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理论功能研究论文

马克思理论功能研究论文 篇1：

国际政治学及其研究方法的回顾与展望

〔摘要〕 我国国际政治学理论与研究方法是沿着“自主摸索—习得借鉴—中国化”的路径不断完善和发展的，但其在创新方面仍然存在不足，尚未形成国际学界接纳的完备体系。我国学界要形成“中国特色化”的国际政治理论和方法体系，就必须推动国际政治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的融合，既要培育交叉复合型学科，又要创新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体系。

〔关键词〕 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外交学；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建议

〔

国际政治学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与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相比，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逐渐由一门纯理论性学科演变成为一门政策性学科，并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发展中获得一席之地。但我们也要认识到， 国际政治学科研究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为此，笔者对我国政治学科的源起、理论体系构建、方法体系创新等方面予以总结，并对我国政治学科走向世界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

一、国际政治学的起源及其在我国的发展

在我国“学科分类”中，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专业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在西方国家，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科是随着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诞生与融合而得以发展的。19世纪末，英国威尔士大学第一个设立“国际关系”教席，这是国际关系学科诞生的重要标志。20世纪初，国际联盟成立、世界性组织机构诞生，激发了学界对国际关系、国际法进行系统性理论研究的热情。在这期间，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等知名大学陆续设立了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教学和研究机构。1920年，英国学者伯恩斯出版了《国际政治》一书，首次以“国际政治”命名专著。1939年，卡尔出版了《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国际政治》、《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成为当时国际政治（关系）研究中的重要著作，为以后国际政治学科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1948年，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一书，标志着国际政治学科理论研究达到一个新高度，即从理想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二战后，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空前强大，国家战略利益触及全球，因此，美国学界逐渐加强了对国际政治理论与外交决策的研究，使其逐渐成为世界上国际政治学科的研究中心。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肯尼思·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相继问世，标志着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三大主流国际政治理论的形成。

我们要分析国际政治学的概念，首先需厘清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以及外交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从研究内容看，三者的研究都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包括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军事关系等。从研究广度看，国际政治研究的内容涵盖了国际关系和外交学，即国际关系（国别关系、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等）和外交决策与理论均是国际政治学科研究的子项目。陈岳认为：“国际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广义理解，包含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史和当代国际政治问题三个基本组成部分；狭义理解，国际政治学即指有关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学说，是揭示国际体系中各个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之间的政治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的科学。” 〔1 〕梁守德教授指出，国际政治即“国际社会中政治体系、格局、秩序的形成和演变的规律” 〔2 〕。相比较而言，“国际关系学则主要是研究整个国际关系体系运行和演变的规律” 〔3 〕，侧重于理论通约性研究和政治行为体的互动行为研究。另外，有部分学者认为，国际政治只是国际关系的一部分而已。此类观点细化了国际关系的研究内容，拓展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野，但在实际教学与研究过程中，学界并没有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二者进行明晰的区分，甚至二者设置的研究方向都非常类似。

中国国际政治学科是我国学界在借鉴和习得西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展开研究，并逐渐发展成熟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国内政局动荡，未能建立完备的国际政治或外交决策研究机构。国际政治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只有零星的国际关系史、政治哲学方面的著述以及对国际形势的评述和分析。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陆续建立了一些国际政治研究机构，研究内容多涉及苏联东欧国家研究，以及国际共产主义、马列主义研究。1964年，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先后开设国际政治专业。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与国外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活动日益增多，加上这一时期我国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因此，我们国家对涉外工作人员和国际问题研究人才的需求量也急剧增大。在此背景下，我国众多知名高等院校纷纷恢复或设立国际政治学科。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的国际政治学科实力雄厚，其中北京大学侧重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侧重于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复旦大学侧重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以上三所高校为许多高校、科研院所、政府机构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教师和研究骨干，为我国的国际政治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此后，我国其他高校陆续开设了国际政治本科专业和研究生专业，地方性、区域性的国际政治研究机构也纷纷成立。

二、我国国际政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我国学者不断探索并创新中国国际政治学科的研究理论，并且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如马克思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崛起理论、中国古代外交理论等。但至今，学界对我国国际政治学科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仍存在较大争议，有些学者质疑：我国学界是否已形成自身的国际政治学科理论体系呢？笔者认为，正如秦亚青教授所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已经从前理论阶段进入了理论学习阶段的深化期，但还没有进入理论创新期；理论流派多元竞争的局面初步形成；研究类型更多地向着以理论突破为目标的经验型研究发展。没有出现原创型理论是最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突破性理论和中国范式缺失两大方面，其根本原因还是国际关系学界主体意识的缺失。” 〔4 〕秦亚青教授指出了我国国际政治学科理论研究的困惑。

那么，我国学界如何创新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研究理论呢？秦亚青教授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阶段包含：前理论阶段、理论学习阶段和理论创新阶段” 〔4 〕。我国国际政治学科理论往往是在借鉴和学习其他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形成的。改革开放前，我国学界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主要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侧重于对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以政策分析为主，谈不上理论建构。中苏关系破裂后，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研究成为我国国际政治学科的研究重点。改革开放后，学界逐渐摆脱意识形态的窠臼，进入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国际关系理论的新阶段。这一时期，众多国际政治学科学者远赴美国、欧洲等国家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回国后从事相关学科教学与研究，并引进和翻译了诸多西方国家关系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国际政治学科的发展。知名学者倪世雄、阎学通、秦亚青、张睿壮等人，都曾留学美国研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其回国后培养了一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人才，并创立了相关国际关系研究机构。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乐民在《国际问题研究》杂志发表《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简介》一文，在国内第一次介绍和评析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此后陈汉文编著的《在国际舞台上——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学概说》、倪世雄、金应忠主编的《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等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及学说。随后，众多西方国际关系的经典名著被翻译成中文，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际政治学汉译名著丛书》、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关系学名著系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等。倪世雄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成为国内高校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经典教材，是我国高校传播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著作。一方面，西方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如经典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都是通过经典著作引入我国高校教学中，成为我国国际政治学界学习和研究的重点之一。另一方面，诸如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权力转移论、战争理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均成为一些学者研究的对象。这一时期，我国国际政治学学者的研究重心是评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经典著作、解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探索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分析现实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

进入21世纪，在吸收、消化和借鉴西方国家关系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上，我国学者努力探索“中国化”、“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实践“国际关系理论”、“本土化”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所谓本土化，是指中国学者不再完全依赖于从西方引进的国际关系学概念与理论，而是有意识地通过借鉴中国自己的概念与思想来丰富现有理论或者发展新理论” 〔5 〕。王逸舟、秦亚青、王正毅等学者倡导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国学派”，形成了“中国特色”、“本土化”的理论体系。秦亚青教授认为：“所谓‘中国学派’，是通过发掘中国的传统思想与实践来创建同时具有中国本质与普遍意义的理论体系。它的目的不是替代现有理论，而是同时丰富现有理论和人类知识。” 〔4 〕北京大学叶自成教授致力于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思想与理论研究，在国内首先运用现代国际政治学的理论框架和方法来阐释中国传统外交思想，著有《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该书把中国古代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入到当代国际政治的知识谱系中，构建了“中国化”、“本土化”的国际政治理论基础。清华大学国际政治学科在阎学通团队的带领下，运用科学实证的方法展开对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挖掘与研究，编著了《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权力》，在“中国化”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中央党校学者门洪华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有三个基本来源：国外国际关系理论的引进和吸收、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发扬光大、当代独立的理论创新” 〔6 〕。门洪华教授切中了我国国际政治学理论研究的短板，并说明了其研究的路径：引进吸收、本土化、理论创新三个阶段。

我国学者探索中国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理论至今，已经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并在学术研究和外交决策中产生影响。笔者认为，“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理论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国际关系理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述评、中国国家外交与安全战略理论。以上这些理论相得益彰、共同争鸣，在我国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国学者在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多维发展，丰富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内涵。

三、我国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创新

发展一门学科，除构建理论体系外，还要创新研究方法。自然科学注重实验取证、数据分析等定量（实证分析）研究方法，社会科学多采取历史分析法、案例分析法、比较法等定性（规范分析）研究方法。王逸舟教授认为：“在中外国际政治学界， 对于国际政治理论的研究对象存在着四种意见， 即以外交决策分析为主， 以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权力及其国家间的政治交往和斗争为重点， 以历史尤其是国际关系史为焦点，以独立的学科发展和边缘综合为目标。” 〔7 〕王逸舟教授还从国际关系研究视角概括地指出，外交学的、政治学的、思想史的方法属于规范分析，即定性研究，其是国际关系学界主流的研究方法。方法论的论战，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学界探讨已久。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二次论战，即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的论战，实质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的论战。传统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主要是从哲学、历史学、法学、社会学视角，以说理、思辨、描述等方式进行定性研究，早期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多属于此类。传统主义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直白明了，也容易被非专业人士所理解。科学行为主义又名政治行为研究法，是利用行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治学的一种方式。科学行为主义主要是借鉴自然科学研究方法，通过观察、验证、推理等方法，分析研究对象的行为模式，它的出现和发展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史上是一次革命。该研究方法的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卡尔·多伊奇，其专门从事战争与和平、民族主义、合作与交流方面的研究，他也因为对将计量方法、系统分析和模型思维引入到政治学与社会学领域的兴趣而著名。在美国学术界，科学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已经逐渐成为主流且重要的研究途径。

我国国际政治学科学界一直都在探索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方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 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主要采用历史研究法和政策分析法进行规范分析或定性分析。历史（主要是国际关系史）研究法以史实、史料为依据，研究分析国际关系史中通约性的观点。当时，我国国际关系研究更大程度上是为外交决策和外交战略服务的，所以政策分析方法占了主流。20世纪90年代，一系列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教材引入我国，科学行为主义（包括实证分析方法）的理论传入我国国际关系理论学界。科学行为主义的方法逐渐被中国学界接纳和吸收，并运用于我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实践中。西方主流学界的“一体化理论”、“层次分析法”、“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均势理论”、“复合相互依存理论”、“博弈论”、“复杂性理论”、“控制论与系统论”等科学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引入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后，丰富了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法。清华大学在阎学通教授的带领下，建立了“实证分析”为特色的清华国际关系研究方法，推动了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实证化分析，创新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法。

四、几点建议

我国国际政治学科发展至今，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理论研究、政策分析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学科体系已经形成。但当前，我国国际政治学科理论与实践融合尚不成熟。为此，笔者提出以下一些建议：

第一，在学科建设与发展过程中，我国学界应加强国际政治与其他人文学科，如哲学、史学、法学、经济学等的融合，以拓展研究视野、丰富国际政治学科的研究内容，如国际政治融合国际法，可以衍生出解决国际争端的研究方向；政治哲学融入国际政治，可以从哲学和政治学视角分析国际政治；把经济学融入国际政治，可以研究经济现象，如股市行情、期货市场、能源价格波动等。总之，多学科、交叉学科融合是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是未来国际政治学科发展的重要方向。

第二，融合“实证分析方法”，创新国际政治学科研究方法体系。经济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中较成功地借鉴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学科，经济学“科学化”的特征非常明显，其定量分析使经济学成为极具验证性和预测性的学科。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最显著特点是，引入自变量和因变量，提出假设，再验证结论，即实证分析。把实证分析引入国际政治学科研究，可以提高国际政治学科研究的实证度和可信度，推动国际政治学科朝“科学化”的方向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政治科学”。当前，我国学界在国际政治学科研究过程中，最缺乏数量分析能力，这与中国高等院校的国际政治学科培养方案有关。所以，我国学界应在国际政治学科“人才培养方案”中，融入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三门基础性数理学科，使学生具备基本的数理统计和分析能力，并强化实证研究方法训练，以期为我国国际政治学界培育出具备数理逻辑和实证分析能力的后备研究人才。

第三，我国理论研究界存在“两个分离”现象：一是教学机构与研究结构的“分离”，二是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分离”，这两种“分离”使研究资源未能优化配置、研究成果应用低效或浪费。我国国际政治学科研究领域也存在上述问题。首先，学界应加强高校、科研院所、政府决策机构、企事业单位的合作。高校、科研院所善于理论研究，政府决策机构、企事业单位则善于政策分析，因此，高校、科研院所等要通过合作开展教学与科研工作，以推动科研人员互聘流动、教学科研要素优化组合。其次，学界应切实把理论研究成果付诸实践，开展一些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研究，服务于中国外交大局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国际政治学科历经多年发展，已积累众多学术研究成果，但很多学术成果理论性过强，没有联系国际政治和外交实践，应用价值不高。所以，我国学者在开展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时，应强化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以提高研究成果的转化率和应用价值。

〔参 考 文 献〕

〔1〕陈 岳.国际政治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

〔2〕梁守德，洪银娴.国际政治学理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3.

〔3〕张季良.国际关系学概论〔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9.

〔4〕秦亚青.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与问题〔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11）.

〔5〕张 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清华路径〔J〕.国际政治科学，2012（4）.

〔6〕门洪华. 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现状的评估报告〔J〕. 欧洲，2002（3）.

〔7〕王逸舟.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J〕.欧洲，1998（2）.

责任编辑 芳 晔

作者：陈成

马克思理论功能研究论文 篇2：

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研究方法论略

摘要：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必须科学解决其研究范畴之惑，厘清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制度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与法理学和民法理论的关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识产权理论与西方资本主义知识产权理论的关系等三重关系，在适用传统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前提下，以类型化研究为基础，将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相结合，无疑是最适合知识产权法这一特殊法现象的系统研究方法。

关键词：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研究方法；个体主义；整体主义

我国知识产权法的研究肇始于上个世纪70年末80年代初，随着知识产权在我国民事权利体系中的地位确立和国内知识产权单行法的不断出台，知识产权法研究初期过于倚重比较方法和历史方法运用的情形，渐渐凝为实证分析和价值分析并重的研究特色。总体上看，价值分析多用于探讨知识产权的正当性和知识产权法的功能，实证分析泛用于揭示知识产权法规范现象、特点和发展规律。直言之，我国知识产权法的研究方法基本沿循以服务于知识产权制度引进、国内知识产权立法和知识产权保护的现实需要而不断调适。显然，叩问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的研究无以用上述研究方法而获得自足。知识产权法学在我国已走过三十年多年的发展历程，相较于国内期间理论法学研究的突飞猛进和研究方法的大放异彩，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研究可谓独行踽踽，乏善可陈。事实上，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因其权利客体的复杂性而形成理论研究区域条块分割，理论裂痕与矛盾越来越明显，更遑论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体系的统一性和共识性。

为何知识产权法地位如今越来越突出，而其基础理论却始终处于研究凹地？为何相关著述卷帙浩繁，却又更多地表现为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研究的认同危机？究其原因，研究方法裹挟实用主义的肤浅眼光久未矫正是问题的关键。一切理论的探讨，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其研究方法的探讨。若要摆脱目前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研究的困境，出路在于研究原点的复位和研究方法的自省。知识产权法学的研究方法，是指在知识产权法学研究过程中所应遵循的有规则的、有条理的、明确的一套原则、手段、程序和技巧等。这些研究方法在知识产权法学的发展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职能，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知识产权法学发展的水平和风格。可以说，没有科学的研究方法，就不会有成熟、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学，也就不可能推动知识产权法理论的发展。因此，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研究面临的不仅仅是认同与否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才能实现认同的问题。虽然知识产权法学作为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可以适用法学研究的所有方法进行其理论研究工作，但对于知识产权法十分明显的综合性和技术性特征，需要回归其所处的关系领域，拨乱反正，重新找寻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研究的起点。一切理论变革首先依赖于对其研究方法的变革，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研究的蜕变升华需要觅得某种异于其他部门法学研究的独特方法，方能改变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因该学科贯行的实用主义的研究方法而越来越扁平化、碎片化和矛盾化。

一、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研究

应厘清三重关系

1. 正确认识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制度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

知识产权的概念现在几无分歧，即指在工业、科学、文学和艺术领域智力活动产生的法定权利。［1］知识产权的形成和发展受制于知识产权法的产生和发展。知识产权法的诞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是近代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知识产权法是调整知识产品的创造者因取得、使用、转让知识产权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综合。这些社会关系是发生在地位平等的当事人之间，它与因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而发生的知识产权行政法律关系、知识产权刑事法律关系，乃至国家知识产权政策具有不同的性质。现在某些冠名《知识产权法学》的教科书中，只有知识产权的概念，而不见知识产权法的概念，张玉敏.知识产权法学，第2版，法律出版社，2011；杨巧.知识产权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概由知识产权制度概念所致。在知识产权法的教学与研究中，知识产权制度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混用现象普遍，似乎知识产权制度就等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其实，知识产权作为一项民事权利具有法律意义上的特指，而知识产权制度所指早已游离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地界。或许这个问题对于普及知识产权知识并不重要，但对于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研究来说，确是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制度”是一个宽泛的词义，用途非常广泛，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法律制度、婚姻制度等，知识产权制度究竟是一个什么内涵的制度？就“制度”词义解释，有两个基本意思：一是要求成员共同遵守的规章或准则；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故此，知识产权制度既可以是指要求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也可以是指知识产权产生、利用、保护、管理和政策的体系。如果还将知识产权当作私权看待，将知识产权法归属民事法律范畴，那么，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研究就应剥离因知识产权而发生的纵向关系，不应包括知识产权的管理和政策制度，而应恪守法学研究的本分，如果是研究知识产权理论基础或知识产权原理，那就另当别论了。

2. 正确认识法理学、民法理论与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的关系

法理学是法学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和方法论。法理学以一般法即整体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但法理学的内容不是一般法的全部内容，而仅仅是包含在一般法中的普遍问题和根本问题。法理学属于法学知识体系的最高层次，担负着探讨法的普遍原理或最高原理，为各个部门法学和法史学提供理论根据和思想指导的任务。鉴于法理学在整个法学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研究不可能脱离法理学的基础而大行其道，它要自觉接受法理学的指导。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中概括或阐述的知识产权法律关系、权利与义务、知识产权法律原则、知识产权法律责任等无一不是法理学研究的法学基本范畴。从这也可以看出，法理学是知识产权法学基础理论的理论，是知识产权法体系的基础。尽管如此，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也有自身的品格，法理学领域的研究不等于也无法替代知识产权法学理论的研究，不能采取简单挪用的办法，把法理学理论直接作为知识产权法的理论来使用，致使理论不能生动、具体地反映知识产权法领域的特殊性，有效地解决具体的认识和实践问题。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研究的对象是包括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等在内的整个知识产权法律领域，要概括出各专门法及其产生和发展的共同规律、共同特征、共同范畴，从而为各专门法提供指南，为整个知识产权法制建设提供理论服务。为此，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应当是以各专门法为基础，是对各专门法的总体研究，对各专门法研究成果的高度概括。法理学也是法学的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和学说，方法本身就是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在没有科学的方法就没有科学的认识这种意义上，方法就是科学的生命。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的研究方法不出法理学的方法论范畴，学习和掌握法理学的方法论，对于树立科学的法律观，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和思考知识产权法的问题，特别是当代中国知识产权法制建设的基本问题，确立法律思维方法和法学理论素质，是十分重要的。

知识产权法属私法领域。民法是私法之集大成，是私法之基础，代表着私法的最一般规则。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民法与知识产权法存在必然联系。源于知识产权的私权性质及与民法调整对象、调整方法、调整原则具有同一性，民法学中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和一般规范同样也适用于知识产权。但知识产权法与民法毕竟存在立法价值趋向不同、立法结构不同、责任的产生方式和承担的责任不同、权利客体不同，等等。鉴于上述情况，不能直接、简单地适用民法学理论和民事法律规范，还需建立特殊的理论和制度体系，给予特别保护。在研究方法上，从知识产权法与民法的共性着眼，研究民法学理论在知识产权法中的运用，宜将知识产权与其他民事权利对比，考察其联系及共同点，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知识产权的差异性、特殊性，从而为研究知识产权问题寻找到法理依据。民法学的法理逻辑结构理论，将民法理论的逻辑结构与法理上的法律规范结构联系起来，该理论适用于各项民事权利制度，同样也适用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民法学理论的民事法律关系、民事法律事实、民事法律责任等是知识产权法的理论基础，民事法律关系是核心。运用民法学基本理论和原则分析知识产权问题，将使许多疑难或新生的知识产权问题找寻到理论依据并得以解决，这也将充实和完善民法学理论。从方法论上讲，也应在一般性的基础上研究现象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在民事权利的一般性基础上，分析知识产权的特殊性。知识产权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对传统民法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表现为既有沿袭和继承，也有发展和突破。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协议及各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反映出知识产权法理论在遵循民法学一般原理的同时，业已形成特殊的理论体系。

3. 正确认识西方资本主义知识产权理论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识产权理论关系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在知识产权立法方面，西方国家也正加紧资本主义知识产权法在全球的推广和应用。当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客观上起到保护发明者、创作者的智力劳动成果，激发社会民众创新、创造的热情，促进科技进步和文化繁荣的作用，因而值得我们借鉴。事实上，知识产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它的出现和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哲学背景分不开。西方资产阶级知识产权理论建立在天赋人权和自然法权理念的基础之上。知识产权存在的合理性无非是傍依卢梭的“社会公意论”或康德的“自由意志论”，黑格尔的“财产人格论”或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等理论寻诸解答，基于这些理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求证的是知识产权的私权化是知识产权法的根本属性之一。显然，这种以私权为核心理念的知识产权是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价值取向完全一致的。在资本雇佣劳动的情景下，占垄断地位的货币资本和物质资本对劳动，尤其是对智力劳动形成独占和控制，是资本主义将创造性劳动商品化的独特形式。于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也自然成为维护资本地位的工具，知识产权甚至成为“知识霸权”。“知识霸权”是指在一个或者数个国家或者国际组织的影响下，由知识产权国际规则或者国内立法所确立的、超出正当性界限的知识产权及其权能。参见：齐爱民.论知识霸权——以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为视角［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29.随着“知识霸权”所导致的现实损害不断加剧，促使国内理论界对知识产权的基本理论予以反思。因而，社会主义知识产权法绝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指导思想的产物。运用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研究方法，把知识产权纳入到物质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去考察，构建公权保护优先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是促进社会主义知识产权制度和谐发展的必然选择。

社会主义知识产权法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我国现行《宪法》明确宣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重要思想指引下，“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参见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马克思说：“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2］“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的恣意横行。”［3］法的内容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社会主义知识产权法必须从其赖以产生、发展的物质生活条件中去寻求真实的本源。社会主义知识产权法价值体系是立足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价值认同系统。在社会主义知识产权法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居于最高层面，是指对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认同，从根本上说，是指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价值认同。因此，社会主义知识产权法的价值理念应该是在充分肯定知识产品创造者个人劳动价值的同时，尽可能发挥知识产品的社会价值。因此，维护创新者的智力成果所有权、受益权等权利以激励智力成果的发现、发明和应用是知识产权法的重要内容，同时维护创新集体的智力成果所有权、受益权等权利以激励智力成果的发现、发明和应用也是知识产权法的重要内容。相应地，协调个人和集体两个创新主体的相互关系，以促进智力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也自然成为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法的重点问题。

二、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研究的对象

原则上，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的范畴就是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研究的对象。但何谓基础？何谓理论？“知识产权制度基础理论，是知识产权研究中最抽象、最一般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其内容包括知识产权法律的基本范畴、基本功能、基本原则、基本原理等。”［4］这或许对我们确定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的范畴具有直接借鉴的价值。但前面已提到，知识产权制度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开放体系，兼跨法学、经济学、管理学、政策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使得知识产权制度的研究具有交叉研究的特点，具有宏观研究的特点，具有体系化研究的特点。知识产权制度的研究越来越朝知识产权管理学、知识产权经济学、知识产权政策学、知识产权伦理学等方面发展。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研究局面，是因为知识产权不仅仅是一项民事权利，更重要的是这项权利的客体与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以及具有商业价值的显著标志有关，而这些又是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社会繁荣的基础，也是每个人成长的智力资源，所以不可能因为赋予私人对其知识产品享有专有权而与社会公共利益形成绝对的切割。知识产权权利生成的基础与权利内容的规定是与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相关的，在知识产权身上凝结着财产权与人身权，知识产权与人权，私权与公权、垄断权与发展权、主权与强权的各多矛盾，可以说，知识产权集各种个体、组织、社会与国家利益于一身，使得权利人无端背负起利益包袱。这些矛盾显然无法全部依赖知识产权法的基础理论来解决，而需要靠其它领域的理论研究合力来解决。

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的研究，首先是以知识产权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仅限于法学领域知识产权法律关系之范畴，且这个法律关系应具有民事主体的平等性，而不涉及知识产权行政法律关系、知识产权刑事法律关系。因此，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必须摒弃知识产权制度的广义概念，从私法的角度展开对知识产权的法理研究。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研究，必须沿着知识产权法律的产生、发展和国际化这条线索，分析知识产品财产性权利的形成、构成、特点和意义，从知识产权法的历史沿革找寻知识产权产生的社会基础和发展规律。以知识产权法律关系作为研究的全部内容；以界定知识产权法与相邻法的关系，构建知识产权法体系为研究使命；以知识产权侵权与国际保护为研究重点。在完成上述研究任务的过程中，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必须要概括和阐述知识产权法的基本范畴，例如，知识产权的权利与义务、知识产权的法律规范、知识产权法律原则、知识产权法律行为、知识产权法律关系、知识产权法律责任、知识产权法律价值等。此外，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还应是对中外一切类型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及其各个发展阶段的情况的综合研究，它的结论应揭示知识产权法的一切现象。如果仅仅以一国或某些国家或某一种历史类型的国家为对象，它的结论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或民族的偏狭性，就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此，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的研究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通观历史，从横向和纵向全面考察知识产权法现象，要吸收知识产权法史研究成果、比较知识产权法研究成果，尽可能地了解和汲取国外知识产权法学理论的研究成果。

总之，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研究的是知识产权法学和知识产权法律实践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例如，知识产权法的概念，知识产权法的产生和发展、知识产权法的价值、知识产权法的原理、知识产权法与其他法的区别和联系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是知识产权各专门法解决其问题的前提，也是解决知识产权法律实践问题的前提。在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架构中，应该有知识产权法的范畴理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理论、知识产权法的变迁理论、知识产权法的价值理论、知识产权法的保护理论、知识产权法的社会学理论。无疑，这些都是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研究需要继续探讨的。另外，任何原则、理论都是在一定环境中产生的，离开了或改变了其产生或生存的环境，原则和理论就必须修正。因此，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的研究不能墨守成规，固守本土；也不能与时俱进而忘掉法传统。

三、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研究

的系统科学方法

1.在科学世界观指导下恰当运用价值分析、阶级分析和实证分析基本研究方法

“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5］所以，只有方法上的科学才能带来该学科的重大突破。

在选择和运用研究方法之前，首当其冲的是世界观的问题。世界观决定方法论，只有正确的世界观，才会有正确的研究方法。研究需要秉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从社会现实出发认识和研究知识产权与知识产权法学现象。因为围绕知识产权形成的法的关系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孕育于封建社会，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产权制度，“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6］因此，在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研究中，应坚持物质生活过程决定精神生活过程的观点，在深入考察知识产品的生产、占有、使用、转让和处置的基本条件和方式的基础上，来说明知识产权的产生、发展和特点，来发现知识产权法产生的原因和其国际化的轨迹，说明知识产权法的本质、内容和作用。坚持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观点，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探讨知识产权法产生的社会基础。用发展的观点观察和分析知识产权法发展的过程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过程的联系。研究过程的发展观对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研究而言，尤为重要，它对一个国家知识产权的战略定位影响深远。

世界观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因而在对知识产权法律现象的研究中，阶级分析是不可或缺的基本研究方法。阶级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与其他法学的根本区别，“阶级分析并不把任何事物与问题都打上阶级的络印，而是对法律这一特殊社会现象的本质作阶级分析”。［7］尽管知识产权法及知识产权法学的社会性与技术性均很强，但不能由此而忽略知识产权法的阶级性。当然，直接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阐释任何知识产权法律现象显然是不现实的，阶级分析的理念旨在对西方发达国家知识产权理论进行借鉴或对其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进行法律移植时要分析它的阶级基础，自觉地运用此方法来研究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以利于更好地为我国的知识产权战略目标服务。

世界观反映价值观，价值分析方法与阶级分析方法都属于知识产权法的基本研究方法。从价值的角度对知识产权法律现象进行分析的目的，旨在揭示知识产权法律的内在价值，评判知识产权法律是否符合价值要求，分析知识产权法律应追求的价值目标。世界观包括自然观和社会观，实证分析方法也是知识产权法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其主要特点就是通过对经验事实的观察和分析来建立和检验各种理论命题。社会调查方法、历史考察方法、逻辑分析方法及比较分析方法是比较典型的实证分析方法。历史考察方法能使我们了解到现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历史渊源，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为知识产权的法制现代化提供理论依据。如果说历史考察方法是对知识产权法学进行一种纵向的研究，那么比较分析方法则是一种横向的研究方法，即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分为不同阶段，在不同国家或地区范围内进行比较研究，找出其共性及不同之处，分析其文化背景及法律传统，为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提供理论依据。现阶段，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正处于自我革新、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时期，对其他国家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了解与借鉴，并以比较方式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逻辑分析方法包括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比较与分类、科学抽象法等，这些具体研究形式在一般学术研究中都能见到。

总之，阶级分析方法、价值分析方法、实证分析方法是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8］也是知识产权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上述研究方法的使用，为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问题的提出、检验、叙述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手段，以使“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真正拥有一般性、抽象性、客观性、开放性、可检验性等外在特征，从而加强该理论的解构力量与说服能力。

2.知识产权特性决定了以类型化研究为基础，方法论中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相结合的研究特色

知识产权法的研究虽然可以在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的指导下进行，但由于知识产权法调整社会关系的特殊性及其内在的规律性，故存在一些特殊的研究方法，同时，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用于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的研究时也会表现出一些特殊性。

“当抽象——一般概念及其逻辑体系不足以掌握某生活现象或意义脉络的多样表现形态时，大家首先会想到的补充思考形式是类型。”［9］类型化是社会科学领域经常使用的一种技术性研究方法，它以一定目的，按事物的某一特征，把其分为若干种类，然后进行细化分析和研究。标准与分类是类型化研究的关键所在。类型化研究非常适合知识产权的研究，知识产权本身可以说就是类型化的结果，知识产权法的自足性和一体性也是类型化的结果。知识产权基础理论类型化研究实则就是对知识产权的相关概念进行分类。换句话说，就是按照一定标准，对大量繁杂的知识产权现象进行总结、归类。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的类型化研究是从知识产权的客体开始的，“假使应该由法的特质出发来确定法学、法学方法及其思考方式的特征的话，就必须对法学的研究客体有更详尽的认识。”［10］所以，围绕知识产权法律关系的客体展开研究的路线是符合法学研究的基本规律的，因为，客体是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区别的原因，常常也是部门法分类的重要依据。

方法论中的个体主义缘于社会科学最恰当或最有效的认识来源于对个体现象和过程的研究。该方法将社会整体看作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个体活动，所有的社会现象和事件都是个体依据自身的利益采取决定的结果，通过对个体行为的分析，展开该学科的一般原理以及规律性问题。之所以选择这一研究方法是基于知识产权法是私法这一性质考虑的。无论是古代私法还是近现代私法，都是“建立在自由和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11］如果说私法的价值基础是一种个人主义，那么，此种“个人主义的价值基础决定了私法的研究方法必然也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方法。”［12］在知识产权法研究中采用个体主义方法，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从个体的“知识产品的创造者”或“智力成果完成者”出发展开知识产权法的一般原理。知识产权法中的个体平等而没有差别，不因年龄、身份等而异其待遇，知识产权是基于权利人的智力活动的事实行为，而不是其他。知识产权法将每个个体因其发明、创作和显著标志的使用所享有的利益在法律上加以规定，遂产生了专利权、著作权和商标权。选择将个人作为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点，旨在营造一个能发挥个人自由意志的自治的空间，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从事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作品创作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知识产权法赋予个体以民法上的“人格”，使各个个体得以毫无差别地踏着交换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大道进入市民社会从事民事活动。

“个体主义”方法的应用在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研究中也存在明显的问题。社会并不是简单的一群人，而是一个由现实表现出的他们之间的联系形成的系统，社会整体会显著地影响和制约其部分的行为或功能。人们的追求除了涉及到物质利益之外，还会包括多种如地位、尊严等的社会性需要，因而这就要求人们在做出自己的选择时，不仅仅要考虑到个人的利益，还需要考虑到由于自身经验、文化、法律等的影响，这必然会极大地限制个人在社会中扮演“理性人”的程度，使得“个人主义”的现实指导意义受到制约。因此，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的研究需要另一种方法的支撑——整体主义。因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社会的集体意识使人们连接在一起，形成社会连带关系，这就是法律和一切规则的真正基础。［13］

方法论中的整体主义缘于法律和一切规则的真正基础是社会为一个有机体，个体被看成是社会化的人。社会的集体意识使人们连接在一起，形成一种社会连带关系，整体主义视社会规范存在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连带关系，社会整体不是其构成元素的简单相加，而是比个体具有更多的结构属性，这种结构属性成为决定和制约个体行为的原因性力量。所以必须把对象世界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加以把握。研究中的整体主义方法与个体主义方法不是排斥关系，而是一种相辅相成关系。在知识产权法学中，把个人作为考察对象的出发点有其自然的一面，保障个人的自由选择、尊重个人的创新劳动价值与意义，本身可以给人以激励，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整体主义也不完全忽视对个人偏好分析而只考虑集体或阶级利益。

知识产品作为公共资源所彰显的社会整体利益性与享有知识产权专有权的个体利益，是对立而统一的。所以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合理分配是知识产权法需要考虑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用系统的思维方式来认识知识产权法，既要着眼于知识产权法的整体，从整体出发认识知识产权法和体系结构，又要把知识产权法和体系中的各专门法部分、各权利要素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统筹考虑，优化组合，最终形成关于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的完整准确的认识。“世界关系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只有借助这一整体，一切个别东西的意义才能得以完全理解，反之，也只有通过这些个别东西，整体才能得到完全理解。”［14］“世界万有，是一个‘一体多元’‘多元一体’的整体与系统，因此，法律必须从整体网络中去规范整体与各部分之间的关系。”［15］故此，将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相结合的系统研究方法无疑是最为适合知识产权法这一特殊法现象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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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230.

［15］刘水林.法学方法论研究［J］.法学研究，2001（3）：52.（责任编辑、校对：徐广联）

作者：方江宁

马克思理论功能研究论文 篇3：

谈谈党建理论创新研究的方法问题

党建理论创新研究是复杂、艰巨的任务，尤其需要采取科学的方法。本文不拟全面阐述这个庞大题目，只就其中几个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谈些看法。

从科学与价值的统一来理解党建理论的特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握党建理论创新的正确方向

任何科学研究的前提都是了解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在此基础上把握这门科学的性质、特征。党的建设理论要研究工人阶级政党产生、发展及其自身建设的规律，毫无疑问，这个研究对象决定了党建理论既是科学也是价值，是一种思想武器。当然，从最终结果看，任何科学都有助于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都具有某种价值功能。但是，党建理论是直接为锻造思想武器而产生的，则是这门科学的突出特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潜心研究的基础上发现、阐明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及其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历史必然性，同时又认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不可能自发地实现，需要人们认识、运用这个规律去自觉地改造世界。马克思的学说里，既有对客观规律性的清醒认识，又有对实现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自觉担当。由此出发，作为学者的马克思和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统一起来了。着手建立工人阶级政党并阐发党建理论，就是把二者统一起来的最重要步骤之一。党的建设理论从诞生起，就不单纯是书斋里的学问，作为“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有着鲜明的政治意识和价值目标：指导工人阶级政党的实际斗争和自身建设。所以，党建理论具有科学和价值的双重性质，准确地说，是科学与价值的统一。从一定意义上说，党建理论的科学内容会不断丰富、发展、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其根本的价值取向永远不会改变：因为共产党人不能放弃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东西。不讲科学是错误的，放弃根本的价值取向是危险的；不尊重科学的价值是盲目的，离开价值的科学研究（这里说的是人文科学，尤其是政治性比较强的社会科学）是脆弱的，不可能产生物质力量。研究党建理论不讲科学、只重价值，甚至在坚持价值目标的口号下忽视客观规律、无视情况的变化，会导致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另一方面，进行理论创新，党建理论工作者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即站在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去认识问题；把握共产党人的价值目标——坚持社会主义和追求共产主义，才能防止在纷繁复杂的现象面前迷失方向，在坚持的基础上发展，以发展实现坚持，使党建理论创新真正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从客观上讲，党建理论的科学性和价值取向是统一的，因为“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3—254页）。问题是我们在理论创新中能否把二者统一起来？我以为，关键在于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在这方面，党建理论工作者可以从《邓小平文选》中得到启发。关于党建理论，文选中有大量的“新话”，而这些“新话”都是从新情况出发，辩证地分析问题，以加强党的建设、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如，对于党的领导，既要坚持、又要改善；讲干部队伍建设，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又以革命化为前提；谈党群关系，强调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对反倾向斗争，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讲反腐败，指出不反对腐败，党会走向自我毁灭，又坚信共产党能消灭丑恶的东西；讲历史发展，承认过程的曲折性，认为出现反复是合乎规律的现象，又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这些深刻、睿智的思想中，目标与方法、困难与希望、挫折与前景、忧患意识与坚定信念都辩证地统一起来，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党建理论，清晰地展示了继承传统又勇于革新的先进政党形象。邓小平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尊重客观规律，“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同时又牢记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一切思想、行动都以中国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坚信中国人民及其领导核心的伟大力量。邓小平留下了丰富的党建思想，更留下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对于我们从科学与价值的统一去把握党建理论，推进党建理论创新，有极大的启示。

正确认识理论与实际的复杂关系，在理论与实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发挥理论的能动性、导向性、前瞻性作用

理论创新是为了指导实际。应当注意的是，理论联系实际，却不能代替实际，理论与实际始终不是等同划一的，它们之间永远存在距离。一方面，对现实问题进行理论提升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思考、酝酿；另一方面，理论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实际成果，理论向社会现实的转化不仅取决于理论本身的科学性，还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实践主体具有运用这一理论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自觉性。二是具有转化为现实的中间环节，至少有这样四步：首先是将高度抽象的普遍原理转化为比较贴近实际的具体的理论原则；其次，具体的理论原则转化为指导实践的方针政策制度；再次，落实方针政策制度，形成规划、方案、措施；最后，这些规划、方案、措施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转化为现实，产生物质成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发生问题，都会妨碍理论指导实际，出现实际与理论的差距乃至反差。在现阶段，导致实际与理论出现差距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思想认识、思想意识或利益驱动阻碍了理论原则的贯彻，如对理论的理解不准确，产生主观主义、片面性；与理论要求反其道而行之，甚至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这种差距是理论原则在实际中被扭曲，是少数人的行动背离理论要求的结果。二是理论转化为现实的中间环节不完备。理论与实际的这种复杂关系对理论创新有重要启示。要保持坚定的理论信念，不能因为存在这种现象怀疑理论、影响理论研究、理论创新的热情，也不可把理论指导实际的过程看得过于简单。实际上，正是这种差距给理论创新、理论探索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要在理论与实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现实的东西不一定是合理的，更不会是永存的。理论创新不仅是为了说明世界，更是为了改造世界。一方面要从实际出发，对现实提出的大量问题进行冷静的思考，从问题中分析原因，从现象中发现本质，从过程中揭示趋势，由此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同时，也要在如何使理论指导实际的研究上下工夫：研究落实理论的条件，包括实践主体掌握理论的程度，现有方针政策制度与理论的耦合度和应做的改变，以及如何把方针政策制度具体化为方案办法措施等。这正是理论的能动性所在。另一方面，不仅说明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应该做什么、怎样做；还要说明将来做什么、怎样做。如，关于党内民主，既要研究现阶段发展党内民主面临的问题、对策；还要研究党内民主的发展趋势及可能出现的问题，对此作出预测，以指导党内民主的发展。这后一方面的研究是为了解决新问题，也是理论创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忽视、轻视这方面的研究，理论研究就不可能体现出前瞻性和导向性。

要有鲜明的问题意识，把研究新问题作为理论创新的着力点，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逐步构建执政党建设理论体系

理论创新的着力点是什么，是研究新问题还是首先构筑一个思想体系？这需要弄清楚。

科学体系的形成是一种思想理论成熟的标志，古往今来，思想家无不殚精竭虑，努力构建属于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但是否形成科学的思想体系不在于自我标榜，而在于是否达到下列要求：有一个明确的世界观作为方法论基础；有一个需要着力回答的中心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形成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新观点。党的建设理论体系构建是与时代需要联系在一起的。以往我们党建教科书的党建理论体系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以党史为素材，以党章总纲及各章节为构架建立的，在当时有一定的合理性。很明显，这个体系未能涵盖时代提出的大量新问题，已经不能适应新世纪、新条件下党的建设和党建教学工作的需要，必须进行新的探索。构建执政党建设理论体系要经过长期的酝酿。对此首先要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在党的建设方面，时代提出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是，如何适应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如何适应从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转变？如何适应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如何适应世界范围兴起的政府管理革命、科技革命和新的民主浪潮的挑战？这四个问题归结为一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已经成为党的建设的中心或主线。围绕这个主线，产生了三个基本问题：党政关系问题，即执政党如何领导国家政权？党内关系问题，即执政党在市场经济和全面开放条件下如何保持自身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群关系问题，即如何在新形势下维护执政的社会基础，包括巩固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每个基本问题又派生出一系列重要问题。包括，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加强和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改进；党政关系的规范化、法治化、制度化；坚持党的领导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互动；利益关系多样化对党的团结统一的影响；现阶段党内矛盾的性质及其解决；实现党内和谐与发展党内民主；党内民主的目标与实现形式；党管干部原则的落实和干部制度的改革；党员队伍变化和保持先进性长效机制的建立；社会结构变化与党的阶级基础的巩固、群众基础的扩大；社会生活新变化与群众工作新特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与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防止、克服腐败与实现党群干群关系和谐，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符合实际的新观点，并由此逐步深入和展开，把握各个观点的有机联系，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形成完整的系统。这是构筑执政党建设理论体系的最佳路径。如果置大量新问题于不顾，为体系而体系，脱离实际地编造体系，这样建立的体系很可能是空洞的、抽象的，既不能在理论界形成共识，也于实际党建工作毫无益处。

理论研究的方法也是学风问题，理论创新的伟大事业呼唤新的学风，要以学风建设推动理论创新

对待理论的态度也是学风问题，以学风建设推动理论创新，是我们党宝贵的历史经验，也是现实的迫切需要。目前，在全党倡导认真学习、民主讨论、积极探索和求真务实的风气十分必要，可以说，这“四种风气”反映了学习、研究和发展理论过程中某种规律性的东西。以认真学习和调查研究为基础，开展充分的民主讨论可以活跃思想，激发创造精神，涌现新见解，从而为作出理论概括提供不可缺少的思想素材；相反，缺乏民主、言路堵塞、万马齐喑，只能造成理论的停滞和僵化。理论创新是一种创造性、探索性，并带有一定风险的精神劳动，面临着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干扰和陈旧观念的阻抗，存在陷入误区的危险，更需要有民主作保障。邓小平曾尖锐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同样，健全的党内民主也是理论创新的良好氛围和制度保证。

积极探索的勇气和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相结合，有助于纠正偏差，推动和保证理论创新事业健康发展。理论创新是需要探索勇气的，而这种勇气要以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为基础。要抵制市场经济带来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短期行为和浮躁情绪，警惕“理论泡沫”，切记“闪光的不一定是金子”。理论创新要求的“讲新话”不是简单地多用新词汇，而是以新的语言表达新的思想。这里特别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慎用新概念。概念作为对事物现象的概括，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和事物的内部联系。新概念是形成新认识的起点，是理论创新的重要一步。目前党建论著中出现的“执政资源”、“执政成本”、“政治生态”、“腐败黑数”、“权力期权”等是从实际生活和党建工作中提炼出来的，反映了对党建某一领域认识的深化，且被党建界同仁所接受；有些概念不够准确，理解上见仁见智，还需琢磨推敲；有个别“概念”则是脱离实际编造出来的，缺乏理论内容和生活根据，没有生命力。二是力戒“新八股”。文风与学风密切相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是很朴实的道理（邓小平语）。以朴实、简洁、明确、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理论创新的新成果，更容易被群众所掌握。相反，不做深入的研究，只想在文字上标新立异、妙语惊人，乃至堆积概念、炒作观点、故弄玄虚、装腔作势，只能热闹一时，留不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须知，“小溪最喧闹，深沉的大海是宁静的”。

（作者：北京党建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本文责任编辑 刘爽）

作者：姚　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