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财富理论论文

摘要：基于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以人的需要作为始点和终点，可以看出，服务劳动与财富生产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生产劳动的扩大，服务劳动的加入，对于财富的创造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在服务经济时代，服务劳动成为劳动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但是劳动对于财富生产的重要性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马克思财富理论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马克思财富理论论文 篇1：

马克思财富观的理论渊源及其当代意义

摘 要：馬克思最早开始研究财富体现在其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著作的主要论述着眼于古典经济学用经济学话语展现出来的蕴含深刻哲学创建的财富生产的劳动价值理论，最重要的在于它揭示出财富的劳动本质。

关键词：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黑格尔哲学；空想社会主义

马克思最早开始研究财富体现在其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最重要的在于它揭示出财富的劳动本质。马克思在批判的基础上发现了财富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必须同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联系起来，运用矛盾分析、历史分析和科学抽象方法进行研究和考察。

一、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财富理论

马克思最早开始研究财富体现在其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著作的主要论述着眼于古典经济学用经济学话语展现出来的蕴含深刻哲学创建的财富生产的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早期的财富思想直接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在于它揭示出财富的劳动本质。

1.重商主义的财富观

重商主义从新的社会经济现实出发，摈弃神学，从世俗利益、新的社会关系和实证的角度来研究财富的来源和资本的运动。威廉·配第认为：“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1]他将劳动抽象为一般劳动，也将个别劳动财富提升为社会财富，这里，配第的劳动价值论就反映了与以往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尽管威廉·配第还仅仅是将劳动看成是能动的要素之一，而且对社会财富也只是简单粗糙的抽象，但这却使人类能够开始认识财富生产的主体性来源。威廉·配第对于财富来源的发展是不可磨灭的，但是对于财富的物质形态却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他把财富归结为货币，并把它放在了高于一切的位置，认为“资产阶级的劳动应该生产的不是直接的使用价值，而是商品，是那种在交换过程中能够通过自身转让而表现为金银，即表现为货币、交换价值、对象化一般劳动的使用价值。”[2]

2.重农主义的财富思想

重农主义认为劳动创造了财富，这种指的是农业生产中的劳动。他们反对为了纯粹的货币积累，而过多地干涉经济生活，提倡尊重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然秩序”。“纯产品”的财富思想是重农主义一切思想和主张的核心。

重农主义代表人物魁奈把“纯产品”视同财富，认为财富产生于生产领域，通过社会最基本的农业生产来实现。在《经济表》中，魁奈认为：财富是一种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又能够与其他生产者进行交换，具有一定的交换价值。在魁奈看来，劳动成果或者是财富的分配对人们的经济活动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不合理的分配会降低生产者的热情和积极性，甚至国家的繁荣和发展也需要依赖劳动者的农业生产。重农主义对财富的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有了初步判断。然而，在重农主义者看来，他们所谓的财富也仅仅局限于与土地密切相连的物质及其形态，他们并不认为工业和商业劳动能够带来新的社会财富。

3.近代西方古典经济学家的财富思想

西方自然科学的空前发展促进了人类生产力和实践能力的提高，自然界第一次、从这一刻开始就成为被动的对象，人类开始改造和作用于自然界，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被世界逐步确立下来。

西方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财富即“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3]财富来源于劳动，而且劳动是一切财富的初始来源，没有劳动的存在，就不会有财富的存在意义。李嘉图在大工业生产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了自身的财富思想，他把“发展生产力的要求”看作“评价经济现象的法则”，在这里经济法则取代了自然法则，从财富的主体性意义上来说是一种退步，客体成为独立的存在，摆脱了主体意义，主体不再是主动的、乐观的，反而成了客观世界的牺牲品。

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发现了财富背后的另外一种隐性的不为多数人所看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生产关系。对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批判，马克思认为必须同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联系起来，运用矛盾分析、历史分析和科学抽象方法进行研究和考察。

二、黑格尔哲学中的财富思想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最杰出的代表，他的财富观念内含于其法哲学体系当中，特别是对劳动的论述和对国家权力与财富在市民社会中的地位问题的分析，真正开启了财富思想的哲学之门。

1.黑格尔的“劳动观念”之于“绝对精神”的异化

《历史研究片断》最早提出了对经济学的研究，“在近代的国家里，保障私有财产是全部立法绕之旋转的枢纽。”[4]正是在这里，他从哲学层面肯定了经济学和市民社会的现实。要清楚地认识到黑格尔对“需要”与“劳动”关系的论述，才能更好地研究其哲学中的财富思想。在自然本质上而言，人与一般动物一样都有需要，物质是人和一般动物得以存活的首要条件和必要前提。但是人与一般动物又是有区别的，为了满足人自身的需要，不能够仅仅依靠自然的供给，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劳动来获取。人对自然物质的索取和需要，除了自然的本能之外，更重要的在劳动中赋予劳动对象以主体性特征，并取得其“内在确定性的根据”——即人的本质存在。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最杰出的代表，“绝对精神”在其法哲学体系中至高无上，同时劳动观念在法哲学体系中也相当重要。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精神”的实现必须依托于劳动的自我异化，主体意识（观念）要想获得自身的确定性，只有使自身外化并对象化到现实世界中去，这样才能通过对对象化了的现实的否定回归到更丰富的自我当中，而完成这一外化的就是劳动。

2.黑格尔的“普遍性”与社会“个别”的关系

对于市民社会的研究，黑格尔还敏锐地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些不平等、不公正的经济现象——资本家与劳动人民的矛盾，但是在发现这种现象后，他并没有运用思辨哲学的否定之否定逻辑来分析这些关系，而是简单地将其区分为普遍性的财富创造和特殊性的财富分配，对整体价值的崇拜，从而抹杀了对个体的关怀。具体的个别对普遍财富的享有表现为特殊财富，特殊财富的创造和享受受到资本和自身技能的制约，技能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财富的创造和资本的多少，而同时，资本又会反作用于个人技能，可以这样说，财富或者是资本越多，人们所拥有的技能就越高，因为人们可以通过财富或资本来实现技能的提升。因此，技能的多样性就产生了不平等和差异，不可避免。

黑格爾的财富思想包含着哲学思辨的光辉。黑格尔对财富的论述起初是具体的，而后又发展为形而上的抽象，但是其拥有的丰富的现实性论证，促进了人们对财富思想之主体性的深入研究，人们研究财富的角度从经济学转向人学或哲学，财富的主体性研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同时对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研究也有了较大的突破。

三、空想社会主义的财富思想

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在继承和批判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把空想社会主义带到了鼎盛，马克思财富观中的社会人格和社会发展方向受到他们对现今社会的深刻批判和未来社会制度的设想的影响。

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也认为财富来源于劳动，劳动是财富产生的最初源泉，也是财富创造的基本，但有所不同的是，圣西门将劳动这一实践活动限定在人类劳动中的生产方面，他认为：“政治学就是关于生产的科学”[5]。他把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经济危机的原因归咎于生产组织的好坏、生产制度的好坏以及“人的需要”，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的根本所在。“温和的苦役场所”“复活的奴隶制”“充斥着欺骗和令人厌恶的劳动”“贫困是由富裕产生的”“一切都是恶性循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充满了讽刺与憎恶。与古典经济学家漠视人的主体性不同，在面对工业社会带来的社会矛盾时，傅立叶认为应该使“劳动与享受同一”和“劳动与财富同一”，并且极具创造性的思想：劳动不仅仅是简单的劳动意义，劳动是一种需要，每个劳动者的劳动权利都应该得到尊重；劳动不再是被动的劳动，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各种具体的劳动；建立“劳动、资本、才能”财富获取和协作共生制度等等。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同圣西门、傅立叶一样，认为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现代社会的各种弊端，但欧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更为深刻、更为具体。欧文认为未来社会建设的焦点在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规律上，人类社会经过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消亡，必将走向一个联合原则上的理想的合作社会。这样的社会并不是为财富的多少而劳动，而是为了人们的普遍幸福发挥自己最大的能力。

空想社会主义从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去批判资本主义，并构想未来社会的美好蓝图，在贫富差距和普遍幸福等方面与马克思的社会人格有着高度的一致。然而他们大多都还只是纠结于无产和有产的对立，还只是从财富分配现状的不平衡性出发。对此，马克思认为，他们的财富思想只是“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没有认识到作为客体的私有财产同主体劳动的关系，也还不知道规划未来社会道路——从财产的分配和改善劳动者生产生活的物质条件出发。然而，不深入到财富异化的主体层次，必然是空想的，同时对未来社会的设想都太过于幻想性，不具备可操作性和现实性。

参考文献：

[1]配第.赋税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6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47.

[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1.

[4]黑格尔.历史研究片断[M]//宋祖良.青年黑格尔的哲学思想.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170.

[5]圣西门选集：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79.

作者：刘涛

马克思财富理论论文 篇2：

服务劳动与财富的生产:一个基于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的分析

摘要：基于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以人的需要作为始点和终点，可以看出，服务劳动与财富生产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生产劳动的扩大，服务劳动的加入，对于财富的创造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在服务经济时代，服务劳动成为劳动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但是劳动对于财富生产的重要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服务劳动则成为财富尺度变化动因，不断推动着财富的回归，并成为财富回归的内容。

关键词：服务劳动；财富；需要；生产劳动

文献标识码：A

人的实践本质对于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财富基础而言具有决定意义。劳动作为实践的最基本的表现方式，在财富生产与创造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创造了人，也创造了人类世界。随着人化世界的拓展，劳动与财富的关系也经历着实践的检验与历史的变迁。从实物产品的生产在人类劳动实践中占据主导地位发展到无形服务大规模地兴起，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也生动地体现了这种关系所包含的内容的嬗变。如果说在前服务经济时代，劳动与财富生产的关系还囿于物质实物形态生产与变换的束缚中，那么在服务经济时代，劳动，特别是服务劳动与财富生产的關系，则取得了实质性的发展。

然而我们在理解二者的关系时，往往从指向客体的价值途径来获得证明，却未能从人化世界中最重要、最根本的主体——人的本身、从人的需要来获得对服务劳动与财富生产关系的认识。有鉴于此，本文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对该问题做一尝试性分析。我们的分析首先从劳动对于财富生产的重要意义人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服务劳动在当代财富生产中的地位，并且将分析的视野进一步拓展到财富尺度变化的情况。

一、劳动于财富生产的意义

对财富的认识，既包含着主体的意义，也受限于财富本身。既然财富仅对于人而言才有意义，因此，要想获得对财富全面而准确的认识，必须在属人的世界中进行，并将其置于人类社会生产实践中予以考察。马克思认为：“财富从物质上来看只是需要的多样性。”而需要的满足是人和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和条件，需要的拓展则成为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因。人的需要多种多样，具有一定的层次性且处于发展与开放的状态中，既体现了人的生存与谋利意识的主观性、目的性与能动性，又取决于社会生产的发展水平，即人能在多大程度及何种水平上创造出满足自身需要、存在于自身之外的对象，也即使用价值。因此，财富的首要意义就在于对人而言它所具有的使用价值。

然而，使用价值成为人类需要与财富的主体，其可能源于人类生存的现实世界本身，即自然禀赋，也可能是纳入人类实践的范围、经劳动作用的产物。那么，何种来源的使用价值所形成的财富对人的存在与发展更具关键而积极的意义呢?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而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因此，在属人的世界中，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意义不仅在于自然财富的利用，更在于社会财富的创造；不仅在于自然需要的满足，更在于社会需要的实现，打上人类劳动实践的烙印成为社会财富与社会需要的基本性质。财富的生产就表现为：人类使用自己身上的自然力，去作用于自然物质对象，改变自然物质对象的原生性质和形态，形成能满足主体需要的有用性质和使用价值。

上述对财富劳动性的分析表明，人的需要与人的劳动实践对于财富界定及生产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人类的劳动实践与财富的创造又总是处于具体的历史过程中，是特定生产关系的体现，因而在不同社会形态中，基于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人类对财富与劳动又有着相异的认识，具体表现在对财富与劳动的二分法上面，即一般意义上的财富与特定社会形态下的财富，生产劳动以及非生产劳动。在这种划分的背后，不仅包含着财富内涵与生产劳动范围的拓展——从有形财富到无形财富，从物质实物形态的劳动到非物质实物形态的劳动，而且存在着二重意义上的财富与劳动各自内部的分化、背离与趋向统一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历史变迁。这对于理解劳动于财富生产的意义至关重要。

在原始社会，极为低下的生产力决定着生产的目的为直接满足人的需要，同时也是氏族部落和公社共同体的共同需要。物质消费品的生产对生存而言是基本且必需的，劳务显然并未上升到必要的地位。因此，几乎所有的劳动都可归为谋取物质必需品、创造财富的生产性劳动。到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着这些代表财富的使用价值同样一般地表现为各种实物产品，而不是以非物质实物形态存在的劳务，所以从事劳务的劳动一般地被视为非生产劳动。及至以商品生产为典型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极大提高，财富在特定社会形式下从直接满足人的需要的使用价值变成了价值，生产劳动也从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转变成创造价值的劳动以及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因而凡是能创造价值与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均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而不论其劳动的外在及产出形式如何。由此可见，不仅劳动从普遍的生产劳动分化为生产与非生产劳动，财寓也逐步从使用价值过渡到价值的形式。这种分化与背离的状况在经济学说发展的历史上同样有所表现。

在经济学说史上，重商学派视金银为财富的唯一形态，因而将财富的获取集中在流通领域，由此视商业劳动，特别是对外贸易过程中的劳动为生产劳动。而重农学派则认为社会财富的真正源泉是农业而非商业，将研究财富的视野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认为农业劳动才是唯一的生产劳动。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那里，财富的创造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大工业发展的要求，揭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由此“抛开了创造财富活动的一切规定性”，打破了以部门划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局限，将人类对劳动在财富创造过程中的意义和作用的认识推向了新的水平。但是无论是重商学派、重农学派还是斯密，他们都将财富视作货币或货币所表现的价值而非具体的使用价值，这就决定了他们不把生产劳动看作生产某些特定的使用价值的劳动，而是看作一般的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劳动。因此，在价值存在并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凡能创造价值、特别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对于获得以价值、尤其是剩余价值为灵魂和核心的财富而言意义极为重大。

具体来看，在资本主义初期及成长阶段，特别是资本主义前时代的阶级社会，劳务，特别是阶级社会中发生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服务”活动，显然属于一小部分人的奢侈需要，与满足全体人类生存、发展和享用的共同需要的使用价值——这个一般意义上的财富之间有着巨大差异，加之带着浓烈的阶级色彩，难以被认为是创造一般意义财富的生产劳动。而在资本主义发展成熟阶段，生产力水平的巨大进步开拓了世界范围内的广阔市场，孕

育并产生出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分工、协作与联系。而非实物形态物质产品，即服务，虽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和成长阶段依然被笼罩在物质商品生产下，但是这种生产方式，又内在地要求其加入到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中，从而进一步脱离了小商品生产的阶段，表现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形式，服务劳动由此获得了特定社会形态下创造财富的生产劳动的“合理内核与外衣”。

三、服务劳动在当代财富生产中的地位

从囿于自然需要的桎梏到社会需要的充分发展与实现，从实物形态财富的追求到包括非实物形态财富——服务产品的创造，服务劳动经历了由非生产劳动向生产劳动的转变。这种变迁反映出人类需要在深度与广度上的加深与拓展，体现出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进步和提升。马克思说：“任何时候，在消费品中，除了以商品形式存在的消费品以外，还包括一定量的服务形式存在的消费品。”事实上，劳务，这种最初的服务形式在人类社会中久已存在。只是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进入后工业化之后，由于服务业的兴起，服务劳动在生产中的地位才真正被重视并得以确立。

那么服务劳动在当今社会的状况究竟如何呢?日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服务业的产值与就业人数已经占到本国国内生产总值与就业人数的2／3左右，足见服务劳动在财富创造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以至于人們谈论服务业必引用“配第一克拉克定理”。这种状况同时给予了“服务劳动向创造财富的生产劳动转变”这一判断以无可辩驳的经验事实支持，预示着服务经济时代中人的需要观、劳动观、生产观、消费观以及财富观都将面临重大变革。人与人类社会将更快地从基本的生存需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更大的以发展为目的的满足需要的空问。这些空间包括需要的层次空间、劳动的拓展空间、生产与消费的结构空间及财富的延伸空间，它们将在经济全球化以及一次比一次迅猛的科技革命浪潮中愈加膨胀，并又融合生成彼此紧密相连的整体空间。而服务劳动在其间则占据重要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马克思关于“社会需要即从社会生产和交换中产生的需要越是表现为必要的，现实财富的发展程度便越高”的论述引领我们回到人类需要的起点上对服务劳动进行分析。生产力水平越落后，生产越不发展，需要的内容也越简单。早期原始社会的人类食不果腹、维持人种延续的自然需要为全部需要。随着生产发展，人类经历了三次社会化大分工，劳动职能的独立与分化才为需要的发展与提升创造了初始条件。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人们，根本无法想象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如何史无前例地扩张人类的社会需要。那些原本带着阶级压迫色彩、属于少数人奢侈消费的服务活动逐步成为大多数人的必要的需要，诸如教育、娱乐、艺术、保健等等，它们越过了阶级的界限，在社会中以各种形式广泛存在，在商品经济社会中，还以具有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服务产品身份被纳入到商品生产的体系中，因而在需要膨胀的同时，财富的内容也扩大了。虽然此时的财富没有直接以使用价值的形式提供给消费者，但是却向着一般意义上的财富靠近了，因此将这些活动视作生产劳动也是极为自然的。然而需要的拓展不仅仅表现在已经存在的需要向着人类共同需要的方向发展，更在于新的需要在急速发展的生产力的催动下泉涌般地被生产出来，而最为典型的莫过于生产需要。

考察当今社会经济部门，分工不断向纵深发展，不仅表现在行业部门之问的分工，从而为生产不同使用价值的劳动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与依赖创造条件，同时表现在企业内部生产过程的分工，涉及产品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分工，不同工序的分工，同一生产过程中的脑体分工。而社会化分工是生产需要的直接体现，新的生产领域、新的行业部门同时产生了，而生产劳动的职能也愈加丰富、复杂，且在协作分工的要求下日益形成一个难以分离、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在这个整体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属于服务劳动。

依据我国2003年发布的对三次产业划分的规定，除一、二产业外的行业均归人第三产业，也即服务业。其中一位数的服务业类别共有15大类，两位数的服务业则包括48类。如此多的服务业门类几乎全部覆盖了人们的生产与生活需要，涉及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的各个经济环节。如果按照1975年由布朗宁(Browning)和辛格曼(singlemann)提出的服务业分类的思想，可将其划分为四大类，包括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分配性服务业与社会公共性服务业。而每一类服务业在当今社会经济中都日益成为经济生活整体的必要的部分，成为财富创造的不可或缺的环节。瑞德(Rid—die)认为，“服务业是促进其他部门增长的过程产业。……服务业是经济的黏合剂(glue)，是便于一切经济交易的产业，是刺激商品生产的推动力。”他的这种关于“黏合剂”的表述生动地反映出了当代经济生产与生活中服务业所起的作用。这不由得使人想起马克思的“总体工人”的思想：“新生产部门的这种创造，……不仅是一种分工，而且是一定的生产作为具有新使用价值的劳动从自身中分离出来；是发展各种劳动即各种生产的一个不断扩大的日益广泛的体系，与之相适应的是需要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那种把生产劳动看成是一个由不同职能(包括服务劳动的职能)结合在一起的、有机的分工体系，与需要体系共同决定着财富的生产。

但是服务劳动的作用不仅仅是“黏合剂”，也不仅仅是一般地创造财富的劳动。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具体服务劳动的性质，我们就不难发现，在如此广泛而庞杂的服务门类中，各种服务劳动的地位并非是齐平的。与发展历程较长的诸如交通运输、仓储邮政、批发零售等分配性服务劳动相比，包括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金融保险、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劳动在生产中愈来愈居于主导支配地位。这些服务劳动以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特征居于财富生产金字塔的顶端，成为“总体工人”的大脑，对生产组织及生产、生活方式具有变革性的影响，在经济利益的分享中也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可见，服务劳动在当代财富生产中不仅必要，而且十分重要，不仅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同时在生产力的进步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性的关键地位。

上述分析已为我们勾画出多空间融合的图景。人类的需要层次空间在不断向高端攀升，劳动空间也随之拓展。如今我们不可能在生产物质实物形态成果的劳动与生产非物质实物形态成果的劳动之间依然保留不可跨越的鸿沟，其界限模糊了，融合了，生产劳动的范围逐步在扩大。而生产与消费的结构空间更清晰地反映出服务劳动如何改变着我们的生产结构，让生产与消费的空间“软化”，从而具有更大的张力。至于财富的空间则更是获得前所未有的延伸，无形财富的纳入对于前人而言自然是难以理解的。

四、财富尺度的变化与服务劳动的发展

服务劳动加入到创造财富的劳动体系中成为

这个日新月异的经济世界的一大特征。然而问题并没有就此完结。现代财富表现的主要形式以商品为主，更进一步说是价值与剩余价值。我们不能否认财富采取商品、价值的形式是生产力发展的使然，但是这与直接以使用价值形式表现的一般意义上的财富显然有着差距。马克思指出：“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岂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可见，从以使用价值作为生产直接目的的自然经济社会发展到以价值及剩余价值生产为目的的资本主义，人本身服从于物的生产，而物却上升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这种财富观念的异化在显示其必然性的同时，又提示我们，对于财富的理解要回归到人的需要的终点上，回归到人的本质与人的发展上，由此必然需要对劳动与财富的关系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重新审视。

重商学派的主张之所以不能超越重农学派，其中一条重要原因就在于对财富的理解和认识存在差异。毕竟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重农学派将目光转向农业，为其价值财富找到了实物基础。这在物质产品还不能满足人们需要的情况下，无疑具有积极意义。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服务劳动与生产物质实物形态产品的劳动一样，在财富的生产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却依然没有脱离一个事实，那就是价值是财富的形式，劳动是财富的源泉。

白暴力教授曾将财富的生产分为三类过程，包括财富生产的自然过程、人类过程和社会过程，并认为劳动在三大过程中均发挥作用，但是对于人类过程及社会过程而言，劳动是财富的唯一人类源泉。这种建立在“价值范畴上的财富论”对于劳动与财富的关系认识是有意义的。但是我认为还需要发展。价值范畴并非永恒，财富内涵也在不断变迁，劳动价值论也终归是历史的，那么劳动于财富的重要性就不可能一成不变。这就涉及到财富尺度变化的问题。马克思说：“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这种状况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尤为明显，劳动时间的艮短直接意味着生产财富的多少，延长劳动时间，缩小自由可支配的时间成为增加财富的一种途径。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作为财富的尺度就不再是劳动时间，而转变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科技的发展与应用使人类创造财富的时间大大缩短，从而使人们拥有更多的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人的实践能力与范围得到极大的提高与扩大。财富尺度从劳动时间向科学技术的转变，也是物质实物形态的生产劳动从统治地位向服务劳动兴起并后来居上的转变。而科学技术的创造本身就可纳入服务劳动的范围，其他的服务劳动的产生也是需要充分的“自由可支配时间”这一条件的。可见，财富尺度的变化与服务劳动的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

劳动时间是衡量价值的天然尺度，采取价值形式的财富显然没有脱离“贫困”的基础。而服务劳动的产生与扩大则成为财富尺度变化与脱离贫困基础的手段与过程。今天的人们，有更多的时间与条件享受闲暇、享受服务消费，而服务商品的生产与提供则包含着劳动的自我扬弃。马克思认为，“财富的本质在于财富的主体存在。”由此看来，一般意义上的财富所针对的是满足人类共同需要的使用价值，其意义不仅仅限于人的享用，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而更在于人的发展。这就引出了财富的第三个尺度——自由时间即个性的自由发展。这是一个财富真正脱离贫困基础的阶段，价值的历史使命结束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划分也失去了意义，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直接劳动将被间接劳动所代替，而今天的服务劳动无疑将成为人们发展自由个性所进行的间接劳动的胚芽。

五、结语

劳动对于人与人类社会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对于服务劳动，特别是服務劳动与财富生产二者之间关系的认识却曲折坎坷。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交织发展使这种关系蕴含着历史的真实、现实的复杂，从混沌逐渐变得清晰。由于时代所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法想象出今天服务业如此迅猛发展的势头，以及服务劳动在创造财富的劳动体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但是他们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所创立的关于劳动、财富、价值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理论，却为分析服务业及服务劳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服务业与服务劳动的发展依然没有脱离他们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见。可以想见，服务经济的时代将改变人类世界的面貌，而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必将成为国家兴盛、民生幸福的重要源泉。

责任编辑：陈剑

作者：王海文

马克思财富理论论文 篇3：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财富思想的哲学读解

摘 要：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其丰富的财富思想，不仅从“劳动”和“资本”这两个核心范畴出发对资产阶级“财富生产”的实质进行了界定，揭示了资本主义财富生产中的三种拜物教观念及其实质，而且从社会生产发展的历史进步意义上论述了财富对于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生产的历史作用、资本的文明意义以及财富生产对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意义与社会价值。对这些思想进行哲学解读，有助于我们从经济哲学与历史哲学的双重视野领会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内涵。

关键词：财富；资本；剩余劳动；人的发展；社会发展

如果说，人的解放与发展是马克思终生都在追求的社会理想境界，而马克思奠基于唯物史观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本身就是通过对资产阶级财富的阐述以“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从而批判资本主义、建构共产主义的话，那么贯彻《资本论》创作过程所阐述的丰富的财富思想，毫无疑问为我们从经济哲学与历史哲学的双重视野研究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搭建了一个新的理论平台。

一

从1857年7月至1858年10月，马克思在他过去十多年间所写的经济学笔记(主要是1844—1847年间的《巴黎笔记》和1850—1853年间的《伦敦笔记》)的基础上写成了总数达50多印张的七本经济学手稿，这就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其中最主要的两个手稿，就是马克思在1857年8月底为自己计划中的经济学著作所写的一篇总的《导言》和1857年10月至1858年5月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这既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主体部分”，也是《资本论》的“第一部手稿”)。在这两部手稿中，马克思的财富思想得到了比较系统而全面的阐述。

(一)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进行丁科学阐述，从“劳动”和“资本”这两个核心范畴出发对资产阶级“财富生产”的实质进行了界定

就研究对象而言，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首先应该研究的当然是“物质生产”。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在究竟如何研究物质生产的问题上他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有着本质的区别。所有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包括古典的和庸俗的)，都把物质财富的生产作为了他们的研究对象，把研究物与物的关系作为了他们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这样，在他们那里，既然物质财富的生产成为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于是物质生产的社会形式、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等问题，就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其结果，本来是作为社会生产的一种特殊形式的资产阶级生产就变成了生产一般，本来是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也就成为了永恒的自然的关系了。正是看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这种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应该是“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而且应该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在这里，马克思用了两个“一定的”用语，不仅表明了他从社会的和历史的双重高度对“物质(财富)生产”的界划，而且暗示了财富生产的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的直接同一。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财富生产的社会形式这一具有历史哲学意义的问题：“财富在这种还是那种财产形式下能更好地发展的问题”。

就研究方法而言，马克思主要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以及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方法原则。这基本上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笔者在此只想从本文立论的角度指出一个经常被学者所忽略的事实：马克思在论述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时以例举的方式说明了“劳动”是如何在范畴中和现实中“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在论述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时又以例举的方式说明了“资本”是如何作为“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而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以我的看法，马克思通过这种例举的方式，不仅提炼出了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的两个基本要素——“劳动一般”和“资本一般”，而且实际上揭示了资本主义财富生产中这两个基本要素之间的对立性质——“劳动这种一般财富同资本相反，在资本上，财富是作为对象即作为现实性而存在，劳动则表现为财富的一般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活动中得到实现”。就是说，与资本相交换的劳动其实是一种“活劳动”，它既然具有生产性，因而也就成了生产财富和增加财富的一般力量。就此而言，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由于劳动被并入资本而形成的过程，从物质内容上看表现为物质生产过程或者劳动过程，这是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但是，从社会形式上看，它却表现为价值增值过程或者剩余价值的创造过程，这是它区别于其他社会劳动过程的根本之处。正是看到了这种财富生产的不同社会形式，马克思从目的与手段相颠倒的角度论述了资本主义财富生产所具有的“伪善形式”及其本质：“通过这种形式，财富本身和财富的生产被宣布为现代国家的目的，而现代国家被看成只是生产财富的手段。”

(二)论述了财富对于人的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及对于社会历史进程的积极影响

对此，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具体的阐述，从总体上看，马克思关于三大社会形态的理论，实际上是他以“社会财富”为基础论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及以此为尺度的社会发展理论的“总纲领”。在《手稿》中，马克思将整个人类社会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自由个性”这样三个大的历史阶段(时期、形态)。其中，被马克思赋予较多祈盼和情感的第三个历史阶段，其典型特征就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联系马克思在《手稿》中关于未来社会中劳动性质之“自由劳动”与财富尺度之“自由时间”的多次论述可以发现：马克思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自由个性”、“自由劳动”和“自由时间”的有机统一，而他关于这三者统一的基础就是社会财富的人性回归问题——“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在马克思那里，个人只有成为“发达的生产力”，他才能够不仅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而且使他本身成为生产力中的“真正的财富”，从而使他在“个人的充分发展”和“最大的生产力”(“发达的生产力”)的统一中获得发展，就此而言，马克思的财富理论展现出来的实际上正是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本原：“生产力的最高发展”实际上也就是“个人的最丰富的发展”，也就是“社会个人的发展”，即“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

从人的发展来看，马克思关于财富创造的观点实际上代表着他对人的实践活动和人的全面发展

的深刻洞见。这充分体现在马克思的以下论述中：“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部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以我之见，马克思的这段经典论述最好地说明了财富创造与人的实践活动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密切关系：人的劳动创造财富但并不仅仅为了创造财富，而是经此实现自身的发展；财富表现为人的作品不仅确证了人的实践本质，更重要的是它作为载体，促进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是说，人的发展的目的，必须实现于创造财富的实践活动之中。

从社会历史发展来看，马克思通过劳动与财富的关系如何从原始的统一进展到资本主义的历史对立并发展到未来的高级统一这样的发展历程，从目的与手段、个人与社会、必然与自由等多重视角，深入阐述了他对于财富生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历史意义和辩证作用。在马克思看来，从财富生产的视角看，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因为在古代人那里，“财富不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而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相反，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正因为看到了现代世界中财富生产与人的发展的目的与手段的颠倒性，马克思才对未来社会中财富生产与人的发展的相互关系给予了科学论述与殷切期望。另一方面，正因为马克思看到了财富对于人的发展的积极意义，因而他并不仅仅站在道德评价的立场上一概地否认资本主义的财富生产，而总是同时站在历史评价的立场上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的历史意义。他在看到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同劳动之间的完全分离”这一现实后，一方面认为：“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另一方面又认为：“从现实性来看，财富的发展只存在于这种对立之中；从可能性来看，财富的发展正是扬弃这种对立的可能性。”“只有资本才掌握历史的进步来为财富服务。”可以说，正是从“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这一辩证角度出发，马克思才科学分析了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及其“历史使命”，认为作为“现代形式”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必将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过程中成为历史的“被扬弃之点”。

(三)论述了财富的本质及其三种基本形式——商品、货币和资本，从而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财富生产中的三种拜物教观念及其实质

在马克思看来，财富的本质是体现在物的关系背后的人的关系，因此，财富既是一种物质产品，也是一种价值关系：“一方面，财富是物，它体现在人作为主体与之相对立的那种物即物质产品中，另一方面，财富作为价值，是对他人劳动的单纯支配权，不过不是以统治为目的，而是以私人享受等等为目的。”由此出发马克思认为，商品、货币和资本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三种财富形式。

就商品这种财富形式而言，马克思在《手稿》中主要论述了它的“二重存在”，即作为使用价值的“自然存在”和作为价值的“纯经济存在”，认为商品本身就是这两种规定的统一。马克思关于商品财富的这种思路在后来的著作中得到了更为明确的表现：他不仅认为“商品”是表现资产阶级“财富”的“原素存在”和“元素形式”，而且认为商品本身就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财富的物质内容及其社会形式的统一。马克思关于商品财富的这种规定不仅成为他透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抽象”概念，具有重要的始源性意义，而且也成为他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块重要基石。

就货币这种财富形式而言，马克思在《手稿》中始终把它放到同商品财富相对照的角度来论述。在马克思看来，货币除了具有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这两种基本职能之外，它在获得“充分发展”后还具有“第三种规定”，即它可以“作为财富的物质代表”。马克思认为，正是这第三种规定把货币财富同商品财富区别开来：货币可以“表现为目的本身”，因而具有相对于商品而言的直接性(不需要中介)、普遍性(货币是商品中的上帝)与独立性(可以离开流通领域)。就是说，在货币上，“财富的形式和内容是同一的”，货币既是“财富本身”，又是“财富的一般物质代表”。正是看到了货币财富的这种本质，马克思认为：“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一个对象，而且是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对象，同时也是致富欲望的源泉”。马克思认为，货币的这种本性必然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作为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作为个体化的交换价值，货币必须直接是一般劳动的即一切个人劳动的对象、目的和产物。劳动必须直接生产交换价值，也就是说，必须直接生产货币。因此，劳动必须是雇佣劳动。”

就资本这种财富形式而言，马克思在《手稿》中也总是把它放到同货币财富相对照的角度上来论述。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比之于货币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作为结果实的东西”，能够“从作为能动主体，作为过程的主体的自身出发”，获得自我增殖的能力。马克思说：“资本吃掉这个果实以后，可以重新结出果实。它可以代表享用的财富，而并不失为财富一般形式的代表，这是简单流通中的货币不可能做到的。从前，货币必须实行禁欲，才能继续成为财富的一般形式；或者说，货币如果被用去购买现实的财富，被用于享受而耗尽，它就不再成为财富的一般形式。”正是看到了资本财富的这种特性，马克思不仅从商品资本、货币资本与生产资本相统一的角度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统一性，而且从劳动与资本这两种财富形式只有从对立走向统一才能使个人和社会获得发展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论述商品、货币和资本这三种财富形式时，实际上已经从财富的科学内涵上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三大“拜物教”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观念本质，在马克思看来，财富既是一种“物”，也是一种体现在物的背后的人的“关系”。就是说，无论是商品、货币还是资本，“在所有这一切形式中，财富都以物的形态出现，不管它是物也好，还是以存在个人之外并偶然地同他并存的物为中介的关系也好”。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财富生产的目的与手段发生了颠倒，使得财富生产中“形式变换代替物质变换而成了目的本身”，交换价值必然代替使用价值而成为目的本身。这样一来，由于“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于是，人们生产关系的物化，人和物的关

系的颠倒，必然成为产生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基础。

二

1859年6月，当马克思以《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为基础而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出版工作后，他就开始了出版第二分册(即继第一分册的《商品》和《货币》两章之后的第三章《资本一般》)的准备工作。其最终成果就是马克思从1861年8月到1863年7月的两年时间里所写的大约200多印张的手稿，这就是人们现在常说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也就是《资本论》的“第二手稿”。就财富思想而言，除了继续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财富思想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批判外，更为突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新的理论质点。

(一)分析了资本的生产过程，更为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生产的实质及其特征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特征，就是目的与手段的颠倒，正是这种生产性质的颠倒决定了其颠倒的物质生产结果：“物的人格化和人的物化”。就此而言，尽管资本主义生产从客观上可以通过其“劳动剥削手段”带来“社会劳动本身的生产力发展”以及“产品量的增加”，但由于其“物对人的统治”的基本特征，其物质结果必然带来劳动能力的异化。因为在这种生产制度下，“创造越来越多的，质量越来越好的，越来越多种多样的使用价值”，即“创造大量的社会财富”的物质结果总是表现为这样一种目的：“劳动能力只是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并且只有把劳动能力变成片面的和非人的东西，才能达到这种目的。”

马克思认为，劳动能力(活劳动)的这种目的手段化，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必然导致劳动者自身的贫穷：“活劳动只不过是这样一种手段，它使物化的死的劳动增殖价值，赋予死劳动以活的灵魂，但与此同时也丧失了它自己的灵魂，结果，一方面把已创造的财富变成了他人的财富，另一方面只是把活劳动能力的贫穷留给自己。”更为重要的是，劳动能力的这种异己化不仅造成了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自身的贫穷和他人的富足，它还造就了劳动者贫穷的社会机制：“劳动能力不仅生产了他人的财富和自身的贫穷，而且还生产了这种作为自我发生关系的财富的财富同作为贫穷的劳动能力之间的关系，而财富在消费这种贫穷时则会获得新的生命力并重新[作为资本]来增殖。”可以看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的本质的分析，比“第一手稿”更为丰富也更为透彻了。

(二)在论述“剩余劳动的性质”时，更为深刻地阐发了“财富就是自由时间”的思想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曾继承了匿名作者迪尔克的思想，提出了“创造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财富整个发展的基础”的思想，认为“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并认为随着社会由资本主义向高级社会的转变，“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在《1861—19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论述“剩余劳动的性质”时，继续并深化了这种思想，在马克思看来，时间对于人的发展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然而，在资本主义的工厂制度里，情况却总是反过来了，“在这里，剩余劳动，从而劳动时间问题成了决定性的东西”。

在马克思看来，既然财富就是自由时间，因此，在存在着一些人不劳动(不直接参加使用价值的生产)而生活的社会里，这个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就把工人的剩余劳动作为生存条件。这些不劳动的人从这种剩余劳动中取得两种东西：一是他们“生活的物质条件”，即他们“赖以和借以维持生活的产品”，二是“他们支配的自由时间”。马克思认为，剩余劳动作为自由时间的财富之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因此，剩余劳动时间不仅创造人们物质存在的基础，而且同时创造人们的自由时间，创造人们的发展的范围。

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也承认自由时间是在社会的对立发展中历史性地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因而它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而且也成为资本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存在的一种历史理由，诚如马克思所说：“社会的自由时间的产生是靠非自由时间的产生，是靠工人超出维持他们本身的生存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而延长的劳动时间的产生。同一方的自由时间相应的是另一方的被奴役的时间。”“这种剩余劳动一方面是社会的自由时间的基础，从而另一方面是整个社会发展和全部文化的物质基础。正是因为资本强迫社会的相当一部分人从事这种超过他们的直接需要的劳动，所以资本创造文化，执行一定的历史的社会的职能。”可以看出，马克思关于财富就是自由时间的思想在此获得了具体而辩证的阐述。

(三)在论述“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时，比较具体而深刻地论述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财富生产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及其意义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曾从哲学一般层面上论述过科学之于财富的作用和意义，认为科学就是“财富的最可靠的形式”，它“既是财富的产物，又是财富的生产者”，认为科学“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哲学层面转向了经济学的实证层面，深刻地分析了科学技术对于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的作用与意义，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本来是作为财富生产的产物而出现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出现了物化劳动、过去劳动对活劳动的颠倒关系，因而科学技术反过来也就成为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的“帮凶”。马克思深刻而尖锐地指出：“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

马克思认为，正是科学技术所具有的这种力量，把包括劳动的一般社会力、自然力和科学在内的过去劳动直接变成了与活劳动相对抗的“武器”，使得过去劳动不仅不受活劳动的支配，反而使活劳动反过来受它的支配。马克思形象地说，正是这种“铁人起来反对有血有肉的人”的事实，使得“包括在资本主义生产概念中的东西”，“不仅成为表现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上的社会真实，而且还成为可以说是工艺上的真实。”很显然，对于资本主义由于科学技术的运用以及机器对劳动的代替而实现的财富生产过程中社会真实与工艺真实的统一，马克思是深恶痛绝的。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显然已经把活劳动变成了“只不过是死劳动的一个有意识的器官”。

三

马克思写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之后，便开始了为他最新确定的《资本论》进行“整理手稿、准备付印”的工作。为此，马克思不仅从1863年8月到1865年底期间写出了《资本论》的“第三部手稿”，而且从1866年1月起开始直到1867年4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对《资本论》第一卷进行了整理、修订与校对。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在德国汉堡问世，标志着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伟大革命的实现和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诞生。从宏观上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主要突出了以下财富思想的阐述与发挥：

(一)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现实与历史趋势等多个方面，揭示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剥削实质及其历史暂时性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虽然曾经反复地研究过商品和价值，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产品会采取商品的形式?为什么劳动会表现为价值?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把资本主义生产视为了“永恒的”、“自然的”、“合理的”生产制度。由此出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分析劳动产品成为商品的历史条件，不仅说明了在商品、价值背后隐藏着的生产关系是什么，而且说明了商品生产者的相互关系为什么必然采取了物的形式。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事实上的基础或起点，就是“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分离，客观劳动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的分离”。这种分离不仅使得工人阶级虽然作为“财富的人身源泉”但却“被剥夺了为自己实现这种财富的一切手段”，而且也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因目的与手段的颠倒而带来的矛盾与对立：由于“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由于“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因而，“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资本主义在生产过程中的这种矛盾与冲突在其积累过程中体现出来，就是社会的两极分化：“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这种情况也在事实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渡性及其暂时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力的发展中遇到一种同财富生产本身无关的限制；而这种特有的限制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它的仅仅历史的、过渡的性质；证明了它不是财富生产的绝对的生产方式，反而在一定阶段上同财富的进一步发展发生冲突。”

(二)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揭露并批判了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中必然产生出来的拜物教及其意识形态本质

马克思早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就曾指出，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进行的一切批判都带有一个原则性的缺陷，这就是他们无法对拜物教现象做出科学的分析：“经济学家们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所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属性，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继续沿着这一思路，从“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的角度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拜物教就如同“宗教世界的幻境”一样，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马克思看来，在“一切已经有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社会形式”中，都有拜物教这种颠倒现象的存在。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和在构成其占统治地位的范畴，构成其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的资本那里，这种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就会更厉害得多地发展起来”。由此出发，马克思认为，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这三种拜物教现象，不仅在资本主义社会同时存在着，而且还得到了逐层深入的体现与发展。在马克思看来，这其实正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在经济学观念上的具体体现：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作辩护，从而掩饰对抗性的社会关系。就是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正是通过拜物教观念，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掩盖在物与物的关系之中，并以此来表现资产阶级社会作为财富生产的“自然永恒的”、“天然合理的”社会制度的，这种拜物教现象及其本质在“把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切秘密都包括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形式”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正因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资本 利润(或者，更恰当地说是资本 利息)，土地地租，劳动 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财富一般的各个组成部分同其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明白于此，也就不难理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包括斯密、魁奈等)何以对这一“三位一体”公式趋之若鹜了。

(三)从社会生产发展的历史进步意义上，不仅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生产的历史作用以及资本的文明意义，而且还科学地预测了财富生产对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意义与社会价值

在马克思看来，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认为的那样，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但是它在整个社会生活的总体和全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确实具有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意义，由此也使得它成为向未来高级社会形态进展的“过渡点”和“必经环节”。诚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

马克思认为，资本的这种文明作用不仅决定了其“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的“资产阶级时期的历史使命”以及“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的“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而且也“不自觉地”为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提供着从物质条件到制度基础的一系列条件。诚如马克思所说：“作为价值增值的狂热追求者，他(指资本家——引者注)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

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随时都在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本的历史任务的基础上，对财富生产在未来社会的社会经济意义做出了科学预测。在马克思看来，既然在剩余劳动基础上产生的剩余产品、剩余时间是财富的当然基础，因此，剩余劳动一般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就应当“始终存在”。就此而言，不必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就是在现在的社会主义和未来的共产主义条件下，即使消灭了剩余劳动的对抗性质，但也不可能消灭剩余劳动本身。

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仍将存在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的预见，实际上成为我们考察未来社会财富生产的理论依据。对此，马克思在后来的《哥达纲领批判》中给予了明确的说明：“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这里，马克思不仅将“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与旧式分工的消灭和劳动性质的改变并列起来作为“按需分配”的三个历史条件，而且还将它放在它们之后同“个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他们的生产力的增长”一并作为了未来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此而言，马克思对于财富的未来发展显然给予了极高的期待。

责任编辑　张颖超

作者简介：杨端茹(1973—)，女，陕西大荔人，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作者：杨端茹　刘荣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