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研究论文

2022-04-29

[摘要]马克思的人类解放作为理想，既来源于现实又超越现实，是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在理论研究中非常有必要挖掘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关于人类解放之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区分，特别是要注重挖掘其现实性层面的理论，构建现实性的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体素。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研究论文篇1：

浅析《论犹太人问题》中的人类解放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摘要：《论犹太人问题》是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马克思通过揭开宗教与政治的外衣，将人置于国家、社会中进行考察，找到了废除私有制、消灭雇佣劳动和阶级以实现人的解放的途径，从而形成了人类解放理论。其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它对于消解人的异化、实现社会和谐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引领与推进作用，对于当前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具有借鉴性的意义。

关键词：《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人类解放;当代价值

《论犹太人问题》作为马克思对鲍威尔所著的《犹太人问题》以及《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两本著作的评论，探讨了鲍威尔所提出的犹太人问题的实质及解决措施，将鲍威尔提出的宗教解放一步步延伸到人类解放的高度。马克思认为，只有人类解放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解放，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才能真正消灭私有财产，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一、犹太人问题形成的历史与实质

综观欧洲历史，犹太民族一直作为少数民族族群而存在，长期遭受各国反犹主义的压制与迫害，因而犹太人在国际上长期处于不利地位。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犹太教逐渐成为维系犹太人民族认同感的关键。

在欧洲启蒙时期，犹太人曾经发起过一次“犹太启蒙运动”，先进的犹太人开始主动消除自己与其他民族之间的隔阂，尝试学习其他欧洲民族的先进文化。这一运动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791年，法国发起了一场解放犹太人的运动，成为欧洲第一个为犹太人制定平等法律权利的国家。拿破仑在军事上的胜利使得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在欧洲大范围传播。然而他在德国统治的失败导致德国犹太人重新面临新的困境，犹太人的基本权利被剥夺。

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德国犹太人的地位发生了全新的变化。这一时期犹太人虽然在政治上仍然处于无权的状态，但他们在经济领域的天赋使得当时的德国贵族感到不安。在1816到1871年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虽然信奉犹太教的犹太群体在德国人口的比例仅仅上升了零点一个百分点，但是他们的社会结构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帝国时期，犹太人除了少数极富有家庭之外，绝大多数属于赤贫人口，到了1871年大多数则变成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由于在几百年里一直被禁止参与到农业和手工业中，犹太人宁愿维持自己的商人、银行家等传统职业，利用这一时期工业的快速增长来赚取利润。

在这一背景之下，德国的犹太人已经可以通过金钱获得一定的政治权力，国家也十分依赖这些犹太富人，因而在这一时期，犹太人的状况虽然在法律层面并无任何改善，但事实上享受着许多的特权。经过考察之后，鲍威尔看到了这一事实，因而他在《犹太人问题》中提到，犹太人的财力决定着整个国家的命运，总的来说，犹太人问题的实质在于他们政治上无权与利己主义在他们当中的普遍存在。

二、《论犹太人问题》中关于人类解放的观点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于鲍威尔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与借鉴，深刻探讨了鲍威尔提到的宗教解放的问题，并将其拓展至政治解放以及人的解放领域，为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全新的角度。

（一）宗教解放

鲍威尔在其著作《犹太人问题》中提到，对于当时的德国人来说，获得解放可以说是各民族的共识，犹太人的目标即犹太民族的解放在他看来是一种“利己主义”的表现。他通过对犹太教以及基督教的宗教意识进行阐述，认为基督教虽然脱胎于犹太教，但它已突破了犹太教的限制，不需要再受限于外部的戒律，开始寻求自己的内在信仰，此时的基督教已经具有了普遍性的特征。随后鲍威尔提出了犹太人问题存在的最顽固的形式是“宗教对立”，即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对立，他认为应该把犹太教与基督教看作是人类精神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这样就会抛弃宗教的自我意识，犹太教和基督教也就会成为“批判的、科学的、人的关系”，那么宗教对立的问题就会转化成科学的问题，此时采用科学的方法就可以顺利解决它。

马克思在研究了鲍威尔的观点后认为，鲍威尔存在将犹太人在德国遇到的特殊问题普遍化的倾向，犹太人在德国所面临的问题是以德国当时的特殊情况为转移的，虽然说在当时的欧洲犹太人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将犹太人在德国面临的问题普遍化。即只有在德国，犹太人问题才表现为政治问题，而在其他国家并未发现这种现象，因而要解决犹太人的问题还需探讨其在政治层面的原因，但鲍威尔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将政治问题简单化为宗教问题，他只看到了在基督教国家存在的犹太人问题，而没有脱离这一因素探讨普遍存在的犹太人问题的原因。

（二）政治解放

在马克思看来，要解决犹太人问题必须将其转化为普遍性问题，因此他对德国、法国以及美国犹太人的生存境况与政治权利进行了研究，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探讨了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措施。

首先，马克思对宗教产生的历史根源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要了解宗教的根源就必须到国家的本质中去找寻，宗教并不是现实社会狭隘性产生的原因，而是它的表现形式。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人们对现实苦难的一种歪曲的反映，如果将宗教问题与现实社会问题联系起来，那么“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来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因而从这一角度来说，犹太人问题与其说是一种宗教问题，不如说是一种政治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从政治的角度入手，实现政治解放。

其次，马克思从实践的角度出发，对德国、法国、美国存在的犹太人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得出结论：在德国，犹太人问题仅仅是一个神学问题，在法国，犹太人问题更多表现为“政治解放不彻底的问题”，而在美国，犹太人问题则成为真正的世俗问题。马克思认为三者存在如此大區别的原因在于三者政治解放形式的不相同，德国没有进行过政治解放，法国政治解放不彻底，美国则进行了相对来说较为彻底的政治解放，因而在马克思看来，犹太人问题更多表现为一种政治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政治解放对其进行解决。

最后，马克思得出结论：当国家真正作为一个国家存在而不受制于宗教时，国家的解放、人民的解放才会实现，因而要在德国实现犹太人的解放就必须把德国从基督教的控制中解放出来，使国家真正为维护自身而存在，到这个时候信教与否就会成为一个世俗问题，公民就有了信教与不信教的自由了。在这个意义上犹太人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三）人类解放

马克思在论述政治解放的过程中提出，经过政治解放进入到现代文明之后，人类逐渐从封建王朝以及专制制度中解脱出来，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人类也从市民转化为公民，获得了自由、平等等权利，但在这个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共和国”。也就是说即使国家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但人也可能不是一个自然人，究其本质是因为人类存在着“二重化”的问题;与此同时社会上仍然存在着“政治异化”的问题。

一方面，即使实现了政治解放，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层面上消除了等级差异，但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着诸多差异，不平等的问题仍然存在，在这个层面上的自由、平等都只是空中楼阁，人类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另一方面，政治解放并不意味着个人的解放，“利己主义”在人类社会中仍然普遍存在，在这一背景下形成了对于金钱的盲目崇拜，犹太人的信仰逐渐由神转化为金钱，人类的利己主义又使得金钱成为整个现代社会的神，消解了现代社会对于自由、平等等美好品质的追求，人类一切的追求都逐渐向金钱靠拢，人逐渐成为金钱的奴隶，因而政治解放并没有真正实现人类的解放。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只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一种手段，它不可能作为人类解放的最终实现形式存在，要彻底实现人类的解放还需要经由彻底的“人类解放”才能完成。

马克思认为，所谓的“人类解放”最终仍然要靠人类来完成，他提出：“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是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也就是说人类解放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摆脱个人对于金钱的崇拜与追逐，摆脱一切可能的压迫，使人的一切选择都是为了全人类的幸福，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彻底实现解放，犹太人的问题也就能彻底得到解决。

总而言之，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批判了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以及宗教解放的观点，将宗教解放发展为政治解放，认为要真正解决犹太人的问题，实现犹太人的民族解放就必须从政治角度出发;与此同时，他还对政治解放进行了批判性的阐述，认为政治解放只能从表面上解决犹太人问题，要使犹太人问题真正得到解决还需要将其扩展到人类解放的高度上来，也只有从人类解放的高度上才能真正解决犹太人问题。

三、《论犹太人问题》中人类解放思想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出版至今已经经历了百余年的时间，在书中，他透过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分析了犹太人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及解决思路，虽然他的人类解放的理论尚有不足之处，但是直到今天该理论仍然具有较强的研究价值。

（一）坚持并发展人类解放思想，消解人的异化

马克思在其代表作之一《论犹太人问题》中提到，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市民社会到公民社会的发展演变，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摆脱人类固有的“双重性”的问题，解除“利己主义”的桎梏。在市民社会中，由于利己主义的束缚，人类无法享受到真正的自由。尤其是现代人虽然从表面上看摆脱了资本的束缚，但对于“物的依赖性”的大大增强反而使得人类受到了更为隐蔽且强大的异化，资本控制人类的方式更为隐蔽，人们无时无刻不处在资本的监控之下。在当前社会中，我们仍需关注资本主义对于我国公民基本生活的侵蚀，摆脱金钱至上等错误观念，将人的解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题中之义，致力于实现人类社会的真正自由与平等，将自己的幸福与全人类的幸福联系在一起，只有这样才可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消解公民的异化。

（二）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实现社会和谐

马克思所提出的人类解放的目标在于：“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条件”，因而，要实现人的解放就必须以人为本，尊重个人的基本权利。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解放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得个人的价值有了越来越多的展示空间，政治与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个人的作用，个人的幸福指数已成为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在这一背景之下，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我国对于个人的重视程度也直线上升。这种以人为本的观念对于实现人类解放、促进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意义重大。

（三）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实现人类解放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提出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人类自由发展的前提，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相契合。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经历了数万年的时间，科技的迅速发展使得单打独斗早已不适合当今社会的发展，全球化的加速更是提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契机，因而可以说人类解放是自由的联合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连接点。就当前世界发展形势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任重而道远，过去也不乏这方面的尝试，但大多发展较为缓慢，我国要在全球化的发展中占据主动，就必须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坚持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初心与使命，为实现人类的全面解放而奋斗。

四、结语

《论犹太人问题》作为马克思早期的著作之一，旗帜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对于人类解放的观点，在当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它对于人的异化、政治解放的思想到今天依然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自由的联合体”的观点对于我们今天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也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今天的创新发展提供了范本，对于当前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具有借鉴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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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敏（1995—），女，汉族，山西运城人，单位为新疆大学，研究方向为民族学。

（责任编辑：马双）

作者：王敏

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研究论文篇2：

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理想性与现实性

[摘要]马克思的人类解放作为理想，既来源于现实又超越现实，是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在理论研究中非常有必要挖掘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关于人类解放之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区分，特别是要注重挖掘其现实性层面的理论，构建现实性的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体素。当代中国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研究必须实现从理想性维度到现实性维度的转变，即从马克思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理想性到依据现实生活的现实性的转变。

[关键词]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理想性现实性

一、误解：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理想性与现实性之混同

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作为理想，既来源于现实又超越于现实，是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因此，只有对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中所包含的理想性与现实性之关系进行辩证地理解，才能使人类解放问题得到完整的说明。然而，一直以来，人们把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理论当成是一种终极性的追求，甚至是一种乌托邦，而忽视了其现实性维度；或者是将理想性与现实性两个向度混同起来，而未能作出很好的区分。

追溯哲学史，我们看到对理想性与现实性的混同，实非偶然。在对哲学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讨论中，就有“思维与存在同一”的观点。柏拉图的“理念论”的阐释中，就有思维与存在混同的倾向，这一传统在后来启蒙哲人尤其是欧洲大陆唯理论哲人那里得到继承，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更是集中体现了这种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思维与存在的混同认知成为理想性与现实性混同的方法论预设。

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主张两者的异质性与非绝对同一性。马克思立足于现实的人，直接批判了黑格尔哲学的核心命题——思维与存在的绝对同一性。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以否弃思维与存在的唯心主义的统一，强调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为特征。正是从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出发，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深入研究，提出了劳动异化论，并深化了人类解放的理论。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唯物主义的回答规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质，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柏拉图哲学传统的离弃。这种对哲学本体论的认识观，奠定了人类解放理论理想性与现实性区分的基础与思维前提。

然而，由于对唯物史观的误解，导致了对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之理想性与现实性的混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一定程度上总是被等同于历史主义，或者只是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观的颠倒。基于此，有人错误地认为，只要世界历史在一维性的时间中不断地进步发展，那么人类解放的理想性与现实性就能够呈现出如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统合思维与存在般的绝对同一性，这就混同了理想性与现实性。由此，人类解放的终极理想的实现被呈现为一个物质生产的历史过程，尤其是就此而得出物质的极大丰富性是人性提升的充分必要条件的错误性理解。其实，只有正确理解马克思所论述的人类的两种劳动：强制劳动与自主劳动。我们才能把握住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即对人类而言，一方面，自然存在的欠缺——比如人的饥饿、愁苦、生活条件的恶劣——是促成人类第一种劳动的动力，这是由外在的需要和目的规定了的劳动必然性，其对人类而言是一种不愉快、不自由而又无可逃避的事情，因此是一种强制性的劳动；而另一方面，在强制的劳动终止的地方(即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才开始的另一种劳动，是一种人类第一需要与自由创造，也是人的世界和人与人的关系回复自身的体现，因此是一种人类的自主性劳动，是一个人类能力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领域，只有在这个领域，人类自身的完善才能得到最终的实现。由此可见，物质生产资料的极大丰富性只是人性、人类自身完善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自主性的劳动才是人类实现自身完满性的充分必要条件。基于这一区分来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我们才能明确，在人类解放的现实性与理想性之间存在着从强制的劳动到自主的劳动的飞跃：历史唯物主义所呈现出来的人类社会由必然向自由的飞跃正是根基于两种劳动的区分，也才能划分而不是混同马克思人类解放的理想性与现实性。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区分两种劳动的基础上，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建构出人类未来理想的社会形态。在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各种表述中，始终贯穿着对未来社会的理想性与现实性关系的历史辩证的把握。

在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关系问题上出现对马克思的误解，其理论上的根源在于，我们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理解存在某些偏差，未能准确把握住马克思在主张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的基础上，对唯物史观的精细论述；而其现实上的根源则在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由于革命的现实需要，往往将人类解放的理想性人为“拉近”，甚至将其等同于现实性，欲求促动、激发出人们改造社会与自身的热情。此外，对于中国的研究者来说，“中国文化之缺乏形而上学传统对于超越性存在的不重视和重‘实用理性’的传统，使得国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比之西方人更易忽视理想与现实的界分。”

二、挖掘：现实性的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体系之构建

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是人们孜孜不倦地追求的目标，是人类最具动力性的希望。始终坚守人类解放的信仰，要求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人类解放理论的理想性与现实性。就现阶段的人类现实环境而言，注重挖掘马克思经典著作中理想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区分，从现实性层面构建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提出了“想象的存在”和“现实的存在”这两个概念。他认为，应该从观念的东西，从表象的、期望的存在，转化成感性的存在，从观念转化为生活，从想象的存在转化为现实的存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写道：“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在他看来，撇开现实实践的思维与理想，就成了经院哲学式的、无意义的语言游戏。同时，任何理想只有在一定的现实境遇和实践活动之中，才能体现出方向感和目标感。只有现实性层面被挖掘出来并阐发为一种理论体系，能够对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做出有效的言说并在理论上与其他错误思潮相抗衡时，才能够从理想性目标反观现实，从而对现实形成一种批判性关联。

一般而言。人类解放终极目标追求与当前的历史具体现实之间的张力存在互动与平衡。一方面，彻底性实现人类解放，是对未来终极价值目标的永恒性追求，是人类社会诸种基本价值在未来世界达成的良性平衡，这种终极性目标的实现必须避免脱离现实的历史语境而纯粹在理论中建构的唯心主义路线；另一方面，当前的具体现实始终制约着终极价值目标的实现，人类的解放是一种历史进程中的具体性的

解放，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与具体的社会实践中的解放，这一历史的具体现实规约着人类对终极性目标的盲目追求，两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人类解放理论的基本问题。

在对待人类解放的这一基本问题上，往往出现两种不同的态度。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往往是忽视具体现实的规约，盲目追求未来终极性价值目标的实现，脱离当前的历史现实，纯粹在理论中构建未来的世界，沉醉在唯心主义的美梦之中，企图缩短历史的长度。而马克思，在其创立了唯物史观之后，对人类解放的理想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关系达到了一种科学性的洞察，认为要彻底实现人类的解放，需要从当前的具体现实出发，从现实的人出发，用科学的终极价值引导历史的进程，在历史进程的具体现实的规约下逐步实现人类的解放。由对人类解放的理想性与现实性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建构了不同的人类解放理论体系，前者可称之为盲目的理想性人类解放理论体系，后者则是在理想性与现实性统一中，致力于实现理想社会理想性的科学的人类解放理论体系。

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性目的，是理想性与现实性统一的科学理论典范。它通过对具体现实的革命性改造以实现未来的终极性目标，并与当前具体现实达成历史性统一。马克思认为，物质性生产劳动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活动，正是通过物质生产劳动，人类不断地改造了当前的历史现实条件。尽管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但近代以来工业社会的发展，开辟了生产力发展的无穷可能性；而在生产力发展所造成的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激化的情况下，通过社会革命，就可以实现向未来的终极性价值目标的过渡；并最终在物质资料高度丰富的前提下，人们获得充分接受教育的机会和自由创造的机会，进而促进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和充分发展，建立起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共产主义的自由王国，实现终极性价值目标与当前具体现实的科学统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阐明了人类解放的科学理想。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共产主义社会将会在西方发达国家同时实现。由于这些国家已经有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因而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只需经过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然而，当人们试图将这一理想付诸实施时，却发现马克思科学的理想性人类解放思想与现实历史发展进程存在着很大差距，遇到了许多难以预见的问题。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并非像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从高度发达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产生，而首先是从东方落后国家产生。由于缺少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作基础，也由于这些国家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文化传统各异，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后，各方面条件的制约使其不可能像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于是，这些国家通过什么途径，如何进入共产主义就成了一个重大的、需要在实践中探索的问题。尽管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理想性反映了人类对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永恒追求，但是若不以现实性为基础，无异于空想社会主义的美丽幻想。

由此可见，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必须实现从理想性维度到现实性维度的转变，即从马克思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理想性到依据现实生活的现实性的转变。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研究不能仅限于自身的合法性论证，应着力体现如何揭示当今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质、困境与危机，体现如何深入阐发当代议程中社会的各项重大变革，体现如何揭示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可执行性方案。为此，必须转变研究思想和方法，必须建设一种有助于人类解放——既有别于马克思当年设想、又高于原有理论的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体系，即致力于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体系的现实性建构。

第一，从历史研究向现实研究的转变。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在当代的可能性，既来自于认真研读马克思论述人类解放的著作，并且按照马克思主义方式进行系统化、理论化的建构；也来自于结合时代发展、现实实践要求的重构。也就是说，不仅需要我们从浩繁的经典著作中梳理出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诸多论述，并力图使原有学说得到提炼与创新；还要求我们把这些理论放在发展变化着的时代中进行检视，同时把已知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在具体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其理论，以此来进一步扬弃之。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研究不能停留于一种纯粹的思想史研究，人类解放不只是想象的或纸上的，应当有更为实质的内容。亦即现实内容。作为一种全球化时代仍具活生生力量的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必须实现从历史研究向现实研究的转变。

第二，从抽象研究向实体研究的转变。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体系的现实性之建构，还要求我们必须实现从抽象研究向实体研究的转变。抽象的理论讨论并不构成认识世界的全部，失去了实体研究的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不可能提出可执行性策略与可操作性方案。 “解放的理论”应指引“解放的实践”，我们要努力把理论所发现的真理在现实中付诸实践，不仅要解释世界，更要改造世界，从而不断把头脑中的理想性的解放转化为现实的解放的议程并最终转化为解放的实际。

三、拓展：现实性的人类解放理论与和谐社会之建设

从起源来说，人类解放理论是马克思在西方提出的，但其对中国的实际影响却远远超过西方。中国革命的主题就是解放全中国，进而解放全人类，中国当前的社会状况就是这种解放理论演变的结果。可以肯定。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在现实性维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和谐社会理论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在现实性维度的重要发展。

和谐社会理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成果。和谐社会是现实社会主义最可望可行的阶段性目标。和谐社会这一生动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实践进程，赋予了人类解放新的价值意蕴。和谐社会的建构功能要求自觉地把促进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这种价值追求打开了理解社会主义的新视角。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存在着一个误解，即把它设定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状态，与社会主义社会毫不相干。从这个意义上看，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观的确立破除了这个问题上的形而上学倾向，把人类解放事业引领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和谐社会理论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在实践的意义上体现了社会和谐与人类解放的一体性。一方面，和谐社会内涵了人类解放的理想，而另一方面，和谐社会也正是人类解放实现的现实途径。因此，提高社会的和谐度与增进人的解放度具有深刻关联性。

第一，生产力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和决定力量，而和谐社会是经济发达、人民富裕的社会，和谐社会为人类解放和全面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第二，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社会，为人类解放和全面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和社会环境。高度的政治文明是人类走向解放和全面发展的政治前提和保证，政治文明程度的提高必然会激发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激发其主动性与创造性，推动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第三，和谐社会也是充满人文精神的社会，这为人类解放和全面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和文化环境。人文精神是指对人的生命存在和对人的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对价值理想或终极理想的执著追求的总和。人文精神体现着人对自身自由本质的一种自觉意识，体

现着以人为本位又突破以往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积极的价值取向。人文精神作为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对建设和谐社会具有精神支撑意义。第四，和谐社会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它摆正了人在自然中的位置，并为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同时，和谐社会也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社会。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推进的进程中，人的解放不仅取决于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即不仅取决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完善程度，而且还取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现实状态，即人在多大程度上占有他自身，因为，人本身就是社会关系的承担者。

和谐社会理论以和谐为基本理念，不仅是对西方传统的解放观的重大修正，而且是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在中国社会主义具体实践中的重大发展。这种以社会和谐为基础的解放观，即和谐的解放观，是中国对人类解放的一个重要贡献。和谐的解放观既彰显出社会所有成员创造社会财富、推进社会发展的责任与义务，也从发展的维度肯定了社会转型期新生社会阶层的社会价值与地位，从而更有利于动员社会一切阶层的力量，使其积极置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把民族的复兴、社会的和谐进步与自身人生价值的实现历史地关联起来。

当然，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理论目标所欲达成的追求历史的终极性目标和当前具体现实的协调统一，是一种偏重于现实性的统一。因而，其相关的人类解放理论即是一种强调现实性的人类解放理论。这一现实性的人类解放理论绝非是对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背离，而是基于现实实践。对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从理想性维度到现实性维度的发展。这一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一，明确了当今中国建构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目的和意义。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总体上更加强调理想性维度，而现今我们构建的人类解放理论体系则更加强调现实性维度，指向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并非终极理想的目标，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应该站立的高度。现实性的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之所以重要，正在于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这样一个根本性的社会目标，从人类解放的高度予以理论重构的研究开始起步，逐渐摆脱了仅仅作为宣传性层面的东西。近年来我们越来越明白，人类解放从根本上属于现代性建设领域的实践。而现代性建设于中国之重要性，是由中国现代化发展较晚且发展速度较快的现实决定的。

第二，人类解放的主体在现实中得到提升。人类解放的主体是无产阶级。在当代中国就是指劳动者。我们坚持的科教兴国战略，提高劳动者素质与技能，充分发挥每个劳动者的聪明才智和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是人类解放在主体向度上的必然要求。发展生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发展体育卫生事业，改革束缚人的发展的各种社会关系和制度，进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都是为了不断提高劳动者的各种素质与技能。在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与技能的同时，也注重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逐步建立起新型的、和谐的劳动关系，为人类解放奠定了主体条件，使人类的解放沿着健康、快速的轨道向前发展。

总之，马克思科学的人类解放理论体系作为立足于唯物史观的理论范式，反映着社会历史进程的实质内容，为我们评价历史与社会进步提供了客观的历史尺度和普遍的价值尺度。然而，就历史的具体现实而言，仅仅具有客观的评价尺度还远远不够，更迫切需要的是以这一科学的人类解放理论体系为标尺，构建一种适合于和谐社会的现实性的人类解放理论体系，以适应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历史定位。在当前，“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构和谐社会，沿着改革开放关键抉择所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是中华民族在实践与理论的双重探索中寻求人类解放的一种方式，将为人类社会形态的巨大变迁创造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经验。”

作者：刘同舫

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研究论文篇3：

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在华早期传播与中共“二大”前后党的妇女工作的初步开展

摘要：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重新定义了妇女，并指出了妇女解放必须要与无产阶级解放相联系，这一科学理论能在华成功传播是历史的必然，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中共“二大”前后初步开展了一系列的妇女工作，取得了一定的历史成效，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并为后来中共开展的妇女运动提供了实践经验，对妇女的革命热情起到了激发作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中共“二大”;妇女工作

1672-1101（2019）05-0006-06

收稿日期：2019-05-07

作者简介：陈正辉（1994-），男，安徽桐城人，硕士，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The Early Dissemination of Marxist Theory of Women’s Liberation in China and the Initial Development of the Women’s Work before and after the CPC’s “Second National Congress”

CHEN Zhenghui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Key words：Marxist theory of women’s liberation;the Second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Women’s work

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对妇女社会地位的演变、妇女的社会作用、社会权利和妇女争取解放的途径等问题进行分析与概括，进而构建起无产阶级政党用以指导妇女运动的基本理论。”[1]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起源和在华的传播历程进行了探索，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体系建构进行了研究，但对于中共早期开展的妇女运动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认知与实践方式及其意义的研究并不深入。本文试图围绕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随着中共“二大”前后妇女工作的初步开展而传播的历史过程，对早期中共对这一科学理论的探索和发展过程及其意义进行初步探讨。

一、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内涵及其在华早期传播的历史条件

（一）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内涵

1.妇女的根本属性是阶级性。妇女一般泛指女性，是与男性相对应的一个性别概念。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妇女具有独特的阶级性意义，区别于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将“争取法律对女性参与社会权利的认可”作为其追求的终极目标[2]，马克思主义不仅认识到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旧的法律体系中处于不被重视和保护的地位的实际情况，并认识到了妇女与男性因自然性别不同而带来的各种特殊性，更通过阶级的眼光分析这一群体，从而对妇女的概念进行了超越性别化的解读。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妇女在观念上的“去工具化”。马克思指出，“资产者是把自己的妻子看作单纯的生产工具的”，而“问题正在于使妇女不再处于单纯生产工具的地位。”[3]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中，妇女实质上被视作了工厂或家庭中的工具，随着劳动力的盈缺情况变化而被要求在工厂工人和家庭保姆间转换角色，而资产阶级女权主义思想只笼统地将处于这种处境的妇女当成了缺乏合理报酬和合法保障的性别群体，却没认识到无论怎么要求保障妇女的利益，在观念上也改变不了妇女被视作“工具”的事实。马克思主义以阶级分析法在观念上对妇女进行了“去工具化”理解，将妇女的解放视作了“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目标的内容之一，从而对妇女的地位进行了阶级化诠释。基于性别特征而进行群体区分，而又超越性别特征分析妇女这一被奴役压迫的群体，从阶级观点诠释处于被剥削的地位的妇女，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显著特点。

2.妇女解放的根本道路是无产阶级解放道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认为，妇女解放的根本道路是无产阶级解放道路。毛泽东指出，“劳动妇女的解放与整个阶级的胜利是分不开的，只有阶级的胜利，妇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4]将妇女的解放和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联系在一起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鲜明特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性质的判断向来是与阶级分析法分不开的，正是这种坚持以阶级分析法看待社会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使得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不仅将目光局限在妇女自身，而更进一步将妇女的前途命运和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联系起来，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除了具有科学性和进步的文明性，也具有了历史性，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特点。“妇女解放的根本道路只可能、同时也必须寄寓于以推翻阶级压迫、进而推翻一切形式的压迫为目标的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中。”[5]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将妇女解放的群体目标和全人类解放的宏伟理想结合起来，认为使妇女不受奴役不能依靠资产阶级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而要依靠广泛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换言之，妇女解放是全人类解放的一部分，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过程即是妇女逐步得到解放的历史进程。

3.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妇女群体在数量上是人类的一半，因此妇女解放是全人类解放的极为重要的内容，妇女解放的程度也就成为了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一方面，人类的解放过程不是被剥削的男性获得解放的过程，妇女的参与是人类获得解放的必要条件，“在人类历史上，被压迫者的任何一次伟大的运动都少不了劳动妇女的参加。”[6]343正如马克思所说，“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准地衡量。”[6]59另一方面，妇女解放是普遍解放内容的重要部分，人类普遍解放必然意味着妇女得到解放，两者并不存在一个谁先谁后的关系，而是一个同步进行的历史过程。因此，妇女解放的程度也是人类普遍解放的程度，这“两个程度”实质上并无不同，两者存在性质上的共同性和时间上的同步性，从妇女解放的程度可以精确地看出普遍解放的程度。

（二）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条件

1.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早期传播的国际背景。

十月革命之后，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开办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等学校，向警予、杨子烈等中共妇女干部在这些学校中系统学习到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推动了这一科学理论的在华传播。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帮助中共翻译了一批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其中就包括了列宁的妇女解放思想的内容，中国社会得以广泛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

2.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早期传播的阶级基础。

五四运动以后，工人阶级正式走向了历史舞台，工人阶级为争取“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合理诉求而开展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系列罢工运动中起到了组织领导作用。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争取全民族解放成为了中共的目标之一，妇女解放是其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在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共的推动下在中国进一步传播。

3.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早期传播的主体力量。

理论的传播介质是文字和语言，而利用介质的人会因自身的信仰喜好对多种理论进行有选择的传播介绍，并可能根据自身的需要而提出创造性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之所以能在中国传播下去，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起到了主体作用。李大钊在向國内介绍布尔什维克时，指出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对于妇女问题的主张：“他们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工作的男女都应该组入一个联合”[7];毛泽东接连发表十篇文章从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对赵五贞自杀事件进行分析;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利用各种社团创办的刊物，研究宣传新思想，进行社会调查，进行新村实验与互助生活的尝试”[8]。这一切，都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早期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4.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早期传播的现实动力。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是一个被选择的过程，而中国共产党和广大被压迫的妇女群体选择这一科学理论的现实动力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同时存在于中国社会的，还有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理论。1923年的《中国国民党宣言》也提出过：“确认妇女与男子地位之平等，并辅助其均等的发展。”[9]但是归根结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女权运动所能取得的效果是有限的。正如陈旭麓指出的那样，“以超前愿望规划的改造中国的行动，没有一次不在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国情面前碰壁”，可以说，“历史选择了社会主义，历史又以客观现实限制了主观愿望。”[10]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女权主义思想已被证明不适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而当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革命的潮流从俄国席卷至中国的时刻，中国革命必须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因而倡导妇女解放要与无产阶级解放一起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传播明显地表现出了与中国革命实际需要的契合性。

（三）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历程

1.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在五四运动前后广泛传播。

事实上，在辛亥革命前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已经被零星地介绍到中国了，但相关的译作太少、影响力太小，直到五四运动前后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章被译介到中国时，这一科学理论才被广泛传播。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广泛传播不仅表现在相关的作品被翻译介绍，更表现在国内的知识份子开始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为思想武器，抨击封建主义妇女观、分析社会妇女问题、倡议保护妇女权益。毛泽东、李大钊、李达、向警予等纷纷撰写和发表文章，提出关于妇女问题的主张，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广泛传播。

2.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在中共成立到中共“二大”前后被正式认可。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妇女问题，到中共“二大”召开时，制定了第一个《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事实上确认了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作为自己开展妇女工作的指导思想。组织上，妇女部在中共“二大”上被设立，以加强对妇女工作的具体指导;理论上，《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分析了妇女解放的重要性，提出了妇女解放的目标;实践上，中共组织领导了一系列的妇女运动，如女工罢工运动等。这一切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在这一时期被正式认可。

二、中共“二大”前后党的妇女工作的初步开展

（一）中共“二大”前后党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理论探索

1.从纵向的历史发展视角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科学性。

中共“二大”前后党开展的一系列妇女运动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与中国妇女问题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从理论发展上看，就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从长期历史中妇女地位的演进过程来看，不同阶段的社会妇女观具备不同特征，总体上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体现出其内涵中的文明的进步。从原始母系氏族社会到奴隶制社会，从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女性经历了从地位至高无上到地位逐渐低于男性，再到受到“夫为妻纲”的封建家长制的束缚的过程。到了二十世纪初期的社会转型变革期，制度的剧变及外来文化的影响使广大妇女从奴性中逐渐觉醒，产生了一批进步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建构与宣传者，他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封建社会的腐朽道德观念进行了尖锐的质问，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保障妇女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权益的主张。恩格斯认为，“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11]而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之下，妇女是无法真正成为自由的生产者的。中共“二大”的宣言中表达了希望能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的宏远目标，而这个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的过程，就是私有制逐渐被废除、一切剥削和压迫都逐渐消失的过程，自然也就涵盖了妇女逐渐得到真正解放的过程。

2.从横向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视角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可行性。

在五四运动到中共“二大”召开前后，中国社会上充盈着各种为争取和维护妇女权益而呼吁的声音，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涉及到了妇女的教育、经济和婚姻等具体问题的讨论，也出现了一些女权活动家们为争取参政权力而奔走努力的事件，但都没有达到一个较为理想的结果。1921年2月，广东女界联合会的妇女代表起草了一份请愿书递交给国会，要求将妇女参政条款写入省立宪法，保守的议员冯和清与林超南以拳锤桌，大声斥责妇女们是自找麻烦，并向妇女们扔墨水瓶以示恐吓，引发了一阵混乱，导致了多名妇女代表受伤，一位叫曾素贤的妇女代表被椅子砸中后不省人事。这一事件证明，把中国看作一个孤立的社会，而不考虑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国情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潮流，仅要想通过递交请愿书、由保守的资产阶级政府进行由上而下的政策改革来推动妇女解放是不现实的。

（二）中共“二大”前后党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实践探索

1.设立妇女部，推动建立妇女解放联合路线。

中共“二大”的宣言中提出，“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12]115，以期实现工人和农民阶级的解放，而妇女解放是这一目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妇女解放联合战线的前提是妇女群体自身成为一个团结的可以被联合的群体。中央层面设立妇女部是中共为领导妇女运动而进行的一个开创性举措。封建主义制度下，保障妇女的权益从来不是统治者考虑的内容;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中国，妇女平等的口号虽然被有所提及，但资产阶级政府并不能制定真正能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制度。正如列宁所说：“吸引群众参加政治生活而不把妇女吸引到政治生活中来是不行的。”[6]315在此情况下，中共“二大”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指导下专门设立了中央妇女部，任命向警予为部长，以加强对妇女运动的领导。向警予1922年于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二大中被选为中央委员，她是党的历史上首个女性中央委员，作为中央妇女部部长，向警予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妇女工作，促进了妇女群体的团结。根据海伦·福特斯·斯诺的调查，“在向警予从事妇女工作之前，中国并没有真正的妇女运动组织。只有一些小型的非政治性的资产阶级组织，例如基督教女青年会、妇女争取政治权利联盟和一个节育联合会。”[13]

2.开设女校，致力提高妇女马克思主义知识素养。

开设平民女校是中共“二大”前后的妇女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中共“二大”呼吁，要“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12]13，但是，“就是全国所有的妇女，都还拘囚在封建的礼教束缚之中，过娼妓似的生活，至于得不着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的权利，乃是全国各阶级妇女的普遍境遇。”[12]881922年2月，上海平民女校在中共以上海女界联合会的名义下创办，二十多名学生在学校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平民女校的学生在学校新思想的環境中，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学习了新的文化、科学知识，并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有的后来成为党的妇女运动的骨干力量[14]。出于各种原因，平民女校仅存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但其开创性的意义在于，“通过办学培养妇女干部，自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妇女工作的重要经验。”[15]并且，女校短暂存在的时间段里，也培养出了一批具有初步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妇女人才。

3.创办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

中共“二大”提出了要响应第三国际第三次大会议中关于“各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中，亦须为妇女特辟一栏”[12]88-89的决议，蔡和森主编的《向导》周报特别开设了妇女专栏，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声援各地的妇女运动。另外，早在1921年12月10日，中共就以上海妇女联合会的名义创办了《妇女声》杂志，中共的核心成员如陈独秀、李达等均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进一步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妇女声》由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李达直接领导，以妇女“取得自由社会底生存权和劳动权”为标语，公开宣称，妇女群体“应当抛弃过去的消极主义，鼓起坚强的意志和热烈的精神，在阶级的历史和民众的本能中寻出有利的解放的手段，打破一切掠夺和压迫。”[16]28《妇女声》于二大闭幕后不久停刊，但共产党人并未就此停止为妇女解放而发声，其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主张言论在《新民意报》的《女星》附刊、《民国日报》的《妇女评论》和《妇女周报》附刊上均不断发表，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社会影响。

4.组织罢工运动，唤醒女工的阶级自觉意识。

在小农经济体制受到严重冲击，帝国主义资本侵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也稍有发展的境地中，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农民阶级传统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在中国的一大部分地区转化为了男女同为工厂做工、一齐被工厂主剥削的状态，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尊严目标的争取，中国出现了若干次中共领导下的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罢工潮，如安源路矿工人罢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等，女工罢工也是罢工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1922年上海日华纺织工人罢工中，据报道，“生手女工颇有烦言”、“各部男女工人大愤”[16]37，均体现了妇女对封建主义妇女观的唾弃和为追求自身社会地位的合理认可的渴望。中共“二大”提出了要倡导“工人和农民，无论男女，在各级议会市议会有无限制的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绝对自由”[12]116。在中共的领导和支持下，爆发了如香港海员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罢工运动等一系列的罢工运动，这些罢工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女工认识到了资产阶级的剥削特性，并鼓舞了她们为争取自身解放乃至整个无产阶级解放而斗争。

三、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早期传播与二大前后中共妇女工作的初步开展的意义

1.对古代中国封建主义妇女观进行了历史批判。

封建主义妇女观，是封建社会中将女性视为男性的附庸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上歧视和剥削女性的腐朽思想观念，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史上长期流行。在封建社会中，女子没有继承家产的经济权利，也没有受教育和参政的政治权利，只能沦为男性的奴隶，被视为可以随意赠送的器物和给男子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资本入驻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也有所发展，在小农经济受到冲击的情况下，妇女不得不进入工厂出卖劳动力，被资本家剥削。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中共因此主张“打破旧社会一切礼教习俗的束缚”[12]88。封建主义妇女观中的妇女并不被视作与男子平等的“人”，更多地被认为是“牛马”，在法律层面，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在道德层面，“男尊女卑”被认为是绝对的铁律。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传入中国，要求废除一切歧视妇女的法律，保障妇女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对古代中国的封建主义妇女观进行了完全的批判，初步重构了一套以马克思主义价值导向为基础的妇女观体系。

2.为日后中共的妇女运动提供了实践经验。

中共“二大”前后党的妇女工作一方面是自戊戌变法时期起的妇女为争取婚姻自由和参政权利的资本主义女权运动的延续和升华，一方面也是近代广泛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肇始。江泽民概括近代妇女运动时指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经历了自己艰难而光荣的历程。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入，它曾一度在我国近代迸发出几束耀眼的光芒，但很快就随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失败而归于低沉。只有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时候，才蓬勃发展，一往直前。”[17]近代中国的妇女运动自维新变法时期就已零星出现，辛亥革命后，进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上流社会中具有相当知识水平的妇女纷纷提出了要求妇女获得参政权的主张，但其资本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并不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得到充分实践。随着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初步传播，中共“二大”前后党开展了一系列妇女运动，并在全国各个城市集合包括妇女参政同盟团体，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使得“除了以往的中上层知识妇女外，小知识分子女性和广大的劳工妇女也加入了革命，从而形成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全民性的妇女解放运动。”[18]

3.对妇女群体的革命热情起到了激发作用。

在阶级社会中，妇女群体即使意识到了自身受到奴役和压迫的事实，并做出了一些局部的反抗运动，但总体来看，妇女群体在未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只简单地为争取某些妇女权利进行碎片式发声时，妇女群体仍然只是一个自在群体，没有坚强有力的领导者，自然也无法取得预期的理想结果。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将妇女解放放到了阶级解放的内容中，因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只有在最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妇女群体才能伴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得到真正的解放。正如向警予所说，“真正觉悟的中国妇女，必然是一面参加政治改革运动;一面参加妇女解放运动。”[19]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初步传播，激发了一部分妇女的革命热情，从而使她们在中共的组织领导下发起了一系列的妇女运动。根据向警予的调查统计，1922年，“女工罢工的工厂共六十余个，罢工人数三万余，罢工次数十八次”[16]89，即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在妇女群体中得以贯彻实践的具象表现。在这之后，妇女群体的革命热情愈发高涨，参政热情也不断提高，为中共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民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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