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发展论文

〔摘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是其在本质上具有相同、相通或相近的目的、方法、价值基础上的有机融合，是两种不同的思想理论体系，围绕社会发展主体、过程与结果等根本性问题，在价值塑造、理论阐释、话语传播等多重维度的良性互动。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发展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发展论文 篇1：

整体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发展

摘 要：如何处理整体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学及其发展的关系，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大历史和现实课题。而对二者关系的探究如果不基于对二者内涵的准确认知前提，就很难对其做出准确科学的定位，也就不能真正实现二者的相互促进。从准确科学认知二者的内涵出发，发现二者的相互联系、区别，然后有的放矢，才能实现二者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二者的相互促进提供了现实路径。

关键词：整体马克思主义；儒学；内涵；相互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或中华文化的关系问题，既是支撑和推动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中国“保存”、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也是支撑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中国化的重大课题，更是支撑和推动整体儒学或中华文化“保存”、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不少学者提出，看待两者关系通常潜涵着认知儒学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但却对此前提并未有过充分的论证。事实上，研究两种事物之间的关系问题，首要的前提是鼎清二者先在的内涵，仅从其中任何一面出发，或者都从二者模糊认知的前提出发，必将无助于二者关系的真正认知，更无助于由此展开的二者的发展。上述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或中华文化关系的认知即有此明显局限：一方面缺乏对儒学或中华文化准确、全面的认知与定位，另一方面，

对整体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也仍局限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板块。因而，先在的鼎清整体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各自内涵是展开二者关系探讨的前提或基础。

一、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内涵

科学准确的规范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正像科学准确的规范化学的内涵一样。所有科学学科下的范畴规范不仅要科学，更要准确明晰，要能使受学者正确的认识到特定学科的内容范围、基本特征、所立依据、前景指向、现实意义等要素内涵。马克思主义理论无疑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内涵的规范同样需要具备一般学科范畴设定应具的要素。

第一，科学规范马克思主义的内涵需要处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其内容的关系。脱离实际内容的空谈超阶级超社会的普遍方法与规律正如无有立足对象的空谈普世伦理一样。作为方法与内容辩证统一的科学理论，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内涵需要予以体现。

第二，科学规范马克思主义的内涵需要处理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原理与商品经济形态阶段社会发展具体规律的关系。对近代世界商品经济形态阶段的探究认知是马克思主义作家尤其是其创始人关注的重点，但马克思主义也并未就此而忽略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一般原理的探究，作为认知人类社会发展一般原理与近代商品经济形态发展阶段规律的辩证统一的科学理论，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内涵需要予以体现。

第三，科学规范马克思主义的内涵需要处理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指向——共产主义与其具体建构的关系。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创造者阶级——近代社会是无产阶级——跨入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最明确的最终目标与阶级属性，但并不给以面面俱到的教导，作为确证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指向与对其不作具体建构的科学理论，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内涵需要予以体现。

第四，科学规范马克思主义的内涵需要处理马克思主义主线即出发点自身的若干关系。所在社会中创造者阶级而非鼎定绝对无历史的无产阶级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探究的出发点与归宿，但马克思主义主要不是致力于任何社会或任何历史阶段的历史创造者的发展，而主要着力于近代商品经济阶段历史创造者——无产阶级的发展，确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出发点与着重对象，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内涵需要予以体现。

第五，科学规范马克思主义的内涵需要明确其科学理论的发展性，并给创始者、继承者、发展者准确定位的空间。作为指导人们认知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方法与内容并举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秉具明显的开放性，并且这种与时俱进通过其继承者、发展者的承继、发展体现出来。确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放性、发展性，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内涵需要予以体现。

因而，通盘考察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出场”语境、“在场”语境、甚至反思“缺场”与“退场”臆想根源，并使认识路径经由具体——抽象——具体的逻辑上升，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就是由各自鼎立各有主次而又相互关联的三层面组成的一个整体：第Ⅰ层面，揭示整个世界和人类社会与之关系——辩证唯物主义（主要指辩证的唯物论和辩证主义的认识论）（主）以及学科的研究方法——唯物辩证法（次）；第Ⅱ层面，探究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原理——历史唯物主义（次）尤其是前时间经济形态阶段的商品经济形态阶段社会发展规律（主），第Ⅲ层面，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方向（主）及其社会建构与社会成员——自由人发展的一般原则（次），贯穿这三部分的主线是所在社会中人（历史创造者）尤其是近代社会中人（历史创造者）——无产阶级如何通过社会的发展而自由全面发展。

二、儒学的发展能够推进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通过上述对整体马克思主义固有科学内涵的逻辑认知，可见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即在于“一线三层面”的发展。而中国传统儒学及其新发展能够推进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一）中华文化的主流——儒学的内涵

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的社会群集，而在其历史发展长河中，不仅涌现过诸子百家的学说与思想，譬如道家文化、法家文化、儒家文化等也曾盛行过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等等，后来儒学由于自身蕴含的独特内涵，成为了中国传统社会起主导作用的文化。因而，谈中华文化的发展，其主流是儒学的发展。而主流儒学的发展又将促进整体中华文化的发展。

那么，儒学或儒家文化的内涵是什么呢？根据迄今人类社会发展经历的前后两个根本区别的发展阶段，儒学具有两种不同的内涵。首先在传统自然经济形态阶段，儒学即儒家学说，也可称之为传统儒学。它的理论化系统化呈现即儒家文化，是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在西汉武帝时期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经由宋明理学、明末清初经世致用学说嬗变，绵延至今的认知自然、社会、自我意识的学说；从内容上而言，它涉及政治、经济、教育、文学艺术、伦理风俗、哲学、宗教信仰、科学技术、人的发展等方面；从性质上而言，它主要是代表自然经济形态阶段统治阶级发展的思想观念。简言之，传统儒学就是孔子所创立而由其后中华民族各时代传人继承发展的以个人修善和仁爱施物为核心、涉及农业社会各领域发展的代表农业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在现当代商品经济形态阶段，现代儒学，也可称之为新儒学，从其创造者和继承者而言，它是孔子创立，而由现当代中华民族既包括各种唯物主义、也牵涉更多各种唯心主义学者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观点和学说体系；从其研究对象和内容而言，它是中华民族在前共产主义阶段非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反应，是侧重从个人道德修为出发的探究关于对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学说；从其阶级属性上而言，它是中华民族向商品经济形态社会转型时期各类小资产阶层思想以及商品经济形态阶段社会中等资产阶层思想意识的理论。简言之，现代儒学是孔子奠基而由现当代中华民族各时代传人继承和发展的以注重道德建设的代表小资产阶层或中等资产阶层利益的思想体系。讲整体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发展，主要是指与现当代新儒学关系的发展。

（二）传统儒学及其新发展对整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推动

首先，传统儒学的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研究及其发展有助于整体马克思主义第Ⅰ层面——认知整个世界和人与世界关系理论的发展。在对整个世界认识上，传统儒学的天人相分等理念阐述了天（自然）与人（社会）各有自己的职分及作用范围，譬如“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 [1]237等认知，注重了自然规律运行的客观性，丰富了整体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的认识；在认知客观世界与人类社会关系上，传统儒学的“天人合一”、“人定胜天”认知，解释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强调人类社会同自然界融洽无间的有机整体性或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性，坚持只有尊重自然规律并顺应自然规律时才能取得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和改变：“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 [1]233，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认识客观规律及实践方面，传统儒学有助于整体马克思主义辩证认识的丰富与发展。

其次，传统儒学的政治思想、经管思想、文化思想、和谐社会思想、生态思想及其发展有助于整体马克思主义第Ⅱ层面中人类社会发展一般原理尤其前共产主义社会认识的发展。在社会政治管理上，传统儒学强调“为政以德”、“圣贤领导”、“礼法并济”思想，给整体马克思主义推进前共产主义的近现代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管理以有益的启示；在推进社会经济发展上，传统儒学强调的先义后利、诚信经营的经济伦理原则、“均无贫”经济分配原理、“简以养德”政治经济学原则、“修己”“安人”与“以人为本”管理理念，给整体马克思主义推进近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以有益的启示；在推进社会文化发展上，传统儒学强调“和而不同”的文化“重叠共识”的多样性发展思想，“忧患意识”发展动力思想，给整体马克思主义持续推进近现代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多样文化事业的发展以有益的启示；在推进整体社会发展上，传统儒学强调整体社会和谐发展思想，主张用“修己”“推己及人”的“礼”“义”规范引导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有国有家者”把握“均贫”“和寡”的度，使社会成员的权利与义务合理划分思想，给整体马克思主义推进近现代社会主义国家整体社会的发展以有益的启示；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上，传统儒学以“天人和合”“天人相分”为其生态意识的哲学基础，强调在利用自然资源上要具备“推己及人与推人及物”的“忠恕”“仁爱”生命的道德理念[2]，并切实的推出了保护自然生态的举措，譬如，“时禁”、“节限”、“蓄界”等等，给整体马克思主义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以有益的启示。

再次，传统儒学的大同理想及其发展有助于整体马克思主义第Ⅲ层面中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方向和其社会建构与成员发展一般原则的发展。传统儒学最高理想是实现大同世界，而这种大同世界社会建构的一般原则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3]。这种强调社会与其个体成员整体的进入大同社会境界的儒家社群主义及其在商品经济形态社会的继续发展，有助于弥补近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理想社会诸种弊端，譬如由于过分强调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的优先性招致个人自由与社会公正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截然区分政治问题与伦理问题招致政治平庸化甚至庸俗化，似乎政治行为可以不要伦理[4]等等，从而给整体马克思主义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方向社会建构与成员发展以有益的启示。

最后，传统儒学的民本主义人学思想及其发展有助于整体马克思主义主旨——所在社会中创造者阶级（近代社会具化为无产阶级）的不断发展。作为传统儒学的精华之一，民本主义的人学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一方面，儒家的“仁学”“以人为中心，关系生命的根本意义，但同时又强调道德的权威、人格的完善、家庭与社会的伦理秩序以及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其核心是‘仁本礼用’，其思维方式和实践程式是‘内圣外王’、‘推己及人’而后及于社会。”[5]即民本主义强调社会个体成员首先要在道德情操上以“仁本礼用”理念“修身”、“养性”，其次“齐家”，在此基础上进入发展关键的“事功”阶段，排斥空谈心性不讲实功，着重积极入世，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儒学强调作为一个群体发展的民本思想的重要依据有“民为邦本”、“民与天齐”、“民为神主”。因而，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 [6]因而传统儒学的民本思想及其继续发展有助于整体马克思主义主旨——历史创造者阶级发展的发展。

三、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促进儒学的“保存”、发展

（一）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为儒学的“保存”和发展提供机遇

当理论界一方面承认儒学是发展的，另一方面又注明儒学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和封建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和普世伦理，却未注意到儒学复兴或转向新儒学的前提是首先明晰“保存”与发展的关系，即根据严密而完备的逻辑思维体系推展研究[7]——这也是中国其他传统学科发展普遍存在的问题。既然如此，儒学复兴的诸多发展的严密逻辑推进的科学依据又在什么地方呢？譬如，当有人提出新儒学的发展必须面向现实、兼收并蓄时，又怎么知道传统儒学不具备现实性和包容性呢？

而关于一事物保存与发展的关系的科学认知，我们可以通过马克思辨析劳动使资本旧价值的保存和新价值创造关系看出。当庸俗经济学家和资本家都认为资本的利润来源于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劳动力三者分别补偿耗费时，马克思指出前两者根本不需要劳动力劳动、因而也不用资本家特别支付报酬——因为这需要具备对象化劳动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已经在资本家购买劳动力的交换中完成了[8]。那么，事物的保存和发展是什么关系呢？上述的意思就是事物的发展者本身就是事物的保存者，而事物的保存过程就寓于发展过程中。反之，不能实现事物的保存就根本谈不上事物的发展，而发展如果没有有效的保存，就根本谈不上发展。当然，寓于发展中的事物的保存必然使事物的形式发生变换，这是因为事物的形式具有易逝性，不过却被事物的更高级的适用的形式取代——事物的发展不体现于事物形式的有效替代而显现在事物形式的增添丰富中。

具体到中国儒学的保存与发展，儒学的保存就寓以儒学的发展中，但儒学的发展先以实现儒学的保存为前提。注意：把中国传统儒学不适宜于时代的部分改造为更高级的适宜于时代的形式，这可绝不是儒学的发展，而仅是儒学的保存，并且这种保存只有和其发展一起进行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实质意义的保存，也才因此展开儒学的发展。而整体马克思主义内涵的首次真正廓清就给寓以发展中保存的儒学提供了真正保存（当然也包括发展）的历史机遇。

（二）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促进儒学的发展

作为内容与方法并重的近现代最先进的哲学社会学科理论，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与研究范围在当代世界的科学廓清，即为其他所有学科的发展——在中国尤其是中华文化的主流儒学的发展指明了保持先进性的发展方向。

首先，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促进儒学认识客观世界及其方法思想的发展。传统中国儒学本身固有着对客观世界及其方法探究的思想，否认或者忽视儒学这一领域的原有认识是没有意义的。不过传统儒学对客观世界及其方法的探究带着明显区别于西方、区别于认知科学发展高级阶段所应具备的理性思维或建立在严谨概念体系基础上根据严格的逻辑规则展开研究的意识的认知路径，它带着明显的形象思维或直觉思维的印记。譬如“天人和合”、“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等思想虽是重大命题，并且也一定程度的建立在类比推理基础上，不过这类推理依然离不开形象，它没有以概念为基础，而是以经验为基础，具有模糊性和笼统性，简言之，缺乏秉具严谨性和尊则性的逻辑思维的认知事物的意识和能力是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认知的一大特点。整体马克思主义在其第第Ⅰ层面的探究则集结西方严密的逻辑思维意识与认知方法和对客观世界辩证唯物认识于一体，既遵循严谨的逻辑思维规则，又坚持辩证唯物探究客观世界及其方法，因而传统儒学学习或借鉴整体马克思主义认知客观世界及其方法的探究路径，并随其发展而不断更新自身相应认识，才能真正保持自身的发展。

其次，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促进儒学的政治思想、经管思想、文化思想、社会发展思想、生态思想、科技思想、发展、伦理思想等管理整体社会发展的思想的发展。传统儒学虽然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和封建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和普世伦理，但是儒学的上述思想对前共产主义阶段的社会，甚至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却能发挥十分重要的有益启示——这基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诸种认识（主要是对阶级社会管理或推进整体社会发展的认识）的发展奠基在以往诸种认知的基础上，因而在近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传统儒学的上述思想还能发挥一定作用——注意是一定作用，而儒学的上述思想若要继续发挥作用，甚至谋求实现与社会主义中国社会发展的有机结合，则必须学习和借鉴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发展适时的更新自身的相应认知思想。这是因为近现代社会是区别于传统农业社会的更高级别的商品经济形态社会（尽管在前共产主义社会时代也是阶级社会，这也是传统儒学的上述思想能发挥一定作用的原因），而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则正是建立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的最先进理论，自然，传统儒学若要继续发展，就必须借鉴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发展，实现自身主导性质的自然经济基轴与封建阶级指导思想向商品经济基轴与工人阶级指导思想的嬗变。

再次，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促进儒学的大同世界思想的发展。传统儒学也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理想社会的探究——这就是大同世界，不过儒学追求的整体和谐的理想社会具有明显的空想性质和平均主义倾向。一方面，儒学的这种大同理想社会诸种建构，“既没有事实判断，也没有理论根据，仅从价值判断本身的内源性、本身自足性出发，对社会理想的认识囿于目的论的框架而不是因果论的框架” [9]，具有明显的空想性；另一方面，儒学的这种大同理想社会的“同”追求“共同、等同、均同。‘同’者无分殊、无差别、无等次” [10]，具有明显的绝对平均主义倾向。而整体马克思主义依靠实践的唯物主义[11]527及其在商品经济形态社会的具化——无产阶级是把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方向和其社会建构建立在顺应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基础上，并且人类终极理想社会的生产、分工、交往要依据三者辩证统一关系的发展，不能简单化、绝对化，因而学习和借鉴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发展将推动着中国传统儒学大同世界思想的寻求现实路径和依据科学规律的发展。

此外，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促进儒学的民本思想的发展。传统儒学的民本主义的人学思想也以人为中心强调个人的发展，譬如先以“仁本礼用”理念“修身”、“养性”后以“内圣外王” “推己及人”“及物”方式入世“事功”发展，不过儒学的民本主义倡导的“民本”之“民”是一个集合或群体概念，是隶属于代行天意实施仁政的并且地位和价值有可能高于君主的集群概念。这种群体本位不仅截然区别于人本本位、也区别于商品经济形态阶段与法治国家相对的市民社会，它是内附于自然经济形态阶段君民二元制度构建国家的但却未能给君权以制度性制约、仅靠道德内在约束使君对民怜悯、恩赐的集群。现行西方资本主义倡导的公民自由主义思想是基于商品经济社会经济发展决定的商品与劳动者个人的自由流通。因而无论传统儒学的民本思想抑或西方资本主义的公民自由主义思想均异于整体马克思主义在商品经济形态阶段所追求的社会中人的发展。具体而言，整体马克思主义在商品经济形态阶段强调的社会中人的发展是既作为群体又作为个人是群体与个人辩证统一社会人发展。作为群体，它不是指应隶属于统治阶级的而是努力实现自身翻身后自我管理的群体，这就是商品经济形态阶段的无产阶级，也即世界历史意义上存在的无产阶级 [11]539。作为个人，它既突出现实社会个体单个人的实践发展，又强调现实单个人的实践发展要借助于群体借助于社会的实践发展才能实现，而这恰恰是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认知缺乏的另一大特点。因而传统儒学向现代嬗变的转向，必须借助于整体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才能实现自身的双转变——向现代群体与向现代个人的转变。

四、二者的辩证统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如果我们仅根据上述整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儒学的相互关系，就得出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仿佛儒家学说就是整体马克思主义，整体马克思主义就是儒家学说。这不仅将是毫无意义的笑料，还将引偏对二者关系的研究。从科学严谨的意义上说，二者作为客观世界存在的两种理论，既有普遍的联系，但同时又有本质的不同。同时须极为注意的是，探究二者的关系必须把其放置于一定的时间、空间、社会（国家）中。因而我们在这里探究二者关系潜涵着指现当代东方社会主义中国的传统社会发展理论与整体马克思主义比较的内蕴。

当我们从这样的前提出发来看待二者的关系时，我们将知道，二者的联系体现于二者在认知客观世界及其方法、实践观、管理整体社会发展的政治与伦理、宗教等思想、精神信仰与社会理想、注重民本发展等方面具有相似、相通或相容之处，从上面二者的比较中，我们知道这种相似、相通、相容并不意味着完全一致，而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而二者的区别则体现在形成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时空条件，代表着不同时代精神和阶级利益，反映着不同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水平，执行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功能，发挥着不同的价值导向作用[12]。不过整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保存、发展与传统儒学的保存、发展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实践境域下才能够实现辩证统一的发展，而二者的辩证统一的过程不仅有助于二者的保存、发展，也有助于整体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但对二者的实践发展须注意，整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儒学化，传统儒学的现代嬗变也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化，否则二者都将失去自身的属性。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互促进的现实时空舞台

面对认知客观世界中相对复杂的事物或理论——尤其这种事物或理论同时又相对迫近研究者的时候——通常人们就很难对其做出相对科学准确的把握。马克思针对这种情况，一般是采取两分多维认识方式，即首先把要研究的运动中的事物蒸馏出相对复杂的内含多维立体联系的现实网络中，然后对其简单运转的考察，其次，把透过简单运转中把握的事物本质规律置进内含多维立体联系的现实网络中继续观察、研究。譬如，马克思对近代商品经济社会货币的认识，首先是透过商品的简单流通，形成对货币本质和基本职能的认知和把握，随后把其置进近代商品经济社会的现实流通中，即形成了资本化货币或具社会性质货币的本质认识。“既然迄今为止对货币关系的阐述是在其纯粹形式上进行的，并没有同发展程度较高的生产关系联系起来，那么……在从简单意义上来理解的货币关系中，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内在的对立在表面上看不见了”[8]195。同样，通常我们所谈论的近代社会中存在的自由和平等一样——也是建立在此种简单关系上的[8]192。而“资产阶级民主派学者比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更多地求助于这种简单货币关系，来为现存的经济关系辩护”[8]195。

无论是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儒学理论，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理论，能否很好的与后来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都需要一定的人格化的现实个人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面不断的运用、检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是一个整体的理论，可是传统研究通常都把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相对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而对其整体性的研究也仅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对中国传统儒学理论的研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理论——更是尚未注意到。因而这两个理论本有的真理性能否发挥以及能否使二者本有的相互促进功能发挥出来，都需要复杂多维条件下一定的现实社会和具体国家的科学深入的不断实践和反复探究。正像对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探究是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才进一步深入展开的，整体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互促进的真理性功能的发挥同样需要并且也只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才能实现二者本有的相互促进功能的发挥。换句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发展是使整体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互促进实现的现实时空舞台。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型和长期发展为整体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本应具备的相互促进的真理性功能的发挥提供了现实道路发展的可能路径。正确发展道路关乎整体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本应具备的相互促进的真理性功能发挥的命脉。而二者这种相互促进功能的正确发挥在于全面的从双方多维角度实践运用：既关注整体马克思主义对儒学的促进作用，也关注儒学对整体马克思主义的促进作用；既关注二者对世界唯物、社会管理理论的相互借鉴，也关注二者对未来社会建构、对个体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借鉴。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创新对儒学文化合理成分扬弃，也不忽视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导，即为二者的现实相互促进提供了道路自信发展的路径。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型和长期发展为整体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本应具备的相互促进的真理性功能的发挥提供了现实理论发展的可能路径。科学理论指导关乎整体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本应具备的相互促进的真理性功能发挥的性质。而二者这种相互促进功能要作为科学理论指导发挥作用，就必须既扬弃传统马克思主义认知的儒学文化都是没落、反动、腐朽的糟粕片面认识，辩证地对其中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积极向上的内容拿来为其发展服务，也必须扬弃传统儒学文化认知的马克思主义纯粹阶级斗争论、经济决定论、忽视个体发展的片面认识，努力促使儒学理论积极借鉴整体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社会、人的思维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知为其发展服务。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重理论创新，不仅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儒学理论以及其他社会发展理论不断创新，也强调诸种理论创新的相互促进，主张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为二者的现实相互促进提供了理论自信发展的路径。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型和长期发展为整体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本应具备的相互促进的真理性功能的发挥提供了现实制度发展的可能路径。先进制度支撑关乎整体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本应具备的相互促进的真理性功能发挥的方向。制度作为一定时代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基本运转的根本决定者，先进制度则不仅为一定社会各种事物的科学发展方向提供了根本保障，更能相对较长时间保障这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形态阶段相对于资本主义更为先进的社会基本制度，它不仅在制度上注重各种先进理论应用与具体实践的有机结合，更不断的推进制度创新以更好更长远地保障各种理论与现实相互促进。因而它当然会从制度上关注整体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互促进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推动。这就为整体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现实相互促进提供了理论自信发展的路径。

参考文献：

？ 收稿日期：2013-05-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研究》（13XZX02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广亮，男，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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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忠友

Title： Develop between Marxism with its？complete？scientific？system and Confucianism.

CHEN Guangliang

（Department of Marxism，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angxi Guilin 541006）

Key word： Marxism with its？complete？scientific？system， Confucianism， connotation， growth affects each other、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作者：陈广亮

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发展论文 篇2：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三个层面的有机融合

〔摘要〕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是其在本质上具有相同、相通或相近的目的、方法、价值基础上的有机融合，是两种不同的思想理论体系，围绕社会发展主体、过程与结果等根本性问题，在价值塑造、理论阐释、话语传播等多重维度的良性互动。价值塑造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的价值旨趣；理论阐释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的关键问题；话语构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的重要方式。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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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立党执政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有机融合而形成的理论成果既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经验总结的理论形态，也是指导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直接理论指南。而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1 〕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内在地蕴含了其与中国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这种融合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简单聚集，而是其在本质上具有相同、相通或相近的目的、方法、价值基础上的有机融合，是两种不同的思想理论体系，围绕社会发展主体、过程与结果等根本性问题，在价值塑造、理论阐释、话语传播等多重维度的立体融合。有人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中国传统文化更是早就该扔到历史的故纸堆里了。实际上，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和要求的思想理论体系和文化传统具有穿越时空、解决现实问题的强大生命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既需要以我为主，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又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弄清楚这种融合应该和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什么问题，并针对相应问题寻找实现路径。

一、核心价值层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的价值塑造

思想引领与价值追求是一个社会普通百姓安身立命的心灵寄托，也是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关键。“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得‘软骨病’，就会在风雨面前东摇西摆。” 〔2 〕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如何面对和解决人生价值与社会理想的统一，如何维系温饱之后普通百姓的心灵寄托，如何构建富强社会的精神家园，如何培育多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一句话，如何在经济新常态下建设普通百姓的精神家园，越来越成为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则是新常态下构建文化新生态的现实选择。

“止于至善”“天下大同”“道法自然”是寓于传统文化中的价值信仰和社会理想。“求道”自古以来是志士仁人的人生价值和社会理想，也是普通百姓安身立命的心灵依托。儒家认为“道”是“天道”和“人道”、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价值目标和实践路径的统一。道家认为“道”既是万物的本源和起点，是一切存在的终极依据，又是人生追求的价值目标，“求道”就是追求和实现人生价值的运动过程。总之，“求道”具有对理想状态的人格与社会的追求，又有自强不息、经世致用的实践旨趣，并在实践中将个体的生命过程与人类社会的运动过程，融汇成“止于至善”“天下大同”“道法自然”的价值信仰、社会理想和心灵寄托。“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3 〕1这里，止为停止，“止于至善”意为停止的目的在于达到完善，获取智慧，其本质内涵为止而生慧。“止于至善”既表现为人通过修身养性不断完善的知行智慧，以及社会通过科学发展不断完善的实践过程，又蕴含了一种“发展起来之后”人和社会需要具有的能够给以心灵慰藉和精神寄托的价值信念与社会理想。《礼记·礼运》描述了大同社会的理想状态：“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天下大同”是中国人自古以来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具有十分久远的历史文化渊源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4 〕150这里的“自然”是指宇宙万物遵循自身性质和规律而存在和发展变化的过程。“止于至善”“天下大同”“道法自然”不仅是寓于传统文化中的中国人的价值信仰和社会理想，还是普通百姓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可以说，正是世代国人对“止于至善”“天下大同”“道法自然”的不懈追求，才有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和文化的绵延不绝。

共产主义是“止于至善”“天下大同”“道法自然”的理想社会状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中，共产主义是其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价值信仰和心灵家园，蕴含着深刻的社会运行规律和个人知行智慧。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基础上，提出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理想，“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5 〕422与此同时，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一种现实世界的运动。他认为，就其现实性而言，共产主义的深刻含义在于它是现实世界的运动。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6 〕539这表明，共产主义的本质是消灭资本主义现存状况，并最终将导致其灭亡的现实的运动。而资本主义最大的现存状况，就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以无限扩张和增值为本质属性的资本支配劳动并使其异化。这样看来，共产主义是实现劳动支配资本的运动过程，是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过程，也就是“止于至善”“天下大同”的过程。这里，对于个体劳动者而言，止能生慧，只有适时适度的停止，才能启迪智慧，达到完善；对于人类社会活动而言，止能生机，只有适度发展，才能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对于生命及社会运动过程而言，止能生运，只有适可而止，才能回归个体与社会过程的本真。无论是个体意义上的劳动，还是整体意义上的社会活动，都必须适可而止、适度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止于至善”“天下大同”“道法自然”。

共产主义契合“止于至善”“天下大同”“道法自然”的内在逻辑。当前，在基本满足温饱之后，一些人受到物质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等的过度影响，很大程度上出现了精神空虚、信仰和信任缺失、价值观混乱等“异化”现象。同时，中国已经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新常态既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又要不断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全，不断增进社会共识与价值认同。这种社会活力与秩序、效率与公平、参与与共识的充分体现，单纯通过某一领域和环节的改革已经无法实现，而在客观上需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结构性变革得以实现，需要通过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得以完成。人的“异化”现象以及经济新常态呼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而生成一种引领社会并给人以心灵寄托的文化新生态。其一，把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信仰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止于至善”的价值信仰有机融合，构建使人既有理想追求又能够得到心灵慰藉的精神家园。显然，人们在面临诸多诱惑和选择的时候，如果能够知其所止、止其所止而“止于至善”，不仅可以成就身心健康的完美人生，还能促进社会的科学发展与和谐。其二，把共产主义信仰与“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相融合，培育多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思想观念更加多元化的背景下，既要求我们在保持适度增长速度、转变增长方式、调整增长结构的过程中，创新发展理念，提升发展质量，更要求我们培育共同的社会理想，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认同；既要求我们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创新民主内容与形式，落实依法治国理念与国策，不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质量和水平，更要求我们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的过程中，创造文明新形态。这种文明新形态，既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机融合而产生的新的思想、理论、话语及价值，也是指二者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所追求的新的指向、空间与过程。显然，把共产主义信仰融入具有深厚历史文化根基和广泛群众认同基础的“天下大同”理想之中，更容易使普通百姓明确社会发展新的指向、空间与过程，并能够乐在其中、乐享其成。其三，把共产主义信仰与“道法自然”的自我生命运动过程相结合，养成尊重生命规律与过程，崇尚自然而然的心理意识。当前，我国已经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新阶段。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基本摆脱了长期以来所面临的基本生存受到威胁的状态。摆脱温饱状态的人，一方面对物质依赖和追求目的发生深刻变化，甚至由单纯满足温饱进而转向了某种攀比和炫耀。这样，往往导致人的内心更加躁动不安。显然，把共产主义信仰与“道法自然”的自我生命运动过程相融合，养成尊重生命规律与过程，崇尚自然而然的心理意识，有助于平息人们日渐膨胀的物欲追求和躁动不安的心理情绪，让社会发展和生命过程更加符合客观规律。

二、理论样态层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的理论阐释

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学术理论层面相融合，就是进一步完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使之在阐释已经取得巨大成功的中国道路的过程中，既彰显学术魅力和理论穿透力，又具有马克思主义属性，还能体现中国品质。

以中国道路统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理论阐释。道路自信源自理论自信，只有坚持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才能解决实际问题。当代中国的实际问题就是进一步完善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的中国道路及其理论阐释。魏源有言，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思想家不知道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的重要性，只是他们更为关注的，是应该如何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中国道路既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实践创新，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传承与升华的思想结晶，是实现了富强的王道。一方面，中国道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一切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社会生产方式的主体，人民群众在劳动实践活动中，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是创造社会历史的主体。中国道路就是中国共产党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生产力标准、人民群众社会历史作用等原理，领导中国人民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走共同富裕的求富求强之路。另一方面，中国道路是优秀传统文化中“王道”思想在当代中国传承与创新的结晶。王道也称王政，“王者，往也”，“政者，正也”。王道的本义是先王之道，并不是重义轻利、忽视国计民生或者反对国家富强的空谈义理，而是强调实践中的经世致用。其思想实质是对于道德意义上正当的政治或者符合道义原则的政治追求，是目的、过程、手段、结果相统一条件下的人间正道。从“己”与“他”（自然、社会、国家、民族）的关系看，王道思想以“天人之际”为其立论基础，既强调“天人感应”“天人合一”，也强调己与他之间的“差序格局”与“和而不同”。从治国理政的角度看，王道思想主张仁政德治，坚信“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从执政者与人民群众关系的角度看，王道思想坚持立国安邦必须以民众为根本，认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必须坚持“文以化人”，教育和引导人民群众，构建命运共同体。王道思想包含的“和而不同”“为政以德”“民为邦本”“文以化人”“命运共同体”等基本理念，已经成为中国道路的基本原则、价值追求和道德优势，深刻影响着中国道路的成功和进一步发展。中国道路就是“富强之王道”这一政治理想和发展道路的成功实践。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理论阐释要立足中国实践。习近平指出，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对经过反复实践和比较得出的正确理论，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学术理论层面相融合，必须立足中国道路的伟大实践，为其提供坚实的理论阐释和学术支撑。其一，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藩篱，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等基本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王道思想相贯通，从学理上独立分析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社会发展的特征、趋势和规律，完善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夯实“富强之王道”的思想基础。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总结经验，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经验及现实要求表明，实现民族复兴梦想，必须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中，坚持“富强之王道”的发展理念，并进一步实现更高层次的富强和王道。这样，通过“富强之王道”的民本仁政教育人民、引导人民、惠及人民。正如习近平反复强调的，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唯有如此改革才能大有作为。其二，超越西方学术语境下国家、社会、市场之间所谓大小、强弱的二分对立逻辑，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唯物辩证法、社会共同体等原则，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为邦本”“和而不同”“命运共同体”等基本理念相融合，阐明政党、政府、市场、社会乃至个人等不同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发挥不同主体的差异化功能并促进相互之间良性互动，为构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命运共同体提供学理支撑。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政治成就之一，就是在社会基层与人民群众建立血肉联系，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从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千年未有之变局。当前，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构建政党、政府、市场、社会乃至个人等不同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差序格局”及“命运共同体”。这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与人民群众建立国家治理意义上更深层次的血肉联系，可以进一步发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实现民族复兴的政治任务。其三，恰当运用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群众语言解释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创造普通百姓看得见、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的大众话语，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化传播语言。

三、体系层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话语转换

创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口耳相传的道德体系和礼治规范，是多元化社会凝心聚力的重要方式。中国具有道德教化和礼治规范的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创造和养成了独具话语特色的道德标准和礼治规范体系。中国早在殷周时期就有了“以德配天”的思想观念。“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主张代表了西周时期统治者的基本政治观念和基本治国方针。这种主张的提出，不仅解决了商汤可以伐桀、武王可以伐纣的逻辑问题，而且也为西周社会的发展确定了基本的方向。孔子提出的“为政以德”代表了他的为政思想，强调道德对政治生活的决定作用，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以德”思想更是成为众多志士仁人追求和实践的治国理政之策。中国历代王朝多有奉行德治、礼治的治国政策。中国更是被称为礼仪之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道德教化及礼治规范的丰富经验。时至今日，“子所不欲，勿施于人”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百善孝为先”“买卖不成仁义在”等等，已经转化为普通百姓耳熟能详、日用而不觉的思想和行为的准则规范，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马克思主义蕴涵着深刻的现代社会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并十分注重理论与人民群众相结合。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5 〕9-10从表述及传播方式来看，马克思主义作为民族国家发展的社会理想和普通百姓安身立命的价值信仰与行为规范，比较而言更多的是以极具个人和民族特色的学术理论的方式存在和传播的，需要特定国家和民族背景下规范人行为举止的生活化、群众化话语体系。

打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话语表达与传播体系。在国家实力、国际影响不断增强的过程中，长期处于弱势的中国话语也逐渐走强。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中的现代社会价值标准、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标准、道德体系和礼治规范有机融合，以我为主，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转化或创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口耳相传的话语表达与传播体系。其一，以社会生活实践为基础，挖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化科学内涵，转化为能反映和引领群众日常生活的道德判断准则和行为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原则，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打破注重形式宣教、忽视内容阐释与有效传播的宣传习惯，转化为能反映和引领群众日常生活、成为群众口耳相传的价值观念和判断准则。其二，以提升原创能力为基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牢牢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和领导权，是当前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早在习近平就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初，就已经深切觉察到官方宣传话语体系、学术话语体系与民间话语体系的严重脱节。他在谈到宣传工作具体要求时，引用古语“不日新者必日退”“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要求创新宣传思想工作，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当前，要避免陷入单纯用西方话语讲述“中国故事”的漩涡，造成国内外都听不懂的困局，以中国人自己的话语范式和话语习惯为基础，使其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相结合，创造道德体系、礼治规范的通俗化表达与传播方式。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塑造、理论阐释、话语构建等多重维度和视野的有机融合，是立足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良性互动过程，为当代中国发展提供了政治方向指引、学术理论支撑和群众认同基础。这种融合也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辩证统一关系，共同推进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

〔2〕习近平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6-13.

〔3〕王文锦.大学中庸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4〕文若愚.道德经全解〔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王建军

作者：张洋　刘志礼

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发展论文 篇3：

我们需要坚守怎样的文化立场

精彩导读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要处理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关系。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要对激进反传统文化进行反思。

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深度结合，是我们必须面对的“21世纪课题”。

回望人类文明史能发现，坚守自己的文化立场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强大的基本动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以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来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现代化。这也是我们面对的一个特别重大的时代课题。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伟大的事业需要并将产生崇高的精神，崇高的精神支撑和推动着伟大的事业。这种崇高的精神，在当代中国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打牢共同思想基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利于坚持科学发展，应对各种挑战与风险；有利于培育安定团结，和谐向上的良好氛围，促进社会和谐；有利于加强道德建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汇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力量。

习近平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重大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他指出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的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

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内涵。他指出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深入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

三是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路径。怎样正确地对待传统文化，他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要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他特别强调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也是我们当前需要重点做的事情。

这三个方面的核心是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过去我们一般讲文化，主要是在策略性、具体措施层面上的，而习近平这些讲话是从战略的、总体的高度来把握的，因此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和深刻领会。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和坚定信念，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要重点做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对待传统文化应当有深入的了解，实事求是的态度，辩证的理性的思考。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既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立场、态度、方法，也是摆在理论工作者面前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它的现代性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就拿“三纲五常”来说，“三纲”即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这完全是单向的、专制的、封建的。但是“五常”特别是“五伦”，则是强调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具体内容是要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听，兄良弟恭，长惠幼顺，这里讲的五伦关系就是双向的、互动的，其中一些内容可以成为构建现代社会的伦理关系的思想资源。因此，必须具体分析和仔细剥离，切忌一锅煮和一刀切。要全面认识中华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要坚持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使全国人民始终保持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然，任何一种优秀传统文化，只有与时俱进，不断扬弃与更新，才能永葆青春与活力。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竞争，也包括文化方面的竞争。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同时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和开拓创新，是关系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是内在统一的。传承是基础、是前提，创新是方向、是生命，两者不可偏废。

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还要处理好文化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有的人在谈到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总会说起新民主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论述社会主义文化时，又会说起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这成了阐述文化的内容和形式的固定格式。其实，形式与内容是分不开的，民族性存在于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之中。也就是说，民族性是形式，又不仅仅是形式。它不仅体现在形式中，也体现在内容中。而且只有不仅体现在形式中，同时也体现在内容中的民族性，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要对激进的全盘的反传统文化进行反思

习近平5月4日在北京大学的讲话中指出：“五四运动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五四思想解放的进步意义是无可限量的，五四的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启蒙精神对当代中国的变革和发展的影响是空前巨大的，也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当然，从文化反思的角度看，五四运动并没有就腐朽落后的封建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充分的剥离，存在着一股全盘西化的思潮，突出表现就是新旧文化不可调和的存一废一型思维。陈独秀当时也认为新与旧是不可调和的，新学（西学）与旧学（中学）是绝对排斥的。他说：“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两样，断不可调和迁就。”要学习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即德先生与赛先生，就必须破坏中国的文化传统与伦理道德。他提出，两者决没有调和的余地。有的人在与传统文化的“决裂”方面走得更远，甚至于提出什么欲废孔学，必先废汉字；所有的线装书都要扔到茅厕里去，等等。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价值体系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由于存在中西截然对立和新旧不可调和的思维方式，对于中国文化优良的方面和西方文化弊端的方面，就没有给以理性的评估和准确的定位。于是，对西方文化基本上只有肯定没有否定，简单地把西方文化等同于科学民主。对中国文化则是基本上只有否定没有肯定，简单地把中国文化与封建主义画等号。这表明五四只是开启了启蒙之门，文化建设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

五四运动推动了中国文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五四带来的巨大文化冲击，也需要不断地进行文化调适。例如，张申府先生提出五四两大口号，“打倒孔家店”，“科学与民主”。现在要改变一下，即“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和“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特别需要重视的是，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里把“民族的”摆在了首位。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无论是强调“中国化”，还是突出“民族的”，都是对五四以后全盘西化思潮的反思和校正。其主旨展开来说就是面对思想冲突、文化激荡，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始终保持文化主体性，千万不能“失语”和“他者化”，不能丢掉自己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密码。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深度结合

在当代中国弘扬中华文化，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绕不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这个问题，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背景和语境。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德国，作为一种来自欧洲的思想和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具有中国特点、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就一定要与中国实践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者。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不仅要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而且需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使之“中国化”。他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教条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还强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需要民族性的形式，也需要民族性的内容，需要内在的文化基因和文化链接。从而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渗透着中国文化传统的思想精华，彰显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内涵。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努力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内在关联、发展逻辑和未来走向，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深度结合。

一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当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一定要立足时代前沿，关注重大现实，强化问题意识。要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深入研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善于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二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交流对话、综合创新。首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具有关键性。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融合、磨合、整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成为现实。儒家讲的“行”“躬行”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之间，传统文化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改造世界之间，中国哲学讲的相反相成、物极必反与马克思的辩证法之间，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共产主义之间，都有某种契合和相通之处。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中所蕴涵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并为人们选择和接受的思想文化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因。其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具有紧迫性。现在高校和社科机构中，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国学院增加的比较多比较快，这个“两院”现象令人关注。如何交流对话，确实需要好好思考。再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具有艰巨性。由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有自己的逻辑体系和研究范式，一般地讲“综合创新”，大家都能认可。但是如何具体操作，特别是深度结合，可以说任重道远，需要付出持续不懈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深度结合，是我们必须面对的“21世纪课题”。

（执笔人郭建宁：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翁淮南）

作者：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