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中外心理史学探究论文

2022-04-24

[关键词]简释题,历史活动课,核心素养,目标层级,唐诗史实历史活动课是通过探究活动来培育学生学科素养和创新思维的教学形式。我国现行中学历史课程设置了很多活动课课时,以启发式、探究式、案例式、体验式为基本方法,深度融合了认知目标、过程目标、史学理论与方法,以及情意目标,具有一定的课程文化目标和活动程序。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现今中外心理史学探究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现今中外心理史学探究论文 篇1:

向达与他的《中西交通史》

内容摘要:向达《中西交通史》一书最早于193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该书论述了自先秦至明清中西交通的概况,是我国首部系统梳理近代以前中西交通历程的著作。是书凡六万余字,虽成书年代较早、内容精短,但书中作者的相关观点至今仍被学界继承并发展。同时,本书的写作也体现了作者学贯中西的学术素养和扎实的史料基础,不仅对中西交通史相关史实的研究具有启发作用,也在学术史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向达;《中西交通史》;中西文化交流

中西交通史研究發端于晚清西北舆地学和域外汉学。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部分士大夫究疆域沿革变迁,以作边界交涉之用。他们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开眼看世界,著《四洲志》《海国图志》等书,为我国早期中西交通史学科奠定了基础。但是早期中西交通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单方面与固定时间段的研究,向达于1934年出版的《中西交通史》,正好改变了这一情况。该书时间跨度久,空间范围广,是我国首部系统论述鸦片战争之前中西文化交流的读本。

本文通过对《中西交通史》(以下简称《中西》)内容的剖析,同时结合中西交通史学科的发展和向达的相关经历,论述是书在中西交通史研究领域的价值,说明即使在有关中西交通史、丝绸之路研究论著丰富的当今,《中西》仍有其学术价值,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研究的优良读本。

一 中西交通史的产生与《中西交通史》

成书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夏德(Hirth)著《大秦国全录》、沙畹译《史记》以来,西方学者率先研究中西交通史,日本学者紧随其后。“民国以前,其以治斯学而驰名坛坫者,非西人即日人,而国人无闻焉。”[1]国内研究中西交通史始于对西方和日本学人著作的翻译,涌现出沈曾植、梁启超、陈垣、张星烺、冯承钧等一批学人。沈曾植《岛夷志略广征》《海日楼札记》揭开了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序幕。梁启超《祖国伟大航海家郑和传》将郑和下西洋与西方航海家达伽马等人的航海事迹进行对比,对产生的不同结果做了探讨。陈垣《元也里可温考》一书从也里可温教的人口、赋税及其传播等方面深入考察元代也里可温教的发展与传承,开拓了从宗教方面进行中西交通史研究的新视角。张星烺和冯承钧在中西交通史研究中不仅利用国内材料,也广泛搜集外文著述和流落国外的中文史料。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内容翔实,第一次系统地汇释了有关中西交通的丰富资料。冯承钧更是毕生致力于中西交通史研究,先后翻译外文论著达40多种,同时于古代海外交通文献的整理亦颇有建树,被誉为“本世纪我国学术界在海外交通史方面贡献最大的一位学者”[2]。随着学校体制的转变,各高校中开设了中西交通史课程。“1920年陈衡哲在北京大学讲授‘欧亚交通史’,是迄今所知最早在国内大学开设中西交通史性质的课程,标志中西交通史被国内学者视为一种‘专学’”[3]。此后开设者日益增多,如1926年和1929年,张星烺分别在厦门大学、辅仁大学讲授这门课程{1}之后,向达在西南联大、北京大学{2},冯承钧在北京大学[4],方豪在浙江大学[5]先后讲授中西交通史课程[3]157-158。

向达从事中西交通史研究,多受当时史学思潮和社会潮流的影响。20世纪初,国内的史学思潮大体经历了“新史学”“实证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确立与发展三个阶段。梁启超早年流亡海外,接触到新的史学思想,于1901年发表《中国史叙论》,次年又发表《新史学》,主张“近世史家之本分,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6],标志着“新史学”的产生。后章太炎主张修通史,“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培铸入之”[7]。王国维主张“二重证据法”,陈寅恪将其治学方法总结为三目,“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8]。之后,胡适倡导疑古思想,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认为“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6]8-9。对于历史“实证史学”,贡献最大的数顾颉刚和傅斯年,顾颉刚提倡“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主张四个打破{3}。傅斯年则提倡直接研究材料[6]10。这些思想或多或少对向达的史学观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向达早年受实業救国思想熏陶,于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部,以期发展实业救国。然而当时正值五四运动时期,民主、科学呼声高涨,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东西方文化大论战”。之后,学界就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也展开了一次“社会史大论战”,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热情推向高潮。受此影响,向达弃理从文,转入文史部,为他后期从事中西交通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向达从事中西交通史研究,也得益于个人丰富的学习经历。他早年就读的长沙明德中学,以救国为宗旨,注重自然科学与英文教育,向达因此受到了良好的外语教育。在南高师期间,向达进入史地学会,受柳诒徵、竺可桢等人的言传身教,不仅掌握了版本目录学等具体的历史知识,更注重根植传统史学,同时也受近代治史风气熏陶。而他关注中西交通史研究,则多受陈衡哲影响。陈衡哲经常讲述史学研究的方法与动态,并于1921年发表“中国与欧洲交通史大纲”的演讲。这对向达从事中西交通史研究具有启蒙作用。1922年《史地学报》第1卷第3期刊载了向达《朝鲜亡国之原因及其能否复兴之推测(上)》一文,同时也刊载了陈衡哲的《中欧交通史目录》,“其后史地学派成员中在这方面研究成就较大的当推向达和郑鹤声”[9]。1924年向达毕业后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合译或独译了《印度现代史》《世界史纲》《苜蓿考》《葡萄考》《高昌考古记》《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斯坦因敦煌获书记》《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略记》[10]。这些著作皆是中西交通史研究的重要史料。1930年向达到北平图书馆工作后,与中西交通史研究学人陈垣、冯承钧、贺昌群、王重民、刘节等人结识并互相探究。这对向达的中西交通史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不久之后,向达完成了《中西》一书,与1930年出版的《中外交通小史》相互补充。顾颉刚称“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以向达、岑仲勉二先生的贡献为最大。向先生有《中西交通史》《中外交通小史》”[11]。前者以时代为顺序,后者以区域为框架,是国内学者最早系统阐述“中西交通史”理论框架的著作。“向觉明治中西交通史,冯承钧、张星烺逝世后仅有斯人。”[12]然冯、张二人多以资料翻译汇编为主;向达的两部著作首次考察了中西交通史的历程,是中西交通史学科体系建立的标志之一[13]。《中西》篇幅较小,内容侧重明清中西交通,专辟“明清之际之天主教士与西学” 一章[14],这得益于向达的研究侧重点。他于1929年在《史学杂志》发表《汤若望进呈图像残存考》《十三洋行行名考》《程大约墨苑中四幅耶稣教宗教画之作者》三文,并于1930年发表《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方之影响》,皆与明清之际传教士有关。1945年欧阳琛撰《明季购募葡炮葡兵始末》,多次提到向达的抄本和珍藏外文书籍。因此有学者认为,如果没有向达指导和提供相关资料给欧阳琛,其论文恐怕不易完成;同时也指出了向达在明末清初西学研究的贡献[15]。由此可见向达在中西交通史研究中的侧重点。向达对明清西学的研究多参照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并于1923年翻译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一书。

向达著《中西》,离不开他学贯中西的学术素养、扎实的史料基础和注重文献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向达在南高师时,师承“学衡”派,注重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他在大学期间加入“史地研究会”,并翻译阿瑟·考利(Arthur Cowley)的《赫邰民族考》、詹姆斯·韦尔敦(James Welldon)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瓦尔特·克拉克(Walter Eugene Clark)的《希印古代交通考》等。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他翻译了劳费尔(Berthold Laufer)和斯坦因(Aurel Stein)的许多著作。此外,向达“创造了将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古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16]。早在1925年,他与郑鹤声到摄山进行专门考察测量,并先后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摄山佛教石刻小纪》和《摄山佛教石刻补纪》二文,考证出其正确年代应为南朝。在《中西》一书中,他专辟“景教与也里可温教”一章,并附录《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14]32-37。这也得益于1933年春他和徐森玉、刘节、王庸同去大秦寺实地考察的经历与成果[17]。

二 《中西交通史》的内容

《中西》的出版,诠释了“中西交通”的内涵与意义,确定了“交通史”概念的使用。早期中西交通史研究虽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都偏重于专题研究与史料汇编。《中西》首次系统地梳理了近代以前的中西交通历程,顺应了学科发展的需要。通过总览中西交通全貌,对“中西交通”的含义进行了界定,指出“所谓中西交通史有两个意义:一是就交通制度的本身而言……一是就这一个地理单位同又一个地理单位在各时代交往的情形及其影响而言……而所谓中外交通史当然是属于后一类的”[18],进一步阐明了中西交通的内涵。对于“中西交通”的称呼,早年受日本方面影响,除交通史外,还有通交史、交涉史等[19],直到张星烺与向达分别以交通史为著作命名{1},国内才正式提出了“中西交通史”的概念[13]3。

《中西》一书从政治文化角度叙述了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同西方世界的交流情况。全书以时间为主线,上自先秦,下到晚清,通过对中西交流做一整体梳理,力求改变“两千年来的中西交通,都在若蒙若昧之中”[14]6的状态。全书约六万五千字,分为十章。向达开篇在叙论中对中国文化整体作一回顾,按照时间顺序,分为先秦之前中国固有文化发生;秦汉至宋,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影响中国文化;元明清时期的西方文化输入三个阶段。

先秦时期,《穆天子传》中提及周穆王西巡至昆仑会见西王母,《逸周书·王会解》中载月氏、大夏等西域古国名,由此产生了“中国民族西来说”。向达认为这些事很可能是汉朝人所加上去的[14]9。同时,他认为在当时流传的中国民族西来之“埃及说”“巴比伦说”“西亚说”皆因仅有相似的传说、文字、环境作为同源之证,证据薄弱,缺乏说服力,主张将地下材料和纸上文献结合进行考证。

秦汉至宋时期,“整个中国同外族发生关系,一天密似一天”[14]1。向达通过对西方语言中支那(China)、赛里斯(Serice)等词汇构成的分析,描写出古代中西交通的些许痕迹。他将张骞出使西域作为中西交通真正意义上的开始。此后,印度佛教文明传入中国,影响中国文化的产生,中国同西方世界的联系也日趋紧密。在文化生活方面,中国人有居于大食者{2},中国的丝绸传入西方,罗马的玻璃也传入中国,中亚的胡风逐渐流传至中原地区。在建筑雕塑方面,随着犍陀罗艺术兴盛,中国的造像建筑间接地受到希腊风格影响。在宗教方面,佛、道、摩尼、火祆、景教等并行发展,建立寺院。“唐朝的长安一时成了世界上各种民族的博物院,各种宗教的陈列所”[14]24。各国与中国通过海陆两道进行交流,陆道以印度、中亚为主,海道以希腊罗马为代表,可见此时中西交流之盛。

元明清时期,“中国同西方的文化一天一天的接近,同印度的文化一天一天的远离”,中西交通开始有了“清明的观念”[14]4,6。蒙元西征,蒙古统治疆域西至多瑙河,中西交通大开,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流。以元顺帝为界,向达把蒙元时期的中西交通情况分为两段。顺帝之前,西方教士前往和林、大都者日益增多,中西交通日渐繁荣;顺帝之后,国内政治衰败,西方东罗马帝国灭亡,突厥兴起,阻隔了东西交通。蒙古人的西征,使西方人另辟蹊径,欲以宗教形式感化他们,因此先后派多名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包括柏朗嘉宾、罗伯鲁等。此外还有以马哥·孛罗(马可·波罗)为代表的东行经商者。书中也提及以伊本·拔都他(伊本·白图泰)为主的东行非洲人,虽未详述,但为中非交流研究提供了材料。这些东行者回国后撰著游记,记录沿途的风土人情、政治制度,为后世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新航路开辟后,欧洲传教、经商者再度袭来,西方盛行罗科科主义{3},对东西文化的交融汇通具有重要意义。四大发明传入西方,促使西方人开始探索其他的途径到达中国,此时涌现出一批航海家,如地亚士(迪亚士)、德伽马(达伽马)、裴斯特罗、麦哲伦等;中国方面也有郑和下西洋。此时,传教、经商者包括罗明坚、利玛窦、鄂本笃、庞迪我等人,他们翻译西学书籍,制浑天仪,甚至在朝廷为官。在政治、科学等方面,皆反映了中西交流之盛况。传教士作为明清中西交通的重要中转者,备受学者关注。本书详述了东西贸易从汉至清的过程,后以《南京条约》的签订为止。“此后又别是一部中国近代维新史了”[14]6。

三 《中西交通史》的学术价值

《中西》辞简义赅,全书仅六万余字,内容却十分丰富。虽自出版至今已八十余年,但对当下的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此书将中西交通史按时间顺序分为三个部分,虽各个部分的侧重点不同,但他提出的观点在当时具有理论创新意义,且有些观点被后人继承发展。书中提及火药的传入对摧毁欧洲封建統治有重要影响,而罗盘的传入成为新大陆发现的起因[14]69。1978年,齐思和发表《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和对西方的影响》一文[20],不仅继承了《中西》中的观点,也对四大发明对西方的影响进行了详细论证。向达认为早期中西文化交流除仰仗于印度文化的输入外,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兴起也使中国间接受到了希腊艺术的熏陶。时值国际学界关于佛像起源的问题引发了关于犍陀罗佛教艺术影响因素的讨论,出现了“希腊说”“罗马影响说”“秣菟罗说”{1}等,向达将其中影响因素之一定为希腊艺术,后被学界证实认可,且犍陀罗佛教艺术与中亚美术对周边地区的影响至今备受学者关注。《中西》中提及,当时的中西人员往来中,中国人有居于大食者。究其原因,朱雷认为“这些人的迁移或因政治、战争因素,也有随粟特商人西去者”[21]。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边疆地区考古的发展,吸引了更多学者关注海陆丝绸之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研究领域由此愈宽,分支愈细。向达此书,从宏观视角上对中西交通史进行梳理,他的相关观点已被研究所证实,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唐朝中西交通是中古史的一大特点,向达对此素有研究。”[22]在本书中,向达从横向对西方航海家和郑和下西洋产生的不同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对东西交通开端做一假说。可见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政局,向达欲以郑和七下西洋突出民族自豪感的现实意义。同时,他关于明清时期中西交通史的相关观点也被后代学人继承发展。如1934年向达发表《陆若汉答朝鲜李荣后书跋》一文,文中提出陆若汉对中国和朝鲜的知识分子灌输疑古思想的观点,方豪在《明末清初旅华西人与士大夫之晋接》一文中对此作了深入研究[23] 。

在本书中,向达注重从中西文化双边影响为视角进行阐述,强调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交互性,主张将实物与文献结合探究的研究方法。早在汉代时,既有张骞通西域,又有佛教传入、犍陀罗艺术对中国建筑造像风格的影响。后在唐代,贸易、宗教发展迅速,长安集聚诸多宗教。随着蒙元西征,中西交通大开,西人东来者较多,或为传教,或为贸易。除此书外,向达的《中外交通小史》,依据亨利·玉尔(Henry Yule)的《古代中国闻见录》(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一书而作,然亨利此书仅“详中国同西方的交通,于中国文化的东被及南传即不著只字”[18]1。向达补其所缺,可见对文化交互性的重视。19世纪末拉克伯里(Terriende Laconperie)提出“中国民族西来说”,被当时国内大部分学者所认同,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此说法被当今学者称之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现象”[24],是一种用以寻找共同民族认同感来抵御外辱的方式。但在当时“西来说”流行的整体环境下,向达以证据不足提出质疑,主张运用二重证据法证实具体史实。这种敢于存疑的态度和用实物以证文献的方法,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被当今历史研究者,尤其被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者广泛运用,如宿白《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林梅村《松漠之间——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王炳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等,皆采用历举考古遗物遗迹与文献互证的方法。

在《中西》一书中,向达于每章末都推荐中西交通史的中外文著述。中文方面以早年中西交通史家著文为主,外文著述则多推荐西方和日本汉学家的研究作品,主要是劳费尔、斯坦因、赖德烈(Kenneth Latourette)、亨利玉尔(Henry Yule)的著作。关于此四人的研究成果至今仍被学界关注或再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价值。这些参考书目既反映了当时中西交通史研究的趋势,是中西交通史体系重要的知识来源,也是现今中西交通史学术史的研究对象。

谢国桢在悼念向达文中提及,“海内学者,自陈寅恪师而后,治唐代典章制度,中西文化交流之史事,成绩之昭著,尚无出其右者”[25]。《中西交通史》作为我国首部系统论述中西交流的著作,它以文化交流为纬,以时间顺序为经,理清了中西交通的概况。通过横、纵两方面对中西交通史实的串联,说明文化交通的先后发展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丰富了中西交通的内涵。外加其姊妹著作《中外交通小史》以地域横向对中西交通情况进行梳理,二书初步系统的阐述了中西交通史学科的理论框架,集科学性、理论性与史料性为一体。虽在此书后,白寿彝、方豪等人分别著《中国交通史》,但这种贯通中西交通的体例皆发源于《中西》一书。

向达的《中西交通史》一书虽然简略,且成书较早,但对当今史学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它不仅对中西交通史史实内容的研究具有启发作用,同时书中提及的史料,以及此书本身也是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对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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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谢国桢.唐豆沙关摩崖袁滋题名拓本跋——悼念至友向达[C].阎文儒,陈玉龙.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68.

作者:闫丽

现今中外心理史学探究论文 篇2:

简释题在历史活动课中的运用研究

[关键词]简释题,历史活动课,核心素养,目标层级,唐诗史实

历史活动课是通过探究活动来培育学生学科素养和创新思维的教学形式。我国现行中学历史课程设置了很多活动课课时,以启发式、探究式、案例式、体验式为基本方法,深度融合了认知目标、过程目标、史学理论与方法,以及情意目标,具有一定的课程文化目标和活动程序。这无疑呼应了落实学生学科核心素养发展的教育新理念。

历史活动课的素养养成目标如何达成?学业成果如何评价?学者们比较关注从理论上分析历史活动课的计划和执行,对于活动课的纸笔测试研究相对较少。本文试图借助简释题的考查功能,以一首唐诗的简释题为例,深入探讨简释题在历史活动课中的灵活运用。
一、“一节活动课”引发的评价启示

历史活动课通常有辩论比赛、制作设计和调查分析等类型。现今的历史活动课通常会融合上述三种课型,形成复合式学科活动课型,让学生对历史有更深刻的了解,有效提高学生参与活动的效度。例如,基于新版高中教材《中外历史纲要》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民族交融与隋唐大一统的发展”单元主题,教师将“唐朝的社会发展”设计为活动课,在实践活动中要求学生运用已学知识,体验探究的过程与方法,培养解决问题能力。如以下案例。

活动主题:唐诗中的社会景象

活动目标:

1.认知目标:了解史实、获取史料、运用思维、交流表達。

①从唐诗中获取信息,并运用史实处理信息。

②把握隋唐时期的各种历史概念,并运用历史逻辑分析唐诗。

③通过图书馆、博物馆、互联网、调查采访等不同渠道,获得不同形式的唐诗材料。

④据唐诗提供的信息,对客观历史状况或过程形成新的理解和解释。

2.行为目标:按处理信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活动程序执行。

3.理论和方法论目标: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观察、分析、比较、抽象出历史事物的内部联系;随着实践的开展,不断修正、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历史认识。

活动过程:

1.以“唐诗中的社会景象”为题,把班级划分为若干小组,分发任务单,有目的地获取各种唐诗资料,根据一定要求筛选信息,并了解其有效性和可靠程度。

2.小组实践活动:理解和整理信息,从已知信息中发现问题,根据问题提出合理的假设,根据假设提出探究的方法和程序,完整表述自己的探究过程和结果。

3.反思自己探究活动的局限,并指出原因和进一步探究的空间。养成坚持求真的习惯,并学会用唯物史观的原理来说明唐诗中的社会气象。

活动评价:

1.分组展示电子课件及小报(教师点评)。

2.纸笔测验:一组简释题作答。

3.写“唐诗游记”“学诗一得”等小论文,各小组填写互评表。

中学历史课程倡导的新型评价,不仅注重考查学生是否掌握必备的知识和技能,更关注学生是否掌握了学习方法,能否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强调学生个体经验获得的历史活动课的发展性评价、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一定要关注学生的学习行为表现;关注学生是否具有历史思维,并运用历史思维解决问题;关注学生参与的态度是否积极,与他人合作交流是否顺利。在“唐诗中的社会景象”活动课中,教师设计了学习表现评价表(见表1)。

历史活动课可以据教材的课文来设计,也可运用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与历史有着紧密关系的资源,如时政热点、国际关系、社会环境等。不论历史活动课用哪种方法来设计,学业评价是不能缺失的,表1尝试了学习评价的新型方法。“唐诗中的社会气象”的学习表现评价表,引发了我们思考:(纸笔考试)简释题能否在活动课中被深度运用?简释题如何测量探究行为以及情意目标?
二、“一首唐诗题”探寻的素养评价

历史活动课中的学业评价,需要综合运用多种评价方式,唯有如此,才能更准确地获取活动中的信息,进行活动反馈,从而更详细地了解学情。本文所论的简释题创新运用,仅是多样性评价方式的一种尝试。简释题在历史活动课纸笔测验中的运用,某种程度上更能精准地评测出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水平。

历史简释题是“要求学生用简短精练的语句对与史实有关的文字、图片、表格等材料进行注疏、辨伪、概述、阐释乃至评价等的一种题型”,①简释题的情景与设问小巧而灵活,学生作答清楚明晰。这样的特点方便了教师在纸笔测量中调控学生的思维和作答节奏。历史简释题的内涵与外延,得到进一步丰富以后,更能贴近行为目标指向。例如,在“唐诗中的社会景象”活动课中,笔者尝试以唐朝王建的《凉州行》为背景材料,命制出新型的简释题,要求学生笔试作答。

诗文(部分):蕃人旧曰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驱羊亦著锦为衣,为惜毡裘防斗时。

养蚕缲茧成匹帛,那堪绕帐作旌旗。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

——摘自(唐朝)王建:《凉州行》

此诗非常形象,笔者取部分诗句为简释题的情境,设计主题式提问,探索在简释题作答中评价学科素养发展的一些策略,为新型简释题的命题和活动课的拓展提供一些启示。历史思维能力包括时序思维能力、历史理解能力、历史分析与解释能力、历史研究,以及做出决策的能力。指向学科核心素养的历史思维能力及教学目标,除了注重“是什么”和“为什么”之外,还要关注“怎么做”及“何来同情”等问题。根据我国目前指向核心素养的历史教学现状,历史简释题要应用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特征。因此,本文把简释题的学业评价分为认知目标、理论与方法目标、探究过程目标和情意目标等4个层级要求。

第一层级:指向史学认知目标的“史事”释义。这种主题式简释题的特征是整理、解释已学知识和诗文的关系。通过观察学生的答题水平,评价学生对诗文史事的解释和已学史实的记忆。

案例1:诗句见上文,下文略。

请回答下列问题:

(1)诗中“胡乐”是指什么?

A.吐蕃的戏剧

B.新罗的音乐

C.契丹的乐器

D.回纥的乐舞

(2)诗中“胡”“蕃”最可能是哪些少数民族?

(3)“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真实写照了洛阳的什么情形?

(4)为什么会出现诗中所描述的民族融合现象呢?

这道简释题以史事“释义”为主,指向了学科素养的“历史解释”,学生需对诗中的历史事物进行理性判断和客观评价,最终运用所学知识和诗文信息,可形成的解释是:“胡乐”特指唐朝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乐舞;“胡”“蕃”指的是唐朝西北地区的羌族、回纥等民族;“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是“胡风盛行”的写照。简释题最后一问,可能会包含着答题者的主观认识。学生客观、辩证地理解历史事物时,不仅要将其描述出来,还需揭示其表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比如:唐朝西北地区民族融合,深受民族习惯和丝绸之路交流的影响。

“史事”释义的内容丰富。通过不同方式描述和解释“过去”,就是对史料的一种深度整理和辨析。如诗中的“耕犁”,有学生解释是“曲辕犁”,理由是唐朝农业技术不断改进,出现了曲辕犁和筒车等新式生产工具;有学生解释则是“短辕犁”,原因是曲辕犁又名江东犁,只适合水田耕作,不适用于西北的旱地耕作。哪一种解释更合理呢?学生可以查阅资料,搜集唐朝西北地区的壁画以及农具文物,通过考查历史遗迹和吸纳历史学者成果,得出比较合理的解释。因此,以史料诠释为特征的简释题要具有开放性,这样才有利于学生在活动课中发挥独特的创造性。

第二层级:指向学习行为目标的“时空”释义。这种主题式简释题的特征是运用史料信息和已学知识去理解新问题,或者解决新的行为中相对于史料而言的题外之问,由此运用已学知识使学习行为得以升华。通过评估学生的作答水平,评价学生对知识的迁移能力。

案例2:请回答下列问题:

(1)诗中的胡人“汉化”主要是指什么?

A.改行汉姓

B.仿学乐曲

C.学做农桑

D.设置帷帐

(2)诗中描述的汉人“胡化”指什么?

(3)“驱羊亦著锦为衣”,“养蚕缲茧成匹帛”主要发生于哪一地区?解释你的判断依据和说明方法。

(4)作为“知识拓展”的这首诗,最能描述的社会特征是什么?说出你的理由和论证方法。

①多民族国家建立②繁荣与开放的时代

③社会大变化发展④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案例2的问题要求学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联系中对事物进行观察、分析、释义。任何历史事物都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发生的,只有在具体的时空框架下,我们才能准确地解释史事。因此,“驱羊亦著锦为衣”蕴含的时空是唐朝的甘肃地区。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县,一度是西北的军政、经济、文化中心,是胡、汉文化交融的集中地,盛唐时期河西节度使治所。唐大历年间,州城为回纥所侵踞,此诗即描写当时的边防情况。释义依据不仅依据诗文信息,还要以西北地区的民族政策、民族交融、社会风气等史事为支撑。“汉化”“胡化”隐藏的时空释义是:唐朝前期民族融合,体现了强盛局面。繁荣的时代,王朝可以凭借强盛的国力和先进的文化吸引各族人民与之交往,促进少数民族社会进步;开放的时代,可以促使中原人民吸取外来文化而丰富自身的文化生活。但“安史之乱”之后,地方分离与民族分化则成为另一種现象,并最终导致了藩镇割据局面。

第三层级:指向情意目标的“人文”释义。这种主题式简释题的特征是运用史料信息、已学知识和生活情感,去发现或体验史料中的人文情怀和社会情感。学生对人文精神的释义,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依据史料进行判断。教师通过评估学生的答题水平,判断学生对抽象情感的还原能力,如反驳、体验和认同。

案例3:请回答下列问题:

(1)与这首诗最贴近的艺术手法是?

A.浪漫主义

B.现实主义

C.悬想抽象

D.印象主义

(2)举出与这种创作风格相同的两位唐朝大诗人。

(3)对比“为惜毡裘防斗时”“那堪绕帐作旌旗”和“洛阳家家学胡乐”,反映出作者什么样的态度?

(4)分析作者对“汉人胡化”怀有特定情感的主要原因。

历史活动课中的情意目标是内隐的,案例3把诗文内隐的情感勾连出来,学生作答的过程自然倾向于情意体验了。这首诗的写作手法是现实主义,某种程度上折射了作者的情感,需要学生用心去体验诗文情感。诗文作者忧思汉人“胡化”,认为汉人痴迷于胡乐宴饮,忽视了“居安思危”。简释题的情意目标考查是一种生成性的,不必追求精确设定。在探究过程中,要将学生由过去被动的课程“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开发者”,将简释题的情意目标不断演化为符合学生自身发展的认知心理。

第四层级:指向理论目标的“方法”释义。这种主题式简释题的设计侧重于学生问题解决的途径与方法。学生对史料进行辨析,应本着努力重现历史的态度,在解决问题时运用史学研究的一般过程与方法,最后得出历史见解。教师通过对学生学习行为的评价,进而引领其形成正确的历史感悟以及重视史料、去伪存真的辨史态度。

案例4:请回答下列问题:

(1)请举出1~2个与诗“社会主题”相一致的历史事件。

(2)找出下列图片与这首诗“主题”关联度最高的一幅,并说明理由。

(3)以这首诗文作为研究性学习的一般材料,其探究活动的主要程序依次是?

A.真实的史料、一定的见解、逻辑的推理、合理的想象

B.合理的想象、真实的史料、一定的见解、逻辑的推理

C.一定的见解、合理的想象、逻辑的推理、真实的史料

D.合理的想象、真实的史料、逻辑的推理、一定的见解

(4)诗表达了作者对“社会矛盾”的忧思,请用唯物史观分析这一矛盾,写出一份小论文提纲。

历史活动课的主要程序如下:首先为活动准备,包括选择内容、确定任务、划分若干小组等。其次是开展活动,包括分发任务单、史料搜集、史料判断及互证、教师辅导等。第三步是成果总结,包括各小组讨论撰写报告、各小组交流和各小组修改报告。最后是成效评价,包括简释题测验、展示电子课件。案例4指向于活动课的过程及实践经验,简释题步步深入的设问,测量了学生在探究活动中史学方法目标的达成水平。

历史活动课的小论文写作,促进了学生的自主发展,培养了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有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价值观。简释题案例4的“方法”释义,要求学生对活动课的过程进行信息提取,在理解活动内容的基础上把机械性记忆、理解性记忆和结构性记忆方法融合推进,从而促进有意义的学习。从案例1、2看,简释题不是直接对教材内容进行机械性提问,而是要求学生结合具体的史实对诗文加以理解和判断。案例3、4的简释题则是纳入多种传统题型所具有的史学意义,增添了提取信息、鉴别史料、解释史实、“论从史出”以及情感态度等方面的考查。
三、“历史简释题”使用的设计原则

历史活动课的关键是促进学生创新精神的发展和学科素养的落实。把历史简释题用于活动课的测量评价,鼓励学生运用史实知识、史论知识和史学方法去解决新问题,可以舍弃对教材结论的机械照搬。学生作答就如同历史学者一样,必须结合自己的所学知识去提出假设、获取信息、解释史料、总结方法,从而创造性地思考问题。历史简释题在活动课中的使用要遵循下列原则。

第一,聚焦和发散相统一。聚焦和发散的核心价值是要坚持“问题导向”和“探究得法”。“问题导向”是指将主问题分列为3~5个小主题,每个小主题设计系列子问题,依据系列子问题的作答,得出严谨的历史见识。案例唐诗《凉州行》的主问题是“社会变迁”,与之相呼应设计了史事释义、时空释义、情意释义和方法释义等小主题。每个小主题又设计了3~4个子问题。历史简释题的设问要形成问题链结构,“链条”是由主问题和子问题相互配合构成,子问题可以有不同的变式,来考查学生掌握的史实和史论。例如案例1“子问题”的变式是:(1)诗提及的“禾黍”最可能是什么作物?(2)诗所说的“耕犁”是哪一种生产工具?(3)为什么会是你判断的生产农具?(4)“著锦为衣”最有关联性的手工业成果是什么?简释题“子问题”变式越是多种多样,活动课越可避免虚化以及探究不当的问题。

“探究得法”是指师生要明确不同学习方法的使用原则及实施策略,让不同的方法在活动课中发挥出独特价值。唐诗《凉州行》的案例,不仅揭示了复杂现象背后深刻的、内在的关联,还总结了学习探究的方法,这样简释题既聚焦历史解释、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和唯物史观等学科素养,又发散考查了活动路径、成果展示以及经验分享等行为表现。

第二,预设与生成相统一。历史简释题设计要尽量对教学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考虑细致。根据教学目标、学生认知水平和活动内容进行设问,把简释题考查的目标拓展开来,深入观察活动中可能发生的学习行为,为学生的作答预设量规。

预设与生成要紧扣“真、实、小、新”四字诀。“真”是指问题要突出,要具有较大的探究发现空间,而不是细微、繁琐、孤立的伪问题。案例中“唐诗中的社会风貌”是典型的真問题,它以诗为眼,以行作耳,以心当墨,可谓是“诗歌无限,记录天下”,把故事讲述在探究中,把时代描绘在生命里。“实”是指问题要符合学生的心理特点,具有可以感知的生活空间。“小”是指问题要小切口大纵深,难度要符合学生的能力水平,而不是“大而空”。“新”是指简释题不落俗套,能激发学生强烈的探究欲望。

预设与生成还表现在答案的开放性上。例如,让学生用唯物史观分析唐诗《凉州行》作者心中的“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写出一篇小论文提纲。其中一位同学就给了示意图式答案(见图1)。这一开放式的创新型答案,展现了学生收集材料、提取观点、按照一定逻辑思维运用唯物史观论证历史观点的能力。学生如果把收集材料,明确观点,联系知识,罗列论据,安排结构,讲究格式,史论结合等处理问题的方法活学活用了,就能提供多样的开放性答案。

第三,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历史简释题既要内容多彩,也要形式多样。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从内容,是简释题的命题技术要领。丰富的材料能使简释题如虎添翼,为评价提供广泛的空间。简释题“释义”,不仅是在材料字面意义上的解读,更重要的是对活动过程的深化和推理,也是对历史本体的体验,蕴涵了历史的古今对话。简释题的材料形式可以是历史文献、历史图片或者是数据图表,但其内容一定要密切关注生活和社会热点,分别从深度、广度、认识角度上对历史现象进行发掘。

为了让简释题的内容与形式更协调,我们既可以通过提供成果评价表、活动流程图、任务分工单和成果交流表来优化设问,也可以通过延伸设问来补充简释题内容,从而优化学生的思维活动。例如,唐诗《凉州行》案例中,设计这样一问:从史料价值上看,下列哪一材料与这首诗最类似?请说明你的判断理由。这个设问中提供《清明上河图(局部)》《秦陵铜马车》①、日本和同开宝银币②三幅图片史料。学生结合自己对这三幅图片史料的认知,进行判断作答,并给出理由。这种设问内涵与外延的丰富,就是简释题内容与形式的发展,可以让试题更充分地调动学生的形象思维,并增强测量评价的活力。

作者:郓兴刚

现今中外心理史学探究论文 篇3:

以史为纲:新闻史教学策略的构建

【摘    要】作为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基础和重要分支的新闻史,既是新闻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学养深厚的一门学科。“以史为纲”的教学策略,既能厘清历史事实、认知新闻史的时空背景,又能领悟历史生活、彰显人性的真善美,更能关注历史动态、形成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认同,从而宏观地从历史的角度把握问题,以提升新闻史教学的生命力,坚实新聞教育的根基。

【关键词】以史为纲;教学策略;新闻素养

【基金项目】本文系郑州大学体育学院2015年度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中国新闻传播史》及2019年度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项目编号:JY190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成语“提纲挈领”、“纲举目张”,大家都很熟悉。其中“提纲挈领”出自《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善张网者引其纲,不一一摄万目而后得。”比喻善于抓住问题的关键与要害。若把此比喻义运用于新闻史的教学中,即以历史为“纲”,以专题为“目”,探索新闻史教学如何从“边缘”地位悄然回到“核心”地位的路径。

“新闻史是新闻教育中六大核心课程之一,在新闻人才培养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1]但在实际的教学中,往往是“重教轻学”。教师教学的方法单一,学生们学习也是了无兴趣,认为其“枯燥、不实用”,以至于引发了学科内部新陈代谢的趋缓。所以,“拯救新闻史要从拯救新闻史课堂开始。”[2]

一、“以史为纲”教学策略构建的重要性

政治与革命虽然不是唯一影响新闻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不论从“政治斗争史”出发,还是从“媒介演进史”出发,[3]或者从“政治斗争史”加“媒介演进史”出发,也均是从“大历史”观角度出发,把它们作为时代背景,让学生学会运用历史知识,从而训练思维、掌握方法、提高素质。

(一)有助于新闻学子们感受新闻历史的沧桑与厚重

推动新闻业发展的因素是多样的,如政治、经济、文化、出版印刷技术、国际关系、宗教等,而且新闻业产生与发展的历史,也有着自身的特点以及自身的发展规律。所以,采用“以史为纲”教学策略,在重要、复杂的问题上,加以“以题为目”进行专题讲解,学生就会通过“解释、论证、启示、推演”,对新闻的历史有所认识、有所思考、有所感悟,从而从历史现象中总结出规律,这不仅有利于同学们思维的发展、知识的迁移,而且还能促进教学效益最大化。

(二)有助于新闻史教学内容与传媒现实的联系互动

作为“专业基础课”的新闻史教学,在传统媒体影响力下降的新媒体时代,犹如一堆冷冰冰的远古化石,似乎对提升就业竞争能力没有任何帮助,因而无法激起“我要学”的强烈的学习动机。所以,如何驾轻就熟地进行新闻史教学,如何引导学子们破除“新闻史无用论”的偏见,如何平衡历史与当下的互相映照等问题,就成了首要的挑战。“以史为纲”的教学策略,既突围了一般的历史分期、报刊创办、名记者生平的“史实教学”,又能“超越意识形态与国别,用人类学视角,将新闻看作人类精神、文化的一般范畴,探讨其在社会变迁和集体表象中如何演变”;[4]既能使当前的传媒实践与新闻史教学的陈旧内容之间无缝对接,又能增添“数字原生代”读史学史的兴趣,继而引发其学好新闻史的热情,最终使新闻史具有自身的专业特色和思想深度。

(三)有助于新闻学子搭建新闻史中的人文平台

詹姆斯·凯瑞曾经说过,新闻学的天然家园应在人文学科和那些具有人文主义的社会科学之中。[5]人文主义教育是高校培养新闻专业毕业生的根基。这既是未来传播信息的“把关人”、社会大船上的“瞭望者”所应必备的素养,也是新闻史本身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既是新闻事业发展轨迹与规律的理性书写,也能培养学生洞察历史发展的理性思辨能力。亦或通过新闻史上的名篇名家赏鉴,也会“润物细无声”地涵育学生的人道主义情怀。可以说,与时俱进的人文情怀的再认知,对史识的塑造与养成、提升新闻史教学的新鲜度、弘扬新闻史以生命力的理想,均可成为拓展新闻学子人生大格局的“蓝海资源”。所以,增强学子的人文主义知识和文化底蕴,会使新闻史成为“人文家园”的基地之一。

二、“以史为纲”教学策略引入的可行性

俗话说:教无定法。不同的课程、不同的老师,甚至相同的课程、不同的老师,均有不同的教法。中外新闻史的教学形式,也是异彩纷呈。翻转式、话题式、沉浸式等授课模式陆续诞生,对学生学习新闻史均发挥出了一定效果。如今的媒介融合时代,教学更需与时俱进,将课堂的主导权交予学生。

(一)历史与新闻的紧密感

有学者曾对12年间的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的本科学历进行过统计,分析后发现大部分获奖者为非新闻专业本科毕业,其中以文学、历史与政治科学专业居多。[6]即表明新闻史课程与政治、文学、财经、历史等人文社会科学是密切相关的。作为史学一部分的新闻史,其内容包括史实和史论两个部分。新闻史实就是新闻传播发展中的有生命的历史人物和生动的历史事件。从大量的史料中感悟、判断其价值,既是培养学生的解读能力,也是我们常说的“史论”的内涵。因此,我们在教学中“既要厘清史实又要阐明史论,既要让学生因了解史实而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又要让学生因领会史论而获得启迪、增长智慧”。[7]所以,有人说,“今天的新闻即是明天的历史。”

(二)新闻学子接触新闻史的陌生感

虽然有学者认为,新闻史教学若是“以史为纲”,其实是高中历史的延续。但笔者还是以为新闻史“以史为纲”的教学策略,既是一般本科院校新闻史课程教学改革的内在需要,也是培养大学一年级学生新闻专业功底的内在需要。因为大学第一学期的学生(大部分高校是把此课开在第一学期),对于新闻史的内容是零基础。但新闻史是历史学的分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对中学历史却是熟悉的,以熟悉的内容带动学习不熟悉的内容,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况且,此文中的“史”,指的是“大历史”观。通过那些“具有人文主义的社会学科”,深层次地了解、领悟“文化社会生命体的不同场景”。

(三)新闻史自身发展的规律感

新闻史本身偏向于史学特质的内容,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无论从哪个角度(革命进程或媒介演进)出发,都凸显了新闻业发展的历史现象。如中国新闻传播最主要载体——报纸,一般认为,产生于唐,发展于宋,独立于明,完备于清。历史自身的特点,也是对新闻业自身发展规律的遵循。再者,新闻史本身的知识点较多、知识体系较为庞杂。虽然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基本史实信息,不是新闻史课程教学的目标,但对史实的介绍还是必要的。因为只有掌握基本知识点,才能从中总结规律、揭示原理,从而史论结合,提高新闻史这门学问的学术品位。即使注重当代性、思想性和叙事性,活化新闻史内涵,但还是以这些基本知识点为基础的。只有搭建基础平台,才能全方位地深挖有关内容,也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教学的有效性。

三、“以史为纲”教学策略实施的尝试性

“以史为镜,可以知得失”。作为一门既讲述新闻传播行业的历史,又属于历史学分支的交叉学科——新闻史来说,在培养学生史学思维和人文素养、进而形成新闻观念和理想方面,不是“枯燥、不实用”的,而是可以帮助学生更加宏观地从历史的角度把握问题。

(一)厘清历史事实,认知新闻史的时空背景

“历史是由人和事构成的。”新闻史中的事件是由一系列的人和事组成的。比如,我国的第一份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西方的传教士马礼逊、米怜创办的。那么“传教士在华办报,是文化侵略还是跨文化传播?还是两者兼有?”[8]要想准确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将清朝时基督教的传入、当时传教士的传教理想等问题,向学生讲述清楚。所以,要想正确运用新闻史学思维从宏观上解决问题,首先,要了解新闻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如《大公报》的创刊。“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说明了报纸的取名;“开风气,牗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说明了办报宗旨;宣传变法维新、君主立宪等主张,也说明了创辦人英敛之的思想倾向。其次,了解新闻历史人物成长的经历。如为报业献出生命的史量才,由一位杰出的商人,后转变为:“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的报业巨子。自他购买了《申报》以后,报社运作的实情,也让学子们有了深刻的认知。

只是有些新闻史教学,过多地关注于原始的历史。原本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历史,被简单化、符号化、扁平化。学习新闻史,似乎就是不断记忆某人、某报、某事等内容,使新闻史学课程与社会脱节,与新闻业界的实际需求也难适应,以致有人误认为新闻史“以史为纲”的教学,就是历史课程的延续。

实际上,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在复现史实时,也往往介绍史实的背景。比如书写“民国初年的新闻传播事业”时,首先交代的就是“政党报纸大发展的历史背景”,然后才介绍“新闻业的短暂繁荣与政党报纸的泛滥”情况。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再者,此教材的编排,也是以革命活动为脉络进行梳理的,“把新闻事业的发展置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之下”,理性书写中国新闻史的发展特点。因此,对话古今,以史为鉴,可以使我们从历史中获得真知。再比如20世纪20-30年代著名的商业大报《申报》《新闻报》等,存在时间长、社会影响大、涉及内容多,对于这样报刊的发展,就需要用开阔的视野、用专题的形式,用生动具体的人物勾出各报的历史,培养学生对知识的综合概括能力。从而让学生对新闻史课程有个整体感,也“让冰冷的历史变得鲜活起来”。[9]让学生能从知识点出发,做深入的思考后,进而反省历史。正如梁启超所言:“历史的目的,在于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之资鉴。”[10]

(二)领悟历史生活,彰显人性的真善美

新闻史虽在“宏观上见证了新闻事业发展的轨迹与规律”,但在“微观上观照到个人的价值选择与前途命运”。[11]而这些时代风云人物,又往往具有独特的适应环境的超前思维。在锐意革新、出奇制胜之当下,仍起着导人以真、导人以善、导人以正的教化作用。比如“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的黄远生的“四能”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邵飘萍的新闻理想、“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的梁启超的“耳目喉舌论”、“真诚地为人民服务”的韬奋精神等,仍然引导学子们追寻新闻的光荣与梦想的脚步。

其实,历史的视野是开阔的、包容的,“对历史人物的讲述也应该是多角度、多元化、人性化的。”[12]在关注历史、社会、人生等历史演变过程中,可以尝试用“以人带史”的思路,把著名的人物和生动的故事通过“叙事不妨细致”的方式,清晰地勾勒出全貌。像“飘萍每遇内政外交之大事,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工。”从张季鸾的看法中,得出邵飘萍采访技巧高超的结论;从年轻的范长江去西北采写的故事中,说明黄远生的“四能”是新闻记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要求……或通过相关的影视资料,如《走近中国记者》《回望梁启超》《史量才之死》等,对“人”的价值有了情感与心灵契合上的认识。“对人的重视”,不仅提高了人文素养,也是人类历史进步的主要动力。这种富有生命力的新闻史教学,不仅关注了历史上人物、事件的真实鲜活的特征,也让新闻学子们走出了“精致的利己主义”的个人小天地。使新闻史教学不仅成为进行人文理念、职业理想涵育的重要阵地,也成为学子们开阔其学术视野、提升其业务操作能力与水平的渠道。

(三)关注历史动态,形成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认同

“新闻以启蒙运动的核心关注为抱负,以在实践中落实民主追求为目标,以社会福祉为基点。”[13]新闻史属于一门“学养深厚的学科”,不仅包含新闻学各个领域的知识,而且也是新闻业中历史与现今可以对话的渊源。当今遇到的一些问题,在历史中均能找到答案。所以,“历史蕴涵着经验和真知”。当然,学习新闻史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继承先人的优秀传统并将其传承下去”。[14]找寻身边的历史痕迹,探访让新闻史站立起来的“格局”,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勾连。惊心动魄的史实中,有学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理想。尤其是名记者独特的民族气质和民族情结,荡涤着新闻学子的心灵。如“元老记者”于右任“竖三民”的故事。以“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宗旨的《民呼日报》,以“民不敢声,唯有吁也”为寓意的《民吁日报》,以“戮力同心”为精要的《民立报》,再加上以“唤起中华民族之祖国思想”为宗旨的《神州日报》,这种孤往而执著的办报精神,这种义无返顾的“民族革命”的信念,让我们看到了“理想的意义与信仰的力量”以及坚守报业的初心。以致徐铸成先生评价说:“在中国报史上,艰苦创业,再接再厉,锲而不舍的,于右任先生应是第一人。”[15]

另外,“一部新闻史也是一部社会新闻活动史。在关注新闻本体的同时,应关注文化思想、政治经济、时代心理、风俗习惯等因素对新闻的影响”。[16]如“黄色新闻”案例。“黄色新闻”发展的大背景、“黄色新闻”对现在的影响等内容,会吸引学生对“黄孩子事件”、赫斯特在美西战争中的表现等史料的深度关注,进而进行积极主动的思考,保障了知识目标的实现。还有,“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的邵飘萍,“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张季鸾,“宁为保全人格报格而决不为不义屈”的邹韬奋,他们认为新闻业是“引人向上的精神食粮”,“是要能够适应进步时代的需要,是要推动国家民族走上进步的大道”的事业。[17]关怀现实,洞悉热点,注重“当代性”,注意民众的呼声,坚守着争取民主自由、变革社会的报业传统,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学生通过考量新闻工作者高尚的人格,既荡涤着心灵、激发了学习兴趣,又浸润式的受到社会人生和新闻职业理想的精准教育,从而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让民族文化像“灵魂”和“血肉”一样,铭刻在学子们的心中。既挖掘了新闻史学科的生命力,又坚实了新闻教育的根基。

由此,新闻史中“以史为纲”的教学策略,是指以史实为基础,以现在为着眼点,以供“现代人活动之借鉴”,引发学生的理性思考。既能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学生的主体作用,也能促进学生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既避免了课程内容的枯燥乏味,也能全面、立体、深刻地去解读知识点,从而让学生具备多角度、多视野地看待社会问题的思維模式,触摸历史、感受历史、见证历史,不断延伸学习的触角,达到新闻史教学的“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的真正目的。

注释:

[1][14]李南.新闻传播史“浸润式”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J].新闻知识,2015(05):76、77.

[2][11]刘晓慧.参与与互动,新闻史教学的关键词[J].科技资讯,2011(13):217.

[3][8][9][12]赵永华.中国新闻史教学改革初探[J].新闻教学与学术研究,2011(06):276、279、278.

[4][13]李煜.数据新闻时代,新闻教育还需要新闻史吗?——以新闻史教学实践为中心的探究[J].现代传播,2016(11):149.

[5]詹姆斯·凯瑞.新闻教育错在哪里[J].国际新闻界,2002(03):22.

[6]于英格.人文主义视角下新闻史教学模式创新研究[J].传播力研究,2017(1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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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州大学体育学院教授)

责编:周蕾

作者:张吉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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