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法探究论文

[内容摘要]考察产业政策对公司融资的影响，对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产业政策精准而有效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产业政策对公司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宏观经济以及股票市场景气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公司股权融资行为与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产业政策法探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产业政策法探究论文 篇1：

我国产业政策必要性浅析

摘 要：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失衡改善效果不明显、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使得产业政策的必要性遭到了广泛质疑。在此，本文将对产业政策必要性问题进行探究。

文章首先对产业政策的概念和内容进行了介绍。其次，本文介绍了美国、德国、日本三个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实施的产业政策、实施产业政策的背景及其原因，根据西方发达国家运用产业政策的历史对产业政策必要性进行理论分析。之后，本文又介绍了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实施产业政策的发展变化及其主要原因，并在深化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对外开放背景下，参考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为我国今后制定产业政策提出建议。

关键词：产业政策；必要性；政策制定

一、绪论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著名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在《日本产业政策》一书中，将产业政策定义为“政府为改变产业间的资源分配和各种产业中私营企业的某种经营活动而采取的政策”。通过实施产业政策，扶持和促进某些特定产业部门的发展，进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缩小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是发展经济学中一个相当流行的观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重大发展，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回过头看，产业政策在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在未来的发展中，是否要制定产业政策，应该制定怎样的产业政策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杨思正[1]研究了日本、西欧、美国产业政策的内容、作用及其政府在经济作用中的地位，强调我国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能够顺应国际市场的变化的产业政策。陈韵华[2]通过研究战后日本产业政策的演变规律，比较近三十年来中国的产业政策变化，从而为我国未来如何制定产业政策提出了一些建议。郑代良[3]通过研究国际上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政策，为我国如何制定高新技术产业政策提出建议。

二、美国、德国、日本在历史上实施产业政策的事实及其原因

从西方发达国家二战后的发展历史中可以看到，各国政府都积极采用了制定实施产业政策的手段，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方向做出战略性的安排。德国通过关税保护来扶持本国工业。美国通过反托拉斯法来鼓励竞争、消除垄断，从而使本国工业得到充分发展。日本以实施殖产兴业政策开始本国政府对产业政策的制定，从而推动本国的工业化进程。

从德国的发展历史来看，由于在战争中遭到了重大创伤，德国政府制定了优先发展电力、煤炭、道路、造船、医院和房屋建设的产业政策，目的是保证工业正常运转和人民基本生活需要。在基础工业得到恢复后，政府对制造企业提供大量的科研资助，以提高本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在第三阶段，新型工业化国家的出现使得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德国政府开始将产业政策转向发展高新科技产业。

三、产业政策的必要性

（一）从历史经验的角度看

从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到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再到向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制度“复归”，产业政策作为一种政府手段干预经济是否是必要的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然而，从二战后至今的历史来看，产业政策无疑在推动世界经济整体发展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以产业政策实施最为成功的日本为例，在战后恢复阶段，日本政府制定了以增加生产为主要目标的产业政策，以保证经济的正常运行和满足人民物质生活的基本需求。在平稳发展阶段，日本产业政策的制定着重在引进先进的技术与管理模式，改进产品质量和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在第三阶段，日本的产业政策着重于鼓励优质企业合并，产生规模效益，从而增强国际竞争力。

（二）从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看

严格的产业政策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行的，无论是产业政策，还是自由市场经济，都是与特定的历史背景、发展阶段、国际环境相适应的。

我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产业政策可以扶植幼稚期的经济发展壮大，产业政策的制定非常有必要的。而当经济进入成熟期后，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将变得复杂，产业政策应作为宏观层面的指导建议，注意与市场的关系。

四、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实施产业政策的发展变化及其主要原因

（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产业政策（1978-1993年）

从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一直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中，政府对经济进行直接干预，忽略了市场的功能。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强调更多依靠市场的力量来配置资源。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产业政策（1993年至今）

1994年，国务院颁布了《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提出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加强建设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积极振兴支柱产业，努力发展支柱产业；鼓励和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积极开展对外贸易； 2005年，国务院颁布《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它的目标是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促进一、二、三产业健康协调发展，逐步形成以农业为基础、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2103年，发改委颁布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修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有关条款的决定》，规定了各产业中鼓励类、限制类、淘汰类的项目。

五、对我国产业政策发展的建议

总体来讲，二十世纪末至今，我国产业政策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我国产业政策依然存在很多的问题。首先，过于频繁的制定产业政策使政策缺乏稳定性，不利于企业制定中长期的发展规划。其次，我国产业政策实施最多、最频繁的是行政手段，许多产业政策依然具有计划性的色彩。

面对我国以往产业政策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的建议有：

第一，确定市场化与公平竞争作为制定、推进与实施产业政策的原则，奠定发挥产业政策推进经济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

第二，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制定的产业政策应既能符合我国发展现状，又与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相适应。

第三，制定符合产业发展一般规律并具有预见性的产业政策，我国的产业政策的目标应从量的要求转为质的要求，努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限制资源消耗型、环境破坏型产业的发展。（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

参考文献：

[1] 杨思正.产业政策的国际比较-日本、西欧、美国的产业政策[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8（4）.

[2] 陈韵华.战后日本产业政策研究[D].武汉大学，2011.

[3] 霍焱.韩国产业政策研究[D].延边大学，2003.

[4] 郑代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1.

[5] 李敬辉.新时期中国产业政策研究[D].哈尔滨工程大学，2004.

作者：王兆轩　王文超

产业政策法探究论文 篇2：

产业政策有效性研究

[内容摘要]考察产业政策对公司融资的影响，对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产业政策精准而有效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产业政策对公司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宏观经济以及股票市场景气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公司股权融资行为与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产业政策对公司融资规模和频率的影响因融资方式的不同而不同：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其增发和公司债融资的规模、频率显著高于其他公司，但配股、可转债和银行借款等融资规模不显著高于其他公司；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银行借款频率显著低于未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从整体来看，产业政策在公司融资行为中起主导作用。

[关键词]产业政策；公司融资；非平衡面板数据

一、问题提出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宏观调控难度增大，因而，政府必须继续创新调控思路和方式以确保宏观政策实施更加及时精准、有效。中国是一个强产业政策国家，产业政策对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产业政策精准而有效的实施在当今中国显得尤为重要。产业政策精准而有效实施的第一步，是促进资源有效配置，但是中国产业政策是否促进了资源有效配置一直存在争议。厘清产业政策资源配置功能发挥情况对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成功和金融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现实意义。要想考察产业政策资源配置功能是否发挥良好，公司融资是一个很好的视角。产业政策的预定功效需要通过产业中的企业行为来实现。当国家对产业支持力度做出调整时，公司融资行为需要随之做出相应调整，而公司融资行为的变化会影响公司的产出，从而间接影响经济产出，经济产出的变化又会使政府重新评价并调整先前的产业政策，最终，产业政策的功效通过政策与企业间的相互作用得以实现。鉴于此，本文采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1—2013年的融资数据考察产业政策对于公司融资的影响。一方面，本文从公司融资视角提供了中国产业政策促进资源配置情况的微观证据，对于目前绝大多数以宏观层面为视角的产业政策文献提供了额外支持；另一方面，从公司融资视角来考察产业政策的影响对我们找到中国产业政策促进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研究假设与模型设计

（一）研究假设

产业政策对公司融资行为的影响可以从金融加速器理论和信贷配给理论角度来阐释。首先，受产业政策鼓励的行业会产生较高的信用担保预期，从而降低企业外部融资成本，这有利于企业外部融资；其次，当产业政策发生变化时，借款方与银行的信息环境会发生改变，从而间接影响借款方融资成本和融资行为；最后，产业政策的客观存在会导致公司融资约束发生结构性变化，从而影响公司融资行为。因此，产业政策能影响公司融资行为，而有效的产业政策应该有利于公司进行外部融资。

目前，公司融资主要分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两大类。产业政策在资本市场上通过调整市场准入门槛及上市公司融资品种、融资规模、融资频率得以实现。融资规模与融资频率是上市公司融资能力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上市公司融资行为分析的一项重要指标。产业政策对融资规模与融资频率的影响能够反映出产业政策的支持是否会提升公司的融资能力。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1a）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其股权融资规模大于未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1b）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其股权融资频率大于未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2a）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其债权融资规模大于未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2b）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其债权融资频率大于未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

（二）模型设计

本文的实证研究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研究产业政策对不同股权融资方式的影响。目前中国公司股权融资方式主要有IPO、增发与配股三种，其中关于产业政策对IPO的影响，陈冬华等已做过相关研究并且研究结论基本达成共识，因此本文不再做过多论述。本文将重点研究产业政策对增发和配股这两种股权再融资的影响。二是研究产业政策对公司债、可转债和银行借款等债权融资方式的影响。针对以上内容，我们将根据勒温行为公式思想来分别检验。

根据勒温的思想，融资可看作一种“行为”并可以用公式进行表达。式（1）中：B表示公司的融资行为；P表示促使上市公司发生融资行为的内部个体因素（公司经营和公司治理）；E表示影响上市公司发生融资行为的外部因素（产业政策等）；f表示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作用于融资行为的函数。

在实证方面，由于每个时期进行融资的公司数量不同，我们采用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对于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参数估计方法许多学者进行了探究。SearleL6j将平衡面板数据的方差分析方法用于非平衡面板数据的估计提出了ANOVA估计法。Jennrich等认为极大似然估计方法也能够对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估计。Baltagi等认为从理论上讲广义最小二乘法可以对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估计，但在使用该方法时最关键的是找到能对其方差组合进行一致估计的方法。Baltagi等通过Monte Carlo模拟发现在这些方法中，极大似然估计（MLE）与ANOVA方法在方差组合以及标准差的估计中要优于其他方法。鉴于此，结合本文需要研究的内容我们采用极大似然估计的方法对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同时，在模型设定时本文选取的是不含截距项的回归模型。当回归模型不含截距项时，我们可以将回归模型中引入虚拟变量的个数与定性变量个数设定为相同，通过对虚拟变量的系数进行比较，回归结果的差异性更显而易见。根据上述勒温行为公式的思想，我们得到具体实证模型如下：

三、研究样本

中国的产业政策主要通过“五年计划”方式来实施，因此，本文选取“十五”“十一五”“十二五”三个五年计划为研究周期并按照每个五年计划的内容将公司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另一类为未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由于金融行业公司的特殊性质，此类公司的负债率显著区别于其他行业，因此，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剔除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具体来说，“十五”期间样本数总共有1294个，其中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样本有1054个，未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样本有240个。“十一五”期间样本数共有1990个，其中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样本有1245个，未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样本有745个。由于“十二五”计划仍在实施中，因此本文选取截至2013年12月31日的数据，该期间样本数共计2393个，其中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样本有1477个，未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样本有916个。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同花顺IFIND数据库及上市公司年报。

四、在不同产业政策背景下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特征分析

（一）融资数量

从表3可以看出，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IPO、增发和配股多于未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这说明产业政策对公司股权融资有积极影响。但是，在“十五”与“十二五”期间受到产业政策支持与未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其IPO、增发、配股的公司数量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而在“十一五”期间均呈现出大幅上升的趋势。造成该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种可能：一是在“十五”期间（2001—2005年）中国股票市场长期低靡，股权融资进程放慢。二是在“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中国股市出现一波大牛市行情。上证综指于2007年10月创下历史新高，并且由于2005年的股权分置改革使中国股票市场得到大发展，在随后几年内公司进行股权融资的规模不断扩大。此外，2008年在国家进行“四万亿元”投资刺激后股权融资规模更是呈现爆发式增长。以上这些都促进了我国股权融资的发展。三是在“十二五”期间（2011—2013年），欧债危机爆发导致全球经济遭受重挫，同时，中国股票市场出现单边下跌行情。IPO被暂停并且破发、破净的公司日益增多，这导致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受阻。以上情况说明，宏观经济和股票市场的景气程度对公司股权融资影响很大。

从表4可以看出，在“十五”“十一五”“十二五”期间，随着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其债权融资规模不断提升，这说明产业政策对公司进行债权融资有积极影响。中国公司债从2010年以后得到爆发式增长，可转债在2001年、2005年、2010年这三年迅猛发展，但2012年以后公司债、可转债的数量都有所下滑。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经济不景气时，公司会计政策会变得更加稳健。

综上所述，公司股权融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宏观经济以及股票市场景气程度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又会传导到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此外，产业政策对公司债权融资有较为显著的积极作用。

（二）融资规模

从融资规模数据来看，在2001—2013年中国A股市场共融资75455.91亿元，其中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融资46821.3亿元，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融资规模占比为62.05%（见图1）。由此可见，无论是股权融资还是债权融资，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在融资规模上要高于未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这与前文的假设1a、假设2a相符合，并且产业政策可能会对融资规模产生积极作用。

（三）融资频率

从融资频率数据来看，在2001--2013年中国A股市场共融资23333次，其中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融资14238次，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融资规模占比为61.02%（见图2）。由此可见，无论是股权融资还是债权融资，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在融资频率上要远高于未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这与假设1b、假设2b相符合，并且表明产业政策可能会对融资的频率产生积极作用。

五、产业政策对股权融资影响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回归分析前我们对各个变量用方差扩大因子法（VIF）进行了多重共线性的检验。由表5的检验结果可知所有变量的vⅣ值均小于10，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产业政策对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影响的检验结果见表6。

由表6的回归结果可知，从产业政策对增发融资规模的影响来看，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其增发融资规模要大于未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另外，从产业政策对公司配股融资规模的影响来看，产业政策不会影响公司配股规模。以上结果部分验证了假设la。从产业政策对公司增发频率、配股频率的影响来看，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其增发频率与配股频率均高于未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以上结果验证了假设1b。

六、产业政策对债权融资影响实证结果与分析

产业政策对上市公司债权融资影响的检验结果见表7。由表7的回归结果可知，从产业政策对公司债规模的影响来看，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其发行公司债的规模要大于未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从产业政策对可转债、银行借款融资规模的影响来看，产业政策不会对公司可转债、银行借款融资的规模产生显著性影响。以上结果部分验证了假设2a。从产业政策对公司发行公司债、可转债、银行借款频率的影响来看，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其发行公司债的频率要大于未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而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其银行借款的频率低于未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同时产业政策不会对可转债融资的频率产生显著性影响。以上结果部分验证了假设2b。

七、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通过产业政策对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影响的特征分析与实证研究，证实了中国产业政策在公司融资领域的有效性。从统计结果来看，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进行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的数量多于未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说明产业政策对公司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均有积极影响。但同时我们发现，公司股权融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宏观经济以及股票市场景气程度的影响，而这些会影响到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具体来说，2005年的股改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2011年的欧债危机使得IPO、增发、配股融资规模受到极大限制。另外，监管部门的政策也对融资规模造成了影响。2012—2013年证监会一度停止IPO审核导致2012年与2013年的IPO规模不及2011年的1/3。由此可见，当宏观经济原因与政府的行为导致市场整体融资环境不景气，产业政策对融资的支持作用就会变弱。这间接说明了维持好股票市场景气度以及提高政策制定水平的重要性。

从实证结果来看，产业政策对公司融资规模和频率的影响因融资方式不同而不同：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其增发和公司债融资的规模、频率显著高于其他公司，配股频率也显著高于其他公司，但配股、可转债和银行借款等的融资规模不显著高于其他公司；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其银行借款频率显著低于未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这一结果在控制公司经营变量因素、公司治理变量因素、政府行为因素和投资者市场反映因素等指标后依然存在。我们认为，造成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银行借款频率显著低于未受到产业政策支持公司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一是由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性质所决定。从统计数据来看，在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中新兴产业与高科技公司占比超过60%，这样的公司规模小且处于成长期。因而更倾向于首选股权融资以降低财务风险，其次倾向于融资成本较低的公司债和可转债，而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实际利率较高，因此最后选择银行贷款。二是在“信贷配给制”制度下银行不愿意将贷款贷给这些高经营风险的中小型公司，而更愿意将资金贷给大型国有企业。这增大了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从银行借款的难度，产业政策未能改善公司的银行借款能力。

（二）政策建议

1.我国应大力发展多层次股权融资市场。本文发现上市公司在融资过程中以债权融资为主。例如，在2001—2013年，债权融资数量占比在89%左右，股权融资数量占比只在11%左右。在2001—2013年上市公司合计发生融资行为23333次，其中银行借款发生20067次，占融资行为总数的91.63%。中国银行业承担了绝大部分公司融资的重任，这将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中国应大力发展多层次股权融资市场，建立多层次市场结构。具体来看，我国应扩大主板规模、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大力拓展新三板市场、积极发展区域性股权融资市场以及开创金融衍生工具市场。

2.我国应大力发展稳健的股票市场。我们发现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会受到宏观经济以及股票市场景气程度的影响。如果中国股票市场景气度高、交易活跃，那么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IPO、增发、配股的数量就会呈现大幅上升的趋势，融资频率随之显著增加，进而产业政策会较好地促进股权融资；反之，产业政策对融资的支持作用就会变弱。目前，中国股票市场不仅波动性大而且在市场景气度方面与实体经济不相符，因此中国应积极发展稳健的股票市场。

3.我国应大力发展债券市场。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债券市场已经成为公司的重要融资平台，但与股权融资相比，债券融资所占比重相对较小。虽然中国债券市场总体规模已居世界前列，但品种仍然偏少，特别是公司债、企业债所占的比重仍偏低，这已成为阻碍资本市场发展的一大壁垒。因此，中国要想大力发展债券市场，一方面应从审批上简化企业发债流程；另一方面应鼓励金融机构在债券品种方面创新，进一步满足企业对债券品种多样性的需求。

4.我国应进一步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我们发现在2010年以后出现单年融资次数超过50次的现象。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共有14家上市公司出现单年融资超过50次的行为，其中，最多的能达到一年67次。中国银行业一方面加剧“脱媒”，另一方面又面临或有巨额呆、坏账的压力。在这种形势下，国家应高度重视对银行业的监管，防患于未然。

5.界定政府职能，提高政策合理性。我国银行信贷风险的深层次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行为和地方保护主义。政府期望短期内的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导致其过分干预银行贷款，进而削弱了市场功能作用和市场法则权威。因此，我们必须重新界定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这样才能有效提高银行资产质量。

[责任编辑：张友树]

作者：李隋　张腾文

产业政策法探究论文 篇3：

供给侧与需求侧产业政策效应的异质性与协同性

摘 要：产业政策可以从供给侧影响企业的投资和产品生产，也可以从需求侧影响消费者的需求和购买行为，两者都能促进或抑制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并对市场结构产生影响。供给侧产业政策和需求侧产业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一方面由于作用路径和方式不同而具有异质性，另一方面由于是同向的（都是促进或抑制）而具有协同性，且对于不同的产业这种异质性和协同性可能存在差异。基于环保产业的政策敏感性，以税收优惠和金融扶持作为供给侧产业政策因子，以环境规制作为需求侧产业政策因子，采用2007—2017年中国环保产业的相关数据进行系统动力学模拟，结果表明：税收优惠和金融扶持由于是直接影响企业的投资生产行为而可以在短期内快速提升环保产业的产出增长和市场集中度，但政策强度效应递减趋势明显（政策耐受效应）;环境规制由于是通过增加需求促进产业发展而需要在一段时间后才能产生明显的产出增长促进效应，但规制强度的加大不会带来政策效应的减弱;同时实施税收优惠、金融扶持和环境规制具有比仅实施单项政策更优的政策效应，对产出增长的促进更大，并能中和产出对供给侧产业政策的耐受效应，熨平税收优惠带来的市场集中度较大波动。因此，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不能忽视对需求侧政策的使用和优化，应充分利用供给侧和需求侧产业政策的异质性和协同性对产业发展进行全方位的调控，并注意各项政策的适度性与匹配性，以寻求和实现最优政策组合。

关键词：供给侧产业政策;需求侧产业政策;环保产业;环境规制;税收优惠政策;金融扶持政策;政策协同效应

一、引言

产业政策是政府为了实現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而对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干预的制度安排，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产业政策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产业政策在作用对象、方向和路径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既可以在特定时期促进或抑制国民经济各个产业的发展，也可以促进或抑制某类或某个特定产业的发展;既可以对产业产出规模进行调整，也可以针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既可以从供给侧增加或减少产业产品的供给（如通过金融扶持增加资本投入，通过税收减免减少生产成本，通过准入审批限制投资规模等），也可以从需求侧提高或降低产业产品的需求（如通过消费补贴、消费信贷刺激消费等）。由于产业政策的制定者通常都是政府，在同一时间、同一地区针对某一产业的各种具体产业政策工具应是同方向的，即具有协同性（要么都是促进，要么都是抑制）。但是，虽然作用方向相同，但由于不同的产业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路径和机制存在差异，其效果也就存在异质性。这种异质性不仅表现为政策效应大小的不同，而且体现为产业发展维度上的差异（如规模效应与结构效应的差异）。此外，由于不同的产业在要素密集度、技术水平、市场结构等方面有不同的特性，各种产业政策影响不同产业发展的协同性和异质性也是不一样的。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不同的产业政策影响特定产业发展的异质性及其协同效应，进而不断完善产业政策体系，以提高各项政策的实施绩效和整体效应。

产业政策对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1-2]，而这一过程中市场化程度对产业政策效应存在显著的调节和制约作用[3-4]，因而以增进市场机能和弥补市场不足的功能型产业政策为主导更有利于产业的内生动态演变和发展[5-7]。同时，政策的实施方式、产业异质性、内部治理机制、融资约束程度、产业结构、地区政府治理能力以及信息完备性等也是影响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重要因素[8-12]，不同类型的产业政策对产业发展存在异质性作用。可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产业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市场作用实现的，而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是决定市场样态的关键因素，因而产业政策可以分别通过对供给侧和需求侧的调整来影响产业的发展。将影响产业的投资、生产成本、准入条件等进而改变其产品市场供给状况的产业政策定义为供给侧产业政策，将影响消费者消费倾向和行为等进而改变产品市场需求状况的产业政策定义为需求侧产业政策，那么对于一个特定产业而言，供给侧产业政策与需求侧产业政策对其生产规模、市场结构等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两者是否产生明显的协同效应？对此，现有研究缺乏深入探究。本文试图以中国环保产业为研究对象，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进行仿真模拟，进而对供给侧产业政策与需求侧产业政策的异质性效应和协同效应进行探索性分析，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思路借鉴和方法启示，并为优化中国环保产业政策体系提供决策参考。

二、研究设计与模型构建

1.研究思路与政策因子选择

之所以选择环保产业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根据《“十二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环保产业是指为节约能源资源、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提供物质基础和技术保障的产业，是国家加快培育和发展的7个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 ：一是环保产业是政策敏感性产业，对政策工具的依赖性和敏感性高于一般产业，产业政策对于环保产业的作用机理有必要进一步分析讨论 环保产业作为工业的衍生产业，与一般工业产业一样受到投资、需求、人力资源等市场因素的影响，但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准公共物品”的特征，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因而，在完全自由市场条件下，环保产业难以自我壮大，发达国家环保产业的发展无不依赖政府的投入和法规制约也能说明这一点。 。二是中国的环保产业发展还不成熟，一方面还需要政策扶持，另一方面已有的政策实践为本文研究提供了适宜的素材。三是由于环保产业的特殊性，便于供给侧产业政策与需求侧产业政策的划分及具体政策工具的选择。税收优惠和金融扶持（不包括刺激消费的税收政策和金融政策）是常见的供给侧产业政策，其政策力度也容易找到恰当的指标予以量化;环境规制 规制是政府通过制定规则和标准并强制执行从而限制和管理某些产业或企业行为的产业政策。环境规制是指政府通过制定政策法规、环境标准等方式对企业的排污等经济活动进行调节和控制，以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虽然环境规制并不直接作用于环保产业，但可直接增加环保产业产品的市场需求，因此可以将其视为环保产业的需求侧产业政策。 则从需求侧促进环保产业发展，并可以用环境标准（包括排污标准、环境保护标准、生态标准等）的数量进行量化。四是在现有关于产业政策对环保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中，大多未从市场机制的角度关注不同政策工具实际效应的异同，缺乏对供给侧产业政策与需求侧产业政策效应的异质性和协同性研究。

此外，相关实证研究大多采用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方法，以产业规模的增长为观测变量来评价产业政策效应，将市场视为既定的外生变量，未能关注政策工具对环保市场结构的影响。本文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从系统内部视角分析政策工具对环保产业产出规模和市场结构作用效果。近年来系统动力学方法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研究中，为本文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方法论支持[13-18]。同时，系统理论强调系统的整体性、复杂性、非线性和相互作用。系统动力学通过抽象和模拟仿真客观对象，对系统内部关系和演进进行研究和推测，是结合路径反馈、控制模拟和定量分析的系统研究方法，并且能够将供给侧产业政策和需求侧产业政策纳入同一产业发展系统模型中，进而比较分析其政策效应并描述其协同效应。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向高质量、可持续方向转型，积极鼓励环保产业的发展，因而供给侧产业政策和需求侧产业政策都以促进其规模扩张和结构优化为目的，但两者促进环保产业发展的作用路径和方式存在显著差异（见表1）。供给侧产业政策和需求侧产业政策都有多种，借鉴相关研究[9][19-24]，并考虑环保产业的特殊性和各政策工具的效用及其量化的便利性，本文选择税收优惠和金融扶持作为实证研究的供给侧产业政策因子，选择环境规制作为需求侧产业政策因子。

2.环保产业发展演化的系统结构

本文采用2007—2017年中国环保市场的相关数据（分别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网站以及CSMAR国泰安数据库），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系统刻画环保产业在外部和内部多重因素共同影响下的发展路径和态势，并主要分析税收优惠和金融扶持（供給侧产业政策）以及环境规制（需求侧产业政策）对环保产业发展的异质性影响及其协同效应。虽然本文构建的模型无法覆盖环保产业发展的所有因素及其影响，但力图做到抓住重点因素，把握主要趋势，并通过对现实数据的拟合、仿真和检验，较为客观地反映不同的产业政策对环保产业发展的影响及其规律。

产业发展以市场的自我完善为根基，而市场发育以产业增长为主要动力。环保产业是政策敏感型新兴产业，受政策工具的影响相较其他产业更为显著，而政策工具必须内嵌于市场并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对产业发展产生影响。同时，如果仅考察产出规模这一单一指标，则无法反映市场结构和成熟度等方面的变化趋势，而市场的完善和优化是产业升级的必要条件，是保障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因素。因此，本文基于环保市场建构环保产业发展的系统结构，并选取环保产业产值和市场集中度两个指标作为观测变量，从产出规模和市场结构两个方面刻画环保产业的发展态势。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对环保产业的税收优惠和金融扶持作为供给侧产业政策，将环境规制作为需求侧产业政策，模拟其作用路径和对环保市场供需关系及结构的影响，并引入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污染程度等因素协同构成复杂的环保产业发展动态系统（如图1所示）。

环保市场的边界较为清晰且具有其自身发展规律，为便于分析，本文将环保市场解构为供给子系统和需求子系统。环保产业的产出受产业集中度、企业数量和价格水平等因素的影响，环保市场供给子系统的主要因果回路为：（1）环保产业产出→ GDP→国家财政环保支出→环保市场总投资量→环保企业数量水平→供给增加率→环保产业产出;（2）环保产业产出→环境污染水平→国家财政环保支出→环保市场总投资量→环保产业产出。环保市场的需求主要来源于工业企业购买和政府采购 工业企业购买是指产生环境污染物的工业企业在环境规制的约束下购买污染治理产品和服务，政府采购是指政府购买用于改善公众生态环境的污染治理产品和服务。 ，环保市场需求子系统的主要因果回路为：（1）环保市场需求→供求比→价格水平→供给增加率→环保产业产出→环境污染水平→环境规制作用→企业采购增长率→环保市场需求;（2）环保市场需求→供求比→价格水平→企业采购增长率→环保市场需求。

3.模型设置与主要变量

本文模型设置如下：基于供需平衡视角构造环保市场动态演化系统的基本模型，假设2007年初始状态为供求平衡状态;采用环保产业产出规模和市场集中度刻画环保产业的发展趋势;以指数形式描述税收优惠和金融扶持力度及环境规制强度。利用Vensim PLE 8.0.4软件进行模拟仿真，模拟期限设置为10年，步长DT设置为1年;环保企业数量、环保产业产出、环保市场需求等水平变量初值为2007年统计值，税收优惠作用、金融扶持作用、环境规制作用均以指数表示（不带单位），其他涉及收支金额的数据单位统一为亿元。仿真模型结构如图2所示，主要变量及其测度指标见表2。

鉴于数据的一致性和可得性，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的行业划分，本文实证分析中环保产业包括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环保以及社会公共服务及其他专用设备制造业。系统中部分常量数据采用算数平均或加权平均的方法求得，对个别难以处理的参数采用公式推导、历史数据回归等方法得到，以最大程度保证系统参数与真实数据的贴合性。主要模拟方程如下：

环保市场需求= INTEG[4 486×（企业采购增长率+政府采购增长率）-3 119，18 816.7]

环保产业产出= INTEG（4 486×供给增加率-3 119，18 816.7）

GDP=（1.855×工业企业生产规模+0.454×环保产业产出-46 837.4）×1.35

R&D投入水平=0.002 541×净利润+1.301E-05×环保市场总投资量-2.603×环保市场集中度+

6.833E-06×环保企业数量水平+2.922

价格水平=（1.15×成本水平+2.179E-05×环保市场集中度-0.1×产值利润率-0.104）/供求比

企业采购增长率=（3.378E-06×工业企业生产规模-0.3×价格水平）×环境规制作用+1.05

产值利润率=5.802E-5×R&D投入水平+0.031

净利润=（9.787E-06×环保产业产出-1.03×成本水平）×税收优惠作用

供求比=环保产业产出/环保市场需求

供给增加=5.916E-06×环保企业数量水平+0.2×价格水平

国家财政环保支出=（0.1×GDP+10 364.1×环境污染水平+151 307）/17.5

工业企业投资=（0.08×工业企业生产规模-1 596.37）×0.059

政府采购增长率=（1.893E-06×GDP+4.163×环境污染水平+61.98）/100

环保企业数量水平=环保企業数量×环保市场总投资量×金融扶持作用×2.914E-6

环保市场总投资量=（国家财政环保支出+外资投资额+工业企业投资+环保投资贷款+自筹投资额）×1.3

环保市场集中度=（9.1E-06×国家预算资金/环保市场总投资量）×0.8

环保投资贷款=334.016×金融扶持作用+77.626

环境污染程度=2.457E-06×工业企业生产规模-8.375E-06×环保产业产出+14.591

环境规制作用=累计标准数量×（1+规制调整强度）

税收优惠作用=税收减免程度×（1+优惠调整力度）

金融扶持作用=贷款比×（1+扶持调整力度）

三、系统仿真模拟结果

1.模型有效性检验

本文采用参数吻合法检验模型的有效性，对系统仿真模拟数据与真实数据进行比较，考察二者的偏离程度。分析结果显示，全部内生变量的拟合优度均在75%以上（参见表3，限于篇幅仅给出其中6个代表性变量的拟合结果），说明模型整体拟合度较高，能够基本反映环保产业发展的现实情况，可以进一步开展后续仿真分析。

2.税收优惠对环保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模型中以税收减免程度为代理变量表征税收优惠力度，设定税收优惠调整度处于0%～20%区间（基期为0%），设置5个方案进行模拟（见表4），环保产业产出和环保市场集中度对税收优惠的应激表现如图3所示。从政策效应的时间趋势看：环保产业产出持续增长，且税收优惠对产出增长的提升作用自DT=1～2之后逐步显现;而市场集中度出现波动，税收优惠则有助于市场集中度的提高。从政策强度变化的影响看：随着税收优惠力度的加大，其对环保产业产出增长和市场集中度的提升率均趋于递减，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政策强度效应递减特征（按习惯说法，也可称为规模报酬递减），即环保产业的产出对税收优惠政策具有一定耐受性。

3.金融扶持对环保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采用贷款比表征金融扶持力度，设定金融扶持调整度处于0%～20%区间，同样设置5个方案进行模拟，结果见表5和图4。与税收优惠相似，金融扶持对环保产业产出和市场集中度具有提升作用，并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政策强度效应递减特征。与税收优惠有较大区别的是，金融扶持对环保市场集中度的提升作用明显小于税收优惠。

4.环境规制对环保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将归一化处理后的累计标准数作为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设定环境规制调整度处于0%～80%区间，设置5个方案进行模拟，结果见表6和图5。从时间趋势看：环保产业产出持续增长，环境规制对环保产业产出增长的提升作用初期不明显，到DT=5～6之后才逐步显现;环境规制对环保市场集中度的提升微乎其微，可以认为环境规制对于环保市场集中度基本没有影响。从政策强度变化的影响看，与税收优惠和金融扶持不同，随着规制强度的加大，环境规制对环保产业产出增长的提升作用基本保持稳定，没有表现出政策强度效应递减特征。

5.税收优惠、金融扶持与环境规制的异质性作用与协同效应

对比以上模拟结果可以发现：税收优惠、金融扶持和环境规制均能显著促进环保产业的产出增长，税收优惠和金融扶持的产出增长促进作用快速显现（平均第二个仿真期后就能体现）但政策强度效应递减，而环境规制的产出增长促进作用生效较慢（在5～6个仿真期后才逐步显现）但政策强度效应平稳;税收优惠和金融扶持可以显著提升环保市场集中度，其中税收优惠的提升作用显著强于金融扶持，两者均表现出政策强度效应递减趋势，而环境规制对环保市场集中度没有显著影响。税收优惠和金融扶持作为供给侧产业政策，直接影响环保企业的生产和投资行为，因而可以快速提高环保产业的整体生产能力和水平进而带来产出增长，但如果市场需求没有同时增长，产出增长将不具有持续性;同时，由于无论环保产业内部的资源还是外部的资源都具有有限性，供给侧产业政策力度的提高并不能使资源的投入成比例增加，因而表现出政策强度效应递减趋势。由于在当前中国的经济环境下，大中型企业往往更容易从供给侧产业政策中获得支持[26]，因而税收优惠和金融扶持能够提升环保市场集中度。其市场集中度提升效应的表现与产出增长促进效应类似，只是由于税收优惠更多的是对在位企业产生直接影响，对市场集中度的影响更大更直接;而金融扶持会更多地带来外部资金的进入，对市场集中度的影响较小。环境规制作为需求侧产业政策，是通过增加环保设备和产品的需求促进环保产业产出增长的，因而对环保产业产出的影响具有一定滞后期;同时，环境规制强度的加大会持续增加环保市场需求，对环保产业产出的影响具有稳定性，进而不会表现出政策强度效应递减趋势;此外，环境规制对环保产业需求的影响是整体性的，而不是针对特定的企业，因而不会对环保市场集中度产生显著影响。

综上所述，供给侧产业政策与需求侧产业政策对环保产业发展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而且不同的供给侧产业政策也表现出一定异质性。进一步将税收优惠、金融扶持和环境规制同时纳入模型考察其协同效应。采用同方向同比例政策调整力度，设置5个方案进行模拟，结果见表7和图6。从对产出的影响看：相比于各产业政策单独施行，在税收优惠、金融扶持和环境规制的共同作用下，环保产业产出增长的提升更大;同时，提升作用从DT=2～3期开始显现，且未表现出政策强度递减趋势。从对市场集中度的影响看：在税收优惠和金融扶持的共同作用下，其对环保市场集中度的提升程度介于分别单独施行的作用之间。可见，供给侧产业政策与需求侧产业政策同时施行具有显著的协同效应：对环保产业产出增长的提升具有政策叠加效应，同时可以中和产出对供给侧产业政策的耐受效应，并熨平税收优惠带来的市场集中度较大波动。

四、结论与启示

供给侧产业政策和需求侧产业政策都是政府对产业发展进行调控的有效手段。从调控方向（促进或抑制）上看两者具有同一性，因而会产生协同效应;从调控对象和路径上看两者又有明显差异，因而其功效也具有异质性。同时，由于不同的产业具有不同的特性，在成长阶段、政策敏感性等方面也存在差异，因而对于不同的产业，供给侧和需求侧产业政策效应的异质性与协同性也可能有不同的表现。本文选择政策敏感的环保产业作为实证研究对象，采用2007—2017年中国环保产业的相关数据，以税收优惠和金融扶持作为供给侧产业政策因子，以环境规制作为需求侧产业政策因子，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仿真模拟各政策对环保產业产出和市场集中度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

从各项政策单独作用的效果来看：税收优惠、金融扶持和环境规制均具有显著的产出增长促进效应;税收优惠和金融扶持的产出增长促进效应快速显现（1～2个仿真期后就能体现），但政策效应随政策力度的加大而递减;而环境规制的产出增长促进效应生效较慢（在5～6个仿真期后才逐步显现），但政策效应并不随规制强度的加大而降低。环境规制对环保市场集中度没有显著影响，税收优惠和金融扶持则具有显著的市场集中度提升效应，其中税收优惠的提升效应明显强于金融扶持，但两者的政策效应均随政策力度的加大而递减。从三项政策同时作用的效果看：相比于各政策单独施行，产出增长促进效应明显增强，促进效应从DT=2～3期开始显现，且并不随政策强度的增加而递减;税收优惠和金融扶持共同施行对环保市场集中度的提升效应介于分别单独施行的效应之间。

综上所述，对于政府大力促进的产业而言：供给侧产业政策会直接增加产业资金投入及企业生产规模，可以在短期内快速提高产业整体产出能力和水平，并显著影响产业的市场集中度（不同的产业可能因产业的发展阶段及自身的市场结构不同而异），但政策强度效应递减趋势明显（即产出对供给侧产业政策具有一定耐受性）;此外，不同的供给侧产业政策的效应强度可能存在差异。需求侧产业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产业发展，因而需要在一段时间后才能产生明显的产出增长促进效应，但带来的需求增长使其政策强度效应平稳。总体上看，供给侧产业政策偏向于短期效应，生效快而稳定性不足，且可能带来较大市场波动 供给侧产业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是直接的，比如税收政策通过税收减免激励企业自我发展，金融扶持通过信贷优惠激励资金进入;但长期来看，如果没有需求的增加，对于产能过剩的产业供给侧的激励是无效的。 ;需求侧产业政策则偏向于中长期效应，生效较慢而平稳性和持续性较强 需求拉动是贯穿产业从诞生发展到繁荣衰退整个生命周期的最根本的动力。比如环境规则将政府治理环境的意愿转化为企业对环保服务的需求，从而将社会诉求嵌入经济系统并成为环保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因而环境规则是环保产业发展更加持久的驱动力。 。供给侧产业政策和需求侧产业政策的配合使用会产生更优的效果，在产出上有明显的政策叠加效应，能更大程度促进产出增长，并能中和产出对供给侧产业政策的耐受效应;此外，不同供给侧产业政策的协同还可以熨平单向政策可能带来的市场较大波动。

基于上述结论，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也不能忽视对需求侧结构的优化，应根据供给侧和需求侧产业政策的异质性和协同性，通过各种政策的组合对产业发展进行全方位的调控，以弥补市场缺陷，有效配置资源，促进产业成长和可持续发展。同时，还应注意各项政策的适度性与匹配性，寻求最优政策组合，以增强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对于环保产业而言，其受政策影响的程度高于一般产业，政府在制定有关政策时，要深入分析环保产业对各种政策的反应，更加全面而有针对性地选择政策组合，避免因政策过激或滞后而引起的市场大幅波动。从供给侧产业政策讲，并非政策力度越大就越好。产业政策本质上是对市场的干预，过强的干预虽然可能在短期内达到一定的目标，但也可能引起较大的市场波动，并有损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地方政府无论是在制定税收优惠政策，还是在制定金融扶持政策时都需要把握好度。从需求侧产业政策来讲，虽然环保产业产出对环境规制不具有耐受性，但环境规制直接作用的对象是产生污染的产业（对于这些产业，环境规制则是供给侧产业政策），因而也存在度的问题，要避免规制超前、规制不足以及频繁变动等的不利影响。从供给侧产业政策与需求侧产业政策的协同来讲，需要注意在环保产业发展不同阶段的政策组合调整。在环保产业发展早期，可以优先考虑供给侧产业政策的激励作用，借助其短期效应扶持产业成长;而在产业发展成熟后，则应该倾向于需求侧产业政策，从而实现环保产业持续稳定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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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erogeneity and Synergy of Industrial Policy Effect at Supply Side and

Demand Side： Simulation Analysis of Systematic Dynamics

Based on Chin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LI Sheng-ting， ZHOU Xiao-wei， LI Juan-wei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Shaanxi，China）

Key words： industrial policy at supply side; industrial policy at demand sid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ax preference policy; financial support policy; policy synergy effect

CLC number：F062.9;X324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4-8131（2020）04-0024-13

（編辑：段文娟）

作者：李晟婷 周晓唯 李娟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