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区域经济政策探究论文

摘要：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政府招商引资，往往需要从产业集聚、税收优惠、政府职能和宏观税负等几个不同的方面，分别对企业投资带来的影响进行必要的考察，企业投资决策也往往受到地方政府各种优惠政策等几个层面的影响。目前学界研究对政府招商引资与企业投资决策考虑因素较为单一，缺乏深度解析，本文就此提出相关构想，引导未来招商引资研究向深层领域拓展。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外区域经济政策探究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中外区域经济政策探究论文 篇1：

土地发展权交易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时空溢出效应

摘要 在我国实施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背景下，探讨区域间基于发展权交易的土地要素互动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以实施地票交易政策构建区域间土地发展权交易市场的重庆市为研究区域，基于2008—2017年重庆市地票交易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检验和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分别利用地理距离、经济距离和经济地理距离三种类型的空间权重，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探讨区域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及土地发展权交易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重庆市各个区县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随着地票交易政策的实施，空间集聚水平不断提高。②无论在时间维度还是空间维度，重庆市区域经济增长均呈现出显著的时间溢出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但现阶段，维持本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时间溢出效应要强于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③区域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显著地影响着本区域和经济地理距离上相邻区域的经济发展，对本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的直接效应大于对周边区域经济贡献的溢出效应，同时，长期效应也显著明显于短期效应。基于此，政府应在建立调节和预警机制的基础上，以土地发展权交易为纽带搭建城乡间、区域间要素互动的有效通道，形成土地、资本、劳动力多要素协同作用的区域融合发展体系，提高要素区域间的配置效率。

关键词 土地发展权交易;重庆地票;空间溢出;经济增长;空间动态面板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城镇建设用地计划管理体系对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1-3]，但由于缺少区域间以市场为导向的要素互动，从而导致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效率低下[4-5]。伴随着我国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部分地区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为制度基础，尝试在区域内构建可交易的土地发展权市场，搭建了区域间土地要素的互动通道。重庆地票交易政策是构建土地发展权交易市场的典型地方实践[6]。在该政策下，农民通过复垦闲置宅基地，从而获得可交易的土地发展权指标即地票[7]，当该指标在重庆市农村土地交易所公开交易后，农民和农村集体将按照85%和15%的比例分享溢价收益，而土地发展权指标则在相应区域落地，从而实现了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在市域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市场配置。截止2018年，重庆市38个区县中，36个区县有地票流入，32个区县有地票流出，年均交易地票4 200 hm2，总成交价款达到482.65亿元。伴随着诸如重庆地票等土地发展权交易政策的不断涌现，学者们从制度起源[8-9]、典型模式[10-11]及中外政策对比[12-13]等方面对我国土地发展权交易政策的实践进行了大量研究。但现有研究多以探讨政策适宜性的理论分析为主，缺少以经验数据为支撑对于政策有效性的精准评价。张蔚文等[14]以浙江省为研究区域，探讨了土地发展权市场的构建对区域经济增长和建设用地配置效率提升的积极作用，但已有研究均忽略了土地要素互动通道构建后所带来的要素外溢，这种静态分析将会造成模型估计结果的偏误。也有部分学者以建设用地要素为研究对象，在全国尺度上探讨建设用地扩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15-17]。但由于各省份间缺少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互动通道，因此，探讨不存在区域间互动的要素溢出效应缺乏理论支撑。鉴于此，以构建土地发展权市场的重庆市为研究区域，分别从理论和实证层面分析土地发展权交易与区域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重点探讨土地发展权交易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从而为进一步完善区域土地发展权市场、构建更加完善的城镇建设用地配置体系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1  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土地发展权交易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在地票交易政策下，重庆市土地发展权交易通过带动区域间相关要素的互动从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两个方面影响区域经济增长。

1.1.1 土地发展权交易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

依据传统经济增长模型，土地、资本、劳动力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不同要素根据相对价格差异互相替代，从而实现要素的最优配置。重庆市作为我国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地域广阔，38个区县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基础相差较大。渝东南、渝东北片区是重庆市的生态涵养区和自然资源保护区，资源禀赋较好，但农村建设用地闲置、浪费现象严重，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渝西和主城片区经济发展较快、人口密度较高，但面临建设用地指标不足、耕地保有量限制的发展难题。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不同区域间土地、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相对价格逐步分化，渝东南、渝东北片区与渝西、主城片区的要素价格“剪刀差”逐渐形成。但随着地票交易政策的实施，以土地发展权交易为媒介的区域间要素互动通道得以搭建，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各区域要素在价格信号的引导下实现重新配置。经济发达、建设用地指标稀缺地区将流出资本要素以换取相对稀缺的建设用地指标，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则流入相对稀缺的资本要素，实现了区域间要素配置的优化。对于地票流入区，其获得了计划外的建设用地指標，当地票落地后，伴随着资本的投入，进一步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拉动地方经济增长。而对于地票流出区，农户、集体和地方政府均可获得相应比例的地票溢价收益，补充了该区域相对稀缺的货币资本，货币资本的增加也可拉动消费增长，最终推动区域经济增长（见图1）。

1.1.2 土地发展权交易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

通过实施地票交易政策，重庆市搭建了区域间土地发展权的互动通道，从而以土地要素为纽带实现了资本、劳动力等多要素在区域间的互动。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要素区域间流动必然会带来相应的空间溢出效应（见图1）。对于地票流入区，除了传统经济溢出效应中基于相邻区域劳动力、资本要素互动所导致的经济增长外溢[18]，由于土地发展权交易，地票流入区通过农村土地交易所向地票流出区转移了大量资本要素，该要素的外溢一方面直接拉动地票流出区消费，进而推动地方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重庆市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联动，鼓励参与地票交易政策复垦宅基地的农民进城落户，并享有相关政策待遇。因此，地票流入区还可通过劳动力要素外溢推动人口城镇化进一步带动区域经济增长。而对于地票流出区，则通过农村土地交易所，向购买地票指标的区域转移大量土地发展权指标，从而拉动指标流入区的经济增长。可见，由于土地发展权交易市场的构建，重庆市内部形成了以土地为纽带的要素互动新格局，各个区域间经济发展通过土地要素的直接贡献和间接溢出互相影响。

1.2  研究假设

基于以上土地发展权交易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作用机理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1：基于土地发展权交易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一个区域参与土地发展权交易（流入地票或流出地票）将会显著地促进本区域经济增长。

研究假设2：基于土地发展权交易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一个区域参与土地发展权交易（流入地票或流出地票）将会显著地促进相邻区域和指标交易区的经济增长。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  空间自相关检验

一般情况下，在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各个变量间相互作用机理前需要判断区域间各变量間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主要采用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分别使用全局Moran’s I指数和局部Moran’s I指数两个指标进行验证[18]。在该研究中，采用这两个指数对重庆市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进行了空间自相关检验。

（1）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临近区域间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使用Moran’s I指数反映空间邻接或邻近的区域单元属性值的相似程度，公式如式（1）：xi 为区域i的属性值;n为区域总数;为属性均值;Wij为空间权重矩阵，代表空间单元i和j之间的影响程度。

（2）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全局Moran’s I指数对空间自相关的全局评估忽略了空间过程的潜在不稳定性，因此有必要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18]，一般采用局部Moran’s I指数和Moran’s I指数散点图检验不同区域各属性值的局部空间自相关情况。局部Moran’s I指数的基本公式如式（2），式中S2为方差，其余字母涵义均与式1相同。

2.1.2  空间面板模型

（1）模型设定。根据变量间空间依存关系的差异，空间计量模型一般分为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基于前文的机理分析，重庆市区域间的经济增长可能同时存在时空溢出效应。因此，基于空间计量的基础模型构建如下更为一般的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式3）。其中Growth代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Land代表区域参与地票交易的决策，X代表相关控制变量，μi为地区效应，φt为时间效应，εit为带有空间依存关系的随机误差项，W为反映区域间相互依存关系的空间权重，α为经济增长的时间溢出项系数，ρ为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项系数，β、γ为解释变量系数，λ、 χ为控制变量系数，η为随机误差项在空间中的相互依存关系，i、j分别代表目标区县和空间相关区县，N为区县个数，n为控制变量个数。

（2）变量选择。被解释变量为Growthit，表示重庆市i区县t时期人均GDP的对数值，用以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首先以2008年为基期，对重庆市GDP指标进行消胀处理并计算出真实GDP水平，真实人均GDP为GDP与总人口数之比。

解释变量。为重点分析重庆市各个区县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空间互动关系，并捕捉土地发展权交易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时空溢出效应，设置Landit-1、Landjt-1两个Land的滞后一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其中Landit-1用以衡量目标区域i在t-1时期的地票交易行为即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若i区县t-1时期有地票流入或流出，则Landit-1取1，若当期没有地票流入或流出，则Landit-1取0;Landjt-1则代表与i区域空间相关的j区域的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取值原则与Landit-1相同。

控制变量。根据已有关注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献，选取以下4个变量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

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Invest）。选取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占GDP比重作为物质资本投资的度量指标，该指标用以衡量区域内物质资本存量的基本情况[19]。

地区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IE）。由于对外开放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选择对外开放度作为描述经济制度条件的变量。而对外开放程度直接反映在进出口贸易水平上，因此，使用人民币表示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的比值作为对外开放度的度量指标，该指标用于衡量一个区域的经济开放程度[20]。

地区劳动力增长率（Labor）。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可为地区经济增长提供较优的人力资本保障，因此使用地区劳动力增长率这一指标来衡量区域的人力资本水平[4]。

地区存款总额占GDP的比重（Save）。根据已有相关研究，储蓄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常常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因此，选取地区存款总额占GDP比重来衡量区域的储蓄水平。

（3）空间权重的设定。在以往针对城镇建设用地扩张与区域经济增长空间相关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或关注地理距离权重[15]，或关注经济距离权重[16]，综合考察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的研究相对较少。综上所述，分别采用地理距离权重（W1）、经济距离权重（W2）和经济地理距离权重（W3）三种权重来全面地检验不同经济指标的空间作用关系。其中地理距离权重的元素Wij表示重庆市i区县政府与j区县政府最近公路距离的倒数。已有文献对于经济距离权重的设定存在一定的分歧，部分学者采用区域间人均GDP差值作为权重矩阵中的基础元素[21]，也有学者采用区域间人均GDP差值的倒数来反映区域间的经济依存关系[22]。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土地发展权交易更易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区域间而非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区域，因此借鉴林光平等[21]的方法，选择地区间人均GDP的差额作为衡量地区间经济距离的指标。另外，重庆市区域间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既来自于土地发展权交易的空间溢出，也来自于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溢出，而资本、劳动力的溢出则遵循相对临近原则。因此，为综合考察多要素的空间互动关系，将经济地理距离权重设定为W3=θW1+（1-θ）W2，θ介于0到1之间，表示地理距离权重所占比重[22]，为简化分析，将θ设定为0.5。

2.2 数据来源

选择2008—2017年重庆市38个区县地票交易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该数据来源于重庆市农村土地交易所官网所公布的地票交易及地票价款直拨数据。重庆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数据来源于《重庆市统计年鉴（2008—2018）》，表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3 实证分析

3.1 空间相关性分析

在三种空间权重矩阵下，采用全局Moran’s I指数和局部Moran’s I指数，分别对重庆市38个区县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rowth）和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Land）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显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全局Moran’s I指数分布在0.3～0.8之间，并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其中地理距离权重下全局Moran’s I指數较高、经济距离权重下较低、经济地理距离权重居中（见图2）。从时间趋势看，随着地票交易政策的实施，全局Moran’s I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这说明各个区域间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不断提高。区域间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的全局Moran’s I指数集中分布于-0.2～0.4之间（见图2）。从图2中可以发现，在地票实施初期，无论在何种权重下，区域间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的空间相关性及显著性水平均较低，但2011年后，区域间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的空间相关性逐步增强，显著水平也不断提高。总的来说，在经济距离权重下，区域间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的空间相关性最强、地理距离权重下最低、经济地理距离权重下居中。

依据各个区县的局部Moran’s I指数，基于Geoda软件计算得出2008—2017年经济地理距离权重下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rowth）和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Land）两个指标的空间集聚类型，为节约篇幅，下文仅呈现2013年和2017年两个典型年份的空间集聚情况（见表2）。从表2可以发现，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呈现出与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相似的正向空间集聚效果，无论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rowth）还是区域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Land）的空间集聚状态均以高高（H-H）集聚和低低（L-L）集聚的正向空间自相关集聚为主，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正向的空间集聚效果不断加强。从空间分布状况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rowth）的高高（H-H）集聚主要分布于重庆市主城及渝西片区，而低低（L-L）集聚区则集中分布在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LAND）的空间集聚状态以高高（H-H）集聚为主，主要分布在主城区、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这种空间分布结果说明了重庆市不同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区域间增长强弱分明的空间格局日益显现。同时，区域间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空间一体化格局，农村建设用地资源禀赋较好的渝东北、渝东南地区和经济发展较快的主城、渝西片区都积极参与地票交易，从而区域间土地要素的互动不断加强。从空间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不论是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区域间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因此有必要进行空间计量分析以探索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

3.2  空间动态面板估计结果分析

3.2.1  模型识别

由于设定的初始模型同时包含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效应，因此需要先对两个竞争性模型进行比较，该工作一般由稳健的LR检验和Wald检验来完成。检验结果显示，在三种空间权重下，LMlag统计量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LMerr统计量在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这说明空间误差效应和空间滞后效应同时存在，但空间滞后效应更加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根据Lesage和Pace的观点，空间杜宾模型（SDM）的估计更加有效[23]。

3.2.2  模型估计结果

使用stata15.0软件，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对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进行回归，Hausman检验结果显著拒绝了误差项与自变量相互独立的原假设，因而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表3汇报了三种不同空间权重下地区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总的来看，无论何种权重下，衡量时间溢出效应的系数α以及衡量空间溢出效应的系数ρ均为正值，且均显著。同时，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对于经济发展的静态效应也比较明显。但在经济距离权重下，控制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在地理距离权重下，解释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这进一步说明了土地发展权互动更多发生在经济水平差距较大的区域之间，溢出效应也在这些区域间反应的更加明显。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溢出则主要以空间临近为原则，空间相邻的区域溢出效应较为明显。综合来看，经济地理距离权重下的估计结果较为有效，因此，下文主要对经济地理距离权重下的回归结果进行详细说明。

（1） 经济增长的时间溢出效应分析。从时间维度看，在地区、时间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下，区域经济增长时间溢出效应系数α分别为0.432、0.512和0.314，且均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在研究期内，重庆市区域经济增长并未出现收敛状态，仍处于惯性较强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的区域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增长也将处于优势地位。这一结果进一步解释了重庆市区域间经济发展强弱分明空间格局形成的内在原因。但这一结果与大量学者基于全国尺度的经济增长收敛效应研究结果相悖，这一方面说明重庆市虽然整体经济增速较快，但发展结构仍以极化作用为主，出现了优势区域的“虹吸效应”，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反映出全国尺度的研究常常掩盖了个体的异质性差异，难以反映部分地区的实际情况。

（2） 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从空间维度看，在地区、时间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下，区域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系数ρ分别为0.117、0.165和0.263，且都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进一步验证了前文空间自相关分析的结果，即研究期内重庆市各个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正向的空间集聚状态，空间溢出效应较为显著。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无论在何种模型下，时间溢出效应系数α均大于空间溢出效应系数ρ，可见，现阶段时间溢出效应强于空间溢出效应。事实上，重庆市被纳入城乡统筹改革试验区后，结合着主体功能区划定和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的改革，城乡要素互动通道不断拓宽，区域间经济增长的互动效应不断加强，相邻地区和经济往来密切地区间经济发展联系日益紧密，这有效地推动了重庆市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但由于经济发展的惯性较强，区域统筹发展所带来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仍然较低，时间溢出效应仍显著高于空间溢出效应，这将导致短期内重庆市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持续扩大。

（3） 土地發展权交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表3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时空固定效应模型下，本区域与相邻区域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124与0.184，分别在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地区经济增长水平不仅受到本区域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的影响，同时也受到经济地理距离相对较近地区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的影响，从而说明区域土地发展权交易决策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根据LeSage和Pace的研究结果[23]，可进一步将存在空间效应的各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即某地区土地发展权交易决策对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总体影响为直接效应，其包含了空间反馈效应，即本地区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的变动通过影响邻近地区经济发展，临近地区经济发展反过来影响本地区经济增长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而某地区土地发展交易决策对其它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为间接效应，即影响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由于构建了时空维度的动态面板模型，因此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又可以进一步分解为长期效应和短期效应，分别反映了相关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短期即时影响和考虑时间滞后效应的长期影响。

表4汇报了经济地理距离权重下时空固定效应模型中各个变量影响效应分解的结果。从时间维度看，区域土地发展权交易决策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均比短期效应明显，这说明土地要素作为经济发展的载体对经济增长的长期贡献更加显著。事实上基于地票交易的政策设计，从地票交易到指标落地真正带动经济增长通常需要一段过直接贡献大于对周边区域的影响，也就是说一个地区流入或流出地票，会显著地促进本地经济的增长，同时，由于地票交易带动了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流动，从而会拉动共同参与地票交易地区的经济增长。以上实证结果分别验证了前文理论分析提出的研究假设1和研究假设2，即区域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以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共同增长，但现阶段仍以带动本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为主，对周边区域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相对较弱。

（4） 控制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从表3和表4可以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力和储蓄水平均与地区经济增长呈显著的相关关系，而进出口水平与区域经济增长并无显著相关性。具体来看，无论是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固定资产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均呈正向的相关关系，其中短期总效益系数为0.196而长期总效益系数0.121，可见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更加显著，进一步反映了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缺乏可持续性和延续性。劳动力水平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均为正值，而间接效应则为负值。这说明随着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劳动力流动性逐步增强，但现阶段劳动力仍集中流向经济发达地区，从而造成区域发展的“虹吸效应”，降低了周边区域劳动力水平，抑制了相邻地区的经济增长。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研究结论

以引入土地发展权交易市场的重庆市为研究区域，在理论层面分析土地发展权交易对经济增长直接拉动效应和间接溢出效应的基础上，利用2008—2017年重庆市地票交易和区域经济发展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检验和空间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探讨区域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及土地发展权交易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重庆市各个区县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且集聚水平不断提高。无论是空间维度还是时间维度，重庆市各个区县的经济发展水平均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但现阶段，时间滞后效应显著高于空间滞后效应，这也使得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区域间土地发展权交易行为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作用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相比拉动相邻区域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现阶段土地发展权交易对于本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更为突出。

4.2 政策启示

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

（1）引入市场机制，以土地要素为核心构建城乡间、区域间要素互动的有效通道。在城乡二元格局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下，如何更多地引入市场机制配置城乡要素是优化城乡间、区域间发展格局的关键。现阶段应重点以土地制度改革为抓手，通过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以价格为信号，引导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在城乡间、区域间的高效配置，从而为区域平衡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

（2）构建土地、资本、劳动力要素协同作用的区域互动发展体系，提高要素区域间的配置效率。基于研究结果可以发现，土地要素作为资本和劳动力的重要载体，其区域间的流动必然带动资本和劳动力在区域间的互动。现阶段应以土地制度改革为抓手，消除土地要素城乡间、区域间的流动壁垒，同时，配合户籍制度和财政体制改革，进一步发挥多要素的联动作用，增加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互动性，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增长。

（3）政府应建立相应的调节和预警机制，引导各要素在区域间的合理流动。研究结果显示，短期内，区域经济增长的时间溢出效应将大于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土地要素区域间自由流动通道的构建将会在短期内扩大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距。为避免这种强弱分明的“马太效应”，政府在进行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应建立相应调节和预警机制，从而引导各要素在区域间的合理流动。

（编辑：李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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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顾汉龙 刘忆莹 王秋兵

中外区域经济政策探究论文 篇2：

经开区招商引资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

摘要：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政府招商引资，往往需要从产业集聚、税收优惠、政府职能和宏观税负等几个不同的方面，分别对企业投资带来的影响进行必要的考察，企业投资决策也往往受到地方政府各种优惠政策等几个层面的影响。目前学界研究对政府招商引资与企业投资决策考虑因素较为单一，缺乏深度解析，本文就此提出相关构想，引导未来招商引资研究向深层领域拓展。

关键词：产业集聚;优惠政策;政府职能;宏观税负;投资抑制

一、引言

招商引资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改革开放形成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经开区），促成了招商引资特殊模式的产生，起初主要指当地政府对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引进，后来越来越多地表现在国内外优质企业在经开区的投资[1]，被仲鹭勍称为加速当地经济发展的一种策略[2]。政府主导的招商引资的直接效应表现在当地公共利益和社会福利得到一定改善，市场结构得到明显优化，就业岗位增加，消费结构、教育水平、生活质量均有显著提升，市场繁荣，社会稳定。

在招商引资中，政府首要选择的是外部企业进入后能否快速且有效地形成产业集聚，即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集聚度，释放企业正外部效应和溢出效应，快速提升地方经济。区外企业投资首先考量当地政府的产业政策，如财政补贴、税收和土地租赁等优惠程度。这也是政府政策性干预的重要手段和最具有代表性的支持形式[3]。关于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对企业投资影响的研究论文，在2010-2018年期间，仅CNKI收录的文献就分别高达3万篇和2.5万篇，关于产业集群与经开区企业投资、政府招商引资与经开区企业投资的研究文献也多达1.8万篇和1.9万篇。我们主要从产业集聚、优惠政策、政府职能及宏观税负方面对相关研究成果予以系统综述，并对企业投资抑制倾向的情形进行分析。

二、產业集聚

产业集聚是政府招商引资中拟达到的目的之一，也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较为典型的现象，更是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必然途径[4]。马歇尔站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5]，通过对工业群的研究，认为企业往往为获得外部规模经济才产生集聚。阿尔弗雷德韦伯则首次运用工业区位理论解释产业集聚[6]，认为产业集聚应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是企业在成立之初依靠自身的扩张而产生的原始产业集聚;第二阶段则是由于大规模生产带来的显著经济优势，即地区性集聚效应。而且当一个优质企业进入某个特定区域时，将对其他区外企业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同时激发区内企业自身活力，也间接强化了地区性产业的集聚效果。经开区往往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使大量相互关联的企业及其支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必然会形成强劲、持续的竞争优势[7，8]。Krugman通过模型数据在理论层面论证了工业活动在空间布局逐渐演化中形成的产业集聚[9]，Smith则论述了产业集聚形成正外部性、规模和范围经济的理论[10]。通过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包含的“区位优势”相关概念类比可知[11]，企业选择在某地投资主要出于以较低成本享受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享受当地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12]，并借助增加企业研发投入来扩大投资体量[13]。但Krugman和Dunning并没有对地区资源禀赋具有的差异性加以论证，仅在企业空间布局上对产业集聚做了描述。而邓宁的“折衷理论”则主要从劳动力成本、市场潜力、贸易壁垒和政府政策四个方面考察企业投资行为，对不同地域所拥有的不同自然资源却没有进一步论述。

关于产业集聚对地区经开区企业和当地经济产生的优势是经济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韦伯从企业最低生产成本出发，提出产业集聚可使企业从中获得成本节约带来的相应收益[6]。Krugman从区域经济学和规模经济学出发[9]，认为产业集聚的关键是规模经济，尤其外部规模经济下的产业集聚可以使企业产品的平均生产成本降低，进一步形成规模效应的递增效果。Head等学者[14]发现不仅如此，而且有利于企业相互竞争与合作。产业集聚的金融外部性可以使市场通过价格机制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15]，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该区域，形成相关产业链，并随企业数量的增多，延长产业链，集聚溢出正效应得以发挥[16]。

就产业集聚形成的溢出效应而言，Henderson在经过假设模型验证后认为集聚会产生溢出效应[17]，同时也会加强区内企业的关联程度，并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正向结论。袁诚[18]、Krugman[15]经过研究都证实了Henderson结论的正确性。许罗丹等[19]通过实证研究，认为集聚效应在增强其衍生溢出效应的同时，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则更为明显。Johanson[20]、毛日昇[21]对产业集聚形成的技术外溢以及相关科研创新带来的知识外溢效应进行了研究，认为外溢效应反过来加强产业集聚。徐倩等[22]发现技术外溢可使当地社会福利增加，表现出正向效应。黎鸿飞指出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活动会在一个特定区域内形成产业集聚，并在较短时间内发挥集聚效应[23]，同时吸引区外优质资源，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并增强企业投资效率。集聚效应形成的知识外溢和技术外溢，以及较低的交易成本，吸引企业不断加入，使企业间耦合关系加强，集群优势扩大，溢出效应越强。同时产业集聚会淘汰无效低端资源，使资源进一步得到合理配置，让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抓住投资机会自我强大[23]。

很多学者过于强调产业集聚的正面效应，让人们误以为只要形成产业集聚，企业的质量、竞争力都会大幅提升。事实上，我们通过对国家经济开发区官网公布的全国219家经开区企业的对比分析，证明产业集聚也会产生负面效应。

美国经济学家Hirschman和瑞典经济学家Myrdal认为产业集聚达到峰值之后就会走下坡路，进入衰退期，而且过度集聚会接连引发房产地价攀升、人口拥挤、环境污染、道路拥挤等诸多社会问题。这一系列问题叠加后反而使企业生产成本、交易费用上涨，导致生产的最终消费品价格过高，失去市场竞争力。季书涵[24]，黄肖琦等[25]提出产业集聚引起经开区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达到临界值时，产业集聚的负效应会使集聚产生离心力，最终限制产业集聚规模，抵消集聚经济的正外部效应。长时间集聚使得企业出现纵向固化以及横向过于分散，造成每条产业链出现闭环结构，不利于企业转型升级，投资热情和规模也随之减弱，出现投资抑制。

固然，政府招商引资有助于开发区快速形成产业集聚，其溢出效应更是增强了地方经济与企业投资效率，然而过度集聚却产生了负效应，既降低了区域经济又抑制了企业投资。地方政府不该为了招商引资不惜血本，依靠“政策租”来加强区内企业的集聚效应，导致虚假集聚，使企业成本上升，负担加重[26]，很多項目的NPV逐渐趋于0，甚至出现负数，企业的投资也必然会受到抑制。

政府招商引资有助于经开区快速形成产业集聚，其溢出效应更是增强了地方经济与企业投资效率。从以上的文献中可以看出，产业集聚不但给企业带来了溢出效应，同时也造成了诸如企业投资受抑制等负面效应。然而这些文献以当地政府招商引资为大前提时，仅从单一的产业集聚层面探讨招商引资对企业投资决策会有何影响，忽略了优惠政策等同样也会给企业投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①。

三、优惠政策

多年来，政府在招商引资中提供各种优惠政策逐渐成为企业利用政府资金的最有效途径之一[27]。黎鸿飞、王红毅的研究表明[23，28]，除了国家法定税收优惠外，地方政府通过先征后返的方式，在其财力容许的范围内，给予企业更多优惠，以弥补自身资源禀赋的不足。

随着中央经济权力下放，地方政府的个性化招商引资更具自主性和灵活性，给予企业更多的优惠政策，一方面加速资本在各地区、各行业的流转速度[29]，防止企业转型升级时发生板结现象;另一方面也可防止优质企业在转型升级中发生衰退现象，使当地经济整体处于平稳上升态势[30]。

政府为吸引外部资本投资而使用财政竞争手段（财政竞争或税收竞争），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经常陷入过度竞争的无序状态[31，32]，部分地方政府高喊税收减免优惠口号，突破国家法定的基本税率和“两免三减半”政策，自行出台“四免四减半”、“五免五减半”的政策，甚至承诺零税费[33]。导致过度或恶性竞争，使其他地区因失去资本投资而税基缩小，税收减少，以至影响到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34]。有些地方政府，只要企业能够为当地带来经济利益，实现经济指标的增长，对各类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并不关注。因为政府官员评价考核机制中“政治锦标赛”和“唯GDP论”[36]，造成官员在位期间盲目追求GDP排名，至于企业集聚度、关联度如何漠不关心。

盲目地追求招商引资，使权力寻租愈演越烈。王洛忠（2007）、黎民等（2016）曾指出寻租和腐败的直接源头是公共权力[33，36]。一些官员利用手中的政治资源，打着招商引资的幌子疯狂进行权力寻租，损害企业利益。一些地方政府甚至成立“招商游击队”四处寻找投资企业[37]，官员企图通过这一政绩获得晋升资本，于是进一步激化了官员权力寻租的可能性和不规范的土地优惠政策。

蔡卫军（2007）、耿曙等（2015）从政府角度对寻租进行了分析，认为寻租造成政府过度干预企业投资[38，39]。江新峰进一步发现政府寻租行为阻碍企业业绩提升[40]，抑制企业投资效率，对政府声誉和企业的投资决策都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

从以上的文献回顾可以看出，大部分学者认为政府在招商引资时给出的优惠政策会使企业在投资决策上出现偏差，而且将主要矛头都集中在政府过度干预以及现有官员激励政策的缺陷上，却鲜有文献提出该如何解决。

四、政府职能

政府职能通常会根据不同阶段的国家战略对其定位做出相应调整[35]。现阶段我国政府职能主要包括政治职能、文化职能、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等四个方面，招商引资中政府职能重点体现在经济职能与社会职能两个方面，其中经济职能使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维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并且通过地方政府制定相关产业政策、规划指引等间接控制管理市场以使“看得见的手”解决市场的部分“失灵”，配合其行政地位以合理配置宏观市场资源，从而提高经开区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然而招商引资中，政府职能越位或缺失越来越突出。首先是土地，当地政府为吸引外部企业，往往土地的实际价值与转让价格相差悬殊，使土地闲置问题日益严重，既造成资源的非有效利用，又增加了政府和企业的负担[23]。黎民等将这一问题归结为地方政府自身能力有限，缺乏一套完整的结构体系去完善经开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吸引不到投资者或投资者不足，造成大量土地资源闲置，使政府手中的经济资源没有发挥应有效果，反映出政府职能的缺失[36]。王洛忠等人指出地方政府非正常转让有限土地资源，造成资源要素价格扭曲，扰乱市场秩序，使企业的投资决策最终演变为非效率投资[33]。

随着经济全面转型升级改造，市场买卖双方角色互换，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政府面对市场变化的反应过慢，不能及时获得各类有效信息而造成企业投资失误增加;各地政府间造成的产业趋同，产品过剩导致的需求约束增加，限制了企业的发展;企业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在技术设备以及开拓市场上的滞后性和不适应性。导致产品积压、生产停滞，从而造成企业亏损，甚至破产，企业投资被抑制。政府职能从早先的“扶持之手”转变为“掠夺之手”，干了本应属于企业的活。这种政府职能的越位使市场规则和价格信号机制被扭曲，造成市场信号机制失灵[36]，其原因正如李伟等学者所言[41]，在于政府过度干预市场，造成企业产能过剩，产品积压，缺乏投资资金[42]。李延喜、曾伟强等提出只有降低政府干预，才能有效促进企业进行外部投资[43]。

政府官员深信地区经济增速是决定其仕途晋升的重要指标，因此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无原则承诺优惠政策，降低园区准入门槛以吸引区外企业。地方官员出于完成本地政策和社会目标的目的，保护业绩较差的企业，形成预算软约束，使企业做出的投资决策偏离市场轨道，造成错误的资源配置，导致“潮涌现象”发生，甚至将企业引入“以投资换补助”的险境[44]。企业的关注点也因此逐渐从如何利用生产要素来增强自身能力转移到如何利用政府补贴加强自己能力。可见利用实施产业政策获得政府补助、银行贷款，能刺激企业管理层提升投资水平，也会导致企业过度投资现象发生[45，46]。过度投资造成产品过剩，使企业投资如钟形曲线般在上升达到平衡点时必然下降，出现投资抑制倾向，由此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当地经济必然萎靡不振。

由于各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存在博弈性，当初承诺的优惠政策，在企业进入后，不能及时兑现，或者改变政策，形成预算软约束。有学者认为经济政策的频繁变动会抑制企业投资[47]，李凤羽等发现这种现象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更为明显，抑制程度也更为严重[48]。许天启等人运用准自然实验的方式，验证了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产生的抑制作用[49]。Gulen运用上市公司相关数据研究发现，经济政策的短期波动越大，企业投资被抑制的效果就越明显[50，51]。郑成鑫曾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472家制造业企业进行分析，确认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呈倒U型，不确定性较大，企业投资就会减小[52]。郝永敬等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研究认为，当企业盈利能力较强时这种抑制效果才会得以缓解[53]。谭小芬，任佩洁分别研究中日两国上市公司[54]，和Gulen的结论完全一致。

现有政府招商引资中关于政府职能层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如何利用其行政手段吸引外部企业以及如何对企业投资进行干预上，而没有考虑到宏观税负作为整体经济环境同样对政府招商引资产生影响。在随后的回顾中，相关学者在宏观税负的大环境下对政府招商引资与企业投资作出探究。

五、宏观税负

我国于2016年8月下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其中提出降低宏观税负，为企业减负，提高投资回报率以刺激企业扩大投资。赵三英运用时间序列对我国31个省区的研究验证，增加企业投资直接而比较有效的途径就是减税[56]。适当减税可以促进民间资本流入经开区企业，提高区内企业投资效率。姚林香利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以Branson的相关研究为基础建立了含有非税因素的经济模型以测算我国最优宏观税负，证明适当降低税负可以避免高税负抑制经济增长的不良状况[57]。武彦民等从供需结构关系分析我国的宏观税负结构，以破解当前税负过高的问题，从而刺激经济发展[58]。

Marsden首次对税负与经济增长率通过统计分析方法检验，发现税率与经济增长量之间存在负相关[59]。Folster针对发达国家进行相关实证检验[60]，Angelopoulos通过构建内生性变量模型，均得出了类似结论[61]。李俊霖在经济增长框架下，改进Bolton实证模型[62，63]，以国内生产总值为被解释变量，验证了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税负对企业投资会产生负向影响。方红生认为国家宏观税负过高反而会成为“掠夺之手”[64]，不利于企业在投资时作出合理决策，可能会否定NPV>0的项目。杨杨，刘金东，杨继生等分别对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中小民营企业价值受到国家宏观税负的影响较大，且两者呈现出显著负相关，也就是说国家的高税负抑制了中小民营企业的投资[65-67]。陈彦斌通过构建竞争性市场均衡模型分析[68]，显示高税负降低了资本配置效率，抑制了制造业企业总产出。靳毓认为税负过高无形中增加企业的投资成本[69]，使企业投资效率和效果大打折扣。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大部分研究都认为企业投资受抑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的宏观税负过高造成的，这一点在评判上过于绝对。宏观税负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程度究竟如何，仍需要不断深入研究，而且宏观税负如何通过经济的涨跌影响企业投资以上学者并未给出明确的观点。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并将诸多因素综合考虑后才能得到令人信服的结果。

六、进一步研究

我们以经开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为背景，通过产业集聚、优惠政策、政府职能和宏观税负等四个方面对当地经济和经开区企业投资效率带来的影响的学术研究进行了梳理。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回顾，我们认为以下几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

1.产业集聚作为政府招商引资的目的之一是形成规模经济以增强其溢出效应，因此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应该注重形成高质量的产业集聚，但如何才能最大化利用产业集聚带来的红利仍然是今后需要高度关注的方向，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地解决在产业集聚中出现的企业投资受抑制的情况;

2.优惠政策作为政府招商引资中吸引外来企业投资的策略，如何有效适配到对应的企业中以发挥其最本质的功能需要在今后加以更多关注;

3.围绕政府招商引资中职能的越位或缺失，以及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该如何有效治理因政府过度干预及政策不确定性而导致企业非效率投资的问题，现有文献仍未给出明确的解决方案，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探究。

注释：

①该建议是九三学社中央参政议政部于2015年3月30日针对规范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行为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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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铁青）

作者：胡凯 漆圣桥

中外区域经济政策探究论文 篇3：

经济大危机８０周年与世界经济

世界经济史的内容历来是高考的考查重点，它包括近代和现代两个阶段。2009年是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80周年，经济大危机的发生、教训、各国的对策、当今世界经济的特点和趋势，当前金融危机的应对策略等都将是2009年高考的重点。这一专题题型丰富，灵活多样，复习时应夯实基础知识，侧重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注重对问题的探究和创新，达到知识、能力、认识的同步提高。结合近两年的高考和2009年的考试大纲，对本专题进行如下预测。

【非选择题预测】

考查角度一、纵向比较性考查。

考查方式一　梳理出不同时期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高考可以通过新材料和新情境来考查某一时期经济状况的原因和启示。重点的问题有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特别是两次工业革命，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状况，特别是黄金时代、滞涨等阶段。如掌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1)它起源于15世纪，新航路的开辟和欧洲国家早期殖民扩张使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开始形成，也就开始了经济的全球化。(2)到18世纪中叶，第一次工业革命时进入了经济活动的国际化初级阶段，当时大机器工业代替了手工业；海洋交通运输的发展与运输成本的降低，原材料和产品行销地立足于海外，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努力开拓世界市场，全球化进程加快。(3)19世纪下半期第二次工业革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经济全球化进入了新的阶段。随着大量商品和资本向国外输出，各国的经济活动更加密切。(4)20世纪中叶以电子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以及巨型船舶、飞机与高速公路的发展，企业进一步走向集团化、规模化和自动化，使经济全球化进入了新的阶段。(5)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及世界政治形势的缓和，信息技术和运输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各国之间的资本、技术、人员、商品贸易的流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进入了经济全球化的高速发展阶段。

考查方式二　梳理出世界经济发展中经济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即各国经济体制的创新与调整，并总结这些变化带来的作用和启示。特别是垄断组织、罗斯福新政、凯恩斯主义、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调整，苏联的改革等。如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过程：(1)重商主义理论。重商主义是16～18世纪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期盛行的一种经济学说。其本质特征是把以金、银为代表的货币和商业看成国家富裕的标志和源泉。它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积累资本的迫切愿望。(2)自由主义理论。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资本主义进入工业化时期。工业资产阶级力量壮大，希望巩固并加强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一书，要求进一步解除封建束缚，实行自由经营、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它的最高原则是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工业革命后，自南主义开始替代重商主义成为主要的经济思想。自由主义流行的结果是：一方面迫使资本家改进技术，提高生产率，客观上促进科技与生产迅猛发展，另一方面又加强了整个社会无政府状态，导致生产过剩危机。同时加强对外侵略，抢占商业市场和原料产地，还导致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产生垄断。(3)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国家干预经济政策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30年代经济大危机时得到强化，“二战”后，普遍流行于资本主义世界。其主要表现有：国有企业发展，国家开支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升高，实行中央银行国有化，加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调节作用，即加强计划。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其实质是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前提下政策调整，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4)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相结合。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陷入滞涨后，多数国家减少了对经济的干预，实行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政策。

考查角度二、横向比较性考查。

考查方式一西方各国经济之间的比较。西方国家的经济也各有特色，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比较，更能反映两种体制的不同。如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体制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出现了三种类型的经济体制，其共同特征是国家政权大力干预经济活动。这三种经济体制分别是：(1)20世纪30年代美国实行罗斯福新政，保留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开创了资本主义新的发展模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2)苏联建成社会主义，执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以行政命令来管理经济，排斥了商品和市场。(3)德日在经济大危机的打击下，走上法西斯道路，建立起法西斯的经济体制，大搞国民经济军事化，以国家的大量军事订货刺激经济发展。

考查方式二　中西各国经济之间的比较。近代以来的中国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国的历史進程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影响，后期又深受苏联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又积极应对区域集团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所以在近现代经济方面，中外联系密切，成为考查的重点。重点问题有两次工业革命对中国的影响，苏联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改革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的对外开放等内容。如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美国实行罗斯福新政、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三者的比较。(1)苏俄：在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的前提下，在一定范围内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最终达到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目的。(2)美国：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3)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解放生产力，最终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

考查方式三　将经济与政治、思想、科技等结合起来考查。同一时期的经济受到政治、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的影响，如英国首先成为世界大国或霸主的原因除了工业革命外，还有政治上实行了君主立宪政体，科技上牛顿力学等先进的科学技术，注意在复习时联系起来。

考查方式四　联系当前的金融危机，考查世界经济大危机和罗斯福新政的内容，以及各国经济体制的调整对当前度过金融危机的借鉴作用。如世界经济发展的启示：要发挥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要关注民生；要推行社会保障制度；要完善福利制度；要加强法制建设，要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经济政策要有利于本国生产力的发展等。

【选择题预测】

考查角度一：新航路的开辟、两次工业革命及世界市场的形成。

考查角度二：罗斯福新政及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调整。

考查角度三：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及改革。

考查角度四：重要的经济组织及经济的区域集团化和全球化趋势。

【巩固练习】

1　某班历史兴趣小组在自主学习和探究《工业革命》一课之后，有四人分别写出了历史小论文，他们立论的题目是

甲：《工业革命是从蒸汽机的投入使用开始的》

乙：《美国人在交通运输领域率先取得新突破》

丙：《工业革命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变革》

丁：《工业革命使欧美资产阶级确立了对世界的统治》

其中，符合史实，说法正确的有

(

)

A　1个

B　2个

c　3个

D　4个

2　有学者认为，苏联发明了“在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靠人力劳动投资，迅速跨过工业化阶段的无情的国家公式。”这一观点

(

)

A　充分肯定了农业集体化运动

B　指出了新经济政策的积极作用

c　较全面地评价了斯大林模式

D　揭露了赫鲁晓夫改革的本质性

3　2008年9月以来，三鹿奶粉事件使人们对国产奶制品的消费信心受到很大打击，重建国人消费信心刻不容缓。七十多年前，面对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总统罗斯福断然实行新政，其政策措施中有利于鼓励和刺激国人消费的有

(

)

①实行美元贬值②商品上贴“蓝鹰”标志③实行“以工代赈” ④发放紧急救济金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③

c　①⑧④

D　②③④

4　在美国次贷危机影响下，世界金融市场剧烈动荡。2008年10月的第二周，美国股市经历了连日下跌势头。同时，欧洲、亚太地区股市都反应强烈，股指连连下跌。这一现象主要说明了

(

)

A　美国是当今世界真正的经济霸主

B　世界经济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

c　世界各国、各地区联系日益密切

D　世界各国人民都热衷于股票投资

5　观察下列两组图，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材料一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的美国社会现象

请回答：

(1)图1到图2的转变反映当时美国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指出这一事件产生的根本原因。为应对这一事件，美国政府采取什么对策?其实质是什么?

(2)在本世纪的金融海啸中，冰岛甚至一夜之间由全球最富有的国家，成为首个因为金融危机濒临破产的国家。你认为冰岛可以向哪一国际经济组织申请援助?为什么?

(3)席卷世界的金融海啸反映出当今世界经济的什么特点?这一特点还给世界带来了哪些问题?

(4)你认为中国应如何应对这次经济危机?

作者：袁　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