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分析论文

摘要：介绍了西方体育社会学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理论地位。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分析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分析论文 篇1：

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

摘要：为了全面考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进程，探索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规律，运用历史分析和归纳研究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作了概括论述。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早期社会学基础理论研究，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结构、人民内部矛盾的深刻分析，“社会学需要赶快补课”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四个主要阶段，这四个阶段是一脉相承、不断推进的，通过研究，以期对和谐社会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发展有所贡献。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特色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以历史唯物论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社会学学说，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继者的社会学思想、社会学说，以及当代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所阐述的社会学理论和学说。它以历史唯物论为指导，从创立伊始就表明自己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向压迫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挑战，因此它与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所代表的西方社会学相对立。学术界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的历程，概括为两种不同的形态：“革命批判性形态的社会学”和“维护建设性形态的社会学心”。前者针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对旧社会的否定而言，后者则是就它对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建设和维护而言。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进程，既要了解新中国成立以前马克思主义革命批判性形态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又要研究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马克思主义维护建设性形态社会学在中国的崛起和新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传入中国

早在19世纪末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倡西学，向西方寻求真理，并译介西方社会学著作的同时，有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生平与救国救民思想的介绍和讨论也开始出现于中国思想界。1899年，《万国公报》4月号发表了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节译的蔡尔康的《大同学》一文，提到近世学派中“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派，如德国之马客思”。这里的“马客思”即是Marx在我国的最早译名。随后，有关马克思和马克思社会学说的介绍陆续出现在报章杂志和各类书刊。但这段时期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讨论还是零碎的。陈独秀等人发起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系统传人中国并在中国生根、开花，客观上准备了思想条件。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被越来越多的先进青年所接受。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人中国以后，就对封建专制主义采取批判与否定的态度，把彻底打碎旧制度，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新制度作为其最终目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批判性形态社会学思想的传播，激起资产阶级学者的不满与恐慌。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在他看来，“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他提出：“请你们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胡适让人们只去研究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对中国社会各种严重问题，主张进行一点一滴的改良，其实质是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真理性，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在《每周评论》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针对胡适的观点指出，实际的问题固然应当研究并加以解决，然而任何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要有一个绝大多数人民所支持的一个伟大的运动。只有通过这种运动，使社会问题的解决变成多数人的共同活动，实际的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马克思主义理论经过李大钊等人的传播，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产生，起到播种、催芽的作用。

在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李大钊、瞿秋白、李达等人还对社会学的基础理论进行探讨。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对以孔德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理论缺陷进行批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的历程。其中李大钊在1920年前后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等文章中，提出唯物史观是社会学研究的法则。他指出，唯物史观“于社会学上的进步，有很大很重要的贡献。他能造出一种有一定排列的组织，能把那从前各自发展不相为谋的三个学科，就是经济、法律、历史，联为一体，使他现在真值得起那社会学的名称”。瞿秋白也在他的《现代社会学》一书中，对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社会学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共同生活的形式及内容非常复杂，客观上需要有一个体系完整的科学，从根本上研究社会的情况下出现的。社会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及其一切现象，并研究社会形式的变迁，各种社会现象相互之间的关系，及其变迁之公律的科学”。李达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的社会学学者之一，他的思想主要反映在《现代社会学》一书中，这是从唯物史观出发系统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原理的著作。李达认为社会的本质“非由契约而成，非由心性相感作用而起，亦非如有机体之完全受自然法则所支配，乃由加入生产关系中之各个人结合而成”。社会学的使命“在于发现社会组织之核心，探求社会进化之方向，明示社会改造之方针而已”。李达从唯物史观出发进行的社会学研究，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做出重要贡献。

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

(一)对旧中国社会结构的准确分析，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创造性运用的重大成果

毛泽东在1925年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有益尝试和重要成果。文章通过分析，指出了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诚的同盟军是农民，而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则是一个动摇的阶级。此文初步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同盟军以及依靠力量等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这篇文章既是重要的政治文献，也是一篇明显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社会学著作。毛泽东用阶级、阶层分析的方法，正确地分析中国社会实际，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写下光辉的一页。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各阶级状况及社会结构所做的具体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方法论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社会学以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社会是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各阶级之间的矛盾是推动着社会前进的动力。研究社会现状，探究革命性质，离不开对社会矛盾状况的分析，也就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状况和性质的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学把社会视作永世不变的抽象物，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则要求首先弄清楚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状况，也就是社会的性质，这是研究和把握社会实际的大前提。进而言之，社会又分为不同的阶级，研究与

分析社会，必须从社会的阶级阶层关系着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主要从占有生产资料的情况以及是否有剥削行为，作为划分阶级的主要标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不但分析了各阶级的总体情况，而且把各阶级划分为不同的阶层，进行了阶层分析，使之更加符合我国的社会实际。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方法论和他所创建的阶级、阶层分析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果。

(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充分展示

我国在1956年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同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郑重宣布，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在同时，受国内外错误思想影响以及工作中的失误，当时也出现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各种矛盾的不同性质及其相互关系，如何用不同的方法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就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1957年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文章系统分析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个方面及其性质、特点、矛盾转化的可能性，以及处理这些矛盾的方针和方法，帮助人们认识和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创造性运用与发展，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建设奠定基础。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学，是具体研究社会生活中的矛盾，以及由这些矛盾所构成的社会关系的形式与机制的一门学科。我国社会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就是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对我国当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在正常运转下所形成的社会关系，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分析这些关系的形式、结构、规范和行为方式，研究它们的发展规律与机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毛泽东所做的社会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方法论的重要体现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倡导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反对理论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他通过调查研究，透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精髓，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把革命推向前进。可以说，重视调查研究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一环。

毛泽东把社会调查研究作为进行实践活动的基本工作方法，在调查研究中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他从中国革命实践出发确定调查研究课题，有的放矢地进行调查研究。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他大量调查了解农民和农村社会，探索土地革命的规律和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组织农业合作化调查，以掌握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规律。他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等，所有这些都是毛泽东开展调查研究的生动体现。在调查的基础上把调查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指导实践。《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论十大关系》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在调查研究中坚持群众路线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一贯强调的思想。他认为领导者只有先当群众的学生，才有可能当群众的先生。“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因为广大人民群众是革命实践活动的最直接、最具体的参加者，对客观事物和实践效果的了解及认识也最丰富、全面和真实。领导者的思想、意见只有来自群众的实践，才能真正转过来为群众服务。

三、邓小平提出社会学“需要赶快补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提出了：“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这是在中国重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第一个声音，从此掀开了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新篇章。

邓小平社会学思想的理论核心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维护建设形态方面，从宏观社会发展的角度对社会学进行研究和论述的集大成者。他不仅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的“补课”论，为我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铺平了道路，而且还对我国改革开放、如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及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和全面的思考，这些论述都体现了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入思考和探索，从而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

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现代化建设中的社会矛盾和问题。邓小平认为，中国必须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由此可以看出，改革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所呈现的重大意义。它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解放生产力，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最有效途径。

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是邓小平社会发展观和保障观的充分展现。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观和保障观，就是要保障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他指出，我们奋斗了几十年，就是为了消灭贫困。我们已经达到了解决温饱问题的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是到20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个目标是在21世纪的50年内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邓小平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而形成的实事求是的社会保障观。对于如何摆脱贫困，保障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改善和提高，邓小平指出：“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通过诚实的劳动和合法的经营先富起来，提倡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和保障观。

“发展才是硬道理”是邓小平社会发展思想的集中体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以其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巨大的理论勇气，吸收和借鉴国内外关于发展研究的科学成果，把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与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结合起来，进行了卓越的理论创新，阐述了当代中国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和解决了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发展的问题，强调在发展道路问题上，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

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学说，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这都是邓小平社会发展思想的核心。

四、费孝通与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

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在社会学研究中取得了辉煌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费孝通带领社会学学者开始了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工作，从而把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推向新高潮。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的进程。

小城镇研究的新开拓。1981年费孝通四访江村时，中国已经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农村发生急剧变化并出现某些新问题。例如大城市人口膨胀、农村过剩劳动力没有出路等。费孝通认为小城镇问题不是孤立的，必须把它放在广阔的城乡关系中进行研究。1983年，费孝通对江苏大江南北进行了深入调查，并在吴江考察后，写出《小城镇大问题》的一文。文章提出了建设小城镇的方向性问题。从此小城镇研究走出江苏，走向全国，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性课题。现在已经为人们所熟知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既是学术研究的成果，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途径。小城镇研究的价值在于它为中国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实现指明了发展方向，从一个更深层次的论题来说，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关系的新发展。

家庭社会学研究。费孝通的《生育制度》一书是他在家庭社会学研究中的代表作。该书运用比较社会学观点，对不同社区、不同文化的社会进行比较研究，对家庭与子女的抚育关系，提出了自己的创见：结婚是为了子女的抚育任务得到落实和保证而由社会规定下来的一种制度；家庭是父、母、子女三方所组成的一个三角形结构等等，使家庭社会学的研究在理论上前进了一步。社会学重建以来，费孝通循着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变迁的主题，继续开展对家庭的研究。他于1982年写出《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一文，说明中国家庭结构小型化的复杂变化情况。1983年他发表《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文章首次提出中西文化在亲子关系上的差别，深刻分析中国当前家庭结构变化的许多问题。在1985年，他发表《三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一文，进一步分析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家庭结构核心化和主干家庭的凝固力和分化力正在相持状态的原因。费孝通按照“结构”和“功能”两条主线对家庭社会学进行研究，这在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中是独特的。

少数民族发展研究。费孝通从1935年到广西花篮瑶地区进行社会调查起，就对中国民族问题，特别是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打下深厚的基础。他在民族研究上最重要成果体现在1989年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形成的特点》一文。文章是费孝通结合自己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华民族的研究工作，从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各方面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做了综合性分析研究，提出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为今后的研究工作开拓了新的视野。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高度概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特点，并与当前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联系起来。其思想的重要性已远远超出社会学的学术领域，对当前少数民族研究工作和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随着社会学的恢复和逐步发展，社会学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中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理论工作者力图在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思路。

所谓中国特色社会学，是指：“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学本土化以及社会互构论四个方面。这是继费孝通之后，学者们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研究中取得的新成果。

社会运行论的主要观点是从中国社会治乱兴衰的独特视角出发，借鉴实证社会学关于社会秩序和社会运行发展的理论，把社会运行概括为“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三种不同的发展类型，社会转型论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它首先是对中国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生活发生日益深刻的结构变迁的重要理论概括。“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包括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这都主要通过发展生产力和确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来实现。社会学本土化的观点认为，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本质就是要求中国社会学能正确地描述和解释中国的社会现实，预测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从而有助于中国社会的实际发展。社会学本土化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借鉴、扬弃国外社会学，特别是西方社会学的问题，建构根植于中国社会生活的社会学理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发展。当今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标志是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形成，社会互构论主要围绕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展开。它认为过去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和自然不协调、与个人不和谐的旧式现代性，已经落后于时代的要求；探索新型的以人为本，追求社会和自然协调、与个人和谐的新型现代性已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潮流和趋向。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学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取得的最新成果。在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新时期，社会学学科建设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时代的挑战。如何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科，使之更好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将是社会学者思考的重大课题。

作者：陈国庆　李　巾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分析论文 篇2：

西方体育社会学新马克思主义流派述评

摘要：介绍了西方体育社会学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理论地位。详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和现象学的身体观3个理论流派对西方体育社会学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影响，并在理论特色和地域特点的基础上，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体育社会学学者的观点分为欧洲大陆和北美两大论区，并具体阐释了两者不同的研究内容、研究导向、关注重心及后期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对两大论区思想的整合。最后在反思的基础上，评析了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理论缺憾及在意识形态分析与理论体系构建方面对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体育社会学；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皮埃尔，布迪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体育社会学学者就开始逐渐译介西方体育社会学思想流派的工作。如“功能理论、冲突理论、交换理论、互动理论、收敛理论、体育社会化理论”等，都随着西方体育社会学思想著作的引入，逐渐进入了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的视野之中，在批判接受的基础上，成为分析体育社会现象的工具和构建中国特色的体育社会学理论框架的合理成分之一。

在引介的诸多社会学理论流派之中，既存在着理论自身的“自圆其说”，也存在着大量的相互辩难和后期的发展变迁，由此形成了一种相互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直接影响了西方体育社会学的发展与变迁。而这种辩难与变迁以及随之而形成的理论张力同样会影响中国体育社会学对西方理论流派的接受和发展，会影响理论在对具体体育现象分析时的应用。

所以诠释这种理论流派间的辩难与变迁对于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同样存在着重要意义。社会学与体育社会学整体之中存在的理论辩难与变迁蔚为大观，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其中特色鲜明的理论派系之一。故本文在译介西方体育社会学思想流派的冲突理论流派中新马克思主义一派的主要思想的基础上，体现流派之中的争议和自身的发展变迁，以实现一种理论引介的应用意义。

1　西方体育社会学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理论背景与内涵

1.1　理论背景

1)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流派的理论地位。

新马克思主义属于西方社会学冲突理论流派，发展于马克思主义流派，所以新马克思主义一方面秉承了冲突理论对社会变动、社会对立冲突的肯定，另一方面也继承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并“结合资本主义发展现状，提出了再生产理论、批判理论和霸权理论”。

与此同时，新马克思主义也秉承了理论脉络中的批判特色，与功能主义、互动论等同时代理论流派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就整体而言，它沿袭了马克思主义流派对功能主义的质疑，反对功能主义“将社会看成是一个自我管理的有序体系(的观点，作者注)，而是认为社会中充满了对立和冲突。社会秩序不是来自于人们的自然合作，而是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群体强加给另一部分的结果”。所以新马克思主义更为关注融入体育运动中的某种统治阶级的压迫和权力。

21体育社会学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理论来源。

根据法国体育社会学家Dominiqlle Bajllet的论述，新马克思主义对体育现象的关注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借鉴以下3个理论流派：马克思一列宁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现象学的身体观。

(1)马列主义对体育的理解与其对体育社会学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影响。

新马克思主义在学理上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和阶级分析色彩，但是在具体针对体育现象时，马克思一列宁主义的论述会在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中形成影响，尤其体现在经济关系的理解和意识形态描述上。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他就认为体育完全依附于物质条件，充斥商品化和异化色彩，是资产阶级用以恢复劳动者体能的一种手段，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社会主义条件下，休闲才是一个自由的选择。而列宁一斯大林体系下，体育有了不同于马克思论述中的意义，在列宁、斯大林眼中，体育是保持“群众健康、军事训练、妇女解放、政治教育”的一种手段，大众体育是一个举国建设的目标。

而二战后，西方马克思一列宁主义当时的论述已经不再完全适应体育的发展和体育社会功能的丰富。如体育的政治符号意义，以及在西方社会，精英体育的专业化与商品化已经实现。所以新马克思主义在继承了马列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批判主旨的同时，顺应了时代的需要，进而对资本主义模式下，体育精英群体进行了分析。

(2)法兰克福学派对体育的分析及其对体育社会学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影响。

法兰克福学派是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一股社会哲学流派，以其批判理论而著称。法兰克福学派受启蒙思想的影响，产生了“批判理性”、“理智”和“审美过程”、“科学进步”、“人类解放”等观念，用以批判现代资本主义中充斥的“工具理性”。在法兰克福学派中，德国社会学家TW阿多诺对体育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体育的功能是为了维持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体育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身体的部分功能，而在生产领域这些功能往往已经被机器所取代，但是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训练人，使人更好地去操作机器。从本质上而言，体育只是一种“虚假的实践”，体育的规则只是对粗暴市场竞争的模拟，并将这种特性推广到社会各个层面，如影响观众、“粉丝”等社会群体。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继承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体现对“批判意识”在方法论上的贯彻。

(3)梅洛·庞蒂现象学的身体观对体育的分析及其对体育社会学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影响。

现象学是由德国哲学家胡塞尔于20世纪早期创立的哲学流派。在胡塞尔和他追随者的努力下，形成了一套解释的方法和体系，并在宽泛的社会领域进行应用。其中对新马克思主义有较大影响的是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的身体观及其在体育中的运用。

在梅洛·庞蒂的身体观中，最为重要的解释是当我们在进行任何客观化活动之间，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存在，这个社会就与我们的身体发生了密不可分的关联。这点被布迪厄归纳为：“有关主体与世界之间的前对象性接触的固有的肉体性，将身体视为一种理解的生成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宝库。”这里的对象性接触和客观化活动指的就是理性的计算和分析。

而参与体育运动的过程恰恰是这种身体观得以呈现的最佳方式，因为在体育运动中，运动员所作出的判断往往是依靠直觉和下意识，无需事后的认识和理性的计算和分析。这里以梅洛·庞蒂对橄榄球运动员的分析最为精要：“(橄榄球)运动员眼中的(橄榄球)场地布满了多种限制性的线，如‘码线’，‘罚球线’等等，这些都要求运动员采用相对确定的动作方式。运动员融入这片场地，体会得分的方向，这种感觉是如此的直接，就好像是自己身体的水平或垂直方向。”可见，在梅洛·庞蒂的现象学视野下，体育运动是身体和社会关系的缩影。在体育场上，身体与社会是在自然、无意识的层面上。可以说，现象学的身体观为体育社

会学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显明了身体的维度，由此为通道，新马克思主义开始更多关注体育运动所凸显的身体与社会的问题。

1.2　西方体育社会学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理论内涵

西方体育社会学新马克思主义秉承了各种冲突理论的批判主义色彩，但是它更为关注社会现实，尤其是体育场域这一社会现实中凸显出的经济、权力关系，以及在身体层面上的映射，试图以阶级分析的方法，批判审视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体育场域发生的诸多变化，进而对工业革命以来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进行反思和批判。

2　西方体育社会学新马克思主义两大流派及其综合与发展

由于不同的区域学术背景，导致西方体育社会学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出现了地区差异，主要体现在北美地区的学者与欧洲大陆地区的学者在论题和批判方式的差异。

2.1　欧洲大陆论区：体育运动中资本与身体

欧洲大陆的体育社会学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主要以法国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为代表，其中法国社会学家、体育社会学家Michel Bouet和Jean-Marie Brohm的论著最为明显地展示了欧洲大陆论区的讨论范畴和方法。他们主要讨论范围是比较体育机制和工业资本主义之间的系统相似性。

1)对“效率”的重视。

根据Bmhm的分析，在效率问题上，工业资本主义与体育机制之间存在着以下的联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效率原则和竞技体育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这种联系排除了将体育定义为一种自由、自发的游戏的所有可能性”。在这里，Brohm将体育完全理解为一种竞技运动，充斥着对胜利的追求，对记录的追求，与游戏的志趣相区别，以达到一种类似与资本主义发展效率的追求。依照美国科学哲学家Lewis Mumford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几个发展阶段(始生代、古生代、新生代)的分析，认为在资本主义模式下，时间的节省、分配和协调一直是其发展的主题，其主旨都在于对资本运作效率的追求。

2)“等级制”的存在。

等级制在体育运动机制中的存在，也是新马克思流派欧洲大陆论区的探讨维度。他们主要在3个方面阐述了体育运动的等级制：首先是在体育比赛中存在着依照运动表现所形成的分层，比如冠军、亚军等；再者是体育运动在个体社会等级上的映射，如马术、剑术和高尔夫往往会被认为是上流社会所欣赏的运动，而足球、拳击却是中下层人民所热衷的运动形式；最后是在职业运动参与者中的分层，如管理层、教练和具体的运动员等。这点与工业资本主义的运作形式，资本拥有量与社会地位的关联很相似。资本拥有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的社会等级，资本拥有的形式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个体在社会运作中功能的发挥，而等级制的存在是在维护资本的各项功能。

3)“科层制”的存在。

科层制的存在也是体育运动机制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共通点。科层制概念是由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㈣在《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的：科层制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也是特色所在，是指专业人员在规范指导和约束下持续运转的行政体制，旨在实现资本运行的管理。法国体育社会学家J Defrancev认为，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科层制就成为运动参与的核心组织原则。而Brohm则将这一思路深化，剖析了体育组织中存在的科层制现象：“个体间职业理性的重现、一个非人化的规则系统(用以预见组织成员将要面对的各种情况)、依据一定的对象性规范建成的进阶系统”。可见体育运动机制(其中包括体育运动参与者和体育组织池是在一种科层制的管理下有效的运作，使体育机制中存在的资本达到最为合理的管理和应用。

可见“效率”、“等级制”、“科层制”是西方体育社会学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欧洲论区关注的3个重要范畴，但是由于体育社会学论域的特点，这3个范畴除了浅层上与体育运动机制有着密切联系外，对体育的深层特点——身体性也有关联，抑或说是更为本质性的关联，如Brohm就认为：“体育从实质上对身体的泰勒化管理，换言之，就是以科学的方式来实现人类身体的生产产出的最大化。”可见这3个范畴分别展现了运动中身体功能发挥的机械性评价，运动中身体符号地位的体现和运动中身体功能发挥的管理这3个方面，旨在实现身体生产的最大化。

2.2　北美论区：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与体育运动

1)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运动员。

在北美论区的体育社会学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中非常关注个人身份问题，其中最关注运动员身份，及其相关人员(观众与教练员)的身份认定问题。Riaguer认为：“运动员是生产者，而观众是消费者。”作为“体育工人”，运动员出卖了他们劳动力的控制权，被迫实现生产的最大化，如比赛冠军就是“完全被他的教练、那些为了实现运动员生产最大化的‘工头’所控制”。由此，在一个体育运动场域中，就形成了由运动员、教练、观众等其他人员形成的社会区隔，完善和加强这种资本主义特色的生产关系。同时，这种生产关系也决定了工业资本主义环境中体育运动文化的基础。

2)霸权主义与体育运动。

北美体育社会学家Home和他的合作者Hargreaves认为资本主义除了在生产关系层面上会对体育运动产生影响外，还会以一种文化的形式影响体育运动。但是在新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下，这种文化形式充斥着Gramsci所提及的一种霸权主义，即统治阶级或上层阶级通过手中所拥有的财富、地位和权力来制定一种“方式”，决定一种价值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这就形成了对工人阶级、中产阶级的文化霸权。

Hareaves将这种文化霸权理论应用到体育领域。他认为，由于体育在各个方面都与资本(区别不同阶层的基础)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在英格兰的维多利亚时代就形成了一种资产阶级文化霸权，并引领了当时的体育运动，构建了当时的体育运动意识形态，一种以休闲、业余、富有为特征的体育文化形式，并得到其他阶层的积极效仿。

3)体育运动发展期望。

根据西方体育社会学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北美论区对体育存在现状和发展现状的一系列批判，相关的学者提出了一定的对体育发展的期望，其中也透出强烈的政治批判意味。

首先去除体育运动中的劳工性结构，理性化的压制和成绩困扰，消减体育运动存在的盲从意识，提高民主化；再者，将体育的政治化公开，反对曾经有的那种认为体育是无关政治的谬论；最后去除体育运动中的意识形态作用，提高体育的自由性和教育功能。

2.3　两大论区的差异与皮埃尔·布迪厄的整合

1)欧洲大陆论区与北美论区的差异。

以法国为代表的体育社会学新马克思主义欧洲大陆论区和以北美学者为代表的北美论区分别代表了不同知识背景下新马克思主义学说对体育现象作出分析、界说的不同方式。前者代表了浓重的欧洲大陆结构主义社会反思色彩，而后者带有北美特有的文化分析色彩。

欧洲大陆论区，虽然从显性角度看，关注的是体

育运动机制与工业资本主义之间的相似性，如同样关注“效率”、同样存在“等级制”和“科层制”。但从深层看，欧洲大陆论区的主旨在于揭示蕴藏在现代体育运动中的资本主义运作方式，探析这种运作方式是如何使参与运动的人(包括人的多重方面，如身体)异化了。而反观北美论区，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体育运动参与者社会区隔形成作用的分析，到文化霸权主义的社会构建，以及最终对体育运动发展方式的期望，都是将资本主义置于文化理论的背景之下：从文化的基础一—生产关系，到文化的政治作用的分析和反思。

由此可见，西方体育社会学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在不同的论区体现了不同的论证和分析特点，一方面反映了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理论发挥与运用的特殊性，但另一方面也实现了理论的应用性转变，进而实现理论应用间的相互辩难，这点为后期学者对两者进行综合、比较、扬弃，以产生新的见解提供了契机。

2)皮埃尔·布迪厄对西方体育社会学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综合与发展。

皮埃尔·布迪厄对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欧洲大陆论区和北美论区的不同研究角度进行了综合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他的场域学说和惯习学说的结合之中。

在布迪厄看来，体育运动的形成与发展有赖于一定的“历史的逻辑”、“固有的历史”和“某种社会认可的空间”，这就形成了构建体育场域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也可以说形成了与体育相关的行为者和机构的体系。这一点秉承了欧洲大陆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结构主义倾向。而同时，布迪厄又坚持体育运动是特殊的身体文化，是独特的传递身体知识的体系，从这点看，布迪厄也发展了北美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文化研究特点。但是布迪厄在惯习概念中实现了体育运动作为社会结构与作为文化方式的结合。简而言之，就是在体育运动中，行为者会带有一种“与身体形成的特定的关联，横插入的一种倾向系统的集合，一种生活方式的基础”。此即体育惯习。在这种体育惯习的作用下，参与者带入了自己在体育场域之外的社会特性，影响了所参与的体育运动阶层性，继而形成和维持了一种特定的体育文化。

布迪厄的这一整合的工作是对西方体育社会学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两个主要论区观点和研究方法的结合。这项工作形成3层意义：首先在学理层面上，结合了社会结构与文化形式这两大范畴，并积极应用于体育社会学分析；再者在概念层面上，应用惯习概念将身体概念整合人社会学的分析，成为一种中介概念，也引入身体社会学与体育社会学的结合；最后，使北美与欧洲大陆的社会学研究理念得到了进一步的交流和深化，打破地区研究的隔阂。

3　评析与反思西方体育社会学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理论价值与意义

3.1　对西方体育社会学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反思

西方体育社会学新马克思主义流派虽然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路线，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犀利和深入的剖析，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文化对体育运动的影响与映射展开论述。但是由于在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中带有强烈意识形态取向，甚至忽视和漠视了技术，所以仍然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批判与反思。

1)简单、粗暴的经济主义。

北美体育社会学家在发展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同时，清醒发现了深藏于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中不可避免的偏颇，即一种过于强烈的经济主义，甚至经济决定论。

无论欧洲大陆论区强调的机制比较，还是在北美论区所提倡的文化因素，从根本上都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出发，以经济基础的运作方式来映射和理解体育运动的发展、建构模式。由此认为体育运动的功能只是资本运作的功能。而在此层面上，它忽视了无论是个体还是机构，在逐渐社会化的过程中，资本运作和经济因素只是其中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体育逐渐构型成现代体育的模式，完全经济运作角度的分析和理解无疑有失偏颇。

2)批判视角的泛化。

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延续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视角，但是当其在分析体育运动时，出现了泛化倾向，即认为体育运动中的每个支末都可以被理解和解构成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的一种批判。在泛化的批判意识下，使体育运动中带有的两种色彩被遮蔽——娱乐价值和审美价值。这一倾向一方面是体育的部分社会功能被遮蔽，限制了人们对体育这一方面价值的认识与应用，而另一方面则强化了体育对社会消极方面和对存在的社会压迫和不平等的折射，使体育失掉了一定程度的道德中立取向。

3)个体性的漠视。

由于新马克思主义体育社会学家和法兰克福学派一样，较为关注“—个社会的基础”和“美好的生活”，所以，他们的研究一直是一种针对“社会”的研究，因此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漠视了个体的存在，以一种社会共性掩盖个体特性。新马克思主义体育社会学者的这一倾向将体育过度的抽象，此举消除了体育在社会中的大众性，消除了体育对个体的适用性。虽然，新马克思主义体育社会学者也关注了体育的社会阶层性，但是这种社会阶层性指对的是抽象层面的社会性，体育在这一倾向下会成为阶级批判的利器，却失去了显现和分析大众生活手段的作用。

3.2　引入西方体育社会学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意义

1)意识形态分析的现实意义。

长久以来，我国的体育发展方式与政治体制、时局相关，体育事业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仰仗了国家财政的投入。虽然一直以来，尤其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无论在学界还是舆论都对国内体育的浓重意识形态色彩有着审慎的反思㈣，但是意识形态仍然在中国体育的各个层面发挥着作用，仍是理论、现实分析者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西方体育社会学新马克思主义流派，虽然在很多研究者视野中，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和价值，但是其以意识形态分析为主导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核心，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为分析中国体育现实提供了思考途径和模式。如经济关系对体育运动发展的影响和主流文化对运动参与的作用等关注视角，仍对中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有着积极促进作用。同时，新马克思主义体育社会学学者同样在进行意识形态分析后，期待一种纯粹的、无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左右的体育发展方式的出现，这也符合我国体育发展转型的需要。

2)体育社会学体系发展理论环节的完善。

西方体育社会学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既是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理论流派，同时也是西方体育社会学思想发展对母学科思想借鉴的阶段。缺少了对这一流派原典的引入深入分析，会使我国对西方体育社会学的思想引入缺少理论环节。同时，体育社会学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形成与发展也是在与结构主义、互动论的相互辩难中得以实现，所以引入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对体育的理解和分析，同样可以加深和拓宽对其他相关学派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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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强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分析论文 篇3：

艺术社会学在中国的理论诉讼

摘要：20世纪初，弗理契的艺术社会学作为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被全面译介到中国。1932年苏联“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批判运动影响中国，弗理契艺术社会学在中国由大量译介转向全面批判。以“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批判为核心议题，艺术理论界围绕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学理论基础、庸俗社会学批判以及普列汉诺夫、列宁和弗理契之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文艺论争。从艺术社会学在中国的建构与反思看，弗理契的《艺术社会学》为中国早期“唯物史观艺术论”提供了体系和范本。1930年代这场批判运动又为当下的庸俗社会学反思敞开了再批判的空间。从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看，这场批判运动呈现了1930年代中国理论界对普列汉诺夫和列宁艺术理论的不同接受状况。从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兴起与发展看，“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批判运动最终指向艺术理论的“列宁阶段”和党性原则。今天，回顾或还原这一文艺论争的历史原像，对于当代中国艺术社会学理论建构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艺术社会学;左翼艺术运动;弗理契;普列汉诺夫

20世纪初，艺术社会学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在中国兴起。随着“社会学热”的兴起和左翼文艺运动的开展，苏联和日本的“唯物史观艺术论”——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学迅速传入中国，形成译介与传播的热潮。弗理契是苏联早期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家，也是苏联早期庸俗社会学的“集大成者”，他的艺术社会学理论在1920年代被大量译介到中国，对中国早期艺术社会学的建构以及左翼文艺运动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然而，在1930年代初，中国左翼艺术理论家受苏联“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批判运动的直接影响，也开始批判清理弗理契艺术社会学，并与胡秋原进行了较为激烈的论战。从艺术社会学在中国的建构与反思看，弗理契的《艺术社会学》为中国早期“唯物史观艺术论”提供了体系和典范，1930年代的这场批判运动又为当下的庸俗社会学反思敞开了再批判的空间。从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看，这场批判运动呈现了1930年代中国理论界对普列汉诺夫和列宁艺术理论的不同接受状况。从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兴起与发展看，“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批判运动最终指向艺术理论的“列宁阶段”和党性原则。今天，我们回顾或还原这一文艺论争的历史原像，对于当代中国艺术社会学理论建构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意义。

一  从译介接受到批判论争：弗理契艺术社会学在中国的理论旅行

弗理契艺术社会学理论在1920年代初传入中国，最早对其译介的是文学研究会的胡愈之、耿济之和创造社的朱镜我、冯乃超。①1930年代初，弗理契的著作被大量翻译到中国，其代表作《艺术社会学》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鲁迅主编的《文艺研究》在1930年第1期刊出《艺术社会学》的出版广告，不乏赞誉之词：“茀理契为现代最伟大的新兴艺术学者”;“否定了从来一切的艺术论，同时又从社会学的、经济学的观点，检讨古今东西底艺术作品，及其发达底史迹，创设了前人未有的新学说。”②该译本由陈望道翻译，作为“文艺理论丛书”之一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同时，作为左联刊物的《拓荒者》也在“国内外文坛消息”刊登了《艺术社会学》的译介信息：“蒋光慈君现在除创作长篇‘父与子’外，又从事于傅利采的‘艺术社会学’，及新俄名著‘碰壁’的翻译。”③虽然陈望道和蒋光慈都曾翻译《艺术社会学》，但最终得以出版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则是由刘呐鸥和胡秋原翻译的两个译本。前者在1930年由上海水沫书店出版;后者则在1931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并于1933年由上海言行出版社再版，1938年重印。此外，作为《艺术社会学》概要，《艺术社会学的任务及问题》由冯雪峰翻译，发表于《萌芽月刊》1930年1期和2期，其单行本作为“文艺理论小丛书”之一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除《艺术社会学》外，弗理契的其它论著④也在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陆续译介到中国。

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初，弗理契艺术社会学在中国的接受由“经济史观”转向“唯物史观”，由“新兴艺术学”转向“马克思主义艺术学”和“唯物史观艺术论”。在左联《萌芽月刊》和《拓荒者》推出的文章中，弗理契被赞誉为“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艺术学者”“马克思主义艺术批评家”“世界上的差不多唯一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学者”以及苏联“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家”，其艺术社会学研究被认为是“严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马克思主义艺术学”。⑤此外，《艺术社会学》译者刘呐鸥对弗理契也评价颇高：“以其艺术上的渊博的知识及其严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将最初的系统给予了马克思主义艺术学的空前的著作……否定了以前的诸艺术论，补充了以唯物史观来研究艺术的霍善斯坦因、普力汗诺夫等的新的艺术论……立了科学的艺术社会学之建设的最初的基石。”⑥在1932年“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批判前，弗理契的艺术社会学被推举为最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

1932年苏联“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批判运动直接影响中国，引发了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艺理论家对弗理契艺术社会学的批判论争。还原历史，1931年秋斯大林在《关于布尔塞维主义的历史的诸问题》中强调“将理论提高到列宁的阶段”，并要求批判和肃清各种形式的反列宁主义的理论，重申文学艺术理论的党性原则。由此，“文学理论的列宁底党派性的确保，以及为着文学理论的列宁底阶段的斗争，就成为苏联文学理论的中心课题了。”⑦此后，围绕“将理论提高到列宁的阶段”这一总课题，苏联文学艺术界指认“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为反列宁主义的“庸俗社会学”，对其孟什维克主义的根本错误进行了集中彻底的批判。

1932年左联《文化月报》第1期发表鲁迅翻译的日本学者上田进的《苏联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的现状》一文，详细介绍苏联的“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批判运动⑧;同时，瞿秋白在《文学月报》发表《论弗理契》，由此拉开中国理论界对“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的批判。这场批判运动也构成了1930年代左联与胡秋原之间论战的重要议题。论争双方都对弗理契的艺术社会学进行了批判，然而双方的理论立场和价值标准却截然不同。左联试图通过批判“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来实现“把理论提高到列宁阶段”和“将我们的理论水平提高到国际水准”，而胡秋原则认为政治上的列寧主义和艺术理论上的普列汉诺夫主义并不矛盾;左联主要从政治标准出发，将普列汉诺夫和弗理契的艺术理论作为孟什维克主义予以批判，而胡秋原则反对以政治标准介入艺术理论问题，主张需要对列宁、普列汉诺夫和弗理契的艺术理论进行辨析，并在辨析基础上展开庸俗艺术社会学批判;左联认为弗理契庸俗社会学源于对普列汉诺夫孟什维克主义艺术观的继承，而胡秋原则认为弗理契对普列汉诺夫艺术理论的庸俗化阐释不过是一种误读和倒退。

二  从“艺术正统”到“政治正统”：普列汉诺夫主义与列宁主义之辩

1930年代，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艺术理论成为中国理论家批判弗理契的参照和依据，在“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批判中呈现出胡秋原“维护普列汉诺夫正统”和左联“将理论提高到列宁阶段”两种理论立场间的分歧。1920年代苏联“拉普”理论家曾提出“维护普列汉诺夫正统”的口号，用以批判弗理契、彼列维尔泽夫等人的庸俗社会学理论。到了1930年代，尤其是在1931年末《关于布尔塞维主义的历史的诸问题》发表后，苏联艺术理论界以“将理论提高到列宁阶段”取代了“维护普列汉诺夫正统”，要求继承“列宁的遗产”而非“普列汉诺夫的遗产”。随着苏联“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批判对中国的直接影响，左联对弗理契的评价也迅速发生改变，“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的正统地位遭到猛烈批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地位由此逐渐确立。然而，作为“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胡秋原仍然坚持艺术理论的普列汉诺夫主义，将其艺术社会学视为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正统。

左联试图通过批判“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来实现“将理论提高到列宁阶段”，因而批判以胡秋原为代表的普列汉诺夫主义，以此争夺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的正统地位和话语权力。1932年左联《文学月报》刊载《普列汉诺夫批判》一文，对普列汉诺夫、弗理契和玛察的文艺理论进行相当严厉的批判。文章指出，苏联的“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批判运动“对于掩护在对普列汉诺夫的文学的遗产的决定的列宁的布尔塞委克的批判上一直到现在为止从来不会加以批判过的普列汉诺夫的权威性之下，企图将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学的诸种设定引导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科学里面去的一切徒辈的右倾机会主义，及渐次门塞维克化的观念论加以最后的暴露这一点，有了巨大的政治的意义。”⑨由此，普列汉诺夫、弗理契和玛察的艺术理论被认定为孟什维克主义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庸俗社会学，“应该真真的讨论的口号的，不是为着普列汉诺夫的遗产，而是为着列宁的遗产”。对此，该期的“编辑后记”补充道：“从新的阶段的见地，对于普列汉诺夫，弗理契，玛察等的艺术理论，给以彻底的批判，（同时也是真正的严肃的研究），这是最近苏俄文学理论的宝贵的成果。为了将我们自己的理论提高到国际的水准起见，将这些成果很快地介绍到中国来，是必要的。然而也有这样的‘普列汉诺夫的最劣的引用者’，想死抱住普列汉诺夫的孟塞维兹姆来掩饰自己的反动的本质，所以批判普列汉诺夫，就好像是要剥他的皮似的，使他一面发出甚么‘噫嘻，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哀鸣，一面挺身而起，单枪匹马，来替普列汉诺夫保驾。”⑩这里“普列汉诺夫的最劣的引用者”无疑指的就是胡秋原。对此胡秋原反驳道：“朴列汗诺夫是孟塞维克，讲朴列汗诺夫自然也是孟塞维克了。这逻辑的前提与推论方式，是过于罗织的。”11他明确反对以政治标准来评判艺术理论和介入艺术论争。

在译介普列汉诺夫和弗理契“唯物史观艺术论”的过程中，胡秋原对普列汉诺夫、列宁、弗理契三人的艺术理论进行比照，坚持艺术理论上“普列汉诺夫的正统”，认为政治上的列宁主义与艺术理论上的普列汉诺夫主义并不对立冲突。他在1930年写道：“文艺之社会学的研究，实在是目前最切要的事。而朴列汗诺夫就是这领域中最高的灯塔与导师”，“然而尚有几个人，也是绝对不可没的。如佛理采，他是步着朴列汗诺夫的足迹，做了几部有名的文学史和树立新‘艺术社会学’的人”，“自然，列宁在艺术上绝对不是能与朴氏并肩的理论家，这是毋庸讳言的。不过他们的见解趣味颇有些相同之处。”12到1932年，胡秋原对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艺术理论做出了新的评定：“朴、列两人的艺术观之基本点是一致的;不过列氏比较在其批评中常与实践联结，而朴氏比较在理论方面深入而已。而这也不过是程度之差而已。”“普氏虽然受了孟塞维克的修正，但我们可以列宁主义纠正过来。”“政治上——列宁的正统;文艺科学上——朴列汗诺夫的正统。朴列汗诺夫主义不是与列宁主义冲突的，正如马克斯列宁主义中也还有许多脆弱的东西一样。我们的任务是在马克斯、恩格斯、朴列汗诺夫、列宁主义之下，锻炼我们的理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充实朴列汗诺夫。”13胡秋原对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评价从“见解趣味颇有些相同之处”转变为“两人的艺术观之基本点是一致的”，从“绝对不能并肩”转变成“不过是程度之差而已”;胡秋原试图划分出“政治正统”与“艺术正统”两个不同领域，承认列宁主义在政治上的正统地位，也提倡以列宁主义补充和纠正普列汉诺夫主义。从1930年到1932年，胡秋原在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正统的问题上似乎作了妥协和让步，因而这场批判运动整体上从艺术正统——“维护普列汉诺夫正统”向政治正统——“将理论提高到列宁阶段”偏移和转向。

三  从批判庸俗化到极端庸俗化：政治  批判话语中的艺术社会学

判定弗理契的艺术社会学理论是一种庸俗艺术社会学，指出其理论在艺术与社会关系等核心问题上的重大缺陷，这是左联与胡秋原双方论辩的共同基础;但以何种标准判定弗理契的庸俗艺术社会学，成为论辩双方的主要分歧点。众所周知，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或者文学艺术发展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指出：“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14文学艺术发展与社会的一般发展处于不平衡关系，在不成熟的社会历史條件却产生了古希腊文学艺术的繁荣。马克思关于社会一般发展与文学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的论断，为我们判断某种艺术理论是否为庸俗社会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评判标准。虽然在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史上，弗理契是“狭义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学”15的开创者，具有里程碑意义，但由于对唯物史观的庸俗化理解所造成的理论上的缺陷，使弗理契成为苏联早期庸俗艺术社会学的“集大成者”。

弗理契将艺术社会学界定为：“作为设定那关于建在经济的基础上的，意识形态的上层机构的一部分综合的法则的科学”，是“在艺术底某种典型和社会底某种形态之间，设定合法的联系的科学”。16他以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决定论阐释文学艺术发展，认为文学艺术发展与社会历史发展同步，艺术形式与社会形态绝对统一、相互对应，并把艺术社会学界定为社会科学的一种知识形态。在苏联自弗理契以后，庸俗化的唯物史观逐渐取代审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唯心论”“观念论”，成为唯一的艺术学研究方法。

1920-193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发展与当时的文化政治问题联系得更为紧密， “庸俗社会学批判”逐渐呈现一种比较复杂的局面。30年代以前，苏联理论家基本“维护普列汉诺夫正统”，并以此批判庸俗社会学。1730年代后，普列汉诺夫被指认为“庸俗社会学”的源头，遭到严厉地批判。至此，“清理庸俗社会学成为20世纪三十年代苏联文学界的重要任务。1936年8月8日，《真理报》发表社论称：‘现在该是禁止庸俗社会学家及其理论进入苏维埃学校的时候了。’”18正是在此语境下，在“把理论提高到列宁阶段”的口号下，文学艺术理论的一切“庸俗社会学”遭到清算。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庸俗社会学”的内涵以及“庸俗社会学批判”的标准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1930年代苏联“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批判迅速影响中国，随之而来的是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清理，原先作为马克思主义艺术学正统的普列汉诺夫和弗理契艺术社会学迅速转变为被左联严厉批判的对象。这成为艺术社会学在中国的一次重大的翻转。此前，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艺术与社会生活》、弗理契的《艺术社会学底任务及问题》、玛察的《现代欧洲的艺术》等都曾被认定为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著作，并作为左联的“文艺理论小丛书”“科学的艺术论丛书”而出版。1932年以后，这些著作迅速由“科学的艺术论”和“马克思主义艺术学”翻转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艺术理论和庸俗社会学。这是因为，基于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標准，一切在政治上被认定为孟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家，其艺术理论都势必被认定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庸俗社会学。正是在“政治正统”的驱使下，左联认为普列汉诺夫的“象征论”忽视了艺术的阶级性和斗争性，其“生物学主义”和“地理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阶级的”和“抽象的”，其“科学的文艺批评”和“客观主义”是修正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而作为普列汉诺夫理论的继承人，弗理契在这些方面都有过之而无不及。19

与左联不同，胡秋原试图将“政治正统”的列宁主义和“艺术正统”的普列汉诺夫主义相剥离，坚持文学艺术领域内普列汉诺夫理论的正统地位，进而批判弗理契的庸俗社会学理论。在《唯物史观艺术论》中，胡秋原指出以政治标准批判弗理契的不合理性：“现在苏联文艺理论界对于佛理采也颇有批评，甚是说他也是受了孟塞维克主义的影响。佛理采对于现代帝国主义期间的文艺，尤其是普罗文艺，乃至资产阶级革命期间之艺术，估计诚有未足之处，然而这是方法论上的问题，似乎是与什么孟塞维克说不上的。”20胡秋原反对以政治标准介入艺术理论问题，进而质疑左联对苏联“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批判的亦步亦趋：“以成败论英雄，已经可笑，而以政治的成败评真理，更足矜怜。对文艺持功利的见解是可以的，但势利之见，窃未敢苟同，盖徒自忙碌，以自己的头听人跑马，而为高明所鄙夷耳。”21胡秋原坚持认为，普列汉诺夫和弗理契的理论承继关系应从学理上加以辨别和明晰，不应笼统片面地对“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进行批判;庸俗社会学的出现及其不同的理论面貌应加以历史的具体的分析，而不应以某种政治性标准进行庸俗化的批判。因此，不应将不同艺术学理论观点简单机械地判定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

四  瞿秋白与胡秋原的理论分岐

不论是试图“将理论提高到列宁阶段”，抑或是持守“普列汉诺夫的正统地位”，左联和胡秋原都将普列汉诺夫和弗理契的理论亲缘关系作为重点关注与阐释的问题，同时这也是1930年代“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批判题域的关键所在。弗理契艺术理论的庸俗化是源自于对普列汉诺夫理论的误读，还是源自于对错误理论倾向的继承？从不同的政治立场、理论题域和价值取向出发，左联和胡秋原对这一议题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回应。

胡秋原和瞿秋白对弗理契《论普列汉诺夫之艺术论》一文做出了几乎截然相反的回应。在《唯物史观艺术论》中，为了“预防”中国理论家效仿苏联的单一性政治批判，胡秋原将弗理契为纪念普列汉诺夫逝世十周年而作的《论普列汉诺夫之艺术论》作为该书的“代跋”，并加以介绍和阐释。“译者虽亦有不完全同意之处，然以朴氏的同国人和后辈的学者佛理采的意见，毕竟多鞭辟入里之点”，“说不定在不久的将来，同样的‘非难’也会出现于贵国，介绍此文也有一点‘预防’的用意。”22然而，胡秋原的“预防”并未奏效，左联对“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进行了单一性的政治批判。瞿秋白在《论弗理契》中指出，正是弗理契这篇纪念文章“指出普列哈诺夫在政治上是孟塞维克”，“弗理契在一九二八年已经开始怀疑到普列哈诺夫的文艺理论的正统地位了……所以照时间的先后来说，还是弗理契第一个开始怀疑普列哈诺夫的正统地位。”23如果说胡秋原介绍弗理契的文章，是为辨明普列汉诺夫艺术社会学的合理性，维护其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正统地位，那么瞿秋白则是把弗理契的庸俗社会学追溯到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主义，把弗理契对普列汉诺夫的误读理解为弗理契对“普列汉诺夫正统”的怀疑，批判弗理契是为了更有力地批判“普列汉诺夫正统”，进而实现“把理论提高到列宁阶段”。

1930年代初，胡秋原先后翻译和编著了《艺术社会学》和《唯物史观艺术论——朴列汗诺夫及其艺术理论之研究》，并在这两部著作的“副文本”中论述了普列汉诺夫与弗理契艺术理论的承继关系。在胡秋原看来，弗理契继承了普列汉诺夫艺术理论的正统，在艺术社会学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对此，胡秋原在1930年评价道：“无论在苏俄，在世界，在艺术之社会学底研究上，朴列汗诺夫死后，当要以佛理采为第一人”，“从朴列汗诺夫正确的方法出发，更扩大霍善斯坦因的范围，而确立开创为独立科学的艺术社会学的名誉，遂落在佛理采身上了。”241932年他又补充道：“实际上，朴列汗诺夫门下，也有几派：例如，瓦浪斯基等代表其左翼，培列维尔塞夫等代表其右翼，而佛理采，是他的正统”，“佛理采是朴列汗诺夫的真正继承者。”25即便对弗理契作出如此高的评价，胡秋原仍指出了弗理契艺术理论的庸俗化问题：首先，“他未能在一切决定艺术之社会底element和moment中去分析艺术”，弗理契以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决定论解释艺术问题;其次，“佛理采的说明及所设立的法则，往往不免有多少‘图示化’的毛病”，艺术成为阶级性、阶级意识、阶级经验、阶级斗争的图式;再次，弗理契“没有充分分析‘对律’（Anti-these）的作用，运用‘对律’的解释，并深刻认识其表现”，无法正确解释艺术史发展的“反复”和原始主义。26此外，胡秋原提出以精神分析和唯美主义对普列汉诺夫理论加以补充，以期修正弗理契的庸俗社会学。

在瞿秋白看来，虽然弗理契艺术社会学对“文艺科学”有重要贡献，但并未完全肃清普列汉诺夫的孟什维克主义，这是弗理契艺术理论的重大错误，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重大政治错误。尽管弗理契是“首先应用互辩法的唯物论来专门研究文艺的，而且留下了真正有专门科学价值的著作”“专门研究文艺科学的第一个人”，但弗理契“受着普列哈诺夫的影响太大，因为他不能够完全肃清普列哈诺夫观点之中的孟塞维克主义的成份”。27进而，弗理契在以下几方面受普列汉诺夫孟什维克主义的影响：弗理契并没有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彻底批判彼列维尔泽夫主义、沃隆斯基主义和波格达诺夫主义，这种不彻底性与普列汉诺夫的影响有关;弗理契认同普列汉诺夫的文艺“象征论”，而非马列主义的文艺反映论，他不承认艺术是“镜子里的形象”;弗理契没有明确反对普列汉诺夫的“生物学主义”和“地理的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五段论”忽视了文学艺术的阶级性问题，弗理契对此只做出了修改而没有彻底批判;普列汉诺夫坚持文艺批评的“客观主义”，以“科学的文艺批评”反对“党派的文艺批评”，弗理契并未肃清这种错误倾向;弗理契继承了普列汉诺夫的“逻辑主义”，试图寻找文学艺术的“一般真理”而忽视具体的历史事实和条件，进而成为抽象的“社会学主义”和机械主义。综而论之，左联批判弗理契的庸俗社会学就是批判普列汉诺夫的孟什维克主义，批判“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就是否定普列汉诺夫艺术理论的正统，其最终指向艺术理论的“列宁阶段”和党性原则。

应该看到，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如何理解和避免“艺术社会学”成为“庸俗社会学”的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发展过程中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关键问题，列宁、普列汉诺夫、斯大林、弗里契等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学的早期开创者，从不同的社会历史语境出发，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对艺术社会学问题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和探索，这对于今天建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藝术社会学理论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应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来回顾和看待这一重要的理论论争，汲取其中的经验教训，以期更好地发展建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学理论体系。

注释：

①1920年代初弗理契艺术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有：《鲍尔希维克下的俄罗斯文学》，胡愈之译，《东方杂志》1921年第16期;《中产阶级胜利时代的法国文学》，耿济之译，《小说月报》1924年“法国文学研究”;《绘画底马克思主义的考察》，朱镜我译，《创造月刊》1928年第5期;《艺术社会学的学术会议的报告》，冯乃超译，《思想月刊》1928年第3期。

②“左联” 东京分社成员：《文艺理论丛书·艺术社会学》，《文艺研究》1930年第1期。

③《中国新兴文坛杂讯》，《拓荒者》1930年第1期。

④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弗理契艺术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主要还有：《作家论·跋：作为文艺批评家的伏洛夫司基》，冯雪峰译，昆仑书店1929年版;《巴黎公社底艺术政策》，冯雪峰译，《萌芽月刊》1930年第3期;《艺术之社会的意义》，刘呐鸥译，《新文艺》1930年第1期;《艺术风格之社会学的实际》，刘呐鸥译，《新文艺》1930年第2期;《艺术上的阶级斗争与阶级同化》，许幸之译，载《文艺讲座》，神州国光社1930年版;《社会主义的建设与俄国现代文学》，蒋光慈译，载《文艺讲座》，神州国光社1930年版;《艺术家托尔斯泰》，冯乃超译，载《文艺讲座》，神州国光社1930年版;《现代欧洲的艺术·序》，冯雪峰译，大江书铺1930年版;《工业发达在现代欧洲文学上的反映》，林适文译，《文学生活》1931年第1期;《毁灭·代序：关于“新人”的故事》，大江书铺1931年版;《唯物史观艺术论·代跋：论朴列汗诺夫之艺术论》，胡秋原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欧洲文学发达史》，沈起予译，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版;《精神分析学与艺术：佛罗以德主义方法论与艺术》，胡秋原译，《读书杂志》1932年第6期;《弗洛伊特主义与艺术》，周扬译，《文学月报》1932年第1期;《朴列汗诺夫与艺术之辩证法底问题》，胡秋原译，《读书杂志》1932年第9期;《二十世纪的欧洲文学》，楼适夷译，上海新生命书局1933年版。

⑤[日]藏原惟人：《艺术学者茀理契之死》，冯雪峰译，《萌芽月刊》1930年第1期;“国内外文坛消息：艺术学者傅利采（Frice）的死”，《拓荒者》1930年第1期。

⑥刘呐鸥：《艺术社会学·译者后记》，水沫书店1930年版，第366-367页。

⑦[日]上田进：《苏联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的现状》，鲁迅译，《文化月报》1932年第1期。

⑧该文详细介绍了1931年11月7日台那摩夫在苏联作家统一协会的机关报《文学新闻》发表的《为了文艺科学的列宁底阶段》，以及同年12月他在共产主义学院文学艺术言语研究所作的题为《同志史太林的信和文学艺术战线》的报告;书记长阿卫巴赫在“拉普”第五次总会上的报告;拉普批评家会议上法捷耶夫的开幕演说、吉尔波丁的报告《史太林的信和为了列宁主义底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的任务》以及台那摩夫的报告《马克斯列宁主义底文学理论与拉普的理论的线》等。

⑨IB：《普列汉诺夫批判》，黄芝葳译，《文学月报》1932年第5期。

⑩《文学月报》1932年第5期，“编辑后记”。

11121320212225胡秋原：《唯物史观艺术论》，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23页，第12-16页，第15-22页，第15页，第14页，第778页，第15页。

14中国作家协会、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页。

15李益荪：《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原理》，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2-23页。

16[俄]弗理契：《艺术社会学》，刘呐鸥译，水沫书店1930年版，第1-5页。

17[俄]伊·马察等：《回顾与反思——二、三十年代苏联美学思想》，盛同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4页。

18方维规主编：《文学社会学新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6页。

192327瞿秋白：《论弗理契》，《文学月报》1932年第3期。

2426胡秋原：《艺术社会学·译者序言》，神州国光社1931年版，第1-7页，第42-55页。

（作者单位：东北大学人文艺术高等研究院）

责任编辑：周珉佳

作者：宋伟 吴泽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