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态文学环境教育论文

[摘要]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条件，但生态批评的批评对象并不仅限于当代意义上以“生态”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生态文学。生态批评可以发挥其阐释功能，重新分析和评价古今中外历史上描绘、反映大自然之美rAtA．与自然关系的经典文学作品。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大学生态文学环境教育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大学生态文学环境教育论文 篇1：

近三十年中国生态文学的回顾与反思

[摘　要]生态文学是20世纪60年代应世界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而产生的一种新型的文学样式，它兴起于欧美，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在中国落户。经过我国作家三十多年的努力，我国的生态文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中不乏引起世界生态文学研究专家关注的作家与作品，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生态文学中仍呈现出明显的缺陷和不足，我国的生态文学领域中尚缺失跻身世界优秀生态文学领域的作家和作品。

[关键词]生态文学；现代文明；现代化；生态危机；生态忧思

[作者简介]宋俊宏（1977—），男，甘肃宕昌人，文学博士，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生态文学研究。（湖北恩施　445000）

生态文学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美国、随后逐渐波及英、德、法、加拿大、前苏联（俄）、日本等国家的一种文学潮流，它是那些具有生态良知和生态责任感的科学家、作家对现代工业文明造成的僡发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一种文学思考和文学应对。美国海洋生态学家蕾切尔·卡逊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开世界生态文学之先河，随后世界各地涌现出不少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家和堪称经典的生态文学作品。而我国的生态文学则迟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出现。尽管我国生态文学出现迟、起步晚，但在我国作家的努力下，近三十年来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创作出了不少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

一

中国生态文学的诞生除了受现实中日趋严重的自然生态危机的刺激外，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翻译出版的一些欧美生态文学、生态哲学的著作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像芭芭拉·沃德和雷内·杜博斯主编的《只有一个地球》、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亨利·戴维·梭罗的《瓦尔登湖》、米都斯的《增长的极限》、戴维·埃伦费尔德的《人道主义的僭妄》等著作，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们为我国作家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思想的产生以及生态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一份重要的国外生态思想的参考资源。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的生态文学已悄然出现，作家高桦在1984年就提出了“环境文学”的概念，但那些现在看来非常优秀的生态文学文本，在当时却并未被人视作环境文学或者生态文学来解读。譬如1983年李杭育发表的中篇小说《最后一个渔佬儿》，若从生态文学的视角解读，可以说它是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滥觞。但自“寻根文学”概念出现后，我们一直视其为寻根文学的代表，努力从主人公柴福奎身上寻找传统文化的生命之根及其对现代文明的启示意义和价值，但却一直忽视作家寄寓在作品中的、对我国在发展现代工业的过程中对河流的严重污染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人的精神和灵魂的扭曲和异变的反思；再如郑义1985年发表的《老井》，当时评论家也都把其视为寻根文学的代表，而忽略了作品中对中国水生态危机和森林生态危机的关注和思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整个1980年代，除了几篇引起震动效应的生态报告文学外，整个生态文学都处在一种寂寂无名的状态，在社会上几乎没有形成什么反响。

由于报告文学在文体上的特有优势，自然成了那些对中国自然生态的日渐恶化深有感触的记者、作家们的首选，他们凭借着记者的良知和责任感，用报告文学的形式书写、揭示和思考中国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可怕现状，欲以此引起国人对于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唤醒国人的生态环保意识。1986年，《北京晚报》记者沙青发表了展示北京水危机的报告文学《北京失去平衡》，可能由于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的水危机的揭露，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以此为契机，全方位展示中国生态危机的报告文学便接二连三地出现了，而且一旦出现，由于其所揭示和反映的生态环境问题的触目惊心和作者满溢于文字中的激情呐喊和杜鹃啼血般的警世之音，就必然会引起整个社会的震动和人们的热议。如反映城市垃圾问题的有沙青的《皇皇都城》，揭示中国森林被大肆砍伐和毁灭的有徐刚的《伐木者，醒来》，忧思中国水危机的有徐刚的《江河并非万古流》、乔迈的《中国：水危机》、岳非丘的《只有一条长江》、麦天枢的《挽汾河》和刘贵贤《中国的水污染》等，反思中国土地问题的则有沙青的《依稀大地湾》、徐刚的《沉沦的国土》和麦天枢的《问苍茫大地》等。

二

199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2年后，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落脚和发展壮大，在“发展是硬道理”的旗帜和口号下，几乎一夜之间，人们心中的经济意识被全面激活。于是，很多人为了早日实现小康，几乎无暇思考自1980年代以来就已触目惊心的环境恶化状况。结果便是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伴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也呈几何数递增。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宣扬生态环境保护为理念的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在冯特、王蒙等知名作家的倡导下于1991年成立，并于1992年创办了以“生命呼唤绿色，人类喜爱绿叶”为宗旨的环境文学刊物《绿叶》，在全国正式出版发行，为我国生态文学的创作和发表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同时，一些作家也不再沉默了，他们开始纷纷投入到1980年代中期就已经产生的生态文学的书写行列之中，用文字诉说着他们对中国自然生态进一步恶化的深沉忧思，表达着他们对这片土地这方家园乃至整个地球的深沉之爱。也许他们的诉说和表达在当时的中国显得那么的微弱、孤独和寂寞，但他们身上那股“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胆魄和智慧却是那么的光耀照人，那么的令人尊重和钦佩！

在报告文学方面，徐刚一如既往地以他充满诗意和哲思的文字书写和思考着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自然生态恶化以致生态失衡的现状，如《中国，另一种危机》、《绿色宣言》、《中国风沙线》等；马役军的《黄土地，黑土地》表达的是作家对中国土地污染和土地流失现状的思考和担忧；王治安的《人类生存三部曲》(《国土的忧思》、《靠谁养活中国》、《悲壮的森林》)和《三峡大移民》等作品中关注的是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土地流失、森林毁灭等重大的生态问题，蕴含的是他对国家土地、粮食和森林的不尽忧思；李青松以《遥远的虎啸》、《孑遗》、《蛇胆的诉讼》、《最后的种群》、《国宝和他的保护者》、《秦岭大熊猫》等书写野生动物命运遭际的作品来表达他对中国自然生态、经济生态和政治生态的关注和思考；何建明以《共和国告急》一文向国人展示了中国矿产资源在乱开滥采的现实境况中走向毁灭的可怕的生态现状，流露的是作者对中国的自然生态、政治生态、经济生态、精神文化生态的思考和追问；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则在书写这条不知养育了多少中华儿女的河流已被金钱蒙蔽双眼的儿女严重污染的同时向世人敲响了一记振聋发聩的警钟——中国大大小小的河流均在发展经济的名义下被严重污染，如果再不反思再不治理，中国人就没水喝了。

在小说创作方面，1987年就开始生态文学创作的山西作家哲夫的《黑雪》、《毒吻》、《猎天》、《猎地》、《猎人》、《天猎》、《地猎》等是1990年代最有影响的生态小说作品。他的《天猎》一书被著名评论家雷达誉为“开生态小说之先河，领绿色文学之风骚”，正版书加盗版书在国内图书市场便发行了足有近百万册，成了该年书肆中最火爆的一部书。在这些作品中，哲夫提出这样一个令人深思的生态命题：人类是自然的一部份，由于人类对自然的贪婪的掠夺与自私使然，使人类变成了一个毒孩子，要想消灭或是延缓世界生态环境的污染，必须首先洁净人类自身，只有人类自己干净，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或是消灭环境污染！此外，张抗抗的《沙暴》、张炜的《怀念黑潭中的黑鱼》、《鱼的故事》和胡发云的《老海失踪》等作品也是这一时期生态小说的优秀代表。

在散文创作方面，苇岸的生态散文创作是这一时期最为出色的，他的散文集《大地上的事情》和《太阳升起以后》就是最好的明证，正如著名散文家张守仁在《苇岸与大地同在》一文中所言：“中国当代散文界有了苇岸，就呈现出了新的艺术散文所达到的那种如泥土般朴素、如圣徒般高洁的境界；有了苇岸，才让世上读者知道中国作家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和对生态危机的警觉达到了怎样一种水平。”①据苇岸自己说，1986年冬天，在诗人海子的介绍下，他阅读了梭罗的《瓦尔登湖》，从此他的生命和写作都开始改写。“由于这本书，我觉得我获得了一次新生。它给我带来的精神喜悦和灵魂颤动，是我读过的其他书所不能比拟的。它教人简化生活，抵制金钱至上主义的诱惑。它使我建立了一种信仰，确立了我今后朴素的生活方式。”也是由于这本书，他“‘皈依’了散文的写作”②，结束了自大学起就持续了七八年的诗歌的写作。在梭罗和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影响下，大自然这个生命共同体中的蚂蚁、蜜蜂、胡蜂、麻雀、喜鹊、啄木鸟、杜鹃、野兔、驴子、麦子、麦田、大地、桦林以及白雪、阳光等物象便在苇岸的笔下各显其生命的活力和美好。比如他笔下的麻雀：“两只麻雀蹲在辉煌的阳光里，一副丰衣足食的样子。它们眯着眼睛，脑袋转来转去，毫无顾忌。它们时而啼叫几声，声音朴实而亲切。它们的体态肥硕，羽毛蓬松，头缩进厚厚的脖颈里，就像冬天穿着羊皮袄的马车夫。”①

诗歌方面，于坚的诗歌可谓这一时期生态诗歌的佼佼者。长期饱受云南高原大自然润泽和云南少数民族宗教思想影响和熏陶的于坚，在他的诗歌中充满了对人与自然、人与宇宙关系的深度关注和思考以及对现代工业文明伤害和毁灭大自然的行为的深刻反思和追问，《事件：棕榈之死》和《哀滇池》是这类诗作的优秀代表。长诗《事件：棕榈之死》描写的是某城市商业区中一棵棕榈树的死亡“事件”，但映现的却是现代工业文明与大自然为敌的社会现实。在现代化的旅途上，“革命已成为居民的传统”、“天天向上破旧立新跟着时代前进”成为“后生的愿望长辈的共识”，人们开始远离和背叛大自然，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观念已经成为遥远的回忆。长诗《哀滇池》在沉痛哀悼因污染过度而死去了的滇池（自然）的同时激烈地抨击了可怕的“无神论”传统，呼唤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激之心。“哦　让我心灵的国为你降下半旗/让我独自奔赴你的葬礼！/神啊　我出生在一个流行无神论的时代/对于永恒者　我没有敬畏之心/我从你学习性灵与智慧　但没有学会敬畏与感激/哦　黑暗中的大神　我把我的手浸入你腐烂的水/让我腐烂吧　请赐我以感激之心　敬畏之心/我要用我的诗歌　为你建立庙宇！/我要在你的大庙中　赎我的罪！”②

三

进入21世纪，由于全球性生态灾难的一度爆发，生态危机由过去感觉是遥不可及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中可怕的灾难，生态危机、生态学、生态平衡、生态哲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政治学、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等与“生态”有关的词语成了时代的关键词，联合国也数次召开全球环境大会，这样，21世纪便成了名副其实的“生态学时代”。伴随着这一世界性潮流的出现，国外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美学、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等的著述在我国得到大量的翻译、介绍和研究，我国的生态哲学、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也随之兴盛崛起，有关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全国性的研讨会也一再举行，再加上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爆发特别是我国自身各种生态问题及其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不少有生态良知、生态责任感和生态忧患意识的作家开始有意识地投入到生态文学创作的行列中来，甚至产生了专门从事生态文学创作的作家和诗人，如郭雪波、杜光辉、徐刚、陈应松、哲夫、张炜、华海等，在他们的努力下，在这短短的十年时间里，我国的生态文学园地中便增添了不少非常优秀的生态文学文本。

在这十年时间里，生态小说的创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可以说成就最高，不论是中篇还是长篇都出现了令人可喜的佳作，当然相比较而言，长篇小说成就更高。中篇小说方面，有杜光辉的以可可西里为题材源的《哦，我的可可西里》、《金蚀可可西里》、《可可西里狼》和《可可西里的格桑梅朵》等，陈应松的以湖北神农架为背景的《豹子最后的舞蹈》、《松鸦为什么鸣叫》和《太平狗》等，另外，温亚军的《驮水的日子》和叶广芩的《老虎大福》等也可视作这方面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方面则有贾平凹的《怀念狼》、雪漠的《猎原》、姜戎的《狼图腾》、杨志军的《藏獒》、阿来的《空山》、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郭雪波的《银狐》、京夫的《鹿鸣》、张炜的《刺猬歌》、李克威的《中国虎》、赵本夫的《无土时代》、陈应松的《猎人峰》和杜光辉的《可可西里狼》等。

生态诗歌在这十年时间里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除了于坚一直坚持生态诗歌的创作外，华海的生态诗歌在这一时期颇为引人注目，已有诗集《华海生态诗抄》和《静福山》出版，其中的《喊山》、《天湖》、《小海》、《把笔从笔架河中提起》、《铁轨，穿过风景线》、《悬崖上的红灯》、《突然听到大山喊疼》等诗作最为出色，深受叶橹、王诺、覃新菊、斯科特·斯诺维克等诗评家和生态批评家的肯定和好评。华海除了潜心于生态诗歌的创作外，他还不遗余力地进行生态诗歌理论的探索和研究，出版专著《当代生态诗歌》、《生态诗境》和《敞开绿色之门》。2009年8月16日，他更是利用参加北京大学举行的“生态文学与环境教育国际研讨会”的便利，联系和组织侯良学、红豆、姜长荣等生态诗人成立了“中国生态诗歌团队”，让中国生态诗歌的创作由诗人的单打独斗走向群体共同努力、相互砥砺的全新道路。此外，沈河、成春、黄礼孩、南蛮玉等诗人也创作了大量的生态诗歌，为我国生态诗歌的繁荣和发展奉献自之的力量。

在这十年中，生态报告文学在富有生态良知和生态责任感的作家手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依然为唤醒国人沉睡已久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思想发挥着其他文本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2000年，徐刚的《长江传》以长江为传主，以大地为写作对象的，在追思自然直面现实时充满了对人类自私与贪婪的批判，固执地呼唤着天人合一的回归，并不断发出警告：对于江河，除了利用而从无爱心的状况延续下去，下一个世纪我们还会有多少清清流水？2001年，易正的《中国抉择——关于中国生存条件的报告》一书对中国的生态现状进行了全面而又发人深省的描绘和反思；2002年，董汉河的《哭泣的内陆河》以沉痛哀伤的笔调书写了中国内陆河塔里木河、孔雀河、黑河、石羊河等的断流和干涸的现状以及由此而给整个生态链带来的可怕后果——青海湖、博斯腾湖和艾比湖的水位下降，大片胡杨林、红柳林的死亡；哲夫的《叩问长江》则是对中国第一大河长江的严重污染及其深层原因的探究和叩问；2003年，吴岗的《善待家园:中国生态灾害忧思录》通过对新中国50年来的自然生态灾害的梳理和书写，表达了作者对造成中国自然生态灾害的可怕“人祸”的忧思和追问；2004年，哲夫的《长江生态报告》、《黄河生态报告》和《淮河生态报告》对中国三大河流流域的生态环境（自然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精神生态等）做了全面的叙述、质疑和思考；2006年，哲夫的《世纪之痒——中国生态报告》则对中国的森林生态做了全景式的鸟瞰和书写，把我们每一个读者引向关注和思考中国森林生态惨遭毁灭的可怕现实及其深层原因。此外汪永晨的《大自然的昨天与今天——绿镜头》和冯永峰的《没有大树的国家——一位生态卫士的环保苦旅》也是这一时期非常出色且很有特色的生态报告文学力作。

生态散文方面上，周晓枫、李存葆和林宋瑜的生态散文创作影响较大。周晓枫的《鸟群》一书在细致描绘啄木鸟、天鹅、乌鸦、孔雀、杜鹃、仙鹤、秃鹫等飞禽走兽的同时饱含着作者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切思索，正如她在《它们》一文中所言：“在上帝眼里，人绝不是他唯一的子民。因为禀赋智慧，在自然的家园中，人近乎长子的角色，担当着某种家族主脉的承递及抚饲幼小的责任。那所有盛纳着生命的，都是人类血缘意义的亲人。”李存葆的《大河遗梦》、《鲸殇》、《祖槐》、《净土上的狼毒花》和《绿色天书》等作品在宏大雄阔的笔调下流露的是作者对人类肆意破坏和践踏自然生态行为的强烈愤慨，但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人类生存环境不断恶化的深沉忧思和对美好自然生态的向往和眷恋。林宋瑜的《蓝思想》在向我们展示曾经宁静、博大、深邃和美丽的大海从“孩子精神的乐园”如何变成一个噩梦不断的丑陋之境的同时追问和反思了我们的文明进程、历史传统、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以及思维方式、民族心态与生活习俗，表明人类只有真正从心灵深处敬畏和热爱自然的时候，人类才可能真正步入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时代。

四

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我国生态文学虽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也受到了世界其他国家文学研究者的关注和介绍，如美国著名生态文学研究者帕特里克·P·墨菲在其主编的《自然的文学：国际性的资料汇编》中对中国作家对世界生态文学贡献的介绍，美国著名生态批评家斯科特·斯诺维克对华海生态诗歌的关心等，但我们也一定要清醒地意识到，我国的生态文学还远没有达到繁盛和成熟的程度，其所呈现出来的缺陷和不足也是非常明显的。

（一）危机展示有余而根源探究不足

生态文学是在世界性生态危机越来越严重的情境下兴起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样式，是富有生态责任意识和生态忧患意识的作家在面临这种世界性生态危机时候的一种文学本能反应，他们试图通过文学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这种世界性生态危机及其成因的探究与思考。我国的生态文学特别是生态报告文学在全面揭露和展示我国生态恶化现象和生态危机方面是卓有成效的，不论是水源危机、土地危机、森林危机还是矿产危机、动植物危机、大气危机等都有所涉及，它们在唤醒国人生态意识上或许起到了不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从总体上看，它们多的仅是对我国触目惊心的生态危机的全方位展示，即使有些作品也力图探究和思考造成这些生态危机的原因，但囿于作家生态思想的不成熟和生态视野的偏狭（大多数作家缺乏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和生态联系观念），也仅仅是触及到一些肤浅的表面原因，如官员的渎职、乡镇企业缺乏环保意识、民众的愚昧无知等，很少有作品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以及精神生态层面思考和挖掘造成目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从而使这些作品缺乏一种撼人魂魄的思想穿透力。

（二）城恶乡善的叙述模式

在我国的生态文学文本中，普遍存在一种城恶乡善的叙事倾向。在大多数作家的作品中，城市被描写成滋生罪恶和欲望的温床，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也由于长期与自然的脱节，心灵变得枯竭、荒寒、空虚和无聊，精神显得冷漠、焦躁、自私和贪婪。相反，乡村在他们的笔下则充满诗意，显得尤为安闲静谧，乡村人的精神和灵魂也是那么的宽厚、淳朴、善良和美好。譬如以倡扬土地伦理而名世的苇岸在《太阳升起以后》一文中认为，现代社会（其实也就是城市生活）“正在导致本质上也是一个物种的人类完全脱离星象、物候、季节与动植物环境，而进入灰色的‘数字化生存’世界。”①在其他文章中，他则认为农村是美好人性的贮存器，只要人性不灭，农村则永恒。当2000年的时候，陈应松觉得“城市的生活是一种慢性伤害”，喊着“我想到偏远的地方去”②，于是湖北神农架便成了他的精神和灵魂的依祜地。此后，一篇篇以“神农架”为素材或为背景的小说便纷纷出笼。在这些小说中，陈应松城恶乡善的思想得到淋漓尽致的诠释，最有代表性的则是中篇小说《太平狗》和长篇《猎人峰》。在《无土时代》里，赵本夫把城市描述成一个“培养欲望和欲望过剩的地方”，“生长在大地上的恶性肿瘤”③，而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则身患各种“城市文明病”，精神和灵魂极度扭曲和变态。作者以他塑造的理想人物石陀、方全林、柴天柱等为例告诉我们，要彻底治愈这种精神疾患，也许回归土地、回归乡土、回归自然是最好之法。

这种城恶乡善的叙述模式在反映作家对以城市文明为表征的现代工业文明的一种反思和审视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作家思想的局限和视野的狭窄，作家欲以传统农业文明拯救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其想法和愿望是美好的，值得尊敬的，但这也是不现实的。再说，城市的丑陋和乡村的美善就真的那么泾渭分明？代表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城市真的一无是处？而乡村的一切都那么美好、纯净和自然？

（三）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痕迹明显

当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被视为现实生态灾难和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的时候，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便成了众矢之的，成了人们反思和拯救生态灾难和生态危机的起点，无论是生态学、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还是生态批评、生态文学都将其作为反思和批判的对象。就生态文学来说，甚至有研究者认为，只要作品中蕴含着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就不能将其视作生态文学。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的生态文学特别是一些生态报告文学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在作品中还是比较明显的，这和我国作家生态哲学思想的普遍欠缺或者说不成熟有很大的关系。不论是沙青的《北京水危机》还是徐刚的《江河并非万古流》，不论是王治安的《国土的忧思》还是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抑或是哲夫的《黄河生态报告》、《长江生态报告》和《淮河生态报告》，它们都是从人（甚至国家、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角度而不是生态整体主义或者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角度来思考和书写中国日趋恶化甚至可怕的自然生态现状的作品，流露着较浓厚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在小说中，比如雪漠的《猎原》中孟八爷和猛子抓狼送凉州公园的描写，杜光辉的《可可西里狼》中以狼的贪婪和残暴喻说王勇刚的贪婪和残暴等，都可以说是作家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在作品中的不经意流露。

（四）人物形象的塑造陷入两个极端

美国生态思想家小约翰·B·科布曾说：“总的看来，人类对于自然界中的其他物种说来价值很小。事实上，若不是进化导致了人类的出现，整个生物圈今天也许会更加健康。如果人种在不荼毒大气层或不伤害其他物种的前提下而消失，我相信，生物圈会渐渐从我们的劫掠中恢复过来。”①也就是说，人类是破坏生态系统的罪魁祸首，要让生态再次恢复平衡，最好的办法就是人类的消失。也许正是在这种极端反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我国的生态文学特别是生态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大都被作家塑造成自然生态的天然破坏者，他们在各种欲望的驱使下，对自然生态犯下了滔天罪恶，如《狼图腾》中的包顺贵，《可可西里狼》中的王勇刚等；而另一方面，我们的作家也塑造了一些富有生态智慧和生态人格的人物形象，如《怀念狼》中的老道士、《沙葬》中的云灯喇嘛、《狼图腾》中的毕利格、《猎人峰》中的白秀等。这些人物大都以智慧老人的形象出现，他们由于拥有丰厚的生活阅历和生命体验，再加上对民间宗教或民族宗教的信仰，他们对自然和一切生命充满了热爱和敬畏之情，对人与自然和其他生物间的息息相关的关系有着深透的领会和体悟。如《狼图腾》中毕利格老人对草原狼、草原、其他草原动物和蒙古人等关系的解说，“狼是腾格里派下来保护草原的，狼没了，草原也保不住了。……蒙古人也是腾格里派下来保护草原的，没有草原，就没有蒙古人，没有蒙古人也就没有草原。”“草原是大命，可他的命比人的眼皮子还薄，草皮一破，草原就瞎了，黄沙刮起来可比白毛风还厉害。草原完了，牛羊马、狼和人的小命都得完，连长城和北京城也保不住。”①但同时这些人物又被作家塑造的半人半仙、似人似神，充满神秘色彩，缺乏可信性，与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相悖。按照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人类是自然万物之中的一份子，和其他生物应该平等和谐的生存于自然界，那么在生态文学的创作中，就既不能贬低人类，也不能神化人类。

（五）动物叙述的神秘化和玄虚化倾向

动物叙述在我国生态小说中占着很大的比重，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贾平凹的《怀念狼》、姜戎的《狼图腾》、杨志军的《藏獒》、郭雪波的《银狐》、张炜的《刺猬歌》和陈应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等，但在这些作品中，不论是狼还是藏獒，也不论是狐狸还是豹子，抑或其他动物，它们都在作者的笔下神性十足，一反原先人们赋予它们的各种特性，一个个都显得那么勇敢、忠诚、良善、聪明、智慧和善解人意。《怀念狼》中的狼不仅会寻来金香玉感谢老道士曾经的救助，而且还可以变化成女人来报恩；《狼图腾》的草原狼则简直就是自由、自尊、忍耐、团结、谨慎和智慧的化身；《藏獒》中的冈日森格勇敢、忠诚、智慧的无以复加；《银狐》中的银狐柔美、聪明、善良，总在人类最需要的时候出现照顾和救援人类；再如《刺猬歌》中林中的所有生物都能变幻为人参加人的宴会，甚至女主人公美蒂本身就是刺猬的化身。也许作者采用这种动物叙述方式的目的是为了复自然之魅，为了唤醒人类对自然神性的敬畏和尊崇之心，为了唤起人类心中敬畏生命的伦理观念及生命平等和万物有灵的意识，为了让人类放弃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而重新树立起生态整体主义的思想，但我觉得这种给动物赋予过多神秘化和玄虚化的叙述方式有为了复自然之魅而复自然之魅之嫌，而且这种动物叙述本身有悖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和生命平等的原则。

此外，我国生态文学还缺失对现代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探究、挖掘和反思的作品，如对生物遗传工程、转基因工程、核研究与核开发、汽车工业等已经给人类的生存和生态平衡带来巨大阴影和破坏的现代科学技术，在生态文学创作中就很少涉猎或者根本就是一片空白，这和西方生态文学作家在这方面的书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①张守仁：《文坛风景——我与当代作家》，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第61-62页。

②苇岸：《太阳升起以后》，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119页。

①苇岸：《太阳升起以后》，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②于坚：《0档案·于坚集卷2》，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9页。

①苇岸：《太阳升起以后》，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第238页。

②陈应松：《在社会底层写作》，网址为：http：//www.qingdaomedia.com/dianbo/content.tv.asp?id=71612

③赵本夫：《无土时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2页。

①姜戎：《狼图腾》，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77、149页。

责任编辑：龙迪勇

作者：宋俊宏

大学生态文学环境教育论文 篇2：

现代阐释学视野中的生态批评

[摘要]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条件，但生态批评的批评对象并不仅限于当代意义上以“生态”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生态文学。生态批评可以发挥其阐释功能，重新分析和评价古今中外历史上描绘、反映大自然之美rAtA．与自然关系的经典文学作品。对经典文学的生态阐释应该把握好两个关键：一是要坚持“生态优先”，深入挖掘经典文学的“自然”内蕴；二是要正确把握阐释的“度”，避免过度阐释。

[关键词]生态批评；阐释学；经典文学

[作者简介]刘文良，湖南工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扬州大学文艺学博士研究生，湖南株洲，412007

一、问题的缘起

“生态批评”(Eeocriticism)这一术语于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学者威廉·鲁克特(William Rueckett)提出，1992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简称ASLE)在美国内华达大学成立，1995年，《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简称ISLE)作为第一份正式的生态批评文学研究刊物在美国创刊。至此，生态批评作为一个批评流派最终在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学术界得以确立。随着人们生态意识的逐渐觉醒和生态文艺创作的渐趋繁荣以及西方生态批评的积极影响，近年来，生态批评在我国也已受到学者们的密切关注。

生态批评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条件，那就是，随着全球性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人们的生态意识得到唤醒和加强，环境运动因而获得了较为广泛的公众文化基础，生态危机意识和生态保护思想在学术界取得了认同，以拯救生态环境为己任的生态批评也就肩负着神圣的使命应运而生。随着研究视野的拓展和自身发展的需求，生态批评很快又由单纯的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宗旨的“自然生态”批评扩展到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态、精神生态、文化生态批评。

生态文学，是生态批评的主要批评对象，其诞生也是有其特定的现实背景的。生态文学是在现代工业文明所引发的生态危机的严酷现实背景下诞生的，是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的双重压力对文学提出严峻挑战的产物。19世纪中叶，在欧美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些文学家、思想家敏锐地察觉到工业文明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尖锐矛盾，呼吁人们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在这一思想文化背景下，最早的环境文学应运而生。1962年，美国女作家雷切尔·卡森的长篇报告文学《寂静的春天》的问世，标志着自觉地表达生态意识、深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的诞生。在中国，生态文学的兴起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首先是在台湾地区发起。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中国大陆也大踏步走上了以工业扩张和城市化为标志的经济快速增长的道路，但同时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破坏也有了赶上甚至超越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的趋势，正是在这一现实语境下，以揭示生态危机和呼吁生态保护为主题的生态文学在中国大陆也出现了繁荣的势头。

既然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都是在现、当代这样一个特定的“工业化”和“危机化”的背景下诞生的，那么生态批评的批评对象是否就仅限于现代意义上以“生态”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生态文学?在“生态文学”诞生前的那些以“自然”为讲述对象或是包含一定生态意蕴的经典文学是否可以成为生态批评的资源?经典文学的生态阐释是否会是一场牵强附会的生态“兵变”?这些都是当下方兴未艾的生态批评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

二、阐释的理由

生态文学，是生态批评主要的批评对象。虽然，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是源于导引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现代资本主义，但是，生态批评的对象又绝不仅仅限于直接反映环境恶化、生态危机、人对自然粗暴征服等警示教育的狭义生态文学作品。作为生态批评思想根源的“生态智慧”是源远流长的，除了当代生态思潮的直接影响外，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等丰富的生态智慧思想、18～19世纪西方文明中回归自然的哲学思潮以及20世纪上半叶的生态伦理思想等都为生态批评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这些生态智慧思想或多或少地在同时代或后来的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只是我们过去在对这些文学作品进行批评时往往忽视了它所蕴涵的生态意蕴。那么，这些被忽视的生态意蕴可不可以借助生态“阐释”而得到再次释放呢?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要弄清楚阐释学原理是否适用于生态批评，运用生态批评理论阐释经典文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究竟有多大。

胡亚敏指出，“阐释功能是文学批评的基本功能”，一如所有的文学批评，生态批评也应该可以充分发挥其阐释功能，重新分析和评价古今中外历史上描绘、反映大自然之美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经典文学作品。伽达默尔的现代阐释学认为，古代文本的真正意义并不一定就是作者的原意，而是阐释者站在现代的立场上对文本的新的理解，历史的客观进程是无止境的，对文本的真正意义的发现也永远不会停止，这是一个无限的过程。现代阐释学把文本的原意与文本的意义加以区别，认为阐释的任务不是回到文本产生的“历史处境”去理解文本的原意，而是根据历史的理解去阐释文本在今天的意义。由此，阐释成为文学批评中一种更为自由的意义追寻活动，生产意义也就成为今天的文学批评阐释功能的重要方面。“批评家不再把自己的任务仅仅停留在说明作品的意义，他将阐释变成一种生产活动，不断衍生出各种意义，并且这个过程是开放的，人们对意义的阐释成为没有终点的旅程。”既然阐释并非严格发掘文本在其产生当时语境中的“当时意义”，而可以结合历史的理解来阐释文本的“今天意义”，这也就从理论上给了经典文学的生态批评阐释以充分的理由。当然，单有这种理论上的可行性还是不够的，关键还是要考察经典文本中是否有生态批评所可能挖掘的生态因子。

仔细考察中国古代的诗文，可以发现其中有些确实蕴涵着较为丰富的生态意识。比如，王维“人鸟不相乱，见兽皆相亲”(《戏赠张五弟諲》)，在情深意切之中直接表达了万物平等的思想；黄庭坚“此心吾与鸥鹭盟”(《登快阁》)、陆游“得意鸥波外，忘归雁浦边”(《杂兴》)、余靖“鱼戏应同乐，鸥闲亦自来”(《留题澄虚亭》)等展示了人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和谐之境；另外，像李白的“春草如有情，山中尚含绿”(《金门答苏秀才》)、王维的“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别辋川别业》)、白居易的“风吹新绿草芽坼，雨洒轻黄柳条湿”(《长安早春旅怀》)、辛弃疾的“泥融无块水初浑，雨细有痕秧正绿”(《岳池农家》)等等，不但充溢着绿色所逗引起的怡然陶

然的恬美情绪，而且，“其中深含着尊重生命、尊重自然的而非人为扭曲的生命形态、尊重人与其他生命体的和谐关系的思想”。忧国忧民的诗人杜甫的诗作就更能体现鲜明的生态意识了，其执着的生态意识首先表现在他对天然生物热情细腻的描写，在其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就有一千多首写到各种各样的植物和动物，而且，“他笔下的虫鱼花果、草木鸟兽不再是人的陪衬或背景，也不仅是比兴寄托的物象喻体，而成为独立可爱的审美对象”。通过这些动植物的描写，展现了杜甫独特的生态情趣和生态情怀。杜甫善于描写自然界的和谐之胜境，其绝句“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正是以简明生动的语言活画出了一幅自然生态图，宋代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曾洞悉了这首绝句的生态奥妙，认为“上二句见两间莫非生意，下二句见万物莫不适性”。更为可贵的是，杜诗还以其超前的生态意识表现了诗人对生态危机的忧虑、对“暴殄天物”与网罟之祸的批判。“小鱼脱漏不可记，半死半生犹戢戢。大鱼伤损皆垂头，屈强泥沙有时立……干戈格斗尚未已，凤凰麒麟安在哉?吾徒胡为纵此乐，暴殄天物圣所哀”(《又观打鱼》)，深切地表达了他对“网罟”行为的深恶痛绝和强烈控诉。

由此看来，虽然上述蕴涵着生态意识的古代文学经典作品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虽然这些诗文作家当时也许并没有自觉的生态意识，而更多地是用客观事物来寄托自己的主观理想，虽然他们这种对人与自然的思考更多地是建立在文人的主观情感或对宇宙奥妙的探索上，但是，他们的作品里面蕴涵的生态意识却是客观存在的。当然，创作者当时不可能像当代生态文学家那样怀着强烈的生态责任感为生态整体立言，不可能具备深入探讨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的意识和理念，因为在他们生活的时代，生态问题远没有达到今天这样全球化、纵深化的严峻程度。尽管他们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生态意蕴还只是先知者的一种生态直觉感悟，并没有形成一种自觉和系统的生态思想，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把这些优秀的文学遗产作为今天生态批评研究的对象，他们于非自觉状态中真情流露出的对自然母亲的敬畏、景仰、热爱之情以及彼此心灵相通所达到的美好境界，为我们提供了摆脱生存环境困扰的宝贵的生态智慧。运用阐释学，将其中的“生态因子”阐释出来，不单是对于开拓古代文学研究的视野、重新理解经典文学、深化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激发人们的生态意识、提升今天的生态文学创作、深化生态批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样的理由，在现当代文学中，也有很多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文学”但又确实包含强烈生态意识的作品，如贾平凹的《怀念狼》、姜戎的《狼图腾》、胡发云的《老海失踪》等，无疑也是生态批评阐释的对象。而且，作为一种新兴的批评理论，生态批评要展示自己的生命力，就应充分挖掘和发挥自己阐释更多文本的能力。古今中外包含“生态因子”的作品都可以成为生态批评阐释的对象，甚至那些“反生态”的文本也完全能以恰当的方式纳入到生态批评的视野当中，因为它们都或多或少、或正或反地在唤醒人类的生态意识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三、把握阐释的两个“关键”

由前述可知，生态批评不仅可以而且需要运用阐释学原理对蕴涵着生态思想意识的经典文学以及现当代的“非典型”生态文学进行阐释。然而，这种阐释也并不是可以随心所欲、随意进行的，将生态批评置于阐释学的视野中，需要把握这样两个关键性的问题。

关键一：坚持“生态优先”，深入挖掘“自然”

生态批评要承担的文学批评与研究任务主要是要深入地了解自然，寻找人与自然其他组成部分共同存在与繁荣的基础。宋丽丽在其博士论文《文学生态学建构》中指出，“绿色阅读”与其说是要用某种新的术语来重新理顺文本顺序，不如说是借文本创作的自然联系，追踪整体主义自然观念下的人与自然的共在关系。确实，生态批评可以以欣赏的眼光对文艺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然”进行赞美与歌颂，来唤起人们对美好自然的崇敬与向往，也可以通过寻找“自然”的缺席，揭露人们对自然的熟视无睹和恣意破坏，质疑那些歪曲和忽视自然的文学的美学价值，唤起人们对自然的怜悯、同情、理解和尊重，唤醒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生态批评在对经典文学进行生态阐释时，实际上是遵循着“生态优先”的原则。“生态优先”作为经典文学生态阐释的原则，是指在解读经典文学时，暂时避开传统的解读模式和已有的解读结论，而着重从“生态”的角度、“自然”的角度来重新理解和认识经典文学。

“生态优先”原则的把握为我们重新认识经典文学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很多经典文学在这一“优先”原则的引导下，由于认识角度的新颖性和批评内涵的现实性而再次焕发出无穷的魅力与光彩。比如，关于海明威的代表作《老人与海》，几十年来，学术界研究焦点多集中在小说的硬汉形象、悲剧意识、虚无思想等方面，而如果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对其进行重新阅读与理解，则可以发现《老人与海》同时也不愧为歌赞自然的优秀之作。在《老人与海》中，海明威对美丽的大自然进行了热情的赞美，他认为人和万物是处于同一生命层次的生物，人与生物之间只有形状大小和智力高低之分，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别。作品中，老人与大海相依为命，五彩缤纷、静谧迷人的大海在老人眼中充满了生机。翱翔的军舰鸟，巨大的马林鱼，威猛的大鲨鱼等，无不显示了自然的力量和壮美，展示着自然的崇高。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哲学思考更是《老人与海》生态内蕴的不同凡响之处，“海明威笔下的自然固然有与人对立的一面，但是他经常从人与自然的统一中揭示生命的本质”。在与大鲨鱼(大自然)的较量中，老渔夫虽然失败了，但他生命的价值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老人与马林鱼及大鲨鱼的搏斗，既是一种相互对立，更是一种相互依存，在彼此对立和竞争中突出对方的力量和存在的价值。海明威曾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两次大战对人类的摧残和对自然的破坏以及现代文明给人造成的异化现象对海明威的触动很大。《老人与海》是海明威一生思想和艺术探索的总结，作品中表现出的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思想对我们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从“生态优先”的角度来阐释《老人与海》，无疑有效地跳脱了传统的认识，既帮助读者开阔了视野，也让读者从中接受了一次特殊的生态“洗礼”。

运用生态批评的阐释功能，不仅可以对包含着生态意蕴的作品进行“自然”挖掘，而且可以分析、阐释渗透着狭隘人类中心主义的“反生态”文学作品，批判其中的反生态思想，一方面便于让人们从反面经验中激活生态意识，另一方面还可以推动学术界从生态的角度去重新建构文学经典。例如：被称为英国小说之父的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因为歌颂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新兴的资本家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开拓精神而曾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社

会的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在生态批评家的眼中，鲁滨逊又成为了人类征服、占有、开发、践踏大自然的象征，成为建立在广泛、彻底地掠夺和蹂躏大自然基础之上的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象征。在鲁滨逊为期28年的荒岛生涯中，历经了采集、渔猎、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初步的制造业等人类文明史的几个重大阶段，他勘探了整个小岛，充分发掘和利用了岛上的所有资源，并努力将其变成他的财富。他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向读者传达着这样一个信念：只有在征服、改造自然的劳作和生产中才有真正和最高的快乐。毫无疑义，从生态的角度来考察，鲁滨逊无异于整个人类反生态文明和反生态社会发展的缩影。

关键二：正确把握释“度”，避免过度阐释

生态批评的“生态”优先原则必然带来经典文学阐释的大变化，原来对经典文学的“传统理解”(有时甚至被认为是“真理性理解”)就可能退居次要地位甚至还有可能被完全否定。这种对文本中“自然”的重新评价可能会对文学研究领域施加各种影响，会引起各种文学作品或文学传统的重新阐释或重建，会形成某些文学评价尺度及文学地位排序上的变化。当然，生态批评并不是“万能钥匙”，经典文学的生态阐释中对“生态优先”原则的把握应该有一个“度”。正确把握阐释的“度”，是经典文学生态阐释必须遵循的又一重要原则。

经典文学也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有其当时的意义。某些经典文学虽然因其涉及到“自然”而蕴涵着一定的生态意识，具备一定的生态价值，但这种价值并不一定能与现代生态意义相通。经典文学的作家在当时很少会具备自觉的生态意识，其作品中的生态内蕴或者生态基因往往也是有限的或是浅层次的，在其创作之时，他们自己对我们现在从作品中阐释出来的“生态因子”也可能毫无察觉。因此，在对其生态思想和生态价值进行发掘时，我们切不可完全撇开时代背景作随意阐释，不可用现代生态文学的生态意识标准来强行套取经典文学的生态蕴涵。前面已述及杜甫的诗作具有较为丰富的生态内蕴，尤其是其对生态危机的忧虑意识是值得我们好好反思和学习的，但是，我们在对杜甫的诗作进行生态阐释时却不能将其“生态主题”随意地拔高。如果我们用现代生态学的原理和当代生态思潮来反观杜诗，并由此而认为杜诗体现了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善于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的现代生态观，那显然就是一种过度阐释。

同时，在全球化的语境下，生态批评不仅要重视对本土的生态文学和经典文学进行阐释，而且还要重视对异域文学的阐释以实现跨文明的互通。通过生态批评视域中中外文学的比较阐释，我们一方面可以探讨在不同文化和文明背景下，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是如何“用概念思考和深深的同情感来认识和体验整个世界生命的能力”这样一些共同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对各自的生态批评进行检视和甄别，打破生态批评的“西方中心主义”，采用扬弃的态度来正确对待西方的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

中国的生态批评源自西方但又不同于西方，中西生态批评有着不同的文本环境和不同的理论基础。从基础文本来说，西方的生态批评的基础文本主要是一些既注重对自然知识的科学表达、又兼有大量的作者内心自省的“自然写作”或环境文学作品。在国外，文学的生态阐释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发掘“自然原型(nature prototype)”——在其文学传统中反复出现、积淀着民族经验、反映出社会文化心理的自然形象的典型。中国生态批评的基础文本除了当代典型意义上的生态文学外，也包括我国古代的山水田园文学、现当代文学中以自然描写为主的诗歌、散文，还包括包含有大量自然描写的小说等。中西这两类基础文本虽然有着一些共同之处，但因其积淀着不同的民族经验、反映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心理而差别明显。从思想理论基础来说，西方的生态批评理论是“在西方后现代文化批判的背景下产生，以西方环境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当代生态理论和后结构主义为理论依据”^①；而中国生态批评的思想资源除当代生态思潮外，更多的是来自生成于封建农业经济时代的儒释道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观念。两者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文化背景、哲学基础都有着显著的区别。中国传统的生态哲学思想如贯穿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与西方的动物权利论、环境的内在价值论、自然目的论、深层生态主义自我实现论等生态理论，既有些许联系，更有众多差别。中国“天人合一”观的历史条件主要是生产力低下的落后的农业社会，是人类开始控制自然但仍未摆脱自然控制的现实表现；而西方生态伦理学的现实基础则是发达的工业文明、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是在反思人类毁灭性地破坏自然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对世界的思考是更加系统的、更加理性的。因此，虽然“中西融通”是生态批评发展、成熟的必经之路，但我们在进行生态批评的中西比较阐释时，也不可不顾其“差异”而按照自己的喜好和自己的标准随意阐释，更不可因为盲目崇拜而重新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泥淖。

[责任编辑：戴庆瑄]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注解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刘文良

大学生态文学环境教育论文 篇3：

高等师范院校环境教育创新模式探析

摘 要：高师环境教育是素质教育、终身教育以及可持续发展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教育模式有待于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发展。

关键词：环境教育；可持续发展；创新；模式

文献标志码：A

章编号：1002-0845(2007)02-0019-02

环境教育的立足点在于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强调受教育者综合环境素质的培养。环境教育的焦点已从“人与环境”转向“环境与发展”，具有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新特性。

高师环境教育的目的是要使师范生形成综合环境素质，包括环境意识、环境知识与技能、环境价值观与态度，最终形成有益于环境的行为模式，并积极投入到实施基础环境教育的行动中。环境教育的目的最终落实在学生的行为模式上，即在一定的认知基础上，受价值观和态度的支配，运用所掌握的技能作出有责任的、有利于环境的行为。

(一)探索创新的高师环境教育教学内容

环境科学与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紧密联系，且文理交叉，涉及众多学科，不同学科应有所侧重。但是，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概念应当成为教学内容的主线。

1.环境教育要以可持续发展为准绳。

在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导下，教育应培养学生的批判性分析能力和创造能力，尊重多样性和差异性，也就是形成一种个性化的教育观。环境教育的创新观点，就是从单纯的针对环境问题的教育，转变为环境、社会、经济的协调关系的教育，把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为环境教育的准绳。

2.环境教育要及时反映学科前沿发展状况。

当前，学生对层出不穷新的环境问题和人类应对环境问题的措施的关注程度与日俱增，教师要通过自己搜集资料、博览群书、学术交流和课题研究，将学科进展、发展方向和新理论、新观点、新技术、新方法融入课堂，及时充实与更新教学内容。以区域环境分析为突破点，帮助学生了解当今环境的热门话题和发生在身边的环境事件，掌握环境研究的方法与评价能力。

3.环境教育要将科学精神、思想方法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

人类认识环境与发展问题是一个持续的、不断深入的过程，教学要非常注意对那些虽已成为历史，但至今哪怕是当时曾造成影响的环境理论、环境事件和研究方法进行深入剖析，尤其是对那些当今被认为是错误的，但曾经推动历史进程的环境理论、环境事件及研究方法进行认真评价，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4.环境伦理是环境教育的终极。

据调查资料显示，环境教育的效果不仅仅取决于教师对环境科学知识掌握多少，更重要的是源于教师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和环境伦理道德水平。环境伦理道德观应是环境意识的核心内容，获得环境科学知识易，树立环境道德观难。目前已有的环境教育教材，涉及自然科学知识较多，而环境道德观、环境伦理学的内容明显不够，环境科学同样涉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如哲学、伦理学、文学、史学、社会学等，这些学科往往更重视伦理道德因素。此外，从人文学科的角度探讨环境问题，更能看到其本质原因，对确立环境伦理道德观是非常有益的。只有树立牢固的环境伦理思想，才能使师范生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自觉持续地履行保护环境的责任和义务。

5.教学理论创新是持续开展环境教育的基础。

环境教育教学理论应主动适应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为师范生未来从事基础环境教育奠定基础。目前，基础教育中的环境教育主要采取渗透教育的方式。对不同的学科和同一学科的不同教学单元和内容，渗透教育应有不同的特点，美国威斯康星州公共教育部于1985年颁布的《环境教育课程指南》中，建议以下列八个步骤来进行中小学环境教育课程渗透：①选择适当的环境主题。②选定教学科目及单元。③发展环境教学目标。④编制环境教育的教学内容。⑤发展新的教学过程。⑥增加新的过程技术。⑦增加新的教学资源，以进行新的教学活动。⑧收集有关活动素材及建议新的教学活动主题。

(二)探索创新的高师环境教育策略

学校环境教育的教学方法应有别于一般的学科教育，更应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现代教学原则。应将环境教育看成是师生共同探讨和研究，并且以学生为主体的一门课程。基于上述原则和设想，在实际教学中要努力探索创新的教育策略。

1.加强国际卢卡斯环境教育模式的应用。

环境教育不仅要让学生“学会”，更要让学生“会学”。环境科学充满了新鲜、富有活力、先进的科学内容，教学过程也应活泼、生动、形式多样。在课堂教学中，除了采用传统教学中的讲授外，多应用师生课内外互动、演讲—讨论式、引导—发现式、指导—自学式和暗示领悟式教学法。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应大力推广实地考察、实验模拟和程序教学法，建立环境教育的教学、研究基地，给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学习园地，实施在环境中、关于环境、为了环境的国际卢卡斯“三元一体化”环境教育教学模式。

2.精心设计情景，激发学生的真情实感。

通过使学生面对真实的或模拟的与环境理论和实践课程内容有关的问题情景，诱导学生即席思考并用理论创造性解说，以锻炼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迅速反应能力及创新精神。

3.创设两难问题，鼓励学生思考。

在环境教育中，存在不少环境两难问题，此类问题均没有绝对的统一答案，这种问题的提出，主要是引导学生从正反两方面深入思考，提倡解决问题途径的多样性与差异性。

4.与潜在课程相结合，发挥学生创意。

学习的主体逐渐由学生取代，创建学生环保社团，开展丰富多彩的学习活动，如举行环境专题辩论赛、环境知识抢答赛、举办环境宣传主题班会、展览环境宣传手抄报、编撰环境专辑、辅导环境小论文、举行环境问题漫画赛和摄影赛等，还可以出版环境宣传刊物和举办环保文艺晚会，让具有不同才能的学生各显身手，充分发挥各自的创造性来学习环境知识、宣传环境保护。

5.开展研究性学习，提高学习效率。

任何一本教科书都存在失之偏颇的地方，因此要千方百计地弥补教材的不足。一方面可以作业的形式安排学生自己搜集资料，开展研究性学习；另一方面则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信息量大的特点，在课堂中以多种媒体形式辅助教学；另外，在学生毕业论文设计过程中指导师范生开展基础环境教育研究，使学生持续提高环境教育教学素质和能力。

6.完善环境教育评价，提高学生学习热情。

环境教育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之一是要学生知道学什么，学会怎样去做，并能付诸环保行动。即环境教育的目的就是要逐步唤起受教育者对环境问题的意识和理解力。所以课程中实践部分的成绩允许学生为了求得高分而重做，且不限次数。考试可尝试开卷形式，允许学生带自认为最重要的材料。

(三)探索创新的高师环境教育途径

1.全方位渗透，多学科开展。

环境科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科学，环境教育涉及的学科很多，除了作为地球环境教育主渠道的地理学科之外，还有生物、化学、物理等学科中所涉及的生态系统和生态平衡原理、环境污染机制和环保技术等；政治、语文、历史、音乐、美术等学科中所涉及的环境法律法规、环境伦理道德、环境质量的历史变迁以及环境审美教育等。因此，建议相应的专业也都能开出具有本专业特点的环境选修课，或确立在本专业教学中如何渗透环境教育的方案，使各专业人才都能充分发挥其学习的主体作用。

2.环境教育应在人的一生中持续进行。

环境教育不是一门单独的学科，它需要人们综合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知识技能认识环境。环境教育必须持续地贯穿于人的一生。作为高等师范院校，肩负着既对未来教师进行环境教育，还要加强教师的在职培训。

3.加强环境教育网络建设。

网络已经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教师、学生、社会各界人士都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时间等，通过网络攫取自己所需要的知识。师范院校校园网上也应有环境教育的一席之地，以更好地起到学习与交流环境教育教学经验的作用。

4.创建“绿色大学”。

所谓“绿色大学”建设，就是围绕教育这一核心，将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思想落实到大学的各项活动中，融入到大学教育的全过程。核心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绿色教育、绿色科技、绿色校园。大学绿色教育包括对学生环境知识的传播，更重要的是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环境意识、环境伦理道德，并通过他们影响和提高整个社会的环境意识。加强绿色教育不仅应该在教学内容、课程设置中得到体现，还应该把绿色理念贯彻到整个教学工作中去，更应该创建可持续发展的校园文化，营造绿色教育氛围。创建绿色大学能够使师范院校在持续提升自身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过程中，培养支持基础教育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师范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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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涛.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大学教育探讨[J].环境教育，2004(1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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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祝怀新.环境教育论[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2.

[5]李文翎.构建环境教育创新模式[J].环境教育，2000(4)：3～4.

〔责任编辑：吕增富〕

作者：孙润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