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人权理论研究论文

摘要：近年来，针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模式的不足，以《回到马克思》为代表对MEGA的考证研究，试图发掘出“另一个马克思”，存在走向“MEGA拜物教”的倾向。这种基于MEGA新材料进行的“颠覆式”研究，无法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群的理解。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马克思人权理论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马克思人权理论研究论文 篇1：

论“中国马克思学”创建的理论自觉

[摘要]创建“中国马克思学”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必须将“中国马克思学”纳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范畴，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必须符合中华民族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更好地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坚持实践标准并立足中国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深入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中国马克思学”；创建；理论自觉

[作者简介]沈其新，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邓学源，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春晓，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南长沙410082

近年来，面对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作的展开，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正在成为新阶段的首要生长点，关于“马克思学”的研究已逐渐成为学界的热点。创建“中国马克思学”，是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新阶段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主要路径，是借鉴和超越苏联、西方马克思学的理论奠基。“中国马克思学”研究不能简单地追随苏联马克思学和西方马克思学的思想印迹，既不是“顺着讲”，也不是“对着讲”，而是要独辟蹊径地“接着讲”。

一、必须将“中国马克思学”纳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范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创造性运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理论成果。而“马克思学”则主要是对马克思文本本身，对马克思的著作版本、思想发展以及理论观点所作的学术性研究。创建“中国马克思学”，深入、系统、周密地研究马克思，是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基础环节，因此必须将“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纳入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范畴，作为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创新的理论基石。

从概念本身来看，“中国马克思学”就是中国学者立足本国实际对马克思文本所进行的解读研究，这本身就已经区别于苏联和西方的马克思学。从创建“中国马克思学”的目的来看，“中国马克思学”是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开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局面。对此，北京大学哲学系王东教授提出了创建“中国马克思学”的六个必要性，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奠基与精神奠基”。这就明确告诉我们：“中国马克思学”研究是要深入挖掘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源头，在马克思主义原生形态中汲取源头活水，是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服务的，因此必须纳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范畴。实践证明，“以苏解马”的教科书体系和“以西解马”的解读模式仍然难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充分的思想资源。因此，我们必须创建“中国马克思学”，在借鉴和超越苏联马克思学和西方马克思学的基础上，直接面对马克思本人文本，直接探求马克思哲学的真谛，直接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本义，开创“以马解马”的新的解读模式，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新奠定坚实的文献学基础，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掘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理论源头。“中国马克思学”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范畴内健康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创造新条件，将会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牢固，从而有利于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新的形势、立足新的实践、着眼新的任务作出的一项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战略决策。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工程，“中国马克思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创建和发展“中国马克思学”是有效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开展的重要着力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马克思学”研究也必须纳入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范畴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与“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共同任务，就是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研究重点，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贯彻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教材建设中去，从而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进一步转化为系统的理论认识，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又大大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因而，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与“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结合，把这些规律性认识系统化、理论化，又将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总之，把“中国马克思学”研究与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统一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范畴内，能够使我们更加清楚地领悟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可以使我们更加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有利于还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引导人们用更加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二、必须符合整个中华民族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坚信“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它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和历史使命。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顺应时代潮流，紧扣时代脉搏，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中，“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创建“中国马克思学”的价值指针，“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坚定不移地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以维护中华民族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更好地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创建“中国马克思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大命题，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党的理论创新步伐不断加快的今天，具有重要意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在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解决好的两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大众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当代中国“大众”即最广大人民的实际需要。“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群众理解掌握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所掌握，才能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在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于关乎人民群众实际利益的问题能

否解决以及如何解决，是我们创建和发展“中国马克思学”的关键点和难点所在。因此，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方面要加强马克思学研究，从马克思的文本、思想、理论中找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源头活水，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另一方面，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广泛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宣传普及活动，深入研究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和根本利益，以解决“大众”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为突破口。

创建“中国马克思学”要为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寻找现实的道路。哲学问题总是源自于生活世界的现实问题，只有从最广大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实践中的利益出发，我们才能实事求是地发现和把握客观存在的问题，揭示问题的实质，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忘却人民群众这一价值维度，必将陷入被边缘化的境地。正如毛泽东所强调：“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因此，我们要以是否有利于整个中华民族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标准去判断和衡量“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理论的价值归根到底在于其满足和适应人民需要的程度，发展“中国马克思学”就要使马克思学真正融入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国马克思学”不能仅仅用玄妙、思辨的语言去构造抽象、神秘的哲学体系，也不能是学术交流中的自由清谈，它要求用人民群众懂得的语言把马克思学文本的抽象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具体智慧，使马克思学成为人民群众认识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有效思想武器，成为人民群众改造外部客观世界和自己主观世界的有效思想武器。在具体操作层面，就是要把“中国马克思学”研究成果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相结合，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通俗易懂的表现形式和入耳人脑的传播效果，使之真正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接受。

三、必须坚持实践标准，立足中国实际

邓小平指出：“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同样，开创“中国马克思学”，一个必不可少的理论前提就是要对马克思作出富有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解读，即要实现马克思与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马克思与我们所处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相结合。

创建“中国马克思学”是实践发展的要求。首先，西方马克思学研究提出的一些新问题，是我们以往研究中很少涉及或绝不会想到的。尽管我们不同意这些新奇的说法，但我们也无法对此进行透彻的批驳，这就促使中国学者必须作出深入研究，积极开展与西方马克思学家的对话。其次，苏联马克思学起起落落的曲折发展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我们要吸取马克思学研究僵化、教条化和简单化的教训，以实践为基础，科学对待马克思学的创建和发展。最后，从国内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意识形态、思想理论领域一直没有根本实现对苏联模式教科书理论体系的创新，新时代、新国情、新课题呼唤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重大创新，呼唤着新的解读模式。坚持实践标准，能有效避免对马克思文本解读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西方马克思学以学院化的学者为主体，标榜“中立”，运用文献学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法解读马克思，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解读模式，这种模式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界限。但由于解读者文化背景、政治背景、研究目的、使用方法等不尽相同，不可避免会影响到对文本解读的正确性。因此，西方马克思学常常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当中，而没能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探究它的真伪。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不在于它是纯粹的学院派哲学，不在于它具有纯粹的学术价值，而在于它是改造世界的哲学，在于它把哲学的主题从“解释世界”转向“改变世界”。因而，要发挥“中国马克思学”的价值，只靠从文本中找出多少与时代切合或适用的引语，那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坚持实践标准，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神。马克思指出：“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种社会现状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创建“中国马克思学”，不能局限于马克思文本，而应面对实际，突出实践性。马克思文本是历史的、既成的，但马克思主义应以实践作为检验其当代有效性的标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义务在实践中科学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神。因此，我们应该在吸收和借鉴“西方马克思学”、“苏联马克思学”研究一切有益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实际，从马克思文本解读中开掘出适合中国实际的思想资源，建构“中国马克思学”的话语系统。

当代中国的最大实际就是处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刻变革之中，这一深刻复杂的实践活动必然引发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问题。例如，苏联解体以后，我国出现了一股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不少学者甚至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将对中国产生进步的影响。对于这种附加在马克思名下的错误观点，我们必须予以澄清。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是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有力回击。“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必须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刻认识民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的反动本质，深刻认识到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指导思想、追求目标、依靠力量、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法等方面的区别，坚信民主社会主义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不存在相容性，中国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只有立足本国实际，以独立创新的理论勇气和自觉意识，既认真借鉴西方、苏联马克思学研究的有益成果，又不拘泥于它们的理论框架和解读模式，才能真正读懂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思想解读方面提出一系列具有创新意义的新观点、新思想、新方法，努力开创既富于时代精神又独具中国特色的新型马克思学，才能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和哲学基础。

四、必须深入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国马克思学”研究是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其目的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解决事关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重大问题。因此，创建“中国马克思学”必须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为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助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提供理论指导。

从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思想的渊源来看，创建“中国马克思学”必须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不断完善的过程。“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达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同时，人类社会又是从片面发展到全面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是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历史，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但马克思主义并不仅仅把社会发展看成经济的发展，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的同时，又强调政治、文化的反作用，强调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上述原理的继承和发展，这集中表现在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强调发展首先就是经济的发展，是生产力的发展。同时，科学发展观还强调社会的全面发展，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文本质和终极目的，是人类追求的最高理想。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自由发展，他们以现实的个体的人为出发点，明确指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中国现阶段的中国化及其内涵的生动体现，“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它深刻回答了“为谁发展、靠谁发展”的重大问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理论和群众史观。创建“中国马克思学”，必须以人为出发点，依托人的主体性，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把发展建立在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基础上，这样才能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

从学术研究与政治需要相结合来看，“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必须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中国马克思学”研究不能和西方马克思学研究一样标榜“价值中立”，超越意识形态界限，而应从正确的政治立场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阵地向西方靠拢，宣扬非主流意识形态，任意发挥马克思学。研究马克思学，不能把它当作纯粹的书院里的学术，而要把它看作是一门社会科学，当作是一种政治思想，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服务，为我国的政治实践服务。科学发展观明确回答了怎样发展，发展的内涵、要求等问题，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政治理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始终要坚持的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新的伟大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就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而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政治命题。面对这一命题，“中国马克思学”应全面把握和准确理解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内涵、重大意义，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构建三者之间的互动、辩证关系，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并从马克思文本解读中开掘出新的源头活水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这样，“中国马克思学”研究才能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联系中实现真正的理论自觉。

作者：沈其新　邓学源　张春晓

马克思人权理论研究论文 篇2：

ＭＥＧＡ研究的反思和展望

摘 要：近年来，针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模式的不足，以《回到马克思》为代表对MEGA的考证研究，试图发掘出“另一个马克思”，存在走向“MEGA拜物教”的倾向。这种基于MEGA新材料进行的“颠覆式”研究，无法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群的理解。为此，在肯定MEGA研究对于传统解释框架具有重要意义的同时，必须破除“文本价值的等级制度”，恢复《全集》研究的整体性，才能厘清MEGA研究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前提，保持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思想品格。

关键词：MEGA；马克思主义；文本；方法论

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兴起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热潮。在这股热潮中，与根据俄文版转译而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相比，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MarxEngels Gesamtausgabe，简称MEGA，旧称“国际版”，俗称“历史考证版”）以原始文字刊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全部著述，不会造成因翻译引起的理解问题，因此，该版本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青睐和推崇。

然而，这种推崇一旦超出了合理的限度，就会把MEGA神秘化、神圣化，甚至出现了“MEGA崇拜症”。按照某些研究者的想法，由于我们过去的研究并未全面占有MEGA新材料，所以得出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是不可靠的，只有“以马解马”（即以马克思的文本为依据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才是合法的。过去的解读模式无非是“以恩解马”（按照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文献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以苏解马”（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斯大林体系”哲学原理教科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以西解马”（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或对话）等等，统统都是非法的。而“以马解马”的文本依据，也不能是中文版、俄文版或德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只能是原文版的MEGA。据说，由于“最权威的历史考证版到现在为止只出了52余卷，完成量不及一再缩减的计划的一半”，而马克思“留下的数千页亲笔手稿、笔记和书信，众多藏书中的眉批、评注，正式稿和定型稿之外的准备稿、过程稿、修改稿和补充稿等等，相当部分还没有整理出来”，所以“从最基本的要求和层次上看，马克思研究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完整而可靠的文献基础”^［1］。按照这种逻辑，在114卷的MEGA出齐之前（乐观估计也要到2030年之后），根本谈不上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研究；而160多年来，几代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似乎不值一提了。难道只有MEGA才是检验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标准吗？这种“MEGA崇拜症”乃至“MEGA拜物教”观点无疑是荒唐的。

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和MEGA热的兴起

必须指出的是，自从有了MEGA，就有了对MEGA的文本考证研究。可是，“MEGA拜物教”却并非早已有之，而是相当晚近的“发明”。从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达维德·梁赞诺夫编辑的第1个MEGA（1924～1931），到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和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编辑的第2个MEGA（1972～1990），再到今天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编辑的MEGA（说是把第2个MEGA编完，但由于1993年通过了新的编辑方针，1998年又改换了出版机构，这实际上是第3个MEGA），原文版的《全集》的确经历了太多的波折。但是，“MEGA拜物教”的源头却只能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

198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终于出齐了50卷。但是，这部《全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可克服的、甚至是不可原谅的缺陷和错误。由于它是从俄文版转译的，译文质量未免要打折扣，体例上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由39卷正卷和11卷补卷构成，给读者查阅造成了很多不便，各卷的卷首说明和卷末资料也参差不齐。因此，《全集》中文第1版难以适应更深入系统学习和研究的需要。1986年7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编译局决定以正在出版中的MEGA为基础，并参照英文版和俄文版，正式启动《全集》中文第2版的编译工作。1995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率先出版，到2006年底，《全集》中文第2版已经出版了17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的出版，促进了国内学者对经典著作和有关理论问题的研究。例如，《全集》中文第1版中的“社会经济形态”（der ekonomische Gesellschaftsformation）在第2版中改译为“经济的社会形态”，一些学者注意到这个变化，并由此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可见，对原文本的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的增长点。有学者对《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有关共产主义是要“消灭”（Aufhebung）私有制的译法提出质疑，认为应当译为“扬弃”私有制(注：参见高放：《从〈共产党宣言〉的一处误译看资本主义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5期；董辅礽：《消灭私有制还是扬弃私有制？——评于光远同志对社会所有制和私有制的论述》，《经济导刊》2002年第2期。)。为此，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顾锦屏研究员撰文进行了澄清(注：参见顾锦屏：《私有制——消灭？废除？扬弃？——关于马列著作译文方面的争论》，上海《社会科学报》2003年1月9日；顾锦屏：《〈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消灭私有制”的译法是正确的》，《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3期。)

。无独有偶，俞吾金对《共产党宣言》中“两个决裂”的翻译特别是对“传统”（üeberlieferterb）一词的译法提出批评，认为应当译成“流传下来的”，认为这一翻译“错误”是造成文化虚无主义的根源^［2］。这引起了其他学者的反批评

(注：参见施德福：《如何理解〈共产党宣言〉中关于“两个决裂”的论断》，《光明日报》2001年8月7日；宋书声、杨金海、蒋仁祥：《关于〈共产党宣言〉中“两个决裂”论断的翻译和理解——与俞吾金同志商榷》，《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年第5期。)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诸如把“Eigentum”译为“所有制”、“所有权”还是“财产”，把“Verhaeltnis”译为“制度”、“状况”还是“关系”，把“Idealismus”译为“理想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把“Ausgang”译为“终结”还是“出路（口）”，把“Bürgerliche Recht”译为“资产阶级权利”还是“公民权利”等。无论如何，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典著作中的一些重要概念，不仅要研究中文文本，还要认真研究原文文本，逐渐成为学界的通识。

二、《回到马克思》：“MEGA拜物教”的滥觞和“另一个马克思”的传说

对原文文本的重视，充其量只能形成MEGA研究热，还不足以导致MEGA拜物教。我认为，在MEGA拜物教的产生过程中，张一兵教授的《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是一个“里程碑”。这部著作宣称是中国学界第一部以MEGA2的最新资料为基础解读马克思思想的成果，但在客观上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实行了一种文本价值的等级制度，导致了MEGA研究走向了“拜物教”化的误区。

（1）马克思的文本价值高于恩格斯的文本。该书依据MEGA的新资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进行了文本学解读，但是实际解读的结果却是，MEG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变成了MGA（马克思全集）。除了个别例外（如青年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恩格斯的著作几乎没有进入解读的视野。而在解读《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部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完成的著作时，作者也总是口口声声“马克思如何想”，好像另一作者恩格斯根本就不存在！这是《回到马克思》一书未曾明言的前提。否则，书名就应该是《回到马克思恩格斯》了。

（2）马克思生前未公开出版的文本价值高于公开出版了的文本。《回到马克思》一书提出了文本的三种类型划分，马克思生前公开出版的文本被列入“文本1”，而马克思写的书信和手稿分别列为“文本2”和“文本3”。不可否认，以前的研究对“文本1”更为重视，对“文本2”和“文本3”则重视不足，甚至根本没有关注。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文本2”和“文本3”的价值高于“文本1”的理由。该书在纠正传统研究中的这一偏颇时，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似乎只有在马克思生前未公开出版的著作中呈现出来的才是真正的马克思，相对而言，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引为文本依据的公开著作则价值较低。于是，《共产党宣言》的价值似乎还比不上《马克思致安年柯夫》的信！即使考虑到“经济学语境”的所谓“专业遮幅性”，《回到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和《资本论》第2卷、第3卷等文献几乎一字未提，结果，马克思一生的“三个理论高峰”全部体现为了未公开出版的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年～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是很难想像的事情。

（3）在马克思所有文本中，摘录笔记的价值是最高的。似乎马克思思想的真正起源就是《克罗茨纳赫笔记》（［K］，1843年夏）、《巴黎笔记》（［P］，1843年10月～1844年1月）、《布鲁塞尔笔记》（［B］，1845年～1847年）、《曼彻斯特笔记》（［M］，1845年）、《伦敦笔记》（［L］，1850年～1853年）。相比之下，利用这些摘录笔记做出的研究（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雇佣劳动和资本》和《资本论》等）价值反而较低。

（4）未翻译成中文的原文文本价值高于已翻译的中文文献。由于上述方法论前提的设定，造成了一种轻视乃至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推崇原文版MEGA的倾向。究其原因，马克思文本中价值最高的部分（［K］、［P］、［B］、［M］、［L］）还基本上没有被翻译过来！虽然《回到马克思》的大量解读仍是以中文版《全集》为依据，但这和方法论上的“重原文、轻中文”并不矛盾。因为中央编译局对MEGA的研究，已经将许多原文文本的介绍翻译为中文资料。不难看出，《回到马克思》以“基于MEGA2”资料为荣，这样就埋下了“MEGA拜物教”的种子。

除此之外，《回到马克思》还有两个暗含的方法论前提，也是值得注意的：

（5）马克思前期和中期的文本价值高于后期的文本。《回到马克思》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到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就结束了，《法兰西内战》（1871）、《哥达纲领批判》（1875）等晚年的著作、笔记（如《历史学笔记》和《人类学笔记》）、书信未曾涉及。

（6）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文本价值高于他对现实政治、阶级斗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述。《回到马克思》选择了经济学语境作为解读马克思的参照系，这样一来，《共产党宣言》（1848）、《1848年~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及马克思关于第一国际的诸多文献就被打入了另册。虽然作者说，不宜过分界划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但是，三个组成部分变成了两个组成部分，无疑是极为不妥的。这是对“不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就不理解马克思哲学”论断的片面理解。

综上所述，在《回到马克思》的方法论前提中隐藏着一种危险：似乎在马克思生前未公开发表的、未翻译成中文的经济学研究笔记中，隐藏着一个与现在“已知的马克思”截然不同的另一个“未知的马克思”。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的谬误就在于，没有看到和利用这些MEGA新材料。一旦找出这个神秘的“未知的马克思”，便能一举颠覆传统哲学解释框架了。而这个神秘的马克思不在别的地方，就在未知的MEGA新材料

(注：广义上的“MEGA新材料”包括两类：一是MEGA提供的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原文文本，如定稿已译成中文的文本的过程稿、MEGA中首次公开发表的手稿和笔记、还有MEGA第三部分附录中收录的别人写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件等；二是MEGA研究的各种相关资料，首先是MEGA各卷前的长篇导言，其次是前苏联、东欧（主要是前民主德国）学者在MEGA编辑出版过程中撰写的研究著作，许多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年鉴》（1978~1991年）中，最后是近年来MEGA编辑团队的各种论文和研讨会资料，如特里尔马克思故居研究所编《马克思故居丛书》第1～50卷、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编辑的《MEGA研究》杂志和2003年后恢复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年鉴》。中央编译局已经将上述MEGA资料中的相当一部分译为中文，刊登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马列主义研究资料》、《马列著作编译资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等刊物上。北京大学王东教授编写的《马克思学新奠基》一书也对MEGA资料的搜集有不少贡献。)

里面！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是“回到马克思”，而“回到马克思”就是“回到MEGA”，“回到MEGA”就是到MEGA新材料里把传说中的那个“未知的马克思”找出来。这一连串的等号，最终得到的是（隐性的）“MEGA拜物教”。

我认为，对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的这种判决既太重又太轻。说它太重，是因为判决某种解释框架的非法性，并不能以没有看到某些资料为充分根据；说它太轻，是因为即使MEGA的新材料被传统的哲学阐释者们看到了（事实也的确如此），也不会对这种解释框架产生根本性的触动。这便是《回到马克思》被人诟病为“原教旨主义”的原因。不幸的是，即使在《回到马克思》的批判者那里，这种MEGA拜物教的苗头不仅没有得到纠正，反而愈演愈烈了。

三、文本研究的方法论清理和MEGA拜物教

进入21世纪后，国内学界对MEGA的研究日益重视。首先，对MEGA版的介绍越来越多

(注：参见［德］艾克·考普夫、魏小萍：《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始文本的研读与探讨》，《哲学动态》2003年第3期；聂锦芳：《马克思全集有独立价值的五种版本》，上海《社会科学报》2004年8月5日。)

，其次，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的版本进行了梳理和研究

(注：参见王东等：《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当代阐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杨金海、胡永钦：《〈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和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杂志1998年“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特刊。)

，再次，中央编译局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是中央编译局出版的内部理论刊物，1996年创刊。该刊主要刊登有关马、恩、列、斯研究以及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有价值的学术文章和文献资料。辟有“新文献”、“理论探讨”、“历史事件”、“传记回忆”、“信息与动态”、“译校札记”、“书评与书讯”等栏目。)刊物翻译和介绍了许多MEGA新资料^［3］。

MEGA研究的热潮是以“文本研究”的面貌出现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聂锦芳及其专著《清理与超越——马克思文本研究的意旨、基础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聂锦芳认为，文本研究“不仅仅只是满足于关注那些对马克思思想当代影响的总体评价，更重要的是紧密跟踪西方学界在具体文本、问题的探讨中所做过的工作及其最新进展，特别是马克思著作最权威的历史考证版（即MEGA2）新的编辑、研究状况”^［4］。这样看来，在一定意义上，《全集》的“文本研究”成了“MEGA研究”的代名词。

聂锦芳批判《回到马克思》一书虽然号称利用了MEGA新材料，但是利用的资料在全面性上相当欠缺。他主张对马克思的文本研究进行总体性的“筹划”和“设计”。首先是“清理文本研究的学术基础与方法论省思”，认为这些属于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前提性工作。其次是“文本的个案研究和微观透视，即在从宏观上把握马克思的文本世界的基础上，从中选取那些最能表征马克思思想特质、内涵以及发展历程的重要著述进行新的解读，对其产生背景、写作过程、版本渊流、文体结构、内容与思想、研究历史与最新动态以及现实价值与意义等多个方面进行详实的梳理、考证、分析和阐发”。最后是“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概括和评价”^［5］。不难看出，在文本研究的总体设计中，找出“另一个马克思”（“重新概括和评价马克思”）是最终的旨归。由此，找到“另一个马克思”，就需要“完整的文本研究包括前后相续、层层累积而又相互支持和融通的三个步骤、三个环节，即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而“版本考证深入和准确的程度与对作者思想把握和理解的客观程度是成正比的”^［4］，从而“文本研究中最见功夫的是版本考证，最具突破性意义的是依据新材料所做的新的思想阐释”^［6］。

不言而喻，这种文本研究的思路就是“MEGA拜物教”的思路。正是这种MEGA拜物教导致了不停寻找“MEGA新材料”（即紧密跟踪西方学界对MEGA的编辑、研究情况）的永恒冲动，而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的主要方向应该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事实上，“稍有哲学史常识，我们便会发现……从苏格拉底到黑格尔，究竟几个人的突破是建立在新材料的基础上呢？特别是马克思……他正是利用了大多数人都能够得到的经验资料，但他的突破恰恰在于洞悉了大多数人熟视无睹的事实。可以说，正是面对大家都熟悉的事实，读出别人读不出来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功夫”^［7］。因此，回到文本学上来，“MEGA新材料”只是帮助我们研究经典文本的资料，切不可喧宾夺主，以对“MEGA新材料”的研究替代对经典文本的研究。如果把“依据新材料所做的新的思想阐释”作为突破的标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将永远走在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的末尾，因为我们对新材料的掌握永远在国外学者的后面！

这里，即使对于所谓“MEGA新材料”，不同的研究者仍然可以做出各种不同的解释。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可以一如既往地“原理反注文本”（就像《1844年手稿》刚刚发表时那样），而试图颠覆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的研究者可以“反原理注文本”。因为“MEGA拜物教”的研究路径希望能在MEGA中找到“另一个马克思”，所以，总是倾向于用不同于原理的方式理解文本。可见，是否利用了MEGA新材料，不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关键所在。

四、MEGA研究的方法论元批评：保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思想品格

我认为，应当利用MEGA资料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哲学原理的研究，而不是仅仅对MEGA新材料本身进行专门的“颠覆式”研究。这包含两层含义：

一方面，MEGA研究是为了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而不是为了颠覆传统解释框架。事实上，一百六十多年来（特别是MEGA问世以来的八十多年）众多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前赴后继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解，基本上是准确的，而MEGA中并不存在一个与现行理解完全不同乃至相反的“另一个马克思”。

另一方面，MEGA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资料准备，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全部对象，更不是检验研究质量的唯一标准。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多大错误，而在于把形成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解模式“教条化”、“神圣化”。如果为了颠覆这样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读框架，就反其道而行之，把MEGA神圣化、教条化，这无疑是相当可悲的。在实际研究中，一定要注意利用MEGA资料进行各种专题研究，而不能把MEGA本身当作全部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研究对象。否则，马克思主义研究就会陷入尚未告别“斯大林体系教科书的《旧约》”、却迎来了“MEGA《新约》”的尴尬境地。

当然，MEGA研究对于突破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有助于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然而，要真正超越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必须破除“文本价值的等级制度”（这是“MEGA拜物教”之根源），恢复《全集》研究的整体性。

第一，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各种文本视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这不仅意味着要摆脱“重马轻恩”或“马是马、恩是恩”的研究路径，也意味着打破过去“三分法”的研究模式，即只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而忽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性的综合研究。由此，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不仅要从经济学语境中观察哲学话语的转换，更要在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双重语境中考察哲学话语的转换，以及在哲学语境中考察经济学话语和社会主义话语的转换。

也就是就，以系统联动的方法推进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深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问题域，才能突破传统研究模式，实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体效应，否则，只专注于MEGA的新材料，只会囿于个别论断的考证，甚至陷于伪命题之中难以自拔。

第二，将MEGA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的相关研究结合起来。不能把MEGA资料作为单独的、自足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而应该和其他专题性研究结合起来。比如，利用MEGA新资料，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思想，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基本观点，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及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丰富与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思想等等。只有这样的研究才是摆脱了“MEGA拜物教”束缚的研究，才是有前途的文本研究。

第三，将已有中译文的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和MEGA新材料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不至于糟糕到要对其翻译质量投“不信任票”甚至“一票否决”的程度。换言之，完全撇开已有的中译文本，另起炉灶，一切研究都从MEGA原文本出发，是不明智的做法，也将会事倍功半。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利用MEGA新材料，深化我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本（都是已有中译文的文本）的研究。

第四，将文本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的整体研究结合起来。文本研究要有整体性，就必须摆脱零打碎敲的局面，超越词汇水平上的概念之争，超越仅仅围绕某几个经典文本进行研究的状况。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不要把眼光只停留于某些术语的翻译和理解上，也不要停留于某个文本的版本考证上，而是要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语境和逻辑线索。因此，文本研究的整体性并不完全等于文本研究对象的全面性。正如打破文本价值的等级制度，并不代表MEGA中的所有文本都是等价的一样。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构成的核心文本群，应当是研究的重点。

五、余 论

MEGA研究说到底是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谓“方法论元批评”最终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究竟是为了什么？

从诞生的第一天起，马克思主义就是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关怀，是它鲜明的特点，也是其思想品格的保证。任何“为学术而学术”、将马克思主义“经院哲学化”的做法，都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不可否认，在历史上包括中国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曾因为泛政治化而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然而，当马克思主义研究脱离了“泛政治化”的误区后，却不应滑入“去政治化”的陷阱。实际上，从第2个MEGA到现在正在编辑的第3个MEGA，恰恰经历了一种“去政治化”的过程。如果我们不去辨析其中的质的区别，就会跟着MEGA编辑出版工作中的“去政治化”走向“纯学术研究”的“仙境”。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区别于其他思想理论研究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现实关怀。有没有这样的现实关怀，是比利用MEGA新资料与否、占有MEGA资料是否全面等问题更要紧的事！否则，马克思主义研究就会蜕变为自娱自乐的学术消遣，MEGA研究则沦为学术名利场上仅供出人头地的屠龙之术。

在当今的中国和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最大的现实关怀首先是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及其关系（包括过渡方式）的认识。思考社会主义与民主政治（尤其是被误译为所谓“资产阶级法权”的“公民权利”）的关系，思考马克思主义与自然法（即“天赋人权”）的关系(注：参见［德］恩斯特·布洛赫：《自然法和人的尊严》一书。)，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斗争中占得先机的必要前提，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可推卸的时代责任。

参考文献：

［1］聂锦芳．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基础清理与方法论省思［N］．光明日报，20050419．

［2］俞吾金．从《共产党宣言》的一段译文看马克思如何看待传统［N］．光明日报，20001024．

［3］杨金海．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现状和未来［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3）．

［4］聂锦芳．近年来国内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回顾与省思［J］．中国哲学年鉴，2008.

［5］聂锦芳．确立对学术的敬畏与尊重——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的转变［J］．天津社会科学，2005，（5）．

［6］聂锦芳．目前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史论关系问题省思［J］．哲学动态，2002，（9）．

［7］胡大平．也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法与学术规范——与聂锦芳商榷［J］．哲学动态，2003，（2）．

责任编辑：李 放

作者：夏　凡

马克思人权理论研究论文 篇3：

抵御新自由主义侵蚀的有力武器

【摘要】在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席卷国家和民族的时代背景下，以自由观输出为前锋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越来越隐蔽化、全面化、精细化、尖锐化，所导致的社会结果也越来越严重。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渗透，必须充分认识到坚持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重要现实意义，加强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理论研究和社会传播，用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武装人民群众，自觉抵御新自由主义的渗透与侵蚀。

【关键词】自由 新自由主义 马克思主义自由观

自由是作为自然人和社会人的本质追求，是智慧的本源，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原生动力，是现代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对自由的不同界定，形成不同的自由观。自由观的异同导致价值体系的认同和异化，成为影响国家之间、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和谐相处抑或矛盾冲突的重要因素。自由本身所天生具有的人类的本能性，使自由观成为价值体系中最容易异化与质变的诱导性因素，正是因为这种特性，“自由”成为不同价值体系的意识形态阵营进行价值观传播、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工具。在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席卷国家和民族的时代背景下，只有加强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理论研究和社会传播，用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武装人民群众，才能自觉抵御新自由主义的渗透与侵蚀。

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是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科学体系

坚持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指导地位，就要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科学内涵。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是在批判资本主义自由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在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产生以前，以黑格尔和康德为代表的抽象的自由观和理想的自由观处于社会意识领域的主导地位，抽象的自由观和理想的自由观虽然阐述了自由的涵义，表达了自由的意向，却因为其对自由的阐述脱离了对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辩证的分析，而缺乏实际指导意义，只成为处于统治地位的少数资产阶级服务的工具。马克思首先从哲学层面界定了自由的涵义。马克思指出，自由是人的本质，“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①，是依存于客观的实际存在。马克思对自由的人的本质属性的界定，深刻揭示了自由的普适性，自由是所有人的自由，是所有人的天然权利，任何以牺牲他人自由来实现自己自由扩大化的行为，都是违反了人类的基本道德遵循。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开拓者、创建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就此停止对自由属性的探索，而是进一步指出，自由只有在认识客观的基础上，能动的反映客观、改造客观，才能有最大限度的发挥，离开对客观的改造的自由必然是虚假的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赋予了自由以劳动的内涵，将自由的客观性与实践性辩证地统一起来，认为自由自觉的劳动是生命价值的根本体现，也即真正的自由，必然首先是生存的自由，并遵循生存自由、劳动的自由、发展的自由这一轨迹而不断进行内涵与外延的拓展。正是从这一理论出发，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劳动异化对人的自由的扼杀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进而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类自由限度扩延，放到人类社会发展史中进行考察，提出了自由的社会性，从而为人类如何才能真正实现自由找到了科学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类要想獲得自由，就必须使自己融入社会中去，成为社会的人，并联合起来作为生产者，共同调节自身和自然的物质交换关系。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正是因为自由的社会性，作为社会个体的每个人必然在价值交换中处于不同地位，从而其自由就体现为差异性，不同社会群体有着不同的自由分享，是绝对自由和相对自由的辩证统一，这就是自由的階级性。马克思在对社会发展史进行充分论证后指出：消灭一切差异化的自由，能够实现，并且只能实现于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制度中，“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到那时，人才有可能是自由的人。自由的人的本质属性，自由的客观性与实践性，自由的社会性、历史性、阶级性，几者有机联系，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理论科学体系。

用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武装人民群众，自觉抵御新自由主义的渗透与侵蚀

坚持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指导地位，就要以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武装头脑，自觉抵制新自由主义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侵蚀与危害。新自由主义产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大萧条的滥觞。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抽象化和理想化的纯粹的个人主义，以脱离社会历史的发展视角来审视自由价值，在价值观上主张个人的绝对自由，并由此扩延到政治、经济、国际领域，反对公有制，鼓吹资产私有化和经济的极端自由化，在国际战略上谋求建立国际垄断新秩序。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是新殖民主义者在全世界进行经济侵略和政治渗透的工具，是发达国家的竞争战略和西方大国推行国家霸权主义、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新自由主义有着天生的理论缺陷、矛盾性与双重标准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输出的客观需要，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推广、传播，成为国际垄断资本实现全球扩张的先导。新自由主义往往通过高擎自由、民主、人权的大旗，大力宣扬极端个人主义，美化资本主义制度价值观念和发展模式，妖魔化共产主义制度和与自己不一致的其他国家的国家制度，通过文化交流和教育培训以及媒介传播的霸权，影响其他国家的舆论导向，并以人权、自由为借口粗暴干涉他国内政，诱发价值输入国家和社会思想混乱，从而帮助国际垄断资本攫取更多利益。新自由主义的泛滥对许多国家都造成了严重危害。因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的危害性，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自由观，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深刻揭露与批判，抵制其任何形式的渗透，从而杜绝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严重冲击，确保社会价值的统一性，确保社会和谐，确保改革开放进程的顺利推进。

加强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理论研究和社会传播

坚持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指导地位，就要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理论研究和社会传播，为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大众化、社会化提供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之所以是一个科学理论体系，是因为它不是终极命题，而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理论体系，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加强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理论研究，基础点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文本研究，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理论体系的系统化；重点是将其理论原则与当前世界发展实际相结合、与中国文化特质与发展需求相结合，进一步丰富其理论内涵，不断拓展其理论外延；关键点是加强大众化研究，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成为全民的价值核心；根本点是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通过人才队伍的素质提升，不断提升理论研究的质量与水平。

要切实制定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理论传播的战略规划，有组织、有系统地加强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理论传播。要坚决反对教育与政治脱钩的错误思想和言论，强化校园传播，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现代教育教材体系中的更新应用。要善于将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传播与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相结合，使理论传播在润物细无声中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遵循。要找准传播载体，不断创新传统媒体传播方式，积极研究新媒体传播策略，扩大理论传播的方式与路径。要敢于加强传播渠道监管，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言论传播能够及时制止和惩戒，引导传播渠道自觉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要积极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理论的国际化，增强国际价值认同，从而营造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

（作者单位均为中央民族大学）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研究”（项目编号：16BKS087）研究成果】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年，第16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

责编/孙娜 美编/杨玲玲

作者：李建嵘　孙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