的‘架空性’”，这种“架空性”“不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社会历史，而是彻底地逃避社会历史”，而网络文学就是后一种架空性。⑩

从对网络文学架空性的评价来看，陶东风与张颐武、王干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但不难看出，三人在关于文学与现实关系的理解上是一致的，即都认为网络文学脱离了现实与历史，只不过张、王二人是为这种脱离辩护，陶东风则是严厉指责。

在笔者看来，三位学者对现实的理解都是静止的、形而上学的。但现实不是凝固不变的实体，网络社会的来临让现实发生深刻变化，表现的正是我们的“新现实”。因此，网络文学并没有“脱历史”“脱现实”，而是呈现了网络社会新的历史与现实。张颐武认为网络文学的世界想象“并不反映我们的现实，反而是创造一个现实”，“这里有一切，却并不是我们生存的空间”。事情也许恰好相反，网络文学反映的正是“我们的现实”，“这里”也正是“我们生存的空间”。网络文学架空式的想象力不是源自王干所说的“问鬼神”传统，而是开启了新的网络社会的想象传统。网络文学的世界想象也不是陶东风所说的逃避现实的架空性，而是反映现实的架空性。

总之，对网络文学架空性的写作，不管是看成“架空的文学和架空的一代人”，简单地以精英姿态加以“驱离”;还是为寻找合法性而将它视为摆脱日常生活物质重负的新的想象可能，或者追溯为“问鬼神”这一“被压抑”传统的“回归”，试图以文学谱系来“归化”这些特征，都仍是站在传统“现实”之中来观照中国网络文学，问题域仍居于传统的“现实”观。在根本上，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架空式写作，正是网络新现实的表现，是文学在一个“世界”与“现实”本身已然发生变化的时代的必然反应。

二、虚拟生存：新媒介与新现实

人们往往从工具论的层面来认识新媒介，即认为数字媒介只是一种载体与工具。但实际上，数字媒介绝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更是本体意义上的生存。尼葛洛庞帝曾有一句振聋发聩的话：“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B11数字媒介带来了存在论的转移与“生存的新定义”B12，这种生存就是虚拟生存。

在20世纪末网络刚兴起时，金枝等学者已关注到虚拟生存，“将数字化时代的人类生存方式定义为虚拟生存”B13，后来又进一步补充：“虚拟生存是相对于我们目前习惯的现实生存而言的，它既包含由于网络的推广而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虚拟化’，也包含由于‘虚拟现实’技术带来的‘虚幻真实’感受。”B14胡泳则更习惯以“数字化生存”来称呼，数字化生存意味着很多方面，其中一方面是“它意味着计算机在生活当中从不离场，而你时刻利用这种在场并以之为生活方式和态度”B15。

笔者认为，虚拟生存、数字化生存，或者网络生存，这几个概念没有本质区别，都表示当下数字技术带来的新的生存模式。也就是說，数字时代带来了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新的生存与现实——数码化现实。这种数码化现实涉及虚拟与现实的复杂关系，涉及对数字时代新现实的理解。人们很容易对虚拟生存、数码化现实产生误解，不少专家与大众批评数字媒介的主要理由就是认为虚拟生存远离现实、没有再现现实。对此，我们应从四个方面廓清认识。

第一，不存在所谓“原初”的现实，现实都是虚拟化的，不能把虚拟与现实截然分开，将二者看成二元对立的关系。人类文化由沟通过程所组成，而一切沟通形式都是基于符号的生产和消费。在所有的社会中，人类都生存在象征环境之中，并通过象征环境来行动。在此意义上，在现实与象征再现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在表现或再现的世界之外根本就不存在纯粹的社会现实。现实是通过语言、交流和图像传递给我们”B16。20世纪英美分析哲学带来语言学转向，强调语言的至关重要性，语言成为人与世界之间的中介，而电子媒介进一步加重了这种现实生成的符号中介性，“媒介性”的问题开始凸显B17。因此，现实不是纯粹的现实，而是虚拟后的现实，现实与虚拟是融合在一起的，认为虚拟远离了现实或没有再现现实，实际上预设了一种“原初的”“纯净”的现实：“当电子媒介的批评者声称新的象征环境并未再现‘现实’时，他们暗中指涉了一种从来就不存在的，‘未经编码’之真实经验的荒谬原始观念。”B18我们可以套用齐泽克“大自然并不存在”B19的说法，声明现实不存在。齐泽克认为大自然不存在，意图在于反对生态学总是试图回溯到一个原初的、理想的生态平衡时期的意识形态幻象。在虚拟性的挑战面前，人们总是追求并试图回到所谓原初的现实的主张，实际上也正是这种意识形态幻象。

那么这样一来，岂非所有社会的生存都成了虚拟生存？当然并非如此，我们只能说传统社会的现实与生存中融入了虚拟性的成分，但虚拟本身还只是感知、认识意义上的，还没有构成一种“生存”的本体论。只有到了数字时代，整个社会的基础由数字技术所架构，让虚拟具有了本体性，构成真正意义上的“生存”，才能称为虚拟生存。

第二，对现实的理解不能是形而上学的、静止的，而应认识到数字媒介带来了新的现实。

一些学者对现实的理解是静止的、实体化的，以鲍德里亚为代表。在本雅明的基础上，鲍德里亚划分了媒介与现实关系的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虽然媒介带来了双重现实，但它们的功能主要是再现。在第二个阶段，事物不是首先被制作出来，然后再复制，而是着眼于为复制而去制作。原作让位于原作的再现。在最后一个阶段，这是一个不再谈论复制的阶段，是现实的一切参照物都销声匿迹的阶段，这是“现实在超级现实主义中的崩溃”B20。

鲍德里亚对现实的理解显然受制于“无马之车综合症”B21的影响，把现实理解为传统意义上的现实。随着数字媒介对日常生活的渗透，虚拟生存正是人类当下及未来的现实，这种新现实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的数码革命就开始了。“各类计算机的功能日益强大，个人计算机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进入家庭生活，而且，计算机之间出现了互联互通的势头。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数码现实理直气壮地宣布自己就是现实，而不是现实的摹仿、复制或表征。”在社会上，它表现为渐渐被公众认可的“网络就是新生活”B22。因此，鲍德里亚对现实的理解显然是静止的、形而上学的、怀旧的，正如穆尔所说：

当他说这些模式并不拥有现实性，甚至能够使现实消失之时，他似乎成为了某种本体论的怀旧之情（ontological nostalgia）的牺牲者……不同于鲍德里亚，我们不应该把虚拟现实想象为现实消失的一种形式，而应当视之为另一种现实的展开。B23

第三，这种数码化现实呈现的新现实，并不是远离现实的存在，而是体现为数字技术从内部对现实的重构与编码。

人们不仅认为数字媒介没有再现现实，而且认为它远离现实。德国符号学家诺特指出：“在艺术和媒体领域，再现危机是随着以下变化而出现的，即现代绘画文学中的指涉物消失了，数字媒体和大众媒介中所指涉的世界与现实的距离越来越远。”B24这实际上是一种常见的误解。如前所述，虚拟生存的数码化现实既包括数字技术对现实生活的全面虚拟化，也包括数字技术建构的虚拟现实。从数字技术对现实生活的虚拟化来看，虚拟不是抛开日常现实起作用，而是在现实的内部起作用，体现为对现实的重构与编码。“不应当把赛博空间理解为一种Hinterwelt，即超越我们所熟悉的世界的那个完全不同的幕后世界，而应当把它理解成栖居在社会和生物个体当中并且从内部改变它们的一种空间。”B25也就是说，不存在一个赛博空间等着我们去进入与退出，而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本身被赛博化了。我们不可能把虚拟生存对象化，而是深陷于这种生存中。从数字技术建构的虚拟现实来看，它似乎是别一空间，是远离现实的生存，但实际上，“这种凭借虚拟现实技术而往来于其间的环境未必完全是虚拟的。也有可能把它们与‘真实的’环境糅为一体”B26。比如技术日渐成熟的混合现实（MR），就是合并虚拟世界与现实后产生的新的可视化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物理对象与数字對象共存并适时互动。这种倾向也是数字技术对现实生活进一步虚拟化的结果。

第四，虚拟生存表现为传统意义上现实的日渐虚拟化，但并不意味着虚拟生存最终会完全摆脱现实（物质）。

虚拟渗透进日常现实，并在此基础上改写了现实的定义，产生出新的现实，在这种趋势下，也容易产生对虚拟的乐观主义倾向。在计算机的发展史上，人们总有一种抱负，幻想以虚拟完全取代现实，由此产生有关“虚拟性”的“战略定义”：“虚拟性是物质对象被信息模式贯穿的一种文化感知。这个定义在虚拟性情境的中心终结了二元性。”B27这里所谓“终结了二元性”是指虚拟试图完全取代现实，代之以虚拟的大一统。然而，虚拟并不能脱离现实，这只不过是一种元叙事。在海勒斯看来，虚拟性的背后存在不能被忽视的物质过程，只不过物质过程日渐退居后台而已B28。即便是对似乎完全脱离现实的虚拟现实而言，我们也不能彻底摆脱物质与肉体的经验。在虚拟现实中，我们似乎仅仅是通过人造身体去经历视觉的、听觉的和触觉的体验，但就嗅觉、体温和本体感受来说，我们仍然依赖于我们的生物学身体：“在我头盔的显示器和扬声器的后面，是我的生物学身体的眼睛和耳朵，它们关注和听取机器人正在其他区域所观察到的一切。”B29也就是说，在虚拟现实中，现实正是虚拟的基础。

“由数字化带动的虚拟生存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革命性的生存方式变革，这一变革将彻底改变我们当前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格局。”B30这句话带有网络技术刚刚兴起时普遍的乐观主义与夸张语调，但其阐述的虚拟生存随着数字媒介的发展已经成为事实。《数字化生存》在1997年出版后曾引起巨大反响，一晃20多年过去了，一位读者对译者胡泳说：“20年前读《数字化生存》，觉得是科幻书;现在读，觉得是历史书。站在今天回望那个年代，或许我们可以真正理解到底什么是‘数字化生存’。”B31胡泳则认为，我们已经深陷于虚拟生存，“就像空气和水，数字化生存受到关注，只会因为它的缺席，而不是因为它的存在”。他提到这样两个有趣的测试：

1999年，为了在中国推广互联网，曾经有一个非常轰动的“72小时网络生存测试”，在北京、上海、广州寻找志愿者，把他们关在宾馆的房间里，看他们能否仅仅通过互联网而生存。那时，没有淘宝、没有支付宝、没有快递小哥，很多志愿者因为受不了忍饥挨饿，不得不中途退出。2016年，为了向当年致敬，上海做了一个“72小时无网络生存测试”，志愿者在结束后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简直是度日如年。B32

这两个相差20年的测试，很好地说明了时代的变化，表明虚拟生存在当下已经成为现实，这里有两点特别需要注意：一是虚拟生存对现代人心理结构日甚一日的规训与培植，没有网络则“度日如年”;二是虚拟生存并不是意味着一种脱离日常生活的生存，而恰恰体现为对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与殖民，上文提到的“淘宝”“支付宝”“快递小哥”就表现了这一点，日常生活被数码所重构，虚拟生存从内部深刻改变了我们的文化与现实。

三、网络存在无意识与对新现实的折射

那么，网络文学是否呈现了这种新现实呢？在笔者看来，这种虚拟生存、数码化现实正构成网络文学的深层内容。

在《摄影小史》中本雅明提出“光学无意识”（或称视觉无意识）的说法B33，大意是指摄像延伸了我们的视觉，让那些不可见的事物变得可见，从而延伸了空间与运动，在熟悉的运动中为观众展示一个陌生化的世界。学者高字民认为，随着电脑对日常生活的大规模植入，电脑对人们视知觉的改造生成新的无意识，与摄影、电视电影所带来的画面、拟像的视觉文化不同，电脑强调的是后视觉、后图像的互动，人机互动、人对电脑的控制所带来的触觉体验让“视觉无意识”走向“存在无意识”B34。凯瑟琳·海勒也有类似看法，她认为人与电脑的交互会深刻改变人类的神经结构：“人类建造了计算机，而计算机也在塑造人类。”B35由“视觉无意识”走向“存在无意识”是一个重大变化，但在笔者看来，将这种“存在”局限为对电脑的使用与人机交互还远远不够，我们应将视野从电脑扩展到网络，从人机交互扩展到整个虚拟生存，从有形的动作扩展到无形的心灵内化。我们需要深入考察网络社会对生存的全面影响，相应的心理结构可称之网络存在无意识。这种网络存在无意识，是一种内化了的虚拟生存体验。随着数字媒介对日常生活的全面植入与改造，网络存在无意识已经成为现代人普遍的心理结构。

在笔者看来，网络存在无意识正构成中国网络文学的深层意蕴。表面上，中国网络文学主要是各种装神弄鬼的描写与YY俗套的故事，但在其根底，则是虚拟生存体验。也就是说，虚拟生存体验并不是直接体现为网络文学的内容，而是其“结构”，即剥离掉内容之后的“骨架”或形式，是从打怪得宝、种马后宫等各种欲望现实背后折射出来的世界想象、虚拟时空关系、主体的多重性与非中心化、网络社群与虚拟人际交往等。它之所以隐伏在中国网络文学的深层而被研究者所忽视，一方面在于这种虚拟生存体验主要是以无意识的形态而呈现的，另一方面则在于网络文学的商业化对虚拟生存体验的压抑与遮蔽。在2000年前后，网络文学中有大量关于网络新生活（如网恋）的描写，但这些内容在网络文学VIP制度兴起后慢慢淡化了，与各种欲望叙事相比，这些虚拟生存体验缺少足够的“爽点”，但是，正因为它构成了一种内化了的身体习性，一种网络存在无意识，尽管被压抑着，却持续地在起作用，在各种种马描写、YY叙事的根底折射出来。随着数字媒介的发展，虚拟生存体验开始直接表现出来，并成功地做到了文学写作与商业性的结合，如最近兴起的聊天群小说B36就表现了此方面的趋势。

“文学批评家很少屈尊去研究的流行的、公式化的叙事类型，如侦探小说，现代罗曼司，西部小说（the western），连续广播剧（the soap opera）等，如果它们的无意识内容能够被发现的话，它们也许会提供一些有关我们社会的有趣信息。”B37华莱士·马丁的这段话颇有见地。隐伏在大众文化根底的无意识，更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的现实与症候。而在消费意识全面植入的后现代社会，这种现实的深度挖掘尤有必要。詹姆遜认为，在商品文化已经渗入无意识的后现代超空间中，主体面临着批判距离的陷落，从政治角度来说，这让我们失去对总体阶级关系的再现能力。面对这种情况，詹姆逊强调要挖掘“政治无意识”。这种政治无意识隐伏在日常生活的深处，隐伏在大众文化的根底。“为了使真正的阶级意识成为可能，我们就必须以有生气的和试验的形式通过日常生活这一明确的中介，逐渐意识到阶级的抽象真实;而且，如果说阶级结构正在成为可再现的，那就意味着，我们现在已经超越仅仅是抽象的理解，并且进入个体幻想、集体故事讲述、叙事的喻示性这一整体的领域——它已经成为文化的领地，因而不再是抽象的社会学或经济分析的领地。”B38詹姆逊强调的是文化政治学，他通过对商业电影、建筑等后现代大众文化的分析，深入挖掘其中的政治无意识。他指出，对于大众文化来说，应该“将日常生活的政治内容以及已经内在于这种原材料的政治逻辑纳入考虑范围”B39。也就是说，后现代文化中的政治内容并不会是一种明显的信息，而是一种内化于日常生活的政治逻辑。

詹姆逊对后现代大众文化的分析方法与研究思路对于网络文学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后现代大众文化的商业意识构成对阶级关系的压抑与遮蔽，但内化为日常生活原材料的政治内容仍会投射于大众文化作品中。同样，网络文学的商业化构成对数码化现实的压抑与遮蔽，但内化于日常生活的网络存在无意识仍会投射其中，研究者要做的就是去挖掘网络文学商业化外表下内化的网络社会“新现实”。

从网络文学的写作情况来看，它从多个层面折射了现代人的虚拟生存状况，展示了人机关系、人类在网络时代的命运与精神症候。网络文学的“架空”写作呈现了数字时代新的世界观，世界成为可随意建构与跨越的时空。“随身”小说隐喻性地折射了人与互联网的共生关系，数字土著民的成长总是伴随着网络，传统的成长仪式已经改变，现代人需要与机器、网络不断互动，在互动中存在。重生小说折射了虚拟性与交互性带来的“重置”体验，在多重性视野与单一性视野的对照中，对人生、死亡与自我作了新的描绘，表现了网络社会变动不居、多元选择与选择的困境。穿越小说折射了虚拟主体之间的各种交往，表现了网络社会来临后的新型孤独——群体性孤独。网络文学的数字化升级，则见证与预演着数字人生的当代生活趋势。

这些虚拟生存状况，正是网络带来的“新现实”。新媒介的出现，深刻改写与重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交往方式与精神体验。种种日常与非日常的交会、时空穿越、化身生活、虚拟交往等，构成现代人活跃驳杂的日常体验与生活想象，网络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这些“新现实”。正是在此意义上，网络文学表现了新媒介现实主义的崛起。

注释

①参看“weid”的文章《一部标签的丰富史，一则原创小说类型谈》第二部分第三点“大幻想时代”，http：//www.lkong.net/thread-538923-1-1.html，2011年12月25日。

②⑤⑥⑧张颐武：《玄幻：想像不可承受之轻》，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383f2d01000467.html，2006年6月29日。

③原文已不可考，此段引文转引自叶永烈：《奇幻热、玄幻热与科幻文学》，《中华读书报》2005年7月27日。

④陶东风：《中国文学已经进入装神弄鬼时代（修订版）》，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a348be010003ra.html，2006年6月20日。

⑦这是写手“雪花牙膏”对“Moonviolet”所发帖子“浅析立志小说在网络小说中的地位”的回复，参看：http：//www.lkong.net/thread-540288-1-1.html，第9楼，2012年1月24日。

⑨《起点四作家作品研讨会》，http：//www.chinawriter.com.cn/z/shengda/index.shtml，2009年6月16日。

⑩陶东风：《架空的文学和架空的一代人》，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a348be0100045k.html，2006年7月9日。

B11B12[美]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前言》，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15、14页。

B13金枝：《虚拟生存·引言》，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页。

B14B30金枝：《虚拟生存》，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页。

B15B31B32胡泳：《互联网与时代》，《新闻战线》2017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