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股份制理论研究论文

2022-04-26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这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全面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从整体性视角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是学术界比较认可的一个重要视角，也是马克思自身的本意。程恩富教授从整体性出发，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以及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马克思股份制理论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马克思股份制理论研究论文篇1：

关于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十一条论纲

摘要: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我们仍然遭遇到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的干扰,教条主义已成为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障碍,正因如此,在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四个分清”中明确要求必须分清“哪些是必须消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有关论述上,一直以来存在着若干被严重教条化的理解,本文力图将这些教条辨识出来并加以简要分析,以利于人们深入研究和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观点｡

关键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条式理解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不仅遭受种种来自“外部”的大量的反对与批判,而且也不断地受到“内部”的干扰与侵蚀｡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一直存在着两种“侵蚀”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一种是修正主义;一种是教条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显性的侵蚀方式,它公然主张顺应实践的要求而“修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主要原理｡教条主义则是一种隐性的侵蚀方式,从表面上,它极力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原型”､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本义”,也就是说,它坚守马克思主义已有的命题与结论并原封不动地加以捍卫;而实际上,这种“原教旨主义”由于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某种历史条件而得出的具体判断加以绝对化而不知不觉地蜕变为马克思主义的隐蔽的危险的损毁力量｡诚然,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体系,而理论体系自然是由一系列的命题构成的一套学说,信奉马克思主义当然意味着对其核心范畴与基本原理的接受,没有也不可能有不遵守马克思主义的所有“信条”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但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必然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永久不变的“教义”加以膜拜,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它所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p.743),而马克思本人早在1842年的时候就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在条件加以阐明和发展”[2](p.433)｡尽管有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如此谆谆教诲,可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捍卫却从来没有断绝过｡列宁曾经把教条主义者称为“不可救药的书呆子”,而毛泽东则更严正地指出本本主义“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3](p.111)｡如今,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我们仍然遭遇到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的干扰,教条主义已成为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障碍,正因如此,在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四个分清”中明确要求必须分清“哪些是必须消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有关论述上,一直以来存在着若干被严重教条化的理解,本文力图将这些教条辨识出来并加以简要分析,以利于人们深入研究和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观点｡

一､对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有关论述的教条式理解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得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结论｡但是,人们一度把这种相继的取代关系教条式地理解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绝对对立关系,从而不加分析､不加区别地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东西都是过时的､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反动的东西,以至于把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教条式地理解为直接､全面､彻底地清除､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因素,提出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让资本主义绝种”诸如此类的极端口号,误以为越是早一点把资本主义因素剔除,就越能更早地实现社会主义,越是坚决地与资本主义“划清界线”,就越能使社会主义更加巩固｡这种由于教条式的理解酿成的极“左”思潮曾经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严重的曲折,使我们党与国家蒙受了惨重的损失,使广大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

诚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强调过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属性,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把这种对立看作是绝无关联的､丝毫没有同一性的非辩证的对立,他们不仅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作用,而且也断言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再能够容纳生产力的时候,更高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才能产生出来｡晚年马克思在思考东方社会问题时,虽然设想俄国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这种跨越却有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俄国村社必须“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4](p.451)｡这表明,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看作是水火不容､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绝对排斥关系是对经典作家相关论述的一种教条式理解｡

二､对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方式的有关论述的教条式理解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这一历史必然性,而且也探讨了这种替代的方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暴力革命在推翻资产阶级专政过程中的作用,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把暴力革命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方式,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更加坚定了暴力革命的信念,他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5](p.819),列宁也坚称“社会主义是在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最紧张最尖锐的阶级斗争和内战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一段很长的阵痛时期;暴力永远是替旧社会接生的助产婆”[6](p.372)｡但是,在强调暴力革命道路的同时,他们并没有将它绝对化｡马克思早在1872年的时候就已经承认可能存在着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虽然他当时只是将这种可能性视为一种“例外”,但他并没有完全排除､彻底否认这一形式｡恩格期在晚年开始强调普选制对工人阶级获得解放所可能具有的重大意义,认为“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度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1](p.411)｡

但是长期以来,对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革命道路问题,存在着教条式的理解,这种教条式理解表现为两种极端倾向:一是把暴力革命视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规律,把和平过渡视为一种修正主义｡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中苏论战期间就坚持这种观点｡二是把恩格斯晚年对于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论述绝对化,完全否定暴力革命的道路,把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看成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新发展｡其实,对于选择何种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给出一个固定的明确的答案,而只是提供了一些基本原则: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取决于时代特征､国际形势以及各国的具体国情和革命情况,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我们有可能用和平方式的地方,我们将用和平方式反对你们,在必须用武器的时候,则用武器｡”[7](p.700)

三､对经典作家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的有关论述的教条式理解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过渡时期问题最有名的表述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段话:“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8](p.314)在这个文本中,马克思提到的作为过渡之下限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指“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后来,列宁明确把它表述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9](p.857)｡马克思当年所说的“过渡时期”主要是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经历的过渡阶段,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面对着一个从资本主义社会那里接管下来的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和较为完备的资本主义生产要素与管理方式,而过渡时期就是要把它们改造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但是,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在一定程度上被作了教条化的理解,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马克思基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需要经历的过渡时期原封不动地搬到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情境下机械地加以运用｡这样就造成了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国家里无产阶级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本来没有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没有由于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所带来的强大的物质条件,却急于直接进行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组织管理形式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并尽可能将这一过程人为地缩短｡二是在看到过快地进行这种过渡并不能使生产总量和工业化程度真正达到“进入社会主义”的标准之后,又诉诸列宁对马克思过渡时期理论的发展来重新规定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实质内容,然而这种重新规定不过是对列宁相关论述的教条式理解｡列宁固然说过,“需要一个相当长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并且列宁也曾说过,在这个时期不仅会存在着“资本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而且也不能不存在着“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之间的斗争[10](p.59)｡但是,列宁的这种论述却被教条式地理解为“在进入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以前,都是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对列宁的相关论述的教条式理解导致了将“过渡时期”过度延长(即“大过渡”),从而违背了马克思赋予过渡时期的本来意义｡

四､对经典作家关于市场经济的有关论述的教条式理解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市场与资本都是资本主义的结构性要素,虽然他们没有将市场与资本混同起来,但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现实世界里,市场与资本密不可分､相互依存;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的充分实现或者说市场机制就是资本逻辑的实现形式,因而消灭资本主义不仅意味着消灭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而且也意味着消灭市场运行机制｡经典作家虽然没有明确而直接地在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划等号,可是,在他们看来,这两者是很难分割开来的｡正因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将取消商品､货币与市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取消”[8](p.493),“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8](p.303)｡经典作家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主要依靠自由竞争的市场调节形式这一事实而提出的,并且这种完全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形式的经济确实产生了许多难以克服的弊端——无序竞争､垄断､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分配不公､贫富分化等——经典作家们正是看到市场调节所造成的恶果,才大力主张取消市场｡然而,市场调节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唯一调节形式,随着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凯恩斯主义的兴起,资本主义迅速朝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发展,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与调节日益加强,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有效地抑制了市场调节的某些弊端,从而使市场调节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面对着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把经典作家基于早期资本主义而得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应取消市场这一结论照搬到当代情境中,无疑是一种典型的教条式的理解｡

五､对经典作家关于计划经济的有关论述的教条式理解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这一矛盾必然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以及价值规律自发地调节盲目的生产,构成了一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生产的根本特征｡要解决这一矛盾､要避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就“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并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有计划的调节”,“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所造成的､它自己不再能驾驭的大量的生产力,正在等待着为有计划地合作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去占有,以便保证,并且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保证社会全体成员享有生存和自由发展其才能的资料”[8](p.493)｡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使用计划经济这个概念,但是,在他们的预想中,社会主义应该是一种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列宁准确地把握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明确地提出了计划经济的概念,并断言:“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11](p.124)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要靠计划来调节的设想,在当时是针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基本上靠市场自发调节这一事实而提出的｡在他们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计划调节机制还没有出现,因此,他们就认为作为社会化的计划是市场调节的替代形式｡但是,把经典作家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作出的设想僵化地套用在当代社会,从而在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之间划等号,就是一种教条式的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实践早已证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而社会主义并不完全靠计划,因此,不能把社会主义简单地等同于计划经济｡

六､对经典作家关于“消灭私有制”的有关论述的教条式理解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据此,人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主张消灭一切私有制,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彻底消灭私有制｡其实,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消灭私有制论述片面的､僵化的､机械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消灭私有制”的观点,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端充分暴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时做出的判断,抽掉这一社会时空性和具体的历史情境性,把这一判断抽象地应用于私有制仍然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社会现实之中,并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初衷与本义｡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强调,决定某种社会形态之消亡与生成的关键因素是生产力的发展,当某种所有制关系还可以容纳生产力并使其发挥潜力的时候,它决不会灭亡｡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指出:“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呢?”“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建立公有经济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征象显著即将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并且只有废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12](p.219)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所预想的社会主义革命发生于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已为社会主义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在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的经济落后国家,在进入社会主义之后,是否要消灭私人制,经典作家没有也不可能做出具体的断言｡可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人们曾经把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消灭私有制死板地理解为在社会主义阶段不允许任何非公有经济成分存在,甚至理解为个人不能占有任何私有财产或劳动产品,并在灵魂深处“斗私批修”,从而导致了在消灭私有制问题上过快过急,严重地损害了社会主义事业｡

七､对经典作家关于公有制的有关论述的教条式理解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内涵,他们曾提出一些概略性的设想｡马克思在描述公有制时,使用过“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哥达纲领批判》)､“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5](p.95);恩格斯的陈述是“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财产共有”(《共产主义原理》)[13](p.217)､“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反杜林论》)[14](p.320)｡对于共同占有或社会占有采取何种具体形式,马克思恩格期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论述｡但是,长期以来,对于经典作家关于公有制的论述,曾经出现了简单化的教条式的理解:一是把公有制直接等于公有制的表现形式,认为公有制就是“一大二公”,就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把全民所有制等同于国有化(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一个注脚中明确指出国有化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二是把公有制机械地理解为国家或集体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控制与支配,没有考虑到劳动力所有权问题也是公有制的重要内容｡

八､对经典作家关于股份制的有关论述的教条式理解

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从分析股份制的典型特征(即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出发,得出了股份制财产是社会财产的著名论断:“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15](p.517)正是由于股份制使资本占有关系日益“社会化”,所以马克思认为,股份制“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私人产业的扬弃”[15](p.519)｡在马克思的这种论断中明显包含着对股份制具有改变财产的占有形式和否定资本的私人性质作用的大力肯定｡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希法亭和列宁对股份制财产的私有性质的极度强调,马克思关于股份制财产是社会财产的观点被严格地局限于资本主义界限之内,这就导致了把股份制教条式地理解为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是一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进而把股份制排除在社会主义之外,认为它与社会主义没有丝毫的相通性｡在此情形下,当然也就不可能得出股份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的新结论｡

九､对经典作家关于分配方式的有关论述的教条式理解

马克思关于分配方式的核心思想是:“分配的结构完全取决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16](pp.3233)具体到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由于“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只能实行按劳分配｡但马克思同时强调,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所体现的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8](p.304)｡对于马克思的这个论断,一度存在着教条式的理解,认为马克思既然说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的权利,那么就等于说社会主义不能实行按劳分配｡这种理解仅仅拘泥于字面含义,抽掉了马克思做出如此论断的背景,忽略了马克思言说的针对性｡马克思之所以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强调按劳分配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权利,是因为拉萨尔派在他们起草的《哥达纲领》中,企图把“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一切成员”之类的右倾观点塞进德国工人党的党纲中来｡在马克思看来,按劳动量的多少来进行分配并不是共产主义社会应该追求的目标,单凭这一点并不能把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方式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方式截然区分开来,因为即使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按劳分配的“内容与形式都改变了”,这里通行的仍然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8](p.304)｡正是由于这一点,把按劳分配作为党的纲领写进来,就有可能通过它偷运资产阶级的东西,而这正是拉萨尔之流的用心所在｡出于揭批拉萨尔派的需要,马克思在这个语境下强调按劳分配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缺陷和弊端(它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权利观),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没有在资本主义的按劳分配与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之间做出区分,更不意味着马克思反对把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的分配形式｡实际上,把资本主义的按劳分配与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混为一谈,恰恰是对马克思关于按劳分配的论断的教条式理解的结果｡

十､对经典作家关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有关论述的教条式理解

《共产党宣言》正文第一句话清楚表明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点:“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852年,马克思在写给约•魏德迈的一封信中,明确地陈述了他自己对阶级斗争学说所添加的三项内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列宁正确理解了马克思的阶级观点,他一再指出:“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制度基础｡”[6](p.857)按列宁的说法,过渡时期是阶级决战的时期,因为,对被推翻的阶级敌人来说,他们会因为失去昔日的天堂而反扑,在这个时期强调阶级斗争,注意从军事､政治､经济､思想与文化方面粉碎敌人的反攻,巩固社会主义的阵地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学说一度被教条化,他们对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以及关于阶级社会必定存着阶级斗争､特别是在过渡时期不要立即放弃阶级斗争的正确论断,被机械地照搬到社会主义社会,把它放在了不适当的位置上并用它来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与矛盾构成,这种教条化理解不仅导致人们把马列主义简单地等同于阶级斗争的学说,而且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也造成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重大偏差与错误｡

十一､对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关论述的教条式理解

1850年,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第一次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术语,他说:“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12](p.462)在《哥达纲领批判》(1875)中,马克思更为直截地指出,在过渡时期“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8](p.314)｡必须明确的是,马克思当年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等于无产阶级单一阶级的专制统治,马克思申明,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求改造社会,要把民主共和机构保存起来作为他们运动的工具,团结在作为决定性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周围”[12](p.460)｡列宁基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复杂局面,基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过渡时期”可能较长的现实,过度强调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职能,这一点曾遭到罗莎•卢森堡的批评,她认为,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绝不是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一撮政治家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领导人以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事业,它必须处处来自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从人民群众日益发达的政治教育中产生出来”[17](p.33)｡实际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具体实践中,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确实被做了狭隘的､片面的､僵化的理解,它的突出表现就是把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对立起来､把社会主义与民主政治对立起来,而没有真正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取消一切民主制,而是“应当创造社会主义民主制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制”[17](p.33)｡更为重要的则是,马克思一直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只是过渡时期的革命任务,但是,这种适于特定历史阶段的任务却被当作僵死的教条拿过来套用在已建成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并作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依据｡实际上,只有破除这种教条式的理解,才能够根据变化了的社会现实不断丰富“人民民主专政”的内涵,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5]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6]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0]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列宁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7]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段志超]

作者：周凡

马克思股份制理论研究论文篇2：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新思维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这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全面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从整体性视角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是学术界比较认可的一个重要视角，也是马克思自身的本意。程恩富教授从整体性出发，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以及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2021年恰逢程恩富教授从事教学研究45周年，深入研究其关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学术思想，不仅为新时代再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提供了学理遵循，还为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提供了方法启迪。

一、程恩富教授关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历史背景

学术研究并不全是大脑硬思考的产物，而是基于一定的历史背景与思维过程相结合的结果。因此，探寻事物的源头，不仅不能抛开历史，反而要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从历史背景中寻找研究的起因。程恩富教授关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学术研究正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认识误区以及学术研究的积极回应基础上形成的。

1.顺应党和国家建设马克思主义学科的时代之需

一切具有价值的学术研究都是发端于那个时期的社会建设与实践的需要，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曾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程恩富教授关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研究也正是顺应了国家建设马克思主义学科的时代需要。进入21世纪之后，中共中央启动实施了规模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通过一系列相关举措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尤其是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硕士以及博士学位点和成立专门的马克思主义学院等。[2]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建设本身要求从整体性的视角去诠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同时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马工程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弄清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如何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怎样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核心是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的问题。”这也是历来马克思主义者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者十分重视的问题，由此也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学术观点。程恩富教授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以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等视角进行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这不仅有利于厘清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而且还有利于为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的发展提供方向的指导，也有利于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硕士、博士和思想政治理论教师的思想之困惑，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这是程恩富教授开展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大的时代背景和主要核心任务。

2.回应理论界和实践中肢解马克思主义的需要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是实践的起点。学术研究则是对时代问题的回应，是对实践错误做法和认识的矫正。实践和历史已经鲜明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不仅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思想武器，而且还将继续证明马克思主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武器。而思想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们，才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者的思想武器。何为彻底？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已经被实践证明的科学理论，是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彻底理论。但在实践中，依然存在部分人没能完全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精髓的情况，比较典型的一种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针对教条化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早就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但理论界和实践中仍然存在部分人士把马克思主义某种理论或经典作家的某些观点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中提取出来使之抽象化、绝对化、公式化，不分时间、地点、条件照抄照搬，生搬硬套。程恩富教授认为，教条主义的出现至少有两个原因：未能完全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没有掌握辩证法，尤其是忽视了偶然性的作用。[3]教条主义从本质上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程恩富教授为了进一步澄清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曲解的问题，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从新的视角进一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3.拓宽学术界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视角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是学术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点问题之一，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设立以后，有不少的专家学者都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进行了拓展性研究。比较典型的有：梁树发教授从学科视角和理论关系视角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学科视角即按照通行的学科体系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理论关系视角即按照构成马克思主义整体的各具体理论、观点之间的关系来理解这个整体。顾钰民教授从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与下面二级学科的关系以及理论的整体性与实践问题的综合性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张雷声教授从整体性是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基础、整体性是理论的内在逻辑联系、整体性是内在整体与外在整体的统一等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袁银传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一个科学的整体体系，其整体性包括研究方法的整体性、理论内容的整体性、逻辑结构的整体性、历史发展的整体性。钟明华教授从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等方面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韩庆祥教授等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主题、方法、理论、发展以及形态等方面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显然，这些研究，都从不同程度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发展，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发展。程恩富教授也认为，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需要在把握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寻找新的研究视角，取得新的突破。

二、程恩富教授關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主要内容

程恩富教授立足时代需要，用自己独到的学术眼光寻找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新的视角，并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领域进行辛勤的耕耘，取得了丰硕且具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程恩富教授关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篇著作中：《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整体性研究——围绕“四个哪些”的阐述》《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60年》《论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辩证统一》等。主要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定义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基本观点以及基本方法统一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等。

1.马克思主义定义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这一直都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例如：梅荣政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由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后继者所丰富和发展了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主义是深刻而多方面的学说，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是关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科学世界观的科学，是关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赵家祥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为他们的后继者所发展的，以反对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或者简要地说，它是关于工人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程恩富教授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出发，给马克思主义下了一个定义：“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和后继者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从创立主体层面界定），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学术思想和科学体系（从学术内涵层面界定），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和科学体系（从社会功能层面界定），是关于人生信仰和核心价值的社会思想和科学体系（从价值观念层面界定）。”[2]程恩富教授对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坚持了创立与发展、学术价值与社会功能等在实践中辩证统一的整体性原则，这是程恩富教授关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

2.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统一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尽管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但其基本立场、基本观点以及基本方法始终贯穿其中。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以及基本方法的辩证统一的视角来进行阐述。程恩富教授通过剖析不同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的理解，提出要坚持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程恩富教授认为，尽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从不同的层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但它们三者是有机统一的，这也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基石、观点是核心、方法是灵魂，三者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和一致性。越是具有科学性的观点和方法，就越是能准确地体现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全人类的正确立场，反之则非;方法越是正确，观点就越是正确和深刻，也就越是能体现正确的立场;在阶级社会和阶级世界，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科学性、阶级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具体来讲，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观点和指导实践的方法来体现，但这种体现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互动的。这种双向互动的关系，正是程恩富教授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另一个重要视角。

3.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其科学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就在于它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理论体系。程恩富教授认为厘清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哪些，以及我们应该发展哪些，这也是阐述马克思主义科学整体性的一个视角。[3]那么，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我们应该坚持什么？程恩富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首先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领域的基本原理。因为这些原理已经经过人类社会发展实践和自然科学发展实践检验了的，并证明了是长期有效的基本观点和理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要求我们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还要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程恩富教授在澄清学界一些错误认识的基础上，提出要在以下六个方面发展马克思主义：“第一，在创新和发展主体层面，不断丰富和发展由马克思、恩格斯开创，并由后继者日益完善的理论体系;第二，在学术内涵层面，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规律的学术思想体系;第三，在社会功能层面，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指导思想体系;第四，在人民福祉层面，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改善民生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原则思想体系;第五，在价值观念层面，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信仰和价值观的文化思想体系;第六，在国际交往层面，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和平发展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思想体系。”[4]从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是程恩富教授关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第三个重要视角。

三、程恩富教授关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价值意蕴

程恩富教授关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学术思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深入，也具有深厚的价值意蕴。

1.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深入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这告诉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不断丰富和发展。程恩富教授推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深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视角。程恩富教授从马克思主义定义，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基本观点与基本方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等三个视角进行研究，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視角。另一方面，为学术界深化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提供了学理遵循。程恩富教授关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学术思想对后来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例如，张建云在程恩富教授关于马克思主义定义视角的整体性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定义的整体性研究》一文。她在文中指出：程恩富教授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坚持了创立与发展、真理与价值、现实与理想等在实践中辩证统一的整体性原则，既表明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的功能，又强调马克思主义建构价值世界的功能和意义，是一个比较完备的马克思主义定义”[5]。此外，程恩富教授关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学术成果还多次被学术期刊论文和高校学位论文引用。

2.澄清了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误区

程恩富教授关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学术思想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还有着极其重要的实践价值。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历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总是在同部分质疑之声斗争中前进的。面对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认识，我们既需要敢于正视这些声音，更需要敢于向这些错误认识“亮剑”。如何向这些错误认识“亮剑”，程恩富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整体性的研究，离不开澄清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3]这就说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与澄清实践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有着内在的关联性。换言之，程恩富教授是在研究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中对实践中的错误认识进行有力回应。比如针对实践中认为股份制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是“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实现形式、马克思的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原理过时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不能与市场经济体制高效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无法实行按劳分配等错误认识，程恩富教授以澄清股份制性质和特点上的错误认识为例进行了深入剖析。这种辩证分析问题的方法以及极其严密的逻辑推理为澄清实践中的其他错误认识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

3.启发了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视角

程恩富教授关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学术思想不仅具有推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发展和澄清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错误认识的历史价值，而且还有启发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价值。自从党的十九大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后，学术界就对其形成渊源、基本内涵以及价值意蕴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较为丰硕成果。如何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是当前理论研究的首要任务。程恩富教授关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学术思想为其提供了启示。一方面，要认识到整体性研究是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重要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的内容，并且这些内容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体系，而是有机统一的整体。这就内在要求需要从整体性的视角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另一方面，程恩富教授关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学术思想为深化其整体性研究提供了思路。目前，学术界已有部分学术论文开始关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整体性，他们从时间、空间、实践等层面进行探析。实践永无止境，学术研究也没有终点。程恩富教授关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视角为继续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整体性提供了新的思路。

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属性。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不仅有利于廓清实践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还有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一项重点任务，需要结合时代背景不断进行创新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需要我们从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出发，结合时代任务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进一步探讨新时代背景下为什么还要进行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新时代背景下如何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以及新时代背景下怎样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44.

[2]程恩富，胡乐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60年[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1）：11-22.

[3]程恩富，余斌.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整体性研究——围绕“四个哪些”的阐述[J].学术研究，2013（12）：1-17.

[4]王中保，程恩富.多层面丰富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9）：53-61.

[5]张建云.马克思主义定义的整体性研究[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12）：56-63.

（作者系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原院长、教授，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彭安玉

作者：蒋永穆

马克思股份制理论研究论文篇3：

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经济思想研究综述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卓越地运用于人类合作社运动实践的理论成果，认真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经济思想理论研究状况，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思想理论研究、正确指导当前我国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推动三农问题的进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经济；合作社；合作制

从19世纪中叶开始，合作经济组织成为工业文明的经济组织之一，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长足发展。当今，无论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合作经济都广泛存在并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在广泛的资本统治背景下，以劳动者合作而形成的世界范围的合作化运动，是基于多种合作经济理念综合支持的产物，其中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经济思想，是构成这一综合的主要内容之一。认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经济思想，对当代中国合作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一、研究缘起

新中国成立前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合作经济的理论与中国落后的国情相结合，对合作经济形式和合作化道路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和有益的探索，在中共中央高层掀起了一场关于“先合作化还是先机械化”的大讨论，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由此，在理论界也开始引起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研究。

据笔者掌握的资料，新中国成立后，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经济思想研究的著作，国内最早的当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1954年出版的由中国人民大学合作社理论与历史教研室翻译苏联学者柯卡列夫的《合作社理论与历史》第1分册[1]。但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的二十多年中，合作经济形式在城乡基本消失，因此，学界也鲜有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经济思想的研究。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学者们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马克思主义的合作制理论的关系、尤其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如何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合作经济理论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持续时间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并一度形成了关于马恩合作经济思想的研究高潮。2001年，随着我国加入WTO，广大农村千家万户分散的小生产方式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为了提高分散的小规模经济与大市场抗衡的能力，众多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由此又掀起了一股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经济思想的小高潮。近年来，随着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农用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的展开、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经济思想再次引起了学界学者研究的兴趣。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经济思想的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为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参考。

二、研究主要内容

（一）关于合作经济相关概念的界定

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并没有专门论述合作经济的著作，也没有对合作经济下过定义，这就为学界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有学者把合作经济等同于合作制，有的把合作经济等同于合作社。也有学者认为，合作经济是劳动者通过协作的方式以合作制为基础，以合作社为载体，实现自身权利的活动过程，其内涵是合作制外延是各种各样的合作社实践。目前，第三种定义被普遍接受。

关于合作社的定义，有学者认为合作社是社会劳动的特定组织形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产生的具有独特的组织章程和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劳动者共同劳动的经济实体[2]。有学者认为合作社是一种使用者所有、使用者控制和基于使用进行分配的企业[3]。现在普遍采用的是195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成立大会上，学者一致通过的定义：合作社是由自愿联合的人们，通过其联合拥有和民主控制的企业，满足他们共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需要及理想的自治联合体。

关于合作制的定义，并没有太大分歧，学界普遍认为，合作制就是生产者联合劳动的制度，要以这种制度代替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可见，合作制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

（二）关于合作经济与所有制关系

1.合作制是否属于集体所有制：围绕这个问题有学者认为，合作经济就是集体所有制经济，前者是关于劳动组织而言，后者是关于所有制而言[4][5]。有学者认为，合作制与集体所有制是两个不同的经济范畴。合作经济并不反映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概念，合作经济与全民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概念[6]。有学者则认为合作社是集体所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7]，也有的认为集体所有制是合作社的高级形式[8]。黄道霞认为，集体所有制和合作制是两个独立的却又互相关联的经济概念，它们包含的内容既一致又有些区别：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主要是土地集体所有和土地合作占有，即土地占有上的差别[9]。

2.合作经济就是股份所有制经济，如黄文忠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制是不成熟、不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带有鲜明的过渡性特点，是一种处在商品货币关系下的过渡经济，由于农户和手工业者既有股金联合又有劳动联合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经济实际上是股份合作制[7]。

（三）关于合作经济性质的研究

1.合作制就是社会主义。如朱晓鹏认为社会主义和合作制都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状态和中间环节，由此得出合作制就是社会主义的结论[10]。

2.合作制是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有学者认为在马恩那里合作社更多的是被视为从资本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的手段，但前提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否则合作社就只能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并存的生产方式，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11]。

3.合作制是通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有学者指出马恩合作社理论是从共产主义社会是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出发，包括在工业方面、在大土地所有制国家和在小农占优势的国家如何各自通过相应的合作社形式作为中间环节，分步骤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内容，其核心是通过合作社向共产主义过渡，而不仅仅是改造小农和小手工业的理论[12]。朱曉鹏也认为合作制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状态和中间环节[10]。

4.合作制既不是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也不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如王志毅认为合作生产既不是“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的中间环节，也不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他认为，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生产，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期。由此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生产必然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的中间环节[5]。

学界之所以对合作制到底是通向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的过渡有所争议，缘于对恩格斯“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句话的理解不同。有学者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一般是通用的。有学者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合作制在本质上是中性的，其社会属性取决于那个国家的政权性质[13]。也有学者认为合作社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经济形式，而是过渡性的经济形式，不能脱离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来抽象地判断合作经济组织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性质[14]。

（四）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

张国富等认为恩格斯农民合作经济理论对我国发展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和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5][16]。罗骏从合作经济的制度、组织与所有制、实现过程、分配等方面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制思想并指出合作经济对于解决当前我国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17]。谢元态从合作制是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过渡点进行了论述，认为合作制的发展对城乡统筹、工农业协调发展意义重大[18]。朱修国认为马恩关于合作经济的论述包含著丰富而深刻的社会和谐思想，对当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具有指导和启发意义[19]。

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卓越地运营于人类合作社运动实践的理论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经济理论产生于一百多年前，需要与时俱进。借鉴马恩合作经济思想基本精髓，分析其历史局限性，对于当前我国发展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推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张绍俊.马克思主义合作制思想发展史[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

[2]蒋玉珉.合作经济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

[3]章志平.合作社管理基础[M].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2.

[4]杨坚白.关于商业合作化的理论和实践[J].财贸战线，1984，

（6）.

[5]王志毅.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集体所有制设想的再思考[J].1994，（9）.

[6]国鲁来.合作经济概念不反映特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J].农村经济问题，1987，（3）.

[7]黄文忠.怎样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制理论[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2，（4）.

[8]刘国华.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社思想再认识[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1998，（1）.

[9]黄道霞.集体所有制与合作制—对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论述的考证[J].经济研究，19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