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法律问题研究论文

企业社会责任中的法律问题涉及范围很广，与公司法、劳动法、物权法、合同法、环境法乃至国际法都有一定联系。企业社会责任领域有许多值得研究、且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热点法律问题。法律纠纷通常发生在两方主体之间，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问题而言，这两方主体一般是企业法人和企业利益相关者。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跨国公司法律问题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跨国公司法律问题研究论文 篇1：

浅析跨国公司国籍问题

摘要：在国际民商事交往的舞台上，跨国公司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世界上的各个国家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尤其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更是这样。正因为如此，对于跨国公司的法律问题，国际法学界一直作为重点和热点问题来研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跨国公司的法律问题也日趋复杂。而跨国公司国籍问题正是一系列法律问题的基础性问题，从理论上把握跨国公司国籍的特点、确定原则，对我国企业乃至政府处理法律纠纷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跨国公司；法人国籍；国籍淡化；国籍冲突

作者简介：刘杰亚（1990-），男，汉族，河北邢台人，黑龙江大学2014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诉讼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出现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趋势，实现了生产因素包括劳动力、资本等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加速，使得这些配置更加优化。跨国公司作为国际民商事交往中的重要主体，以其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通过全球化生产经营，将世界各国的生产与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得以迅猛的发展，跨国公司的数量和规模急剧增加和扩张。跨国公司的经营情况、组织状态越来越复杂。相应的跨国公司国籍越来越难以确定，更具复杂性。

一、跨国公司国籍的特殊性

（一）打破一法人一国籍的传统

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国籍概念原本专属于自然人，随着公司法人之间国际民商事交往的日益频繁，国籍一词才逐渐被大多数国家适用于法人。虽然各个国家认定法人国籍的标准不尽相同，但不管依据何种标准或学说，一般情况下，对于一个公司法人而言只能有一个国籍。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登上了国际民商事交往的舞台，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个法人只有一个国籍的传统被打破。跨国公司作为设立于世界不同国家各个公司成员企业的总和，其公司成员必须是分别依据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国家法律而设立。正因为如此使得跨国公司的每一成员具有不同的国籍，打破了一个法人只有一个国籍的传统。

（二）跨国公司国籍淡化趋势

自国籍法律制度确立以来，国籍就与效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如《牛津法律大词典》“国籍指的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一种法律联系，它主要表示的是个人忠于国家并且国家保护个人的一种相互的义务。事实上法人国籍也意味着效忠义务的存在，这点在各国的法律制度中都存在。然而，在现代社会，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条件下，跨国公司的组织形态、经营状态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体现在生产要素、经济利益和战略管理的全球化等等。母公司的地位和角色的特殊性已经不再明显，公司系统中各成员公司具有很强的相互依赖性，呈现出一种多维联系。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现代社会，跨国公司不再那么的依赖于特定国家，因而跨国公司的效忠义务正在逐渐淡化，转而追求全球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有些学者提出伴随着跨国公司经营的全球化发展，跨国公司的国籍属性已经悄然淡化。比如“日本战略之父”大前研一曾经指出，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它的母国已经不再那么重要，而公司总部的所在地也不再如以前重要，产品和公司的国家属性都已经消失殆尽了。

值得注意的是有人因此而认为跨国公司已不再效忠于任何国家，跨国公司无国籍的时代已经来临。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为时尚早，虽然跨国公司可以不再依赖于特定的国家，但这并不表示，跨国公司可以脱离所有国家而存在。例如，在国际争端解决机构的争端解决机制中，争端方必须首先是缔约国国民，跨国公司在国际社会维护权益时，离不开国籍。国籍依然在基础问题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跨国公司无国籍的说法欠妥。表面上看来，作为追求全球利益最大化的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推进下，以全球为范围来配置资源从事经营，其国家的特性越来越弱。但从当前发展来看，跨国公司不可能摆脱国籍而存在。

二、跨国公司国籍确定原则

（一）一般法人国籍确定原则

在确定法人的国籍时，每个国家在设立法律时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都是利益问题。因此，每个国家都会从自己本国的利益出发，根据自己的利益和需要，来确定本国法人国籍的认定标准。由于对于每个国家而言，它们的利益和需求不尽相同，因此，据此得出的认定国籍的标准自然而然就会不一样。各个国家确立的认定法人国籍的标准综合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1）法人住所地主义，法人住所地主义认为法人的国籍应当以法人住所地的所在国为标志来确定，这就表示，法人的住所地在哪个国家，那么这个法人就属于哪国的国籍；（2）法人章程登记地主义或者法人注册地主义，该主义认为法人在哪国注册登记则该法人就属于哪国国籍。也就是说，只要是在本国登记注册的公司法人就是本国的法人，而相应的，在外国登记注册的公司法人就属于外国法人；（3）资本控制主义或者成员国籍主义，该主义认为，法人国籍的确定要看该法人的资本是被哪个国家控制的和为哪个国家服务的，法人的资本控制在哪一国的国民手中，该法人就具有哪个国家的国籍；（4）复合标准主义，由于确定法人国籍问题随着实践的发展而越来越复杂，根据单一的因素很难解决问题，因此一些学者提出了结合法人的住所地主义和章程登记地主义两项标准来确定法人的国籍，此即为复合标准主义。

（二）跨国公司国籍确定原则

总体而言，跨国公司的整体作为一个企业集团是不可能具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国籍的，所以我们所探讨的跨国公司国籍指的是跨国公司下属的各个成员也就是它的母公司以及它的子公司或分公司所具有的国籍。因此，确定跨国公司的国籍有其不同于一般法人的复杂性与特殊性，跨国公司国籍确定的主体不仅包括它的母公司，还包括它分布在全球各个国家地区的子公司或分公司。

1.分支机构（分公司）

分支机构是母公司在设立地国的一个派出机构，它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不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它不具有其设立地国家的法人资格。因此，分支机构不可能具有独立的国籍，一般来说，它与母公司的国籍是同一的。

2.子公司

子公司一般是依一国的法律设立的，一定数额的股份被其他公司法人控制或支配的公司。子公司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它拥有自己的财产，公司名称和公司章程，子公司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经营活动，从事民事活动，并且子公司以自己所有的财产独立承担公司行为所带来的一切民事责任。正因为如此，子公司与母公司的国籍在一般情况下并没有关联，子公司有其独立的国籍。但在特殊情况下有所例外（下文另述）。

3.母公司

母公司是指拥有另一公司一定比例以上的股份或者是根据协议，能够对另一公司人事、财务、业务等事项控制、支配的公司。因为母公司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所以说，母公司的国籍一般情况下与它的子公司、分公司之间没有关系，而是由母公司成立地国家的法律来确定的。

三、跨国公司的国籍冲突

（一）一般法人国籍冲突

法人国籍冲突又称国籍抵触一般是指一个法人同时具有不止一个国籍或不具有任何国籍的法律状态。法人国籍冲突主要表现为积极和消极冲突。

法人国籍的积极冲突是指因为法人有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国籍，而依照法律规范应该适用法人的本国法为准据法时，致使准据法无法确定而造成的法律冲突现象。例如说一个法人在采取法人登记注册地主义的a国注册设立，同时这个法人在采取法人住所地主义的b国设立了住所。这个时候，该法人就处在了积极国籍冲突的状态。对于法人国籍的积极冲突，各国解决方式各不相同，通行的做法是当其中一个为内国国籍时，以内国国籍为准；当均为外国国籍时，主要以最后取得的国籍为准或以最密切联系为标准。

法人国籍消极冲突是指因为法人没有国籍，在依照法律规范应该适用法人本国法为准据法时，致使准据法无法确定而造成的法律冲突现象。在实践中，由于各国都会积极的主张本国的司法管辖权，努力扩大本国的管辖，所以说法人国籍消极冲突的现象极为罕见。

（二）跨国公司国籍冲突

相比于一般法人的国籍冲突问题而言跨国公司的国籍冲突问题更加复杂。它不仅包括跨国公司的各个成员的独立的国籍冲突，而且还包括跨国公司各成员之间的国籍冲突，这一般情况下是指母公司与它的子公司之间的国籍冲突，组成跨国公司各成员之间的国籍冲突，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但是当母公司与它的子公司发生了“人格混同”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而此时受案地法院则需要运用揭开公司面纱原则。所谓揭开公司面纱原则又称“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是指当公司背后具有实际支配权的股东为逃避法律义务或责任，滥用公司的法人资格或股东有限责任，致使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严重受损时，法院或仲裁机构责令该股东直接向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履行义务的一种法律制度。而母公司与子公司人格混同具体表现为：（1）母公司对子公司进行不公正的管理，收益归于母公司，损失则由子公司承担；（2）母公司与它的子公司在财务和业务上无法分辨，具有不可分割性，没有确切的明晰的界限；（3）母公司与它的子公司所从事的业务具有本质上的相同，且子公司设立时注资缺乏，其开展业务的资金完全由其母公司控制；（4）子公司实际上是母公司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是真正独立的法人。当母子公司之间存在人格混同时，子公司地位就等同于办事处或分支机构，此时它只能被视为母公司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国籍应当由母公司的国籍决定。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随着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它已成为推动国际民商事经济交往的重要主体，而跨国公司的法律问题则日益复杂且重要。跨国公司的国籍作为国家行使管辖权与外交保护权的重要连结因素之一，是正确适用准据法的前提。因此跨国公司国籍问题是跨国公司法律问题的一项基础性问题，然而传统国际私法中有关跨国公司的国籍问题，在现当代的学理研究中鲜有体现，尤其是缺少系统的研究。本文仅就跨国公司国籍中的几个法律问题进行论述，希望能对跨国公司国籍问题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余劲松.跨国公司法律问题专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2]张庆元.国际私法中国籍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3]贾琳.再论跨国公司的国籍问题[J].企业经济，2012（9）：182.

[4]阎志军.经济全球化中跨国公司的国籍属性[J].研究与探索，2003（10）：34.

[5]张磊.论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对国籍的持续依赖[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2（5）：36.

作者：刘杰亚

跨国公司法律问题研究论文 篇2：

企业社会责任的四大热点法律问题

企业社会责任中的法律问题涉及范围很广，与公司法、劳动法、物权法、合同法、环境法乃至国际法都有一定联系。企业社会责任领域有许多值得研究、且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热点法律问题。

法律纠纷通常发生在两方主体之间，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问题而言，这两方主体一般是企业法人和企业利益相关者。企业利益相关者不同，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问题会呈现不同的特征。依据利益相关者的属性，我们可以把企业社会责任涉及的法律问题分为内部法律问题和外部法律问题。内部法律问题发生在企业法人与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外部法律问题则发生在企业法人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

内部法律问题相对单一，主要是劳工问题，即企业法人（或企业所有者）与员工之间的法律问题。它包括平等雇佣、生产安全、员工福利等，多数都是传统劳动法领域研究的范畴。对于那些采取股份制形式或者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形式的公司，还面临着另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问题，那就是委托代理关系下存在的问题，经营者受所有者的委托负责公司的经营和治理，他们应当如何处理对所有者的责任和对社会的责任是此类问题的焦点。

外部法律问题则相对复杂，因为外部利益相关者有许多，既包括以自然人或法人身份存在的供应商、客户、消费者、债权人等，也包括法律主体相对模糊的社区、社会、自然环境等。企业法人和不同的外部利益相关者会存在一定的利益纠纷，从而引起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问题。如果是一家化工厂由于管理不慎，造成当地的水源污染，危害当地社区居民的生命健康，那么这家工厂也需要对损害的发生负担一定的法律责任，这是企业与社区、自然环境之间的法律问题。

可见，企业社会责任中的法律问题涉及范围很广，与公司法、劳动法、物权法、合同法、环境法乃至国际法都有一定联系。企业社会责任领域有许多值得研究、且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热点法律问题。

热点一：公司利益服从于股东，还是服从于利益相关者

这恐怕是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法律问题最早也是最激烈的争论了。传统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目的就是股东利益最大化，谋求除此以外的其他利益都是错误的。公司法理论也据此明确规定了公司管理层对公司所有人（即股东）的信托责任，如果公司管理层做了一些有违信托责任的事情，那么他们就是不道德的、有违公司法精神的。100年前，福特汽车的创始人亨利·福特准备在福特汽车公司中推行较高的员工福利标准，却遭到了其他股东的反对，然而福特决定一意孤行，终于被其他股东推上了法庭。他们认为福特提高员工福利必然会削减企业利润，从而损害股东利益，违背了委托代理的契约关系。最终，法庭判决股东胜诉，福特无权实施这样一个被认为是损害股东利益的政策，其依据的就是企业性质的理论。

然而，企业社会责任的出现似乎打破了这一信条，因为它不但要企业符合伦理道德，还要求企业运营公开透明、保护自然环境、提高员工福利，这些看起来都与企业盈利的性质相违背。于是，围绕“公司利益是为了股东还是为了利益相关者”这一话题，法学教授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这场论战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始于美国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位教授之间。一个教授认为公司只应该为股东服务，另一个教授认为，公司既应当为股东服务，也要为利益相关者服务。这场持续了几十年的论战最后还是没有达成一个清晰的结论。一直到现在，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还没有停止。只是有一些新的声音认为，公司的确只需要对股东负责任，然而如果不兼顾利益相关者，公司就不能最大限度地最大化股东利益，所以公司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履行社会责任从而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然而，即使对于那些赞同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学教授来说，仍有不少问题让他们困扰。譬如，既然他们认同企业社会责任，那么，公司法的基础是否需要改写？如果是，如何改写？另外，如果公司要兼顾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话，如何界定利益相关者的范畴？哪些利益相关者需要关注？哪些不需要关注？关注到何种程度？其优先次序又是如何？公司，尤其是有限责任公司仅能承担一定限度的责任，对股东如此，对债权人如此，对利益相关者也应如此。因此，如何清晰界定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以及衡量其优先次序和大小，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法律问题。

热点二：商业与人权问题

人权本身是一个具有相当政治色彩的词汇，它从一开始便与法律、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通常，人权问题会发生在一个自然人和一个主权政府之间，指的是自然人作为公民甚至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被一个主权政府所剥夺或削弱。人权与商业发生联系，是最近几十年才出现的新事物。自企业社会责任被广泛推动后，商业人权的问题逐步为人们所重视。

最早的商业与人权问题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当时，非洲种族冲突、政府腐败问题非常普遍，一些在非洲设立工厂的美国公司在国内遭受极大的舆论压力，公众要求美国公司从非洲撤资，一方面避免参与损害人权的活动或在经濟上间接支持此类活动，另一方面给当地政府施压，迫使其改进国内人权状况。在公众压力下，一大批美国公司终止了在非洲的生意，一直到80年代非洲种族问题有所改善才返回非洲国家继续经营。此后，商业与人权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企业社会责任的背景下，商业与人权问题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尤其是对人权的概念进行了延伸。在企业社会责任中，人权不但仅仅存在于自然人与主权国家之间，而且存在于自然人与企业法人之间，考察的是企业是否尊重了自然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从这一新的人权定义出发，商业与人权就囊括了很多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当利益相关者是员工的时候，商业与人权问题会关注招聘过程是否存在歧视，劳动过程是否存在强迫行为、是否存在负债劳动现象，员工的健康安全是否得到保障，员工是否拥有自由结社的权利等；当利益相关者是社区民众时，商业与人权问题会关注社区民众土地是否被侵占、社区的物质和文化遗产或专利权是否被侵犯；当利益相关者是政府官员、供应商或客户时，商业与人权问题会关注企业商业行为中是否存在贪污与贿赂，使用者是否被充分告知产品的安全特性等。

为此，国外不少公司已经明确提出了公司的人权准则，并将其作为公司经营行为规范的一部分内容。而一些人权研究或行动机构也将工作对象从主权国家转移到知名跨国公司，专门研究跨国公司的人权政策。这可能成为未来人权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然而，外国机构在发展中国家推行商业与人权理念的时候通常会遭遇不少阻力。因为人权在一些国家仍然是比较敏感的概念，容易让人联想到政治问题。因此，有人建议用其他词语代替企业社会责任中的人权问题，如改为商业与人的尊严。

热点三：如何界定产品责任的边界

产品责任的问题由来已久，此类案件通常发生在消费者和生产厂家之间，有许多为人们所熟知的判例。如一位美国老太太因为被麦当劳的热咖啡烫伤，而向麦当劳索赔，并最终获得了48万美元的赔偿。此类案件与企业、顾客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也成为企业社会责任中比较热门的法律问题。此类案件的焦点，通常在责任认定上，即到底是商家应该为事故负责，还是顾客自己应该承担责任。要明确回答这一问题，需要清晰界定产品责任的边界，但这往往十分困难。

产品责任还有一个延伸边界的问题。几乎没有一个公司会生产产品所有零部件，多数公司都是通过外包生产或订单采购的形式获得零部件的，然后再组装和贴牌销售。这时候，产品责任就散落于产品生产的整条供应链上，由于一级供应商下面可能还有二级、三级供应商，这样问题就变得相当复杂。作为直接面对消费者的品牌厂商应该在什么程度上承担对消费者的责任呢？这一问题也没有明确结论。然而，最近欧盟所实施的《关于在电子电气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则将产品责任全都推给了品牌生产商，即品牌生产商需要对产品生产的全部过程负责任。在这个问题上，全球报告组织GRI推行的新标准G3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则进行了相对宽松的规定，企业可以根据对供应链的所有权和实际控制权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无需承担全部责任。

在国内，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人体健康等问题越来越重视，有关产品责任的案件将会越来越多。最近的红心鸭蛋、多宝鱼等事件都属于这一类。如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明晰产品责任的边界将是解决此类纠纷的核心问题。

热点四：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问题

企业要向利益相关者负责，必须制定必要的信息披露机制，以便向利益相关者说明企业运营的情况，说明是否遵守了企业的各種社会承诺。而良好的信息披露机制依赖于良好的公司治理制度，因而，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问题也可纳入企业社会责任法律问题的范畴。

事实上，目前已经有许多公司定期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或称企业公民报告、企业社会报告、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等），报告中会说明企业经营与环境、社会的关系，以及企业通过实施怎样的社会责任战略改善企业环境、社会表现等。关于该报告的撰写，目前国际上有一些比较通行的标准，例如全球报告组织GRI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根据该指南，企业不但需要披露企业的环境、社会表现，还需要说明公司有怎样的管理手段和制度来保障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实施。国际上其他一些机构也开始鼓励有关企业社会责任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的发展。譬如联合国全球契约与纽约证交所联合发布责任投资原则，呼吁上市公司和股票投资者关注企业社会责任；伦敦证交所也发布公告，称将逐步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必要的环境、社会信息；最近，深圳证交所也发布了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指南，鼓励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披露有关的信息。

然而，关于“要不要强制信息披露，哪些信息需要强制披露，哪些信息可以自愿披露”等问题仍存在很大争议。毕马威咨询公司的研究表明，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应该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将强制信息披露与自愿信息披露结合才会产生较好的综合效果。此外，采取怎样的公司治理结构能够有利于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尤其是企业信息披露，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也可能成为公司治理制度研究的一个方向。

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学解析

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起源和发展来看，它最初是要求企业追求“好”的东西，而这种所谓“好”的东西是具有极大的价值取向的，包含了企业所在的社区或者社会的伦理和宗教偏好。譬如某地方可能认为企业捐资助学就是好的企业，而另一个地方则可能认为企业要不涉足罪恶产业才是好企业。这种带有价值判断的喜好是不能用法律的形式来规定的。因此，最早出现企业社会责任的时候，其实和法律的关系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依靠的是伦理和道德的约束。

后来，企业社会责任得益于环境变迁和制度变迁，获得逐步发展，这种变迁使得最初的、局部的价值取向变为广泛接受的、普遍存在的“主流”价值取向。例如，本来一家公司雇佣多少男职员和多少女职员并不是要紧的事情，然后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国家女权主义兴起，于是在招聘中能够将女职员一视同仁的公司就受到人们的青睐，其他公司则被人们批评；种族问题、环境问题亦是如此。如此一来，人们慢慢建立起一套共同的关于企业价值取向的假设系统，全社会在公平招聘、企业环境管理方面有了共识。

这时，企业社会责任才得以大行其道。因为这些理念在人们心目中已经公认是“正确”的，凡是违背这些理念的则被认为是“错误”的，会遭到唾弃和惩罚。这个时候的企业社会责任已经超越了社区、宗教这样的小团体，纯粹依靠伦理和道德力量显然已经不足以唾弃和惩罚这样的“错误”，于是便出现法律介入企业社会责任的局面。

可见，用法律来管治企业社会责任是在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到一定阶段，伦理和道德的力量无法足以保障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的时候才出现的。美国萨班斯法案的出台也是这样一个道理。人们认为一个上市公司的高管应该诚信，应该对股东负责，否则就不是一个好的公司管理层。一开始，人们觉得舆论的力量、现有的体制足以给高管足够的压力，然而安然事件给大家泼了一盆冷水，于是美国政府才不得不出台萨班斯法案，从法律层面改善公司治理制度，避免同类事件的上演。

环境变迁和制度变迁都是一个漫长和复杂的过程，过去几十年，欧美国家在这一变迁过程中出台了大量与企业社会责任有关的法律法规，从许多方面对企业实施约束，让企业不得不去遵守一些社会规范。这些法律法规就形成了今天企业实践社会责任的法律基础。

此类法律法规有两个特点。

第一，法律法规只规定了一条不能践踏的底线，因此其所提出的都是最基本、最低的要求。否则，如果设置一条高标准的法律使多数企业都做不到，那就达不到制定法律的本意了。因此，对于那些满足了法律法规要求的企业，只能说他们尽到了法律所规定的企业社会责任的义务，却不能说他们是优秀的企业公民，甚至可能距离优秀企业公民还有很遥远的路。以员工福利为例。法律只能强制企业遵守劳动法、为员工支付社会保险等；而一个优秀的企业公民则还需要考虑如何帮助员工有一个好的职业发展，如何支持员工做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事情等。后者显然是不能写在法律条文里面的。

第二，由于环境变迁和制度变迁产生的法律法规通常会有滞后性，必然是先有了问题才出现解决这一问题的法律法规。前文所说的美国萨班斯法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倘若没有安然事件，或许就没有这个法案了。真正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司应该有先知先觉的能力，因而是可以走在立法的前面的。

由此可见，在企业社会责任这一问题上，伦理是企业公民的根本，法律是不可触及的底线。要成为优秀的企业公民，首先要对企业伦理、企业使命有足够的认知，然后还必须处处遵守法律，最后还需要超越法律，以更高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自律。而这种企业社会责任自律就是前文所讲的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优秀的企业公民可以使之与股东利益统一起来。所以，企业社会责任法学问题的实质有两层含义：设定法律底线约束企业公民行为；设计良法激励企业向优秀企业公民的转变。

（作者单位：郭沛源 商道纵横）

作者：郭沛源　崔　征

跨国公司法律问题研究论文 篇3：

完善在华跨国公司环境法律关系的建议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跨国公司在我国设厂逐渐增多，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我国带来了严重的环境侵权的问题。本文立足于在华设立的跨国公司的现状，首先简述跨国公司与我国之间的环境法律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出跨国公司在华环境侵权的原因，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总结出提高准入标准、完善环境立法、健全環境标准体系、严格监管职责的四个具体建议。

关键词：跨国公司；环境法律关系；环境侵权环境立法

作者简介：杜泽宇（1993-），山西人，上海大学，硕士。

一、在华跨国公司的环境法律关系简述

（一）在华跨国公司概念界定

联合国贸易及发展委员会将跨国公司定位为“由分设在两个或者两个国家的实体组成的企业，而不论这些实体的法律形式和活动范围如何，这些企业的业务是通过一个或多个决策中心，根据一定的决策体制经营的，具有一贯的政策和共同的战略，企业的各个实体由于所有权或者其他的因素，使得其中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实体能够对其他实体的活动施加重要影响，尤其在分享知识、资源和分担责任方面①。”这一学说体现了跨国公司的特征，也就是跨国公司是法人的前提下，在地理上跨越了国界，并且也是以所有权为主，母公司领导在各国的子公司。

本文中的在华跨国公司是一种营利性集团组织，其组织结构符合经济学上的跨国公司所具有的特征，且母公司在中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在中国境内依据《公司法》成立有限责任子公司、该子公司由母公司作为出资人直接控股。其子公司依法享有中国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承担中国法律规定的各项义务并拥有中国法人地位的公司②。

（二）在华跨国公司的环境法律关系中的法定义务

环境法律关系是法律关系中特殊的一种关系，也就是参与环境法的主体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所形成的法律关系，而主体所指向的对象就是客体。从环境法律关系来看，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环境问题具有保护的义务。

首先是在华跨国公司和东道国的环境法律关系上来看，在华跨国公司合法取得法人地位后，有权在中国境内经营、开发、利用和保护资源等权利，同时要求履行保护东道国的生态环境和资源的节约等义务。其次是东道国和跨国公司母公司的环境法律关系。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在和在华跨国公司解决环境法律责任纠纷时，母公司所在国的法律可能会和国内的立法相冲突。如德国就要求本国公司在海外的子公司必须适用本国的环境标准③，代表海外子公司除了遵守东道国的法律外，还要遵守母公司的法律规定。

二、在华跨国公司环境侵权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在华跨国公司环境侵权现状

我国自改革开放实施引进外资的政策以来，国际贸易逐渐增多，在中国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或代表机构的跨国公司同样兴盛。

但是，跨国公司具有两面性，在为中国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跨国公司也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问题，造成了严重的环境侵权④。在中国环境部官网上公示通报的跨国公司问题来看，存在很多的污染环境问题。比如在2008年，环保部对130家曾经上过环保黑名单的跨国企业进行督察后，个别企业在警告后仍然对中国的环境法律置若罔闻，数次被发现有环境违法行为⑤。还有，美国康菲石油公司全资子公司康菲中国石油在我国发生的漏油事件，对我国渤海的生态环境及渔业经济造成了长远的影响。

因此，通过以上的资料和案件能够证明在华跨国公司给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他们把污染转移到了国内，并且忽视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借助双重标准来逃避责任。

（二）跨国公司在华环境侵权原因分析

第一，我国对跨国公司的准入标准低。我国为了发展经济，积极引入外资，建立跨国公司，并且在有的地方还存在以引进外资来对政府官员政绩进行考核，这就间接鼓励建立跨国公司，而使得环境保护而轻于经济发展。由此，将跨国公司准入门槛定偏低，为跨国公司的建立提供便捷，同时就纵容了跨国公司污染环境的行为。

第二，我国对环境方面的立法存在缺陷。比如我国对环境方面的标准过低，对企业污染环境的惩罚力度不够，违法成本低等法律规定存在不足，纵容了跨国公司的污染环境行为。跨国公司本质是一个营利性组织，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其使命，对违法者的处罚远低于其营利数额的话，就难以起到教育本人、警示他人的作用。对比发达国家对环境违法的处罚力度要求严格的多，我们的违法成本也应该增多。

第三，环境标准体系不完善。环境标准对生产的影响主要涉及技术和成本问题，环境标准的不同，对技术要求也不同，但技术对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来说，通常不是一个主要问题，成本则是一个被考虑的较多的因素。环境标准会影响成本，遵守环境标准，产品的成本会相对增加，进而影响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目前我国的环境标准要远低于其他国家的环境标准，这也就是使许多的跨国公司在我国建立，转移环境污染的原因。

第四，我国环境部门监管不力。首先，是相关部门的不负责态度引起的。官方的态度不正确，既不积极行使自己的职权，还认为监督环境污染显得多余。其次，是对资源性行业的监管不力。我国目前对进入资源性行业的跨国公司，尤其是涉及矿产资源开采领域的研究不多，并且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几次修改，显示出了在政策制定中的不科学的地方。同时在《外商投资矿产勘查企业管理办法》中要求外商投资矿产勘查企业，应向商务主管部门报送对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相关内容进行充分阐述的可行性报告⑥，但是没有对“充分”作出明确的解释和说明，造成了相当大的主观性存在，并且对审批权限的分配也不够合理，就很难保证审批的科学性。

三、完善在华跨国公司环境法律关系的具体建议

（一）提高准入标准

因为跨国公司现存的准入标准低，以及我国官员为了追求政绩而纵容污染环境的行为。所以，我国在制定外资进入的时候不应该只将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应当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放在同一地位。并且对官员的政绩考核，不能以单一的经济发展作为考核标准，要加入对跨国公司的环境污染是否采取制止措施的考核标准。生态环境指标和经济增长数据同时保证，才是对官员政绩的肯定。

（二）完善环境立法

目前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对于造成污染的单位罚款数额最高不得超过30万元，但对于造成污染的单位来看，远低于其污染环境所取得的利润。所以，我国应当通过明确立法的方式，加强對于跨国公司环境污染事故的惩处力度，鼓励推行以超强制环境保险为主的跨国公司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由此促使诸多跨国公司减少环境风险，这样也有利于国家财政减轻在行政管理中花费。

此外，根据OECD的定义，环境税是根据这种税是否具有实际的和潜在的环保影响，具体的环境税包括污染排放税目、污染产品税目、资源税、碳排放税目四类。⑦目前我国对环境税的建立还不完善，建立的过程也是漫长的，但是可以看出，征收环境税可以使环境成本内部化，是政府要求利用环境者承担环境使用费的义务。因此我国应该逐渐将环境税的各个税种通过立法规定明确，以此来保证我国的环境问题。

（三）健全环境标准体系

在政府管理过程中，可以通过制定政策的方式，行政机关应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污染排放标准和环境质量标准，对于污染物的排放实行严格的标准和总量控制管理。同时，根据各地的发展要求、科学的环境值来最大限度减少污染跨国公司的进入。

（四）严格监管职责

康菲中国渤海湾溢油事故发生后，有关部门并没有第一时间控制污染源，反而采取了逐级上报的形式，错过了最佳的挽救机会。因此，除了制定完善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政府的严格执法更为重要，是将制度落实的保证。

完善对跨国公司进入资源行业的有效监管，具体要对现行的行政审批权限做新的调整，并出台管理条例和法律法规来规范发展。第一，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进行调整。将国土资源局主管部门对项目可行性报告的审批作为报送商务主管部门的前置程序，明确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在资源行业管理中的权利。第二，要在遵守WTO承诺的基础上，积极利用国际行业规范和环境标准作为资源行业的监管手段，通过税收等经济手段，加强控制各类稀有金属矿产原料和初级加工的出口。第三，尽快出台《国家战略资源管理条例》，进一步规范管理部门的权力运行，对国内稀有金属和贵金属的勘探权、开采权和出口权进行统一规划，合理防范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外矿产业公司对中国矿产资源安全的威胁，加强战略资源的管制，维护国家战略资源的安全。

[注释]

①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跨国公司委员会特别会议的报告（中文本），1983，11：2-15.

②姜明.在华跨国公司环境法律问题研究.湖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4：24.

③Ernst-Ulrich Petersman，International Trade Law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prevention and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Disputes in GATT.Journal of World Trade Law，1993，27（1）：76-89.

④环境侵权：是侵权行为的一种，指主体的经营生产活动对空气、水资源、土地、矿藏、植被、自然保护区等天然或者人工改造等客体产生的不利效果，导致环境质量下降，从而对大众的财产权、人格权以及环境权等合法权益产生不可逆的侵害.

⑤刘世昕.环保总局通报批评三家跨国公司污染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08.10.

⑥姜明.在华跨国公司环境法律问题研究.湖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4：53.

⑦王金南，葛查忠，高树婷，等.中国独立型环境税方案设计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2：69-72.

[参考文献]

[1]李金泽.跨国公司与法律冲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2]余颈松.跨国公司法律问题专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3]姜明.在华跨国公司环境法律问题研究.湖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4]周雅静，蔡先凤.法律视角下的跨国公司环境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跨国公司近年来在华环境污染对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启示.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14.

[5]田贵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激烈政策竞争.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6]陈朝晖.跨国公司环境责任研究——以环境金融为例.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7]诸文彬.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环境法律责任问题.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2014.

作者：杜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