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征概念与马克思主义论文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质是理论创新的过程。1938年10月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党的十七大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关键作用。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表征概念与马克思主义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表征概念与马克思主义论文 篇1：

对卓菲娅·丽莎音乐美学思想中“概念”与“情感”的再认识

引  言

波兰音乐学家卓菲娅·丽莎（以下简称“丽莎”）撰写的《论音乐的特殊性》面世于20世纪50年代，这是一本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著名音乐美学专著。作者针对当时唯心主义音乐美学夸大音乐的特殊性和马克思主义音乐美学初期强调“艺术共性”的情况，从音乐现象的物质本质出发，客观地对音乐艺术的特殊性进行探究。本书也因上述主要成果使其对学界的影响一直保持至今。

近些年来，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发展解决了许多单一学科无法克服的难题。笔者在拜读了丽莎的这本专著后，在自然科学成果中，尤其是心理学方面意外地发现了许多能够补充丽莎观点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基于科学实验得出的，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说服力。同时，本文也搜集和整理了音乐学方面新的研究成果，试图在两个学科理论的双重补充下，针对目前鲜有研究使用新理论对《论音乐的特殊性》再研究的情况下，尝试将丽莎音乐美学思想中关于“概念”与“情感”的内容进行再认识，以促进新、旧理论的衔接和今后学术的发展。

一、概念与情感

（一）概念的解释权

关于音樂本身是否能表达概念这个问题，丽莎的态度很明确：她表示音乐本身无法表达概念，理由是音乐无法展现出客体。《论音乐的特殊性》中指出：“在文学、戏剧、电影、美术中，当艺术家表现对他所认识的客体的感情关系的时候，借助于自身的手段，他能同时展现这个客体本身，而音乐却由于不能展示诸如概念、判断、结论等逻辑，因而只能表现作者对一定客体的感情关系”①。

那音乐是否能够借助其他事物来能表达概念？丽莎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对音乐作品的认识是通过听觉表象以及对这些听觉表象进行解释的途径来完成的，在这种解释中包含着概念的因素。然而，这同其他艺术中的情况不同，这不是通过作品对被反映的客体的认识……如果不是象诸如音乐—戏剧、音乐—诗歌、音乐—电影或音乐—芭蕾那样通过另外的因素为我们提供有关客体的具体情况的话，那么，我们通过音乐作品是不可能了解到前面提到的种种内容的。”②

丽莎的论述看起来是有理有据的，但我们通过剖析后并不难发现问题。上述理论的核心内容是讨论概念的解释权归属于谁，丽莎认为音乐本身无法表达概念，而文学等艺术能够表达概念是由于其能够“展现客体本身”，前者在与后者结合之后就能表达概念也是因为后者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客体的具体情况。这样看来，某种艺术是否拥有对概念的解释权似乎取决于其是否具备展现客体的能力。

笔者认为，首先，艺术不必传达十分准确的概念，因为这并不是艺术的主要目的。艺术符号不等同于单纯的信息，即苏珊·朗格所说的“信号”③。其次，概念的解释权不仅归“客体展现”独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概念的形成过程中，人所抽取的对象是一切可感知事物的特点，而可感知事物并不只包括“可展现的客体”，还包括由客体引起的知觉和感觉等一系列复杂的生理和心理活动，这些活动是无法通过“客体展现”——即视觉体会到的，而只能通过直接的体验所获得。例如，除视觉外，嗅觉同样具有概念的解释权。一股煎油味可能引起中国人关于“炸油条”的概念，而美国人则可能产生“炸薯条”的概念。因为我们在此讨论的问题是“音乐能否表达概念”这个结果，所以不用纠结于音乐能否做到“先再现出客体——再由欣赏者从中提取出概念”这个过程，况且这个过程也不是通往概念的“唯一通道”。丽莎的观点显然更倾向于关注于后者。总之，人是能够从音乐中感知到概念的，即音乐具备概念的解释权。

心理学方面关于“音乐能否表达概念”这个问题也有讨论。王沛和张蓝心在《音乐与语言的关系：来自句法、语义与音调节奏感知的神经活动证据》一文中提到：“音乐和语言一样，可以承载和传达概念和有意义的信息，音乐语义的加工和语言语义的加工在大脑中具有相似的机制，极有可能共用某些神经资源”④。该文从人类大脑构造的角度提出音乐能够传达概念和信息;蔡黎曼和黄平等人在《音乐对情感词加工的情感意义双启动效应》中提出，Koelsch等人于2004年运用ERP技术首次发现了音乐启动情感词加工的N400效应，提示音乐加工和语言加工具有共性⑤。而以往更多的研究表明，人们可以通过感知音乐的情绪而产生概念说明音乐理解包含了情感感知以及意义产生两个水平⑥。这篇文章则通过实验，得出了音乐对词具有显著的启动效应的结论;赖寒和徐苗等人的研究文章《音乐和语言神经基础的重合与分离——基于脑成像研究元分析的比较》提出：“音乐的两个层级，音程分析和结构分析，与语言的三个层级，语音分析、词义分析和句子分析，两两间均存在加工重合的区域。”⑦下图展示了音乐和语言的各层级加工在人类大脑中具有相同的活动区域。

周临舒和蒋存梅在《音乐传达哲理性概念的认知神经机制》中指出：通过实验研究发现，音乐家与非音乐家都能够激活哲理性概念的神经表征。“这不仅说明音乐和语言相似，能够传达高度抽象化的哲理性概念，同时也说明，一般人也具备对音乐哲理性意义的加工能力”⑨本文不仅肯定了音乐具有传达概念的能力，而且提出这项能力作用于广泛的群体中。

音乐美学和符号学美学方面的研究与心理学的结果一致。美国音乐学家伦纳德·迈尔认为“同一文化中的一群人所共同分享的那些联想的结果就是内涵……音乐唤起的大多数内涵都建立在两个方面的相似性上：一方面是我们关于音乐材料及其组织的体验，另一方面是我们关于非音乐范围的概念、想象和思想状态的体验”⑩。迈尔在此将概念包含在“内涵”中，间接说明了概念可以由音乐表现出来;德裔美国音乐学家苏珊·朗格通过论证人类情感与艺术形式在结构形态方面的紧密联系，从侧面反映出艺术形式是可以表达概念的：“形式（符号）与形式表现的人类情感生活（概念）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人类情感中有什么结构形态或特征，艺术形式中就必然也有这种结构形态和特征。形式与情感、符号和概念是密切契合的，使人分不清哪是形式，哪是情感。”{11}除此之外，她还直言符号的作用包括概念的描述和呈现{12}。

（二）概念与情感的交叉

丽莎以肖邦的《革命练习曲》为例，就音乐中的概念与情感提出了如下观点：“这一切都明显地暗示着奋臂反抗的姿态、汹涌澎湃的人群的巨浪……这次起义是有明确的方向目的的，关于这些，作品本身已经无法告诉我们了……感情范畴对于所有听众来说都是可以把握和可以‘理解’的，而該概念—表象范畴却随着不同时代、不同环境的听众的意识形态要求而发生变化。”{13}笔者将针对丽莎的这一论述来讨论音乐审美中概念与情感的具体关系。

在丽莎的论述中，概念与情感是有距离的，其研究情感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衬托概念在音乐中的模糊性。虽然丽莎并没有从正面回答二者是否在审美活动中同时存在，但她既然讨论了它们的特点，其实就从侧面默认了它们的共存。试问在审美过程中情感和概念哪一个先出现？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相比之下，讨论二者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

笔者认为概念与情感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概念给了情感发挥的空间，情感促进概念的具象化。例如，比如巴赫的赋格会给听众“巴洛克”“严谨规范”和“平稳克制”等概念，欣赏者则通过这些概念产生对应的情感：因“巴洛克”时代的久远而产生好奇感、因作曲技术的“严谨规范”产生愉悦感，以及因“平稳克制”而产生安适感等。这些概念显然扩大了听众的情感空间。情感促进概念的具象化的例子是聆听《黄河大合唱》的体验，人们在“黄河”“民族”“救亡图存”等概念的引导下产生了多种情感，也可以说这些情感将欣赏者脑海中的概念不断具象化。

笔者同时认为，将作品中的概念和情感彻底区分开来讨论并非不可，但从音乐整体性的角度看待则是不合理的，因为从作曲家构思和创作音乐、演奏家练习和表演音乐，直到最后听众聆听到引言，概念与情感是一直存在和贯穿于这个过程中的。我们在此讨论的不是概念与情感时是否可剥离的问题，而是将它们剥离后的音乐审美活动还是否还完整的问题。

概念和情感除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外，还拥有紧密相连的交叉关系。这种关系不是“一对一”的，而是呈现出“复杂交叉”的态势。这种态势体现在：相同的情感可以产生不同的概念，而相同的概念同样可以产生不同的情感。就拿《革命练习曲》为例，其中所有的情感都可以包含在“革命”这一概念下，而这些情感又不单指“革命”概念，它们同样对应“生死”和“危机”等概念。至于欣赏者对概念的具象化程度和情感强烈程度，则取决于其个人的生活经历和艺术修养等多方面的因素。

二、情感产生与逻辑认知的关系

（一）情感的每次产生不必经过逻辑认知

丽莎认为情感产生过程中必要的一环是逻辑认知。她在《论音乐的特殊性》中提到：“万斯洛夫关于音乐直接反映感情的论点，会导致这样的结论：即音乐反映现实时，思维、逻辑的因素是完全不需要的。取消音乐内容中的思维因素强调了感情因素的重要性，但同时赋予了这内容以不确定性，从而使对作品中所表现的感情内容的解释离开了它的心理基础。”{14}丽莎在这里表达了两个观点：1.在音乐表现中思维和逻辑因素是必要的;2.情感体验的心理基础是思维因素。她在书中直言：“感情是在一定的表象、概念影响之下产生的。”{15}

如同在“音乐的解释权”问题中将“客体展现”视为必要条件一样，丽莎在论述“情感的产生”和“逻辑认知”的关系时也存在把非必要条件看做必要条件的情况。笔者认为，音乐审美中情感的每次产生并非都以逻辑认知作为必要前提。

逻辑的认知与情感的产生存在这样的关系：人首先因经历了某件事而产生了直接的实际体验，随后通过逻辑认知去判断此事件的“性质”，最终因为对事件“性质”的体验和认知而产生了情感。问题的重点是，这种关系仅仅存在于情感的初次发生、前几次巩固或某几次加深时，而非存在于情感的每次产生时。音乐引起这种情感体验时已经不必再经历一遍那种对某事的“实际体验”和“性质判断”了，所以情感的“再现”不一定以逻辑认知为必要前提，且随着听觉经验的积累，逻辑认知已经远不如初次出现时明显，甚至逐渐消失。总之，对欣赏者来说，越是聆听熟悉的音乐越不需要逻辑认知的参与而产生情感，反之亦然。

假设存在一种能为丽莎辩护的假说，即假定虽然每次产生情感都必须经过逻辑认知，但多数时候我们并不能主观感受到这一点，让我们来对这一假说进行考察。主观不易体察时就必须借助于科学，所以要鉴定这个假说的真伪，没有比心理学研究成果更合适的理论依据了。在心理学中存在一种“协同化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生理唤醒发生于认知激活之前， 尤其是较为低层的情绪感染。“例如， 听者会不自觉地模仿和拟合音乐声学线索中的表情动作特征， 进而通过面部反馈机制获得具身性情绪体验， 并且这种模仿的发生不需要认知资源的参与”{16};神经学家勒杜早在1990年就发现了丘脑和杏仁核中间有一条携带情绪信息的直接通道，这条“捷径”要比通过其他通道到达杏仁核快2—3倍。杜勒的发现澄清了在情绪理论争论中的两大问题：1.情绪过程可以在无意识觉知的情况下和无认知加工参与的情况下发生;2.情绪与认知在脑中有不同的系统{17}。前文中引用过的心理学成果同样能够印证相同观点：“以往的研究表明，人们可以通过感知音乐的情绪而产生概念说明音乐理解包含了情感感知以及意义产生两个水平。”{18}这一研究成果甚至直接表明情绪因素先于概念的产生，所以“情感产生依靠逻辑认知”的理论更无从谈起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心理学方面虽然将研究对象称作“情绪”，但这并不意味其与本文探讨的“情感”毫无关联。事实上，心理学中对二者的释义存在着交叉的状况。《心理学大辞典》将“情绪”和“情感”在广义上都释义为“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狭义上则存在着区别{19}。《辞海》{20}中，对“情感”的释义共有两个，第一个释义与“情绪”词条的释义相重合，第二个则是“感情，如夫妻感情甚笃。”{21}心理学研究中的“情绪”更多地倾向于哪种特点还有待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对音乐美学中“情感”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中西方的音乐学家对上述问题也发表过看法。高拂晓通过对迈尔理论的研究提出，迈尔强调了音乐的刺激性情绪和具体化意义（非参照性的情感和意义）和音乐的体验性情感和指示性意义（参照性的情感和意义）：“实际上，迈尔指出了，对于一种熟悉的刺激的习惯反应而言，即使没有有意识的思想为中介，感知也要发生……音乐的聆听具有直接的非思想为中介的性质，听者意识到了他所感知到的对象，但是，这种期待中的意识或思想，是感知行为所固有的。”{22}笔者与迈尔的思想十分相近，都认为欣赏者对音乐的熟悉程度与逻辑认知是否存在有着直接的关系;邢维凯教授则认为，音乐作品的表象（音响） 无需抽象为概念便可以在我们的感性体验中直接地显示其意义。且“我们的意识在纯感性的状态下随着这些表象有序的延展而进入到一个组织化、结构化的运转过程中去，在這个过程中，主体的感性摆脱了理性认知需要的制约而获得了完全的自主……一切都要以人的感性需要为基准”{23}。邢文中的观点表明了逻辑认知在情感产生中的非必要性，但也并不能涵盖在所有的音乐审美活动中。

至此，我们可以明确得出逻辑认知和情感产生之间的关系：逻辑认知只是欣赏者接受不熟悉的音乐时产生情感的辅助过程，它并非出现在我们每一次的审美活动中。逻辑认知在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后，便在我们的意识中逐渐淡化，甚至消失。

（二）音乐符号学视角下的音乐审美理解

丽莎的论述中存在着一对看似矛盾的观点：她首先认为音乐不具备直接表现概念的能力，但又提出听觉解释的过程中又包含概念的因素{24}。一方面，丽莎将“客体再现”视作表达概念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丽莎承认了人们在音乐审美过程中具有识别“概念”的能力，但她没有将这一点进行深入的研究。

那么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识别能力？解答这一问题还需先回顾前面得出的三个结论：1.音乐不需要像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先展现客体，再从中抽取概念，其具备直接传达概念的能力;2.音乐审美中概念和情感的联系十分紧密;3.听众能够不经过逻辑认知就产生情感。将这三个观点融合在一起就能解开丽莎理论的矛盾，也能回答音乐审美中的那种识别能力究竟为何物，这一结论就是：音乐具备直接传达一种“概念与情感相融合的符号”的能力，随着聆听习惯的培养，欣赏者具备对这种符号的自然识别能力，对符号内容的理解则取决于欣赏者的生活经历和审美能力。

以往的研究也对这一“符号识别能力”的存在提供了理论支撑。滕守尧教授认为人过去的经验会在心中沉淀成种种“图式”，而人的某些特定期望（由环境和目的性行为造成的）又会决定人究竟去选择哪些图式。“这种‘期望’和‘图式’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支配着人的知觉活动，使人的知觉选择某种事物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而抑制和舍弃它的另外一些方面;使某些方面突出、鲜明、生动、活泼，而使另外一些方面模糊、沉寂或消失”{25}。笔者提出的“概念与情感相融合的符号”与滕文中的“图式”具有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迈尔认为，一段音乐能够使欣赏者产生情感体验源于“习俗化的行为模式”，即“指示性的情绪行为（designative emotional behavior）”“为了能够达到音乐的交流，特定的音乐手段（如旋律音型、和声进行或节奏关系），总是趋向于成为一种程式，即趋向于标准化，去指明一种在文化上被改编过的心境或情调。指明的情绪行为与音乐姿态的自动行为之间存在某种运动的相似性，从而可以解释个人的心境体验与个人对音乐的体验之间的一致性。”{26}迈尔在此强调了笔者所提的“符号”能够被欣赏者理解的原因;张前教授认为，音乐中的感情内涵是由一定的社会生活所引起的，并且和一定的思想相联系{27};邵桂兰和王建高认为音乐创作与审美心理存在着“定势”，这种“定势”有助于使欣赏者获得独特的直觉感受，迅速和有效地抛开无用的直觉，而达到有效的音乐审美感知。且有助于音乐创作与审美主体形成自然而敏捷的专业反映。但同时具有排它性、保守性和刻板性等特点。“这种定势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民族的、区域的、集体的、个人的等等。另外，审美主体的审美需要、审美趣味、审美意识、审美情感、审美理想等也常常是构成审美定势的因素”{28}。以上观点分别从音乐特点和审美特点的角度出发，印证了笔者所提“符合”和欣赏者对“符号”识别能力的存在。

概念与情感的关系并没有止步于“联系紧密”的程度，它们在审美活动中高度融合，成为一种符合人们审美规律的符号。这一切的最终原因归于音乐符号特点与人类审美机制的完美契合。

结  语

丽莎学术观点中存在的遗漏可能与其需要说明“音乐的特殊性”有关，所以其在论述过程中容易将一些概念割裂开来看待，而事实上它们之间密不可分。抛开丽莎和笔者所持的不同观点来说，站在何种立场来看待音乐审美活动或许才是产生各种分歧的根本所在。笔者认为音乐审美是一种复杂和综合的活动，研究其中的某物时不应该将它与其关联事物分开。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本文通过心理学和音乐学的视角，对卓菲娅·丽莎音乐美学中“概念”和“情感”的研究进行了再认识，提出音乐具备直接表达概念的能力、概念和情感具有高度融合的特点、情感的每次产生不都以逻辑认知为必要条件以及音乐具有表达“概念和情感相融合的符号”的能力。

随着交叉学科研究的发展，关于音乐审美的研究自然会向更加多元化视角的态势推进。此外，以上心理学文章中涉及大量的学科专业表述和实验过程记录，因笔者水平有限，所以只摘录了其中浅显易懂的部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对原文进行深入解读，并对笔者提出批评。

我们总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踮起脚尖尝试多眺望一点。正是因为许多像卓菲娅·丽莎这样在自己领域耕耘的学者的努力，知识的海洋才得以不断扩大。也正是得益于这些前人的研究基础，笔者才能尝试将不同学科间的联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提出一点个人的拙见。文章多有不足，望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① [波]卓菲娅·丽莎《论音乐的特殊性》，于润洋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60页。

② 同①，第65页。

③ [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6页。

④ 王沛、张蓝心《音乐与语言的关系： 来自句法、语义与音调节奏感知的神经活动证据》，《心理科学》2013年第5期，第1082页。

⑤ 蔡黎曼、黄平、莫雷、黄虹、黄汉华、李悠《音乐对情感词加工的情感意义双启动效应》，《心理科学》2013年第3期，第547页。

⑥ 同⑤，第551页。

⑦⑧ 赖寒、徐苗、宋宜颖、刘 嘉《音乐和语言神经基础的重合与分离—— 基于脑成像研究元分析的比较》，《心理学报》2014年第3期，第290页。

⑨ 周临舒、蒋存梅《音乐传达哲理性概念的认知神经机制》，《心理科学进展》2016年第6期，第860页。

⑩ 高拂晓《期待与风格——迈尔音乐美学思想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78—79页。

{11} 滕守尧《审美心理描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6—77页。

{12} [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6页。

{13} [波]卓菲娅·丽莎《论音乐的特殊性》，于润洋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69页。

{14} 同{13}，第39页。

{15} 同{13}，第40页。

{16}{17} 马谐、白学军、陶云《音乐与情绪诱发的机制模型》，《心理科学进展》2013年第4期，第648页。

{18} 蔡黎曼、黄平、莫雷、黄虹、黄汉华、李悠《音乐对情感词加工的情感意义双启动效应》，《心理科学》2013年第3期，第551页。

{19} 高拂晓《期待与风格》，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69页。

{20}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第六版彩图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

{21} 同{20}，第1837页。

{22} 同{19}，第213页。

{23} 邢维凯《音乐审美经验的感性论原理（下）》，《中央音乐学院

学报》1993年第2期，第49页。

{24} 同{13}，第65页。

{25} 滕守尧《审美心理描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8—59页。

{26} 同{13}，第79—80页。

{27} 张前《音乐欣赏心理分析》，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页。

{28} 王延松《音乐心理学导论》，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52—53頁。

薛楷莨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学生

（责任编辑  金兆钧）

作者：薛楷莨

表征概念与马克思主义论文 篇2：

理论创新的典范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质是理论创新的过程。1938年10月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党的十七大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关键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贯穿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整个历史过程，解读并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外延，对于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规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主体性；主导性；空间外延；时间外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质是理论创新的过程。1938年10月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与命题，党的十七大对改革开放作了大跨度的系统回顾与总结，提出了我国改革开放“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位居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宝贵经验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进一步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关键作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贯穿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整个历史过程，解读并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外延，对于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规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内涵作为概念的重要逻辑规定性，是指概念所具有的内在规定性，表征概念的性质、特点等属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中国化的主体性

所谓中国化的主体性，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自始至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具有中国特点、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这即是毛泽东同志所强调的：“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具体而言，中国化的主体性可以作如下解读：

1.问题域——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和中国社会现实运动中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空穴来风、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产生于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实践所提出的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深厚的社会实践基础。中国自己的问题、中国自己的实践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泉和根本。

中国经历过革命的实践，走过建设的实践，正在进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改革实践。我们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具有中国特点，是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专门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创立的，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包括列宁，他们都是欧洲人，他们以西方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危机、矛盾以及发展趋势为研究蓝本，他们用欧洲的语言写欧洲的历史与问题，很少谈到亚洲与中国。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是客观必然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具体结论不一定适合中国，适合中国的应该是这一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价值只能是在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具体应用中得以实现。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找准问题域，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回答和解决中国实践所提出的问题。

2.价值取向——运用和服务于中国实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的内涵十分丰富，它不仅提出了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回答我们应该“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时也表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终目的和根本价值在于指导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目的与价值本身就是一个主体性的范畴，表达的是一种“为我性”。

毛泽东同志著名的“有的放矢”的比喻就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性和价值性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精辟地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他还形象地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比喻为箭和靶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他讽刺那些把箭放在手里搓来搓去而不愿放出去的同志是“古董鉴赏家”。因此，我们要有目的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着解决中国问题去马克思主义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

3.历史使命：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必须牢牢把握和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性与理论品质。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之所以还要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从根本上说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决定的。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理论，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总是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植根于它的实践性、发展性以及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理论成果是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与提升，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格的内在要求，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从而使马克思主义这一异域理论成功地由西方走向东方，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延伸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因此，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经验上升为理论，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之义和重要内容。

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推进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过程。理论创新的过程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升，也就是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解读与研究，发现、揭示其蕴含的具有马克思主义一般意义、普遍意义的内容，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的理论成果普遍化，实现这一理论体系向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在发展意义上和更高阶段上的回归。这应该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肩负的崇高使命，体现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勇气和自信。

(二)马克思主义一元的主导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要求，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原则的一元主导。如果说“中国化的主体性”是立足和观照中国问题的特殊性，而马克思主义一元主导则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普遍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马

克思主义多元化，相反，主张马克思主义多元化实质就是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要警惕和防止为了突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殊性、个性，而化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普遍指导意义。这里的主体性与主导性的关系实质是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殊性”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普遍性”的关系，处理不好，都会造成理论上的某种片面性。

中国化的主体性与马克思主义一元的主导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有机统一，不能割裂，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主体性强调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或学理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导性则强调反对借口本国特点而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种种机会主义，这在国际共运和中国都曾有过深刻的教训。

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主导，应该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厘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毛泽东同志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对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作过多种形象而生动的比喻，如“源”与“流”、“主干”与“枝叶”、“总店”与“分店”的关系等等。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称为我们的“老祖宗”，他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这些比喻和论述共同表达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元”的问题关涉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主体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才能确保一脉相承。反之，取消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就是主张马克思主义多元化，也就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

二是要区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层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有层次区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核心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精髓，用中国的语言表达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即工人阶级为代表的最大多数人的立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及以此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自然观、社会观、资本主义观、社会主义观、共产主义观等世界观体系，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唯物、历史和辩证的方法。这些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灵魂和精髓的普遍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真理的绝对性一面决定了普遍真理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适用的，在中国化过程中只能是具体化的问题，即具体化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此外，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具体论断或个别原理，由于是对当时、当地具体条件下的个别问题、因而也是特殊问题的论述与回答，因而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还有一些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过时的，不适应中国实际的，在中国化过程中都要敢于抛弃。

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主导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但这种坚持应该是一种科学的坚持。科学坚持有两方面的规定性：一方面，科学坚持不是僵化的坚持，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坚持。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是开放的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创立者强调“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而且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有一个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问题。僵化坚持只能是在带给马克思主义过多荣誉的同时也给马克思主义带来更多的耻辱。另一方面，科学坚持要求严格地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迁就眼前的事变，不割裂它的灵魂，即立场、观点、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虽然是开放、发展的，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灵魂的立场、观点、方法又是稳定的、不变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宗”，万变不离其宗，以不变应万变，以万变保不变就是这个道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所指出的：“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应该成为科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外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外延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空间与时间规定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中国”既是一个空间概念，也是一个时间概念，是空间与时间的完整结合。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空间外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视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中国”首先并直接表现为一个空间概念。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和突出发展趋势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已经辐射到其他领域，带动了诸如科技、教育、人才竞争等领域的广泛全球化发展，深刻影响世界历史的进程，无疑也影响着我国的发展进程。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我国在更广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中国来说，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从而融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洪流中去，既是全球化进程的客观需要，也是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因此，今天的中国不是孤立或者独立于世界之外，而是处于和融合于世界之中，世界离不开中国，而中国也离不开世界。在这样的历史境域中分析考量和处理中国的问题一定要考察世界背景，具有世界眼光，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具有世界视野，这个世界视野(或者叫世界眼光)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空间外延。

为此，必须加强对当今世界时代特征及其发展趋势的把握与研究。时代的发展变化，使当今世界呈现出一些新表征，需要引起高度关注。党的十五大报告就已经明确提出：“世界变化很大很快，特别是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任何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不认真对待”，而且“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

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我们对外开放不断扩大，要求我们的眼界要更加开阔。今天，我们要能够从宏观上把握世界发展和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所处的历史方位，做到既立足中国，又从世界看中国，对什么是中国具体实际，什么是中国国情，怎样认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要有更广阔的视角，对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得出科学判断，把立足中国国情与放眼世界紧密结合。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间外延——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空间概念，更是一个与时间相联系的空间概念。这种时间与空间的联系，有的时候在语言表达上有区分，如“近代中国”、“当代中国”、“旧中国”、“新中国”等。而有的时候则在字面表达上没有这种区分，如“中国革命”、“中国改革开放”等等，但这些概念无不包含着丰富的时间内容。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间外延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时代化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发展、时代特征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与外延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党的十七大创造性地提出了“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的宝贵经验，这是一个全新的概括和崭新提法，是对“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经典范式和悠久提法的新发展，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随着时代发展而被持续、动态推进的过程，也反映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已经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民族化，前进到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现代化，即与时代发展相结合。这一宝贵经验不仅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开放的历史进程，而且也反映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鲜明特色。

此外，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品格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具有时间外延。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进入“世界历史”的产物，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与时俱进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时间维度和时代性要求。因此，时间外延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背景的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规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充分关注时代变化和实践的发展，不断解放思想，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探索新规律，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1：534.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3林庭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80—84.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9.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628—629.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8.

责任编辑　刘荣军

作者：张 彦

表征概念与马克思主义论文 篇3：

中国国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联系

[摘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与中国国情有紧密逻辑联系。特殊的中国国情隐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依据,催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成生长;多样的中国国情蕴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内容,表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途径;变动的中国的国情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时空,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发展。准确把握中国国情,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联系

国情是一个国家在一定发展阶段的社会情况和自然情况、历史情况和现实情况的统一。中国国情具有丰富的内容、多层的结构和独特的特点,是决定和影响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是在中国国情基础上所展开的现实运动。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多样性、动态性,规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和发展,关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和形式,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结果。因此,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中国国情,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环节。

一、特殊的中国国情:隐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根据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依据是什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性问题。对此,我们既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普遍性方面寻求依据,更要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方面寻找根源。

1.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依据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开创,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这种客观必然性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所决定:其一,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既来自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发展规律的认识,又来自于对人类文化的批判继承;它既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基本趋势,也为人们提供了科学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其二,普遍性,马克思主义是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中抽象出来的基本原理,反映了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共性,对各国革命具有普遍指导作用。其三,实践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表明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其四,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公开声明自己的理论不是现存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是终极真理,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是融科学性、普遍性、实践性与开放性为一体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具有的上述理论品质,表明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广泛的影响力和极强的穿透力,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基本依据。

2. 特殊的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根据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表明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化的可能,马克思主义要实现真正意义的中国化,需要与中国国情紧密联系。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

近代中国处于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近代中国社会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分析的五种经济形态之中的完整意义的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互勾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0年的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利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国门,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权丧失、领土瓜分、国家动荡、民族危亡。因此,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为了寻找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近代的仁人志士们先后引进了近代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提出了“自强”、“求富”的口号,掀起了洋务运动,搬来了君主立宪制、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救国方案,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但是,由于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辨别不清和对社会性质把握不准,他们并没有真正找到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处于特殊发展阶段的中国社会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指导,此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给中国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实行无产阶级革命,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因此,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对理论的现实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入、生根、发芽的现实土壤。

特殊的革命对理论有特殊的要求。完成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任务,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是在特殊的国情下进行的革命,它不仅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大不一样,也与经济文化同样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不尽相同。因此,中国革命不能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进行逻辑上的纯粹推演,也不能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做法进行机械复制。特殊的中国国情,要求中国的无产阶级既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运用,又对中国实践经验进行系统的理论思考,并做出合乎中国革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依据这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逻辑,在深刻分析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全面认识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动力、革命的前途、革命的道路等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探索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实践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正确性,而这一理论的正确性是以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殊国情的正确把握为前提。所以说,特殊的中国革命对理论的特别要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根据。

二、多样的中国国情:蕴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内容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怎样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涵义和实现形式,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容,不是概念的推演,而是由中国国情的多样性所规定。

1. 深厚的文化传统:表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化

从理论形态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不断融合,使之具有中国作风和气派,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在中国的民族化。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思想资源和广泛的社会影响,是中国国情中厚重的一个部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属于人类和世界。但由于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在西方社会特有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人类智慧,必须演变成为具体国家和民族的智慧,才能展示它真正的智慧和价值。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使之具有中国的特性、作风和气派。

毛泽东指明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方向。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开辟者,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首先强调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内涵。他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3]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毛泽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融合,他一方面用“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知行统一”等生动活泼的民族语言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通俗的解释,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化的存在形式,另一方面他又用马克思主义改造和提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实事求是”传统,创立了党的群众路线和思想路线。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之中,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方向,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厚的历史根基。

邓小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内容。邓小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继承者,他将传统的革故鼎新、通变救弊主张,升华为全面改革的政策;将兼容并包的文化品格,提升为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将传统的民本思想,光大为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观;将传统的“正德厚生”、“贵义尚利”的主张,拓展为“两个文明一起抓”;将传统的大同理想与共同富裕的目标、传统的中华“大一统”观念与祖国统一的理论联系起来。邓小平理论中蕴涵的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枝繁叶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又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发展变化”、“民本”和“自强不息”等重要观点。科学发展观更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发展理论,它强调的以人为本、统筹协调、与时俱进、社会和谐等重要理念,都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汲取了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不断民族化的过程。

2. 特定的历史条件:表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从理论内容上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特定的社会发展相结合,通过理论和实践创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在中国的具体化。

中国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进行的革命,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遇到很多特殊而复杂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中找不到现存的答案,它要求中国无产阶级根据特定的社会条件和现实发展阶段,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体研究和回答中国革命面临的实际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具体分析了“中国的特性”。第一,革命性质特殊,毛泽东说:“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3]第二,革命对象和任务特殊,毛泽东分析,中国革命的对象“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3]中国革命的任务,“主要地就是打击这两个敌人,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3]第三,革命动力特殊,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构成了中国革命的强大动力。毛泽东认为:“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3] “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从这一方面来说,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3]第四,革命道路特殊,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城市是敌人统治的中心,农村则是其薄弱环节;敌人的力量十分强大,共产党的力量还很弱小。因此,中国革命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且革命将是长期的斗争过程。基于上述具体分析,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化,成功指导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

同样,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又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历史条件,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环境中,准确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3. 具体的实践环境:表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化

从理论价值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在中国的实际应用化(或实践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际应用,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转化为一整套具体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毛泽东形成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整套具体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方法。毛泽东丰富多样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际应用的生动体现。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际应用,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具体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提出了新民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指导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纲领,指导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时期具体实际而提出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际应用的现实写照。

4. 复杂的社会结构:表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

从理论实践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理解、掌握、运用,使马克思主义“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4],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民大众的结合。

近现代中国社会具有复杂的社会结构,是一个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农业大国,无产阶级只占人口的少数。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5]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推广和运用的主体就是中国农民。为了使全党更好地团结和凝聚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中国人民,毛泽东强调对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使他们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理论的实践程度取决于人民群众对理论的把握程度。为了使马克思主义为人民大众所接受、理解、掌握和运用,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寻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方法和具体途径。毛泽东提出让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里解放出来,让人民群众掌握哲学。在毛泽东著作中,随处可见他用非常朴素的人民群众的语言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深刻道理。邓小平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工作,他说:“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6]所谓通俗和朴实就是马克思主义要大众化。江泽民同志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问题,强调在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的前提下,要讲究宣传艺术,提高引导水平,努力使理论和宣传报道“更加贴近生活、贴近读者,使广大读者喜闻乐见。”[7]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则更加明确地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历史任务。

深厚的文化传统、特定的历史条件、具体的实践环境、复杂的社会结构,体现了中国国情的多层次性,内在地规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化、具体化、应用化、大众化等基本内容。

三、动态的中国国情: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发展

马克思主义什么会不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怎样的过程?这涉及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和发展机制问题。剖析变化发展的中国国情,此类问题也可从中得到合理解答。

1. 实践主题的变迁:标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阶段

从内部要素分析,中国国情的变化深刻体现在实践的变动之中,实践的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发展。实践主题的变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展示为不同的发展阶段。

中国人民自近代以来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不断变化发展,历经了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具体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围绕中国社会不同的实践主题则展开为四个具体阶段:

(1)毛泽东思想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社会实践活动和“进行什么样的革命?如何进行革命?”的实践主题,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结合,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艰难探索,找到了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这条道路的正确指导下,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直接面对“怎样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怎样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实践,围绕这一实践主题,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顺利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改造道路,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2)邓小平理论阶段。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社会实践活动和“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主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创造,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整体布局、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基本问题,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重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阶段。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继续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此时党的队伍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党员的数量大量增加,如何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力量的建设,增强党的战斗力、凝聚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成为重要的实践问题。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 这一实践主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紧密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个重大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4)科学发展观阶段。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多变,改革的深层次矛盾日益明显,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带来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实践主题,吸取人类发展的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与当代中国的发展实际紧密结合,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不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程就是实践主题的转换和解答。历史事实表明,适时把握中国社会实践的主题,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回答,才能有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发展和不断前行。

2. 时代主题的变换:显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形态

从外部环境分析,中国国情的变化与时代的变换相牵连,时代的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发展。时代主题的变换,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呈现出不同的发展形态。

时代是指人类社会依据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状况为而划分的某个时期。人类社会每一个时代都有区别于其他时代的时代特征(包括时代性质、时代主要矛盾及其发展趋势等)和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随着时代主题的变换和时代特征的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任务、内容、进程相应发生改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呈现不同的发展形态,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8]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时代主题经历了“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转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呈现两种理论形态。

(1)第一次历史飞跃——毛泽东思想。20世纪上半期,“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题,时代的发展需要回答“进行什么样的革命?如何进行革命?”这一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课题,确立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要运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国情,阐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逻辑,成功地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解决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如何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2)第二次历史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0世纪下半期,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正如邓小平分析的:“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6]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准确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围绕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点,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阐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逻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形成了关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道路。

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都是对时代课题的回应和对时代精神的把握,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逻辑结论:依据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研究和回答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不断寻求和开拓中国特色的革命、建设和发展道路,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所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注: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高等学校科研项目“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09C496)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0JD710027)。■

作者：陈其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