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品德教育义利观研究论文

摘要：《墨子》是墨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墨家学派对政治和道德的真知灼见，可谓达于天人之理，熟于事物之情，深察时势之变。作为一个思想理论体系，《墨子》对于当代思想品德教育具有多方面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思想品德教育义利观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思想品德教育义利观研究论文 篇1：

论思想政治教育对政治学中政治思想的借鉴与引导

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学与政治学具有密切的相关性。以思想政治教育学为基点观察和分析政治学中的政治思想，我们认识到，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不仅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思想资源，而且也构成了分析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的重要参考。西方政治思想也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现实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必不可少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对各种政治思潮具有导向和评析作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正是通过对政治学中的政治思想的借鉴和引导才能够不断提高其科学化水平，不断完善其学科基础，不断增强其解释现实和改造现实的强大影响力。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政治思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DOI：10.15938/j.cnki.iper.2015.02.018

思想政治教育本身起源于政治需要，因此，与政治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政治达到目标的软力量和软手段，是政治获得合法性支撑的主要渠道和途径。正是因为如此，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同时体现政治要求和政治变迁。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诸多方面都受到政治制度、政治规范、政治意识的影响和制约。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也受到政治思想和政治思潮的影响。从跨学科的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与政治学其中的政治思想、政治思潮、思想史等有着密切的关联。研究两者的关系，尤其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对政治思想的借鉴和引导有利于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提供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水平。

一、中国政治思想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来源

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政治思想的实践活动，因此与政治思想密不可分，虽然两者之间的学科归属不同，但是交叉内容较多。如果以思想政治教育为参照点，那么政治思想则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最重要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政治思想的传播方式则与思想政治教育也是重叠的。

“中国政治思想是阐述中国古代和近代历史上处理各种政治关系的思想，以及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1]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政治思想家，不是孤立地讲政治思想，而是将其与哲学思想、伦理思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哲学与伦理政治。这种学术体系就是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实现修身、治国、平天下。这些思想完整地体现在儒家的纲领性文献《大学》中。《大学》中讲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之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就构成了中国政治思想的核心，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思想来源。

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从中国古代社会到近代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六个时期，即思想形成期、思想发展期、思想完善期、思想反思期、思想转型期和思想变革期。在思想形成期，随着百家争鸣，出现了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主要代表的儒家学派，出现了以老子、庄子为主要代表的道家学派，出现了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也出现了以商鞅、韩非为主要代表的法家学派，从而形成了儒家政治思想、道家政治思想、墨家政治思想、法家政治思想，同时也形成了流传百世影响后人的文化典籍，如《尚书》、《周礼》、《孟子》、《孔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等。这些文献中包含着丰富的政治思想，诸如义利之辨、民本、法治、德治、任贤选能、修身、治国、平天下等。秦汉隋时期，是中国古代执政思想的发展期，这一时期，法家政治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儒家思想备受尊崇。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董仲舒以儒为主，吸收了道家、法家、阴阳家的思想，开创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在思想完善期，是中国封建制度更加完善的时期。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的发展也处于完善的时期。出现了以张载、二程、朱熹、王阳明为主要代表的宋明理学政治思想。宋明理学把儒家主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理想化、系统化，提出了更为完善的治国方略，从而使政治思想完善化。二是出现了以李觐、王安石、陈亮、叶适为代表的完备的宋代功利政治思想。在明末清初进入政治思想发展的反思期，这一时期主要的历史背景是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出现，一些进步思想家首先表现出了对时代的觉悟意识，出现了一批像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等思想家。他们开始对中国政治思想进行反思，出现了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潮，这些思想为中国政治思想的转型奠定了基础。在思想转型期，也就是中国步入近代社会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西方科学技术传入中国，在中国产生重要影响。近代西方文化的传入，形成中西方文冲撞的局面。同时，近代西方民主开始对中国产生影响。与这种社会现实相适应，出现了以西方宗教文化为武器，反对中国封建专制的太平天国政治思想，在封建社会内部出现了改革派、洋务派、戊戌变法政治思想。这些政治思想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转型。思想转转型时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中西文化的比较、冲突与融合问题，就是如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借鉴西方进步思想的问题。在思想变革期，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社会的变革促进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变革。在思想变革时期，中国政治思想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根本变革，以各学派面目出现的政治思想形态已经不复存在，出现了反映这一时期变革的辛亥革命政治思想。传承与变革的关系一直是一个令人深思的无法一蹴而就解决的问题。

中国的政治思想有着自身的发展轨迹，同时也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从孔子的仁、礼学说，德治主张，孟子的性善论和仁政思想，到荀子的性恶论、礼治主张；从老子的道论、小国寡民的政治思想、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到墨家的兼爱主张、尚贤思想，再到法家的君主至上论和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理论；从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君权至上思想到到韩愈的道统论和性品论等都反映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在发展时期的精华思想。从王安石的“变祖宗之法”的政治主张到朱熹的“仁义为先的义利之辩”反映了成熟与完善时期的政治思想；从“经世致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思想萌芽到戊戌变法时期谭嗣同等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再到孙中山等提出的三民主义的主张，反映了中国在变革过程中政治思想对现实变革的呼应以及对社会变迁的影响。这些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内容，也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看，封建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统治者对广大人民的统治和奴役，成为愚昧人民的思想工具。同时，传统政治思想也蕴含着一些合理的因素，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其中，一些比如“民为贵君为轻”、“天下为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思想也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来源，成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资源。

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包含着思想教育、品德教育、法律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对于中国思想史的借鉴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思想政治教育要挖掘传统政治思想的精华和优秀因子，要熟知和了解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轨迹和思想脉络，熟知和了解中国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和主要特色。二是思想政治教育要善于研究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研究中国政治思想有利于从中探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三是从思想政治教育传承和批判传统文化的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也要专注于研究中国的政治思想，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是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一方面我们要传播优秀的政治思想，另一方面我们要通过批判代表封建社会统治利益的糟粕思想和糟粕文化，建立社会主义现代民主政治和政治文化。

二、西方政治思想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思想借鉴

西方政治思想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思想源泉和发展的动力。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分支学科，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是政治思想在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及其代表人物进行政治实践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总结，集中表现为各种政治主张、政治观点、政治理论和学说。一种政治思想的产生、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不仅由当时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的状况所决定，受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所制约，而且也受到先前存在的政治思想的影响。西方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遵循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也显示出了与东方不同的特点，西方社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逐渐积淀形成自由与平等、宪政与民主的执政文化传统等，表现了西方社会与政治发展的特殊性。

古代希腊是西方政治思想的发源地，从一开始就形成了神人分治的二元格局。思想家们较早地就开始探索宇宙的本源和规律，以后又发展到探索社会、国家的本源和规律，政治秩序建立的原因。他们大体都认为政治秩序是由于社会分工的需要，他们都把政治秩序的建立看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需要。基督教神学政治观是西方中世纪的基本政治观，产生于罗马后期的基督教神学，到中世纪发展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基督教的经典、信条成为人们观察一切问题的根据。一切意识形态都服从于它。从政治思想的角度看，无论是维护教权的思想还是维护俗权的思想，都是从《圣经》中或基督教的历史上寻找依据。权利政治观是西方近、现代基本政治观。这种政治观基本上是从15、16世纪开始，形成于17、18世纪，一直发展到现代。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就提出了要以“人的眼光”观察社会、观察国家，后来，进一步与权利观念结合起来，形成了“天赋人权”的观念。权利政治观经历了理性主义时期、功利主义时期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时期。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权利政治学发展的形成时期。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制度的过程中，提出了取代封建专制主义的各种观点和主张。在理性主义者看来，平等的个人在理性的指引下，可以通过协议重新建立一个能够保护个人天赋人权的外在力量。关于人权的内容大体上包括了生命、财产、自由、幸福和安全等。19世纪到20世纪晚期是功利政治观的成熟时期，也被称为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时期。西方在普遍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后，向工业化过渡。然而随时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日益暴露，西方政治思想家逐渐转向了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与此同时，作为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政治学——马克思主义也诞生并不断成熟，进而对世界进程产生影响。随着实证主义大行其道，制度和价值指向衰落。而随着世界的发展以及国家所面临的问题的增多，国家对现实生活干预的增多以及人们对这种干预产生的恐惧等，人们开始寻找古典政治学的价值。在20世纪70、80年代，政治学开始回归政治学的古老政治学的传统，重新发现“制度”的价值。新制度主义主张制度中心论，主张制度和机构决定个体。同时，制度的设计也有价值指向，将思想观念嵌入在制度之中，构成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核心内容。

西方政治思想丰富而博大精深。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亚里士多德的城邦类型的分析和理想城邦的设计，从古罗马的西塞罗的法律思想到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的整体理论，从马基雅维利对君主主权的强调到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思想，从霍布斯的主权学说到洛克的法治和分权思想，从孟德斯鸠的分权和权力制衡思想到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从柏克的保守主义到密尔的代议制政府主张等等，西方政治思想的精华不胜枚举。每个时代的思想家都留下了他们对国家和人的问题的思考，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西方政治思想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思想和理论借鉴。很多思想对于今天的社会转型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很强大的影响力。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我们要实现完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需要我们从古今中外的文化遗产中获得精神源泉和动力，需要借鉴所有人类文明的伟大成果，而西方政治思想宝库为我们提供了丰厚的养分和源泉。

三、政治学中的重大理论问题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领域

政治学中所涉及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中应该研究的问题。或者说，政治学中的重大理论问题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来源。比如国家制度问题、国家体制问题、国家治理方式问题、政党学说、政府职能转变问题、协商民主问题、依法治国问题、国家指导思想问题、国家现代化问题、政治参与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政治学理论中的重大问题和现实问题。

与此相关，马克思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与时代特征、经济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的变化、唯物史观与社会形态理论、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我国现阶段阶级状况、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形势和对策、人类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问题。这些问题同时是政治学中所涉及到的重大问题。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层面，两者有很多的重叠和交叉，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政治学科的密切相关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下的二级学科，其基本原理来自马克思主义中的基本理论，其基本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主要问题从表面上来讲是研究思想和政治观念的教育问题，但是，归根结底是研究如何把国家的基本制度、主流价值观、基本道德规范和基本法律规范通过教育教学等途径进行传播和灌输的问题。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来自于政治学中的重大理论，并受到国家基本制度框架和主流思想观念的制约。换句话说，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为现存的政治系统提供合法性论证，也为现有的政治系统的不断完备提出解决方案。比如国家制度问题和国家体制问题，这涉及到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说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再比如，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比如腐败问题、环境治理问题、贫富分化等问题也都要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和教育中体现出来，并从阶段性、历史性、全球性等多个角度给予科学客观和合理的解释，而不是采取回避和美化现实的态度。

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学中主流意识形态本身就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根源。在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经过在中国的发展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习近平系列重要思想的丰富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功地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么发展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执政党、怎么建设执政党等一系列涉及到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指明了道路。这些主流意识形态就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和主要理论。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还要研究政治学的重大理论成果，从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丰富和发展。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要善于通过研究政治学中的理论问题和思想问题，通过研究和借鉴政治学中的重要理论成果来不断提高传播和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能力，提高为现有政治秩序提供合法性论证的水平。

四、思想政治教育对各种政治思潮的评判与引导

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种直接的挑战或者是困境就是如何面对各种政治思潮的影响。多样的政治思潮构成了人类社会所特有的观念世界和“意识形态丛林”。思想政治教育与政治思潮的关系反映了政治思潮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关系。从根本上说，任何政治思潮都属于意识形态的范围，许多意识形态都根源于某一种政治理论或政治思潮。但是，如果某一种意识形态被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成为国家权力体系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那么该种意识形态便具有了一种统摄地位，因为从这个角度看，政治思潮与国家意识形态可能是冲突的，也可能是互补、共存的，这取决于该种政治思潮的指向、目标。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要评判各种政治思潮。对于什么是政治思潮，其实没有统一的认识，但是总体而言，能够构成一致的看法是，政治思潮总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共同政治倾向和较为广泛影响的重大政治思想潮流。其特点之一是“社会层面的，宏观的、动态的思想倾向，它蕴含着某种价值取向和方法论的意义”[2]。而且，一种政治思潮必定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和实践指向，也就是能够实现社会动员，具有促进社会改造的特点。“一种社会思潮，必须得到相当程度的社会承认，在社会的一定范围内传播，并在相当程度上为社会个体所接受，转化为个体的思想、情感、意愿、兴趣和需要等，这就是社会思潮的社会共鸣性。”[3]当代政治思潮学派林立，内容庞杂、流动变迁迅速。西方政治思潮涉及到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等；中国的政治思潮包括了民粹主义、新权威主义、精英主义、政治生态主义、市民社会思潮、普世价值、“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等。对于这些思想，作为主流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者要有清晰的认识，要明白这些思潮出现的历史背景、社会因素、其主要观点、主要的理论指向和现实指向。要看到这些思潮背后的复杂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比如，对于新自由主义思潮，我们要高度警惕其有可能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方向的误导；对于民族主义思潮，我们要看到其可能存在的非理性冲动及其对我们和平外交局面的潜在破坏性；对于新左派我们要看到其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所起到的阻滞作用；对于新儒家，我们要防止其对“儒学政治”的危害以及陷入文化保守主义的危害性。总之，思想政治教育在传播和弘扬主流价值观的同时，必须能够运用科学的理论评判和分析各种政治思潮，在通过有理有利地批判和审视各种政治思潮的同时，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分清是非，明确界限，注意对进步思潮和中性思潮的包容和引导，另一方面要积极批判多样性政治思潮中的有害因素，开展旗帜鲜明的斗争，特别是各种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潮，我们要有必要的警惕，决不能放任自流。思想政治教育要承担起对各种社会政治思潮进行梳理和评判的任务，同时，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使得受教育者能够明辨是非，提高自身的判断力和思辨力。

第二，提高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政治思潮的能力。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主流思想和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和践行。各种政治思潮的存在，尤其是有些政治思潮具有很广泛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从而对主流价值观构成威胁和挑战，因此，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各种政治思潮是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首要任务。首先，在多样化的政治思潮中，既有与历史前进方向一致的进步思潮，也有与历史前进方向无涉的中性思潮，还有与历史前进方向相背离的错误思潮。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反对错误思潮，揭露其真实意图，批判其错误言论。其次，全方位地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政治思潮的途径，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纳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还要渗透到教材、教育活动和社会实践过程中。

第三，引领政治思潮要注重改进意识形态的传播方法和传播理念。传统上，主流意识形态占据不容挑战的主导地位，对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采取全面批判性、全面否定性等简单划线等方式，这种方式显然已经不适应当下中国的现实。因此，首先要转变意识形态理念，要有开放的心态和宽容的态度对待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存在。其次要转变意识形态的传播方法，通过掌握话语权，通过对一些重大事件的解读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通过设置话题等方式阐释和解读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和价值取向。同时，文化也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载体，可以通过丰富的文化生活和文化商品等方式传递主流价值观。

第四，引导政治思潮要有国际化的视野。尽管在对待一些问题的看法上，国外的种种思潮与中国的种种思潮显示了不同的特点和目标，但是，其中有着紧密的关联，也就是形成一种内外交织和相互呼应的关系。一些政治思潮有着国外的背景，一些思潮得益于海外的支撑，在海外传播，等等，因此，引导各种政治思潮，使其在维护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捍卫党的领导地位的背景下，达成最大的价值共识，形成最大公约数，也需要一种国际化的视角。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不断破解“中国威胁论”的困局，另一方面要树立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自信和自强，在自身的不断强大中提高其国际吸引力和影响力。当然，从最根本的角度讲，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大还取决于其所指导和捍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与壮大。

政治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密切相关。政治学的方法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所借鉴，政治学的话语体系也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所借鉴，政治学的热点问题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最主要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指向与政治生活的价值体系是吻合和重叠的，而现代政治人的形成也依赖思想政治教育对人的塑造和培育。这些内在的结合和相互依赖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 曹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

[2] 刘建军.当代中国政治思想[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2.

[3] 邢贲思.当代世界思潮[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1-2.

[责任编辑：张俊华]

作者：谢晓娟　蒋海彬

思想品德教育义利观研究论文 篇2：

《墨子》之于当代思想品德教育的价值

摘要：《墨子》是墨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墨家学派对政治和道德的真知灼见，可谓达于天人之理，熟于事物之情，深察时势之变。作为一个思想理论体系，《墨子》对于当代思想品德教育具有多方面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而就其在我国传统思想文化成果大系统中的独特一枝而言，相较于儒家、道家、法家等各家各派之说，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兼爱”，把爱变成了人尽皆有、人尽应得的理性行为；“贵义”“尚利”，使功利主义得到了境界上的提升；“合其志功而观”，明确了道德评价“行”的立足点。借鉴这三个特点，既是揭示和构建思想品德教育文化继承性的需要，也是当代思想品德教育取得实效的重要路径选择。

关键词：《墨子》；思想品德；教育；价值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5-01-23

作者简介：张卫良（1960-），男，湖南益阳人，管理学博士，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研究员，主要从事教育管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

《墨子》是先秦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墨翟及其弟子和再传弟子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共同完成的一部著作，是墨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主要包括“亲士”、“用士”、“尚贤”、“尚同”、“修身”、“辞过”、“兼爱”、“非攻”等政治、经济、道德、科学、军事等方面的内容。

在春秋战国时期，墨子之墨家与孔子之儒家，有相同地位，被时人称为“儒墨显学”。墨子之所以有如此地位和影响，与春秋战国作为一个社会历史转折时期以及在这个社会转型过程中，墨子及其墨家学派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所代表的阶级有关。墨子一生从事手工劳动，属于“士”的阶层，自谓“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事”（《墨子·贵义》），其弟子三百也大都来自农与工肆之人，他们自食其力，多以裘褐为衣，以踦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这表明墨家产生的阶级基础，与儒家不同，是在社会变革中大量出现的个体劳动者。这些人属于“自由平民”阶层，他们有人身自由，既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地位虽高于奴隶，但也受奴隶主剥削，并在诸侯争霸、贵族倾轧的战乱中倍受摧残。所以，他们反对攻伐、侵夺，不满贵族统治，对传统的周礼和宗法制度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强烈地要求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具有很高的政治热情。这些在墨子和墨家诸子的言行中都有明显反映。可以说，墨子的学说及其思想基本上代表了转型过程中小私有劳动者和平民的利益，因而荀子称墨子为“役夫之道”，也有人说墨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替劳动者阶级呐喊的思想家”[1]。

《墨子》作为中华精神文化成果和历史上具有重要代表性的思想理论体系，对后世的影响至深至远，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华传统文化交融、并汲取养分的角度考察，《墨子》与我国其他思想理论和文化成果一样，具有重要参考和借鉴价值。

一、“兼爱”原则，把“爱”变成了人尽皆有、人尽应得的理性行为

“兼爱”或曰“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子用以处理社会人际关系的普遍伦理原则[2]（P94）。正如《吕氏春秋·不二》所言，“墨翟贵兼”，“兼”体现了墨子“爱人”的根本特点。“兼爱”与“仁爱”之别即爱无差等、爱人如己与亲亲有述、爱有亲疏之别。墨子认为，正是这个“别”是天下一切祸患的根源。因为其只知爱己、利己，而不知爱人、利人，表现为利益对立基础上的自私自利。如果人们都象“别士”一样强调“吾岂能为吾友之身，若为吾身；为吾友之亲，若为吾亲”[2]（P107），则必“亏人利己”、“恶人贼人”，既不利于人际关系的处理，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相反，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提出了“兼”，主张“以兼易别”，即“兼相爱，交相利”取代“别相恶，交相贼”。所谓“兼”就是视人若己，“为彼犹为己也”，也就是彼此利益不别。墨子认为，人能若此，则必相爱、相利，即“兼士之言曰：‘吾闻高士之于天下者，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然后可以为高士于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埋葬之”[2]（P108）。在《兼爱》中墨子说得更清楚：“然则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辱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2]（P95）。

由此可知，在墨子看来，“爱”不仅是人皆尽有的、人皆应得的，也是一种理性的社会行为。之所以要“皆有”、“应得”，首先是人们都是社会的成员，都要与他人相处，相处得好、相处得和谐则是社会理想状态。而要达到这一状态，每一个人都必须有一个好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就是克服利益的对立和损人利己的私念而去关爱別人，且爱人如己。其次，不论地位高低、财富多少、能力强弱，人都是爱的主体和被爱的对象。只有爱和被爱了，人们才有群体的存在感，才会自觉地融入群体之中，促进群体以至社会的和谐；再次，爱是一切善行的源泉，除了爱，任何人、任何办法都避免不了矛盾与对立，消除不了人与人之间的争夺，国家与社会的治理也无法取得全体人民“心悦诚服”的效果。“兼爱”之所以是“理性的社会行为”，是因为此乃墨子提出的一个政治伦理概念，也是与其国家治理的现实批判和理想追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墨家集团理性思考和实际践行所取得的成果，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因此，这里的“兼爱”不是一种单纯的情感活动，或者说与情感有关但不决定于情感，而是高于情感活动的、关于人与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理性行为，而且是己与人之间最好的行为选择——“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2]（P369），“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2]（P96）。正因为如此，墨子认为施行“兼爱”可以依靠教育来进行情感的熏陶，但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天志”的意志作用，即由统者利用其威权来推行，使其成为国家和社会行为；同时还必须利用“投桃报李”，即“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的对等互报原则来强化。

墨子把“兼爱”当成一种国家和社会治理模式与行为策略，实际是立足于社会主体的净化与提升，在当时是一种超越现实的“挈泰山而超江河”的“不可行之物”。然而，当代社会，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兼爱”之教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第一，社会物质财富的丰富，使基于雄厚物质基础的阶级矛盾日益走向调和，人们的爱不再具有强烈的阶级对立性，因此，强调“差等”的爱，把爱作为一种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手段己不适合当代社会的需要，或者这样做只能起到人为分裂社会、加剧社会矛盾的作用。相反，如果“以兼易别”，主张“兼爱”，则是在已有社会基础上对爱的正确运用与施行。这样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而且大大有益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在现实社会中，人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虽有社会地位的高低之分，但占有与被占有、剥夺与被剥夺已不再是制度性的血淋淋的冲突。在社会上层、中层和下层之间矛盾对立可以调和的前提下，如果各社会阶层特别是上中层能给下层或相对弱势的一方更多的爱，以“兼爱”的理念和行为去对待对方，即使社会有些矛盾和裂缝也能得到较好的修补。因此，“兼爱”是现实社会矛盾的调和剂，能使本来不再尖锐的社会利益矛盾得以进一步消弭。鉴于此，“兼爱”作为文化传统的“爱”的教育理念，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之中是完全必要的。

第二，社会结构的扁平化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使社会趋于离散状态，特别是在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的过程中，人们已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归宿感和依附感，“路人”心理和“陌生社会”，让人们视而不见、闻而不知，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样“防备”与“自保”便成了社会生活的普遍形态，而这种形态下的“爱”便成了“私爱”，即亲情之爱和小圈子里的爱。“私爱”之盛，必防人恶人贼人。由此，社会凝聚力也必然大大消解，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矛盾也会相应增加。而一个分离散漫的社会，要朝向既定目标健康发展是十分困难的。如此，就需要一种力量和因素来凝聚和整合社会，而“兼爱”则是最佳的社会凝聚质素，“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则侍养之”，就能使“路人”、“陌生人”相互感受对方的存在，就能把“私爱”变成“大爱”，整个社会就能成为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因此，“兼爱”是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可不以之为教。

第三，通常，人们会强调“爱”是一种情感活动，只源于主体对人、对事的某种感情。因此，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都在于有没有“感情”，而感情又是需要培养和积淀的，如果没有感情，“爱”就会成为不可能。但是“兼爱”注重情感而不局限于情感，它首先是一种社会规则，这个规则包括了目标、行为规范、实现路径、效果分析等，每一个社会成员，不管你有没有情感，都必须从伦理上遵守这个规则。因为遵守这个规则，按照这个规则行事，就能实现“大同”，使社会走向美好；遵守这个规则就要爱人如己，视友之身为己身，视友之亲为己亲，而不考虑你个人的意愿和情感；要使人们遵守这样一种规则，就必须有社会的强制力量“天志”和相应的利益机制来加以保障。在墨子之处，“兼爱”不再是弱制度性的情感主张，而是需要实行的社会行为，具有制度的强制性。其次，“兼爱”是一种社会理性，“兼爱”作为社会理性的实质，就是把“利人”与“利己”、“爱人”与“爱己”统一起来，不认为“爱是无条件的付出”，是不要回报的给予。而是明确指出，爱需要回报，会有回报，可以通过建立“投桃报李”的机制来实现回报。在此，人性中最基本的东西，也就是人的最基本的需要得到了“人性的关照”和正确、恰当的处理。在社会心理和义利观上具同构性社会模式中，“兼爱”因其与人们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而能有效实施、畅行无阻。这样便能大大弥补现实的“爱”的教育中单纯强调“情感”的不足。

二、“贵义”“尚利”的功利原则，使功利主义得到了境界上的提升

墨子是功利主义者，但墨子的功利主义是“贵义”、“尚利”的功利主义，是社会功利主义。儒家的“义利观”认为“利”是与“义”相对立而存在的东西，是私欲、私利，言利则必然妨碍对义的追求，强调“仁者安仁”，“何必曰利”。与儒家不同，墨子既贵义又尚利，主张“义”以“利”为内容、目的和标准，使二者成为了一个有机整体，而其所尚之“利”是“天下之利”、他人之利。“利人”、“利天下”是人们从事的最高目的。即“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一切善恶之名的区别，都应以是否“利人”为标准。所以，《天志下》有言曰：“若是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者而无所不利，是谓天德，故凡从事此者，圣知也，仁义也，惠忠也，慈孝也，是故聚天下之善名而加之”；“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无所利，是谓之贼，故凡从事此者，寇乱也，盗贼也，不仁不义，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天下之惡名而加之”[2]（P193）。墨子认为，利是存在的，利也是可求的，关键是求什么利、怎么求利。若是以“法乎天下”为行为准则和行为路线，“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那么所言和所求之利，就是善的、就能导致社会的良性发展。而对于“义”，墨子将其视为“利人”、“利天下”的“良宝”。他说：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异（指九鼎）等都是好东西，也是诸侯们的“良宝”，但不能富国家、美人民、治刑政、安社稷，“非天下之良宝也”，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2]（P393）。在这一意义上，墨子提出了“天下莫贵于义”的命题。

对现实的思想品德教育而言，墨子的功利主义思想，或者其“义利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一，回归事实、回归人性，维护了思想品德教育的尊严。人们的思想意识总是决定于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人的生存发展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来加以保障，人的需要是其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结合，是客观存在、不可否认的。功利主义，实际上是社会生产生活状态中人们思想意识的某种体现。正如恩格斯在评价黑格尔伦理思想时所指出的，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因此，承认功利主义，给功利主义和功利主义者合理的存在空间，是实事求是地回归人性的正确态度。而在现实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人们往往容易否定和排斥功利主义，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功利主义的利己性，使人把功利主义等同于自私自利、图名图利、巧取豪夺、不讲道义。二是受儒家义利观的影响，把功利主义与正义、道德对立起来，存在以“义”去“利”，借“理”灭“欲”的极端倾向。功利主义自身的缺陷和对功利主义认识的偏颇，在思想品德教育中造成的结果是“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一方面是对事实和人性的否定，另一方面则是思想品德教育失去应有的尊严。历史上，儒家的“义”、“利”之辩始终没有结局，理学家之所往往遭人诟病，最为关键的地方就是“存天理、灭人欲”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背离，也使沿着这条路线走到了今天的思想品德教育脱离了生动的社会实际。而墨子的“贵义”、“尚利”的义利统一观，是对事实和人性的回归，能有效地协调教育中的义利背离、正确地回答和解决义与利的现实矛盾，因而具有维护思想品德教育尊严之功效。

其二，在功利主义中装入“利人”、“利天下”的内涵，使功利主义获得了道德的支撑。墨子虽然承认人皆有利己之心，但是他没有把至善的标准归于个人利益的满足，而是给了“利人”、“利天下”的目的与功效。在这一点上，与西方功利主义往往把“利己视为行为目的，而利人只是达成利己目的”的观点大为不同；另外，墨子在肯定功利的同时，并没有否定道德原则的作用，而是通过“利人”“利天下”充分肯定了道德原则。道德原则归根到底是受一定利益决定的，但是道德原则一旦形成就具有其超越具体利益而独立存在的价值，它会在整体上体现民族性、阶级性、时代性，具有人们共同遵守并调节社会关系的作用。作为传统文化的成果，利人、利天下一直以来是中华民族的美德。而由利人、利天下进而实现利己，也必然得到道德原则的支持，因而能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个人与社会的统一、贵义与尚利的统一。因此，墨子的功利主义为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功利，实现功利，在追求和实现功利的同时完善自身道德修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理论和实践框架。

三、“合其志功而观”的道德评价原则，明确了道德教育“行”的立足点

墨子是手工业者出身，强调实践和献身精神，其学徒也是亦工亦读，因而更注重道德评价的“行”。“合其志功而观”是墨子社会功利主义原则在道德评价上的运用，强调动机与行为的统一。所谓“志”就是行为的动机，所谓“功”则是行为的功效，而评价一个人、一种行为，应以二者统一为准则，这就是“合其志功而观”的内在涵义。《墨子·鲁问》中墨子与鲁君的一段对话即表达这一观点：鲁君问墨子：“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学，一人者好分人财，孰以为太子而可？”墨子答曰：“未可知也。或为赏誉为是也，钓者之恭，非为鱼赐也，饵鼠以虫，非爱之也。吾愿主君合其志功而观焉。”[2]（P433）从逻辑上说，墨子的回答遵循了“一果多因”的逻辑定律。事实上，只有把动机和效果结合起来考察，才能对一个人或一个行为善恶、好坏作出正确的判断。当然也有动机虽好，功效未至的情况，那么，其时一个人的行为的过程也可以成为判断的标准。也就是墨子所说“今有燎于此，一人奉水将灌之，一人掺火将溢之，功皆未至，子何贵于二人？”[2]（P390）在这里，行为是动机的体现，是可以至功效的过程，必须对之进行考察与评价。因此，墨子“合其志功而观”的道德评价模式，即是“行为动机——行为过程——行为效果”的评价模式，最终落实在一个“行”字上。《公孟》中有则记载更明确地阐释了这一点：公孟子反对墨子上说下教，认为一个善人、一件好事，不必宣扬，譬如一块美玉放在家里，总会有人来买；一个美女，虽处而不出，而人必争求之。“今子偏从人而说之，何其劳也”。墨子反问说：今有两人，都善于算卦，一个出门算卦，一个居家不出，这两人谁赚得粮食更多呢？公孟子说：当然出门算卦的得粮更多。由此，墨子进而指出“仁义均，其行说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说人也”[2]（P414）。

做就有功，行就有善。对待“仁义”，不可束之高阁，而是要付诸行动，用行动来增强其功善。实际上，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上，“知行合一”一直都是一条重要的思想路线而在产生作用并取得了良好效果。然而，反观当代思想品德教育特别是大学思想政治教育，重言轻行、重理论轻实践则成了难治之症。局限于课堂和形式的思想品德教育往往使一些人成了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说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却谬以千里。作为一个教育体系，理论与实践、言与行都是不可缺少的因素，然而在其中孰轻孰重应根据教育的目的和性质作出科学的判断。思想品德教育是作用于人与社会达成和谐统一的教育，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是一个实际的行为过程，任何理念、规则和要求，只有变成了实际行动才会落到实处，才能真正产生作用，取得实效。从个人来说，仅有某些道德理念和知识，而不将其化为具体的行动，这就是知行脱节，就是“巧言令色，鲜矣仁”；作为社会、国家，如果只有道德的宣言和说教，而没有道德的风尚和行为，这个国家和社会就会寡廉鲜耻、恶人贼人。

因此，把“行”作為思想品德教育的立足点，首先是回归到了思想品德教育的本义。正本则可清源，根据“行”的标准和要求，改革现行品德教育，对其整体布局、内在结构、方法路径和教学内容、教学环节进行重新思考和设计，使其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其次是促进“实效性”的提升。当前我国的现状是并不缺少思想政治教育，而是“实效性”远远不够，量大而繁复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所产生的效果并不理想或者说“很差”，投入产出比很低，原因何在？就是重“形”不重“行”，形式主义盛行，“花招”很多而没有落到实处。这样本来就“行之艰难”的思想政治教育势必难以取得效果。因此，倡导“行”为本的思想品德教育就更显紧迫和必要。第三是可以推进“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的结合。由“学”至“用”并不是天然统一的整体，而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用”即“行”，是结果，可以统摄前者，使每一个环节都链接起来。相反，仅有“学”，如果不以“用”为目标指向，则会“罔”、会“殆”，失去方向和动力。因此，哪怕“用”是艰难的、隐性的，只要我们把握住了“用”或“行”，就等于把握住了“牛鼻子”，就能使学用的过程紧密结合进来，使之成为一个有效的整体。

通观《墨子》作为我国历史上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成果，其内容是博大精深的，对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从内容到方法其借鉴意义也是十分重大的。本文所论只是其中的某个角度、某些方面，也许是对加强和改进思想品德教育具有基础性价值的方面，但决不是全部。《墨子》中关于重视道德修养的思想、环境对人的影响的思想、节用和艰苦朴素的思想、不屈从于命的思想，都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并加以借鉴的。因而，回归我国既有思想文化成果，从中吸取有益养分，是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 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58.

[2] [清]孙冶让.墨子闲诂[M].北京：中华书局，1986.

作者：张卫良

思想品德教育义利观研究论文 篇3：

立德之心 铸育之魂

【摘要】中小学生的思想道德观念影响着他们今后的发展，因此，思想道德教育是中小学教育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目前，部分中小学生的道德行为出现偏差，已经影响到他们的健康成长。鉴于此，本文从思想道德教育的观念、内容与途径三个维度，提出加强中小学思想道德教育的可行性对策，以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

【关键词】中小学教育;思想道德;教学策略

德为教育之首，立德树人是中小学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中小学教育中，教师要树立德育理念，让中小学思想道德教育发挥实效，促进中小学生正确思想观念的树立与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进而铸就教育之灵魂[1]。

一、更新中小学思想道德教育观念

教育是与时俱进的事业，社会的发展在强烈地呼唤着教育观念的更新。传统的教育观念已经无法满足当前教育教学的需求。因此，教育工作者要把握时代特色，积极吸收新理念，更新教育观念。

（一）树立“立德树人”观念

教育观念是人们对教育目标与行为的看法，是影响教育实效最深层的因素。目前，中小学思想道德教育实效低，德育目标不明确，主要原因就是教师受“重智轻德”观念的影响。因此，要想加强中小学思想道德教育的实效性，教师势必要转变这种教育观念。“立德树人”是教育的首要目标，是素质教育实施的核心，是德育功能的重要体现。教师不仅要将它融入思想道德教育之中，更要在中小学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等各个方面得以体现，从根本上更新自身的教育观念[2]。这样才有助于培养有知识、有文化、有目标、有理想的新一代青少年。

（二）重视“德育个性化”观念

在中小学教育中，学生的个性发展往往最容易被忽视，这也是目前思想道德教育针对性与实效性较差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小学校“好学生”的标准，如“三好学生”的评选，要求学生学习好、品行好、身体好，这种标准要求，更像是工厂“标准件”的生产。不可否认，“三好学生”是中小学教育追求的理想化的学生，但思想道德教育并不是把中小学生都培养成最优秀的人，而是造就一个个具有良好个性品质和健康心理的合格公民。因此，中小学思想道德教育要从学生的个性出发，尊重学生的个性，满足学生的个性发展需求。

（三）培养“德育习得性”观念

德育习得性观念下，中小学思想道德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不仅要培养学生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还要使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而中小学生的道德认知、情感与行为的形成，是不断重复、实践的过程，只有经历多次实践的认知认同、情感体验与行为训练，他们才有可能形成优良的道德品质与行为习惯。因此，中小学思想道德教育要让学生通过不断的实践活动，促进自身行为习惯的养成[3]。

二、丰富中小学思想道德教育内容

德之大者，为国为民。中小学生思想道德教育要从“爱国”做起。教师要引导学生认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与传统文化，使他们增强民族自豪感，树立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与此同时，教师要积极响应时代发展对思想道德教育的新要求，不断丰富教育内容，帮助中小学生解决思想道德上的新问题。

（一）加强中华传统美德教育

目前，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在我国与世界接轨的同时，西方一些思想观念对我国传统美德教育造成了不小的冲击，致使中小学生对中华传统美德的了解仅限于勤劳勇敢、勤俭节约、尊老爱幼等，而对自强不息、戒奢节俭、温良恭俭让等的了解少之又少。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小学思想道德教育的重点，也是开展实践活动应遵循的原则。因此，在教育教学中，教师要加强对学生的仁爱观、礼仪观、义利观与信念观的教育，要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崇高的理想是人生的精神支柱与动力源泉。因此，教师要加强对中小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这样他们才会有理想、有追求，才能进步，才能成长与成才。

（二）拓展中小学思想道德教育新内容

中小学思想道德教育若不紧随时代步伐、拓展新的德育内容，势必不利于中小学生思想道德的培养，甚至会让他们产生抵触心理。因此，教师应与时俱进，拓展中小学思想道德教育内容。

首先，加强生命道德教育。快节奏的生活，会加重中小学生的心理负荷。多元多变的社會观念，也会让中小学生失去稳定感，进而表现得既敏感又脆弱。泰戈尔对教育有这样一句评语：“教育的目的是应当向人类传递生命的气息。”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教育工作者应把生命教育作为教育的起点，加强生命道德教育，让中小学生认识生命、珍惜生命，并且敬畏生命。

其次，加强生态道德教育。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我们必须保护好地球这个家园，与生态环境相互依存、共同发展。保护生态环境，除了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还需要公民的道德素养，即生态道德。因此，教师要加强中小学生的生态道德教育，让他们从心底热爱自然、关心自然，节约每一滴水，珍惜每一粒粮食，爱护身边的花花草草。

最后，加强网络道德教育。网络是真实与虚拟并存的世界，对中小学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其中一些不良的因素会对他们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教师要加强网络道德教育。具体而言，教师要充分发挥示范作用，给予学生积极引导，倡导文明网络行为，提高中小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成效，引导中小学生文明使用网络。

三、开拓中小学思想道德教育途径

中小学思想道德教育理念的更新与内容的丰富，最终都需要通过有效的教育途径得以实现。有效、多元的德育教育途径，能够促进中小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一）优化中小学思想道德学科课堂教学模式

中小学生只有自己体验到了成功的快乐，才会充满求知欲望，学习时才会更加自信。自信是通往成功道路的重要基石，教师应设法让学生找到自信，让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做到。目前，中小学思想道德学科教育往往“以知识为核心”，采取“说教”“倡导”的方式，这也是中小学生不喜欢思想道德学科的主要原因之一。由此，教师要深挖教材中的德育、智育与情感因素，并基于对学生学情的了解，采用新颖的教学模式，使学生全身心投入学习中。在不断启发与诱导中，学生能够在情境中体验“我能行”，进而达到激发学习兴趣与增强自信心的目的。

（二）在各个学科中渗透思想道德教育

中小学思想道德学科是显性的、主要的德育教育学科。在加强中小学生思想道德建设中，教师不仅要优化中小学思想道德学科的教学内容，还应注重把德育渗透于各个学科的教学中，以发挥中小学德育教育的作用。以语文学科为例，教材中有很多爱国主义文章，教师可以在学生学习语言和文章的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又如，体育教学中，体育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引导，实施思想道德教育，让学生在体育学习中学会爱集体、团结互助，并锻炼学生永不服输、顽强拼搏的体育运动精神。每个学科的教师应根据本学科的特点，在教学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渗透，这样才能形成合力，达到更好的德育效果。

（三）注重思想道德实践，开展丰富的实践活动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脱离道德实践活动，中小学思想道德教育就无法取得理想的成果。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言：“由道德概念通向道德信念的通道是以行为和习惯为起点的。”在中小学思想道德教育中，学校应开展丰富多彩的道德实践活动，让中小学生修养德行。一方面，学校可以开展常规活动，让思想道德活动具有时代性。部分学校在传统的美德教育中注入了新的内容，使德育教育不仅具有本土化特点，还有着非常强烈的时代特征。比如，在清明节，有些学校会组织全校师生到烈士陵园扫墓，缅怀革命烈士，进一步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另一方面，学校可以开展特色活动，增强德育工作的实效性。中小学思想道德教育只有贴近学生的生活，才能凸显其实效性。这需要各中小学校积极与周边社区、公园等进行合作，以此来拓宽活动范围、丰富活动内容、完善活动形式。

（四）聚集家、校、社三位一体的思想道德力量

思想道德教育的实质是“德育”，其中，家庭教育的影响作用不容忽视。因此，我们要聚集家庭、学校、社会三方力量，构成一个三维空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辅相成，既给学生言语上的引导，也给予学生行为上的影响，进而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总而言之，德育是素质教育的灵魂，更是一项复杂而又长期的艰巨工程。这需要众多教育工作者有立德之心，从自身出发，不断更新观念，完善教育途径与方法，从民族的、本土的、社会的文化中汲取营养。此外，学校也应开展多样活动，让中小学思想道德教育走出校园，走进社会，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让学生切身体验与感受，让他们的思想道德观念得以加强，进而让中小学思想道德教育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廉丽.对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机制问题的研究与思考[J].中国校外教育（上旬），2016（S1）：160.

文德松.關于新媒体环境下小学思想品德教育问题的思考[J].新教育时代电子杂志（教师版），2016（47）：69.

金亚慧.对课堂教学增强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实效的几点思考[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6（17）：15-16.

作者：叶新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