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恐怖主义新特征分析论文

2022-04-29

【摘要】医疗旅游消费的过程中，感知风险是影响消费者医疗旅游决策的重要因素。基于相关领域的文献分析，论文对医疗旅游感知风险的概念和构成维度进行了界定和探究。通过文献分析和深度访谈，开发了医疗旅游感知风险的测量量表，并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了量表的信度和效度。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国际恐怖主义新特征分析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国际恐怖主义新特征分析论文篇1：

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及特点分析

摘要：国际体系的特征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之中。运用文献研究法、观察法与定性研究法，并依照经典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逻辑范式，对当代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以及新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进行系统的考察和深入的分析，能使我们正确认识我国融入国际体系的特征，理解并制定适当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发展战略。

关键词：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特征

认识与把握国际体系的特征，是一国制定国内外战略和处理国内外事务的重要依据。新中国建立后之所以迟迟没能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原因在于“过多地认为世界大战很快就要打起来”，是误判国际体系特征的后果。邓小平之所以成功地领导中国改革开放，正是来自其对国际体系特征的正确把握。有鉴于此，本文拟采用文献研究法、观察法与定性研究法，同时依照经典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逻辑范式，对当代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以及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进行考察和分析。

一、当代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

(一)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

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主题，并不代表整个国际政治环境一片和谐，有学者认为当代国际体系中“和平与发展”只是美好愿望，并非现实。但从和平来讲，尽管恐怖主义仍未根除，但世界各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主导下，正在采取具体步骤严厉打击；尽管地区冲突与局部战争时有发生，但各国大多采取对话和妥协加以解决；同时，大国间并没有发生战争。总之，“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可以实现，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大国间关系也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妥善解决分歧”。从发展角度看，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经济发展迅速；诸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也为地区整体发展提供了动力与方向；尽管南北发展差距拉大，但发达国家也在根据有关决议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呈现出全球共同发展的态势。

(二)全球化的加速进行

全球化的英文名词“Globalization”在词源学上源自拉丁语“地球”(Global)，作为正式概念提出并激发理论研究的兴起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事。世界市场扩展与信息革命的大潮，以及冷战的结束极大推动了本次全球化发展，使其无论广度、深度还是发展速度都是史无前例的。国际分工、世界市场的扩大和深化为其提供了体制保障，全球信息网络化的发展为其提供了技术保证，两者构成全球化的基本动因。尤其是跨国公司对推动这一趋势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新国际主义的出现

国际主义是一种理念，并随着时代变化而发展。全球化与科技革命迅速发展致使各国相互依存的全面加深，这样就“使过去通过争夺殖民地获取资源的那种易于导致战争的办法失去了意义”。同时，核武器的出现导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及作为外交政策手段的代价前所未有的提高，“核武器的巨大毁灭力意味着，今天，军事手段和国家所追求的几乎所有的政治目标是相互脱节的。”这决定了“发展人类共同利益，维护世界和平，保持国际社会稳定”就不仅是一种口号，而是与本国利益休戚相关，并由此建构着国家行为。而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国际机制与规范无疑为实现和平提供了工具和手段，因此，“加入国际体系与国际制度，寻求合作共赢，参与建构地区共同体，是新国际主义的基本理念”。二战后，国际体系日益朝着制度化的方向发展。以国际环境保护制度为例，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国际社会已签署了152项资源与环境保护公约，几乎所有的国际环境问题领域都纳入了以国际条约为基础的国际体制。在其他领域，如国际贸易、军控和不扩散、国际卫生等领域，国际制度也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此外，随着全球化带动地区化的发展，地区利益共同体和地区集体身份的建构，也是新时期国际关系领域的新现象。

(四)世界格局的变化

冷战后，两极格局崩溃。由于此次格局转换的方式不是通过战争手段，使两极格局后的国际格局演变的态势十分复杂，因此对其特征国内外存有较大争论。笔者较为认同当前国际格局为单极化与多极化的复合发展。一方面，单级化趋势十分明显。所谓单极是指一个国家的能力达到不能被抗衡的一种结构，冷战后的美国就处于这种地位，“冷战结束后不久形成的世界不是多极，而是单极。世界权力中心是美国”，“美国对手的垮台使美国处于一种独一无二的地位。它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真正的全球性大国”。1998年12月美国推出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也毫不隐讳声称，“美国的目标是领导整个世界”。目前，美国的军费开支比居于其后的15个高军费国家的总和还要多。同时，美国仍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担任核心角色。另一方面，由于单极化与民主化背道而驰，遭到了多数国家反对，而且各国的国力也在不同程度地提升，美国还不能在任何问题上随心所欲，由此表现出多极化趋势。关于多极化的提法，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堪萨斯的讲话，即美国、西欧、苏联、中国和日本五大中心力量决定未来世界的前途。目前，欧盟不断扩大，俄罗斯实力恢复，中印等国更是发展迅速。此外，巴基斯坦、伊朗等地区性大国也在通过发展核力量提升国际与地区影响力，也从侧面“分解”了美国的单极主控能力。

(五)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交替出现

当今各国在处理国际与地区事务上表现为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交替出现，“单边主义指的是一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单独行事、不与他国合作的理念和做法。与此相对应，多边主义则指一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强调与他国合作、采取共同行动的理念和做法”。冷战后，美国自恃一超地位，推行单边主义。9·11后，美国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先发制人”确定为21世纪国家安全战略，而“先发制人”以追求绝对军事优势和绝对安全为目标，实质是以单边主义为主线。同时，美国先后退出了《京都议定书》，废除《反导条约》，部署NMD等，尤其是2003年撇开联合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在单边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然而，美国越来越发现现状并不如其所构想的乐观，伊拉克重建进程障碍重重，中东局势动荡，恐怖主义愈加猖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势头也未被抑制。为此，美国还是不得不回到多边的轨道上来，如伊拉克大规模战争结束后，包括布什、鲍威尔、赖斯在内的高官频频展开对联合国的公关活动就是一个体现。同时，不少国际和地区性的多边组织规模都在扩大，除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外，世界贸易组织在关贸总协定的基础上，成员已扩展到145个国家和地区之多；欧洲联盟规模扩大到东西欧更多国家；东盟由6国扩展到lO国。新建立的多边机构也在增多，仅亚洲就有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东亚10+3、东亚峰会、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东北亚合作对话等。据统计，单就亚太地区安全

各种轨道的多边活动每年就有200多次。此外，多边外交的质量也在提高，体现在多边活动的深度在发展，对各国的影响在增强，如世贸组织日益成为管理全球贸易的权威性组织，在制定国际贸易规则和调节国际贸易关系方面正在发生越来越大、有时甚至是强制性的作用；而欧盟一体化正在向经济、社会、政治、外交方向深化，合作内容由经济、金融扩展到外交、防务等方面。

二、中国融入当代国际体系的进程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尚处于国际体系的底层。一方面，寻求国家独立与主权平等是当时处于战乱中的中国的主要诉求；另一方面，由于先后爆发两次世界大战，国际体系也处于不稳定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寻求国家独立与主权平等的目标初步实现，意味着中华民族开始走向复兴之路，实现新的发展目标。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复兴与外部国际环境是密不可分的，这就决定了该目标的实现过程与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互为表里。但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因素，注定了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是一个曲折的过程，至今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建国初10多年中，中国加入了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国际体系。从内部原因来看，是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建国后，当时世界上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国际体系。由于中共的建党原则和指导思想，以及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所取得成就的钦佩，由此必然导致中国领导人决定选择苏联的发展模式。再从外部因素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当时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这个体系的主要规则由它们主导制定，并是符合它们利益的，各种规则都是在按照它们的愿望修改或调整。特别是美国在此阶段中正在展开全球性干预，在全球范围内与苏联争夺势力范围进行对抗，同时在亚洲地区也不断向中国的一些重大利益挑战，如发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这些国内外因素，促使新中国一诞生便与苏联建立同盟关系，在政治、经济、贸易、教育、国防和外交等领域，从政策到体制各个层面完全融入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国际体系，并接受苏联的领导。

第二阶段，在20世纪70年代中，中美关系的改善，标志着中国开始接触西方资本主义国际体系。这是毛泽东对原有对外关系认识和方针的一次重大调整，扫除了与资本主义誓不两立的认识基础。同时，随着苏联对华态度的改变，两国对彼此的内外政策也存有分歧，矛盾的逐步公开化就造成苏联在地缘战略安全上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威胁。因此，中国决定与西方国际体系接触，尤其决定打开对美关系大门。但当时由于“文革”极左政策的影响，也制约了这一战略转变的较快实现，如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谈判长达多年。但无论如何，中美两国的接触标志着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际体系正式接触，也意味着以国家发展道路的转变为基础，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安全战略和外交战略在本质上完成了一次历史性调整。今天看来，这一转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为中国同现存国际体系建立积极和日益密切的关系提供了强大动力，并开拓了广阔空间，同时也经受住了后来的苏联解体及其阵营崩溃对中国所造成的严重冲击。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一重大调整，中国要在冷战后与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维持、发展积极和建设性关系会有多么困难。

第三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融入国际体系。以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也开始融入当今国际体系。这个时期，中国对外政策引人注目的调整出现在1982年，但事实上这一调整从1978年开始，直至1985年才基本定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从“国情”和“世情”相结合的高度，得出了当今世界已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的结论，“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们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1978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朋友时，在国际体系特征的认识上作了进一步阐述：“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以此为基础，邓小平认为当今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是开放的，任何国家的发展都要紧跟这个趋势。有鉴于此，他提出全面对外开放，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而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汇人世界经济大潮，并在国际事务中提高了威望和声誉。历史进程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对中国发展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巨大的动力，由此中国自身也得以快速发展。1978年至今，中国综合国力上升的速度居诸大国之最，其经济保持了年均增长9.3％的高水平。

三、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特征分析

对于如何认识一国融入国际体系的特点，经典现实主义“重视国家层次的分析，坚持方法论个体主义，把国家即单元层次因素放在解释国际政治的第一位，而将国际结构因素放在第二位”。而建构主义者认为“人们凭借语言、符号、意象、画面及其它社会工具再现他们所理解和观察到的世界，而且，人们的观察和理解不断受到自身及外界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历史经历、信仰与意识形态乃至偏见等因素的影响”。该理论认为，国际结构不单是物质现象，而且还是观念现象，在物质世界之外，还存在一个意义(mean－ing)与知识的世界。根据这些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与单元层次的中国国内政治密不可分。一方面，国内不同领导人个人对国际体系的观察与理解直接影响到中国与国际体系间的互动。正是由于毛泽东对国际体系的认知是“战争与革命”，才决定融入社会主义阵营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而邓小平正是基于国际体系为“和平与发展”的意象，才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并“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另一方面，维护国家安全一直是中国融入何种国际体系的主要判断前提。例如，建国初之所以加入社会主义体系，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对我国的独立与安全造成了强大压力。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之所以同美国建立战略关系，主要原因在于苏联霸权主义是我国的国家安全当时所面临的最严重威胁。

第二、国际体系特征的变化影响中国的融入进程。首先，由于当今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是和平与发展，因此近年来，中国外交政策积极主张以平等互利为核心的新发展观，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主要内容的新安全观。其次，由于新国际主义的产生，中国以积极姿态融入国际体系，以负责任大国身份参与国际新秩序建设与变革，以区域秩序优化为基点促进世界秩序的建设与变革；同时，中国关注国际机制的创立、修改与完善，从基本规则人手，充分发挥联合国的积极作用，并积

极促使联合国改革。事实上，就认同国际社会的程度而言，中国已经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各相关国际组织，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合作更紧密。再次，由于全球化使得各国发展目标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因此中国提出了“全面参与”的外交战略。最后，由于国际体系单极化与多极化复合发展，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交替出现，因此中国一方面呼吁国际政治民主化与强调应加强联合国作用，也同时认为“对美关系乃重中之重”。

第三，体系层次与单元层次间的互动，决定了既改变自己又改变世界是21世纪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本质特征。2005年，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Zoellick)在演讲中称“国际体系帮助中国获得成功，中国也有责任加强这个体系”。一方面，由于中国认定目前国际体系中有许多方面有利于中国，并且将更有利于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因此采取积极参与战略。在这一进程中，现有国际体系也不可避免地重新建构着中国的行为，如全球化对我们社会政治、经济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产生影响。另一个方面，中国正在通过自身改变来影响世界。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会随着国力的增强而上升，也会越来越多地改变着世界，如世界各地对“北京模式”的更多关注。

第四，从融入的规模和程度来看，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日益具有广泛性。首先，中国在注重与大国以及由大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互动的同时，也重视国际社会的均衡发展，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如2005年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了许多具体举措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发展能力。其次，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国际战略体现在不同领域，“在过去的25年里，中国不仅参与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同时在军备控制、贸易投资、环境合作、人权保护、跨国司法协助、反对恐怖主义等多边国际机制里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的多边制度外交已经成为大国外交以外最重要的外交组成部分”。再次，中国一方面积极参与如联合国与WTO等在国际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体系，另一方面也注重融入周边国家所构建的地区层面的体系。如在东盟与中国、东盟与中日韩、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亚洲合作对话等地区体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五，从融入进程的进度看，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是个渐进的过程，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多边制度外交的发展上。自1979年至今，中国的多边制度外交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第二阶段是从南巡讲话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第三阶段则是从加入WTO至今。在第一阶段，由于担心加入过多的多边国际制度会使自己行动受到制约，中国的态度较为谨慎。但考虑到这些制度可以对刚兴起的改革开放提供必要的国际支持，因此中国加入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以及1986年提出恢复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创始会员国的申请。进入第二阶段以来，中国参与多边国际制度具有一些新的特点：一是对那些国际共识程度高的多边国际制度(例如人权机制)，中国开始持积极赞成并参与，因为加入这些机制既可以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而且这些制度也反映人类共同的持久的价值规范，中国不能置身此外而被外界视为“异类”。二是对那些正在形成中的多边组织，中国也开始积极参与其建设过程，以对形成中的规则产生影响，如亚太经合组织和东盟“10+3”机制。三是中国开始逐步提出自己对国际政治的理解和理念，如新安全观的提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综上所述，当代国际体系的特征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正在日益密切融入国际体系。多年来，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特征除了受个人因素影响之外，更深受国内外形势和条件的影响。不管怎样，在一个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更加相互依存的时代，国际体系的特征会更加深刻影响到一国对外政策的选择，同时也会影响一国内部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对国际体系本身的研究，特别是加强对中国与国际体系之间互动进程的研究，对于正在稳步和全面融入当代国际体系的中国而言，其重要性就显得更加明显。

作者：王俊生　文　雅

国际恐怖主义新特征分析论文篇2：

医疗旅游中消费者感知风险分析

【摘要】医疗旅游消费的过程中，感知风险是影响消费者医疗旅游决策的重要因素。基于相关领域的文献分析，论文对医疗旅游感知风险的概念和构成维度进行了界定和探究。通过文献分析和深度访谈，开发了医疗旅游感知风险的测量量表，并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了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最终结果表明：医疗旅游感知风险的构成维度包括身体风险、诊疗风险、经济风险、功能风险、社会风险、时间风险和心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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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疗旅游；感知风险；感知风险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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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世界旅游组织将医疗旅游定义为：以医疗护理、疾病与健康、康复与休养为主题的旅游服务[1]。医疗旅游是医疗业和旅游业的跨界融合，具有异地性、以健康为目的、专业性、旅游合并医疗的特征。医疗旅游产品包括健康检查、慢性病治疗康复、养生保健、整形美容、生育辅助、癌症治疗、抗衰老等。

互联网、交通运输的高速发展促进了境内境外优质医疗资源的流动，医疗旅游产业成为增速最快的新兴产业之一。国务院早在2009年就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产业的实施意见》，有条件的发展医疗健康旅游在内的新兴旅游产业。2012年，国家赋予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九项优惠政策。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我国要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健康醫疗旅游目的地。

目前，医疗旅游的研究已经从医疗旅游的概念界定、影响因素、发展医疗旅游的可行性与效应评价等初级层面，深入到对医疗旅游市场供给和消费者需求行为特征分析等更加微观的方面。目前的研究尚缺乏从感知风险的角度分析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感知风险是消费者在主观认知上对损失的预期。感知风险相较于感知价值对消费者行为的解释能力更强[2]。消费者在做出购买决策时倾向于减少其感知风险，而不是最大化其感知价值。医疗服务本身具有客观存在的医疗风险，并且这类风险直接导致其身体健康受到伤害。因而，患者对风险的感知更加敏感。当旅游和医疗相结合，消费者的感知风险产生了双重叠加。因此，对医疗旅游感知风险的认知和构成维度的剖析，有利于深刻解释医疗旅游者的行为表现，帮助政府、医疗旅游企业、保险机构等选择恰当的外部干预措施，促进医疗旅游市场的快速发展。

2 感知风险与构成维度的文献回顾

2.1 一般消费情景中感知风险的研究

20世纪60年代，哈佛大学的Bauer教授首次将心理学中感知风险的概念用于分析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英国皇家学会将感知风险描述为人们对威胁、收益的信念、态度、判断和情绪，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和社会倾向。风险感知是一种主观体验，主要包括不良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及结果的严重性。

Cox最先提出感知风险是多维结构。Cunningham（ 1967）指出感知风险的内容可能包括资金损失、社会后果、物理损伤以及时间损失等；Woodside（ 1971）指出感知风险包括经济风险、

功能风险和社会风险；Roselius（ 1971）提出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面临经济风险、心理风险、时间风险和身体风险；Jacoby&Kaplan（1972）认为感知风险的结构包括：身体风险、社会风险、功能风险、心理风险和财务风险。Stone&Gronhaug（1993）在五维度基础上增加了时间风险，并且验证这六种感知风险可以解释总风险的88. 8%[3]。感知风险的研究遍布于不同的消费情景中，比如，网络购物、医疗、旅游、转基因食品、金融借贷等。

2.2 医疗感知风险的研究

Sjoberg等人（ 2004）认为医疗风险感知是患者对客观医疗风险的主观感受。方蕾等人（ 2014）提出慢性病住院病人的风险感知是病人面对风险时表现出的态度、认知和言论。杨平（ 2016）认为，医疗风险感知是个体对整个医疗过程和医疗活动风险的主观评价；医疗风险感知是患者对医疗风险发生的概率和后果严重程度的感知。

张晓欣（2009）的研究中将感知风险划分为医院感知风险和医疗行业感知风险。夏丽娟（2011）和闫新新（2014）都将医疗风险感知划分为社会心理风险，经济风险和身体功能风险[4]。方蕾（2014）等提出慢性病患者的医疗风险感知有诊疗风险、时间风险、经济风险、社会心理风险和身体风险。项高悦（2017）的研究中将医疗感知风险划分身体风险、功能风险、诊疗风险、社会心理风险、经济风险和时间风险。

2.3 旅游感知风险的研究

相较于医疗风险感知的研究，旅游感知风险的研究成果更加丰富。旅游风险感知的研究具有高度的情境性。相较于其他类型的服务，旅游更具有明显的交往性、体验性、情感性和享受性。旅游风险感知是旅游者在其旅游行为中所感知到的可能发生的负面结果。

在不同的旅游行为和旅游项目的情景中，国内外学者对旅游感知风险的维度提出了多种划分方法。Moutinho（1987）提出旅游感知风险包括健康、经济、身体、犯罪、恐怖主义、心理、社会和自然灾害八个维度。Roehl等（1992）将旅游感知风险划分为设施风险、财务风险、心理风险、满意风险、时间风险和社会风险。Lepp&Gibson（200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旅游感知风险包括七个维度，饮食风险、健康风险、政治动荡风险、恐怖主义风险、文化障碍、宗教信仰风险和犯罪风险。Han（2005）增加了一个新的构成维度，沟通风险。Fuchs&Reichel（2011）认为旅游感知风险包括服务质量、财务风险、社会心理、人为原因、自然灾害、交通事故、食品安全和天气风险。

国外学者旅游研究文献多以国际旅游为主，因此产生了国际旅游中恐怖主义和政治安全风险。国内的研究中，樊守伟等通过对国内背包客感知风险的研究，提出感知风险包括自然、经济、社会、心理、时间、设施设备、救援救助六个维度。许晖等（2014）提出旅游感知风险包括身体、设施、功能风险、时间、服务、财务、沟通、心理、社会九个维度[5]。张晓英（2014）发现旅居者旅游感知风险包括身体安全、社会心理、财务、功能、交通和文化风险。

综上所述，感知风险在医疗和旅游独立的消费情景中，进行了初步探索。但是，当旅游和医疗结合时，消费者的感知风险发生了叠加。在医疗旅游的消费情景中，目前的研究尚缺乏对医疗旅游感知风险的概念和构成维度的界定与分析。

3 研究设计

3.1 医疗旅游消费者感知风险和构成维度

风险是所有影响目标实现的客观不确定性事件或因素的集合。感知风险是个体对风险不确定性与后果严重性的主观认知，具有主观性和复杂交叉性[6]。结合医疗旅游的特殊情景，将医疗旅游中消费者感知风险界定为：医疗旅游者对整个医疗旅游服务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负面结果的主观认知。

现有消费者感知风险维度构成的研究中，维度分类的方法不一致。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风险来源识别风险维度，反映具体的风险事件；另一类，基于消费者损失结果识别风险维度。两类划分风险维度的结果存在差别。医疗旅游的感知风险是个多维概念，其构成的内容非常复杂，风险的构成是医疗风险和旅游风险感知的双重叠加。医疗旅游的风险源不能穷举，任何外部环境、医疗旅游内部系统和消费者自身因素都可能产生医疗旅游风险。因此，本次研究基于消费者损失的结果分类，以Stone &Gronhaug的六维度风险感知模型为基础。

医疗旅游感知风险各个维度的定义如下：

身体风险：在医疗旅游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让消费者的个人健康发生危险、伤害、疾病的可能性。

社会风险：医疗旅游的选择没有得到亲朋好友的支持，被视为愚蠢的事情，损害自身社会形象的可能性。

功能风险：医疗旅游消费过程中，产品或服务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可能性。主要包括三个服务提供方的感，即医疗机构的服务、医疗旅游中介机构的服务、旅游项目及其他服务提供者。

心理风险：选择医疗旅游可能会遭受精神或心理的压力。医疗旅游会使个人产生心理紧张、焦虑、不安、孤独等心理感受的可能性。

经济风险：包括两个部分，医疗旅游的感知价值与所支付费用不相匹配，产生金钱损失的可能性；医疗旅游者在医疗旅游的过程中，由于各种不确定的因素，产生了不可预知的费用，导致金钱损失的可能性。比如，医疗旅游目的地物价波动，医疗方案实施过程中发生费用增加、医疗旅游结束后产生的后期成本的增加等。

时间风险：医疗旅游花费自己和陪同人员太多时间，导致时间浪费的可能性。

3.2 量表开发与预调研

本研究结合已有文献、访谈、预调研进行量表开发。以Stone &Gronhaug提出的六个维度为基础，结合对20名医疗旅游支持者的深度访谈，形成36个题项的初始量表。

初始量表形成以后，设计预调研问卷。感知风险测量参考韩Han的研究，直接询问消费者对风险损失可能性的感知，采用了李克特五级量表，1代表非常不可能，5代表非常可能。问卷设计包括三个部分：①医疗旅游和海南博鳌医疗旅游先行区的相关介绍；②通过具体陈述问项询问消费者对医疗旅游感知风险的可能性；③受访者的人口统计特征。

通过选择和邀请被访者填写问卷，发放了60份问卷，有效问卷51分。在文献分析、问卷预调查的基础上，听取医疗旅游相关专家、具有医疗旅游经历的消费者提出的建议，调整和修改了部分测量题目，最终得到包括6个维度、30个题项的正式量表，进行正式调研，表1为医疗旅游感知风险量表。

3.3 正式調研与样本情况

医疗旅游消费的人群主要是中产阶层。中产阶级群体的选择主要依靠收入标准划分和职业类型划分。国家统计局划分中产阶级的年收入标准为5～42万元。在职业类型上，中产阶级集中在医院医生、高校教师、政府公务人员、科研工作者、专业技能人员（会计师、律师）、企业高级职员、私营企业主、企业家等。

本研究选在2017年海南海口健康产业博览会上进行调研，发放问卷282份。发放问卷过程采取随机方式，通过与调查对象进行沟通，询问其参与问卷调查的意愿，再指导其填答。通过收入和职业类型共同筛选，剔除无效的和不符合样本特征的样本155份，最后有效问卷127份。

4 数据分析

4.1 探索性因子分析

使用SPSS22.0对样本数据进行Bartlett球体检验和KMO检验。结果显示，KMO 值为 0.849，并且Bartlett 球体检验P值小于0.01，表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本次研究采用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法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了7 个公共因子，累计方差解释率为 71.04%，具体数据结果见表2。由表可见，所有测度项在其对应的因子上具有较高的载荷。

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医疗旅游感知风险包括身体风险、诊疗风险、社会风险、功能风险、经济风险、时间风险、心理风险七个维度。诊疗风险从身体风险中独立出来，体现了医疗旅游的特殊性和消费者对诊疗风险的敏感性。诊疗风险可以解释为医生诊疗的过程给病人身体健康造成伤害的可能性。诊疗过程中的风险包括，医护人员错误的诊疗行为，如误诊、打错针、发错药等；诊疗措施（特殊检查、治疗操作）对身体的伤害；诊疗方案造成的并发症；诊疗方案本身的副作用。七个维度中，身体和诊疗的风险影响较显著，表明在医疗旅游消费者中，消費者最为担心的还是医疗机构的诊疗手段、诊疗水平和能否保证身体健康的问题。

4.2 信度及效度分析

采用Cronbach’s α值对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进行信度分析。信度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七个维度变量的Cronbach’s α值均超过了 0.7，表明本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运用 AMOS 22.0 软件对模型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效度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各因子平均方差提取值AVE均大于 0.5，各因子CR值均高于0.7，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收敛效度。

5 结论

本研究基于感知风险理论文献的研究，对医疗旅游消费感知风险的概念进行了界定；通过量表开发、问卷调查、探索性因子分析等方法，分析验证了医疗旅游消费感知风险的维度，并结合医疗旅游情景对各个维度进行定义。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本次研究得出医疗旅游感知风险包括七个维度，即身体风险、诊疗风险、经济风险、功能风险、社会风险、时间风险和心理风险。其中，诊疗风险从身体风险中独立出来，表明医疗旅游风险感知中，诊疗风险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消费者医疗旅游风险分析时，诊疗机构的诊疗手段、诊疗水平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医疗旅游情境下，消费者因具有特殊的身份属性，即是旅游者，又是就医者，因此各维度的测量题项发生了显著变化。每个维度的基本思想通过27个具体题项的表述得以体现。后续检验的结果也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本研究对医疗旅游消费感知风险维度识别与测量，有助于政府、医疗机构、旅游机构等针对医疗旅游消费者的感知风险，采取有力措施，促进医疗旅游市场的繁荣发展。本次研究是对医疗旅游感知风险的探索性研究，研究本身存在很多局限性。比如，研究对象主要局限在我国境内的医疗旅游，而不是境外的医疗旅游；数据的收集来源于海南，并且问卷设计中增加了对医疗旅游目的海南博鳌医疗旅游先行区的介绍。同时，本次研究也没有限定某一具体的医疗旅游项目。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扩大数据收集的范围，通过关注特定的医疗旅游服务项目，进行医疗旅游感知风险的差异分析。

【参考文献】

【1】吴之杰，郭清.国外医疗旅游研究现状及启示[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4，7（11）：59-63.

【2】Mitchell V W，Vassos V.Perceived risk and risk reduction inholiday purchases： A cross-cultural and gender analysis[J]. Journal of Euromarketing，1998，6（ 3）： 47-79.

【3】Stone. R N，Gronhaug. K.Perceived risk： further considerations for the marketing discipline[J].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1993，27 （3）：372-394.

【4】夏丽娟. 医疗风险决策的影响因素及其特征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11.

【5】许晖，许守任，王睿智.消费者旅游感知风险维度识别及差异分析[J].旅游学刊，2013，28（12）：71-80.

【6】吴国清.国内外旅游风险感知研究述评[J].社会科学家，2015（12）：83-87.

作者：吴娅雄

国际恐怖主义新特征分析论文篇3：

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面临的风险及其应对

摘要：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进展迅速，并表现出如下特征：铁路、核电、电网等重点领域率先突破；“一轴两翼”的产能布局基本形成；初步形成多层次合作体系；合作平台、财税金融政策等支持措施持续跟进；国际产能合作与国内产业升级联动发展。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还面临诸多风险，要始终坚持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统筹协调、内外兼顾的基本原则，根据总体标准、产能选择标准、东道国选择标准来选择国际产能合作项目。同时，要强化综合统筹协调，搭建产能合作平台，加大资金人才支持，积极防控投资风险，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关键词：国际产能合作；特征；风险；政策

2014年12月14日，李克强总理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将中国富余的优质产能和哈萨克斯坦基础设施的缺口结合起来，标志着中国正式提出国际产能合作。国际产能合作符合国际产业转移规律，是推动中国由“制造业大国”迈向“制造业强国”的加速器，是中国优化产能布局、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推动力，是世界经济复苏和全球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承载形式。自提出以来，国家领导人出访海外及出席各种国际组织场合时，必大力推介国际产能合作，《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也已出台。目前，学界同仁对国际产能合作进行了大量研究，普遍认为国际产能合作具有重要意义。郭朝先（2016）等人研究了中国“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张述存（2016）在其文章中简略提及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特征事实，也有从省级层面对国际产能合作的现状分析和对策探讨，如广西、辽宁、山东、河南等，或者从行业角度对国际产能合作进行研究，如钢铁、有色金属等。纵观已有研究，对目前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特征总结还较少，本文基于对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特征分析和风险预估，综合考虑国际产能合作和国内产业转移，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国家层面与地方层面等，提出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推进方略。

一、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特征

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进展迅速，已与20多个国家签署产能合作协议，取得了显著成效，并表现出以下几大特征。

1.重点领域率先突破，产能合作方式呈多样化

铁路、核电、电网等重点领域率先突破。铁路方面，中国与至少30个国家进行了高铁合作或洽谈。中泰铁路、中老铁路、印尼雅万高铁、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均已启动，莫斯科至喀山高铁、南美两洋铁路进入合作勘测阶段，美国西部快线项目签署合资协议等，形成了BT（建设—移交）、BOT（建设—运营—移交）等合作方式。核电方面，与英国、阿根廷、南非等国分别签署核电项目合作协议。巴基斯坦卡拉奇2号机组项目顺利开工，标志着中国“华龙一号”核电技术首次实现出口。电网方面，中越永新燃煤电厂、中柬桑河二级水电站等重大项目顺利进行，由中国电力企业承建的项目遍及非洲、西亚、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合作方式从最初的设备供货扩展到BOO（建设—拥有—运营）、BOT、EP（设计—采购）、EPC（设计—采购—建设）、融资租赁、并购、IPP（独立电站）、PPP（公私合营）等多种形式。重点领域的率先突破带动了钢铁、有色、建材、能源化工、玻璃等相关产能的规模化出海。

2.重点国别进展迅速，“一轴两翼”合作布局加快形成

“一轴两翼”的国际产能合作布局正在加快形成。“主轴”——周边重点国家，包括中亚、东盟、俄罗斯、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中国依托地缘优势，以中蒙俄、孟中印缅、中巴等经济走廊建设为抓手，率先推进与周边重点国家的国际产能合作。截至2015年，与哈萨克斯坦已达成汽车制造、水泥、阿斯塔纳轻轨项目等产能合作项目，总金额超过240亿美元。①与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老挝、俄罗斯、巴基斯坦等国建立了产能合作的双边机制。“西翼”——非洲、中東和中东欧重点国家。中国以南南合作、中欧合作、对非援助等为基础，加速推进同非洲、中东、中东欧重点国家的产能合作，形成中国在全球产能合作布局的“西翼”。将埃塞俄比亚打造成中非产能合作示范承接地，与肯尼亚、埃及、坦桑尼亚、南非等国共建公路、铁路、航空“三大网络”，统筹推进中欧合作和中国—中东欧国家“16+1”合作。②“东翼”——拉美重点国家，包括巴西、秘鲁等国。中国与拉美重点国家的合作已有深厚基础，目前重点推动电力、信息、物流等领域的重大项目合作。

3.合作框架加快构建，初步形成多层次的合作体系

一是加深了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形成了双边、多边合作体系。目前，中国已经同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蒙古等国开展了机制化的双边产能合作，并积极对接东盟、非盟、欧盟、拉共体等。中国还将自身优势产能与发达国家关键技术及第三国发展需求相结合，积极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如中广核与法电合作共建英国欣克利角核电站。二是推动了省与国的合作、部际合作、省部合作。地方合作成为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载体，“一省一国”合作模式积极推进。如湖北在电力、通信等领域与印尼开展合作，宁夏在阿曼共建中阿产业园。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与福建省等18个省及相关部委、中央企业、重点民营企业、重点行业协会建立了产能合作的协同机制。三是形成了产能合作的行业内部联盟和企业联合。较有影响力的有中国建材国际产能合作企业联盟、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国际产能合作联盟等。央企承接的海外项目需要工程机械、配套服务进场执行，客观上推动了民企和央企的合作。此外还有部分民营企业“小型抱团”，成立企业联盟“走出去”。

4.支持措施持续跟进，为国际产能合作保驾护航

一是国家层面的推销和外交。近年来，国家领导人在多种重大场合推介中国的优质富余产能，主动对接欧洲“容克计划”、哈萨克斯坦“光明大道”计划、蒙古“草原之路”倡议等发展需求，对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起到了非常好的促进作用。二是多种平台的大力支持。除了G20、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峰会、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等推介和商洽平台，也有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边境经济合作区等产能合作的承载平台。中国还在哈萨克斯坦打造中哈合作示范区，增进产能合作的示范效应。三是财税金融政策的持续跟进。为支持国际产能合作，2015年，中央财政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安排优惠买方信贷160亿美元和贷款33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45%和9.6%。③截至2016年11月，中国对外正式签署102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④除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外，设立人民币海外合作基金，设立中哈、中拉、中非、中阿（联酋）等产能合作基金，谋划设立中欧、中法、中巴（西）等产能合作基金。

5.国际国内协同并进，产能合作与产业升级联动发展

首先，国际产能合作带动装备出口快速增长。中资企业积极承揽境外重大项目，有力带动大型成套设备出口。如潍坊福田雷沃以援蒙古、苏丹拖拉机项目，援巴基斯坦、泰国挖掘机项目等为依托，直接带动出口5000万美元。⑤2015年中国大型成套设备出口额同比增长10%⑥，出口主导产业逐步向装备制造业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换。其次，企业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明显增强。部分中国企业成长为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海外并购涉及多个领域。中海油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双汇集团收购史密斯菲尔德，中粮集团收购来宝农业51%股权，万达集团在伦敦投资建设高端酒店，等等。2015年中国企业共实施海外并购项目593个，累计交易金额401亿美元。⑦再次，国际产能合作推动国内经济结构优化。一方面，通过境外资源合作开发，不仅实现了接近原材料和市场的选址条件，还将初加工和粗加工能力转移出去，而国内企业保持研发、管理等环节，促进了国内产业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企业通过跨国高端并购引进先进技术，促进了产业升级和产能高端化。

二、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面临的风险

尽管目前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进展迅速，也得到全球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但仍面临诸多风险，主要来于国际、东道国和中国国内三个层面。

1.国际因素的不确定性

第一，国际政治局势不确定。国际政治局势风云变幻，大国因素、颜色革命、地缘政治、恐怖主义等复杂形势给国际产能合作带来诸多不确定性，使得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面临政治和外交风险。少数西方媒体对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持怀疑和敌对态度，误读甚至构陷，对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造成了不利影响。

第二，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目前，国际宏观经济环境不容乐观。发达国家近几年为应对危机和刺激经济复苏，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剧了全球流动性泛滥和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全球总需求特别是发达国家需求不足，可能要持续较长时间。为促进经济复苏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发达国家纷纷提出以振兴制造业和发展新兴产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加剧了全球实体经济的竞争态势。

第三，少数国家蓄意破坏。部分国家通过各类渠道向东道国施压，阻碍其与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或者通过不正当手段，直接插手东道国的相关项目。如日本多次插手中国在海外的高铁项目，使得中国已签约的墨西哥高铁项目遭毁约，还通过降低工程造价和提供低息贷款的方式获得泰国北线、东南线、东北线高铁项目，使得投入大量前期工作的中方企业无功而返。

2.东道国因素的挑战

第一，中国企业融入东道国存在挑战。中国与一些东道国在政治制度、社会习俗、文化观念、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再加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工会组织较为强势，罢工运动较频繁，使得中国企业在适应东道国政治生态、与当地社会沟通方面存在诸多挑战，容易出现“水土不服”。

第二，部分东道国的环保标准过高，社会责任过重。不少国家的环保标准较高，导致产能合作项目超出预算。如武钢集团原计划投资50亿美元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设立合资钢铁厂，由于巴西环保标准远高于国内，使得投资预算大幅增加，最终项目搁浅。⑧有些国家将产能合作与带动当地民众脱贫致富结合起来，中国企业必须承担帮助当地脱贫的社会责任。

第三，东道国产业基础与配套设施欠缺。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对象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国家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其承接中国产能的产业基础、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非常不完善。一些产业在某些国家甚至完全没有基础，不仅缺乏相应的技术人才和劳动力，也缺乏相关的产业配套支撑和公共服务支撑，增加了中国在这些东道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难度。

3.国内因素的挑战

第一，国际产能合作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带来一些负面效应。一方面，可能产生挤出效应。中国企业利用东道国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等资源生产某种产品，会对当地市场的中国同类出口商品产生挤出效应。如果该产品的要素成本足够低，可能会使得产品返销中国从而对国内企业产生竞争压力。另一方面，可能诱发区域“空心化”。如果国内某区域的企业连续转移海外，可能会带来群体模仿效应，造成区域产业的空心化。这些负面效应不仅影响国内的产业发展，也不利于国际产能合作的顺利推进。

第二，可能导致出现地方无序竞争的情况。目前，国家层面积极推进国际产能合作项目，对其从财税金融、合作平台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而国际产能合作对于化解各地过剩产能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各地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热情高涨。在此情况下，要谨防地方无序竞争。一旦各地竞相角逐国际产能合作项目，容易造成内耗，有损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整体效果。

第三，产能合作的风险防范系统还不健全。目前中国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国际产能合作风险防范体系，对于投资国的产能、市场、投资规则、配套产业、基础设施和政治环境等方面的信息仍然不够准确，对于中国企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的统计监测相对滞后，不仅难以及时发布风险预警，也无法有效帮助企业应对风险。

三、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基本原则和选择标准

综合考虑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特征和面临风险，应当以“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统筹协调、内外兼顾”为基本原则，遵循国际产能合作的总体标准、产能选择和东道国选择标准。

1.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基本原则

第一，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包括国家和企业两个层面。首先，参与国际产能合作的国家要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际产能合作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中国在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时一定要注意对东道国的环境与社会责任，提高国际产能合作项目的环保水平，不将污染转嫁到东道国，通过国际产能合作积极帮助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带动当地民众脱贫。其次，开展國际产能合作的企业要遵循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基本原则。一方面，参与国际产能合作的中国企业和国外企业要遵循这一原则。另一方面，“抱团出海”已成为国际产能合作的趋势，中国的生产企业与施工企业、上下游企业、同类企业之间要彼此借力，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确保国际产能合作有序推进。

第二，统筹协调、内外兼顾。一是国内产业与国外产业要统筹协调。在将中国优质富余产能转移出去的同时，也要注意保留国内的优势产业，特别要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留在国内，防止区域产业的空心化。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战略值得我们借鉴。二是国际产能合作与外贸出口要统筹协调。二者均可以扩大和保持海外市场，但海外直接投资风险远高于出口贸易风险，并且一般来说规模要相对小得多，同等条件下，出口更具备优势。三是国内产业转移与国际产能合作要统筹协调。根据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处于较高产业梯度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可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也可向国外转移（国际产能合作）。但是总的产能和资本是相对固定的，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就有可能影响国内的产业转移，因此二者的协调非常重要。四是中央层面和地方层面要统筹协调。从中央层面来说，要注意加强引导和统筹，形成全国一盘棋，避免地方的无序竞争；从地方层面来说，各地需要正确分析自身的优劣势，加强国内区域间、企业间的合作。五是借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要统筹协调。既要积极借助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土地价格低廉的优势和产能的缺口转移中国的优质富余产能，也要借助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人才、经验和市场，来提升中国的技术水平、产品品质和人才素质。

2.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选择标准

第一，总体标准。中国倡导和参与国际产能合作有几个目的：一是将中国优质富余产能与国外市场需求对接，释放产能压力。二是持续扩大和保持海外市场，保持中国产能的优势地位。三是形成和培育一批有国际竞争力和市场开拓能力的骨干企业，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和集聚效应的境外产能合作园区。四是通过推进产能合作面向全球从而倒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五是加深国际合作和政治互信，增进团结，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提升在全球经济中的话语权。其最终目的是提升中国产业发展水平，增强经济实力。因此，判断国际产能合作项目可行的总体标准在于其能否实现以上目的。如果某一个国际产能合作项目并没有对释放产能压力有明显作用，或者在国外的经济运行效率反而不如在国内，或者其经济效益不足以弥补其成本和风险带来的损失，或者对于产业转型升级有所阻碍，那么这样的国际产能合作项目就不应当进行。

第二，产能选择标准。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产能的选择至关重要。基础设施产能和制造业产能二者属性不同，应当采取不同的策略。基础设施产能是中国的优质富余产能，同时发展中国家存在非常巨大的基础设施产能缺口。中国推进基础设施产能输出，不仅契合了当地的发展需要，也带动了中国相关装备的大量出口，适宜大力推进。但是制造业产能的选择应当慎重，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一是产品重量大、价值低、受运输成本影响较大，销售半径有限，无法通过国内生产出口而占领海外市场。二是能够利用东道国不可替代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或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优势。⑨如钢铁、能源等产业，可在资源产地进行合作开发。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某些环节，需要在海外寻找廉价劳动力。三是国内产能的确“过剩”。有些国内产业貌似“产能过剩”，实际上是原料不足，出口市场没有打开，如炼油产业。目前，可选择钢铁、水泥、建材、高铁、核电、纺织、服装、食品与饮料等产能向海外转移。

第三，东道国选择标准。对于东道国的选择主要考察以下三个方面：经济发展程度、产业承接基础、风险可控程度。经济发展程度方面，中国可以选择发展程度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在为这些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经验的同时也向其转移一部分优质富余产能。借鉴东亚先进经济体向海外转移产业的经验，中国在选择产能转移的东道国时可优先选择人均收入比中国落后20年左右、经济已经进入持续增长轨道的发展中国家。产业承接基础方面，要优先选择那些本国制造业发展初具规模、有相关配套设施和人才、公共服务比较健全的东道国。风险可控程度方面，要优先选择政治生态良好、社会比较稳定等风险可控的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当前要重视越南、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国在中国产业转移中的地位。⑩

四、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政策建议

1.强化综合统筹协调，提升国际产能合作的整体效果

要加强国内产业与国外产业、国际产能合作与外贸出口、国内产业转移和国际产能合作、中央层面和地方层面、借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等五个方面的统筹协调，确保既保留国内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又拓展国外市场，确保国际产能合作与外贸出口联动发展，确保中国东部地区产能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国际产能合作协同推进，确保中央的总体筹划和地方的具体实施相统一，确保既能借力发达国家的高精尖技术和市场也能合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低要素成本优势。要在《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的基础上，尽快出台国际产能合作规划。从全球角度对适宜与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甄别和筛选，明确目标国家及地区并制定其产能需求图，对目标国家按照优先等级进行排序，确定国际产能合作的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等。对中国优质富余产能进行摸底，明确各区域、各省份的产能合作重点产业，优先选择基础设施产能和中西部地区不适宜承接的优质富余产能。

2.搭建产能合作平台，提升中国企业“走出去”水平

一是与重点国家进行战略对接和高层协调，强化战略共识，依托各种国际组织和会议，积极推介中国的优质富余产能，为企业“走出去”营造良好环境。重点实施好一批示范项目，保障项目落地生根，实现互利共赢，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二是建立国际产能合作信息平台，为企业境外投资提供客观准确的国际市场环境、投资环境以及国别投资指南，避免企业盲目转移，降低投资风险。同时，通过国际产能合作信息平台，引导企业遵循商业规则，形成良性有序竞争，推动企业抱团。三是积极建立双边经济合作区，并完善已有的產能合作平台，如境外经济园区等，促进企业集群式“走出去”。加强双边经济合作区的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的“硬件”“软件”建设，积极营造良好的国际产能合作“小环境”，提升其合作水平。积极打造国际产能合作示范园区，形成若干典型和合作样本，在国际上形成示范效应。

3.加大资金、人才支持，提升国际产能合作的保障能力

一是加大资金扶持力度。继续加大中央财政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对国际产能合作的支持力度，对中资企业境外生产经营进行补贴、贴息和紧急援助。为中资企业提供融资便利，鼓励其通过合资、民间融资、在海外发行债券、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或者利用丝路基金及产能合作基金等方式弥补资金不足。建立金融信保体系支持中小企业“走出去”。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为境外投资项目需出口的大型装备、生产资料等提供通关便利，减免出口环节税费。二是实施海外人才发展战略。鼓励企业合理配置境内外人才资源，大力培养优秀的跨国经营管理人才和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推进人才“走出去”与就地“取才”相结合。引导有条件的普通高等学校、职业技术学院、民办学校在专业设置和学生培养中向当前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领域适当倾斜，培养适应海外工作的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员。带动社会培训机构为有意向到境外投资和就业的人员进行相关知识的培训。

4.积极防控投资风险，提升国际产能合作的风险规避能力

一是建立风险评估与监测体系。境外投资项目在实施之前必须通过第三方机构进行客观、准确的可行性分析和投资风险评估，确保项目的可行性，并建立风险防控机制。要完善已有的对外产能合作统计监测系统，做到准确统计和实时更新，在此基础上，建立中资企业境外投资信息服务系统，密切跟踪企业项目运营状况，监测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东道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整、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变动等情况，及时发布风险预警。二是建立风险处理机制。除企业自身之外，使领馆、商会协会、商业保险都应当发挥积极作用。充分發挥使领馆作用，帮助海外企业克服“水土不服”，当企业遇到不可控风险时，使领馆要积极提供帮助。建立海外商会协会，充分发挥其“承上启下”与“合纵连横”的重要作用，帮助企业海外维权和应对风险。B11完善企业境外投资的保险体系，鼓励保险公司设立专门针对企业境外投资的险种。

5.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营造国际产能合作的良好形象

一是注重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既是当地政府对企业的环保准入要求，也是中国企业在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时应履行的社会责任。中国向国外转移优质富余产能，不是转嫁污染。因此，要特别规范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始终坚持绿色、清洁生产，保护当地生态环境。二是积极融入当地社会。中资企业在生产经营中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建立良好沟通，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中资企业要重点关注企业中的当地员工，使其对中资企业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构建起中资企业和当地民众的友谊桥梁。三是积极帮助当地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国家和地区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甚至是落后国家，非常需要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完善公共设施，改善贫困，有些国家甚至将改善当地就业及公共设施列入外国投资者的准入清单中。因此，要引导企业积极帮助当地经济发展。

注释

①《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已达成52个产能合作项目》，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5/1214/c157278-27927865.html，2015年12月14日。

②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国际产能合作实现“两快两增”》，《中国经贸导刊》2016年第6期。

③宁吉喆：《群策群力善作善成推进国际产能合作》，《中国经贸导刊》2016年第2期。

④国家税务总局：《我国签订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一览表》，国家税务总局官方网站，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70/。

⑤高旭光：《推动企业走出去把优势产能带出去》，《中国经贸导刊》2016年第3期。

⑥王腾腾：《2015年中国对外投资同比增长14.7%》，《南方日报》2016年1月21日。

⑦刘映花：《2015年中国401亿美元出海并购》，《北京晨报》2016年1月21日。

⑧万军：《中拉产能合作的动因、进展与挑战》，《拉丁美洲研究》2016年第4期。

⑨梅新育：《冷静全面看待国际产能合作》，《浙江经济》2015年第12期。

⑩钟飞腾：《“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产业转移：对象国和产业的甄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页。

B11辜胜阻：《推进“一带一路”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战略思考》，《经济界》2016年第5期。